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国民党当局热热闹闹的一番算计，又只不过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罢了。
据当时在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任驻沪调查员的国民党中统特务、曾因捕获顾顺章而受到蒋介石嘉奖的黄凯在一九五三年六月供称：这个所谓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是他和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情报股总干事张冲合谋伪造的。由张冲执笔，黄凯派人送往上海各报刊载。这个伪造启事“丝毫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好久并无人来向各机关秘密自首”。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当年伪造启事的捉笔人张冲和被诬陷的周恩来，后来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捐弃前嫌，为抗日救亡事业，为国共第二次合作，携手共进，风雨同舟，为世人演绎了一个从昔日的政敌对手到后来的私交密友的动人故事。
一九四一年，当年仅三十八岁的张冲（字淮南）不幸染上恶性痢疾病逝后，周恩来感情激动地挥笔写下了“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的挽联，并在《新华日报》上撰写了二千余字的悼念文章《悼张淮南先生》：“我识淮南先生甚晚，西安事变后，始相往来。”“我与淮南先生初无私交，且隶两党，所来往者亦属公事，然由公谊而增友谊，彼此之间辄能推诚相见，绝未以一时恶化，疏其关系，更未以勤于往还，丧及党格。这种两党间相忍相重的精神，淮南先生是保持到最后一口气的……”
然而，九泉之下的张冲做梦也想不到，当年他执笔伪造、没能打倒周恩来的伍豪启事，这样一件历史上早已澄清、共产党内外许多人都很清楚的事情，竟在周恩来主政中国的时代被江青当作射向周恩来的一发毒弹。
红卫兵知道伍豪是周恩来的别名后，立即将这一启事抄下来送与江青。
如果说，年轻的红卫兵不知道国民党伪造的伍豪启事的真相，还情有可原，那么，作为从延安过来，又是长期在领袖身边生活的江青是应当很清楚这一事件的真相的。一九四三年在延安整风审干时和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都作过汇报和说明。
但这时的江青却如获至宝，以为这是打倒周恩来并置之于死地的绝好材料。
在与中央文革一伙一番密谋后，江青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于五月十七日突然给林彪、周恩来、康生三人写了一封信。信中阴险地说：“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恩来），要求同我面谈。”
江青此举，实际上是逼周恩来的一个通牒：你必须就此作出交代！
江青的险恶居心，我们还可从康生的举动中得到印证。
作为当年上海中央特科负责人的康生，对国民党伪造伍豪启事的前前后后是一清二楚的。一九六二年十月三十一日和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康生在两个提到“伍豪等脱党启事”的材料上批过：“这完全是造谣诬蔑……实际上，当时周恩来同志早已到苏区去了，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事。”“当时在上海的同志都知道这件事。”
然而，此时的康生深知江青欲置周恩来于死地，竟装聋作哑，一声不吭。
四十一、毛泽东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
当江青一伙在策划陷害周恩来时，周恩来正忙于处理内蒙古问题。
自二月以来，在内蒙古自治区，军队与红卫兵的矛盾持续恶化，局势一度失控。成千上万的群众拦阻火车，上京告状，甚至发展到到中南海新华门前集体静坐，其中还有部分军人。
五月十一、十二日，呼和浩特市数千名群众（其中有数百名内蒙古军区的机关干部和战士）闯入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机关并发生武斗。周恩来紧急约集中央军委常委和内蒙古军区有关负责人在京西宾馆开会，处理内蒙古问题。
在此前后，周恩来为处理内蒙古问题先后接见赴京的内蒙古各方代表达十几次，常常是通宵达旦。
不分昼夜苦撑危局已是不易，还得随时对付江青一伙的无端刁难与攻击。可以想象，当周恩来收到江青用心险恶的信后，是怎样的一种悲愤心情！
面对江青的居心叵测，周恩来断然予以反驳。他在江青的信上愤然批道：
