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说：各部党组要恢复。党组可以由群众宣布解散吗？财政部党组要恢复，掌握财政部党组大权的，还是先念，部长还是先念兼。商业部党组也要恢复，党组书记还是姚依林，你们的通缉令(按：指造反派发的对姚依林的通缉令)要撤销。其实无所谓恢复党组，我们本来就没有取消党组。总之，党组还要行使职权，负责的还是部长、司长。党组取消的必须恢复。
第三，不能打倒所有的老干部，对老干部不能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周恩来指出：夺权的目标就是夺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主席在《红旗》第三期社论中加上，不是所有的当权派都靠边站，犯了错误，改了就行了。主席不同意另一句话，就是把夺权目标扩大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因为这样一扩大，黑手就来了，所以现在不提“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了。能不能说中央各部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不能。对犯了错误的干部，不能一概打倒。即使是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错误，但只要不是坚持不改，还要允许他们改过，将功折罪。我说过：“撤职留用，限期观察，将功折罪，以观后效”。这是我党的传统的干部政策，是毛主席的思想，怎么能把老干部统统撤掉呢？把老干部一概打倒行吗？老干部都打倒，我们都靠边站，把国家大事都交给你们，你们能承担得起吗？如果让你们这样做，我就要犯罪。现在到了关键时刻，我不能不说话。不能这样无休止地搞下去了。对外经委的方毅同志入过狱。中央审查过没有问题，他的工作做得很好。但他被停止工作斗了一个多月，对干部一斗就是几十天，张霖之死了。他被捕过，煤炭部造反派、矿业学院造反派就是抓住他不放，斗了四十多天，他是怎么死的我都不知道。我心里很难过。你们把段君毅(时任一机部部长)、王磊(时任商业部副部长)抓走，这样搞怎么行？必须把抓走的人交出来。我们感到，你们是以敌对的态度来对待领导干部，几十年的战友，你们不感到我感到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主席一向反对。现在这样的斗争也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戴高帽、挂黑牌、搞喷气式，并把照片登报纸、传单，给外国记者。我想到这些就心里难过。我是不会流泪的，任何时候我都能挺下去。
一月十八日凌晨三时到七时，周恩来又接见财贸口各部司局长以上的干部，重申了上述三条。
他说：现在进入夺权，来势之猛，不像我们主观想像的那样。不要说你们对运动有时不理解，就是我们在主席身边紧学、紧改、紧跟、紧赶，还赶不上。我们号召造反派夺权，我们也做过一些规定，如对业务权不能夺，只能监督。尽管这样，夺权还是发生了偏差。我们要帮助造反派把偏向加以纠正，这是有利于夺权，不是泼冷水。因为他们夺权超过了业务监督的界限。造反派只能监督业务，不能超过这一界限，中央的大权，如党的领导权，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怎么能夺？政府的大权，财经、公安、外交、国防这些大权怎么能夺呢？
周恩来还说：国防工办不能夺权，也不能监督。财政大权不仅不能夺，全部监督也不行。商业部我声明了姚依林不是黑帮，他身体不好，应当让他休息。那样斗不符合中央精神。我要姚依林回中南海休息，他们(指造反派)跟着就下了通缉令，说谁要隐藏姚依林，以破坏文化大革命论处。这还了得，这等于是通缉我了！中南海还是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样夺权，走到斜路上去了。各部部长、司局长，还要转告所有的处长、科长，都要振作精神，要敢于创立工作条件，勇于负责任。
夺权出了偏差，周恩来分批找各口的造反派代表和干部开会，纠正夺权中的偏差。
二月十八日晚，周恩来接见国防工业口造反派代表。李富春、聂荣臻等在座。周恩来问二机部的代表：你们现在对部的业务还是监督吗？
二机部代表说：业务监督，党委靠边站。
周恩来的脸色顿时沉了下来，声音也高了：“你们没有报告中央啊！中央没有叫你们监督党委的领导权。同志们，你们简直没边了！你们造反精神很好，但也不能这么个造法啊！部党委上面还有中央，不能叫党委靠边站。革命不能革到无产阶级司令部，革到毛主席头上。”
二机部代表有点心虚：“党委刁难我们，弄得我们很被动。”
周恩来说：你们不要头脑发热。我们允许你们夺权，但是有限定的范围。中央各部是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业务权不能夺，只能监督。这是中央再三申明的。业务权属于国务院，中央各部委直属党中央。
说到这里，周恩来举了操纵造反派夺财政部大权而被逮捕的那位副部长为例子，警告造反派：财政、外交、国防、国防工业、宣传等大权属于中央，你们不能夺。今天我给你们谈，明天或后天我要召集国防工业各部部长、司局长开会，除党中央宣布停职反省的外，一个也不能扣留。先给你们打个招呼，否则，你们就要犯错误。总还要中央领导吧。
同日，周恩来还阅改了《红旗》杂志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
