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此处用“没有想通”、“不理解”是经过一番斟酌的。因为“没有想通”、“不理解”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如果像王力所说的“《汇报提纲》集中反映了一套错误的东西就是不要搞文化大革命”，那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了，那就变成敌我矛盾了。
至于王力指责的用“抓革命、促生产”来压革命，周恩来不软不硬地说了一句：“抓革命、促生产，是《十六条》上提出来的。当然，这里头有个主从，狠抓革命，才能大促生产。”
周恩来的意思是说，你王力难道连《十六条》还想否定吗？
周恩来还勉励那些受到错误指责和批评的干部说：“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是嘛！要负起责任来，不要诚惶诚恐。当年打仗的时候都可以入火海，都可以坐牢、下地狱，现在还有什么舍不得的？要下决心到实践中去，继续摸索经验。”
会议结束时，林彪作总结性的发言。他字字句句地说：“这次工交会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需要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不能把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单是落在生产上，如果我们完全从生产的收获多少来论文化大革命的成败，那就大错特错。”
林彪还针对周恩来一再表明的“欲罢不能，势不可挡”的态度，说：“我们应该不是被动地而是主动地让这场革命进入到工业、农业，进入到社会。因此，不应该是‘势不可挡’，不是挡不挡的问题，而是迎接的问题；不是刹车的问题，而是要扩大的问题。要让这场革命席卷每一个领域。”
有林彪的支持，陈伯达起草的在工交座谈会上被驳得“体无完肤”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六条规定(草案)》在会上通过了。
这一《规定》提出工矿企业可以成立派别组织，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工人也可以到学校串连。这一文件的下达，改变了中央关于工矿企业原则上不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使“文化大革命”正式扩及全国工交财贸各部门的基层单位。
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将谷牧的《工矿企业文化革命座谈会的汇报提纲》送给毛泽东阅。
周恩来是为了让毛泽东了解事情真相，防止中央文革一伙恶人先告状。
周恩来还附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主席：
这是谷牧同志在十二月四日的政治局会议上的局面报告。它集中地代表了这次座谈会的共同认识，也暴露了工交战线上对两条路线斗争的错误立场和看法，因而受到常委几位同志特别是文革小组同志的严厉批评，使他们开始有了觉悟。最后，林彪同志做了结论，认为座谈会是失败的，但在政治局会议上暴露出来受到批判又是好事。问题的关键在于领导，要看各人回去后能否通过实践和斗争得到教益，搞好革命。……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除每日托汪东兴同志面报外，待主席确定时间，林彪、伯达和常委少数同志当来面报，有关其他重大问题，如各省各部重要情况和涉外事件亦当面报。
周恩来
十二月六日
果然，中央文革一伙还不罢休。他们还要求把谷牧的《汇报提纲》及《十五条》下发到全国进行批判。
周恩来到毛泽东处请示。毛泽东不同意下发。
十二月九日，周恩来在毛泽东处主持中央政治局碰头会，研究工交座谈会的精神如何传达问题。周恩来说：批判《十五条》的事，不再扩大范围了，由今天出席会议的各大区同志回去后，在常委范围内讲一讲就行了。
试想，如果中央文革把《汇报提纲》和《十五条》下发全国各地批判的阴谋得逞，不仅生产建设要受到更为猛烈的冲击，而且，一大批工交战线上的干部又要被打倒。
参加工交座谈会的各省、市负责人，被林彪的“结论”性表态搞得有气无处撒，有冤无处申，有的难免感到有点心灰意冷。
就在他们即将离开北京回去的前一天，周恩来把参加工交座谈会和被“揪”来京的各省、市负责人召集到人民大会堂河北厅。
周恩来是给他们做思想工作的，也是给他们鼓气的。
受了不公正的批判，心里有冤屈，但不能因此就不抓工作了。
