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当即问康生：“这篇社论，你看了吗？”
康生说：“没有。”
周恩来气愤地说：“这么大的事，你们也不给我们打个招呼，事先也不叫我们看看！”
在副总理和老帅们“大闹怀仁堂”的过程中，周恩来没有过多地发言和插话，而是以一种近乎“沉默”的态度，静观事态的发展。但作为会议主持人，周恩来没有起来批评那些拍案而起、奋起抗争的老同志，没有制止他们的发言，没有阻止会议的继续进行，这样一种无声的支持是不言而喻的。
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当年参加会议的谷牧回忆“大闹怀仁堂”时，说：
“周总理的态度也是很明确了，就是大闹那一天，大家七嘴八舌说个没完，总理就在场，总理没有起来批评，说哪个元帅、哪个副总理说怪话。总理只是讲一句话，反复地讲，说你们有意见可 以提啊，大家不要发牢骚嘛，只讲这么一句。”
说周恩来支持“大闹怀仁堂”，是从历史和人物的复杂心理过程中提取的历史结论。如果不具体深入到历史和人物的复杂心理过程，仅停留于简单的结论表述，就有可能、也难免使后来人对周恩来当时没有像几位副总理和老帅那样拍案而起，同中央文革一伙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感到遗憾，甚至难以理解。
应当说，周恩来当时所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其心理内涵是复杂的。
一方面，从思想和感情上来说，周恩来与这些“大闹怀仁堂”的老同志是相通的。实际上，当出于反修防修初衷的“文化大革命”演化为一场社会大动乱后，周恩来一直以他特有的方式，进行着同大批老干部相同目的的抗争。这种抗争，举不胜举，这里仅举一件事实。
就在“大闹怀仁堂”会议结束后不到二个小时，周恩来连续接见两批群众组织代表，对中央文革一伙操纵造反派乱党乱军、打击迫害老干部的行径发出了怒吼。
晚上九时半，周恩来接见内蒙古自治区造反派代表，说：你们公开在街上骂解放军，这是给解放军脸上抹黑。有人冲军区大院，贵州有人还要缴军区的械；长沙不仅冲了，而且进驻了军区大楼；北京冲三座门，抄了萧华主任的家，要找徐向前副主席辩论，这样完全是对解放军不信任。我们在去年二三月份做梦也没有梦到现在这样的局面，我们不是先知先觉。你们可以看一看你们的那些口号是不是合适，什么砸烂××狗头，新疆甚至有人号召解放军要举起枪来，这说轻点是天真，说重点是误入歧途了。如果外敌入侵，冲锋陷阵的还是几百万解放军和几十年的老干部。军队搞乱了，怎么保卫文化大革命？怎么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次日凌晨二时半，周恩来接见财贸口造反派代表，向他们发出了严厉的警告：
我要提醒你们，你们要走到邪路上去了！……怎么能把老干部统统撤掉呢？把老干部一概打倒行吗？老干部都打倒，我们都靠边站，把国家大事都交给你们，你们能承担得起吗？如果让你们这样做，我就要犯罪。现在到了关键时刻，我不能不说话。不能这样无休止的搞下去了。对外经委的方毅同志入过狱，中央审查过没有问题，他的工作做得很好。但他被停止工作斗了一个多月。对干部一斗就是几十天，张霖之死了，他被捕过，煤炭部造反派、矿业学院造反派就是抓住他不放，斗了四十多天，他是怎么死的我还不知道。我心里很难过。你们把段君毅(时任一机部部长)、王磊(时任商业部副部长)抓走，这样搞怎么行？必须把抓走的人交出来。我们感到，你们是以敌对的态度来对待领导干部，几十年的战友，你们不感到我感到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主席一向反对。现在这样的斗争也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戴高帽、挂黑牌、搞喷气式，并把照片登报纸、传单，给外国记者。我想到这些就心里难过。我是不会流泪的，任何时候我都能挺下去。
就在这次接见中，周恩来下令当场逮捕了操纵造反派“砸烂”财政部党组，要打倒李先念，抢夺财政部业务大权的财政部某副部长。
可以说，周恩来的上述言论和行动，其精神实质与“大闹怀仁堂”的老同志的言行是一致的。只不过在表现方式上不一样。
以上是周恩来对“大闹怀仁堂”所持态度的心理内涵的一个方面。
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从抗争方式和斗争策略上考虑，周恩来根据自己对情况和局势的了解与分析，他又不希望这几位副总理和老帅同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发生这样面对面的斗争。因为周恩来非常清楚，同中央文革一伙的矛盾与斗争，既是尖锐的，然而又是极其错综复杂的。
复杂性就在于党的领袖毛泽东的严重失误与林彪、中央文革一伙肆虐横行的错综关系。
中央文革，这一极左的历史怪胎，大唱“革命”高调，擅玩阴谋诡计。他们迎合和利用毛泽东的一些错误认识和错误决策，在毛泽东的心目中骗取了相当程度的信任。
