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反派对王力的讲话如获至宝。他们立即把王力的讲话用高音喇叭到处播放，说王力有“四点指示”：即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要为“工总”平反，造反派是革命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
七月十九日下午，按照原计划决定，武汉军区在军区礼堂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请谢富治、王力出面给部队做工作。谢富治在讲话中批评武汉军区解散“工总”是错误的，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说：“三纲”、“三新”是革命派组织．军区应该支持他们；“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不能依靠他们。
王力还嫌不够，又在讲话中指责军区干部“对文化大革命一点也不理解”，需要他们“像小学生一样，从一年级的第一课讲起”。他批评武汉军区看不到当前斗争的主要矛盾是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王力滔滔不绝，一直讲到晚上十一点多。
谢富治、王力的讲话虽然有些是中央定下的解决武汉问题的基调，但是，他们这种咄咄逼人的训人气势，特别是那种公开支持一派、压制一派的做法是明显违背了毛泽东、周恩来关于解决武汉问题的精神的。结果，非但没有达到给军队和群众做工作的目的，反而激怒了广大与会干部和群众，挑起了更为严重的敌对情绪。周恩来在武汉苦熬四天四宿解决武汉问题的工作毁于一旦。
七月十九日晚，“百万雄师”和独立师、二十九师的部分战士，开着上百辆大卡车和拉着警笛的消防车涌进军区大院，质问王力在水电学院讲的“四点指示”是什么意思？王力凭什么把“百万雄师”打成“保守组织”？陈再道、钟汉华为什么要当“投降派”？并要求王力接见。
武汉军区负责人当即对群众做说服工作，同时希望王力出面做做工作，平息事态。但王力拒不接见群众。“百万雄师”的群众怒上加怒，他们直接冲到了谢富治、王力居住的东湖宾馆百花二号楼。终于，更大规模的冲突爆发了。
对此，陈再道将军回忆说：
七月二十日清晨，我来到谢富治房间，刚刚坐下，“百万雄师”就冲进来了。他们挤在门口，要找王力。我和谢富治站起来，劝他们到外面去谈谈。而王力却躲在隔壁房间里不敢出来。我和谢富治到屋子后面的草坪上坐了下来，“百万雄师”两百多代表，站的站，坐的坐，围在我们周围。我是第一次和“百万雄师”谈判，谈的结果很好，谢富治答应下午接见他们，他们也答应先回去。王力看见这个情况，壮壮胆子走出来，和我们坐在一起。正在这时，又冲进来几百人，多数是独立师和二十九师的战士，他们在军区大院等急了，愤怒地喊着，要抓王力，并且把我当成王力，上来就是一阵枪托。王力趁乱跑回屋里，“百万雄师”和部队战士找到他后，请他到军区大院去回答问题，以免引起更大的混乱。王力赖着不走，北航“红旗”几个人又大耍造反派的威风，气凶凶地辱骂他们。他们忍无可忍，硬把王力抓出来，塞进汽车，拉到了军区大院。
杨成武将军回忆说：
在抓王力的时候，谢富治怕被群众抓走，趁机会跑到我的住处，我问他：“你们出去讲的什么话？事前请示过总理没有？”
“没有。”谢富治说
“报告毛主席没有？”我又问。
“没有。”谢有气无力地回答。
“你们捅了大乱子了！”我随即对谢说。
此时，要找陈再道、钟汉华出来做工作，也不那么容易了，群众的情绪没法平息下来。
而对这样混乱的局面，我考虑到毛泽东的安全问题，立即布置了保护措施。
随后，电话报告了在北京的周恩来。
周恩来握着话筒的手有点颤抖。他做梦也来不及想到本来有希望解决的武汉问题在他离开武汉后的一天内竟被搅得如此糟糕透顶。他对杨成武说：根据情况可以将毛主席随时转移到安全地点。我安排一下马上飞武汉。
此时，武汉三镇像开了的锅。“百万雄师”调动几百辆汽车，出动数万人，头戴安全帽，手执长矛，成四路纵队浩浩荡荡在武汉街头游行示威。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和武汉市人武部近千名指战员也参加游行。省军区独立师几百名指战员全副武装戴上“百万雄师”的袖章，枪上刺刀，在汽车上架起机枪，公开与“百万雄师”一起游行。他们高喊口号，张贴标语：
“王力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罪该万死！”
“打倒王力！”
“中央派人来，王力滚下台！”
“周总理到武汉，王力靠边站！”
“欢迎周总理到武汉！”
