总理值班室秘书周家鼎将浙江省军区的请示写在了《要事汇报》条上。
周恩来凌晨才回到西花厅，看到浙江省军区的请示后，拿起军委一号台的专线电话，要通了南京军区政委杜平。此前，中央针对浙江的混乱形势，委派杜平以中央驻浙江代表的身份负责处理浙江问题。
“杜平同志吗？我是周恩来。主席指示让江华同志来北京治病。中央决定，十一日晚派飞机到嘉兴机场，接江华同志来北京。你们要负责保证把江华同志安全地送到机场。为保证安全，路上要多派些人护送。”电话声音质量不好，周恩来几乎是对着话筒在喊话。
周恩来这一招是釜底抽薪。造反派不是要在十二日召开批斗江华的十万人大会吗？
十一日晚上就把江华接到北京，看你这个会怎么开。
“总理，我马上召集会议，保证完成任务。”杜平就像在战争年代接受战斗任务。
十一日上午，杜平召集驻浙江空五军政委陈励耘、浙江省军区政委南萍、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阮贤榜等和群众组织代表开会，传达周恩来的指示。
那时，地方领导机构大多已瘫痪，说话不灵了，只有军队说话还管点用。
造反派虽然不情愿交出江华，但无奈有“最高指示”，不得不服从。
十一日晚上，江华被安全地护送到嘉兴机场，飞往北京。
江西省委的电话打了几次，工作都没有做通。
二月十八日，周恩来再次嘱秘书打电话给江西，限令江西造反派在二月十九日负责将杨尚奎、刘俊秀送到北京，到时，中央派飞机到南昌接。
江西有关方面给造反派传达周恩来的命令后，造反派不愿意放人，竟打电话到总理值班室讨价还价：“我们十九日准备在八一广场召开批斗走资派刘俊秀的大会，杨尚奎也要参加。我们要求推迟几天送他们来北京。”
总理值班室的回答没有商量的余地：立即按时送到，不得推迟。
二月十九日，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和书记处书记刘俊秀在两名造反派“护送”下，乘飞机来到北京。
周恩来派出的联络员早在机场等候。
联络员对“护送”的两名造反派说：“总理指示，把人交给我们，这里没有你们的事了，你们可以走了！”
联络员穿着军装。两名造反派大眼瞪小眼，眼看联络员带着杨尚奎、刘俊秀上了车。
刘俊秀后来回忆说：
联络员把我们送到中央办公厅招待所住下，并对我们说：“在这里你们安心好了，总理希望你们好好休息，保重身体，以后更好地为党工作。”我们同声回答：“感谢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的关怀！”
刚住下不久，招待所又不断受到冲击。为了安全，总理把一些同志转移到中南海，我和另外几位同志被转移到京西宾馆。在京西宾馆期间，总理还经常派人来看望和慰问我们。在总理的关怀和保护下，我在京西宾馆住了一年零一百天。
据一些老同志的回忆和不完全统计，当时被周恩来以这种方式接到北京保护起来的各大区、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除谭启龙、江华、杨尚奎、刘俊秀外，还有李井泉、宋任穷、张体学、张平化、叶飞、江渭清、欧阳钦、黄火青、黄欧东、曾希圣、程子华、廖志高、霍士廉、杨超、高克林、朱德海等。这些老同志开始被分别安排在中直招待所和京西宾馆住下，周恩来专门指派有关人员负责他们的安全和生活。
这些老同志当时的住处是保密的，一般人不知道。然而，中央文革一伙故意将这些老同志的住处透露给造反派。这样，中直招待所和京西宾馆经常受到造反派的冲击。
一次，来自四川的“红卫兵成都部队”冲进中直招待所，把李井泉、程子华、廖志高、杨超等西南局和四川省的几位负责人抓走。周恩来闻讯后，立即指示增派一个加强连赶来加强守卫，并与造反派交涉，限令他们立即放人，要回了李井泉等人。
七月底，北京航空学院的“北航红旗”造反派翻越中直招待所的围墙，把张体学、张平化、叶飞等三人揪走。
周恩来亲自找北航的造反派头头韩爱晶，要他下令放人。随后又指示北京卫戍区派人前往“北航红旗”要回了张体学、张平化和叶飞。
当时，正是在武汉“七·二○事件”以后，极左思潮猖獗一时。警卫森严的京西宾馆和它那高厚的院墙也没能挡住造反派的冲击。
八月二十五日，来自东北的造反派在京西宾馆门前吵嚷着要揪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
宋任穷也是被周恩来接到北京保护起来的，住在京西宾馆六楼东头的一个套间。
此前，鉴于东北三省的混乱局势，周恩来几次提出要“解放”宋任穷，让他回东北局工作，但江青等人百般阻挠，说宋任穷还没有接受群众的批判，承认错误，还没有“过关”。
警卫部队负责人见造反派人多气盛，一面派人报告总理值班室，一面令战士在门口的警戒线前手挽手筑起了人墙，并劝说造反派不要冲。
但造反派这次是有备而来、有恃而来。他们仗着人多，混乱中有些造反派从警卫战士的头顶越过，冲破警戒线，直奔六楼东头宋任穷的房间。剩下的一部分继续在和警卫部队纠缠。
显然，事先有人把宋任穷的住处告诉了造反派，要不，他们怎么知道得如此准确？！