社论强调：对干部队伍，要有正确的基本的估计。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钻进党和国家领导岗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只是一小撮。在夺权斗争中，必须从这样一个正确的估计出发去对待干部。必须清醒地看到，大多数干部是好的，犯有错误的干部，甚至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在党和群众的教育下，大都是可以改正的。我们绝不能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钻进干部队伍里来的阶级异己分子估计得过多。如果错误地扩大打击面，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广大的干部，也是敌我不分，那是很危险的。半年多来，一些人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只要是当权派，就是不好的，不能依赖的，应当一律打倒。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是不符合事实的。对当权派，不作阶级分析，一切怀疑，一概否定，一概排斥，一概打倒，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潮。要把干部一概打倒的观点，就是抹煞十七年来的基本事实，就是否认十七年的伟大成就。
社论还强调：革命干部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而且他们能够成为当前夺权斗争中的领导力量。现在，必须有大批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核心领导，才能完成摆在我们面前的新的战斗任务。经验证明，这些革命领导干部参加核心领导，他们同广大群众结合起来，就能比较顺利地进行夺权斗争，就能比较快地把权真正掌起来。按照党的政策办事。反之如果排斥革命领导干部，就不能建立强有力的核心领导，就会形成群龙无首，各自为政。
周恩来阅改后，送毛泽东批发。并注明：主席：这篇社论很重要很及时，我看写得不错。提议在党、政、军、文革碰头会上讨论一次再发表。妥否，请予批示。
毛泽东用粗粗的铅笔在“主席”这两个字上重重地划了一个圈，而后批道：退总理。同意你的意见，讨论后再发表，并把三结合的思想写进去。再则，以后重要的社论都应这样做。
写完后，毛泽东又在“重要”二字下面重重地加了两个圆点。
接毛泽东批示后，周恩来致信陈伯达、王力：现将红旗社论和主席批语送上，阅后请退还，拟即付印，发参加怀仁堂碰头会各同志。定下星期一(二十)晚间讨论。如何，请告。
三月一日，该社论由《红旗》杂志正式发表。
这篇社论的发表，对广大干部是一个保护。
由于周恩来的坚持和斗争，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的业务领导权在夺权狂潮中没有被夺，基本上还是掌握在党的手中；一大批领导干部也得到了保护。这样，就避免了夺权狂潮给党和国家带来的更大的损失。如果当时没有周恩来的斗争，死死把住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的业务大权，后果和局面将更加不堪设想。
四、毛泽东的预言失灵。
号召夺权后，毛泽东曾说过：今年二、三、四月看出眉目，明年这个时候看出结果，或者更长一点时间。
毛泽东说的“看出眉目”，就是设想在一九六七年二、三、四月间建立各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
当时，毛泽东预计在一九六七年底可以结束“文化大革命”。
然而，夺权后的局面并没有按照毛泽东的预计和设想发展。由于造反派之间在夺权过程中争权夺利，派性急剧发展，“大联合”、“三结合”迟迟实现不了。实际上，到一九六七年底，全国才成立了九个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
夺权后，非但没有迅速实现“大联合”、“三结合”，而且社会秩序更加趋于混乱。
对周恩来来说，他忧心的首先是国家的经济工作怎么办？
一年之计在于春。对于中国这个农业国来说尤为如此。
夺权后首先面临的经济工作就是广大农村的春耕春播。而当时全国绝大多数的省、地、县被夺权后，处于领导干部被打倒，“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成立不起来，工作无人抓的状态。那些掌权后的造反派不熟悉经济工作，也不顾经济工作。
工业、交通等经济领域也是如此。
怎么办？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下令对一些局势混乱的部委和省、市、自治区及重要的企事业单位由军队来实行军事管制。人民解放军是当时全国唯一保持组织系统并具有强大战斗力的重要的力量。
一月二十五日，针对民航系统的混乱，周恩来嘱秘书告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应以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名义起草命令，宣布由军队接管民航系统(包括整个民航系统所有机场、港站)。接管后，业务工作仍由原领导班子来掌管。一月二十六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民用航空系统由军队接管的命令》。
