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岗：“到现在为止，我收到国内的指示是全撤，即迅速地、有秩序地撤回全体人员。我的意见是东西不撤，先找三四个中国朋友看守，不是现在马上撤，而是等我回去看看，然后再分批地撤。我想试图照阁下的意见办事。我准备留下一个会计和一个机要员在北京。总而言之，国家元首说，这不是断交。”
周恩来：“是的，我们从西哈努克亲王的讲话中知道他也是这样说的，不是断交。现在又从大使处得到证实。”
张岗：“元首是这样讲的。”
周恩来：“在我们看来，我们两国的关系不是断不断的问题，而是继续维持和发展的问题。我们一向钦佩西哈努克亲王所领导的抵抗美帝国主义的斗争。请大使阁下回国把我们直到现在还没有改变的想法转告西哈努克亲王。”
张岗：“我一定转达。亲王这样做，主要是怕在北京发生反对柬埔寨使馆的事，发生游行示威的事。听了阁下的讲话，我理解北京不会发生那样的事。亲王对阁下一向是很尊敬的，阁下的讲话，给了我希望。”
十月二十日，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总统达达赫来我国访问，周恩来同他举行了几次会谈。二十四日，达达赫离开中国前往朝鲜等国访问，周恩来在送达达赫去机场的路上，请达达赫帮忙给朝鲜金日成首相、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埃及纳赛尔总统捎转他的口信。周恩来说：自从我国文化大革命以来，有时出现一点误会。华侨在一些亚非国家有不少，他们向往祖国，我们不能阻止他们。我们一直是教育华侨要遵守所在国的法律，但对于他们的行动我们并不能掌握，使馆也不能全管得了。另外，我们的使馆在工作中也有一些偏差，我们并不掩饰这些偏差，随时可以改正。最近，毛主席在同刚果（布）总理谈话时，就说刚果（布）总统做得对，我们的使馆在工作中有偏差。帝国主义诬蔑我们，而实际上我们对朝鲜、柬埔寨的政策没有改变，我们一贯支持他们的反帝斗争。
这里顺带交代一下，周恩来之所以请达达赫总统把这样的口信捎给金日成，是因为极左思潮把中朝之间同志加兄弟的关系也搅得不是那么愉快。在极左思潮的驱使下，一些红卫兵在街上公然贴出了攻击金日成的大字报；一些从朝鲜回来的华侨还到朝鲜驻华使馆搞游行，散发批判朝鲜劳动党和金日成的传单；在中朝边境，还发生了几名中学生红卫兵偷越边境，把“朝鲜必须顺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朝鲜必须跟着中国闹革命”的大字报贴到了朝鲜境内；我国当时驻朝鲜大使馆也搞了许多极左的宣传，引起朝鲜的不满和防范。对这些极左做法，周恩来作过多次批评，还下令把驻朝使馆中的个别极左分子调回国内。他还通过有关渠道带信给金日成，说不管红卫兵、造反派怎么说，这都不是我们党和政府的意思，请金日成谅解。
送走达达赫两天之后，周恩来再次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柬埔寨驻华大使张岗。
周恩来说：“现在西方世界舆论和一些国家都在挑拨中国与柬埔寨王国的关系，特别希望我与西哈努克亲王搞笔战舌战，他们幸灾乐祸。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和政府从毛主席起都很清楚。我们不会上敌人的当。我们认为，中柬两国之间有共同的敌人，他们是想利用我们之间的任何一点误会来进行夸大，以便各个击破。我们要做使敌人不高兴的事，而不做任何一点使敌人高兴的事。即使我们之间有一些误会和意想不到的批评，但我们想到共同的敌人，我们是把误会放在次要地位的。当然，这些事情不是没有分歧的。但是，我们认为现在争论这些事情不是时机。我们宁可把这些意见保留起来，不做公开争论，不让敌人利用。这点意见请大使阁下转告西哈努克亲王。”
周恩来还就中柬两国在政策上、工作中的一些误会作了解释，并坦率地承认了中方在一些工作中的错误做法：
第一，柬埔寨取消柬中友协，成立全国统一的友协，这是你们主权国家权力内的事，我们无权过问，根本不能发生我们反对这件事的事。至于我友协给原柬中友协发贺电的问题，是民间团体的事情，是个错误，但我们政府和党不知道。
第二件事，关于中国在柬埔寨的侨民问题。我们一向遵守这样的原则：侨民应当遵守主权国家的法令，但他们的正当权益应受到保护。我们一向用这个政策来教育我们的侨民。但侨民的情况是不同的。在那样的环境中，他们往往有自己的想法和做法，这是他们本身的事，中国政府很难干涉。柬埔寨王国政府对中国侨民的态度一向是宽大的，这点我是了解的。侨民有一些活动使西哈努克亲王不高兴，或者他们违法了，亲王批评了他们，这是元首有权这样做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对侨民的一些做法也是不同意的。
十月二十七日上午，达达赫总统结束对朝鲜的访问后前往柬埔寨，途中路过北京首都机场。周恩来特意来到首都机场迎送达达赫。
达达赫对周恩来说：金日成首相让我捎来四点口信给总理先生，作为对总理先生所捎口信的回答：