“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只举出二百四十三人，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为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详情另报。”
然而，周恩来深知，对江青一伙，仅仅作这样简单的说明和反驳是不起作用的。江青、康生一伙一手制造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冤案就是前车之鉴。
试想一下，既然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这样一件中央知道并在党的两次代表大会上作过结论的事，在这伙别有用心的阴谋家的一再诬陷下，转眼间就被定性为“叛徒集团”，那么，谁又能保证“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不会演绎成第二个“叛徒集团”？江青一伙正是基于诬陷制造“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大获全胜”，才敢明目张胆地以“伍豪事件”来诬陷周恩来。
更为要紧的是，如果周恩来在这个时候被打倒，那就并不单是他个人的事，而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在目前这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周恩来负有一种别人无法替代的责任与使命。陶铸被打倒了，几位老帅和三位副总理也因二月抗争失利而被迫靠边站了，唯有他有条件争得毛泽东的支持，同党内正义力量一起，与林彪、江青两个反动集团相抗衡。一旦他被打倒，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将更加肆无忌惮，党和国家的前途安危不堪设想。此时此刻，此情此景，周恩来又怎能不慎而又慎、防而又防？
就个人来说，周恩来不怕被打倒。但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周恩来又不得不考虑自己被打倒的后果。
五月十九日，接到江青信后的第三天，周恩来断然放下手头各事，亲自调阅了一九三二年上海各种旧报，将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的有关事件编为《大事记》，并亲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主席：
连日因忙于四川和内蒙问题，并同内蒙军区请愿战士分批谈话，直到今天才抽出一天功夫翻阅上海各报，江青同志也于昨日转来各件，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八日的伪造启事，它是先在《新闻报》二月二十八日登出的。登后，同天，上海临时中央方面就向申报馆设法，结果，《申报》二十日、二十一日登出伪造的启事，二十二日登了广告处给伍豪先生另一广告启事的拒登回答，大概这是当时所能做到的公开否认伪造启事的办法。我在记忆中，有通过申报馆设法否认的处置，但结果不明，十六日午间已向主席这样说了。不过我原来将伪造的伍豪启事记在通缉杀人犯周恩来、赵容（即康生）之前，现在证明是我记错了，查遍一九三一年顾顺章、向忠发相继叛变后的上海各报，并无另一个所谓伍豪启事，而红卫兵也未发现另一启事。可见在我记忆中的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所以我只能从电报和来信中知道，也就不全了然了。
现在，把四中全会后与此有关的编为大事记送阅，同时，送上报道最详的上海《时报》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二月合订本一册．《申报》一九三二年一月二月合订本两册，请翻阅。
此事需否专写一报告，待主席、林彪、康生、江青各同志传阅送上各件后，请再约谈一次，好作定夺。敬礼！
周恩来
五月十九日夜
（附件一）
大事记
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央开六届四中全会
四月，顾顺章送张国焘、陈昌浩等经武汉入鄂豫皖苏区，顾留汉口被捕，向蒋介石自首。
上海当夜得到消息，中央有关机关全部转移。
五月，中央决定消灭顾顺章家属十人（作者注：当时，顾顺章的家属掌握和了解我党的许多绝密和领导同志的情况以及中央机关地址，顾顺章叛变投敌后，经过我们侦察，取得了他们准备向敌人告密的可靠证据。他们还给顾顺章写信报告我党中央机关迁移后的新址，对我党的安全造成极大的威胁。为了保卫党的安全，中央特科采取了非常措施，将顾顺章的家属秘密处决。对于顾顺章的幼女，由我工作人员谭钟玉送回顾的家乡上海宝山县代为抚养。）
六月，向忠发捕后叛变，处死。有两处机关破坏。
九月，九·一八沈阳被日寇侵占。
十一月，特科王世德（老先生）被捕，供出顾顺章家属被消灭。
十一月二十一日。国民党下令发掘尸身，在法租界姚主教路爱棠村三十七号，三十三号，胶济路，武定路、德坊六号，在新闸路，麦特赫斯脱路陈家巷九十一号，从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先后掘出男女尸身各八具，共十六人。