二月十八日，周恩来在接见财贸口司局长以上干部时说：如果造反派在夺权中把监督业务变成管理业务，争论不休，中央就要考虑采取别的办法。
这是周恩来对造反派的警告。“别的办法”就是军管。
二月二十七日，周恩来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广东问题。
广东省在一月份由“省革联”夺权。广东省委的主要负责人不负责任，自动向造反派“让权”。广东地处边防，局势堪忧。
鉴此，周恩来建议对广东省实行军管。
会后，周恩来致信毛泽东，认为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向造反派“让权”是错误的。目前又正当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的关键时刻，广东局势不宜久拖，建议立即对广东实行军管，准备筹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此外，周恩来还建议对同广东情况类似的云南拟亦先实行军管。
毛泽东批示：同意这样做。
次日，周恩来接见广州军区及广东省党、政、军负责人，宣布由广州军区和广东省军区组织对广东省实行军管，下设两个班子，一个抓文化大革命，一个抓生产。
三月十日，周恩来阅批中共中央就江苏问题复南京军区、江苏省军区及张春桥、姚文元的电报。电报指出：鉴于江苏省的群众组织之争一时统一不起来，三结合条件还未成熟，中央决定由南京军区和江苏省军区负责建立军管会，对江苏省实行军管。军管会下设两个班子，一个抓革命，一个管生产，把工农业生产和财贸工作管起来。对重要工厂、轮渡、火车站、邮电等部门可派军代表。
修改时，周恩来将原稿中“江苏的问题由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和许世友同志商量决定”改为：“江苏的一般问题，由许世友同志和江苏省军管会同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商量解决。”
同日，李富春转来昆明钢铁公司要求军管的来电。来电说：昆明钢铁公司在夺权斗争中，矛盾尖锐。昆钢的生产、建设正面临瘫痪和半瘫痪状态。
周恩来当即批示同意对昆明钢铁公司实行军管，并要叶剑英电话告昆明军区。
对于军管，林彪曾阴阳怪气地说：军管如果搞得不好，军队也会执行一条拿枪的刘、邓路线。
一些军队干部对军管也有顾虑。担心弄得不好，军管又会重蹈文化大革命初期工作组的厄运。
三月十三日，周恩来在军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说：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的单位，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单位，边防、沿海、交通要道、专政机构、机密要害部门、国防事业单位，都应实行军管。文教卫生工作也得抓起来，防疫工作非常紧急。北京的卫生部还在吵，我看要派军代表去军管。有的同志怕军队成了工作组，这要看是什么工作组。如果站在毛主席路线一边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促进三结合的实现，为什么不可以？不要怕。各地军管会要注意帮助当地领导干部出来亮相。
周恩来这一句斩钉截铁的“不要怕”，给了军队干部很大的鼓舞。
周恩来还通报了全国军管情况，说，到三月中旬，全国军管的单位有六千九百多个，大都是公安、邮电、电台、报社、银行、仓库等。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中，已实行军管或批准将要实行军管的有陕西、新疆、青海、西藏、云南、广东、广西、福建、江苏、浙江等十个。已实行“三结合”夺权，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有黑龙江、山西、贵州、上海、山东等五个省市。实行“三结合”夺权，都需要有一个筹备阶段。我考虑，要成立夺权筹备小组，以解放军为主。光靠群众组织不行。无论如何要在三月份解决领导机构问题，以便抓革命、促生产。如果没有省、市、自治区领导机构，工作怎么能搞好？
与此同时，中央、国务院各部委也因两派争斗，严重影响业务工作。周恩来开始考虑对这些部委进行军管。
三月初，主管国防工业的聂荣臻元帅向周恩来反映：国防科研部门由于派性斗争，工作受到严重干扰。一些造反派视国家尖端机密如儿戏，胡闯乱冲。
国防科研部门直接关系到我国的国防尖端工业。继一九六四年我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后，国防科研部门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加速研制氢弹。时下，正进入氢弹研制的最后冲刺阶段。因此，在夺权狂潮开始时，周恩来就明确指出：国防工业部门不能夺权，连监督业务也不行。
然而，事不遂人愿。国防工业许多部门也乱成了一锅粥，打得不可开交。许多单位陷于瘫痪和半瘫痪的局面。
周恩来对聂荣臻说：我现在正在考虑对一些部委逐步实行军管。你尽快向中央写出一个报告，我来把报告转送主席。
聂荣臻迅速向中央写出了《关于军事接管和调整改组国防科研机构的请示报告》。
周恩来同意这个报告，并提议对国防口所属六个工业部：二机部、三机部、四机部、五机部、六机部、七机部全部实行军管。
三月十八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林彪等写了一封信，连同聂荣臻的报告一同送毛泽东。信是这样写的：