第一，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没有改变，将来也不会改变。
第二，我同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有着深厚的友谊，并非常珍视这种在共同斗争中建立的友谊。
第三，双方存在某些分歧，但目前这些分歧并不严重。如果分歧变得更大的话，双方可以通过见面讨论寻求解决办法。
第四，我相信，如果朝鲜遭到进攻的话，中华人民共和国会同过去多次所做的那样，来帮助朝鲜。
金日成还是通情达理的，充分理解了周恩来的艰难处境。
周恩来很感谢达达赫的传话，并再次托他把口信捎给西哈努克亲王。
在周恩来的努力下，西哈努克亲王愉快地接受了周恩来的解释和建议，立即撤销了撤回柬埔寨驻华使馆人员的计划。
西哈努克亲王晚年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在我结识的世界领袖中，周恩来是我视为最杰出的两位人物之一。另一位是法国的戴高乐。”
西哈努克还说：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文化大革命这场巨大的动乱中，如果中国没有周恩来，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和文明民族的地位也将因此而告衰落。
五十、周恩来忍无可忍，声色俱厉：你们又给我捅了个乱子，让我背了黑锅。
一九六七年九月，周恩来虽已通过对王力、关锋等人的果断处置，斩断了中央文革这一极左怪胎的一条膀子，而且也已明确提出批判外交领域的极左思潮，但是，根深蒂固的极左思潮仍以其强劲的惯性，着了魔似地向前猛窜。
九月初，与巴基斯坦政府持不同政见的巴基斯坦报纸先后刊登了两条对中国不大友好的消息：
一条是报道了来源于苏联塔斯社的消息，内容是勃列日涅夫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一篇攻击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反华讲话。
另一条是报道了台湾国民党对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飞行员的策反，说开一架飞机到台湾，可以奖励多少万美元。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看到这两条消息后，非常气愤，认为这是巴基斯坦政府对中国的极不友好。于是，立即将巴基斯坦报纸刊登的这两条新闻报回国内外交部，并提出使馆拟向巴基斯坦政府进行紧急交涉，抗议这种行为。
外交部当时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比较深，也未报告周恩来，就同意了驻巴基斯坦使馆的请示。我驻巴基斯坦使馆立即约见了巴基斯坦政府外交秘书，就巴基斯坦报纸刊登反华消息事提出紧急交涉，说：巴基斯坦报纸刊登的这些消息是代表了巴基斯坦政府的看法，巴基斯坦政府应当对此负责。还说如果巴基斯坦参加帝、修、反掀起的大合唱不会有好处。
巴基斯坦方面解释说：报纸刊登的这两条消息并不代表巴基斯坦政府的看法。巴基斯坦的报纸与中国的不一样，不是所有的报纸都与政府的观点相一致，巴基斯坦政府管不住反对派的报纸，这些报纸还常常刊登一些攻击和谩骂巴政府的文章，巴基斯坦政府也难以阻止。希望中国政府对此能予以谅解。
巴基斯坦政府方面的解释是真实的。巴基斯坦全国当时有四十多家报纸，十多家杂志刊物。其中绝大多数是与政府一致的，对中国政府和人民是友好的，但也确有一些是与巴政府观点不一致，甚至是反政府的。这些报纸杂志非但不听从巴政府的命令，而且常常批评和攻击巴基斯坦政府及其高级官员，根据巴基斯坦的法律，巴基斯坦政府对此也难以干涉。既然巴基斯坦政府对这些报纸批评和攻击政府都难以阻止，当然也就很难阻止它们批评政府的国际朋友。况且，“文化大革命”中，在我周边国家中，巴基斯坦对我国的关系已是相当客气了。一九六七年，中国有关方面在巴基斯坦搞了不少极左宣传，巴基斯坦政府都采取了谅解态度，未加干涉。
应当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周恩来长期致力于中巴友好关系的结果。
中巴两国山水相连。巴基斯坦是南亚地区第二大国，在地缘政治上处于重要的战略位置。发展中巴友好关系不仅符合两国利益，而且有助于稳定南亚局势，有利于巩固亚非团结。正因为如此，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一直是从战略意义上来争取巴基斯坦成为中国的友好邻邦的。在中巴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下，再加上周恩来在其中的远见卓识和正确指导，中巴两国的友好关系自一九五一年建交以来，一直持续稳定地发展。当时，由于中美两国关系的紧张对峙，巴基斯坦还主动地承担了中美外交斡旋的桥梁角色。