这些标语口号反映了军心和民心。的确，在武汉随时都可能爆发一场难以估量的流血武斗，毛泽东在武汉的工作和安全受到威胁的危急之际，只有周恩来，也只有周恩来才能担负说服“百万雄师”把王力放出来，缓解双方矛盾，稳定群众情绪的重任。这就是周恩来在关键时刻的独特作用。
周恩来自己也很清楚，除了自己再赴武汉，没有人能够代替。
事实也如此。林彪、中央文革也决定请周恩来再赴武汉。不过，林彪玩了一个花招。他得知武汉“七·二○”事件爆发后，亲自写了一封信，又叫戚本禹修改。戚本禹感到事关重大，又叫陈伯达、关锋一起修改，最后又签上了江青的名字。信中说，陈再道搞“兵变”，要毛泽东及早转移。
林彪、江青明知周恩来要赴武汉，却没有把信交给周恩来，而是给了他们的心腹邱会作。江青对邱会作交待说：“你的脑袋在，这封信就要在。”邱会作把信放在贴身汗衫内，先于周恩来飞武汉把信交给了毛泽东。
中南海西花厅，秘书在紧张地为周恩来再赴武汉作准备。不明内情的邓颖超在一旁干着急，说刚刚回来怎么又去？是不是毛主席在武汉出了什么事？
不一会，西花厅门前响起了汽车声。周恩来匆匆走进办公室，邓大姐跟了进去。周恩来简单地向她交待了几句，就带着秘书、警卫、医护人员乘车直奔西郊机场。
这时，已是下午三点三十分。
机场上，三架飞机昂首待飞。其中两架坐满了奉命随周恩来赴武汉执行保卫毛泽东的中央警卫团官兵，一个个荷枪实弹。周恩来座机的前半部也都坐满了中央警卫团的官兵。
陈再道将军回忆说：
下午三点五十四分，总理乘飞机从北京起飞。飞行途中，吴法宪骗总理，说王家墩机场不能降落，陈再道派部队包围了机场，要劫总理，同时打电话给林彪办公室说：武汉有几十辆汽车冲进机场，要劫总理。武汉军区有鬼，研究时军区有人参加，要不消息怎么传出去的！请向一○一（即林彪）报告一下。吴法宪把总理坐的飞机调到离武汉六十多公里的山坡机场降落。总理下飞机时，林彪和吴法宪指使别人以反“兵变”为名，紧急调动的空降部队已经占领了机场，一片刀光剑影。
当年跟随周恩来同机赴武汉的卫士高振普是这样回忆的：
飞行大约四十多分钟，机长向周恩来报告：接地面报告，武汉的大街已贴出了欢迎周总理亲临武汉，解决问题的大标语。同时说，王家墩机场的跑道上，停放着好多辆载满红卫兵的卡车，飞机无法着陆，只好改降备用的山坡机场。
周恩来说：“到时看看再说。”
飞临王家墩机场，飞机降低了高度，我们看到机场跑道上的人群像一条长龙，只好改降山坡机场。这是一个军用机场。飞机着陆后，没有合适的梯子，周恩来只好从飞机自带的小梯子上走下来。他没有进休息室，说是要先打个电话。机场负责人把他引进一个帐篷，里面有一部军用手摇电话机。他让那位负责人要通了刘丰的电话，询问了一些情况，同时了解到王家墩机场的群众还没有离开。
一位同志为周恩来送来了一杯开水。周恩来接过杯子想喝，因水太热不能喝。
我赶忙接过水杯，又要了一个杯子来回折，这样水会凉快一点。周恩来指着同来的中央警卫团战士，对那位机场负责人说：“给战士们搞点水，要凉一些的。”
机场负责人立即派人去搞水。十几分钟后，战士们就喝上了汽水。
刘丰等从王家墩机场赶到山坡机场。周恩来与他们商量进城的办法。他们不同意坐汽车，理由是路途太远，更不同意调直升机来，因为武汉很久没有直升机飞越上空了，万一有人从下面开枪，就会危及生命安全。
周恩来说：“先休息一会儿，等天黑下来再说。”太阳渐渐落下山去，但天仍是亮的。周恩来走出帐篷，坐在一个板凳上，一边摇着扇子，一边向机场负责同志了解他们的生活训练情况。天不作美，一点风都没有，加上着急，在场的每个人都像洗过澡一样。
电话铃声打断了他们的谈话。电话是王家墩机场打来的，说是那里的人们已离开机场向城里的方向去了，飞机可以降落了。周恩来听后很高兴：“全体登机，返回王家墩机场。”
王家墩机场休息室里坐满了人，他们向周恩来详细报告了七月二十日发生的事件经过。
周恩来不能停留在机场，要尽快去见毛泽东。在场的同志认真地研究着周恩来怎么由机场去宾馆的事情。城里交通很乱，曾发生过一位军区负责同志乘坐吉普车时被手持长矛的人捅了一下的事情，幸而长矛从这位同志腋下穿过，没有伤着。他们为周恩来的安全担心，一时想不出好办法。
周恩来很果断地说：“天黑下来后，坐吉普车进城。”
为了缩小目标，周恩来指定成元功、张树迎、乔金旺、张洪德和我几位负责安全的同志及医生张佐良、护士许奉生与他分乘两辆吉普车，由空军的一位作战科长带路，先行进城，其他人员半小时后再走。
天黑下来后，两辆吉普车飞快地向城里开去。武汉市区的秩序确实混乱，不时看到被打碎的公共汽车横在马路上，成群的人手持长矛在马路上走来走去，好像在寻找出击的目标。口号声、高音喇叭的呼叫声震耳欲聋。
东湖宾馆的一号楼内，谢富治和当地的负责同志以及随谢富治去的全国有名的北京院校的造反派头头已等在那里。他们看到总理到了，都抢着向总理叙说七月二十日的事情。
周恩来先招呼几位负责同志到了一个小会议室，研究确定了保证毛泽东安全离开武汉的详细办法。从毛泽东出发的时间，乘坐什么车辆，行车路线以及由哪些人负责护送，都做了周密细致的布里。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去看毛泽东，当面报告了请毛泽东离开武汉的安排。毛泽东接受了周恩来的建议，决定当晚乘专机离开武汉去上海。
