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所有参加交易会的工作人员和有接待任务的宾馆、旅店、剧场及参加演出的文艺单位，在交易会期间，一律暂停“四大”。
（三）在交易会期间，不要在出口商品陈列馆和接待外商的宾馆、旅店张贴大字报。
（四）交易会安排演出的文艺节目，是经过总理和中央文革审查批准的，不要再作变动。以上通知，可由负责同志向交易会的全体工作人员传达，并向有关革命群众组织作必要的说明。
秘书起草完后，周恩来又审看了一遍。他在第一条后面又加了一条：“不在交易会及其所属组织内进行夺权。”为了增加通知的权威性，周恩来又在原国务院、中央军委的署名处加上了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
而后，周恩来批示：特急件。请伯达、康生、富春、江青、剑英、萧华同志核阅后送林彪同志审阅，再送主席批示。
四月十三日，毛泽东批准了这个通知。同日，通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发往广东省军管会、中南局财委、各大军区及各省、市、自治区。
天高皇帝远。尽管有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四家联合发出的明令通知，但云集广州的造反派依然我行我素。广州的局势依然难以控制。
四月十三日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解决内蒙古的问题。造反派要冲内蒙古军区，军区在大楼上架起了机枪，局势一触即发。
周恩来正在宣读《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古问题的决定》，秘书送来一份广东省军管会的急电。急电说：
（一）外贸学院等造反组织对交易会的领导工作没有以他们为主表示不满，他们已经有三个人参加了常委，还不满，又要求参加政治部的领导。他们与外面的造反组织串连，准备搞掉现在的“工作委员会”，另外成立以他们为主的领导班子。（二）工作人员要求开展“四大”（主要是外贸学院等造反组织鼓动起来的），参加常委的造反组织代表支持开展“四大”。现在实际上已经搞起来了，大字报贴到了陈列馆的玻璃上和柜子上。各宾馆也要求搞“四大”，有些人还责问是谁指示不让搞“四大”的？军区的讲话和劝说，他们根本不理，而且态度还极为蛮横。
（三）就展品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并影响到各馆的领导班子。五金交电馆的领导班子被搞垮了。工艺品陈列馆的辩论也很激烈，外贸学院的造反派反对把拖鞋、雕刻、刺绣等展出。有个价值二万英镑的玉雕也不让展出。
过度的劳累，难言的愠怒，使周恩来的心脏隐隐作痛，拿着铅笔的右手不由得微微颤抖。
他知道，如果广州的局势再不立即遏止，“广交会”非砸在造反派手里不可。
就说是搞“四大”吧，这个口子一开，可不得了。仅就大辩论一项而言，到时就可能闹得工作没人管。那一次，北京饭店的员工也造反了，搞大辩论，拒绝给外宾做饭吃，说是要“饿死帝修反”。最后还是周恩来亲自去解决的。
怎么办？
关于开好广交会的通知也已经发过了，该说的话都说到了。剩下的办法就只有自己去广州一趟，亲自坐镇，以保证广交会的如期顺利开幕。
时间紧迫，离广交会开幕的时间只有一天了。周恩来毅然决定自己立即飞往广州。
十四日凌晨二时三十分，周恩来在解决完内蒙古问题后，又找外贸部和外贸学院的造反派谈话，说服他们立即派人去广州，协助解决好问题。
而后，周恩来回到西花厅，给毛泽东、林彪写了一封信：
主席、林彪同志：
对广州交易会虽有五点指示发出，但据黄永胜报告，情况较紧，而军管会又难于控制。因此，今晨在解决内蒙古问题后，特约外贸部和外贸学院两造反派商谈，他们愿派人去协助解决。考虑到目前院校和机关造反派多忙于内争，因而影响了广州交易会各公司、各馆的内部领导，并与各地方造反派形成派别，如不立即劝阻，对明（十五）日开幕极为不利。我现定今晨七时同黄永胜同志飞广州，亲往解决此李，如顺利，今夜可飞回。
胡老（指胡志明一一作者注）今晨五时抵穗，住从化，如有空，当去看他一下。如抽不出工夫，即为他组织当地会诊。因目前各医院多难互相调动，非打一招呼，不易保密。谨报，请转中央文革一阅。
周恩来
四月十四，六时
周恩来还把广东省军管会的急电附上，交秘书以特急件送林彪和毛泽东。
十四日早七时半，周恩来拖着疲惫的步子登上飞机的舷梯，气喘吁吁。
在此之前，周恩来已经连续工作了三十六个小时没有合眼了。
十二日晚上，因为解决内蒙古问题开了一个通宵的会，天亮以后又连轴转。
十三日，又是一个通宵。这一天周恩来工作台历上的记载是这样的：
上午十二时约赵毅敏、孙正、黄树则谈问题。
下午一时见罗马尼亚驻华大使。
下午三时三刻约黄永胜、郑维山、傅崇碧谈广州交易会问题。
下午四时军委扩大会。
下午八时到钓鱼台十六楼办公。
下午九时见内蒙古代表。
晨二时半见外贸系统造反派谈话。
到达广州后，周恩来马不停蹄，片刻都没有休息，形势也不容他有片刻的喘息。
上午十一时一刻到达广州，十一时半就召集广州军区司令员兼广东省军管会主任黄永胜、广州军区第二政委兼广东省军管会副主任刘兴元、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温玉成、广东省副省长林李明、国家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卢绪章、广东省军区第二政委兼广东省军管会副主任陈德等开会。而后，周恩来分别找参加交易会领导的造反派头头和担任广交会翻译任务的四十名工作人员谈话。
晚九时半，周恩来在中山堂接见在广州的各群众组织代表。