毛泽东希望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林彪、江青一伙表面上十二万分地支持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实际上是与毛泽东的想法背道而驰。他们不是要以“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而是要真乱，越乱越好，最终目的是在乱中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但是，毕竟在“天下大乱”这一阶段，林彪、中央文革一伙拍上了毛泽东的思想节奏。
因而，林彪、中央文革一伙的某些“大乱”活动，得到了毛泽东本人的认可和支持。而林彪、中央文革一伙正是以此为“尚方宝剑”，有恃无恐。谁要反对他们，就给谁扣上“反对毛主席、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名。以至于“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打倒谁”，成了当时的一条重要“刑律”。
毛泽东虽然也批评过中央文革的有些做法，也批评过江青、陈伯达打击老干部，但并不意味他否定中央文革。
相反，在毛泽东看来，对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央文革是积极的，倒是在老干部的思想中还存在着相当大的阻力。
而毛泽东的性格是，对他自己以为正确的重大决断，他是决不让步和妥协的，而是要排除一切阻力努力去实现它。
因此，对于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一些老同志的正确思想和主张，毛泽东有时支持，有时非但不支持，而且还给予严厉的批评和压制。
在二月初的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就表示过，要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中央书记处。
在这样的情形下，与中央文革小组发生正面冲突，批评“文化大革命”，导致毛泽东的不满且不说，更不利的是会给随时都想置老干部于死地的野心家提供在毛泽东面前挑拨是非，并借机打倒老干部的口实和把柄。如果这样，党和国家更多的权力将落到林彪、江青一伙的手中，他们更加可以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到那个时候，代表党内正义力量的老干部想与他们作斗争，也恐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因为一旦被林彪、江青一伙借机打倒，即使有幸生存下来，也失去了合法的斗争权力。
像李富春、陈毅、谭震林、聂荣臻、李先念、徐向前、余秋里等，是周恩来在动乱中与中央文革一伙周旋、斗争，维系党和国家工作基本运转可以依靠的重要力量和得力助手。周恩来就是担心几位副总理和老帅因一时不慎，被中央文革一伙抓住把柄借机打倒，那他就真正成了“光杆司令”，只能孤军奋战。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周恩来正是基于如此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的冷静分析和估量，从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和党的团结着想，从党和国家的利益着想，以超群的胆识和智谋，选择了一种不知要比拍案而起艰苦多少倍的迂回的、曲折的、韧性的、在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斗争方式。同时，他也希望在他身边工作的老同志也能够采取这种斗争方式，以保存足够的力量，与林彪、江青一伙抗衡，以便共同支撑这个危局。
周恩来的许多举动都表明了他的这一良苦用心。
周恩来的秘书周家鼎回忆说：
“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之后，在林彪、江青一伙的操纵下，极左思潮泛滥， 出现打、砸、抢、抄、抓的违法行为，到处揪人、武斗、夺权，弄得人心惶惶，朝不保夕。许多老同志包括一些老一辈革命家，对“文化大革命”的意见越来越大，不时流露出一些愤懑情绪，有的人按捺不住，不顾场合地大发议论。周恩来知道后，非常焦急，生怕这些老同志发泄不满，会带来麻烦，他就很难为他们说话、“保驾”了。他亲自给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大意是：运动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大势所趋，势不可挡，只能因势利导，发气无济于事。要十分注意你们的言行，谨慎从事，不要说过头话，不要做过头事，不要节外生枝，增加文化大革命的困难，不要被人抓住把柄，造成被动。要他们“戒慎恐惧”，遇事三思……他嘱我亲自送给几位老同志看，一定交给本人，不要转手，阅后由本人签字带回。我拿着信先后到过陈毅、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等同志那里。他们看过信后，深受感动，有的人掉了眼泪，认为这是总理在那非常时期，对他们的最大关怀和爱护。
遗憾的是，这封信签名回来周恩来看过后，就被销毁了。