二十一日清晨二点来钟，毛泽东被秘密护送离开武汉东湖宾馆，上午十一点乘飞机到达上海，住进了虹桥宾馆。
毛泽东走了，周恩来继续留在武汉，平定局势。
要平定局势，当务之急是要先找回被抓走不知去向的王力，说服群众把王力放了。不管怎样，王力是中央文革的主要成员。抓走王力，中央文革小组岂肯善罢甘休？而且只会落得反对中央文革的口实。一边是政治高压，一边是冤屈不满，两派斗争会更加尖锐，局势会更加动荡不安。
为此，在安排好毛泽东转移之后，周恩来在百花一号召集武汉各方面负责人会议。他说：抓走王力更会引起武汉两派的严重对立，把问题搞得更加复杂化，以后会围绕着抓王力的事件展开无休止的争论。军区的同志要尽快找到王力的下落，并说服群众把王力放回来。
军区派出人四处打探，没有结果。
二十一日上午，周恩来再次催陈再道、钟汉华，无论如何要找到王力。
王力此时正躲在小洪山指手划脚呢。原来，就在王力被揪到军区大院之后，钟汉华和武汉军区副政委叶明、副司令员孔庆德就赶到了军区大院，说服群众立即放王力回东湖宾馆。群众不答应。一直到中午，钟汉华他们设法将王力悄悄地弄出了军区大院，转移到了军区所属某师师部六号楼。不料，该师的一位负责人为了邀功，连哄带吓，把王力带上了六号楼附近的小洪山隐藏起来。晚上，当叶明等到六号楼想把王力转移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时，不见王力的踪影。这位该师的负责人抱着对武汉军区不信任的态度，拒不告诉王力在哪里。周恩来下达寻找王力的命令后，该师的参谋长对前来寻问的军区负责人只说王力在安全的地方，就是不告诉王力藏在哪里。军区负责人把这个反常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二十一日中午，刘丰来到了该师师部，该师的那位负责人把王力交给了刘丰。刘丰把王力带回了武空司令部。后来又把王力转移到了山坡机场。
作为武汉空军的刘丰本来是不知道王力藏身于某师师部的。后来有人推断，可能是周恩来听了军区的汇报，断定王力可能就藏在某师，而该师负责人不相信武汉军区，不愿把王力交给军区，因而派被林彪、中央文革所信任的刘丰前往该师师部要人。
王力找到了，武汉问题暂告一段落。
七月二十二日，周恩来离开武汉回北京。为了防止再生事端，天刚蒙蒙亮，周恩来先坐车到山坡机场，把王力带上。王力正由护士为他换药。只见他身上多处被扭伤，一只脚腕肿得很粗。见周恩来来了，王力有些激动，挣扎着起身与周恩来握手，自然也少不了叙说自己被抓挨斗的经过。
周恩来说：“现在事情都已解决，今天可以回北京了。”
下午四时四十分，周恩来拖着疲乏的身子离开王家墩机场回北京。
四十五、林彪把武汉“七·二○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
周恩来拖着疲乏的身子回北京，但武汉“七·二○”事件并没有结束。
按照周恩来的想法，是想让“百万雄师”、武汉军区及其他群众组织各派代表来京商谈，进一步解决武汉问题。
二十二日上午，周恩来从武汉打电话向毛泽东建议：武汉发生的事，对外报道应含蓄些，不点名。他回北京时将陈再道、钟汉华等四人保护起来，以免受到伤害。
在王家墩机场，周恩来临回北京前，召集武汉军区副政委叶明、军区副司令孔庆德及李作鹏、刘丰等人开会，要叶明、孔庆德暂时主持武汉军区的工作。并要叶、孔二人转告陈再道、钟汉华：要赶快表态，争取主动，这样我才好说话。
周恩来还特意当着刘丰的面交待说：武汉空军仍是双重领导，要听军区的话，不能随意表态。
显然，周恩来没有把“七·二○”事件看成是“反革命暴乱”，更没有把陈再道、钟汉华看成是“反革命暴乱”的“黑后台”和“罪魁祸首。”
实际上，毛泽东最初也没有把“七·二○”事件看成是“反革命暴乱”。他在从武汉转移到上海虹桥宾馆后说：武汉问题，我看当作错误处理。如果他有什么决心，我们也出不来，总理他们也进不去。他并没有下命令，无论谁也不准进去。可见陈再道并没有下死命令。
毛泽东还同意周恩来将陈再道等人保护起来的建议。
然而，就在周恩来回到北京的当天晚上，林彪亲自主持会议，中央文革成员全体参加，听取谢富治的汇报。会上，林彪把武汉“七·二○”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陈再道、钟汉华是“主谋”。处理“七·二○”事件分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以中央名义调陈、钟进京，看陈、钟敢不敢来，如果不敢来，就证明陈、钟有问题。第二个步骤，起草关于处理武汉问题的文件，开一个百万人的欢迎大会，并通知各地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