周恩来说：“明天，在广州就要举行春季商品交易会，中央很关心这件事。今天，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给广东省军管会，并通过他们向你们传达了五点通知。这个通知，中央很重视，所以就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署名签发。我到广州来，就是来加以说明。”
“这个交易会设在广州，许多外国商人和侨商都要来，港澳的人也要进来。他们有一部分人不是为了来进行贸易的，而是要到广州来看看我们中国南方最大的门户，看看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形势，看看生产的情况。从一个广州也就反映了中国的情形。所以，明天开幕的交易会，应该看成是一个新的战役，希望保证把这个交易会开好。”
接着，周恩来逐条宣读并解释了中央关于开好交易会的五点通知。他着重强调：广交会面对的工作对象是外来的客人，对这些客人要一分为二，要允许互通有无、平等互利的贸易。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同我们做贸易，也要一分为二，有的完全是为了做买卖的，那就根据互通有无、平等互利的原则办事。交易会期间，不能开展“四大”，串连也不要进行了，交易会的陈列馆、宾馆、旅馆、剧场，都不要贴大字报。如果开展“四大”把工作抛开了，大家观点不同争论起来了，那怎么行？这种情况北京出现过，正是吃饭的时候，工作人员观点不一样，就抛开工作去争论了。把辩论暂时停一下，没有什么损失。
接见完群众后，已是十五日凌晨了。周恩来又前往交易会现场视察展品陈列馆。
又是一夜通宵未眠。
十五日白天，周恩来继续找广州军区和广东省有关负责人及交易会工作人员开会，找北京来的造反派谈话。晚上十一点半，周恩来在珠海宾馆召集在广州的学生、工人、农民、机关各群众组织代表座谈，旨在解决广州各派之间的矛盾，稳定广州局势。会上，各组织代表“倾盆大雨”，轮番向周恩来提出各种问题。
“华工红旗”的代表：我们认为，我们与“八·一八”之间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周恩来；一切都归到两条路线斗争，也看得太严重了。不能把每一种思潮都看成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有些意见是属于不成熟的意见，不可能都成为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对立。把每一个小问题都看成是两条路线的斗争，那就惶惶不可终日了。
“华工红旗”代表：目前广州存在资产阶级的复辟逆流，军区不相信我们。
周恩来：军区对你们没有怀疑嘛！对军区说的话，不要抓住一点就上纲，不要把什么事情都上纲，不要把斗争庸俗化。如果什么都上纲，矛头就会指错，大方向就要受到干扰。
“八一八”代表：我们认为，“华工红旗”不是真正的左派。
周恩来：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立？
“八一八”代表：“北京来信”中说，除了毛主席外，谁都可以怀疑。
周恩来：这是怀疑一切的观点。这样就把毛主席孤立起来了。你们想一想，把广大群众和干部都怀疑，毛主席的领导不就落空了吗？
“广医红旗”代表：据我们所知，“广州的谭震林”在积极活动，到处扶植广州的保皇势力。
周恩来严肃地责间：你说扶植保皇势力，拿出证据来！“广州的谭震林”是谁？有什么证据？线越摸越长，不能这样搞嘛！
二月抗争中，谭震林拍案而起，怒斥中央文革一伙，被诬为“二月逆流”。中央文革一伙借机煽动造反派四处揪斗老干部，什么揪“武汉的谭震林”、“广州的谭震林”，等等。周恩来多次批评过这种做法。
北京工业大学的另一代表说：那怎么理解军管会取缔了一些群众组织？
周恩来说：跨行业的组织是应该取消，这也是中央的精神。反革命的组织更应该取缔。如果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只有少数坏头头，可以把头头抓起来，对群众还是要进行教育。
“广医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代表反映：“广医红旗”公开提出：“思想兵是大老保，老保不投降，就叫它灭亡！”
周恩来说：对一个群众组织这样说是错误的。一个群众组织不能用这样的口号去压另外一个群众组织。把专政口号到处滥用，是很不严肃的。你们对自己的做法，对每一个行动，都要力求符合毛泽东思想。提口号要慎重，尤其在华南地区，口号更要提得恰当。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这个，结果又没倒，久了就不灵了。这是你们自己的信誉问题。
针对各派之间派性对立情绪严重，周恩来要求：你们有再整风的必要，各派之间的争论，要通过大批判联合起来。我给你们作报告，就是本着这个精神说的。不管哪一派，都要认真地做好批评与自我批评，造反派更应该有自我批评的精神，不要把事情绝对化。
……
这次座谈会，从十五日晚上十一时三十分开始，一直到十六日早晨七时三十分才结束，整整八个小时。
这样，周恩来到广州后又连续两天两夜没有休息，加上来广州之前两个晚上一个白天没休息，周恩来已经连续工作八十四个小时没合过眼了。
当时跟随在周恩来身边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回忆说：
就这样，他（周恩来）上午下午同连着晚上，先干部后群众不停地开会，倒把我们这些年轻人搞得天昏地暗，晕头转向。
整天在屋子里开会，电灯总是亮着，室内温度比较高，会场里又没有空调机，房顶上几个电风扇不停地转仍不解决问题，大家依旧觉得太热，许多人不停地挥动着手里的折叠纸扇。
周恩来在礼堂内开会，我们没有时间，也不敢离开会场到户外去散步．所以，甚至连白天和黑夜有时也搞不清楚，也记不得我们一天内吃过几顿饭。因为睡眠太少，实在没有胃口吃东西，接待部门特意为我们煮面条，面条吃得多了，大家就觉得好像每天只是吃夜宵，没有吃正餐。
