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六日，周恩来接见联络员和中央文革驻各地记者站记者，批评有些地方提出的所谓现在正是“反动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在全国反扑的前夕”、要“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说：这种对形势的估计完全是错误的，是极左倾向。“揪军内一小撮”是极左倾向，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倾向。
九月十六、十七日，周恩来与中央文革成员接见北京市大专院校红代会“天派”、“地派”代表时，当着陈伯达、江青的面警告造反派头头蒯大富：继续宣传“揪军内一小撮”、跟解放军对立的做法是错误的，是一种极左思潮。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接见湖南省革筹小组成员，说：“省无联”(“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的简称）宣称一九六七年有一个“二月逆流”,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大好，十月必然要出一个“十月逆流”，文化大革命才刚刚开始。这完全是一种极左思潮，要批判。一月二十二日，周恩来还告诫广东省的造反派：湖南“省无联”的极左思潮是反动的，要批判，你们千万不要上当。
周恩来批极左的言论和行动以及全国一些地方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抵制，引起了林彪、江青一伙的恐慌。一九六七年十月以后，他们在全国刮起了反击所谓“右倾翻案风”，并在一九六八年三月制造了“杨、余、傅事件”。
应当说，后来林彪事件后周恩来大批极左思潮不是偶然的，与这一时期的批极左有很重要的联系。在某种意义上说，周恩来在这一时期批极左的言行是他在林彪事件后大批极左思潮的先声。
第三，从周恩来的言行中，可以看出周恩来想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七年八月，一些造反派不甘寂寞，企图再来一次全国的大串连，再造一个“文革”的高潮，提出“现在是第三次大串连的阶段”。周恩来及时制止了这种错误做法。他多次会上都指出：这种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中央没有这样的号召。现在是大批判、大联合的形势。
九月二日，周恩来在接见财贸口群众组织代表时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三年算一次吧，已经是相当长了，就够我们锻炼的了。要是内战这么打下去，不但你们自己厌战，群众也会厌战了。
九月二十八日，周恩来接见东北三省群众组织代表时，针对造反派无休止地闹腾愤然指出：工厂停产，你们心里安不安？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十五个月，再搞十五个月行吗？还要“放假闹革命”、“第三次大串连”，大错特错嘛！
一九六七年十月以后到一九六八年底，周恩来为说服各地各单位两派实现大联合，为各省市自治区尽早成立革命委员会，费尽了心血。周恩来这样做的目的也是想早一点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九大以前，周恩来已经开始认识到“文革”已不是本来意义上的“文革”了，而是一场根本性的错误和灾难，并试图在某些方面从“左”的思想根源上加以纠正。林彪事件爆发后，周恩来更加深化、坚定了他的这一认识。
一般说，党内大多数干部对“文革”的普遍觉醒是在林彪事件发生后。而周恩来对“文革”觉醒得比较早，与他当时所处的位置及其对“文革”情况的全面了解是分不开的。
“文革”开始以来，周恩来一直在一线负责全面工作，党、政、军，工、农、商、学、兵，全国各地，各行各业，所有到中央的大小问题都是推到他的面前。
经过近一年的实践和观察，在周恩来看来，“文化大革命”并非像林彪所说的是“损失最小最小，胜利最大最大”。这种话，周恩来作为共和国的“总管家”，是无论如何说不出口的。
举目四望，“文革”胜利的影子在哪里呢？
社会秩序陷入无政府主义的极度混乱，国家的经济建设受到严重破坏，维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铁路交通随时面临瘫痪的危险。
大批的老干部被打倒，有的被残酷迫害致死。
外交工作也因极左思潮的破坏干扰出现四面危机，就连过去一直对我国友好的国家也多有怨言．有的甚至提出要撤回驻华大使。
斗私批修，非但没有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反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个人主义和派性思想的大膨胀，各群众组织之间，为争权夺利，武斗不止。
对“文革”的这等等“成果”，比起在中央负责某一方面工作的其他领导人或那些被打倒靠边站的领导人，周恩来是最清楚不过的了。