对林彪的定调，犹豫中的毛泽东也没有表示什么。林彪对“七·二○”事件的定调成了中央的决定。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已是无力回天了，原来设想解决武汉问题的部署全部落空。他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陈再道、钟汉华等人，减少一些损失。
在林彪处开完会后，周恩来代中央起草了给武汉军区的电报：
武汉军区党委并武汉军区空司党委：
周、谢、王、李四同志回京后面报一切。中央考虑到“百万雄师”派代表来京事，一时不易谈成，而武汉局面又急需德定，拟先约军区和有关方面同志来京一商，请陈再道、钟汉华、傅传作、刘丰、吴世安、周志刚、赵兰田、温锡、张绪、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十二位同志于二十三或二十四日来京。中央已令空军派机往接，何时动身，望告。
起草完后．周恩来嘱用绝密电发出。同时，找到杨德中和傅崇碧，商量陈再道、钟汉华等人来京后的住宿和安全问题。周恩来说：陈再道、钟汉华等人来京后住京西宾馆。告诉宾馆工作人员，一定要遵守纪律，注意保密。宾馆警卫部队不足可以增派，要绝对保证陈、钟等人的安全。
七月二十四日凌晨，周恩来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西花厅。秘书周家鼎给周恩来留下了一张工作汇报条：
总理：武汉军区陈再道等十二人已于今（二十四）晨一时五十五分抵京。机场由空司副总参谋长梁璞亲自掌握，京西宾馆接待人员也专门作了工作。从目前看，保密问题不会发生什么问题。
尽管周恩来作了这样周密的部署，但陈再道等人进京住京西宾馆的消息还是让中央文革的人有意地泄露出去了。
“文化大革命”中，像类似这样的周恩来四处“救火”，中央文革一伙到处“放火”的事例数不胜数。
二十四日中午，周恩来正在与刚从上海回到北京的杨成武谈话。杨成武向周恩来汇报说：“主席对我说，你去告诉总理，把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独立师师长）、蔡炳臣（独立师政委）都接到京西宾馆去。你告诉陈再道三句话：一是有错误就检查，二是注意学习，三是注意安全。”
正谈着，秘书来报：京西宾馆报告，北京文艺口的造反派数千人包围了京西宾馆，声称要找陈再道辩论。警卫部队都快要顶不住了。
周恩来拿起电话找傅崇碧，要他立即赶赴京西宾馆，说：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把人抢走，一定要保护好陈再道。
傅崇碧刚赶到京西宾馆，造反派已冲破了警卫部队的阻拦，几百人涌到了楼上。傅崇碧一看情况紧急，连忙派人把陈再道他们从房间里叫了出来，藏进了电梯。然后又切断电源，把电梯停在了两层之间。
造反派没抓着陈再道，赖着不走。傅崇碧怎么劝也劝不走。陈再道他们又不能在电梯里呆得太久。没办法，傅崇碧只好打电话向周恩来告急。
傅崇碧最后说了一句：“可能还是要请中央文革的人出面。”
周恩来立即找到戚本禹，责令：你们必须把冲入京西宾馆的群众劝走。否则，陈再道他们被抓走了，你们去向主席作出交待，我不管了。
戚本禹被迫来到京西宾馆。正是应了那句“解铃还得系铃人”。戚本禹一开口，造反派立即撤走了。
周恩来还叫吴法宪做军队造反派的工作，叫他们不要冲京西宾馆。但吴法宪阳奉阴违。
七月二十六日上午，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周恩来主持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讨论给武汉军区常委的复电。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各总部、军兵种负责人及各大军区、省军区在京的负责人。
但谢富治、吴法宪等人却把这个会变成了对陈再道等人的批判、武斗会。
会议一开始，谢富治就抢先“开炮”：“‘七·二○’事件是陈再道一伙操纵独立师、公检法、人武部和百万雄师搞的反革命叛乱，矛头是对准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的……”
接着受叶群指使的吴法宪又赤膊上阵：“陈再道是武汉反革命暴乱的罪魁祸首，是镇压革命、屠杀革命群众的刽子手，是刘少奇、邓小平的打手、干将和帮凶。”
“陈再道是中国的苏哈托，是现代的张国焘，是钻进革命队伍里的蒋介石，是解放军的败类。陈再道盘踞的武汉军区是个奸贼窝……”吴法宪的发言越来越离谱了。
周恩来实在是听不下去了，先后三次打断吴法宪的发言，要他讲主要问题。
吴法宪仍不罢休，想起叶群一定要涉及徐向前，把揪徐向前的“旗帜”抢到手的交待，又咬起了徐向前：“早在二月份，徐向前就给陈再道打保票，说陈再道不是三反分子，有错误也打不倒。武汉问题，徐向前是有责任的，这个责任应当追究。”