报上登出的有：
时报（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七天）；
申报（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六天）；
新闻报（二十二日，二十四日至二十九日七天）；
时事新报（二十四日至三十日七天）；
民国日报（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四天）。
登得最详并附照片的为时报。（附一专讯）十一月底至十二月初
顾顺章悬赏缉拿杀人凶手周恩来等紧要启事（全文附）
报上登出的有：
时报（十一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十二月一至二日四天）；
申报（十一月二十九至三十日，十二月一日三天）；
新闻报（十一月二十九至三十日十一月一至二日四天）；
时事新报（十一月二十九至三十日，十二月一至三日五天）；
民国日报（十一月二十九至三十日，十二月一至二日四天）。
十二月上旬周离沪，经汕头，从永定进入中央苏区。在闽西得知十二月十四日宁都暴动五军团起义成功。
二十日左右，周抵瑞金叶坪。
一九三二年一月，王世德发表叛变声明（全文附）
上海登一月十一日申报，其他报未见。
据报，南京中央日报登一月二日。
一月二十八日，淞沪抗战
二月，十八日起至二十一日，上海报上先后登出敌人伪造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全文附）。号称二百四十三人，并无另一姓名，就此一点，断然为敌伪造无疑。
上海报上登的有：
新闻报（二月十八日，十九日）；
申报（二月二十日，二十一日）；
时李新报（二月加日，二十一日）；
时报未登。
民国日报未找到。
二月二十二日，申报在广告栏内登出如下启事：
“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十八日送来广告启亨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申报馆广告处启。”
这种广告处启事，登在广告栏内很少先例，而又在伪造脱党启事登报的同天，当时一望而知是否认脱党启事的，故未能登出。这想是当时党中央所采取的公开否认办法。
毛泽东看了周恩来的信及所附的材料后，批示：“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诸同志阅，存。”
显然，毛泽东没有搭理江青的企图。
一九六七年底，北京有一学生给毛泽东写信，重提“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毛泽东明确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
四十二、忍字心上一把刀，天若有情天亦老。
由于毛泽东的直接表态，江青一伙企图以“叛徒”罪名打倒周恩来的图谋不得不有所收敛。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在“伍豪启事”这件事上，江青压根就没死心，而是把它作为一颗不定时的“定时炸弹”攥在手中，并一次又一次地紧拧“发条”。
——一九六七年十月，江青在钓鱼台住地同吴法宪等人谈话时说：“我这里什么人的材料都有，……这一口袋是周恩来的材料。”在此同时，江青、张春桥把持下的上海市革委会的《抓叛徒》简报中，还列入了“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一条。
——一九六八年五月，上海档案馆的一造反派头头受命将诬陷周恩来的材料密封起来托吴法宪转交江青。
——一九六八年七月，在江青一伙的指使下，两个行动诡秘的人到绍兴、上海、南京、淮安等地，搜集诬陷周恩来的黑材料，被群众发现扭送到公安机关。
——一九六九年五月，九大结束后，当上了政治局委员的江青得意洋洋。她把张春桥、姚文元、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等召到自己的住处吹风：“周总理，行政领导，组织才能有一些，但他掌握大方向、大原则不行。文化大革命，单独搞一个中央常委碰头会，不支持中央文革。常委碰头会垮了，才来依靠中央文革来解决问题。”说到此，江青神秘兮兮地拍拍自己的中山装下衣兜：“嘻嘻，总理还有不少材料掌握在我的手里。”
……
周恩来注意到了江青一伙的不良居心。一九六七年九月一日，在北京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周恩来当着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的面，说：我知道有些人专门对我进行研究，把我历史上多少年的东西都找出来。我倒要感谢他们，如果是好意的话给我提出来。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以来，犯过不少错误，说过不少错话，但是，我总是跟着毛主席走的，有的时候跟得不紧就改正嘛！现在，我说明，对你们的帮助我是欢迎的，但是，如果拿根本不存在的事来要挟，来煽阴风点鬼火，搞阴谋，那我是坚决反对的。