主席、林彪、伯达、康生、向前、萧华、成武各同志：
遵照主席指示精神，经与富春、荣臻、剑英三同志商量(萧华在作报告，未参加)，已向国防工办和国防工业部门(二机、三机、四机、五机、六机、七机)宣布，准备实行军管。其办法拟每一部门只派出三人的军管代表小组，运用原有的机构领导业务，同时推动各革命群众组织进行开门整风，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帮助需要批判的各级领导干部检讨亮相，分别处理，以便最后实现各部门的革命三结合。
对国防工业各部研究院、所和科学院所属承担国防任务的各研究所，拟同意聂荣臻同志意见(见附件)，交国防科委实行军事接管，并基本同意他所提出的调整改组原则。待方案商定后再报批。
国务院工交、财贸、农林、卫生各部门正遵照毛主席指示，分别进行排队，拟在工作瘫痪部，亦实行军管，其办法如对国防工业各部。定后将分别报批。
这些需要派出的军管代表，拟经由军委、总政从军事科学院、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德才兼备的老干部中选派。
以上各项妥否，请主席批示。
毛泽东批示：退总理照办。
周恩来又写信给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谷牧并叶剑英：主席指示，继国防工业军管之后可对工交财贸各部，凡瘫痪陷入无政府状况者，也可实行军管。请你们明日上午集体一议。
在对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委实行军管的同时，周恩来还考虑对全国一些重要的、事关国计民生的大型厂矿企业实行军管。
三月初，周恩来指示北京卫戍区起草了一个关于对厂矿企业实行军事管制的布告。
布告指出：北京卫戍司令部奉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对厂矿实行军事管制，以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组成“三结合”的领导机构，搞好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和生产工作。厂矿全体人员必须坚守岗位，遵守纪律，努力工作，服从指挥。一切长期在外串连的人员限一周内回厂。否则将予必要的纪律处分，直至开除。
这一布告本来是只限于北京地区的厂矿企业，因为是北京卫戍司令部执行的。但周恩来把这一布告推向全国。
三月十四日，周恩来在审阅此布告时，将“奉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命令”改为“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次日，周恩来将此布告送毛泽东批阅。并注明：这一文件经北京卫戍区起草，并在今晚钓鱼台碰头会上修改通过。现送上请予审阅，并请主席批准。在批准后，并拟发全国参考。
三月十六日，毛泽东批示：照办。
同日，周恩来亲自草拟了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全国转发这一布告的批语：
各级党委，各军区、军分区党委，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
现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司令部起草并经中央批准的对需要实行军事管制的厂矿的布告，转发你们参照执行。
对于那些搞打、砸、抢，搞无政府主义的造反派来说，军管无疑是对他们的一道“紧箍咒”。因此，军管常常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冲击，特别是当解放军受到冲击时更是如此。
为了维护军管的威信，周恩来与冲击、破坏军管的行为作了不懈的斗争。
四月十五日，周恩来在与广州各群众组织代表座谈时，一造反派代表公然指责军管是“阴谋”。
周恩来当即站起来严厉地批评说：军管是毛主席根据各方面的情况亲自决定的，是我经手办的这件事。你这样说，就是把矛头直接指向党中央，我不能不激动，不能不站出来维护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决定。你要承认这句话是讲错了。军管是完全正确的。
六月二十四日，周恩来接见参加全国生产供销会议的各省市军管会代表团负责人时说：我们无论如何要坚持军管有效，不管哪一派，都要遵守军管规定，不能允许派别组织的权力比军管会的权力还大。
十一月二十八日，驻合肥市的十二军军长李德生报告：一群人大闹军管会半个多月，冲砸军部，打伤军首长。部队反复劝说都无效。怎么办？
周恩来当即指示：以电话告李军长，先进行政治工作；不听，宣布“九五”命令，进行分化，要他们交出祸首、凶手；再不听，待其直接行凶，当场将凶手逮捕。对胁从者晓以大义，宣布一律不究，但如再犯，仍将当场逮捕凶手、祸首。
十二月十日，李德生又报告：安徽芜湖“三筹处”所属四个群众组织拒绝交出武器，搞打、砸、抢、抄，十二月以来三次冲击部队，抢走大批枪支弹药，抢占军管会大楼，使军管会无法办公。
周恩来电复李德生：以安徽省军管会的名义向这四个组织打、砸、抢、抄的小集团提出书面警告，要他们按照中央“九五”命令，立即停止这种非法行为，将武器封存上交。如仍不听劝告，继续犯法，军管会将执行中央命令，依法处理。