我们担心周恩来太疲劳，怕他累垮了，曾多次给周总理递纸条，劝他早点散会，或是休息一会儿。我们的纸条不管用，又将纸条递给主席台上的其他领导同志，请他们说服总理稍稍休息一会儿，但我们的这些努力都无济于事。……
周总理吃的东西比我们少。可以看得出来，他的气色有点不对头，肯定是疲惫不堪。他起身去卫生间时双手叉着腰，走得比较慢，不那么潇洒而有风度了。他这是在硬撑着，没有人能来代替他的工作。
五月十六日上午，结束与广州各群众组织的座谈后，周恩来才去睡了到他广州后的第一觉。
在周恩来的亲自坐镇下，广交会如期开幕。
周恩来本来是专为解决广交会问题到广州的，解决完后就回北京。但后来毛泽东又电告周恩来：既然到了广州，就帮助广州军区解决一些问题。广州的两派打得厉害，军区拿他们没办法。
十七、十八日两天，周恩来继续召集广州各群众组织座谈。
十七日的座谈从凌晨零时三十五分至早晨八时半，还解决不了问题。各群众组织之间派性严重，互相告状，各不相让。周恩来不得不宣布散会。他说：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晚上再开。大家发言一定要节省时间。你们尽是倾盆大雨，也要下点毛毛雨嘛！我不可能在这里呆得太久。
十七日晚上十一时，继续召开各群众组织的座谈会．会议又一直开到十八日上午九点才结束。
如果不了解当时的具体环境，一般人可能难以理解领导艺术如此出类拔萃的周恩来为什么总是开这么长的会。到时间就宣布散会嘛！这样做可是可以，但解决不了问题，搞得不好，还会激化矛盾，非但解决不了问题，还会使事情更糟糕。你想想，周恩来面对的是受“文化大革命”保护，被极左思潮“武装”，蛮不讲理、一味纠缠的造反派，他们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出来。为了解决问题，只有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耐着性子跟他们磨。这也是周恩来的特殊素质和本领，换了别人，很难做到。
十八日晚上十时，继续开座谈会。凌晨二时，视察交易会工艺美术馆。晨四时，回到宾馆。晨六时，离开广州回北京。上午九时半，回到北京。
这样，从周恩来的工作日程上可以看出，十七日至十九日，周恩来又是连着三个晚上通宵达旦。
在连续八十四个小时工作没休息之后，又连着三个晚上通宵未眠。
这时，周恩来已经是一个六十九岁的老人了。
而这种工作状态对周恩来来说，绝不是偶而为之，而是家常便饭。
这种长时期超负荷又超负荷的工作状态对人的身体的损害程度，相信每一个人都很清楚。何况还是对一个年迈的老人！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对邓颖超说：我一到早晨八时左右，精神就不行了，手发抖。
国庆节前夕，有关部门请周恩来题写国庆横幅。周恩来两次试写“热烈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十八周年”，但都由于手抖得厉害，没有写成。
除了身体上的劳累外，还有一个使周恩来身体急速下垮的重要因素是精神上的劳累与郁闷。周恩来的心累。江青一伙对周恩来的战术是“双管齐下”，整不倒也要把他累垮，经常找茬整周恩来。
周恩来自己也多次谈到过“文化大革命”对他身体的损害。一九七○年十月，他在会见斯诺时说：“因为睡得少，我的健康减弱了，近四年心脏有毛病。在身体方面，文化大革命把我打垮了。”
一九七五年，周恩来病重住院时又对卫士乔金旺说：“老乔啊，文化大革命把我累垮了！”
“文化大革命”对周恩来身体和精神上的摧残是难以想象的。可以肯定，如果不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凭周恩来的身体底子，他的生命历程绝对不止七十八岁。为了把“文化大革命”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周恩来不惜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做“刹车”，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卷十四
周恩来开始是赞成和拥护“文化大革命”的。经历了灾难性的一九六七年，周恩来已开始逐渐认识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他的不满似乎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他在八月间公然说：文化大革命搞得这个样子，这对我们国家有什么好处？
五十四、我们看不清不要紧，要紧跟毛主席，不要掉队。
经历了全面内战、天下大乱的一九六七年，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与态度，较之“文革”发动初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初，对于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周恩来虽然不是积极主动地参与发动，而是在没有任何精神准备的情况下被动卷入，但也还是拥护和赞成的。
这一点，联系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酝酿发动期间周恩来的思想和活动就看得很清楚。
一九六六年，是我国正式执行已被推迟的国民经济发展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