可以这样说，“文革”以来呈现在周恩来面前的、周恩来每天接触和处理的，都是这些因“文革”而起的混乱和问题，而没有一件称得上是“伟大胜利”的可喜之事。要不，周恩来怎会发出“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愤慨之言？
正因为这样，才促使周恩来重新思考和认识“文化大革命”。
那么，既然周恩来对“文革”的错误觉醒得比较早，那为何又没有明确表示否定“文化大革命”并最终没能从根本上予以纠正呢？这其中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主要的有这样两条：
一是“文革”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并肯定的。对自以为正确的重大决断，毛泽东是决不让步和妥协的，而是要排除一切阻力努力去实现它。深知毛泽东性格的周恩来在对待“文革”的问题上，不能不考虑到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和党的团结。
顾全大局、相忍为党是周恩来一贯的性格和处事方式。
一九六四年十月二十三日，周恩来给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演职人员作报告时，说过一段很耐人寻味的话。他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执行铁的纪律的党，就要有坚持革命、团结对敌的精神。只要这个基本的立场不变，即使犯了错误的人，我们也还要团结他；即使领导一时有错误，也需要等待，要逐步地使其改变。不能因为领导有错误，而造成党的分裂，使革命遭受损失，使对敌斗争瘫痪下来，那样就对革命不利了。”
周恩来后来的行动可以说是对他这句话的最好注脚。林彪事件后，周恩来从批林彪反党集团的错误这一方式入手，批判极左思潮，并有从根本上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的势头。结果，还是为毛泽东所不允许而夭折。
由此，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在“文化大革命”中，采取一种韧性的斗争方式，陆续地从局部对“文革”的错误作一些补救确实是周恩来一种明智的选择。
周恩来没有明确表示否定“文化大革命”并最终没有能从根本上纠正的第二个主要原因是，也不排斥周恩来寄希望并相信毛泽东自己能够觉醒，等待毛泽东有朝一日能像对待“大跃进”那样，自己最终会发现“文革”的错误，并加以纠正。从党的历史上看，也确实有许多错误是毛泽东自己及时发现并予以纠正的。
周恩来虽然最终没能从根本上纠正“文革”的错误，但他还是为防止“四人帮”篡党夺权安排了一个可靠的格局，为后来彻底否定“文革”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林彪事件后，周恩来抓住时机，及时解放了一大批在“文革”中被林彪、江青一伙打倒、迫害的老干部，使党内正义力量重新掌握了党和国家的重要权力。
在周恩来的努力下，邓小平复出，国务院重要部委的领导权及军队的领导权基本上掌握在老干部手中。临终前，周恩来还嘱咐叶剑英等：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到“他们”（指“四人帮”）手中。
附录：周恩来1967年大事记
节选自《周恩来年谱》（1949—1976)
1月1日凌晨，电话告上海陈丕显：上海一定不能乱，南北铁路交通一定不能断。
1月2日凌晨，召集全国铁路系统二十余个单位的在京代表谈话，指出：铁路绝不能瘫痪，一刻也不能中断。
1月3日在“在京归侨夺取侨务界文化大革命新胜利誓师大会”上说：红卫兵要提倡三个精神，即革命精神、科学精神和组织纪律性。
1月3日、4日三次同军队院校和文艺单位造反派代表谈话，说服他们取消将在五日召开矛头指向叶剑英、陈毅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1月4日和陶铸在人民大会堂商谈政治局会议要议定的事项。与此同时，陈伯达、康生、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中南局“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指责陶铸“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是中南局的‘后台老板”。
△到毛泽东处开会。嘱秘书告蒯大富向“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传达毛泽东的意见：不要把王任重揪到北京来，让王就在武汉检查。
1月5日凌晨，和陶铸谈话，嘱他近几天不要出去，在家休息。而后两次找聚集在中南海西门的揪陶铸造反派谈话，劝他们回去。七日、二十三日，接见群众组织代表，劝阻不要召开批判陶铸的大会。
1月6日得知蒯大富为首的清华大学“井岗山”红卫兵把王光美骗出中南海后，立即派人赶至清华大学要回王光美，并打电话催蒯大富放人。七日，接见七机部造反派时批评骗揪王光美行动。