因此，周恩来反复强调说：要想开一些，要想通。个人受点冲击，受点委屈不要太计较。那个时候坐牢砍头都过来了。现在各行各业红卫兵要去冲，运动要进入工交系统，这是大势所趋，欲罢不能，势不可挡，你根本挡不住。要因势利导，否则，就会被冲垮。
周恩来的意思是要大家变被动为主动。否则，老是处于被动状态，非但有可能被冲垮，而且对工作不利。
周恩来还说：回去要组织生产班子，把懂得生产的人、生产积极分子、老工人都吸收过来，把生产搞好。
会上，周恩来还要求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回去后要注意抓好农业生产，说：不搞好农业生产，工人农民吃什么？穿什么？我们的国家怎么办？搞乱了农村、农业这个基础就要动摇，我们的国家怎么办？
然而，四天之后，林彪又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指示》提出：农村社队可以建立红卫兵组织，社队之间可以串连，学生也可以到乡下串连；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也要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实行大民主。
这一文件的下发，推翻了中央在九月份下发的《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把“文化大革命”的“邪火”烧进了广大农村。
林彪在会上还指责主张农村分期分批搞文化大革命的意见与派工作组是同一个精神，都是不相信群众。
十二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社论称：在工矿企业里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可有可无，而是非搞不可，非大搞特搞不可。工人群众有建立各种革命组织的权利，工人阶级应该欢迎革命学生到工厂来串连。
周恩来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试图阻止“文化大革命”进入工厂、农村，以减少运动对经济建设的冲击。但是，最终还是没有挡住。
周恩来没能阻止“文化大革命”进入工厂农村，但他并没因此而停止与林彪、江青一伙的斗争。相反，在“文化大革命”全面踏向工农业生产领域后，他对国民经济这一关系到共和国生死存亡的大关抓得更紧了。他继续在艰难的处境中与破坏国家经济建设的各种行径作各种形式的斗争。
周恩来不止一次地对协助他抓经济工作的余秋里、谷牧说：“你们可得帮我把住国民经济这个关啊。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
由此，笔者不禁想到，有人说，周恩来当初为什么不拍案而起，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如果周恩来当初这样做，也许“文化大革命”就发动不起来呢！
这话只能是不了解具体历史的人的一种不负责任的猜测和假设。真正深入到当时具体历史的复杂关系中，这种猜测和假设就很难说出口，更谈不上有理由站住。
就拿工厂、农村搞不搞“文化大革命”，如何搞“文化大革命”来说吧。在这件事上，周恩来一开始就态度十分明确：工厂、农村不能像学校那样搞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不主张在工厂、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并为此作了各种努力。但是最终也没能挡住。其中原因，错综复杂，读者看了上文，自然会悟出一些。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原因不是周恩来反对不反对的问题。这件事情也很客观地表明：“文化大革命”中许多事情并不是像有些人所想像的那样，只要周恩来说一声“不同意”就可以阻止。事实完全不是这样。事实是，在那样一种局势下，你反对也无济于事，非但阻止不了，而且还有可能被林彪、江青一伙抓住“把柄”而被打倒，失去斗争的权力。这样于国于民于党有百害而无一益的结果正是林彪、江青一伙所希望看到的。
政治家伟大的层次区分，就在于他在同一历史环境中站得多高，看得多远，洞察得多深。
周恩来是一生经历过无数政治斗争磨砺的伟大政治家。他的心态恐怕远非我们一般人所能具备和企及的。他的一举一措，有时考虑的不是自己个人的荣辱与安危，而更多的是考虑党和国家的利益。有些事情，如果处理不当，不光是自己被打倒，而是关系到整个党的生死存亡。