造反派冲进宋任穷的房间揪着宋任穷连拉带推，就往阳台上拖，个别造反派还在混乱中对宋任穷施以拳脚。他们知道要想从大门口揪走宋任穷是不可能的，便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绳子，准备把宋任穷从阳台上吊下去，强行揪走。
周恩来接到报告后，立即指示傅崇碧，要他亲自火速赶到京西宾馆保护宋任穷。
傅崇碧带了两个加强连急速赶到京西宾馆，正赶上造反派往宋任穷的身上系绳子。
要动真的，造反派哪是部队的对手！何况还是训练有素的警卫部队。三下五除二，傅崇碧就指挥部队把宋任穷从造反派手中夺了回来。
次日凌晨，周恩来找东北造反派谈话，严厉批评他们冲击京西宾馆揪斗宋任穷的行为，说：你们这种做法完全不是无产阶级政治，是资产阶级政治，说坏一点，是国民党特务作风。我劝你们不要学这种特务作风。你们对宋任穷同志有意见，可以在会上提，但不能用这种办法，把人拖走，这成什么政治？你们看看武斗打成什么样子，损失有多大！完全没有国家的观念，没有整体的观念，就是派别的利益！你们这样怎能做接班人？你们想一想，难过不难过？你们自己这样下去会一天一天地脱离群众，要走到反面。
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中直招待所、京西宾馆多次遭造反派的冲击，住在这些地方的老同志都暴露了，安全很难保证。
深夜，周恩来把傅崇碧找到西花厅。
“崇碧同志，在北京的各省市自治区负责同志一定要保护好，不能让人揪走。现在他们住的地方也不安全了，你要想想办法把他们转移到一个秘密、安全的地方。”周恩来满脸倦容，望着这位跟着自己东奔西突的卫戍司令。
为了保护老干部，周恩来可谓绞尽脑汁，同林彪、江青一伙周旋着、斗争着。
傅崇碧稍稍想了一会，从包里拿出了一张地图。
“东高地有卫戍区两个团，一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那个地方比较僻静，也比较安全，把他们转移到那里，你看行吗？”傅崇碧指着地图上的一片营房，征询周恩来的意见。
“我看可以，要绝对保密，不能走漏半点风声，行动要快。”周恩来果断地说。
“好，我先安排布置一下，尽快把他们转移。”
几天后一个夜深人静的凌晨，傅崇碧亲自指挥，选了几十个精干强壮的警卫战士，用汽车把这些老同志拉上，在北京市区兜了几个大圈，确认没有造反派的跟踪后，隐秘地来到了东高地。
周恩来又指派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具体负责与这些老同志联系。
造反派一下子见这些老同志消失得无影无踪，找不到，就到中央文革小组去告状。
江青一伙料定这些老同志是周恩来让人藏起来了，但又不好直接责问周恩来，便几次当着周恩来的面逼问傅崇碧把这些人藏到哪里去了，指桑骂槐。
傅崇碧装作不知道，不搭理他们。
一天晚上，傅崇碧被紧急召到钓鱼台那座灰色的小楼，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会议室。
傅崇碧进门一看，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文革的几个人在，周恩来也在。
“你到底把那些人藏到哪里去了？”傅崇碧进门还没坐下，陈伯达就气冲冲地发出责问。
“哪些人？”傅崇碧依然采取装糊涂的战术。
“啪──”江青一掌拍在桌子上，怒目而立：“傅崇碧，你不要装糊涂，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摆老资格的老革命都到哪里去了？”
傅崇碧这才明白今天找他来又是来审问他把这些老同志藏到了什么地方。他偷偷地看了周恩来一眼，周恩来不动声色地坐在沙发上。
“我怎么知道到哪里去了？你们又没有把人交给我们。”傅崇碧顶了一句。
“你是卫戍司令，你怎么能说不知道？”姚文元也在一旁责问。
“他们又不是我们卫戍区管的，我怎么知道。”
“你不讲，我们也知道是你把他们弄走了，我们早就掌握了情况。你现在要交代是谁让你这么干的，是谁？”康生善于搞唬人的这一套，阴森森的镜片后面露出两股凶光。
“傅崇碧，你必须交代，是谁叫你这么干的？”江青几乎是指着傅崇碧的鼻子。
正在这时，工作人员进来说，毛主席那里来电话，叫傅崇碧司令员马上到中南海毛主席的住处去。
毛泽东的电话解了傅崇碧的围，也解了周恩来的围。对此，在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傅崇碧将军接受采访时，作了详细地回忆：
我从钓鱼台来到了中南海。到主席那里的时候，主席还在游泳池洗澡。他的秘书告诉主席说我来了。主席从游泳池上来了，穿那件睡衣。主席说，吃饭吧，吃包子。那时已凌晨一点多了。我就在主席那里一块吃饭。我拿出那个“百丑图”（注：“文革”期间造反派画的丑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图画），主要是贺龙、罗瑞卿抬轿子，抬刘少奇等。主席说，你拿着个什么？我说：我出来以后，红卫兵塞了一个图给我，我还没看。我没讲我有意识拿的。主席说，他们给你的，你为什么不看看？我说，还没来得及。我就把图打开了。主席一看，这是丑化我们党，丑化我们，马上要秘书打电话，告诉陈伯达这个画不能发，要没收。我说，主席可别对人讲是我给你看的，我怕跟别人讲了我要倒霉。主席说，我不讲。然后，主席就问北京的情况。……