1月6日、7日三次与江渭清通电话，了解南京两派武斗和交通停断情况，提出处理建议和措施。并就恢复交通问题两次接见南京大学红卫兵赴京造反团。
1月7日就北京建工学院两派红卫兵搞联合行动到中南海揪刘少奇事，找该校两派谈话，说：你们可以送大字报，要揪人不行，要照顾党和国家的影响。
△江青在一份材料上批道：总理，群众要斗争周荣鑫和童小鹏，应随传随到。九日，周恩来就此事批告王力：周荣鑫、童小鹏应深刻检讨，“但请注意不说‘随传随到’，改说‘批判必到’。因如‘随传随到’，我要找他们问事办事，将无法找到人了”。
△晚至八日晨，接见七机部两派代表，告诫“要警惕滑到混淆两类矛盾的路上去”。指出：不要揪人，不但谭震林、李富春等副总理不能揪，刘少奇、邓小平也不能揪，陶铸也不能揪。刘、邓、陶是中央常委，我还得保。
1月8日凌晨，接到造反派冲击中南海各门，要求揪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及其他中央负责人的报告后，把造反派召集到人民大会堂，劝他们不要采取这样的行动。
1月9日得知红卫兵已进驻贺龙家并要揪斗贺龙后，同贺龙谈话。并当即打电话到贺龙家批评红卫兵头头。晚上，在大会堂接见北京体育学院的红卫兵。
△接见全国来京串连的公安、检察、法院系统代表，说：公安、政法部门成立的群众组织要有独立性，不能受公安政法部门以外组织的领导。
△接见外事口造反派代表。当有的造反派提出要打倒陈毅时当即反驳：我反对，我不能接受。怎么能这样武断？并提议成立外事口联络总站。
1月10日接见铁道部联络站和北京乘务员代表，严厉批评停产闹革命的做法，说：这叫丢生产、跑革命，是假革命。
1月11日参加毛泽东提议、林彪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说：主席说了，政治局不要公开点贺龙的名，我们政治局的同志和常委同志不要在公开的场合点他的名，只是要他去登门听取大家的批评，不公开。
1月12日接见北京接待工作人员时说，要向广大红卫兵和群众讲清楚，对领导干部不要采取揪走的办法。干部犯了错误，要让他在工作中考验自己，给他改正的机会。
1月13日找抢夺机密文件的化工部有关人员谈话，说：国防部的机密文件被抢走了，这是个例子，我非抓不可。
△同抄李雪峰家的造反派谈话。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
△到毛泽东处开会。
1月14日同各大区负责人及省委书记谈话，说：我们的领导干部中，有跟不上的，思想有抵触的，甚至还有对立的。现在新的高潮开始，我们得做精神准备，过好这一关。
△接见安徽、全国妇联等单位的造反派，表示不赞成建立全国性的组织。
1月15日在全国一百五十多个单位在京联合召开的抓革命、促生产大会上讲话，号召各单位、工厂、学校依靠自己，把力量组织起来，认真抓好业务工作。
1月16日接见全国石油系统职工造反联络总站和北京石油学院代表．说：夺权可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对生产领导权还是监督好。
△到毛泽东处开会。毛泽东说：左派群众起来夺权，这是好的。接管很好，只管政务，不管业务。
1月17日接见国家科委造反派代表时提出：有几个尖端任务要抓，你们的斗、批、改在三个月后进行。又说，刘少奇、邓小平是政治局常委，报纸上没有点名，你们开会不要把他们拉去。
1月18日在“左派”学生、机关干部“文化大革命”形势座谈会上指出：夺权是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
1月19日和李富春找贺龙谈话。次日凌晨，派杨德中秘密护送贺龙和薛明到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沟。二月十八日、十九日，周恩来两次嘱秘书告国家体委造反派：总理不同意批斗贺龙同志，这是中央的决定。
△到毛泽东处开会。
1月20日晚至21日凌晨与铁道部机关造反派谈话，要求铁道部成立一个左派联合组织，来抓业务工作。
1月中上旬得知造反派抄陈云家的消息后，立即派童小鹏前去制止。又指示杨德中把陈云从新六所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月21日接见中国科学院两派代表，强调：中央的权不能夺。
1月22日在各地来京群众代表大会上谈到夺权问题时说：“夺权不是个人主义争权夺利，不是小团体主义的争权夺利”。“有些单位不能采取群众夺权的形式，如军队、战备工作部门等”。
△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被造反派逼讯致死。周恩来得知后，悲愤地说：“这些同志死得不明不白，我怎么向党中央交代啊！”并要公安部报告张霖之的尸体解剖结果。之后，在接见群众组织代表时多次谈到张霖之的死，说：我很难过。对干部不能这样斗，不能用敌视的眼光看待老干部，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
1月24日零点30分，接见来京和在京的军事院校代表，指出：军事机关不能冲进去，可以送大字报。各军兵种的司、政、后和通讯系统的工作是不能中断的。