一九六七年十月和十一月，周恩来先后将载有伪造“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的报纸和他五月十九日给毛泽东的信以及毛泽东的批示等材料拍照存档。一九六八年一月十日，周恩来又给江青写了一封信，告知她已将有关材料拍照存档的事。信中说：“此事在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二年，凡熟悉上海政情和共运的，均知其为伪造。我在一九四三年延安整风、下半年开的中央座谈会上已原原本本谈过，今年有暇，我当在小碰头会上再谈此事，并予录音，记入中央档案。”
也许是因为鬼把戏被人看破的作贼心虚，也许还有因为眼看得意的阴谋难以得逞，江青看了周恩来的信后，越发老羞成怒，直接找周恩来的岔子一时找不着，就玩起了“项庄舞剑”的把戏。
在短短的三个月之内，江青两次大肆撒泼，狠整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以此来刁难和攻击周恩来。
对江青第一次撒泼的情况，当时任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回忆说：
那是一九六八年三月中旬，由周总理主持召开讨论解决东北问题和宋任穷同志出来工作问题。会议定在下午四时在大会堂接见厅开，那时我是警卫局警卫处副处长，负责这次会议的现场警卫工作。大约在三点半左右，江青的警卫员孙占龙同志打电话给我，说江青刚起床，还没有吃饭，要我在大会堂准备吃的，在会议室旁边找个房间先吃饭，后参加会议，要吃鸡蛋饼、鸡汤面、两荤两素四个小菜。我找大会堂党委书记刘剑同志，尽快按要求备好了吃的，放在旁边小山东厅里。此时，党中央、国务院、军委、中央文革等有关同志都到了，就等着江青了。此事我向在场的中央办公厅主任兼警卫局局长汪东兴作了汇报。我们两人站在会议厅门外迎接江青。江青大约晚到了十五分钟，汪东兴给她敬了个礼，我对她说：开会在这个厅，你的饭在小山东厅，要不要先吃点东西？她没说话，斜了我一眼，就进了会议室。那时大家对她出于尊敬都站了起来，她却不理睬，径直走向总理，以质问的口气说，你们在开什么会？为什么叫成元功在门口档着不让我进来？当着与会者的面大吵大闹起来。总理解释她不听，会也开不成了。
为了照顾影响，总理宣布休会后，同江青、汪东兴、杨成武、李作鹏等人来到小山东厅。江青继续吵闹不休，硬说是总理安排我在门口挡着不让她进去，意思是总理背着她搞什么活动。总理就让汪东兴叫我进去当面说清楚。当我走到门口时，听见总理大声说：“我是个老同志，你应该相信我们这些老同志，根本没有的事。”我推门进去后，总理说：“你们查对吧，我不参加。”说完总理就到走廊里去了。这时汪东兴要我把情况说一下，我就把她的警卫员来电话说的原原本本讲了一遍。江青一拍桌子，说：“根本没有的事，去把我的警卫员叫来。”汪东兴把孙占龙叫去，孙说：“是我打电话让成元功准备饭的。”江青勃然大怒，拍着桌子说：“你们都给我滚出去，不要你们在这里工作，你们去给总理说去。”
我出来违心地对总理说：总理，今天我们工作没做好。总理没有说什么，又进了小山东厅。后来江青又和总理大吵大闹了一个多小时。说什么孙维世是一条狼，成元功是一条狗，骂不绝口。我心里清楚，她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她是把矛头指向周总理，拿我们开刀的。在总理身边工作人员中受江青迫害的还有周家鼎、杨德中同志，尤其是杨德中同志，江青限他四天内离开北京。
几天后，一个深夜，江青又把总理、汪东兴叫到钓鱼台，让秘书们也参加。江青说：成元功历史上就是个坏人，曾多少次限制我，多少次阻挡我和总理接触……。总理说：不会的，成元功十四岁参加革命，从小在这里长大的。江青斩钉截铁地说：那至少也是变了质的坏分子。随后，又把警卫处其他同志指责了一番，骂了一通。
这样一来，警卫局的领导不好办了。汪东兴和几位局领导找我谈话，说你先到学习班学习一段时间再说，以后不要再到首长处去了。我于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进了学习班，又在一九六九年一月五日去了江西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直到粉碎“四人帮”前夕才回到北京工作的。
成元功遭难被迫离开周恩来两个月后，按捺不住“倒周”之心的江青再次向周恩来撒泼发难。
事情的缘起是江青批示传阅的一份电话记录。
五月三十一日，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并举行盛大的成立大会。同日，四川省革委会主任张国华的秘书打电话报告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办事组接电话的人记了一个电话记录，大致内容是：（一）四川省革委会成立庆祝大会的规模和盛况，会议开得很好，没有发现问题和死亡事故；（二）明天梁兴初司令员、李大章等准备去重庆参加六月二日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三）省革委会委员准备明天到金牛区学毛主席著作，参加劳动。