主席问：写朱老总的大字报街上还有没有？我说，有。主席说，还有大字报不好嘛，朱毛不能分开，没有朱，也就没有毛。主席这么讲，我心里很高兴。我说，陈毅的夫人带着个木枷，被拉到外面游街了。胡耀邦发烧到三十九度，还要跪倒，腿都跪掉皮了。主席说，这个不好，有病为什么要游街啊！主席问：搞喷气式，当年红军斗地主时，你们搞喷气式吗？我说，不搞，那时戴高帽子，敲锣，游行。主席问，喷气式怎样做的？我就给主席比划。我说三个人，一个按着脑袋，两个按着手。主席说，那个不好。我对主席说，这些人都搞得不行了，那些搞原子弹的，还有北京医院看病的这些教授，人家都叫臭老九，要打倒。主席说，老九不能走。这句话就是这样来的。我说，总理讲了，现在那些省委书记、老部长被搞得没有办法了，造反派要抓他们。总理要我们把他们保护起来。这样，我就把他们保护到我们的营房里去了，在东高地，北京市南面，那里有我们两个团，一个炮兵团，一个步兵团。这个我不能给主席说瞎话了。我又说，现在有人追问我两次了，我没讲江青追问我，我也不好讲，我讲中央文革追问我，要我交待。现在还没怎么，只是追问我，向我发火。刚才在钓鱼台追问我，我还没讲清楚你就叫我来了。主席说：总理做得好，你们也做得好。好人搞坏了，坏人搞死了，这样搞不好。我说：我还没有交待清楚，他们还会追问我。主席说：不要紧，再要找你追查，你就说我叫你办的。主席这样一讲，我就有了尚方宝剑，我不怕了。……
主席讲完后，快到凌晨四点了。我从主席处出来后，我就回家了。他们（注：指中央文革一伙）打电话到主席那儿问我走了没有，主席那儿说我走了。他们又打电话到卫戍区也没找到我，到北京市委也没找到我，最后打了我家的红机电话，说你要赶快来，快要天明了。这样，我又坐着车到钓鱼台去了。江青、康生他们都还在，总理也在。他们问我，主席找你谈什么？你讲一讲。我说：没谈什么，主席问了北京的情况，我把北京的情况给他讲了，主席讲，要讲团结，要讲联合。保护那些人的事，我没有跟他们讲。江青说：算了算了，你不要讲了，你把那些人藏到哪里去了，你还没交待清楚，你赶快交待。这个时候我心里有了底气，我就喝我的水，拿根烟抽着。结果，康生站起来了，说：你这个人不老实，你为什么不交待，讲清楚？我就火了，我说你们去问毛主席。他们说，你怎么不早些讲。我说：我说上面让这么做的，你们不让我讲话。我发了火，茶杯里的水都摔了出来。我说，你们不要我讲话，我一讲，你们就对我发火，我有什么办法？你们去问主席去，主席叫我这么办的。这下，他们再也不敢讲了，对我态度就好了，说不要讲了，这个问题搞清楚了。
开完会，从钓鱼台到人民大会堂，去接见红卫兵。一出门，总理一下子就把我拉到他车上去了，坐他的车。总理说：你刚才怎么这样讲呢？我说，毛主席说你办得好，我们办得好，好人搞坏了，坏人搞死了。总理笑了。总理说，今天他们这样查你。你吃了苦头了。
所以，我说很多干部如果没有总理千方百计想尽各种办法来保护，这些人很多都被搞死了。包括罗瑞卿，总理要求我们对罗瑞卿同志要保护好，要保密，不要被人揪走。在北京医院，总理几次制止了造反派把罗瑞卿抓走。林彪亲自对我讲，说我不开绿灯，光开红灯。
三十六、周恩来把国务院各部委的部长们保护在中南海，造反派跟着就发通缉令。
在“一月夺权”的狂潮中，国务院各部委的部长们，几乎都成了造反派和红卫兵的“活靶子”，不管三七二十一，逮着就揪。
造反派当时私下管这叫“逮大鱼”。谁逮的“鱼”大，谁就更有炫耀的资本。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中午，一架从西南方向飞来的飞机降落在北京机场。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谷牧顺着舷梯从飞机上走下。
谷牧是一个月前离开北京到四川、云南、贵州了解“三线”建设的情况，刚回到北京。
谷牧一下飞机，迎面就遇上早已在此等候的一群国家建委的造反派。两个彪形大汉左右一夹，不由分说，就把谷牧推上了他们的汽车，揪到了甘家口接受批判。
谷牧被揪的消息被周恩来派出联系各部委的联络员知道了。联络员立即将消息报告周恩来。周恩来对联络员说：你赶快找建委机关的造反派交涉，要他们把谷牧同志送到中南海，就说总理要听谷牧关于三线建设情况的汇报。
第二天，造反派开完谷牧的批斗会后，把谷牧送到中南海北门交给了周恩来的联络员。为了防止谷牧再次被造反派揪走，周恩来叫他不要回家，就在中南海里头给他找了一间房间，住在中南海里头。
虽然中南海也受到造反派的冲击，但毕竟是党中央、毛主席办公居住的地方，相对来说要安全多了。
中南海西门进去往北走，有一幢外形呈“工”字形的宿舍楼，俗称“工字楼”。当年，国务院的这幢“工字楼”宿舍，成了国务院许多部长们的“临时避难所”。