十二月十四日，周恩来接见江苏造反派代表时，严厉批评对军管会的冲击，说：不能把军管制度冲掉。两派都要服从军管会。军管的威信无论如何一定要树立起来。一定要把军管搞好。如果军管没有权威，那怎么过渡到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你们想一想，能靠你们一派领导？说到这里，周恩来指着一造反派头头责问：你来当革命委员会主任，行吗？
到一九六七年下半年，全国绝大多数的省、市、自治区，中央、国务院各部委，一些重要的铁路枢纽站段、大型厂矿企业、港口码头、医院、银行、新闻宣传部门等，都实行了军管。
正如周恩来所说，军管是在夺权中许多地区、单位的革命大联合、三结合条件不成熟。领导机关瘫痪的情况下不得已派出的，是革命委员会还没有建立起来之前一种暂时的过渡办法。
周恩来说军管是一种暂时的过渡办法．这是一种客气的说法。实际上，军管是对错误的夺权行动所造成恶果的一种补救。军管制度的实行，客观上宣告了毛泽东支持的夺权行动的失败。
尽管各地各单位的军管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可避免地执行过一些“左”的政策，但是，从总体上说，当时的军管对保证社会秩序，保证党和国家各方面工作的基本运行，特别是经济工作的维系，如铁路交通，还是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当然，军管也并没有彻底解决混乱的局面，但如果当时不采取军管的措施，全国局面乱到什么程度，我们今天还很难想象。
卷二
一场在党内高层发生的、对“文化大革命”极左错误和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的大规模抗争。面对面地生死搏斗，周恩来义无反顾地支持之余，内心又深藏着难言的苦衷。
五、一大批老干部怎么也想不通、跟不上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几乎是在一月夺权狂潮迭起的同时，一股空前的打击、迫害老干部的恶浪呼啸而来。
一月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被突然以莫须有的罪名打倒。
同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被康生冠以“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表”的罪名打倒。
陈毅、叶剑英这两位中央军委副主席被指责为“军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遭造反派围攻。
一月七日前后，成千上万的红卫兵连续包围并多次冲入中共中央、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要揪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和陈毅、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等。
一月八日，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阎红彦上将被陈伯达、江青所逼，留下“我是陈伯达、江青逼死的”的字条，含冤自尽。
一月二十一日，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中将突然不明不白地死于司令部招待所花园的一口井里。
一月二十二日，煤炭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张霖之被残酷迫害致死。
一月二十九日，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省长卫恒连续惨遭揪斗，自杀身亡。
短短的一个月内，这么多党、政、军高层领导含冤身亡。这些老干部过去出生入死，没有倒在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口下，却死在了……
就说张霖之吧。他一九二九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五年发动盐民暴动，组织红军游击队。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山东省委委员、组织部长，在黄河以北领导抗日斗争。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冀鲁豫区党委书记、纵队政委、第二野战军兵团副政委，参加了挺进大别山、淮海战役、解放大西南等战役。建国后历任南京市副市长，重庆市委书记，第二、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部长，电力机械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煤炭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康生、江青一伙说张霖之是彭真线上的人，是彭真的死党，煽动造反派揪斗张霖之。一九六六年底，张霖之正在东北深入矿区检查煤炭生产情况，被煤炭部和北京矿业学院的造反派揪回北京批斗。在江青、戚本禹的直接指挥下，张霖之在短时间内被残酷地批斗了五十多次。由于他性情刚烈，宁折不弯，造反派对他进行了非人的折磨。