有学者说，“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系党和国家安危于一身。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确实如此。
十四、周恩来提议召开全军军以上政治干部会议
历史跛着脚，踉跄着撞入一九六七年。
国民经济的形势更为严峻。
不仅仅是文化大革命的“邪火”全面进入工厂、农村，农民、工人四处串连，停产闹革命；更要命的是接踵而来的上海一月夺权风暴又席卷全国，工厂、农村更多的领导组织陷于瘫痪和半瘫痪，群众组织之间在夺权问题上你争我夺，互相厮杀，好些地方的工农业生产处于无人管的无政府状态。
真是雪上加霜，乱上加乱。
一年之计在于春。对于中国这个农业国来说，尤其如此。眼下，春天将至，关系到七亿人民一年吃穿的春耕生产迫在眉睫。但农村又是这样一种局面，这叫七亿人民的“总管家”周恩来怎能不忧心？
三年“大跃进”之后，由于天灾人祸，不少地方饥荒严重，很多人活活饿死，粮食问题千钧一发，很多城市的粮食只有几天的库存。各地粮食告急的电话使周恩来日夜难眠。为了渡过这一难关，周恩来不知费了多少心血，熬了多少个不眠之夜。事后，周恩来回想当时的紧急情况，仍不寒而栗。
多少年过去了，当年协助周恩来抓粮食工作的李先念在一九八八年还这样说：粮食问题，我们是吓怕了的！
应当说，当年亲自领导全国人民共度粮食难关的周恩来比任何人都清楚地知道农业和粮食问题的重要性。
二月十一日，周恩来把农业部、农垦部、水产部、气象局、农办等机关“权力接管委员会”的代表和农口红色造反联络总站的代表召集到国务院会议厅。谭震林、江一真等也在场。
当时，农业部、农办、农垦部、气象局等机关相继被夺权，成立了所谓的“权力接管委员会”。
周恩来逐一询问了各单位的夺权情况后，说：当前春耕生产到了，你们要抓革命促生产。今晚找你们来谈，目的是要打好春耕生产第一炮，你们要全力地抓。政府部门、业务部门，并不是每个部门问题都那么严重，都非夺权不可。你们农口要准备一下，搞一个对全国的呼吁书，号召抓革命、促生产。光有青年人参加还不行，青年人有闯劲，但缺乏业务经验，要三结合，搞个像样的全国呼吁书。总之，中心是抓革命、促生产。农业季节性很强，一年之计在于春，过了季就完了，不像工业。你们接管委员会负责生产的班子要认真研究一下。
二月二十日，周恩来征得毛泽东的同意，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全国农村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发出了一封抓紧搞好春耕生产的信。但是，周恩来知道，在那种局面下，这封信的号召力和约束力太微弱了。
没有具体的组织领导保证，仅靠一般的号召是唤不醒早已被一种政治狂热所湮灭了的良知的。
必须采取措施。否则，“粮荒”饿死人的历史悲剧又将重演。
周恩来想到了军队。
人民解放军在当时是全国唯一保持组织系统并具有强大战斗力的重要力量。
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把在京的各大军区、各省军区的负责人召集到京西宾馆，要求各军区立即行动起来，抓好当地的春耕生产。
周恩来说：军队的担子很重，不仅要处理好军队自己的问题，还要把地方的担子担起来，抓好工农业生产。当前比较紧急的工作是春耕生产问题，季节逼人。这个问题耽误了不得了，生产没人搞，没饭吃了，什么事情都办不成。当前的春耕生产由各大军区、省军区负责领导，要立即分两条线布置春耕生产。一是打电话传达布置，二是由省军区负责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军分区、县武装部来人参加。有的省、地、县已经瘫痪了，也要找几个人来。组织各级干部参加，最好是过去管农业的。也要吸收农林部门的同志参加，他们熟悉情况。
有人为难地提出：现在省市领导干部大多被打倒，有的没有“过关”，怎么办呢？
周恩来说：省地领导干部有些没有过关的，也可以先出来工作，以后再过关。每个省总可以找出几个干部。今天是二十三号，要快一点，季节逼人，南方更要快一点，三级干部会议都要在二月底开完。会议不要开长，顶多两天，把中央的精神讲一讲，就说中央委托军区、省军区抓生产。对地、县都要抓，县一级是重点。省、地、县各级都以军事部门为主，党、政机关找几个领导参加，组成生产办公室。
会上，周恩来还和在场的叶剑英、萧华商量，提议召开一个全军军以上政治干部会议，就军队帮助地方搞好春耕生产和夺权等问题再强调和布置一下。
大家都同意周恩来的这一提议。叶剑英说：那就趁热打铁，二十五日就报到，二十六日开会。
周恩来说：可以，请示林彪同志后即以电话告各军。
下午，在怀仁堂的中央碰头会上，周恩来就把召开全军军以上政治干部会议的打算和目的说了。