1月25日接见财贸系统造反派，重申：你们夺权只能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对于业务主要是监督权。不能把“长”字号的都排弃。
△就民航“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嘱秘书告吴法宪：应立即以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名义起草命令，宣布由军队接管（包括整个民航系统和所有机场、港站）。接管后，业务工作仍由原班子来搞。
△在“首都科技界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上说：夺权斗争要严肃认真，不能放任自流，不允许无政府状态。对犯错误的于部要一分为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无政府主义思想。不能说因为革命了，愿意怎样就怎样，这是无政府主义。
1月26日嘱秘书找联络员了解，昨晚是否将王恩茂要回来了。
△接见工交口各单位造反派代表。说：夺权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个前提。
1月27日凌晨，接见新疆造反派代表，告诫说，新疆军区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停了，这是中央的决定。你们不能把自治区党委、军区领导一脚踢开。
1月28日凌晨，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碰头会，讨论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稿。下午，到毛泽东处开会后，同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一起修改“军委八条”，删去原稿中“今后右派冲击要抵制；左派冲击，要欢迎”一句。同日，中央军委颁发八条命令。
△接见铁路系统造反派，责成铁道部机关造反派立即成立一个业务小组，保证业务不中断。
△接见浙江造反派代表，要求冲入省军区的群众立即撤出。说：什么问题都说是刘、邓路线，这样不科学。
1月29日晨一时半，接见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造反派，说：戴高帽子、罚跪、扒领章、游街、抄家，这是不好的，是对解放军的侮辱。
△晨四时，接见“武汉斗争王任重指挥部”赴京代表，说：还是让陶铸呆在中南海里，斗争方法可以背靠背。把陶铸揪出来，搞面对面斗争，中央不同意。
1月30日起草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浙江最近发生事件的决定，要求“浙江革命造反联合总部”所属群众迅速主动离开军区大院。
△得知在外地了解三线建设情况刚回到北京的谷牧被建委造反派绑架后，派联络员找建委机关造反派交涉，要他们把谷牧送回中南海。
1月31日接见华北局机关造反派，说：不能夺华北局书记处的权。华北局是中央派出机关，你们夺权就等于夺中央的权。
△接见军队系统的院校、文艺团体、医院、军事工厂等单位的代表，阐述和解释“军委八条”。强调：对军事机关和战备系统不能冲击，军队要保持坚定的稳定性。
△接见全国机要人员代表，批评北京的造反派不打招呼、随意抓走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和省市委负责人的做法。
△就以治病名义将秦基伟接来北京事批：告叶剑英，赞成将秦基伟接来北京。
1月除参加中央有关会议、处理重大事件外，仅据工作台历统计，还与中央、地方、军队负责人谈各类问题八十八次，接见红卫兵、造反派及群众代表一一四次。
2月1日在接见从军队调来的接待工作人员时说：对青年人的热情、勇气，既热情支持，又诚恳帮助。如果他们走错了，就告诉他们这个错了。看到他们犯错误而不指出，那我们就要犯罪。
△接见铁道部造反派，严厉告诫：为什么就联合不起来，再这样下去，我要对铁道部实行军事管理。我给你们开过七次大小会议，强调全国交通大动脉不可一刻中断，你们有时就是不顾一切。
△接见工交口造反派，批评对干部动不动就戴高帽子、游街等变相体罚的做法。
2月2日召集副总理开办公会，商议为中共中央、国务院起草的《关于革命师生和红卫兵进行步行串连问题的通知》。会后，将通知送中央文革小组和毛泽东审批。
△致信陈伯达、江青并中央文革小组，提议：“今后每星期一、三、五晚十时起在钓鱼台召开碰头会，以文革为主，我参加，讨论形势和政策及有关文件草案。今后每星期二、四、六下午三时半在怀仁堂或国务院会议室召开碰头会，以常委四同志（周、陈、康、李）为主，副总理（陈、李、谭、谢）和剑英参加。务请中央文革江青同志或指定的同志参加，分别讨论党政一些业务问题。”四日，毛泽东在信上批：“此件不用，退周”。
△长期疲惫不堪后突感异常不适，经医生会诊，发现有心脏病。当即嘱秘书不要对外讲他患病。身边工作人员为周恩来的健康担忧，于次日写了一大字报贴在他办公室门上，请求他改变现在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注意休息。看到这张大字报的陈毅、聂荣臻、李先念、叶剑英等也在大字报上签名支持。四日，周恩来在大字报上写下“诚恳接受，要看实践”八个字。