当时，国务院各部委的部长们白天要挨斗，晚上还要工作，苦不堪言，精神和体力都难以支撑。煤炭部部长张霖之被造反派关押、揪斗致死。中央调查部副部长邹大鹏难以忍受康生和造反派的迫害，服药自尽。
周恩来内心既悲愤又不安，于是想了一个办法，以国务院通知开会、汇报工作、写检讨等名义，让这些国务院受冲击的部长们轮流住进中南海的“工字楼”，作短暂的休息，少则几天，多则半个月。周恩来告诉联络员：如果造反派要来揪这些部长们，可以说：他们的“检讨”还没写好，等写好了再出去。对性格刚烈的几位部长，周恩来还特别嘱咐：不要轻易出去，要离开中南海须经过我批准。
据不完全统计，除谷牧外，当时的国家计委副主任余秋里，财政部副部长吴波，商业部部长姚依林、副部长王磊，八机部部长陈正人，铁道部部长吕正操、副部长刘建章，四机部部长王诤，农垦部部长王震，冶金部部长吕东，文化部部长萧望东，农业部部长江一真，水电部副部长刘澜波、钱正英，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副部长黄树则、崔义田、张凯、贺彪，一机部部长段君毅、副部长周子健，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任方毅，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廖承志，石油部副部长康世恩，纺织部副部长钱之光等近几十位部级干部都先后在中南海避过难。
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在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接受采访时，深情地回忆了她当时被周恩来保护到中南海的情景：
“文革”期间最后把我解放了以后，总理是委托先念同志和余秋里同志跟我谈话的，就说水电部机关在军管会做了工作后，群众让我出来工作。他们受总理的委托，跟我谈话。这是我被打倒以后第一次回到中南海来，先念同志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钱正英啊，你呀该在总理面前烧香磕头，要不是总理做工作，那你还不知道怎么样呢！”那确实，在“文革”期间，我是亲身体会到总理对干部的保护。因为当时就是在一九六七年初，那个最乱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是把我们揪斗了，不光是在我们机关，在北京的所属单位，而且已经开始要把我们抓到外地去，外地的造反派来要把我带到外地去批斗，这个时候我在家里接到总理办公室的电话，说总理给毛主席报告了一个名单，就是有一批部长，为了保护他们的健康，要接到中南海去休息。我接到电话后心里是感动得不得了，因为当时马上就要被造反派抓到外地去了。第二天我就搬到中南海去，然后在中南海住了一段时间。……在中南海的时候，总理没有个别见过我们，就是让富春同志交待我们如何在中南海里好好学习，休息，中间就有一次总理组织召开了一次叫作工业七个部的领导干部跟群众组织头头的会议，在国务院会议厅开的，工业部门有我们水电部，也有煤炭工业部，还有几个部，可能一机部啊什么部，总之七个工业部。当时在会议上，几个部的群众组织就是汇报了“文革”进行的情况，我们都没发言权的，就坐在那里，当时我记得就是煤炭工业部汇报的时候，总理就查问张霖之同志死的情况，煤炭部的造反派就讲张霖之是自杀的，总理就不相信。总理说张霖之同志是国务院的部长，是中央委员，我要对他负责的，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查清楚。那个时候造反派可嚣张了，递了个条子给总理，总理拿了条子一看，条子上写的是“周总理，你的讲话跟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不一样”。周总理当时就一拍桌子说，“我当然不一样了，我是国务院总理，我要对他负责的嘛！”那次会议，总理对我们干部的负责，对我们干部的保护令我们终生难忘。
造反派揪不到这些部长们，竟然对有些部长发出了通缉令，说谁把这些“走资派”藏起来了，以破坏文化大革命论处。
这就等于在通缉周恩来了。
在许多场合，周恩来接见造反派代表时，都严厉批评造反派打倒、揪斗各部委负责人的行为：
“把三四十年的老干部统统打倒，你们就能接班吗？吴波是我下命令让他到中南海休息的，你们下通缉令通缉他，就是通缉我。”
“商业部我们声明了姚依林不是黑帮。他身体不好，应当让他休息。那样揪斗不符合主席整风的精神。中央知道姚依林的情况后，要他到中南海休息。他们跟着就下了通缉令，说谁隐藏姚依林，以破坏文化大革命论处。通缉我了！中南海还是不是无产阶级的司令部？”
“商业部党组要恢复，你们的通缉令要取消。必须把段君毅、王磊交出来。”