这完全是一个例行公事式的电话，没什么实质性的重要内容。因为四川省革委会成立前已经过中央批准，中央领导层都知道。但江青为了显示一下权力欲，大笔一挥，把电话记录批送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传阅。
周恩来签阅后，顺手将这份文件与另一份文件用曲别针别住，放进他办公时常用的皮夹子里。
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来询问这一文件时，秘书周家鼎怎么也找不到这份文件。待周家鼎找到这份文件退中办秘书局时，已是六月二日了，隔了一天。当天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以醒目的巨长标题《毛主席伟大预见“四川很有希望”鼓舞七千万人民前进，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在剧烈的阶级斗争风暴中胜利诞生》，报道了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消息。
因此，秘书局值班人员询问总理值班室：此件毛主席已阅，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已发消息，是否还需要传阅？
秘书局值班人员的意思是用不着再传阅了。
总理值班室的秘书也认为可以不再传阅了，但还是留了一句：还要不要传阅，可请示一下中央文革办事组。
不料，江青借此事大做文章，指责周恩来纵容他的秘书，目无中央文革，看不起她江青，等等。而后，又气冲冲地在传回的电话记录上批了一段很长的文字：“如果总理的秘书和中办秘书局认为可以不传阅了，那么，请只送毛主席、林副主席、伯达同志，其他同志可以不传。不过，政治责任应由总理的秘书和中办秘书局负。”
完了，江青又把电话记录批送毛泽东、林彪。
林彪阅后，又批给周恩来，并加了一句：“今后江青同志及中央文革其他同志批传的文件及电话记录必须按批送的范围及时传阅。”
康生、陈伯达也附和：完全同意林副主席的批示。
文件重又回到了总理值班室。秘书们一看给总理捅了个大漏子，心情沉重而又紧张。
周恩来是天快亮时才拖着疲惫的双腿回到西花厅。心事重重的周家鼎赶紧连检讨带报告：“总理，我们犯大错误了……”
周恩来看了江青、林彪的批语后，沉思了半天没说一句话。许久，周恩来才缓缓地说了一句：“家鼎啊，你们顶不住，告诉我，我写几句话，由我来负责就是了。”
周恩来的意思是，当时文件找不到，可以告诉他，由他出面去解释。
说罢，周恩来在文件上批道：“我将另有一检讨意见送上。”
然而，周恩来的检讨并没有使这件事情了结。江青抓住这件事胡搅蛮缠，没完没了，说总理值班室的眼中没有中央文革，要解散，等等。
总理值班室两个秘书、三个干事，一共才五个人。而“文化大革命”中的忙和累使得在工作上从不轻易喊累的周恩来也不堪重负。
周恩来当时曾对阿尔巴尼亚外宾说：我很坦率地说，现在比三年解放战争时忙得多，真正打仗时也不这么忙，每天都遇到问题，时间总是不够用。人手不是多了，而是少了。
周恩来还曾对秘书说：现在什么事都要我批，没有人替我顶一顶。我现在一过四点（指拂晓），就出现早跳心慌，靠氧气维持，一睡下就起不来，疲劳不堪。
显然，对于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忙的周恩来来说，五个人的值班室本来就人手不够。但江青一伙出于对周恩来“整不倒也要把他累垮”的企图，打起了总理值班室的主意。
此后不久，总理值班室被迫撤销。周恩来身边除留下一个秘书外（以后又增加了一个），其他人下放基层“支工”、“支农”。周家鼎当然也就被迫离开总理值班室。
周家鼎后来回忆说：
在我们向总理告别时，总理讲了三条：一到最基层锻炼；二不要担任任何领导职务；三改个名字。我们在总理的长期教育下，习惯提出自己的意见。我当时冒昧提出：“四清”时，为“扎根串连”，改名换姓，不是都受了批评吗？我们要不要改名字？当时，邓颖超大姐在场，说：“总理让你们改就改么。”指着我说：“你就改名叫贾汀好了。”事后才知道，总理担心我们得罪过江青，日后一旦被她发现，会借手造反派整我们；另外，也考虑到我们同首都和全国各地的造反派联系较多，以原名出现会招惹麻烦。足见总理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谈话后，我改名贾汀，到铁道部二七机车车辆厂蹲了五年。
总理值班室撤销后不久，周恩来在接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时说：我现在只有两个秘书，其他的都支工支农去了。每天二十四小时，一个人得工作十二小时。我不能不让他们休息。晚上我让他们走，有些事情我自己写，自己办。
周恩来还对外宾说：如果文化大革命完成了，我还没有死，还没有被打倒、被免职，我一定陪科列加同志去参观长江大桥和黄河三门峡水电站。