在档案部门沉睡的几万件档案中，还保存着这样一封周恩来的亲笔信，同样反映了周恩来的类似苦心。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日，也就是在几位老帅“大闹京西宾馆”后不久，周恩来给陈伯达、江青并中央文革小组写了一封信：
伯达、江青同志并文革小组各同志：
一、提议今后每星期一、三、五晚十时起在钓鱼台开碰头会，以文革为主，我参加，讨论形势和政策及有关文件草案，其他有关同志按问题性质临时通知参加。明（三）日，我提议讨论初中和小学开学文件、工业生产问题（文件在印发），下一次讨论农业。
二、提议今后每星期二、四、六下午三时半在怀仁堂或国务院会议室开碰头会，以常委四同志（周、陈、康、李）为主，副总理（陈、李、谭、聂、谢）和剑英参加。务请文革江青同志或指定的同志参加，分别讨论党政一些业务问题。
敬礼！
周恩来
二月二日
周恩来的这封信，目的是想把国务院碰头会和文革碰头会分开，其用意是很明显的：
一方面，他试图把“文化大革命”与党和政府的业务工作分开，以减少“文化大革命”运动对生产业务工作的干扰和冲击。
另一方面，鉴于几位老帅“大闹京西宾馆”，几位副总理的火气也越来越大，随时都有可能与中央文革一伙闹翻脸的态势，也有尽量减少他们与中央文革一伙的正面接触，以避免发生面对面冲突的用心。
但是，周恩来的提议，毛泽东没有同意。毛泽东在周恩来的信上批：“此件不用，退周。”事情也巧，好像周恩来有预感似的。几天之后，就发生了“大闹怀仁堂”。
虽然周恩来不希望副总理和老帅们采取这种拍案而起、阳刚硬抗的斗争方式，但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他也就不好当着中央文革一伙的面来责备这些老同志，只能暗中支持这些老同志。
“大闹怀仁堂”的老同志是可钦可佩、可歌可泣的。
但是，在当时那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周恩来是为“大闹怀仁堂”的这些老同志捏着一把汗的。
周恩来的担心是，中央文革一伙肯定会到毛泽东那里去告黑状。
以往每次开完碰头会，周恩来都要向毛泽东汇报，或到毛泽东处当面口头汇报，或写信向毛泽东书面报告。但这一次会后，周恩来既没有到毛泽东处当面汇报，也没有书面报告。对此，谷牧同志是这样解释的：“这一次总理没有去，三天没有去。江青、张春桥就到毛主席那里去告状。毛主席不高兴了，说过去每次开会，你周恩来都来讲讲，怎么这次不来。因为总理去不好讲，他实际上是支持我们的，但是他又不敢说支持啊，他想拖，看看能不能拖过去。”
然而，事情还是没能拖过去。接下来发生的事证明周恩来对“大闹怀仁堂”的担心和忧虑并非多余。
七、二月抗争的失利，使周恩来陷入了更为艰难的处境。
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结束后，擅搞政治阴谋的张春桥、姚文元当即与王力一起核对整理了一份会议记录，并逐条向江青汇报。
江青一听，暴跳如雷，大叫“这是一场新的路线斗争”。她要张春桥、姚文元、王力连夜向毛泽东报告。
当然，他们知道毛泽东最不爱听、最忌讳的是什么，也知道什么样的话能激怒毛泽东。哪些该详细说，哪些该简略，都有一番谋划。
江青还给毛泽东写了张纸条：“主席：张、姚有重要情况报告，盼速见。”
毛泽东当夜召见了张春桥等三人，听他们汇报。
张春桥先是汇报了谭震林责问陈丕显的事，说老同志有情绪。毛泽东只是笑了笑，没当回事。老同志不理解也是正常的。
接着，张春桥使出了杀手锏，详细地添油加醋地汇报了陈毅的“黑话”：“陈毅说，延安整风冤屈了许多人，这次文化大革命也将冤屈许多人。他还说斯大林晚年重用赫鲁晓夫，斯大林在世时，赫鲁晓夫吹捧得最起劲，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就焚尸扬灰……”
毛泽东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斯大林晚年”的曲笔之意，是晚年毛泽东最忌讳的话题，而当时毛泽东重用林彪，有意让林彪来当接班人。延安整风总体上是正确的，但其中也有些彼此心照不宣的敏感问题。
毛泽东被激怒了。
张春桥继续说：“总理对《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没有送给他看有意见。”
毛泽东说：“党章上没有这一条，党报党刊社论要经常委审查！”
……
王力曾回忆过当时的汇报情况，他说：“我注意到汇报前面其他情况时，主席光笑。当讲到陈老总发言的时候，主席变了脸，不再笑了。主席开始是当笑话听的，听到这里，板起面孔，从此以后再也没笑。主席以后讲的问题，话都比较厉害。……主席已当成很大的问题了，但还没有发脾气。”
次日，林彪又在毛泽东面前火上浇油。
这天，谭震林给林彪写了一封信，痛斥中央文革一伙。信中写道：
昨天碰头会上我是第三次反击，第一次是前天在电话中，第二次是昨天一早写了一封信。我所以要如此，是到忍无可忍的地步。
他们(指江青一伙──作者注)不仅不听主席的指示，当着主席的面说“我要造你的反”。他们把主席放在什么地位，真比武则天还凶。