然而，我驻巴使馆的有关负责人对巴基斯坦方面的解释听不进去，坚持认为巴政府应对巴报纸刊登反华消息的事负责，扔下一句“一切后果由巴基斯坦方面负责”的话，走了。
巴基斯坦政府急了，连忙电告巴驻华大使苏尔坦，要他约见周恩来，报告此事。
九月十七日下午四时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老北京厅会见苏尔坦。
苏尔坦说：非常感谢阁下在百忙中还抽空这么快接见我，我知道你很忙，我很快地谈谈。
苏尔坦在叙说了事情的经过之后，诚恳地说：阿尤布总统、巴基斯坦政府、绝大多数巴基斯坦人民和报纸是十分珍惜巴中友谊的，一小部分报纸登了一些外国发来的消息，这些报道并不代表巴基斯坦官方，是不代表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的。说这些不负责任的报道是代表巴基斯坦政府的观点是不公平的。对此，我感到吃惊和痛心。如果我说错了，你可以纠正。中巴两国关系总的来说是很友好、很和睦的，我们两国之间没有任何问题不可以通过友好讨论来澄清。我向阁下解释，是申明我国政府和人民十分重视巴中两国的友谊，要做一切可能做的事情促进两国友谊，我见阁下就是为的这个理由。
周恩来静静地听完后，非常坦诚地对苏尔坦说：谢谢你告诉我这些情况。大使阁下所谈的巴基斯坦报界情况我了解一些，的确不是巴基斯坦政府能完全控制的。我说一句公道话，在报道中巴友好消息方面，巴基斯坦报纸报道的要比我们报纸报道得多。在这一点上说，你们有理由解释巴基斯坦政府和报纸的立场，支持中巴友好的报纸还是多数嘛。我相信，中巴两国友好关系不但会继续下去，还会发展。
苏尔坦最后建议：如果将来中巴两国之间出现任何严重的事情，希望都用友好交谈的方式来解决，不用正式抗议和提正式要求的方式。因为用这种方式容易把问题搞僵。
周恩来表示非常赞同苏尔坦的意见。
在接见苏尔坦之前，周恩来已经通过有关方面了解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他是压着对极左思潮的怒气见完苏尔坦的，在外宾面前，不好发火。
送走苏尔坦后，周恩来同外交部有关负责人谈话，发出了他少有的震怒：
“你们又给我捅了个乱子。（抗议巴报的事）经我批了没有？”
“没有。”
“为什么不送给我看？你们把一切关系都破坏了。这样一件事就值得抗议吗？你们天天学语录，要区别对待，掌握政策，这么一件事就值得抗议？经过谈话就可以解决嘛！这是谁提的意见？”
“司里提的。”在场的人还没见过周恩来发这么大的脾气，连吓带后悔，大气都不敢喘。“你们这样就把事情做出来了，要我背了黑锅。刚发生了一个柬埔寨的事情，现在又来了一个巴基斯坦，你们把原来所有的关系都破坏了！我怀疑你们是革命还是反革命！”周恩来气得在座椅前面直转圈。
“一个礼拜连续两件事。七月二十日事情（指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武汉七二○事件──作者注）以后，外交部不听话了。把关系搞坏了，你们就高兴了？这是极左的行动。这样的事情，你们可以到外交部去提请人家注意就行嘛。你们管业务的都是年轻的吗？”
“有年纪大的，有处长。”
“这样重大的事为什么不送我看一看？抗议是严重的步骤，可是你们随便提抗议，现在提抗议就像喝杯茶似的。像这样的事也抗议，那就不胜抗议了。”
最后，周恩来责成外交部有关领导回去要就此事好好检查，吸取教训。
五十一、周恩来批评驻刚果（布）使馆
一九六七年的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
本应是秋高气爽的金秋十月，天空却显得有点锈黄混浊。
天安门城楼的国庆观礼，也没有了往年的壮观。前来参加的外国首脑及代表团只有阿尔巴尼亚、越南、巴基斯坦、刚果（布）、马里、苏丹等少数几个国家。
在一侧的外国驻华使团的观礼台上，当林彪在天安门城楼讲话中批判“苏修”时，苏联等一些国家的驻华使节起身退席了。
十月二日，我驻刚果（布）大使馆给外交部发回一份请示电。
请示电说，我驻刚果（布）大使馆举行了国庆招待会，刚果（布）总统、政府内阁成员及政治局委员均没有出席。我使馆准备约见刚果（布）总统，指出刚果（布）政府不派代表团参加我大使馆国庆招待会，是中、刚两国关系史上一件严重的事件，是对我国主权的一种侮辱，对此，我们深表遗憾。
基于前几次周恩来的严厉批评，外交部有关负责人不敢造次，连忙将这份请示电上报周恩来审批。
还亏得他们把电报及时送周恩来审阅，否则，又可能在外交上捅一个更大的漏子。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为庆祝国庆，我驻刚果（布）使馆决定在十月一日举行国庆招待会，并由代办发表讲话。使馆根据国内报纸所载的一些文章和讲话起草了讲话稿。讲话稿高度赞扬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揭露和批判了苏修与美帝勾结镇压亚非拉人民革命斗争的行径。九月二十九日，我使馆将邀请刚果（布）总统马桑巴一代巴等领导人参加国庆招待会的请柬和讲话稿一并送到了刚果（布）外交部。