在一旁的叶群很不高兴。原因是林彪作为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管军队，事先却没有得到此事的报告。
周恩来也确实没来得及亲自报告林彪。因为在京西宾馆的会上，他交代了一下要请示林彪。这是由工作人员办的事。
到晚上，周恩来将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的想法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表示同意，并说每个军至少应该来两个人。
这件事本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即使是一时的疏忽，也可以理解。周恩来一天到晚忙得顾了头，顾不上脚，饭顾不上吃，觉不能睡，这种疏忽在所难免。
但叶群抓住此事大做文章，她放出话来：林副主席被架空了。
江青更是借机围攻周恩来：调一个营，都得主席批准，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事先报告主席？
话传到周恩来耳中。周恩来被迫于七月二十四日写信向林彪解释。
林彪同志：
昨(二十三)日在京西宾馆邀集各军区同志会谈，请他们回本地后负责召开省、地、县三级以军区为主的会议，布置春耕工作，同时以电话通知来京的省军区照办。当讨论时，联系到无锡三十一军的要求，我与剑英、萧华两同志商量，提议召开各军政治首长会议，讨论帮助地方春耕和支持参加夺权斗争问题，当时大家都赞成。我说了请示林副主席后就以电话通知各地，剑英说二十五日报到，二十六日开会。当日下午，我在怀仁堂碰头会上又提出此建议，夜间报告了主席，主席还指示每军应到两人，我并说要请文革小组参加指导。在这些报告中，我竟疏于检查剑英和我的秘书已否报告林副主席。下午，又未再向叶群同志在碰头会上打招呼，这是一大错误。
林彪圈阅了此信，没写下任何意见。
二月二十三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队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三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报道了北京市怀柔县成立了由县委书记、副县长、县武装部负责人、当地驻军代表及群众组织代表组成的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大抓春耕生产的消息。同时，还配发了社论《建立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
社论指出：“成立这种指挥部是当前抓好工农业生产，特别是抓好春耕生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措施，应当在全国普遍推广。省(市)、地、县各级革命群众组织、革命领导干部和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都要立即行动起来，建立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尤其要迅速建立县一级的第一线指挥部，以便领导好迫在眉睫的春耕生产工作。”
三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再次报道怀柔县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抓春耕生产的消息，并发表了《春耕期间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不夺权》的社论。社论说：为了集中力量打好春耕生产这一仗，党中央指示：在春耕大忙期间，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不要进行夺权斗争。
同日，周恩来在为帮助地方搞好春耕生产而召开的军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呼吁：“无论如何要在三月份解决省、市、自治区的领导机构问题，以便抓革命，促生产。各级领导机构成员以解放军为主，光靠革命群众组织不行。如果没有省、市、自治区领导机构，生产怎么能搞好？没有领导机构的地方，可以先成立像报纸上介绍的怀柔县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季节逼人，现在就抓，不能再晚了。”