在场的徐向前忍无可忍：“这个话我讲过，是根据当时的情况讲的。如果有出入，可以调查了解嘛！”
说罢，徐向前写了个条子，递给周恩来后便愤然离开会场。
会议休息时，吴法宪等人趁周恩来不在场，带头并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服务人员对陈再道等人进行拳打脚踢。周恩来接到秘书的报告后气愤地说：“真是荒唐！”并迅速赶到现场制止。
堂堂的中央常委碰头会上出现武斗，真是够荒唐的。
事后，周恩来对吴法宪带头搞武斗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但江青却表扬了吴法宪，说：“吴法宪是造反派，有造反精神。”
武汉“七·二○”事件彻底平反昭雪后，劫后余生的陈再道将军感慨地回忆说：
当时的周恩来总理处境也十分困难。在诸多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中，他日理万机，鞠躬尽瘁，是最忙的一个人。特别是在处理各地“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使他耗费了不少心血。尽管如此，他还千方百计考虑采取不同的方法，保护我们这一批被打倒的干部。
我们在京西宾馆被揪斗的情况，很快引起了周恩来的重视。据说，周恩来为了保护我和钟汉华，曾经费了不少的心思。他想以把我们“看起来”为理由，使我们避开“三军造反派”的不断揪斗。
究竟把我们关到哪里“看起来”呢？周恩来是经过再三斟酌的。
起初，周恩来想把我们放在中南海。但是，为避免招来造反派到中南海捣乱，便决定把我们关到西山暂避一时。
按照周恩来把我们“看起来”的指示，我和钟汉华离开了京西宾馆，被一辆汽车拉到了西山象鼻子沟，住进了一个工兵部队的营房里。据说，贺龙、乌兰夫等同志也曾在这里被“看过。”
这是一排排的平房建筑。我们每人住了一个单间。
就物质条件而论，这里的一切都很差。但是，这里的环境、气氛，要比京西宾馆好。当时，虽然我们是以“看起来”的名义来到这里的，但部队干部战士并没有把我们当成“反革命”，尽量从各方面对我们给以照顾。
四十六、周恩来说：武汉他们有个好处就是行不改名、坐不改姓。
武汉“七·二○”事件是武汉广大军民对中央文革小组极左做法的强烈不满和抗争。周恩来虽然不太赞同这种抗争方式，因为它几乎使局势失控，并给极左派留下打击一大批军队干部的口实，但是，从思想上周恩来是明显地与“百万雄师”及广大军民站在一起的。即使在中央把武汉“七·二○”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把抓王力的湖北省军区独立师打成“叛军”的情况下，周恩来在接见群众组织代表的谈话中，仍时不时地表露出他的这种思想倾向。
七月二十七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武汉军区发表《公告》，说“七·二○”事件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叛变行动。”
就在同一天，周恩来接见湖南“工联”、“红联”两派代表。谈话中，周恩来几次提到“七·二○”事件中的“百万雄师”和独立师，被中央文革的戚本禹在一旁两次不满地插断。
谈到湖南两派抢劫解放军的军火库，又没有人敢出来承认时，周恩来说：这次在武汉我们都看到了，尽管武汉闹得那么凶，“炮打”中央代表，把王力同志毒打了，但是，武汉他们有个好处就是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百万雄师”就是“百万雄师”，独立师也参加了。独立师的人外边戴上了“百万雄师”的臂章。
戚本禹在一旁不满地插话说：对“百万雄师”，也不能表扬。
周恩来继续说：“百万雄师”、独立师犯错误，它是一个群众组织，可以说服教育他们。但他们总是敢承认自己是“百万雄师”，他们有臂章，独立师也有肴章。你们搞得连个袖章也没有，哪个组织都辨别不清，为什么长沙的造反派这么一种风气？这不对头嘛！不是堂堂正正地搞文化大革命嘛！
戚本禹又在一边气鼓鼓地说：“百万雄师”和其他群众组织的性质不一样。
戚本禹的意思说“百万雄师”是反革命组织。
七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在接见江西群众组织代表时，针对有人称“百万雄师”为“百匪”，说：不要这样说。骂，这种方法是国民党采取的方法，我们共产党光明磊落。