十月一日下午，刚果（布）外交部部长约见我使馆代办，说：总统认为，中刚两国友谊在发展，希望中刚两国关系不仅能保持，而且还能发展。对代办讲话稿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在庄严的节日，讲话应大概介绍中国人民的生活情况，使刚果（布）人民更了解中国；二是讲话稿有针对另一国家（指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批判——作者注）的内容，刚果（布）是中立国，不允许中国攻击苏联或苏联攻击中国，中苏分歧不应在此地相互攻击；三是讲话稿中没有提总统的名字，却提了总理努马扎莱，这种情况会给刚果（布）内地人民产生分裂的感觉。刚果（布）外长还说，问题不在提总理的名字，如果你提了总统一、二、三次后，再提总理，这是正常的，否则，会使刚果（布）人民产生倾向性。
我使馆代办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作为中国大使馆，有责任正确说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政策，揭露修正主义与美帝勾结镇压亚非拉人民革命斗争的行径。至于讲话稿提了总理努马扎莱，是因为努马扎菜正在中国访问，没有提总统访华，我们可以研究。
刚果（布）外长表示：你们的立场是不考虑总统的，不攻击现代修正主义的意见，我回去向总统汇报。
同日下午五时，刚果（布）外长再次约见我使馆代办。
刚果（布）外长说：我向总统汇报后，总统召集了政治局会议。总统认为泛指修正主义可以不要修改，直接攻击苏联的话要取消，政治局也要求取消。
我使馆坚持认为，这是政治原则问题，不能修改。约谈没有取得一致结果。
晚七时三十分，我使馆如期举行国庆招待会。但刚果（布）总统和政府官员等都没有出席。
周恩来仔细圈阅了这份长达三千余字的请示电，而后用毛笔在电报中“我们根据报上所载文章及周总理接待谢胡的讲话和接待努马扎莱的社论起草了讲话稿”一句下面重重地划了一条粗线，并在旁边的空白处批道：
不参考我在接待努马扎莱宴会上讲话（只提出现代修正主义，未具体点名）而采用我在接待谢胡宴会上的讲话，真是不看对象的极左倾向。对刚果（布）政府不出席我国国庆宴会应表示“遗憾”，可不再作其他举动。
随即，周恩来又在电报的抬头的上方批道：
即送主席、林副主席批阅。我有话语见后，请批示。
周恩来
十、三
周恩来批评我驻刚果（布）使馆“是不看对象的极左倾向”,是因为使馆在批判“现代修正主义”这个问题上没有根据具体对象的不同，采取灵活变通的做法。
在“文化大革命”那种氛围中，批判修正主义是被视为一个“政治原则”问题。但涉及到外交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可以采取灵活的做法。周恩来很注意这一点。
九月二十七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以谢胡主席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在讲话中点名批判了“苏修”,因为阿尔巴尼亚当时已和苏联断绝了外交关系，谢胡在讲话中也点名批判“苏修”，而且宴会也没有请苏联驻华大使参加。
第二天，周恩来为来访的刚果（布）总理举行欢迎宴会时，因为刚果（布）与苏联有友好外交关系，宴会也请了苏联驻华大使参加，因此在讲话中，周恩来只泛泛地提了“现代修正主义”，而没有指名道姓地点“苏修”，在场的苏联驻华大使没有退席。
在九月三十日的国庆招待会上，因请了各国驻华使节，周恩来在讲话中没有提“苏修”。
我驻刚果（布）使馆在参考国内报纸起草国庆讲话稿时，就没有从周恩来的前后讲话比较中，看出灵活的策略，相反，在“左”的思想的影响下，恰恰参考了周恩来欢迎谢胡的讲话，尤其是当刚果（布）政府善意地提出这个问题后仍坚持不改。
周恩来批阅完驻刚果（布）使馆的请示电时，已是十月三日凌晨。请示电很快就送到毛泽东手上，毛泽东也还没有睡觉。他阅后同意周恩来的意见。
周恩来还指示外交部电告我驻刚果（布）大使馆：在未得到中央指示以前，使馆对此事不要作任何活动，如有人问及此事，只表示“遗憾”二字，不要作任何解释，不要多说一句话，更不要去见刚果（布）总统。
同日下午五时，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大会客室会见九月底就已来华的刚果（布）总理努马扎莱。参加会见的还有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和外交部副部长徐以新。
毛泽东就我驻刚果（布）使馆的“左”的做法当面向努马扎莱道歉。
会见一开始，毛泽东一边摸出香烟向努马扎莱递烟，一边问：“你们那里有香烟吗？”
努马扎莱说：“有。但我不抽烟。”
“这个习惯好，”毛泽东自己点燃烟卷，吸了一口，说：“回去后，请你问候你们的总统马桑巴一代巴，千万要把问候带去。”
毛泽东在此特意嘱托“千万要把问候带去”，是为补救我使馆代办在国庆讲话中未提马桑巴一代巴总统的不当做法。