显然，周恩来对怀柔县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较满意。
实际上，怀柔县的做法也正是体现了周恩来二月二十三日在京西宾馆召集各大军区负责人谈话的精神。但“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这个名称有点创造性和号召力。
周恩来觉得仅在《人民日报》上宣传还不够，还必须把怀柔县的做法作为中央决定向全国推行。并且，以抓春耕生产为契机，推动工业、交通、财贸等其他各项经济工作。
三月十四日，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名义亲自起草了一份给各地的公开电报。电报是这样写的：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各级党委，各军区、军分区党委：
北京怀柔县成立了“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的经验很好。这些经验，《人民日报》已在三月十二、十三两日加以报道，并在十二日发表社论，予以支持。现在各地已在转播、转载这些报道和社论。
中央认为，怀柔县的经验应在全国推广。全国省(市)、专区、县各级革命群众组织、革命领导干部和人民解放军当地军事领导机关或驻军，都要立即行动起来，以军事代表为主，建立一个“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尤其要迅速建立县一级的“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要以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动员一切力量，狠抓农业及其增产措施，狠抓工业、交通、财贸、卫生、教育等方面工作及其对春耕生产的支援工作。
不论需要不需要夺权或者已否夺权的地区，都应该这样做。在已经取得夺权斗争胜利的地区，第一线指挥部应设在革命委员会之下，成为抓生产的班子，通过各业务部门，一直抓到基层生产单位。在没有夺权或者正在夺权的地区，第一线指挥部如能在军事代表推动下组成，它不仅对生产斗争有利，也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给革命群众组织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打下了基础。这样做，将大大有利于革命、生产双丰收。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四日
电报起草完后，周恩来将电报送陈伯达阅转毛泽东、林彪。并附信说明：“我认为，在没有夺权或者正在夺权的地区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接近于三结合的筹备小组，但以抓生产为重点，或者就是军管会下抓生产的班子。如能成立，不论何属，都是好事。”
由于周恩来及时采取了得力的措施，一九六七年的春耕生产总算没有出大的问题。一九六七年，全国的粮食生产为二亿一千七百八十万元，比一九六六年增加一点八％。
十五、周恩来强调：“大庆不能乱”。
相对于农业生产来说，文化大革命的工业所受的危害就严重得多。周恩来在维系工业经济方面付出的心血也就更多一些。
“文化大革命”中的大庆油田就是一个缩影。
大庆油田，是我国最大的油田。它为我国实现石油自给，使中国甩掉了“贫油”的帽子，基本改变了石油依赖进口的局面，作出了特殊贡献。大庆在艰苦创业中所体现的“铁人”精神，曾经是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一面精神旗帜。
也许是作为全国经济工作的“总管家”，周恩来更深切地感受到实现石油自给的喜悦与自豪，一九六二、一九六三、一九六四年曾三次视察大庆。在短短的三年中三次视察一个大企业，这在周恩来的总理生涯中还很鲜见。这既充分说明了大庆在周恩来心目中的地位，也体现了周恩来对大庆所倾注的心血。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为新中国建设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国民经济支柱性企业，在“文化大革命”中差点被毁于一旦。
当年在大庆油田负责工作的康世恩回忆说：