……大批老干部，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在中南海的，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飞机，身体搞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不少，谭启龙、江华同志就是如此。我们党被丑化到无以复加了。北京百丑图出笼后，上海、西安照办。真正的修正主义反革命分子无人过问，他们有兴趣的是打倒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非整死你不可。我想了很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绝不自杀也不叛国，也绝不允许他们如此蛮干。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心襟宽，想得开，等候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下去了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
林彪看了谭震林的信后，恰好江青来到神秘阴森的毛家湾，向林彪状告“大闹怀仁堂”的老同志。
可以想象，当江青看了谭震林的信后，会是怎样的暴跳如雷。
于是，谭震林的信被立即转送给毛泽东。
林彪还在谭震林的信上批道：“主席，谭震林最近的思想意识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现将他的信送上，请阅。”
二月十九日凌晨，毛泽东召集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康生、谢富治、叶群等。
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大闹怀仁堂”的几位老同志：中央文革小组是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的。十一中全会你们都是举了手的，讨论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你们都是投了赞成票的，为什么现在又反对？文革小组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叶群同志，你回去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哩！如果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再上井冈山打游击。你们说陈伯达、江青不行，那就改组文革小组，让你陈毅来当组长，谭震林、徐向前当副组长。我和林彪马上走！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力量还嫌不够，就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你谭震林也算是老党员，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上说话呢？
毛泽东这次的确是大动了肝火。据康生后来说：“我跟主席这么多年，从来没见到他发这么大的脾气。”
周恩来事先虽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但也没料到毛泽东会把话说到这种地步──把话说绝了。他心情十分沉重。
明摆着，如果这时硬要起来论个我是你非，党就要分裂，军队就要分裂，国家和民族将陷于万劫不复之中。
顾全大局，相忍为党。这是当时的历史空间留给周恩来的唯一选择。
这时，必须有人出来承认“错误”，以缓和毛泽东的气头，使毛泽东平静下来。
除了周恩来，没有任何人能够替代。为什么说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起到了特殊的缓冲作用？为什么说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起到了他人绝难替代的作用？这就是其中一个生动感性的实例。
周恩来一边劝毛泽东不要生气，一边诚恳地自我检讨，大意是：怀仁堂会议的事，主要责任在我，我作为会议主持人，没有掌握好。会后，几位老同志也感到这样做不对，找我作了检查，我没有及时向主席汇报。他们自己也感到讲了些对不起主席的话，想找个机会当面向主席检讨。
毛泽东的怒气和缓了一些，他说：恩来同志，我建议这件事要开会认真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党来解决。
于是，会议决定由周恩来出面主持政治局“政治生活批评会”，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等进行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人“请假检讨”。陈毅的工作，由周恩来亲自做，亲自找他谈。
从二月二十五日至三月十八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被迫在怀仁堂主持召开了七次“政治生活批评会”。
会上，中央文革一伙扯大旗当虎皮，借机以“资产阶级复辟逆流”(又称“二月逆流”)的罪名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等三老四帅进行批斗围攻，并把矛头指向周恩来。