2月3日陪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卡博和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巴卢库。
2月4日派人查因连遭批斗致死的赵尔陆的死因后催要尸体解剖化验的结果。六日，参加赵尔陆和杨至诚的追悼会。
2月6日致信毛泽东：“有些紧急问题，如接管津、京两公安局，某些中央部门和某些省市夺权等，需向主席请示。建议今日午后能约常委四同志和陈毅、叶剑英、谢富治、江青各同志一谈”。下午，到毛泽东处开会。
△约聂荣臻、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在京西宾馆谈军队问题。
△嘱秘书告李先念：财政部的业务权不能被夺。
2月7日审改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关于驻外使馆、代办处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指示稿。修改时加写：已建立战斗组织的，“应在使馆党委领导下转为文革学习小组，对党委有批评建议之权，无监督权”,“不容许直接干涉使馆党委行使职权”。
2月7日、8日约聂荣臻、叶剑英、徐向前同新疆自治区负责人谈新疆问题，认为自治区夺权不成熟，拟对新疆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行军管，以推动和促进“三结合”。
2月8日两次与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萧华、张国华、陈明义谈西藏问题。告张、陈二人：要坚守军委八项命令，绝对保卫军区和军械仓库，不能容许造反派冲入夺权、夺枪。
△致毛泽东、林彪信，汇报新疆、西藏、山东、江苏、湖南、陕西、浙江、云南、广西等省、自治区的情况。建议：将叶飞、谭启龙、江渭清、杨尚奎、刘俊秀、江华等接来北京养病；对京、津两市实行军管，拟先从公安局人手。
2月9日召集中央碰头会，讨论通过公安部、北京卫戍区联合发布的由北京卫戍区司令部接管北京市公安局，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并对市公安局所属机构一律实行军事管制的布告。
△嘱秘书告吴法宪、邝任农：要尽快将北京、上海民航管理局和机场实行军管。
2月10日到毛泽东处开会后，召集有中央党、政、军负责人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碰头会，讨论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会后，将《规定》送毛泽东、林彪阅批。次日，毛泽东批：送总理照发。
2月11日接见西安地区八个单位的造反派赴京代表，批评造反派揪走王任重的行为。
△在怀仁堂主持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会上，叶剑英、徐向前等对中央文革一伙乱党乱军的行为进行面对面地斗争。
△要南京军区政委杜平以中央代表身份在浙江省军区召集陈励耘、南萍、阮贤榜、张永生、韩向东等人开会，传达指示：十一日晚中央派专机接江华去北京，要保证把江华安全送到嘉兴机场。
△就搞好春耕生产找农业部、农垦部、水产部、气象局、农办等夺权单位的造反派代表谈话。要求农口要搞一个对全国的呼吁书，号召抓革命，促生产。
2月13日接见“哈尔滨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代表，说：搞乱大庆，这是很危险的。大庆太重要了，不能不采取军队来接管。
2月16日在怀仁堂主持中央碰头会。会议原定议题是讨论国务院各口抓革命、促生产。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等拍案而起，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对中央文革小组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乱党乱军、打击迫害老干部的行为进行激烈的抨击。周恩来对陈伯达等人说：《红旗》第十三期社论，这么大的问题，你们也不跟我们打个招呼，送给我们看看。怀仁堂会议后，张春桥、姚文元、王力与江青密谋，当晚整理“记录”向毛泽东汇报。汇报时张春桥还说周恩来对《红旗》第十三期社论没送他审查有意见。毛泽东说：党章上没有规定社论要经过常委讨论。并叫张春桥同周恩来谈一次话，要把中央文革小组当成书记处看待，党和国家和重大问题，要先提到文革小组讨论。
△晚，接见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军区负责人及内蒙造反派代表，强调军队要稳定，批评冲击解放军是“没有从国家整体利益着想”。