七月三十日，周恩来同康生一起接见河南群众组织代表。会上，康生破口大骂“百万雄师”，大骂陈再道、钟汉华。而周恩来是这样说的：你们说“百匪”，不要这样说。中央没有这样说，只是说“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坏头头，因为它还是群众组织。对军区、野战部队有意见，可以送大字报，但不要贴到外面去。犯过错误的“百万雄师”的群众要回到生产岗位、业务岗位，以抓革命、促生产、促业务来改正错误。造反派要欢迎他们。威胁这些群众，使他们离开生产岗位不敢回来，造成停业停产，制造事件，这是错上加错。革命不是口头的，我们要做实际行动的革命家，这才是真正的革命家。
周恩来对“百万雄师”的态度，实际上反映了他此时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和态度。
卷十二
周恩来外交生涯的“冰点”时刻。毛泽东说：一九六七年，我们控制不住我们的外交部，管不了了。有那么两个月，天下大乱。周恩来陪巴基斯坦空军司令吃饭。服务员严肃地念起了毛主席语录，周恩来愤怒地批评说：“这是牛头不对马嘴。”
一九六七年的夏季，新中国外交跌入了一个严寒的冬季。
在这个严寒的“冬季”里，极左思潮像一头怪兽，使毛泽东、周恩来等开创的新中国外交迅猛地滑向悬崖。
毛泽东说：有一段时间，一九六七年，我们控制不住我们的外交部，管不了。有那么两个月，天下大乱。烧大使馆就是在那两个月，都是极左派当权，自己向国外发电报，都是极左啊。短短的时间内，中国同已建交的或半建交的四十余个国家中的近三十个国家都先后发生了外交纠纷，有些甚至到了要断绝外交关系的边缘。这其中不乏过去一直同我们保持友好睦邻关系的周边国家。
在外国友人的心目中，一向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著称的新中国，突然变得是那样的蛮横和不可理喻。
新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声誉受到严重损害。
周恩来在艰难的处境中，扼住了外交领域极左思潮这头怪兽的缰绳，把新中国外交事业的车轮挡在了毁于一旦的悬崖之上，为经历了短暂“休克”与“冬眠”之后的新中国外交的全面复苏，争得了宝贵的回旋余地和条件。
如果当时没有周恩来的这种努力，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迅速修复，一九七一年中国重返联合国，一九七二年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中国与西方一大批国家全面建交的外交新格局的出现，都是不可想像的。
四十七、周恩来本人的外交风采，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另一个国家首脑。
缅甸，是中国的友好睦邻。中缅两国有着二千多公里的共同边界，两国边民自古以来就结成了亲如手足的“胞波”关系。
缅甸，是非社会主义国家中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一九五○年六月八日，缅甸就同中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
一九六一年，经过周恩来与吴努、奈温等缅甸领导人的多次友好磋商，中缅两国签订了《中国政府和缅甸联邦政府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和《中国和缅甸之间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正如周恩来在首都各界人民庆祝中缅边界条约签订大会上所说：“中缅边界条约的签订，全面彻底地解决了几十年来中缅两国人民一直渴望解决的复杂问题，使长达二千多公里的中缅边界成为和平友好的边界。……中缅边界条约是中缅两国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里程碑，是亚洲各国人民友好相处的光辉榜样。”
中缅两国领导人也因此结成了深厚的友谊。一九六○年十二月，周恩来和陈毅率中国代表团赴缅甸庆祝缅甸独立节。缅甸总统吴努授予周恩来“崇高、伟大、博爱和光荣的拥护者”最高勋章。
在欢乐祥和的气氛中，陈毅诗兴大发，赋诗一首：“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
然而，周恩来用心血浇灌出来的中缅两国人民深厚的“胞波”情谊，在“文化大革命”中几乎被浓厚的极左思潮所窒息。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极左思潮很快祸及外交领域。
中央文革一伙在一旁推波助澜。他们要求国内有关部门向我国各驻外使馆、领馆大量寄送毛主席著作、语录、像章和“文革”宣传品。
康生说，世界已进入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宣传毛泽东思想是对外工作的中心任务。