康生说：“这是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一种政变的预演，一种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
江青说：“你们的目的就是想为刘少奇、邓小平翻案！保护老干部，就是保护一小撮叛徒、特务……”
陈伯达说：“反对文化大革命，炮打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是自上而下的复辟资本主义，这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
各种帽子、棍子一齐飞来。什么“俱乐部”、“黑干将”、“联络员”，等等。李富春是协助周恩来处理国务院日常工作，几个副总理常因工作需要到他家里讨论问题，被诬为“二月逆流”的“俱乐部主任”，协助周恩来抓经济工作的余秋里和谷牧被诬为“俱乐部”的“联络员”。
这样一说，周恩来不就是“二月逆流”的“总后台”吗？
这正是中央文革一伙的险恶用心，由此逼周恩来作检讨。
不得已，周恩来只好自我检讨，检讨自己“在路线斗争问题上不敏锐、迟钝”。
不光自己违心地检讨，周恩来还要说服“大闹怀仁堂”的老同志检讨。
据童小鹏回忆，周恩来当时对几位副总理和老帅们提出：“第一，要心安气静，吃好睡好，不要住院，要与他们奉陪到底；第二，要坚守自己的岗位，一定要抓工作，自己的阵地不能放弃，放弃阵地，就是退却、逃兵；第三，该检查的就检查，要讲点策略和斗争艺术，不能匹夫之勇。这样做并不是怕谁，过去打天下时，为了人民，可以把生死置之度外，现在为了把住人民所给的权力，受点侮辱、批判又算得了什么？”
周恩来所选择的斗争道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既是一条充满荆棘和漩涡的艰难之路，也是一条痛苦之路。周恩来是一个非常看重道德人格的政治家。自己有时不得已的违心之举，对他来说是痛苦的；别人甚至连有些并肩战斗几十年的老同志对此不理解，周恩来就更为痛苦。但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为了民族的安危与前途，他不能不抛弃个人的荣辱得失而忍辱负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大义凛然的二月抗争的失利，使周恩来陷入了更为艰难的处境。
原本可以协助周恩来处理党、政、军、文革工作的几位副总理和老帅失去了发言权，连参加政治局会议的资格也被剥夺了。
原由周恩来主持，几位副总理和老帅及有关负责人参加，处理党和国家大事的中央碰头会被迫中断，由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
中央文革碰头会虽然还是由周恩来主持召集，但成员多是江青一伙。周恩来势单力薄。
江青一伙公开逼周恩来交权。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江青、张春桥几次公然对周恩来说：“主席已经讲过了，文革小组代替了书记处。以后总理要像对待书记处一样对待文革小组。”
八、毛泽东亮了底：“不能发，因为牵涉到总理。”
可以这样说，二月抗争的失利，使中央文革从周恩来手中攫取了党和国家的相当一部分权力。
江青一伙还不满足，他们还想打倒周恩来，攫取更大的权力。
三月，江青、张春桥提议要把“二月逆流”的材料发下去，毛泽东没有同意。他们不甘心，又几次提出。最后，毛泽东亮了底：“不能发，因为牵涉到总理。”
江青一伙不甘心，通过各种渠道故意把“二月逆流”的材料公诸于众，欺骗不明真相的群众，在全国掀起大规模的所谓反击“二月逆流”的黑风恶浪。
三月十四日，首都北京街头出现了声势浩大的十万人游行示威。他们高喊“打倒二月逆流的黑干将”，“打倒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揪出二月逆流的黑后台”，“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中央文革”等口号，把所谓反击“二月逆流”推向了第一个高潮。
面对所谓反击“二月逆流”的黑风恶浪，在极为艰难的处境下，周恩来竭尽全力，保护所有与“二月逆流”脱不了“干系”的老同志。
谭震林、陈毅、徐向前被打成“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受到最严重的批判和冲击。周恩来对陈毅、徐向前的保护，在本书的其他章节另有叙述，这里仅说说对谭震林的保护。当时任中央警卫局负责人的李树槐曾回忆说：
一九六七年批所谓“二月逆流”之后，一次，一批红卫兵聚集在中南海的西大门，叫喊要抓谭震林，把大门敲得咣咣响。我那天正好值班。大约在八九点钟的时候，他们把大门冲开了，人也冲了进来。我们派了一个连在门口堵住，使他们不能再往里进。我打电话向总理请示，总理说，你让那个头头接电话。总理问他叫什么？能否负责？那人说能。总理就对他说：马上把人都撤出中南海去，如果撤不走出了事，你要负完全责任。下午三点，把你们的负责人都找来，我在西花厅接见你们。结果这人连大气都不敢出，放下电话吹起口哨，大喊向后转，把人都撤出去了。下午三点，总理真去接见他们，我也跟去了。总理对他们苦口婆心讲了半天，最后才把问题解决了。
当时担任周恩来卫士的乔金旺谈到了周恩来保护谭震林的另一个细节：