下面是当年参加批斗张霖之的人保存下来的日记：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张部长被送至台上，强行按倒跪下。他使劲抬头，李××、戴××猛扑上前，用力压。接着又有四个人一齐踩在他的小腿上，让他无法再站。又有一些人拿着一根钉着木牌的棍子插进衣领，张部长拼力反抗。棍上的倒刺把他的耳朵、脸、鼻子都划破了，顺着脖子淌血。会刚开完，李××和一群人扭着张的胳膊串过大、小礼堂游斗，后又到院里斗、大门口斗。张部长站在一把凳子上，上衣被扒光，在零下十七度的严寒里冻着。他遍体鳞伤，双手举着木牌，又气又冻，全身哆嗦。有几个家伙说他站得不直，就用小刀子捅他、割他……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汾西矿务局的李××来京，还带来一个特制的六十多斤重的铁帽子。
……
斗争会一开始，几个小子就拎着铁帽子往张部长头上扣。他双腿打颤，脸色蜡黄，汗珠直往下掉。不到一分钟，铁帽子就把他压趴在台上，口吐鲜血。这么折腾了三四次，张部长已奄奄一息，昏死过去。
这一幕幕的血腥惨剧怎能不叫广大的老干部义愤填膺，拍案而起！
周恩来是在张霖之惨死之后才得知消息的。极度悲愤之中，周恩来眼含泪水，拿着张霖之遍体鳞伤的照片，激愤地质问造反派：“你们把张霖之部长扣押四十多天，不让他回家，也不向我报告，批斗几十次，刑讯逼供，是谁给你们的权力？别说对一个部长，就是对一个普通老百姓也不能这样啊！如果连一个部长的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国家还有什么希望？真是无法无天了！”
国务院会议上，周恩来为自己没能保护好张霖之而深感内疚。他悲愤地说：“霖之同志不明不白的就这样死了，他是国务院的一位部长，是中央候补委员，叫我怎么向党中央交代啊！”
在场的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谷牧等看着周恩来那悲戚的面容，听着他那激愤的声音，无不为之动容。
如果说，在一九六六年下半年的几个月里，广大老干部出于对毛泽东的尊敬和崇拜，是在对“文化大革命”的不理解中被动地紧跟，那么，面对阎红彦、陶勇、张霖之、卫恒等的惨死身亡，一大批老干部就怎么也想不通、跟不上了。
当时任李先念秘书的蒋冠庄、郝志学回忆说：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刚刚上任几个月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陶铸，因不同意“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并坚持抓生产，被突然打倒。……对此，李先念和陈毅、谭震林等同志十分困惑，就到李富春家，想问问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富春知不知道事情的原委。李富春说他也不知道，常委没有讨论过。后来又听说周总理和陶铸本人事先也不知道。这激起了他们强烈不满，义愤填膺。李先念和陶铸是老战友，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一起开辟中原根据地，全国解放后又在中南局一起工作过，所以对他的遭遇更难容忍。此时，国务院处境更困难，周总理和几位副总理苦苦支撑的局面也很难维持。陈毅几次到李先念的住处东花厅，李先念也多次到陈毅、谭震林的办公室一面谈工作，一面谈“文革”的遭遇。他们三人还曾在李富春处研究工作时，议论“文革”中出现的各种反常现象，表示对文革小组不满。
于是，一场在党内高层发生的、对文化大革命极左错误和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的大规模抗争由此开始了。
一月十九日，中央军委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扩大的碰头会，讨论军队搞不搞“四大”的问题。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也参加了会议。
会上，江青、陈伯达、康生等蓄意制造混乱，一个劲地嚷着要军队支持革命群众开展“四大”，说“军队不能搞特殊，要和地方一样搞文化大革命”。
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帅坚持军队必须保持稳定，不能像地方一样搞“四大”。他们认为：军队有战备任务，军队稳不住，一旦敌人入侵，就无法应付。如果军队开展“四大”，必然出现无政府主义，什么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都将变成一句空话。军队没有铁的纪律，命令不服从，打起仗来“放羊”，军队就不成其为军队了。这样搞下去，军队怎么能担负起保卫国家的重任？
两种意见，针锋相对。相持不下之际，江青、陈伯达、叶群突然向到会的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发起攻击，企图从总政打开缺口，搞乱军队，打倒老帅，窃取军权。
叶群给萧华强加了种种罪名，要他向军队院校师生作检查。
江青指着萧华的鼻子逼问：“今晚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你敢去不敢去？”
陈伯达扯着嗓子喊：“你萧华是绅士，而不是战士。你要把人民解放军变成资产阶级军队。”
叶剑英、聂荣臻实在看不下去了，没等会议结束，就愤然退出会场。
晚上，周恩来看到叶剑英关于军委扩大会议情况的报告，打电话告叶剑英：“没有我的命令，萧华不能去大会检查。”