“文革”一开始，江青、康生就把矛头对准大庆，诬蔑北京历史博物馆的大庆展览“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唆使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个造反团去批判。陈伯达还亲自写信派这个造反团到大庆煽风点火，鼓吹“打倒一切”。一时间大庆领导班子十七名成员中，十六名被揪斗，十二名被戴上“叛徒”、“走资派”的帽子，关进了“牛棚”。“铁人”王进喜也惨遭揪斗、毒打、游街，被诬为“假典型，是地主、国民党”。钻井、采油、油田建设等二级公司、厂的三百多名领导干部、技术专家都被戴上各种帽子统统打倒靠边站。到一九六六年底，全油田共有六千多名干部被揪斗。数以万计的一线生产单位的班组长、劳模、技术骨干甚至家属标兵受到批判。大庆油田的生产失去了正常的指挥，受到严重的破坏。
周恩来得知大庆油田的情况后，忧心如焚。就在一九六七年一月短短的二十几天中，周恩来在不同的场合七次谈到大庆，强调：“大庆不能乱”。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北京工人体育馆。周恩来在此接见全国石油系统的在京群众组织代表。
周恩来说：对石油战线，我们必须有一分为二的精神。石油战线最大的收获就是大庆这面旗帜。从一九五九年接受任务到一九六○年开始搞，完全是赤手空拳上阵，硬是升起了石油战线的一面红旗。为什么有人硬要反对大庆？为什么要打倒铁人王进喜同志？这是为什么？是阴谋，是为了毁掉毛主席树立的这个典型。工友同志们，你们想一想，这么多人离开大庆油田，放弃生产不管，无数的油井停下来了，我们忍心看着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吗？抓革命、促生产是这样的抓法？革命串连，我不反对，但总要有个规定嘛！生产的部门跟学校不同，学校是放假闹革命，生产部门，党政工作机关，事业部门及农村人民公社我看是既要闹革命又要促生产、促业务，革命总不能革得使我们的工作瘫痪吧。你们造什么反？如果你们造反把应该进行的业务工作停下来，那就是造错了方向！
说到这里，周恩来以自己为例，说：比如我吧，我每天几乎都要接见学校的红卫兵，他们是放假闹革命，但我不能放假。我既要革命，还得做工作呀！
针对大庆油田领导干部被揪斗的情况，周恩来指出：大庆靠什么打了胜仗？首先靠毛泽东思想，靠“两论”（按：指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起家；其次，靠大庆油田广大职工艰苦卓绝的辛勤劳动；再其次，就是全国各方，可以说是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但是，单单有这三个条件，如果没有组织这次石油会战的领导班子，等于说打了一个大胜仗没有指挥员，行不行啊？不可能嘛！你得承认他们的功绩嘛！
一月十日，周恩来接见铁路系统代表时又提到大庆：大庆油田一万多人离开大庆跑到北京，使许多油井停了下来，这叫丢生产，跑革命，是假革命。丢开业务，光搞革命，革命不就落空了吗？
一月十六日，周恩来接见铁路系统职工造反联络总站和北京石油学院代表，非常关注大庆的夺权问题，说：夺权只是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对生产业务还是监督好。大庆这面红旗不能倒。大庆的生产已经受了影响，你们要照顾大局。
二月一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小礼堂同工交口的造反派代表谈话，对大庆的情况表示担忧，说：大庆最近很乱，反对余秋里，甚至反对王铁人王进喜。
台下一代表插话说：还游了街。
周恩来显得非常激动：我很着急，恨不得飞去看一看。大庆前几年确实不错，很有成绩，罗马尼亚都承认我们先进。这样一面红旗，我们为什么自己要毁掉呢？有错误允许改嘛！我一提起这件事就很激动。
二月十三日，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室接见“哈尔滨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的代表，警告说：有人要搞乱大庆，这是很危险的。大庆太重要了，不能不注意。我们不得不准备用军队来接管大庆。
早在一月，针对大庆的混乱状况，周恩来就打算对大庆油田实行军管。他曾把余秋里、康世恩找去商量起草一个对大庆油田实行军管的决定。决定稿起草出来后，周恩来亲自作了修改。
在决定的开头，周恩来加写了“大庆油田是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我国工业战线上的典型”。周恩来加这一句的用意不仅仅是肯定大庆的成绩，更是用毛泽东的牌子来压造反派。
在另一处，周恩来加上了大庆军管会由石油部、沈阳军区共同领导。
对大庆军管的问题，周恩来召集了几次会议讨论，最后决定派一个师的兵力对大庆实行军管。