从这些言辞中，我们不难体察到周恩来的心境：面对江青的无端刁难和险恶居心，周恩来表面平静似水，内心却汹涌如海。
周恩来忍辱负重斗群贼，这需要一种何等的韧性！
天若有情天亦老。
卷十一
林彪、江青合谋，武汉三镇刀光剑影。危难之际，周恩来急赴武汉稳大局，飞机上坐满了荷枪实弹的中央警卫团官兵。
四十三、混乱之中，毛泽东要到武汉去游水。
七月，炎热的夏季。
人民大会堂一百一十八室，毛泽东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
毛泽东坐在靠西边的一个大沙发上，纵论全国各地“文化大革命”的形势。而后提出：七月了，我要到外面走走，去长沙、武汉看看，去武汉游水，那里的水好。
对毛泽东提出要去武汉游长江，大多数与会者认为武汉几派群众组织斗争激烈，为安全起见，最好不要去武汉。
林彪和中央文革的几个人也劝毛泽东。其实，最担心毛泽东安全的是周恩来。这倒不是说单指去武汉危险。在当时全国派性林立、武斗迭起这样一种乱哄哄的局面下，外出去哪里也不安全。试想，如果此时毛泽东的人身安全万一出现个三长两短，党怎么办？国家向何处去？高兴的只会是那些急于乱中夺权的野心家、阴谋家。
因此，周恩来也不赞成毛泽东去武汉游长江。他对武汉的情况是比较了解的。相对来说，武汉当时的情况更乱一些。自一月份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以来，各地造反派与军队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许多地方的造反派把矛头指向了军队，冲击军事机关。三月，武汉军区和公安机关为稳定武汉局势，抓了武汉地区军内外一批造反派头头和骨干分子，解散了“工总”及其所属组织，引起了造反派的不满。在中央文革成员的怂恿下，造反派连续冲击武汉军区。
对此，周恩来于四月十九日在钓鱼台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听取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和政委钟汉华的汇报。会上，周恩来要求中央文革尽快接见武汉造反派赴京代表，做做他们的工作，要他们不要再冲武汉军区了。但中央文革阳奉阴违。就在此前后，江青在接见军队群众组织代表时说：“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武汉和从北京南下的造反派公开提出了“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的口号。
五月十六日，出于对武汉军区的支持，武汉若干群众组织自发地成立了“百万雄师”。“百万雄师”认为：武汉军区支左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不能把斗争矛头指向军区，不能不加分析地打倒所有老干部。这样，武汉地区的群众组织派性斗争日趋激烈，并出现大规模的武斗。当地驻军也被卷入。七月初，周恩来正打算叫武汉两派群众组织派代表来北京汇报。
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要去武汉游长江，周恩来怎能不对毛泽东的安全多加考虑呢？但是，毛泽东决定了的事谁也无法改变。他坚持说：天下的水要算武汉最好，我哪里也不去，就到武汉去游水。并要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随行。
当然，周恩来对毛泽东外出表示忧虑，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担心毛泽东不在北京，中央文革一伙趁机会更加为所欲为，自己与他们斗争的难度也将会增加。
周恩来深知，毛泽东虽然有时支持江青一伙的某些做法，赞成“天下大乱”，但当他看到严重的混乱状况出现时，也是赞成对运动加以一定的约束的，他虽然严厉批评了参加“二月抗争”“大闹怀仁堂”的老同志，但是，从总体上说并没有要彻底打倒这些老同志的想法，还是主张要保护他们。这与林彪、江青等人欲置这些老同志于死地是有本质不同的。
因此，周恩来与林彪、江青一伙斗争的一个重要策略就是运用毛泽东某些局部的正确主张并加以发挥，尽可能争取毛泽东的有限支持，来制定和贯彻一些正确的政策措施，从而尽可能地减少运动带来的损失。无疑，及时获得毛泽东的一些想法，及时地把运动中的有些情况准确地传达到毛泽东耳中，对周恩来的这种斗争策略就显得十分重要。
因此，当毛泽东外出巡视的想法成为难以改变的决定之后，周恩来对将随行的杨成武交待说：你的任务是当好我和主席的联络员，保证主席的安全，直接同我联系。
周恩来的这一用意是很明显的，而且这一用意在后来的斗争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为了毛泽东的安全，周恩来决定自己先飞武汉打前站，顺便借这个机会解决武汉的问题。他打电话告诉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原来准备来北京汇报的武汉两派群众组织代表不要到北京来了，就在武汉解决问题。