“四机部部长王诤是我前些日子叫他住到中南海的，现在我让他出来，你们不能再揪人了。对带‘长’字号的，要一分为二，不要搞人人过关。搞人人过关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卫生部的几个部长是我叫人从医科大学要回来到国务院休息的。钱信忠、崔义田、黄树则、张凯、贺彪等暂时在国务院写材料。卫生系统今后要约法三章，不要再随便抓人了。”
……
那时，周恩来把国务院的这么多部级领导干部接到中南海保护起来，也是顶着很大的压力的。中央文革一伙以此攻周恩来，逼他交人。钱正英回忆说：在中南海住了一段时间以后，富春同志找我们谈，说是总理受压力太大，你们如果经过这一段休息以后，身体还可以坚持的，是不是出去，还是接受群众的教育，我就首先报名，我身体可以了，我出去了。
对于休息一段时间后出去的部长，周恩来和造反派约法三章：（一）要部长们接受批判，事先要给我们打个招呼，不能随便揪人，彼此要有个基本信任，我们也好排个队；（二）批斗时间不能超过两个小时，批斗完后立即放人，不许扣留关押；（三）不许搞变相武斗、体罚，不能有任何侮辱人格的举动。对于有些部长，当他们出去挨斗时，周恩来还要派自己的联络员跟着。
谷牧同志回忆说：
那时，富春同志跟总理商量，说是不出去遭批斗几次恐怕不成，就规定一个礼拜两次，最多三次出去，跟群众见见面。那个时候有个说法，这样做可以“缓和一下群众敌对情绪”。我每次被拉出去，总理都要派个联络员跟着，而且跟联络员讲好，每次出去不要超过两个小时，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让别人抢跑，两个小时完了送回来。哪个造反派还听上面的什么安排？什么两个小时，一批斗，至少都是四、五个小时，喷气式也坐了，什么揪头发这些事（造反派）都干了，就是没下跪。
我也真受不了了。李富春同志就向总理建议，说这样的话，谷牧身体受不了，也耽误工作呀，说好多事要他干，是不是改为一星期出去一次，或者是经过批准出去两次。总理对这个情况很清楚了，他说：“什么一次两次，不出去了！以后谁要谷牧出去，必须经我批准。”此后一段时间，我出去挨斗的次数确实少了许多。
二月一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小礼堂接见工交口几个部门的造反派，明确告诉他们：谷牧不是“黑帮”。谷牧的问题我早就讲过了，他犯了错误，应该让他向建委的同志检讨。但是，到今天为止，我们掌握的材料说明谷牧的问题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他在国务院有工作，要他检查，可以定好时间，不要揪来揪去。一个余秋里，一个谷牧，他们不属于哪一派。
三十七、彭真挨斗时，周恩来对傅崇碧说。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九日，秘书给周恩来送上一封信。
信是由“新北大公社”、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中国人民大学红卫兵总部、中国科学院革命造反团、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等组成的“斗争彭、陆、罗、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西郊筹备处”写给周恩来的。信中提出：要求在二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两天召开“斗争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大会”，会上要进行“上揪下扫”。“上揪”就是“把矛头直接指向刘、邓黑司令部，直接指向刘、邓、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下扫”就是“痛打及横扫其党羽喽啰”。准备把“彭、陆、罗、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主要成员揪出来示众”。
信中还列出了两天准备揪出示众的近三十人的名单：
第一天揪出示众的有：彭真、刘仁、郑天翔、万里、吴晗、林枫、蒋南翔、陆平、彭珮云、张洁清，陆定一、周扬、吴冷西、林默涵、许立群、熊复、夏衍、严慰冰。
第二天揪出示众的：罗瑞卿、肖向荣、梁必业、苏振华、徐子荣、郝治平，杨尚昆、安子文、曾三、李伯钊。
周恩来在这些人名的下面粗粗地划了横线，双眉紧蹙。
彭真是前不久周恩来刚刚从红卫兵手中要回来交给北京卫戍区保护起来的。
彭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被打倒，周恩来回天无力。但是，他还是尽最大的努力去保护，只要力所能及，能减少一点其痛苦就绝不袖手旁观。