于是，许多驻外使馆人员、援外人员、留学生，乃至有些华侨就不看对象，不考虑驻在国的法律规定，强行发放毛主席语录、像章及“文革”宣传品，甚至同外国人会谈也要首先念毛主席语录。
这种可笑的事情，周恩来自己就亲自遇到过。一天，周恩来在钓鱼台陪来我国访问的巴基斯坦空军司令吃饭。刚一坐下，服务员就严肃地念起了“一切魔鬼通通都会被消灭”的毛主席语录，使得周恩来和巴基斯坦空军司令都很尴尬。事后，周恩来愤怒地批评说：“这是牛头不对马嘴。”
周恩来还多次批评驻外人员和留学生对外宣传强加于人的极左做法。他说：中国专家挂毛主席像章是我们的权力。外国朋友要，我们不好不给。但是，驻在国政府不让他们本国人员挂毛主席像章，我们就不能因此说他们反华。否则，反华的国家就多了。有些国家和政府对我们是友好的，也敢讲毛泽东思想，但也还反对本国人挂毛主席像章。我们热爱自己的领袖，也要尊重人家的领袖。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自尊心，强加于人，适得其反。
周恩来还说：对外宣传要见缝插针，见缝插针也得有缝才行，铁板一块就插不进去，硬插，针就断了。见缝插针插得进去，见缝插棍子就不行，不能倾盆大雨。
尽管周恩来一再强调对外宣传要看对象，不能强加于人，但在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猖獗中，周恩来的话被置若罔闻。
对外宣传中的极左做法，引起许多国家对中国的怀疑、不满和反感，严重的外交纠纷纷至沓来。
一九六七年六月，我国驻缅甸人员不顾缅甸政府的劝阻，强行向华侨和缅甸国民散发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章，引起缅方的不满和干涉。
过去，英国殖民者在缅甸搞了一个组织，他们向缅甸的年轻人发送一种徽章，参加该组织的成员都要佩戴这种徽章，目的是为了效忠英国女王。因此，缅甸方面对像章的事特别敏感和忌讳。
为此，缅甸政府制定了一条法令，不允许学生佩戴外国徽章。
从六月起，在缅甸的多所华侨学校里，学校方面要求学生摘下佩戴的毛主席像章，学生不答应，中缅双方民众多次发生冲突。
六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缅甸首都仰光。缅甸民众包围并冲击我国驻缅甸大使馆。尽管缅甸政府调来了军队到现场劝阻，但还是有一些人冲入了大使馆，我国援缅的一经济专家被暴徒杀害。应当说，事情发展到这等地步，我在缅人员对外宣传的极左做法要负相当的责任。
对于中缅双方政府来说，理智的做法是双方同时采取克制的态度，以避免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缅甸政府一再表示，愿同我国保持友好关系，不愿意把关系搞得很紧张。
但在中国，极左思潮趾高气扬。
中央文革一伙扬言：报纸的调子可以高于政府声明，群众的调子可以高于报纸，要逼缅甸同我们断交。
六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醒目的容易刺激对方情绪的粗黑标题《缅甸政府唆使暴徒袭击我使馆杀害我专家迫害我侨胞，我国政府向缅甸政府提出最紧急最强烈抗议》，刊登了我外交部给缅甸驻华使馆的照会。
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继续以更醒目的粗黑标题刊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最强烈最严重抗议缅甸政府的反华排华的法西斯暴行。
周恩来坚决阻止了逼缅甸政府同我国断交的极左做法。他说：不怕断交还可以说得过去，这是被动的。如果提逼它断交则变成我们是主动的。
从六月二十九日起，北京几十万群众连续在缅甸驻华大使馆门前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
在缅甸驻华使馆前，一支支抗议示威的队伍首尾相接，怒吼声震天动地。缅甸使馆外的墙上和门前马路两旁，贴满了密密层层的声讨大字报和大标语。
在那种极左的氛围里，群众游行示威和报纸上的高调宣传，周恩来难以阻止。但是，绝不能让示威群众“以牙还牙”，去冲击缅甸驻华使馆。
为此，周恩来打电话给外交部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群众只许在使馆外面示威，绝不能冲入使馆，更不能伤害使馆人员。
在卫戍区部队的严密控制和疏导下，连续几天的群众示威没有出现冲砸缅甸使馆的情况。
七月初，又有一些造反派操纵部分群众准备冲击缅甸驻华大使馆，周恩来及时制止了这一行动。
在周恩来的努力下，中缅关系的事态得到控制，没有进一步恶化。
一九七一年八月七日，周恩来会见来华的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奈温，回顾了一九六七年中缅关系的那段曲折：