2月17日凌晨二时，接见财贸口造反派代表，当场下令逮捕拒不执行命令、操纵造反派叫党委“靠边站”、抢夺财政部业务权的财政部副部长杜向光。严厉批评造反派夺财政部业务权，对老干部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行径。
2月18日凌晨，接见财贸口司局长以上干部，提出：夺权发生了偏差，我们要纠正。在谈到军队问题时指出：军委紧急指示起了副作用，最近冲击军事机关很厉害。
△接见国防工业口造反派代表，得知二机部造反派夺了党委领导权时，批评说：你们简直没边了。部党委上面还有中央，不能叫部党委靠边站。现在对干部的斗争方式发展到打人、挂牌、游街，这是左倾路线的恶劣作风，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了。我看了心里很难过。
△审阅《红旗》杂志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阅后送毛泽东审批时注明：“这篇社论很重要，很及时”,“提议在党、政、军、文革碰头会上讨论一次再发表”。
△嘱秘书打电话告江西省委，限令江西造反派在二月二十日前负责将杨尚奎、刘俊秀安全送到北京。
2月19日凌晨，毛泽东召集有周恩来、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康生、谢富治、叶群等参加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严厉指责十六日在怀仁堂碰头会上对“文化大革命”作法表示强烈不满的谭震林、陈毅等。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自二月二十五日至三月十八日，在怀仁堂召开了七次“政治生活批评会”。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以“资产阶级复辟逆流”的罪名对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进行围攻、批斗，迫使他们作检讨。周恩来也作了自我批评。
△约李富春、李先念、陈毅、谭震林、谢富治开会。
△得悉“新北大公社”、清华“井岗山兵团”等组成的“斗争彭、陆、罗、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西郊筹备处”将在二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两天召开批判彭、陆、罗、杨大会，并要进行“上揪下扫”，把彭真、刘仁、万里、吴晗、林枫、陆定一、周扬、吴冷西、夏衍、罗瑞卿、肖向荣、杨尚昆、安子文等二十六人揪出示众。就此批问陈伯达、康生、江青：“请研究他们提出的口号‘下扫’是否合适”？“这个筹备处要揪这么多人出场，是否在斗、批上有利”？
2月20日在关于山西夺权情况的介绍会上说：现在有连锁反应。自从一月份夺权以来，不管有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造反派都要夺权。有些地方对凡是带长字的、第一书记就要夺权，这样一解释，全党全国还成什么样子？逻辑上站不住嘛！军事大权是中央的。夺军区的权，造军区的反，“完全是大方向的错误，不是一般的错误”。
2月21日到毛泽东处后，找陈毅、谭震林谈话。
2月22日凌展，与陈伯达、江青、康生、王力、关锋谈话。2月23日和各大军区负责人谈话，要求省、地、县各级都以军事部门为主，立即行动起来，组织各级生产办公室，领导春耕生产。
2月26日与广东省委、广州军区负责人赵紫阳、陈郁、黄永胜等谈话。二十七日晚，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讨论广东问题。会后致信毛泽东，认为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向造反派“让权”是错误的，广东局势，不宜久拖，建议立即对广东实行军管，准备筹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此外，对同广东情况类似的云南拟亦先行军管。毛泽东阅批：“同意这样做。”二十八日，周恩来再同广东省委、广州军区负责人谈话，宣布由广州军区和广东省军区组织对广东省实行军管。
2月本月内，仅据工作台历统计，接见中央、地方、军队负责人谈各类问题四十三次，接见群众组织代表二十七次。
3月1日召开工交口各部部长和造反派代表会议，听取各部业务工作情况汇报。说：我向主席谈了中央各部夺权情况，认为各部还是业务监督为好，主席同意了。打、砸、抢、抄、揪这股风一定要刹住。说错了话，做错了事，不能都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如果这样，以后谁还敢讲话？那不是提倡奴隶主义吗？
3月2日同余秋里、宋任穷、陈锡联、康世恩等谈大庆油田问题。
3月3日出席萧华的检查会并讲话，肯定萧华的历史功绩，批评抄萧华的家是股“妖风”。
3月7日就安徽、江苏、浙江、上海、江西、福建等地流行脑膜炎一事批告李富春、李先念：立即找卫生部孙正、钱信忠、崔义田、黄树则四同志和“红色造反团”、“革命造反队联合总部”、“东方红公社”三个造反组织一谈。最好建立一防治脑膜炎办公室，以钱、崔二人和三个造反派组织各出一人，马上开始工作。这些人要全力以赴，不要以其他工作干扰他们。