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批谭震林。一开始，造反派倒还守规矩，可中间总理有个电话，离开会场去接电话。造反派一看总理走了，就上了台，开始动手动脚，又是让谭震林低头，又是让哈腰。总理接完电话回来一看，很生气，批评造反派说：“你们这像什么话！我们事先达成协议了嘛，不许搞体罚，不许侮辱人格的嘛！我还在场嘛！”慑于总理的威严，造反派只好从台上退了下去。
对因“二月逆流”受冲击的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人，用周恩来自己的话说，是“再三地保”。
三月二十一日凌晨，周恩来接见财贸系统的造反派。
一造反派提出：“我们要把炮轰李先念的大字报贴到街上去。”
周恩来气愤地回答：“你如果非要问我，我告诉你，我是不主张大字报上街的。但我是难以限制你们的，现在是大民主嘛！现在街上许多大标语，并不都是我同意的。李先念是国务院副总理，中央还信任他嘛。你们总说我和中央文革的口径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嘛！财贸口要开李先念同志的检讨大会，我一定要参加。”
同日晚上十二时，周恩来接见邮电部、交通部、铁道部群众组织代表和各部党组成员。
有群众代表问：“外面大街上贴出了打倒余秋里、炮轰谷牧的大标语，这是怎么回事？请总理解释一下。”
周恩来说：“群众写大字报嘛，我怎么好下命令叫群众不要写呢？有些口号我不能干涉，但是我是不能同意的。有些口号绝对化。有人也贴我的大字报。只要是善意的，即使有些过头也不要紧。蒯大富也贴过我的大字报嘛！”
又有代表问：“有人说李先念、余秋里、谷牧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们搞不清楚。”
周恩来说：“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今天能够带他们到这里来开会吗？要实事求是，不能像外国记者那样去相信外面的大标语。”
“对他们的错误可以批判吗？”
“批判错误可以，要打倒他们我不同意。现在有人非要一批就倒，批判不一定就要打倒嘛！”
四月六日，周恩来接见要揪斗余秋里、谷牧的国家计委、经委、建委的造反派代表。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谷牧都参加接见。
经委的“遵义公社”代表提出：“目前经委斗薄一波斗不起来，阻力来自余秋里和谷牧。我们认为，要斗倒薄一波，先要斗倒谷牧、余秋里。”
周恩来回答说：“你们说要斗倒薄一波，必先斗倒谷牧、余秋里，这个逻辑是不通的。”
计委造反委员会的代表说：“我们也认为斗争薄一波的阻力来自余秋里、谷牧，余秋里、谷牧是斗争薄一波的绊脚石。薄一波的爪牙都是余、谷包庇的。”
“你们这样搞，开会我不能去。”
计委的造反派又说：“余秋里的检讨至今一个字也没有。”
周恩来说：“他现在身体不好。身体不好就写不好。谷牧、先念同志的检讨也放在我这里。”
周恩来接着从肯定成绩入手充分肯定余秋里，说：“十七年的建设是和革命一样，主流同样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九六五年搞的一九六六年计划，是小计委主持计委工作的主要成绩，不能否定。苏联撤退专家，三年困难时期，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主席提五年为期，结果三年就实现了，编制了第三个五年计划。你怎能说成绩不是主要的？余秋里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你总不能说毛主席选将选错了吧！”
周恩来这一着的确厉害，问得造反派哑口无言。
周恩来最后说：“余秋里、谷牧的材料先给你们，让他们再准备一下，然后再去检讨。他们还要工作。你们看经济战线上抓工作的现在连我一共只有五个人嘛！把你们提拔上来能行吗？”
在此后的一次接见财贸口群众组织代表的大会上，周恩来对不听劝阻，执意在天安门召开所谓“打倒大叛徒头子李先念”大会的造反派头头，进行了严厉批评。说：不能造这个谣，我要辟谣。这不是打倒、炮轰的问题，是关系世界的大事。我倒不担心李先念同志，他五十九岁了，总是奋斗一辈子，打了一辈子仗。过雪山一、四方面军会合时，毛主席一眼就看出这个同志有政治头脑，年轻优秀。我奉劝有些人不要把派别斗争联系到抓叛徒的问题上，这个很危险。你抓一个，我抓一个，砝码不断增高，这是赌博式的危险的作风，不是主席的作风，不是实事求是的作风。
周恩来的最后这几句话，也是对江青一伙出于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操纵红卫兵以抓“叛徒”的卑劣行径，打击迫害老干部的严厉谴责。
对因“二月逆流”受冲击、批判的老同志，周恩来除了直接出面力保外，还通过各种途径将这些老同志的“错误”淡化，并抓住一切机会创造条件，让这些老同志“过关”。
四月中旬，中共中央召开军委扩大会议。
会前，周恩来找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三位军委副主席商量，说由于三支两军是仓促上阵，大家没有思想准备，没有经验，难免犯错误。这次开会，就着重总结前一阶段的经验教训，以利改进工作，不辜负毛主席的期望。会议不要追究个人的责任。