三月二十三日凌晨，周恩来对《关于大庆油田实行军管的决定》稿作最后的审阅。
《决定》指出：从三月二十七日起，由沈阳军区驻各地部队组织大庆油田军管会，对大庆油田实行军管。主要任务是：接管大庆油田的党政权力，统一领导文化大革命和生产工作，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以最后实现革命的三结合。
《决定》还指出：广大职工必须坚守生产岗位，遵守劳动纪律。尚在外地串连的职工，要迅速回到生产岗位。要迅速健全和改选各级领导班子，积极恢复各级生产指挥系统的正常工作，保证生产、建设、科研、设计工作的正常进行。驻大庆油田的外地师生和职工应立即回到本校本单位。
周恩来阅改完后，用毛笔在文件首页的上方空白处写下几行意见：
特急件！即送林彪、伯达、康生、剑英、向前、江青、萧华各同志审阅，再送主席批示。对于这样一个带全国性的大企业的军管，并由一个师的兵力驻在大庆，我们认为应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这一决定。现送上请予审批。
文件连夜速传，天快亮时，送到了毛泽东处。
毛泽东阅后批：照办。
同日下午，周恩来接见大庆职工代表。
周恩来说：中央关于对大庆油田实行军管的决定等了半个月。今天主席批出来了。这个文件，中央六个常委都看了，军委几位副主席也看了，主席亲自批的。文件第一条说大庆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我国工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这句话，关系到大庆的政治生命问题，这是总体。这个文件是很慎重的，我是不会掉以轻心的。要把这个文件看成是中央的精神。
周恩来还说：我们要有三个相信，一是相信九十五％以上的群众；二是要相信解放军；三是要相信多数的干部是可以信赖的。主席说今年三、四月看出个眉目来，现在看来要推后到四五月了。
一些代表反映：在大庆串连的院校学生怎么办？
周恩来说：军管会管起来，不让他们来串连，叫他们搞整风。毛主席讲，军管后也要整风。接见结束时，周恩来还说了一句：我对大庆是有阶级感情的。
周恩来对大庆油田的特殊关怀和保护，给大庆油田广大干部和职工以极大的鼓舞，使大庆油田在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没有垮掉。对此，康世恩深情地回忆说：“敬爱的周总理保护大庆油田的举动震慑了‘四人帮’一伙破坏大庆的嚣张气焰，给处在困境中的广大干部职工以巨大鼓舞和支持。不少基层干部白天挨批斗，晚上回去抓生产。很多老工人把行李搬到油井上，一连几个月黑夜白天连轴转，坚持采油。”
卷四
大串连、大夺权、大武斗，铁路交通劫难四起，经济命脉危如累卵。周恩来铁腕决策，野战军开到了铁路边。
十六、“总管家”的忧虑与心血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犹如潘多拉把打开了的魔盒投放到中国大地，疯狂、嫉妒、窝里斗等人类所有的劣根性都倾巢而出，肆虐着中国内地的每一撮泥土，撩拨得人们神志不清，上蹿下跳，狂呼乱喊，胡砸乱打……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两份报告几乎是同时送到了周恩来的案头。
来自齐齐哈尔的报告反映：齐齐哈尔铁路局派别众多，一个局就有二百多个组织，经常打派仗，工作无人管；局内指挥不灵，调度员、扳道员随便不上班，十几台机车开不出去。按常规，每天必须运出五千多个车皮，而目前每天只能运一千七百多个车皮。局枢纽站三间房有时一天竟滞留车皮一千多个，使列车无法进站。大兴安岭林场三十多万立方米木材积压待运。还有人强调要打破框框，砸烂规章制度，致使局内交通事故大大增加。到三月十五日止，已发生行车事故三百二十六起，比去年同期增加五十％，其中恶性事故二十九起。事故之多、损失之重，是该局历史上所罕见。
来自江苏省的报告反映：江苏省委、南京市委的夺权没有搞好大联合、三结合。夺权之后，交通运输部门指挥不灵，车站港口、交通要道的物资堆积如山，运不出去。有人说，夺权后革命不像革命，生产不像生产。
看罢报告，周恩来心情沉重，心底泛起阵阵说不出滋味的难受。
狂热，使人迷失了理性，泯灭了良知。为了所谓的“革命”、“造反”，他们可以自己切断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生命线──铁路交通。