3月8日嘱秘书告张春桥：三月十二日为孙中山逝世四十二周年纪念日，上海应按往年惯例进行纪念活动，上海党政负责人应前往孙中山故居敬献花圈。
3月10日就昆明钢铁公司要求军事接管事批示：同意，请剑英电话告军区。
3月13日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呼吁：无论如何要在三月份解决省、市、自治区的领导机构问题，以便抓革命，促生产。各级领导机构成员要以解放军为主，光靠革命群众组织不行。如果没有领导机构，可以先成立生产指挥部。现在就抓，不能再晚了。
△审定并签发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对兰州五○四厂及西固发电厂实行军管给兰州军区的电报稿。二十五日，审定并签发国务院、中央军委给兰州军区的电报，重申五○四厂不准夺权，不准停产．立即停止“四大”，改为进行正面教育。本年三月中旬至十一月底，为保证核工业生产的安全，曾签发十一封给有关工厂的特急电。
△打电话给韦国清，说：广西地处抗美援越前线，要实行全面军管。
△3月14日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起草给各省、市、自治区，各军区党委的电报稿。电报要求各地以军队代表为主，立即建立一个“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起草后，将电文送陈伯达并转毛泽东批阅，并注明：“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接近于‘三结合’的筹备小组．但以抓生产为重点，或者就是军管会下抓生产的班子。如能组成，不论何属，都是好事。”
3月15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中共中央就搞好生产给全国厂矿企业职工、干部的信。次日，将信送毛泽东批准后，指示公开广播登报。
3月17日凌晨，看完福州军区党委关于成立福建省革命委员会和夺权问题的报告后，觉得条件不成熟，当即与韩先楚通电话，提议：福建还是经过军管来筹备三结合的革委会好。以驻军负责人立即组成军管会，管起全省工作。
△致信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谷牧并叶剑英：“主席指示，继国防工业军管之后可对工交财贸各部，凡瘫痪陷入无政府状况者，也可实行军管。请你们明（十八）日上午集体一议。”
△接见国防科委、国防工办所属各部造反派和党委委员时说：夺权和批判要分开，有的只要批判，不需要夺权。文化大革命以来，国防生产受到了影响。对领导干部不要搞人人过关，不许揪来揪去，否则，就是排斥一切，怀疑一切，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3月18日与李富春、聂荣臻、叶剑英商量军管问题后，致信毛泽东、林彪，告已向国防工办和国防工业部门宣布准备实行军管。信中还就国务院工交、财贸、农林、卫生各部门军管问题提出意见。毛泽东阅批：退总理照办。
3月21日根据毛泽东“一切秩序混乱的铁路局都应实行军事管制”的批示，要余秋里、谷牧立即研究拟出对铁路、交通、邮电三部及其所属重点企业实行军管的决定稿。同日，还对该稿作了审改。
△在接见财贸系统造反派和财贸各部党组成员时，要求各部赶紧抓业务，不能拖。谈到对老干部的态度问题时说：你们总说我和中央文革口径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嘛！毛主席没决定，当然要负责保护。在回答为什么提“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时说：这要看是什么内容。如夺权超过了监督范围，夺党中央、国务院各部的业务大权，或者有私心杂念，有些权不该夺的夺了，这些都是复辟逆流。
△就西安外语学院外籍教师大卫·库普所写批评造反派极左作法的大字报批示：“建议将这张大字报和主席批语登文化革命简报。”
△到毛泽东处开会，汇报七次中央“政治生活批评会”情况。
△晚，接见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造反派代表和各部党组成员，说：对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要实行全面军管，不能再耽搁了。无论如何第二季度的生产要搞好。“把业务恢复起来，不等于复辟”。
3月22日参加北京市职工代表大会后，找蒯大富谈话。说：你们对干部不要绝对化。要么就批判不得，要么一批就打倒，都不对。不要形“左”实右。
3月23日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对大庆油田实行军管的决定稿。在送毛泽东批阅时注明：“对于这样一个带全国性的大企业的军管，并由一个师的兵力驻在大庆，我们认为应由中央、国务院、军委发布这一决定。”毛泽东批：照办。同日，还接见大庆工人代表，肯定大庆过去的成绩。