努马扎莱说：“我们来的时候，我们的总统要我向毛主席转达他的问候和友谊。他本来也想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八周年国庆。”
“很感谢。”毛泽东抛开那些谨慎的外交辞令，坦诚地说：“我们在你们那里的大使馆犯了错误，你们总统处理得好，我很赞成。有的中国人有大国沙文主义，强加于人，驻在人家国家里，人家接受不了的，硬要那么搞，这不是大国沙文主义是什么？要进行教育。”
努马扎莱激动地说：“很感谢毛主席这番讲话。”
周恩来插话说：“总理（指努马扎莱）把国内来的电报给我看了，总统表示这不影响两国的友好关系。”
毛泽东对努马扎莱说：“做得很正确。要整一整大国沙文主义者，不管他是中国的还是哪一国的。我是不庇护犯错误的干部的。”
“有些红卫兵乱打一气。”毛泽东吸了吸快要燃尽的烟卷，把烟头拧灭在烟灰缸中：“他们要打倒外交部部长，打倒周恩来，打倒李先念。这不对，我们对这些干部要保护。”
努马扎莱说：“通过文化大革命，中国人民的觉悟大大提高了。”
“无政府主义也大大发展了。”毛泽东答了一句后，依然循着他的思路讲下去：“你可以做大官，薪水可以多一点，房子可以住好一些，坐汽车也可以，就是有一条，你不要摆官僚架子。前四条都可以，我只求你一条，把官僚架子放下，跟老百姓、工人、农民、学生、战士、下级一起，平等待人，不要动不动就训人。”
毛泽东在介绍了一番国内“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后，又说：“你们非洲人官架子比较小，所以，我同非洲人谈得来。”
努马扎莱说：“在我国也开始出现官僚架子，所以我们很重视研究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挥了挥手：“我不建议你们搞文化大革命。”
会见结束时，努马扎莱对毛泽东表示感谢，说：“我们非常高兴。我们代表团谈过，如果见不到毛主席，我们就不离开北京。”
毛泽东笑着说：“这样好，我的官僚主义就被打倒了。你们是来自非洲的代表，我怎能不见呢？如果不见，你们就给我写一张大字报，打倒毛泽东的官僚主义。”
毛泽东的平实和风趣让非洲客人在笑声中激动不已。
握手告别时，毛泽东再一次请努马扎莱一定要转达对马桑巴一代巴总统的问候。
十月五日，周恩来同努马扎莱会谈时说：“毛主席前天接见了你们，把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的问题告诉了你们，对我国大使馆大国沙文主义的做法作了尖锐的批评。既然是我们使馆的缺点，我们就作自我批评。你们如果有缺点，也作自我批评，这样就会更好。”
送走努马扎莱总理后，周恩来批发了外交部给驻刚果（布）大使馆的指示电，传达了毛泽东接见努马扎莱时对使馆大国沙文主义做法的批评，要求使馆认真学习，深刻检查所犯错误原因。指示同时指出：检查的目的旨在提高思想，改正错误，总结经验，做好工作，不要过多追究个人责任。
周恩来还抓住这个机会，指示外交部向各驻外使领馆转发了毛泽东对驻刚果（布）使馆的批评和该馆的检查摘要，要各使领馆对照自己的工作，从中吸取教训。
一九六七年，在极左思潮四面出击的干扰和破坏下，中国外交陷入了困境。周恩来对极左思潮干扰破坏外交工作的抵制、批判和斗争也远不止上述事实。如：
——在对意大利的关系上，周恩来一直压着有关部门建议撤销中国驻意大利商务代表处的报告，没有批准。一九七○年，意大利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在对突尼斯的关系上，周恩来曾多次批评有关部门的极左做法，并请毛里塔尼亚总统达达赫向突尼斯总统进行解释．还亲自接见突尼斯记者做工作，使中国与突尼斯在一九七一年重新恢复了外交关系。
——在对苏联的关系上，尽管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与对骂已公开化，但在国家关系上，周恩来还是为两国关系的缓和有意识地留下了余地。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七日，周恩来就祝贺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五十周年写信给毛泽东，建议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名义致电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部长会议，向苏联人民表示祝贺。毛泽东批准照办。
在采访当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傅崇碧时，这位老将军心情激动地回忆说：