不料，会议内容不慎泄漏。当天晚上，得知消息的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等单位的造反派连夜对萧华发起突然袭击，冲到景山东街要抓萧华。多亏萧华机灵，闻得风声后从后门跑出，到西山叶剑英住所躲了起来。但造反派还是抄了萧华的家。
第二天上午，军委扩大的碰头会在京西宾馆继续进行。
坐在叶剑英左侧的江青见萧华没到，阴阳怪气地火上浇油：“总政治部主任失踪，躲到哪里去了啊？”
叶剑英压了压火气，没予理睬。
不一会儿，萧华来了。知道内情的徐向前问：“昨晚你到哪里去了？”
萧华讲了昨晚被抄家的经过。
“啪！”徐向前怒火冲顶，狠劲一掌击在桌子上，茶杯盖震起老高，又在桌面上弹了两下，滚落地上摔了个粉碎。
这时，叶剑英针对江青的明知故问，高声怒喝：“萧华昨天半夜里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说着，叶剑英“啪”地一声，也朝桌子猛击一掌。由于用力过猛，右手的掌骨都骨折了。
这就是后来名震一时的“大闹京西宾馆”。
几位老帅“大闹京西”拉开了一九六七年“二月抗争”的序幕。
六、毛泽东批评中央文革，三老四帅“大闹怀仁堂”。
也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在他召集的两次常委会上连续批评了江青、陈伯达等人打击老干部的做法。
在二月六日的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说：你们文化革命小组，毫无政治经验，毫无军事经验。老干部统统打倒，你们掌权掌得起来？陈伯达对我是不接触、不谈心，就是送一点文件来。江青眼睛向天，天下没有几个她看得起的人。对干部要豁达一点。犯了错误就打倒，就要打到自己头上来了。你们就不犯错误？陶铸是犯了错误，可是一下子就捅出去，不同我打招呼，也没有同林彪同志、总理打招呼，上脱离，下没有同干部群众商量。对干部，不要不许革命。徐向前，我保，住到我这里来。江华、江渭清、杨尚奎、刘俊秀、谭启龙这些人还是要保嘛！
二月十日，毛泽东继续召集有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江青、王力等参加的常委扩大会，当面批评陈伯达、江青：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指打倒陶铸)！过去你专门在我和少奇之间投机。我和你相处这么多年，不牵涉到你个人，你从来不找我。你这个江青，志大才疏，眼高手低！你眼里只有一个人。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的事！别人要不就是没有到，要不就是没有说话，只有陈伯达讲了话，江青插了话。
看来，毛泽东对打倒陶铸是知道的，但他不赞成陈伯达、江青那样将陶铸置于死地。毛泽东的思维有他特有的豁达和潇洒，他多次表示，打倒一下，“烧”一下，有什么关系，无非是贴两张大字报。过一段时间承认错误，作个检讨，再重新站出来就是了。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不会真正被打倒。但林彪、江青一伙正是利用了毛泽东的这种想法，把事情推向极端，企图置广大老干部于死地。
考虑到维护中央文革的威信，毛泽东还交代：江青、陈伯达的问题，就在常委范围里头讲，在文革小组批评，不要扩散到别的地方。
尽管如此，参加会议的李富春、叶剑英还是按捺不住兴奋，回去后，把毛泽东对陈伯达、江青的批评告诉了几位副总理和几位老帅。
几位副总理和老帅欢欣鼓舞。他们更加痛恨中央文革一伙，同时自然也陡增了同他们斗争的信心和勇气。
接下来就有了三老四帅“大闹怀仁堂”。
二月十一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政治局碰头会。桌子的一边坐着李富春、谭震林、陈毅、叶剑英、聂荣臻、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另一边坐着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两军对阵，分外鲜明。
会上，叶剑英拍案而起，怒斥中央文革一伙：“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徐向前也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你们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这个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谢富治说：“军队不是你徐向前的。”
叶剑英说：“上海夺权，改名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
说着，叶剑英嘲讽地问陈伯达：“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不要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陈伯达面红耳赤：“叶帅，你这样讲，我就无地自容了。”
关锋则气势汹汹地摔起了皮包：“要这样讲，我还有很多话要说哩！”
最后，周恩来出来收了场：“今天的时间到了，你们愿意争论，可以在以后再说。”
出会场时，陈毅激动地朝叶剑英竖起了大拇指，小声地说：“剑公，你真勇敢！”
五天之后，一场更为尖锐激烈的斗争，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二月抗争推向了高潮。