周恩来：今天上午主席阁下谈到一九六七年的事情，这件事正如阁下所说，的确是很遗憾的。……你知道一九六七年我们正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一些极左思潮，你们新大使来后可能知道一些。一九六七年事件的直接起因，是华侨学生佩戴毛主席像章，引起纠纷，以后牵涉到我们驻缅使馆，发生了数十人死亡以及华侨被捕的情况。
当时我国政府想尽量把这件事约束在政府交涉的范围之内。开始我国使馆有一份抗议照会送给了贵国外交部，我记得照会中提出了五点要求。接着我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支持抗议照会的要求。《人民日报》就这件事刊登了一些文章和消息。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到高潮的时候，上百万群众连续几天在你们使馆门前过来过去。我担心会发生像在仰光对中国使馆采取的那种激烈的行动，冲进去，伤害了人。我打电话给外交部和北京卫戍区制止了事态的发展。幸好那时我打电话还有效，把你们使馆保住了，没有发生像我们驻仰光使馆所遇到的情况。还有一次，大约在七月初，受极左思潮影响的群众在坏人的操纵下，开了一个大会，要冲外交部，同时要冲缅甸驻华使馆。这件事被我挡住了。运动发展到八月份，外交部也受了极左思潮的影响，坏分子钻进去夺了权。……
另外，那时我们驻外使馆也出现过一种情况，就是对重大政治问题直接对外发照会。我们使馆给你们外交部发抗议照会不经过我国外交部批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到现在我们也还没有查清到底有几个照会是未经外交部批准就送到你们外交部的，可能从你们的档案中可以找到。大概从一九六七年七月起，有些重要照会就由大使馆直接送出，当然上面一定是盖了大使馆印的。你知道，那时候我们的大使回来了，原来还要回去，六月底发生事情以后，我们才决定不要他回去了。
在那个阶段，极左思潮影响到我们外交部。但我国政府还是要控制这个局势，特别是同缅甸的关系。……
我所以要说这一段情况，是想说明我们政府的政策是明确的，这是主要方面。在一九六七年，的确有极左思潮的干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如果仅仅是在青年中产生极左思潮，那是可以得到说服和纠正的，问题是有些坏人利用这个机会来操纵群众运动，分裂群众运动，破坏我们的对外关系。这种人只有在事情充分暴露以后才能发现。发现以后，坏作用就起不了了。好在当时中缅关系发展到这个程度没有再发展下去。我们同英国的关系走得更远一点，时间更长一些，受到的破坏更多一些。
类似这样的事情，不仅同缅甸、英国有，同其他国家也有，我就不详细说了。如果有功夫，另找机会谈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时，我们可以多说一点。
对于我们两国的关系，我们一直采取控制的措施，后来阁下也采取了控制的措施，所以没有继续发展下去，没有走得很远。这对于在近两年促进和逐步恢复两国关系有好处，比较有利。
一九六七年华侨学校的某些行动，我们也不赞成。年轻人、侨民有爱国心，他们学我们国内的样子去做，当然就不合适了。
奈温：关于一九六七年在你们这里发生的事，我表示我的谅解。我得到了有关这里发生的情况的报告，但消息很少。我记得你们外交部受到两次冲击，所以我感到当时你们政府不能完全控制局势。
周恩来：基本上能够控制，主要依靠解放军和绝大部分好的群众。
奈温：不管他们对我们说了什么话，我们想这不是你们领导人的观点。有一段时间，甚至我也受到了压力，要我断绝同中国的外交关系，我拒绝了。
周恩来；我们这里的坏人也是这样主张的。
奈温：关于这个问题，据外国报纸报道说，不知是不是真的，有人问总理关于中缅两国外交关系有什么看法，总理回答说，中国的做法取决于缅甸的行动。缅甸走到什么程度，中国也走到什么程度。我们看出了总理还是想继续我们的外交关系，我们也是这样想的。我们不愿意断绝同中国的外交关系。因为要断绝很容易，要重建就困难了。
周恩来：对。
奈温：我记得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之间有一个时候，印度使馆要撤退，总理请他们留下。这个记忆对于我、处理这件事有影响。
周恩来本人的外交风采，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另一个国家首脑对外政策的制定，这恐怕连周恩来自己也没有料到。
仅从这一点，我们真实地理解了周恩来为什么不仅属于中华民族，而且属于世界；不仅属于二十世纪，而且属于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