周恩来作为主管经济建设的政府总理，他的主要思想和精力集中于如何在前几年国民经济调整的基础上，更好更平稳地把中国的经济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为第三个五年计划开个好头。这年初春，恰逢北方八省、市、自治区大旱，周恩来打算以抓华北抗旱为突破口，把北方八省市自治区的农业搞上去，改变我国经济运行中长期“南粮北调”的局面。从一——四月，周恩来全身心地在抓这项工作。
三月十二日，他给中央写信说，自己“拟在河北、北京各地调查、学习一个月”。其间，河北邢台发生强烈地震，周恩来同时还忙于灾区人民的抗震救灾、恢复生产工作。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两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恩来也是来去匆匆。
五月初，标志着全面发动“文革”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时，周恩来还在忙于同谢胡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的会谈，陪阿代表团赴大庆、上海参观，直到五月十六日才开始参加会议。六月，他又出访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
更重要的事实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事先没有告诉周恩来。批判《海瑞罢官》，林彪、江青搞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周恩来事先也不知道。
周恩来没有过多地参与“文革”的酝酿发动，这是事实。但是，当毛泽东提出要搞“文化大革命”时，周恩来还是拥护和赞成的。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首先，“文化大革命”开始是以“反修防修”为初衷的。对反修防修，周恩来是不会反对的。这其中原因在于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在认识上存在着那个时代难以避免的历史局限性。正如邓小平所说：“对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认识得不是完全清醒的。”这当然也包括周恩来在内。
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不清楚，加上当时国际斗争环境的影响，导致了对修正主义认识的不清楚。
修正主义的问题是由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全盘否定斯大林，中苏两党出现分歧而引发的。此后，波兰、匈牙利事件发生，再加上赫鲁晓夫的大国沙文主义、老子党作风，中苏两党的裂痕越来越大，酿成了以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为焦点的中苏两党大论战，并影响到国家关系。
那时，不光是毛泽东，恐怕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都坚信苏共领导已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列宁亲手缔造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变了颜色。
以这样的国际“经验教训”来观察国内问题，就自然会面临中国会不会出修正主义、会不会改变颜色的问题。尤其是在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无孔不入地进行颠覆活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国内又确实存在某些阴暗面时，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思考这个问题是很正常的，也很有必要。
那么，中国有没有出修正主义的危险？当时周恩来的答案是肯定的。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在一次报告会上谈到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国家会不会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时。他说：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国家不继续前进，就可能变质，这不奇怪。“不进则退”，这是具有真理性的社会规律。决不能认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已经十三年了，已经坚如磐石了。
当然，对中国出修正主义这个问题严重性的认识和估计，周恩来和毛泽东是不一样的。
毛泽东对中国出修正主义的认识，更多的是基于资产阶级向党的进攻，并把这个问题看得较严重。
而周恩来在六十年代初，认为我国的阶级斗争是趋于缓和的，因而对中国出修正主义的可能性更多的是结合我国的实际特点，从思想意识方面去认识。他认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历史只有十几年，社会主义思想阵地还不巩固。而中国的封建社会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封建思想、旧习惯、旧势力根深蒂固，容易滋生修正主义的东西。