然而，林彪、江青一伙在会上煽风点火，批判所谓“带枪的刘邓路线”，再一次围攻参加“大闹怀仁堂”的老同志。
就在林彪、江青一伙对这些老同志的“错误”无限上纲、妄加罪名时，四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参加军委扩大会议。在他亲自起草的讲话提纲中，把“二月逆流”写为“二月的乱子”。认为：此事“错在对群众的关系上”，“主观上是拥护主席”，“想搞好，但立场有时没有站对，思想方法旧，所以连犯错误，我们应该给以帮助”。“几位同志(指参加“大闹怀仁堂”的老同志)的自我批评，也算是一种经验的总结”，“希望你们既能沉得住气，一知错就改，又能勇于负责，把各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
当然，周恩来对这些老同志能够加以保护，毛泽东的默许和支持是至关重要的条件。
周恩来知道，毛泽东虽然严厉地批评了“大闹怀仁堂”的老同志，但对他们还是有感情的，绝无打倒之意。
四月二十九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第一个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一百一十八室召集周恩来和被指责参与“二月逆流”的老同志李富春、陈毅、谭震林、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李先念等开了一个团结会。
关于这个团结会存在不存在，目前党史界还有争议，说法不一。有的说有这么一个会，有的认为没有这么一个会，还有的干脆回避这个问题。
笔者根据有关档案材料和最近有些老同志的回忆，专此作了一些考证。
“文革”期间在李先念同志身边任秘书的蒋冠庄、郝志学回忆：“四月三十日晚，毛主席在比较了解怀仁堂会议的实情后，曾把‘二月抗争’中的几位老同志找在一起，表示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说他们是搞阳谋，不是搞阴谋。”
一九五九至一九七二年在陈毅身边任秘书的杜易回忆说：“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九日下午三至五时，毛泽东邀请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到他的住处聚会。这是毛泽东二月给陈毅回信说‘见面有期，稍安勿躁’以来，陈毅同毛泽东第一次见面。”
查一九六七年周恩来的工作台历，有这样的记载：四月二十九日下午三时，主席在一百一十八室开会。
据此，笔者认为：团结会是存在的，只是时间不是一般所认为的四月三十日晚上，而是二十九日下午，地点不是在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处，而是在人民大会堂一百一十八室。
团结会意味着毛泽东对“大闹怀仁堂”的老同志的气头已基本过去了。
“五一”节在即，按惯例，在京的党政军领导人在五一节那天要登上天安门“亮相”，与首都人民同欢。在当时那种特殊的岁月氛围里，这样重大的节日能否有资格上天安门，成了判定某个人有无“问题”的显著标志，关系重大。一般来说，这个人能参加这类活动，名字一见报，就意味着此人政治上没什么问题，不在打倒之列。
周恩来抓住团结会的机会，草拟出“五一”节上天安门观礼的党政军负责人名单送毛泽东批准，所有因“二月逆流”受指责的老同志都在这名单之中。
五月一日晚上，这些老同志都登上了天安门，与毛泽东等一起同首都群众欢度“五一”节。次日的《人民日报》作了报道。
尽管这样，这些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还是被认为犯了严重的错误。
在毛泽东的心中，那些“大闹怀仁堂”的老同志还没有回到他们“大闹”前在他心目中的位置。
据五月二日的《人民日报》报道：五月一日中午十二时半，毛泽东和林彪乘坐敞篷汽车来到劳动人民文化宫，而后又来到中山公园，同首都三百万群众，一起欢度“五一”节。在毛泽东和林彪乘坐的敞篷车后面，分乘三辆敞篷汽车的还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谢富治、萧华、杨成武、粟裕、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叶群等。
“大闹怀仁堂”的一些老同志没能与毛泽东一起游园。
对此，王力是这样分析的：“五一节上午，主席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集合了几个人：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叶群(张、姚被主席派到济南去了)，坐敞篷汽车见群众，因为事先没有布置，人太挤，汽车开进中山公园就被包围，无法继续前进，就回来了。主席不要其他常委和政治局委员参加，以上面这些人作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代表。主席那时一面叫一些老同志上天安门，一面又怕模糊了‘界限’，另搞了这个。”
王力的分析权且仅作参考。但是，从当时的局势来看，毛泽东虽然与“二月逆流”的老同志开了团结会，前景却并不是太可令老同志乐观。
这种局势的微妙和复杂，有些老同志可能未必明白，但周恩来看得比较清楚。
