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4日就有人抢劫国家金库批告陈锡联：抢国家金库是犯法的，已抢的现金要限期如数交回，并交出主犯。今后如有再抢国家金库者，当以现行犯论罪，立即拘留审查，并令其交出坏头头，逮捕法办。
12月9日召集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讨论（关于公安机关实行军管的决定》等文件。十日，将《关于公安机关实行军管的决定》报送林彪转毛泽东审批。此前，在修改该决定时加写：“现在不少地方公、检、法机关造反派一方面作为革命群众组织与地方上革命群众组织进行串连和联合行动，另一方面又作为专政机关执行专政职能，这种混淆两种职能的情况是不利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的”。“各地公安机关不论由机关内部或外部造反派已经夺权的，仍应实行军事管制。在军管实行后，外部造反派应立即退出公安机关，不再到公安机关进行串连，内部造反派应按行政系统接受军管委员会或军代表的领导，不许进行内外申连。”
△就广东省革委会筹备小组办事机构设立问题告黄永胜：根据其他省区的经验，不要分那么多的组，组多了不便于领导，一些具体工作还是由各厅局去办。
12月10日召集中央专委会第十九次会议，研究即将进行的第七次核试验问题。在会上说：一切两派争论都要停止，服从最高利益，全力以赴，形成整体。
△接见卫生系统代表，听取卫生工作会议汇报，说：卫生药品不应该盈利，卫生药品加进手续费和准备再生产的费用就够了。
12月14日接见江苏“造反派”代表，批评冲击港务局行为，要求支持军管会。
12月15日同南京军区干部谈如何树立军管威信，搞好军管等问题。
12月16日召集国务院业务组会议。会前，嘱秘书将有关最近煤炭生产情况简报放会议夹内。
12月20日接见黑龙江省“捍联总”、“炮轰派”代表，要他们顾全大局、增强党性，并指出：“‘绝对’、‘无限’，这些话都不科学，过去说的‘顶峰’也不科学”。“都成了绝对权威，我们非垮台不可”。
12月21日听取罗舜初等人关于第七次核试验准备情况的汇报，谈到雷达指挥仪跟踪照像站的安全问题时，说：这个项目安全就搞，不安全就不搞。“安全第一”。“我们是社会主义制度，一定要关心人的安全。作战时要有牺牲，与自然界作战决定于是否非牺牲不可。不是非牺牲不可的就必须保证安全，不值得的就不搞”。
12月22日接见参加亚非作家协商会议的十九个国家的代表，谈到亚非作家统一战线问题时说：亚非作协的主要领导成员是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作协的指导思想的，但在纲领的具体文字上，不一定非要写出这些不可，要根据亚非拉革命群众的觉悟水平和时代发展而定。
12月23日和聂荣臻电复张蕴钰、邓易非等并张震寰，同意所定第七次核试验时间，并指出：“要消灭派性对立情绪。”零时前各项准备工作和安全措施，要切实认真负责，务必安排落实。“切忌恐惧、麻痹、急躁情绪”。
△召集国务院业务组会议。会前要秘书向有关方面索要国防工业一九六七年生产情况和一九六八年生产设想、煤炭生产简报、铁路运输日报等材料送会，并要求国防工业部门多来一些人．二、三、四、五、六和七机部各来一军管负责人和一抓业务的部长或副部长。
12月25日召集罗舜初、钱学森、李觉、朱光亚、王淦昌、邓稼先等人开会，听取第七次核试验情况汇报。谈到这次试验未成功时说：九院要把专家们集中一下，搞一层楼，架上保密电话，安排适当的休息场所，便于研究讨论问题。“失败是成功之母”。“不要泄劲。”要叫那些参加试验的人员把资料收集齐全，资料很宝贵，回来后进行分析研究，总结经验。
12月26日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听取江西革筹小组和山西革委会负责人的汇报，讨论江西省成立革委会问题。次日，致信毛泽东，认为江西省成立革委会的条件已成熟，应予批准。毛泽东阅后批：同意。
12月28日两次召集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苏静、杨杰等人谈铁路交通问题。
12月29日到毛泽东处开会。
12月31日陪毛泽东分两批接见国防科委、各省市自治区在京学习班和参加铁路、卫生防病等会议的人员。
后记
一九九一年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后，我有幸参加了《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的撰写，具体承担“文化大革命”前期一九六六——一九六九年四月这一部分的撰写，得以阅看大量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第一手档案材料。我一边看，一边对这些材料进行梳理和消化，这样日积月累地，对“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生平思想就有了自己的一些认识和体会。但是，对人物年谱的写作，要求撰写者客观地叙述历史和人物，不便过多地加入撰写者的主观感受和评价，因此，在《周恩来年谱》的撰写任务完成后，便打算结合自己这些年来研究周恩来点点滴滴的感受和体会，写一本反映“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周恩来的主要活动、思想轨迹和历史贡献的书。这一想法提出来后，得到了部、处领导的支持，并正式列入部里面“周恩来生平思想研究丛书”计划。
在写作视角上，我选取了一九六七年。这一年，是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最为天下大乱的一年，也是“文化大革命”中苦撑危局的周恩来最苦最累的一年，围绕一九六七年的重大事件和周恩来在这些重大事件中的活动，上溯下连，基本上能够把“文革”初期的周恩来的主要活动、思想轨迹和历史贡献比较全面地反映出来。
在写作手法上，为了使周恩来的生平业绩和自己的思考体会不仅仅局限在党史学术界交流，而使更多的广大读者所接受，我有意识地采用通俗可读的纪实笔法，力图让历史和人物轻松、形象地进入读者的视野。当然，这只是作者的主观愿望。
本书的写作，得到有关领导和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顾问李琦同志审阅了书稿，并为本书作序；原室务委员、研究员力平同志和周恩来研究处副研究员安建设同志审阅了全部书稿，他们都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廖心文、熊华源、曹应旺等部、处领导及专家学者也给予了多方支持和鼓励。一些老同志和当事人的回忆录、采访记录也给了我许多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诚挚谢意。
水平所限，写作时间也很仓促。书稿写出来后，本打算再修改一次，后因临时要参加大型文献纪录片《新中国重大决策纪实》的撰稿和摄制工作，未能如愿。错漏之处，敬请大家批评指正。
作者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于北京毛家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