在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五日的一次谈话中，周恩来说：思想意识问题不注意，一样出修正主义。当然不是下一道命令就可以解决，主要是通过思想革命。又说：现代修正主义的根源，不仅是政治上的，而且是思想上的和经济上的。必须认识到，我们社会主义政权虽然掌握了．但在思想意识和作风上，并不是巩固的。周恩来还把官僚主义造成的革命意志衰退、违法乱纪、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腐蚀侵袭、腐化堕落，视为“产生修正主义的温床”。
基于这样的认识，对毛泽东发动“文革”反修防修，周恩来尽管不会像毛泽东那样感到阶级斗争就在党内，但至少认为中国有出修正主义的潜在危险性。这样，赞成和拥护“文化大革命”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其次，在对社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认识不清楚，又坚信苏联已经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的历史氛围中，毛泽东的个人决断对周恩来认同“文革”也有一定的影响。
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在反修的同时，一直在警惕中国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后来，他对国际国内形势估计过于严重，越来越觉得中国出修正主义已不是可能性，而是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
在一九六五年十月两次高层会议上，毛泽东都讲到中国可能出修正主义，并发问：“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
由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史上所起的重大历史作用和形成的特殊历史地位，自延安整风以后，把毛主席与真理等同起来，这几乎成了全党的共识。
一九五八年五月，周恩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检讨反冒进的错误时说：中国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证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离开或者违背他的领导和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发生错误，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我所犯的多次错误就说明了这一点；反过来，做对了的时候或者做对了的事情，又都是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和领导思想分不开的。
从毛泽东与周恩来一生形成的历史关系看，周恩来的这段话不能看作是一种违心表态。这也是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当时党内绝大多数高层领导存在的局限。由于这种局限，在事情没有明朗、错误还没有完全暴露时，即使自己对毛泽东的想法和做法一时不理解，也很少去怀疑毛泽东有错误，而是认为自己的思想跟不上毛泽东。
邓小平谈到建国后我党所犯的错误时说：“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
邓小平敢于说这番话，是很需要实事求是的勇气的，就是承认历史的局限性。
周恩来开始赞成和拥护“文化大革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周恩来看来，“文革”主要是文化思想领域的革命，是社教、“四清”运动的继续，与社教、“四清”没有本质的区别。这也正是“文革”的本来意义。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四日，周恩来在接见即将离任的波兰驻华大使克泰诺谈到“文革”时有一段对话：
周恩来：这次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自然发展的结果。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破除掉、改革掉，建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这是个长期的工作。
克泰诺：对我们观察家来说，有一个问题不清楚，就是阶级斗争是长期的，为什么出现这样突然的转折？
周恩来：不是突然出现的。过去我们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现在由农村发展到城市，这首先是从学校开始的，也涉及到报纸、文化界，这些都是上层建筑，是起指导作用的地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深入开展，所以阶级斗争就尖锐化了，只是形式上有些区别，而不是本质的。
应当说，文化思想领域的革命，在内容上与周恩来一贯强调的思想改造有某种相通性。尽管周恩来过去一直主张思想改造要靠自觉，要和风细雨，但是在官僚主义及种种社会阴暗面屡禁不止的情况下，也不会排斥赞同用搞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尝试。