当造反派揪斗领导干部之风刮起后，周恩来嘱咐傅崇碧说：你们要注意保护彭真，不要让人给揪走了。傅崇碧就给彭真的住处增派了一个加强班的警卫力量。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陈伯达主持“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会上，江青讲话大骂“旧北京市委”，公开点了彭真等北京市委和中宣部陆定一等十几位负责人的名字，骂这些人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十二月二日，陈伯达、江青等人的讲话准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中央文革小组已通过，林彪也已审阅。周恩来在审阅新闻稿时，在其中点名称彭真、陆定一等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三处文字旁划了双线，不同意在新闻报道中公开点名批评。
因为如果在新闻报道中公开点明彭真等人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就等于给造反派揪斗彭真等人开了通行证。
随后，周恩来将新闻稿送毛泽东批示，并附了一封短信：
主席：这一报道，已经中央文革小组通过，并经林彪同志审定，现送主席审批。在第七、九、十三页中，有三处指名批判了一些人，是否合适，请主席批示。
周恩来
十二月二日
十二月三日，毛泽东审阅时，把周恩来划出的这三处点名批判的名字全都删掉了。并批示：退总理，已作修改，请再酌。
周恩来接毛泽东的批示后，即批：伯达、康生、江青三同志速阅转唐平铸同志办，请即照主席的修改发表。
既然是毛泽东修改的，陈伯达、江青等人也只好哑巴吃黄连，干瞪眼。
但他们不甘心，对周恩来也怀恨在心。
第二天晚上，江青、戚本禹策动一些人把彭真从家里揪走了，还把北京市和中宣部的几位负责人刘仁、万里、林默涵、夏衍等也揪走了。
彭真的住处有一个加强班警卫，但警卫战士又必须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那些来揪彭真的人仗着人多势众，一来就把警卫战士给围起来，把电话线也铰了，一些人越过围墙，把彭真给抢走了。
傅崇碧接到报告后，立即报告周恩来。
周恩来又急又气，指示卫戍区和公安部：不能开这个先例，不能随便把人抓走。
要立即追查，把人给带回来。
周恩来还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深入到各高校去打探情况。经过两天的调查，弄清了是文艺院校的一些学生所为。他们准备把彭真弄去游街示众。
周恩来马上责令戚本禹召集这些学生前来开会，要他们把彭真交出来。
会上，周恩来严厉批评了他们的极端做法，说：你们这样搞，我们不能同意，你们考虑过后果吗？你们考虑过影响吗？考虑过安全吗？你们要立即放人，并保证安全。
彭真被要回来后，为保证安全，周恩来把他交给傅崇碧，要北京卫戍区监护，规定：彭真参加批判大会，须经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的批准。那时，监护实际上就是保护。
正因为如此，造反派这才写信给周恩来，要求批准召开批斗彭真等人的大会。
周恩来知道，他们肯定也已写信给中央文革。因此，在看完“斗争彭、陆、罗、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西郊筹备处”的来信后，周恩来提笔在信上批示陈伯达、康生、江青：请研究他们所提出的口号“下扫”是否合适？并请派人一询。这个筹备处要揪出这么多人出场，是否在斗、批上有利？
这表明，周恩来是不同意彭真去参加批斗大会的。
傅崇碧将军曾回忆说：
造反派要批斗彭真，也是一两万人的大会，总理不给。江青就批评我们，说为什么你保护的人光开红灯不开绿灯？总理没办法了，对我说：给他们吧。但你们要保护。怎么保护呢？总理说：你们找一架直升飞机，在东郊体育馆外面找一个场子，上面用布盖起来，什么都准备好，驾驶员在门口坐着。万一这一万多人要冲，你们挡不住，就把彭真拉上飞机弄走，弄到你们西山也可以，弄到你们司令部那里也可以，玉泉山也可以。所以，总理对彭真同志也是想办法保护，但保不住，结果彭真也吃了苦头了。
老部长段君毅深有体会地说：“在‘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周总理对干部的保护是尽了极大力量的，可是他说的话也常常算不了数呀。有时，周总理替挨整的干部说了话，造反派反而对他保护的人斗得更加厉害。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周总理仍然在千方百计地保护干部。”
卷十
忍字心上一把刀。江青“项庄舞剑”，意在“周公”，公然把“叛徒”的套索甩向周恩来。周恩来身边秘书被迫隐姓改名，总理值班室被撤销，全是江青的“得意之作”。周恩来忍辱负重斗群贼，天若有情天亦老。
三十八、政治局第四号人物陶铸突然被打倒。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中午，一辆苏制吉姆轿车疾驶在长安街上。