七月十四日凌晨二点三十分，周恩来坐空军的飞机前往武汉。随机前往的有李作鹏和空军作战部的负责人。
行前，周恩来致信李富春、李先念、陈毅：我有任务离京两三日，大事请报中央文革，一般业务请你们商决。
凌晨四点左右，周恩来飞抵武汉汉口机场。当时的武汉空军副司令刘丰在机场迎接，把周恩来等接到了武汉空军司令部。
周恩来见陈再道、钟汉华不在场，心里有点纳闷，以为造反派把他们弄走了，便问刘丰：陈再道、钟汉华哪里去了？
刘丰一时答不上来。原来，周恩来到武汉一事，把持空军的吴法宪没有通知武汉军区，只通知了刘丰。这是极为反常的。
周恩来对刘丰说：赶紧通知陈再道和钟汉华，让他们立即到东湖宾馆开会。
草草地用过早餐后，周恩来等便直奔中共湖北省委招待所——东湖宾馆。
在百花一号楼会议室，周恩来召集陈再道、钟汉华、李作鹏、刘丰及武汉军区、空军有关负责人开会，宣布了毛泽东即将到武汉的消息，并详细布置了毛泽东到武汉后的住地及游长江的安全工作。
七月的武汉，酷暑如蒸。由于电厂也忙于闹革命，东湖宾馆的电也停了。还是早上八点多钟，会议室挂着的温度表就已升到了摄氏三十四度。
周恩来不顾天气炎热，又带着有关负责人到长江岸边察看地形，对确定毛泽东下水的地点、游泳的路线、在什么地方上船及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应采取的应急措施等都作了细致的安排。
下午五时，周恩来亲自来到梅岭一号查看为毛泽东准备的房间。
站在门口烈日下的哨兵，身上的衣服被汗水湿得像水泡了似的，见到周恩来，赶紧敬礼。
周恩来关切地对哨兵说：辛苦了，你可以站在阴凉处有风的地方。
哨兵激动地说：谢谢总理，我不热。
走进梅岭一号，一股闷热迎面扑来。周恩来对随行的军队负责人说：派人去发电厂了解一下，看是什么原因停的电。告诉电厂，就说我周恩来在武汉，请他们尽快排除故障，恢复向这个地区供电。
据当时的随行工作人员说，周恩来当时还作好了万一不能准时供电，就让毛泽东住在专列上的准备。
电厂听说周恩来到了武汉，很快答应立即排除障碍，尽快恢复供电。后来六点多种，电厂就恢复了对东湖宾馆的供电。
周恩来又把东湖宾馆的负责人和服务员找来，要求他们以实际行动迎接毛泽东的到来，不要因闹派性而影响工作，要绝对保密。
晚上九点，毛泽东抵达武汉，住进了梅岭一号。当晚，周恩来到毛泽东处汇报了有关情况。
就在同一天下午，谢富治、王力以“中央代表团”的名义从四川也来到武汉。
本来，谢富治、王力是受中央委托到四川、云南处理问题的。毛泽东决定到武汉后，周恩来打电话给当时兼任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要他赶到武汉，负责毛泽东的安全工作，并要王力等一同来武汉，先解决武汉问题。
周恩来还告诫王力：在武汉暂不要露面。然而，谢富治、王力违背周恩来的指示，抵汉的当天晚上就与造反派组织接触，并公开了他们“中央代表团”的身份。
从七月十五日起，一直到十八日，周恩来连续召集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武汉空军师以上支左单位负责人开会，听取武汉情况的汇报，解决武汉问题。
七月十七日上午九时三十分，毛泽东在梅岭一号召集周恩来、谢富治、王力、杨成武、余立金、郑维山等开会，听取谢富治、王力汇报四川、云南及湖北等地“文化大革命”情况汇报。
当谢富治、王力汇报到云南要打倒李成芳、湖北要打倒陈再道时，毛泽东插话说：凡是有错误，不管是大错误、小错误，只要认识了错误，统统不打倒。人家承认错了，还要打倒，那就是他们的错误了。陈再道只要承认了错误，打倒也不行。
说罢，毛泽东指了指周恩来，说：我和总理在北京就说了，到武汉是来给陈再道保驾的。陈再道、孟夫唐都不要打倒。武汉军区要起草个稿子，发表公开声明：一是有功，二是有错嘛！支工支农有功，支左就有错嘛！
显然，毛泽东认为武汉军区没有真正支持左派群众。他对军区抓了少数几个造反派头头，解散“工总”有不满，认为这是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路线错误。
因此，毛泽东又说：对“工总”那么整，不商量，不报告，就是有问题。“工人总部”要平反，抓的“工总”的几个头头，没放的最好今明两天放了。
“军队犯错误犯得快，改正也改正得快。”毛泽东燃起了一支香烟，继续不紧不慢地漫谈：“真正要打倒陈再道，怎么行呢？错误改了，他们还要打倒，那就是他们的不对。陈再道就是不动脑子，少政治。”
周恩来插话说：“有些老同志脑子一时转不过弯来。这次欢迎赞比亚总统时，我让陈老总去敬韩爱晶一杯酒。韩爱晶说，陈老总啊，我们要打倒你，不是真的要把你打倒，而是要把你打到毛主席的路线上来。我用手捅了捅陈老总，示意他表示一下态度，向革命小将学习，他未吭声。”
谢富治说：“湖北问题比较复杂，要解决有困难。”
毛泽东不以为然：“不见得。我看湖北问题比湖南、江西要好。对红卫兵不要太怕，不管哪一派，现在都要借用我的招牌。‘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三派（指‘百万雄师’、‘二司’、‘三新’）要达成协议，发表个声明，要做他们的工作。”
“公、检、法系统全烂掉了，百分之百地烂掉了。”谢富治似乎还不甘心在毛泽东面前讨了个没趣。