二月十六日下午四时，周恩来照例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政治局碰头会。会议的原定议程是“抓革命，促生产”。
冤家路窄，前来参加会议的谭震林和张春桥在门口相遇了。
一月六日，张春桥一伙操纵上海造反派，打倒了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篡夺了上海市党政大权，在全国掀起了“一月夺权”的狂潮。不少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被游街、遭揪斗。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思，顶着林彪、江青一伙的压力，把一部分受冲击的省市委负责人接至北京保护起来。但仍有一部分省市委负责人被造反派以种种理由扣住不放而未能来京。陈丕显就是其中一个。
谭震林一见张春桥，就想起了陈丕显，问：“陈丕显来了吗？”
张春桥斜了斜眼，从喉咙深处挤出了一点声音：“群众不答应啊！”
“群众？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谭震林压着怒火。
“党？党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长以上的干部统统靠边站了！”
说话间，谭震林和张春桥进了会议室。
谭震林当着大家的面，盯住张春桥不放：“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一些大区书记和省委书记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京？”
张春桥推脱说：“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
“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是什么？这是形而上学！”谭震林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冤屈和怒火，痛快淋漓地向中央文革一伙打出了“排炮”：
“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血统论是什么？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她是当着我的面说的。”
一旁的谢富治插话：“不要这么说嘛，江青和文革小组的同志多次保你。”
“我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
谭震林说着，愤怒地站起来，拿起衣服和文件就往外走：“照这样搞，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周恩来见谭震林要退出会议，喝令他回来。
陈毅也说：“不要走，留在里边斗争！”
陈毅还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要搞修正主义。延安整风的时候，有人整老干部整得很凶，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的吗？历史证明了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
余秋里也拍案而起：“这样对待老干部，怎么行？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呢？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
谭震林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又有秘书，又有孩子。”
李先念说：“我也哭过几次。”
男儿有泪不轻弹，何况是革命几十年、经历了太多的血与火考验的老革命家！然而，谭震林、李先念说的没有一点夸张。据当事人回忆：有一次，周恩来召集国务院碰头会研究生产问题，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三位副总理都到了，但主管工业生产的国家计委副主任余秋里被造反派揪走迟迟未到。焦急等待之中，周恩来看到国家搞成这个样子，革命一辈子的老干部(余秋里为了革命的胜利已经献出了自己的一条胳膊)被整成这样，双眼默默地流泪了，三位副总理也流泪了。
谭震林继续说：“我不是为自己，是为了整体的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李先念说：“从《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倒了。”
《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是指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发表的《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该社论称：“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此后，大批老干部就在全国各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喧嚣中被打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