司机老杨尽量把车开得平稳些，好让坐在后座上批阅文件的周恩来舒服一点。
周恩来刚刚在工人体育场接见完文艺界、教育界、体育界和新闻出版界的群众组织代表，又急匆匆赶往人民大会堂。按本日工作日程安排，下午两点，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要召集一个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全军文革小组成员列席的政治局会议。
在大会堂，周恩来草草地吃了点炒饭，便和陶铸一起商谈政治局会议需要议定的有关事项。
此时，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正在大会堂的另一个会议室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的造反派。
陈伯达说，陶铸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实际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广是同他有关系的。中南局是有后台老板的，一个后台老板就是陶铸。他在北京接见你们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他是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但对文化革命的许多问题，从来没有跟我们商量过。（江青插话：他独断专行）他独断专行，不但背着文革小组，而且背着党中央。你们揭得好，给我们很多支持，感谢你们！
康生说，你们把材料整理出来。有材料摆出来了，你们就胜利了。
周恩来和陶铸商谈完工作后，正是下午一时三十分。
周恩来又给广东省省长陈郁打了个电话，告诉陈郁：“我已通知蒯大富向‘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传达主席的意见：不要把王任重同志揪到北京来，让王就在武汉检查。”
政治局会议开始的时间快要到了，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还没到。周恩来就亲自来到陈伯达他们接见造反派的会议室，一来抓紧这十几分钟的时间听一听，二来催促陈伯达他们及时结束来开会。
周恩来进去时，接见已是尾声。陈伯达他们诬陷陶铸的话已经讲过了，周恩来没有听到。
开完政治局会议后，周恩来在大会堂东会议室接见军队院校的群众代表，劝说他们取消将在五日召开的矛头指向叶剑英、陈毅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接见一直持续到深夜。
晚上八时，周恩来中断与军队院校学生代表的谈话，到毛泽东处开会。
会后，毛泽东突然问周恩来：“江青说陶铸镇压群众，这是么子回事？”
周恩来知道，江青说的是四天前的那件事。他向毛泽东汇报了事情的经过。
那天晚上十点多钟，专程来京的“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在中央文革一伙的策划和怂恿下，突然闯到中南海西门，扬言要陶铸立即接见。否则，就全体绝食。
在当时“要保护革命小将”的旨意下，一些造反派动不动就以绝食来要挟中央领导人。
陶铸也无可奈何，只好去接见。地点在国务院小礼堂。
一进会场，陶铸就发现气氛不对。没有欢迎的掌声，没有被接见的敬意与笑容，只有一种批斗“走资派”时才有的疯狂与粗野。人群骚动着、激颤着，像被困的饿狼望见了群羊。
接见开始时，陶铸提出：“你们要求我在许多问题上表态，我是即席讲话，有些问题考虑不很周全，传出去不好。因此我提三点建议：一是不要搞录音，会后双方协商搞一个谈话纪要；二是让被揪来京的中南局书记李一清参加；三是派出代表提问，集中回答问题。”
然而，有恃无恐的造反派一条也不接受，故意和陶铸对着干。
在乱哄哄的喧嚣声中，一造反派头头跳上前来，指着陶铸叫嚷：“陶铸，今天是我们叫你回答问题，而不是你接见我们。所以，对我们提出的所有问题，你必须老老实实回答！”
陶铸强压着怒火，严正地说：“同学们今天对我采取这样的形式是不恰当的，我是政治局常委，我坚持认为今天的会是接见会。”
“你有什么资格来接见我们？我们勒令你立即回答问题！勒令！”
……
不论陶铸怎么说，造反派就是不答应。陶铸还不知道，他今天所做的一切忍耐和努力都是徒劳，因为造反派今天来的目的根本就不是来听陶铸回答问题的，而是来想方设法激怒陶铸，使他落入中央文革一伙事先设好的圈套。
冲突越来越尖锐，陶铸终于被激怒了。他愤怒地说：“你们这样强迫我，我们还有什么商量的余地？我以个人的身份，向你们这种做法提出抗议！”
造反派一触即跳，他们有的胡呼乱喊，有的强行冲上前抢夺录音带，有的甚至上前要揪走陶铸。会场秩序乱成一片。
现场警卫人员见状，担心出现意外，忙上前维护秩序。按照警卫制度，他们身上是带着武器的。