一次，造反派煽动十多万群众要冲苏联驻华大使馆。总理把卫戍部队调来，亲自守在苏联大使馆旁边的一个电影院里控制局势，守了整整一个晚上没睡觉。总理担心，大使馆有枪，有机枪，你要冲，他就可以开枪，这样会打死很多人。总理亲自做工作，在那个电影院里找造反派一块谈，说在大使馆外面游行可以，不能冲进大使馆，不能逼他逼得太急了，逼急了不行。总理真是苦口婆心。坐到半夜，我说总理你回去吧，有情况我向你报告。总理不放心，不回去。到天亮了，罗贵波副部长来了。我对总理说，我们两个负责，你回去休息吧。总理回去后，过五分钟又打个电话来，过五分钟又打个电话来，询问情况怎么样。我说，总理啊，你就休息吧。总理说：我回来睡不着，出了问题我怎样向主席交待呀！直到知道游行结束后，总理才睡觉。
从一九六八年开始，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逐步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消除我国外交上面临的一些不正常状态。他提出：要从政策角度鉴别和批评极左思想，并在外交人员中加强纪律。
一九六九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会见了一批外国驻华使节，并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向世界传达了中国愿意同各国改善关系的信息。此后不久，在周恩来的努力下，中国政府开始重新派出了一批又一批的驻外使节。
周恩来在接见外宾的谈话中，也多次坦率地谈到“文化大革命”对我国外事工作的干扰和破坏，宣传我国正确的外交政策。对于过去主要由于中方的极左行动而损害两国关系的事件，周恩来或在公开场合，或通过内部接触，向对方承担责任，主动进行修复关系的工作，从而消除了许多国家对我国的误会和怀疑。
一度陷入困境的中国外交又重新走向复苏和崛起。
今天看来，周恩来在一九六七年对极左思潮干扰破坏外交工作的抵制、批判、斗争，其历史性的贡献是很明显的：
首先，使新中国十七年发展起来的外交关系没有被毁于一旦。
其次，为中国同周边国家及世界一些友好国家关系的迅速修复，为新中国外交能迅速从四面出击、到处树敌的极左思潮的困境中摆脱出来，争得了宝贵的回旋余地和条件。
第三，正因为新中国外交困境的迅速摆脱，中国同原友好国家关系的迅速修复，中国才能在一九七一年及时地抓住历史机遇，重返联合国，并开拓了一九七二年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中国与西方一大批国家全面建交的外交新格局，新时期开始后的对外开放也因此才有了坚实的基础。
一位老外交家感叹说：“文化大革命”中，如果没有总理坚决制止和批判四面出击、到处树敌的极左思潮，别人是很难处理的。
在这个意义上说，周恩来的对新中国外交的这一贡献是独特的历史性贡献
卷十三
为了把“文化大革命”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周恩来不惜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做“刹车”，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周恩来对他的老朋友斯诺说：“在身体方面，文化大革命把我打垮了！”
五十二、邓颖超支持西花厅的工作人员造周恩来的“反”
一九六七年，是周恩来总理生涯中最不平静的一年，也是周恩来最苦最累的一年。
为了尽量减少洪水般的运动给党和国家带来的损失，为了维系国计民生最基本的运转，周恩来夜以继日，苦撑危局。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的忙远不是一般的忙。哪一天的事先工作日程安排都是十几项。以致于周恩来自己也说，过去真正打仗时也没这么忙。
周恩来为什么这么忙？忙什么？是他闲不住喜欢忙吗？只要我们稍稍了解一下“文革”期间周恩来的工作状态就很清楚了。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原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靠边站”了，按毛泽东的意图，党中央日常工作由林彪主持。但是，除了抓权的事，其他日常事务林彪一概不管，全推给了周恩来。因此，周恩来除了主持召开国务院的会议外，还要召集中央政治局的会，后来中央文革碰头会也是周恩来召集。
——许多老干部被打倒了，国务院的几位副总理和大多数部长有的被打倒，有的被弄得无法工作，本来是这些人承担的工作，都落到了周恩来身上。周恩来曾说过：现在是我替吕正操当起了铁道部部长。
——运动中此起彼伏的社会乱子，林彪和中央文革不但不管，还到处煽风点火。这个地方武斗打死人了，那个地方的铁路交通中断了，这个城市的煤支撑不了几天了，那个城市的粮食快供应不上了，等等，这些中央文革一伙视而不见，闻而不动。周恩来哪能坐视不管呢，他不得不疲于奔命，四处“救火”。为此，中央文革一伙还攻击周恩来是“救火队长”。