因此，五月五日，“五一”节刚过，周恩来给陈毅、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并告李富春)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警告”信。信中说：“五一团结，不要又造成你们五位同志错觉”，重犯过去“错误”，否则，“那就又要来一个新的反复”，甚至“走入绝路”。“专此警告，勿谓言之不预。”
周恩来所写信“警告”的这五位老同志正是没能参加五一节上午毛泽东召集的游园活动。
周恩来的这封信，类似前面提到的周恩来秘书周家鼎回忆的，周恩来在“文革”开始后不久告诫副总理和老帅们说话要小心谨慎、不要让人抓住把柄的那封信。
仅此，周恩来对这些老同志的呵护跃然纸上，可敬可叹。
王力对毛泽东当时复杂心情(既让这些老同志上天安门，又没有把他们完全放入到“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推测，昭示了林彪、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一伙的内心盘算。
周恩来对这些老同志的担心和忧虑也就是针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心理盘算。
后来的事实证明，周恩来的这种担心和忧虑并非多余。
一九六八年十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之际，林彪、江青一伙重又煽起批判“二月逆流”的黑风，并在会上围攻、批斗参加二月抗争的老同志。谭震林连参加会议的资格都被取消了。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四日，林彪事件整整二个月之后，毛泽东接见参加成都座谈会的李大章、张国华等。当叶剑英走进会场时，毛泽东指着他对到会人员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王（力）、关（锋）、戚（本禹）。那个王、关、戚和‘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大闹怀仁堂嘛！”
一九八一年三月十八日，邓小平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负责人谈话时说：“所谓‘二月逆流’，不是逆流，是正流嘛，是同林彪、‘四人帮’的反复斗争嘛。”
从这个意义上说，陈毅、谭震林等是二月正流的“红干将”，周恩来则是名副其实的二月抗争的“红后台”。
卷三
周恩来一再努力，试图将文化大革命的“洪水”阻于生产领域之外。江青指责周恩来只要生产，不要革命。政治局会议上，林彪批评周恩来“大错特错”。周恩来牢牢把住国民经济生死关，愤然反击：生产搞乱了，我们去喝西北风吗？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日凌晨，中南海西花厅。
高耸、威严的红色院墙，没能抵挡住从塞外呼啸而来的西北风。凛冽的寒风夹裹着砂土在窗外肆虐地飞舞。
刚刚从毛泽东处谈完话回来的周恩来伏在案头，圈圈点点地在阅改着一份文件。
这是以中共中央名义致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一封信。
信的主要内容是：眼下农村春耕生产即将开始，希望广大贫下中农和农村人民公社各级干部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动员一切力量，搞好春耕生产。
信中还指出：人民公社各级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过错误的同志也应该努力在春耕生产中将功补过。广大群众应该谅解和支持他们。建议你们立即召开一次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干部会议，布置春耕生产工作。人民解放军当地部队和各级军事机关要大力支持、帮助春耕工作。
周恩来圈改完最后一个字，随即在信的空白处批示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请你将这一修正稿即送主席审批，批后重新印发，并登报。
周恩来按铃叫来值班秘书，吩咐立即把文件送走。
周恩来直了直疲惫的身躯，布满倦容的脸上思绪重重。
围绕着是要“革命”还是要生产的问题，周恩来与中央文革一伙的新的一轮较量又即将开始了。
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为了尽量减少运动对国民经济的冲击而造成的损失，维系最起码的国计民生，周恩来费尽心血，已经与林彪、江青一伙及一切破坏经济建设的行为进行了多个回合的较量与斗争。
九、狂飙突起
按照一九六六年八月初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文化大革命”主要是在文化教育领域和一些党政机关进行，工矿企业和农村原则上不开展“文化大革命”。但是，随着运动的发展，却出现“文化大革命”的“邪火”向工矿企业和广大农村蔓延的势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