拥挤之中，造反派触摸到了警卫人员挂在身上的枪。于是，造反派借机扩大事态，当即一片尖声鼓噪：
“枪！他们身上带着枪！”
“陶铸动用武力对付我们革命群众了！”
“陶铸拿枪对准了手无寸铁的革命群众！”
……
整个会场，陷入一片混乱。
此时，周恩来正在另一地方接见哈尔滨“红色造反团”。他接到工作人员的报告后，很不放心，即以电话通知李富春，要他立即赶到会场去。
周恩来还派自己身边工作人员赶往会场帮助做工作，说：“要保护好陶铸同志，千万不能让红卫兵揪走。”
后来，陶铸被迫承认自己“态度不冷静”，给了造反派一个台阶，这场长达六个多小时的“接见”才得以结束，陶铸才得以脱身。
周恩来见毛泽东询问这件事，心中顿时明白了江青等人在毛泽东面前告了陶铸的阴状。在向毛泽东汇报完事情的经过后，周恩来平静地回答说：“不是镇压群众，是陶铸受了胁迫，压不住火，态度有些不好。”
“哦！是态度有些不好。”毛泽东也就没再说什么。
从毛泽东处出来后，周恩来边走边琢磨毛泽东就陶铸之事的询问。他心中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陶铸是在“文革”初期从广东省调来中央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宣部部长的，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八届十一中全会前，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由刘少奇、邓小平主持。八届十一中全会“炮打司令部”后，刘少奇、邓小平虽然还是政治局常委，但实际上已经靠边站了，党和国家的重任就压在了周恩来的身上。鉴于这样一种局势，在讨论政治局常委的分工时，周恩来建议让陶铸来协助他处理党和国家的日常事务。
周恩来和陶铸有过长期的接触，深知陶铸的才干、品德和作风。他性格耿直，旗帜鲜明，办事干脆，敢于“放炮”。一九六一年十月十一日，他在中南区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上疾呼：“我们老是讲人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看要到此为止了。现在他们是国家的知识分子、民族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建设的知识分子。因此，我建议今后在中南地区一般不要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了，这个名词伤感情。”周恩来对陶铸放的这一“炮”颇为赞赏。
毛泽东采纳了周恩来的建议，并在审阅政治局常委名单草案时，亲自用红笔把陶铸的名字勾到周恩来的名字之后、陈伯达名字之前。此后，陶铸在搏击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恶浪中成为周恩来的得力助手。
——八届十一中全会讨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又称《十六条》）时，周恩来和陶铸坚持删掉了原稿中“黑帮”、“黑线”一类的提法，加入了不少限制性的政策条文，如：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干部要区别对待，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大多数，要团结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把运动和生产对立起来；保护科技人员；等等。
——当运动开始影响整个社会秩序、打乱党和国家工作部门的正常工作时，陶铸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底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起草了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一些具体问题的通知》。《通知》把军队、军事机关、公安部门、外事部门，中央和各省市广播电台、电视台、新华社，各级党政机关电台、机要部门，中央和各地档案部门，航空场站、铁路交通，大电站、大电厂、变电站，尖端企业和尖端科研部门，中央和各地的银行、金库，城市重要公用事业机关（如自来水公司、公共汽车公司等）列为要害、机密部门和单位；要求：“在运动中，对于党和国家的要害、机密部门和单位，必须坚决进行保护。”各级党组织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应当主动地向广大群众和师生进行教育，使他们自觉协助党和国家对要害机密部门做好保护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