——没日没夜地为解决各种问题找各级党、政、军负责人谈话以及接见红卫兵和群众组织代表。笔者根据周恩来的工作台历统计（还不完全）：仅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份，周恩来与中央、地方、军队负责人谈各类问题八十八次，接见红卫兵、造反派及群众组织代表一百一十四次。照一个月三十天算，一天平均下来就是将近七次。光这项工作就已经够呛，还不要说处理其他中央工作大事。尤其是接见红卫兵和造反派代表，为了给他们讲政策，说服他们不要做对党和国家不利的事情，周恩来耐着性子，常常是通宵达旦，不知耗费了多少心血。也就是人的嘴巴是肉长的，如果是铁打的，恐怕也磨了个大缺口。而红卫兵和造反派经常在有些问题上无理取闹，无休止地纠缠，一次接见时间有时长达七、八个小时。有些造反派不接见他们还不行，不接见他们，他们就在社会上采取一些极端行动，逼周恩来接见。
——每天的各种请示、报告、文件，像小山似地堆在周恩来的面前，各省市自治区的，中央的，国务院的，中央军委的，中央文革的，不管是不是应该由周恩来处理，全都推到周恩来手中。一次（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一日），周恩来实在是累得难以忍受了，在一份军委总政治部报送的文件上批道：“军委有关日常行政、部队调遣、干部任免、部队编组、武器装备等非属三支两军和国防外交范围的请示报告和批件，应由军委和总参直报林副主席批，不需经我手转报。此事请军委常委一议，报林副主席转报主席批准。否则，压在我处文件太多，无时处理，而且超越权限，贻误大事。”
这些堆到周恩来面前的文件，都是周恩来每天深夜在外头忙完回到西花厅后处理的，有时，批着批着就实在支撑不住了，头一低，手上拿着的毛笔就戳到了额头上。
“文革”期间在周恩来身边任秘书的张作文回忆说：
革命博物馆中不是有总理用过的一个小炕桌吗？这个小桌子是总理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呕心沥血、日夜操劳的有力见证。在“文革”最紧张的日子里，为减少运动对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冲击，总理整天陷在各种会议里，根本没有时间批阅文件。就是那些必须限时发出的外交文件，他也只好在开完各种会议后，已到了凌晨再批。身体已到了疲惫不堪的程度，很难再坚持坐在办公室批阅这些文件，为了不误事，总理只好把这些限时发出的文件抱到床上去批。他背布在床头上，两腿躬起来，把文件放在两个腿上。这样批不了几份文件就坚持不下去了。后来卫士同志就找来了一块硬纸版，让总理垫在腿上工作，减少点疲劳。这样又延续了一段时间。
这样工作久了仍然十分疲劳，后来，邓大姐见总理用硬纸版也太累了，就让木工同志为总理做了一张小桌子。许多内政外交的大事，总理就是利用这张小桌子处理的。它可算是总理为国为民日夜操劳的有力见证了。
总理本来是喜欢用毛笔批阅文件的，可是由于长时间的睡眠不足，超负荷运转，就是铁打的人也受不了。尽管这样，总理也不得不坚持把工作处理完才能休息。所以批阅文件中，有时就是老是打盹了，文件都被毛笔点了一些墨点，或划了一些道子。后来，总理就改用铅笔。但太累了，用铅笔也不管事，照样打盹，仍然在文件上划了些道子，连字也写不工整，有时连写的什么字都很难认。我们常在他身旁等候他批文件，这一点要不是亲眼所见，总理那种对国家对人民的强烈事业心、高度的责任感、刻苦的精神和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的态度是难以想象得到的。当时我们的心情是十分矛盾的，一方面看见总理那种疲劳的样子希望他早点休息，但有些事情又必须立即处理，有时真是硬着头皮提醒总理还有几个文件必须处理。那种复杂心疼的心情就甭提了。
由于长期过度劳累，周恩来的身体自一九六七年起，明显垮下来了。
周恩来的身体素质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中是好得出了名的。国际舆论曾称他为“不知疲倦的人。”
一九六○年，周恩来赴印度新德里同尼赫鲁就中印边界问题进行会谈。在记者招待会上，一位美国女记者间周恩来：“你作为一个已经六十二岁的人，看起来气色仍然非常好。你是如何保养自己的健康的？是否经常运动？或者有特别的饮食？”周恩来敏捷而含蓄地回答说：“谢谢你，我是一个东方人，我是按东方人的生活方式生活的。”
的确，“文化大革命”前，周恩来走路一阵风，卫士和秘书跟在后面还要不时小跑几步才能紧跟上。
但到一九六七年，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从一个厅到另外一个厅，中途还要停下来歇一会喘口气。
一九六五年三月，周恩来去罗马尼亚参加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乔治乌-德治的葬礼。在凛冽的风雪中，周恩来没有穿大衣，也没有戴帽子，甚至连毛衣毛裤都没有穿，竟然步行和站立了五个小时！引起在场许多外宾的惊奇。
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晚上，周恩来在首都机场欢送坦桑尼亚第二副总统卡瓦瓦回国时，在场的领导人都穿上了大衣，戴上了帽子，唯独周恩来还是穿着单衣，连夹衣都没穿。这有十一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的照片为证。