3月24日召集卫生部党组成员和四个造反派组织代表开会，询问防疫情况，说：我点钱信忠、崔义田抓流脑办公室，四个组织都要支持抓防疫。这个工作是最紧急的，一天都不能迟缓。又说：那个“百丑图”是丑化我们的党，对党不利。
△ 同王恩茂、赛福鼎谈新班问题。次日，接见新获各造反派组织来京代表，说：“不要对王恩茂同志的问题先定性。”
△ 3月27日得悉河北河间、大城发生地震后，指示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地质部、石油部等有关部门前往地震现场考察，并派联络员刘西尧到地震现场指挥。29日，又对有关部门指示：“要密切注意京津地区地震动向。”
3月28日召集怀仁堂碰头会。讨论：关于对铁道、交通、邮电部门实行军管的决定等文件。
3月29日同越南总理范文同会谈时说：苏联说我们要去打它，我们才不打它呢！中国这么大，我们国内好多事都管不过来。
3月本月内，仅据工作台历统计，接见各地负责人谈各类问题四十九次，接见群众组织代表三十一次。
4月1日——4日每天与四川党、政、军负责人及群众代表谈四川和宜宾问题。
4月5日就外交部请示回国留学生要求进驻外交部大楼“闹革命”一事批复：外交部大楼不开放。
4月6日接见国家计委、经委、建委造反派代表，批评造反派提出的要斗倒薄一波必先斗倒谷牧和余秋里是“逻辑不通”。
4月7日、10日、11日同越南总理范文同举行多次会谈。9日，陪范文同等飞大寨参观，当天返京。
4月7日、9日、10日三次接见天津各群众组织代表。在谈到挖“反党集团”的根子时指出：“不要打击面很广，要实事求是”。“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应该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一批必倒”的绝对化态度不好。一批就倒，那得倒多少？
4月12日、13日出席中央军委扩大会议。
4月13日审改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就开好广州春季出口商品交易会给广东省军管会和中南财经委员会并各军区、各省市自治区的通知稿。修改时增写“不在交易会及其所属组织内进行夺权”一句。
△约黄永胜、傅崇碧等谈广州交易会问题。
4月14日就广州交易会问题致信毛泽东、林彪：“对广州交易会虽有五点指示发出，但据黄永胜报告，情况较紧，而军管会又难于控制，因此，今晨在解决内蒙古问题之后，特约外贸部和外贸学院两造反派商谈，他们愿意派人去协助解决。考虑到目前各院校和机关造反派多忙于内争，因而影响了广州交易会各公司、各馆的内部领导，并与各地方造反派形成派别”,“如不立即劝阻，对明（十五）日开幕，极为不利。我现定今晨七时同黄永胜同志飞广州，亲往解决此事”。
△飞抵广州。在广州期间，为开好交易会并解决广东问题，多次同黄永胜、刘兴元、林李明、卢绪章、陈德、温玉成等党、政、军负责人谈话，四次与广州各群众组织代表座谈，并到交易会产品陈列现场了解情况。
4月18日在第四次与广州市各群众组织代表座谈会上说：抓革命、促生产，也不会压了革命。说谁要实行资本主义复辟，我看不能那样说；好像解放军或解放军某儿个负责人这么做，我不这么看。说复课闹革命是压制了革命，我看这个话逻辑不通。有些地方还叫“革命的打、砸、抢万岁”，这是错误的口号，打、砸、抢有什么革命的？
4月19日飞返北京。下午，到毛泽东处开会。
4月21日接见《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新华社驻外地记者，说：你们反映的面要广一些，解放军支左是中心，但还要报道一些解放军支工、支农的成绩，也要听一听群众性很大的保守派方面的意见。这样，我们看问题广阔一些，考虑问题更全面些。
4月21日、24日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起草的讲话提纲中，把“二月逆流”写为“二月的乱子”。认为：此事“错在对群众的关系上”,“主观上是拥护主席”,“想搞好，但立场有时没有站对，思想方法旧，所以连犯错误，我们应该给以帮助”。
4月27日接见在中南海门口静坐的内蒙古来京上访群众代表，要求他们取消“工农兵革命委员会”等跨行业的组织，回到本单位、本行业中去。
4月28日和康生、李富春接见国际关系学院代表，就“二月兵变”问题指出：据我知道没有这件事。“备战、备荒、为人民”是主席在杭州会议上提出的方针嘛，是执行主席的命令嘛。
4月29日到毛泽东处开会。
4月30日接见福建造反派代表，宣读并解释中共中央《关于福建问题的意见》。强调：你们回去后不要在像《福建日报》这样的大报纸上点叶飞的名。不要组织群众再去冲军区。
5月3日接见十四个省、市夏季粮油征购会议代表，就农民土地和粮食以多报少、人口和灾情以少报多问题指出：这是“藏富于民”。“这是提倡不老实”,“是对付官僚主义的办法”。“高指标、高征购，整了农民，现在他们就以多报少”。
5月4日接见财贸口各单位群众组织代表，不同意造反派成立“批李先念联络站”，严厉批评造反派把有些干部揪得不知下落是“绑票作风”。谈到对“二月逆流”的看法时说：那是认识和观点不同，没什么原则问题。倾向性错误是人民内部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