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五日，周恩来在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谈到精简机构越精越大的顽症时，曾说：经验证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行，必须从根本上治疗。这就是大鸣大放，依靠群众来解决。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七日，他访问阿尔巴尼亚时在地拉那群众大会上说：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如何防止修正主义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不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还没有一套完整的经验。这几年来，我们党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教导，采取了一系列根本性的措施，来避免修正主义篡夺领导，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最近几个月来，我国轰轰烈烈开展的文化大革命，“是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场十分激烈的阶级斗争”，是一场“挖修正主义根子的斗争”。
带着对“文化大革命”的这样一种认识，周恩来出访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归来后，开始介入“文化大革命”运动。
然而，“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发展很快就超出了周恩来的原有认识和预料，周恩来的一些想法、做法也与毛泽东的考虑出现分歧，与利用毛泽东的某些错误蓄意把运动推向动乱的林彪、江青一伙的做法更是尖锐对立，他开始对“文革”感到困惑、矛盾、不理解。
在周恩来看来，反修防修除了在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外，还要搞好经济建设。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肯定中国有出修正主义危险的同时，又说：反对现代修正主义，首先是要搞好国内建设。对于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有充分的认识。
基于这样的认识，当八月份风起云涌的红卫兵运动开始影响到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和经济建设的正常开展时，周恩来采取了一些措施，试图使运动有组织、有步骤地朝健康的方向发展。
八月下旬，周恩来指示陶铸起草了一个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具体问题的通知，准备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下发全国。这一通知的主要精神是要求各级党组织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对广大红卫兵进行政策教育，使运动尽量不要影响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
然而，当周恩来将通知送毛泽东批发时，毛泽东不同意下发，批：“退总理，此件不发。”
显然，毛泽东是担心通知发下去后会束缚运动的发展，会出现派工作组时的“冷冷清清”。
九月初，周恩来又亲自起草了《关于红卫兵运动的几点意见》（未定稿），试图对运动进行某些限制。但该《意见》在政治局会议讨论时，遭到中央文革康生、戚本禹等的反对，没能通过。在对待红卫兵串连的问题上，周恩来考虑到大规模的红卫兵串连给铁路交通造成的极大压力和给社会秩序带来的混乱，主张广大师生回原单位闹革命，外出串连的人数应当有所限制。
但毛泽东认为：现在学生心思不在学校，要到社会上去横扫牛鬼蛇神。五四运动时期学生也是到处跑。我们在领导上、在报纸宣传上，硬要把学生拉到这个方面去，这是违反学生的潮流。（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同唐平铸等的谈话）
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提出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周恩来深知，这一提法意味着一大批领导干部将被打倒。为此，他特意去找过毛泽东，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提法是否合适？党内历来提路线错误都是“左”倾或右倾，没有反动路线这个提法。
但毛泽东没有采纳周恩来的意见。
从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一九六六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前后这一时期，周恩来对“文革”越来越感到困惑、不理解。
难道文化大革命可以不顾一切？
难道这么多的领导干部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难道群众运动可以不要党的领导？
……
周恩来在许多场合都说过：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对运动很不理解、很不得力。