然而，到一九六七年，周恩来的感冒增多，并开始出现心脏病。
一九六七年，周恩来曾对造反派说：我这样的身体一年就搞得这个样子，你们总应当让我为党和人民多作一点事吧！
对于周恩来的身体状况，邓颖超和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多次劝说也无大效。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日，周恩来身体突感异常不适，经医生会诊，发现有心脏病。周恩来还嘱咐秘书，不要把他患心脏病的消息告诉别人。
次日，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在万般无奈之中决定用当时常用的一种方式给周恩来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了他办公室的门上，提醒他注意休息。大字报的全文如下：
恩来同志：
我们要造你一点反，就是请求你改变现在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才能适应你的身体变化情况，从而你才能为党工作得长久一些、更多一些。这是我们从党和革命的最高的长远的利益出发，所以强烈请求你接受我们的请求。
在这张大字报上签名的除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外，常去周恩来那里的陈毅、聂荣臻、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及中南海的其他工作人员，共二十个人。
周恩来看到大字报后，在大字报上写下了“诚恳接受，要看实践”八个字。
邓颖超也提出了五点补充建议：（一）力争缩短夜间工作时间，改为白天工作。（二）开会、谈话及其他活动之间，稍有间隙，不要接连工作。（三）每日工作安排应留有余地，以备临时急事应用。（四）从外面开会、工作回来后，除紧急事项，恩来同志和其他同志不要立即接触，得以喘息。（五）会要开短些，大家说话简练些。恩来同志坚持努力实践，凡有关同志坚持大力帮助。
写是这样写了，但要做到有几乎是不可能的。疲惫至极的周恩来何尝又不想停下来休息一会呢！然而，面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混乱，对国家和民族的高度责任感又促使他不能休息。正像他对身边工作人员所说的那样：“我不能休息。你们看，这么多的文件都等着我批，这么多的事要等着我办，我能休息吗？”
五十三、造反派扬言要砸烂“广交会”。
一九六七年的广州，夏天来得异常的早。刚进人四月，天气就有点闷热燥人。
来自各地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云集羊城，摩拳擦掌，把眼睛盯在了即将举行的春季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上，争着要在砸烂“广交会”上一显身手。
在他们看来，交易会展出的具有我国民族特色的许多工艺品，如描绘山水风景、花鸟虫草、古装人物、古代仕女等的雕刻、刺绣、陶瓷，都是属于“封、资、修”的东西，是他们打着灯笼四处难寻要破的“四旧”。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凌晨，广东省军管会一份给周恩来并中央的特急电摆在了周恩来的案头。
电报说：广州春季交易会开幕的日期迫近，但目前红卫兵的行动给交易会的工作带来许多困难。一些人把大字报贴到了外商住的宾馆，有些群众组织要求进陈列馆对展品进行审查，还有些造反派扬言要对广交会采取行动，砸烂广交会。四月十日，中山大学的学生二十多人闯入出口商品陈列馆，说陈毅不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强行把正门陈毅同志题写的横额“中国出口商品陈列馆”等字砸掉，还贴了造反声明，说不准任何人把砸烂的字补上，否则将采取必要的行动。为了保证交易会的如期顺利进行，希望中央就群众不要进馆审查、不要在陈列馆及外商住的地方张贴大字报、参加交易会工作的人员不要开展“四大”等问题发一公开通知，提出若于要求。
周恩来阅电后，立即吩咐秘书按照广东省军管会的来电起草一个中央关于开好春季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的几项通知。
通知指出：今年春季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将于四月十五日开幕。为保证交易会的顺利进行，现对几个有关问题作如下通知：
（一）在交易会期间。不组织交易会以外的人员进馆参观。各省市自治区要积极组织交易会出口货源，除派往交易会的工作人员外，不要另组织人去交易会参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