“不一定。有坏的，也有好的。有问题，经过教育还可以改过来。”毛泽东仍然甩给谢富治一个软钉子。
毛泽东又问周恩来：“恩来什么时候回北京啊？明天回去吧，去解决一下湖南问题。”
周恩来说：“郑维山同我一路回北京，这里留下成武、余立金同志，还有海军的李作鹏。”
毛泽东点了点头，又说：“五月十六日的通知，我同总理临时决定的（指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作者注），发得那么快，引起了很多猜测，整到总理头上，北大、清华也有这种论调。”
这次会议，实际上毛泽东已定下了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原则。会后，周恩来找陈再道、钟汉华谈话。
次日，即十八日，周恩来在武汉军区及驻武汉部队师以上支左单位的负责人会议上作总结讲话。事前，周恩来将亲拟的讲话提纲送毛泽东审阅过。实际上，这是周恩来代表中央宣布处理武汉问题的原则。
周恩来在讲话中肯定了武汉军区抓革命，促生产的成绩，同时也指出：军区在支左问题上有错误，责任由军区主要领导同志承担。陈再道同志、钟汉华同志，要主动承认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给“工总”平反，并马上释放朱鸿段（朱为武汉军区抓的造反派头头）。“工总”起来之后，可能对“百万雄师”进行报复，这个工作由中央来作。军区要对部队进行教育，各群众组织要进行整风，联合起来，互相学习。
周恩来还主动为武汉军区担了一份责任，说：军区解散“工总”，可能是受了他的一次讲话的影响。
当时，陈再道等人没能领会周恩来的用意和难处，对要他们承认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表示不服。周恩来苦口婆心地劝说：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没有经验，因此犯了错误。错了就检查，就改正，改正了就好。要你们承认错误，写检讨，是为了保护你们，不是要打倒你的。主席都表态了嘛！
为了让陈再道等人放下思想包袱，晚上，周恩来又特意带着陈再道、钟汉华来到毛泽东住处。
毛泽东一见陈再道他们，就笑呵呵地问：“你们怎么样啊？”陈再道忧心忡忡地说：“我们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毛泽东大手一挥，说：“这怕么子呀？现在他们一提就是路线错误，谁都是路线错误。”
陈再道听毛泽东这么一说，心里踏实了一点，说：“要是犯了路线错误，我们马上开大会作检查。”
毛泽东笑了。摇了摇手：“那可不行，你千万不能开会，你一开会，就下不了台。你就写个东西，到处去发。发表之前，三方面（‘三新’、‘二司’、‘百万雄师’）先要开好会，军区也要开好会，声明一发表就团结起来了。”
毛泽东说：“你们想一想，一个工厂，这派工人这么左，那派工人就那么右吗？这一派是革命的，那一派就不革命？你们相信吗？要联合起来。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毛泽东还对陈再道、钟汉华说：慢慢来，不要着急。要先把部队和群众组织的思想工作做通。我要中央文革做“工总”的工作，做到不仅不打倒你们，而且拥护你们。
说着，毛泽东当着谢富治、王力的面，指着陈再道、钟汉华说：要使他们能出去，不仅保证人身安全，还要保证拥护陈司令、钟政委。
谢富治、王力表示按毛泽东的指示办。
至此，武汉问题的解决已安排就绪。周恩来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晚十一点三十分，周恩来离开武汉飞回北京。
四十四、王力在武汉挑起事端
回北京后，周恩来忙着找湖南省有关负责人谈话和接见湖南两派群众组织代表，解决湖南问题。
长沙市打得不可开交，铁路交通都中断了。
七月二十日，周恩来正在钓鱼台十六号楼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解决长沙铁路问题。
门被急匆匆地推开了。秘书快步走到周恩来身旁，耳语了几句。周恩来起身去接电话。
电话是在武汉的杨成武打来的，说王力被抓走不知去向，武汉局面混乱，毛泽东的安全没有保障，并简要叙说了事情经过。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
十八日晚上，谢富治、王力到机场送走周恩来后，由机场直接来到了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造反派总部。他们戴着红袖章，视察据点、工事，慰问在武斗中受伤的人员。王力在讲话中说：武汉问题一定解决得最好、最快，因为武汉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坚定不移地支持你们，你们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这种现象翻过来，叫它一去不复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