然而，尽管这样，在这一时期，周恩来从主观上还是力图去理解、去紧跟“文化大革命”。他还总是从主观上检讨自己的思想跟不上毛泽东，不如毛泽东站得高看得远。这一心态，周恩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和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都流露过。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周恩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言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我们按老的办法、旧脑筋对待新革命、新运动，就不对头。过去是对的，今天就不见得是对的，因为条件变了，环境变了嘛！
在十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又说：要敢于革命，敢于革自己的命。这次文化大革命，我们都是没有思想准备的，也没有经验。但毛主席对运动的前景是看得清楚的。我们看不清不要紧，要紧跟毛主席，不要掉队。
他还说：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我努力紧跟主席，但还有掉队危险。大中学生放假闹革命，实行革命串连，我们接待计划总是偏于保守，原来只想接待几十万人，现在想限制在一百五十万人左右。主席说不行，要准备突破二百万、三百万人。但我有信心，知错必改，努力赶上。
尽管周恩来从主观上试图对“文化大革命”努力想通、努力紧跟，但面对“文革”带来的严峻社会现实，忧国忧民的周恩来又难以想通和无法紧跟。
全国上下陷于混乱，工农业生产和各种紧急业务工作受到严重影响，这么多为革命出生入死的老干部转眼之间被打成“走资派”，周恩来怎么能想得通，又怎么能跟得上呢？
相反，对党、国家和人民的高度责任感促使周恩来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文革”采取一些限制性的举措。正如他在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参加中国科学院的辩论会时所说：既要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要进行生产斗争。我们不能看着科学院的尖端科学研究和许多重点实验像现在这样放在一边。凭我的责任来说，我不能看着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
八月底九月初，周恩来主持起草的试图对运动作一些限制的两个文件接连遭到否定，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自己的努力。就经济工作方面来说，他先是指示陶铸组织起草了《人民日报》社论《抓革命，促生产》在九月七日发表。
接着又争得毛泽东的支持，于九月十四日同时向全国下发了《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又称“农村五条”）和《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又称“工业六条”）。
十一月周恩来又组织起草了《人民日报》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还支持余秋里、谷牧召开全国工业交通座谈会，拟出了《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又称（十五条》）。
上述社论、文件、会议都是同一个精神，就是强调工农业生产的重要性，革命不要影响生产，实际上是试图把“文化大革命”之火阻于工农业生产领域之外。
此外，周恩来在接见红卫兵和各群众组织代表时也一再强调红卫兵不要到工厂、农村去串连，不要去影响工农业生产，工人、农民不能像学生那样放假闹革命，否则，吃什么，用什么？
周恩来对“文革”的这种态度，得到了毛泽东一定程度的支持，但遭到林彪、江青一伙的极力反对和大肆攻击。这在前面的有关章节中都有所反映。此处不再重复。
五十五、他至死也没有明确表示否定“文化大革命”
如果说，从一九六六年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到十月中央工作会议前后，周恩来对“文革”还是在矛盾、困惑、不理解中被动紧跟的话，那么，到一九六七年以后，随着“文革”的进一步发展及其严重社会后果的全面暴露，包括林彪、江青一伙丑恶本质的日益现形，周恩来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文革”是一场灾难。他对“文革”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这样说并非笔者主观臆断，而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事实分析。
首先，从一九六七年初起，周恩来在对“文革”的种种错误做法的尖锐批评中，开始明显地流露出对“文革”的痛心和不满。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周恩来出席“全国石油系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说：无数的油井停下来了，我们忍心这样看吗？抓革命、促生产是这样抓的吗？你们造什么反？如果把应该进行的业务工作停下来，那就是造错了方向。
两天之后，周恩来接见铁路系统代表时又说：大庆油田一万多人离开大庆，跑到北京，使许多油井停下来了，这叫丢生产、跑革命，是假革命。
显然，周恩来不仅是批评大庆工人的做法，也是对中央文革所主张的工人农民可以四处串连提出批评。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周恩来在怀仁堂主持中央碰头会。会上，几位副总理和老帅拍案而起，当着张春桥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面，强烈抨击“文革”的种种错误做法，大闹怀仁堂。周恩来作为会议主持人，会上没有过多说话，但他的思想与几位副总理和老帅是相通的。
就在散会几个小时之后，即第二天凌晨接见财贸口造反派代表时，周恩来对“文革”的一些错误做法发出了怒吼，并当场下令逮捕了操纵造反派夺财政部业务权的财政部一副部长。说：你们要走到邪路上去了。你们以敌对的态度对待领导干部，一斗十几天不放，戴高帽，挂黑牌，搞喷气式。这样的搞法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把老干部一概打倒行吗？难道能得出领导干部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结论吗？我想到这里就很难过，很痛心。现在到了关键时刻，我不能不说话，否则，我就要犯罪。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日，周恩来在山西夺权情况的介绍会上对夺权风暴表示不满。他说：自从一月夺权以来，不管这个部门有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造反派都要夺权，有些地方对带长字的、第一书记就要夺权。这样一解释，全党全国还成什么样子？逻辑上站不住嘛！夺军区的权，造军区的反，完全是大方向的错误。
八月十八日，周恩来接见安徽赴京代表团负责人时，批评印制、张贴有关打砸抢材料和图片的行为，说：文化大革命搞得这个样子，这对我们国家有什么好处？
八月二十四日，周恩来接见广西两派赴京代表，愤怒地指出：你们看一看，内战打成什么样子？一段一段的铁路比过去的军阀内战搞得还凶，完全不是搞文化大革命嘛！
十一月二十五日，周恩来为郑州武斗致使铁路交通中断事找郑州两派谈话，说：郑州停车三千多节，我心里非常难过。全国铁路革命革了一年半，造成这个样子，在座的心里难道就舒服？在此之后，周恩来接见阿尔巴尼亚一个水电代表团时还说：如果文化大革命完成了，我还没有死，还没有被打倒、被免职，我一定会陪科列加同志去参观。现在这个大革命，等于打一场内战。
以上所引，仅仅是几个方面的例子。有论者认为，“文革”初期，在公众场合批评“文革”，各种错误做法最多的党内高层领导人，当属周恩来。此言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而且，在一九六七年，周恩来在接见红卫兵和群众组织乃至接见外宾的讲话中，多次用“内战”一词来表示他对“文化大革命”中混乱局面的看法。
周恩来是个非常谨慎和讲原则的人，通常是不会轻易把他与中央其他领导人的不同意见对人说的，尤其是外宾。然而，对于耗尽了他最后心血的“文化大革命”，周恩来的不满似乎已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故而才有不满情绪的频频流露。
其次，周恩来已觉察到“文革”中某些错误做法的“左”的思想根源，并抓住适当时机纠正极左行径，批判极左思潮。
一九六七年一月开始的夺权风暴，从根本上说是左倾错误发展的结果。周恩来当时是不同意也没料到会搞全面夺权。当张春桥、王洪文在上海策划夺权时，周恩来还明确表示上海市委是革命的，不是“黑帮”。在毛泽东肯定了上海的夺权后，周恩来虽然难以反对，但还是不同意中央文革所主张的全面夺权。他反复强调：夺权只能夺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业务权、党权、军权、财政权、外交权不能夺；也不是所有的部门都需要夺权，不是所有的领导干部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要打倒。他批评当时那种对领导干部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是“左倾路线的恶劣作风”。周恩来的这些思想及他对夺权狂潮中某些错误的纠正，实际上是在一定程度上对当时“左”的错误的抵制和纠正。
一九六七年“七·二○”事件后，全国局势向更“左”的方面滑去。康生、关锋抛出“揪军内一小撮”，军队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发枪、抢枪成风，恶性武斗事件迭起。在王力等人的唆使下，造反派夺了外交部的大权，八月二十二日又发生造反派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严重外交事件。毛泽东也觉察到了问题，对“揪军内一小撮”提出了批评。周恩来抓住这一契机，开始纠正“左”的错误，提出批极左思潮。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凌晨，周恩来找刚从上海回京的杨成武谈话，要杨把最近各省情况、王力八月七日煽动夺外交部权的讲话、火烧英国代办处等情况向上海的毛泽东汇报。经毛泽东批准，周恩来果断地把王力、关锋、戚本禹抓起来了．给了不可一世的中央文革这一“文化大革命”中“左”的怪胎当头一棒。王、关、戚曾是“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为“文革”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的垮台，客观上暗示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八月三十一日，周恩来接见外交部部党组成员和造反派代表，严厉批评了外交部的夺权。说：现在，国内的极左思潮和极左行动，已经影响到我们的外交工作，损害了我们的国际信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