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作为主管全国经济建设的“总管家”，周恩来非常清楚铁路交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程度。别的姑且不说，单就当时我国经济运行中的“南粮北调”和“北煤南运”这两大特征看，就可想而知。北方的工业发展要靠南方省区的粮食来支撑，南方的工业建设要靠北方的煤炭来保证。南粮北调和北煤南运主要通过铁路，仅南粮北调一项，每年就达一百亿斤，一九六五年达一百二十亿斤。如果南北铁路交通一旦中断，整个国民经济也将随之瘫痪。
不可想象，像北京、上海这样每天要靠从外地调运大量的生活、生产物资的大城市，中断一天的铁路交通会是个什么样子？！
正因为如此，“文化大革命”开始近一年来，周恩来在维系铁路交通方面没少费心血。
一九六六年八月开始的“北上、南下、西进、东征”的红卫兵大串连，给我国运力本来就严重不足的铁路交通带来了极大的冲击。据不完全统计，八月份仅到北京大学串连的外地学生就达二百一十二万四千人次。
有限的交通工具无法满足客运量的猛增，严重的超载使运输设施遭到破坏。
对此，周恩来深为焦虑。一方面，大串连是毛泽东支持和赞成的，周恩来难以反对；另一方面，面对大串连对铁路交通的冲击，周恩来又不能不采取一些制止措施。八月底九月初，他指示起草了对红卫兵运动进行限制的两个文件，强调要把铁路交通部门和重要站段当作“要害部门”加以坚决保护。但遭到江青、康生等人的反对。
在欲以正式文件对运动进行限制、匡正的努力受挫后，周恩来找到协助他抓经济工作的余秋里、谷牧，要求他们花大力气编制铁路运输计划明细表，说：“无论多么困难，都要妥善处理好学生串连与生产的关系。首先，必须安排好维持生产建设所必需的货运量，然后，在客运计划中留有一定余力，以应付学生串连之需。”
一九六六年十月上旬，中央作出新部署，决定十月份再放手让学生串连一个月，再闹几个回合，要求铁路运输部门按进出北京的学生各一百五十万至一百七十万人的计划安排运输力量。铁路部门非常为难。负责工交口的谷牧找到周恩来叫苦：“总理，上海等地都来电话告急，说交通运输情况非常紧张，进出北京各一百五十万人很难安排。”
周恩来又何尝不知道铁路运输部门的难处？他对谷牧说：“你可以搞上、中、下三个方案，把每个方案的安排办法和困难都写出来，由我报常委讨论决定。”
少顷，周恩来又深为忧虑地说：“多拉一些学生是有些困难，但我更担心的是铁路停断和阻塞。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一旦停断，整个国民经济就瘫痪了。”
为了减缓大串连给铁路运输带来的混乱和压力，十月下旬至十一月初，周恩来又接连指示起草了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关于维护铁路运输的紧急通知》和《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的通知》两个文件，要求铁路部门迅速恢复正常运输秩序，全国各地的学生一律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来北京和到各地串连，以保证必要的生产物资的运输。
然而，就在周恩来积极采取措施制止铁路交通的混乱势头时，中央文革一伙却在背后煽风点火，把铁路交通的混乱势头推向巅峰。
十一月十日，以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操纵一部分工人以到北京“告状”为名，在上海北郊安亭火车站强行卧轨拦车，制造了京沪线交通大动脉中断三十一小时的安亭事件。
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后，极为愤慨。他要陈伯达电告华东局，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坚决顶住，绝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
代表中央文革前往上海处理安亭事件的张春桥却置周恩来的电告不顾，背着上海市委，擅自承认王洪文等人的卧轨拦车行动是革命行动，“工总司”是合法组织。
张春桥对安亭事件的处理，开了全国冲击铁路、中断运输的恶例。
十二月三十日，张春桥、王洪文等又在上海制造了全国的第一场大武斗——康平路事件，使上海的铁路交通更趋混乱。从三十日凌晨至三十一日的二十六小时中，上海站停开客车二十六列，停开货车三十八列；有二十二列货车阻于途中，不能进入上海站。
一个星期之后，又是在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策划下，上海造反派篡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了所谓“一月革命”的风暴。
如果说，红卫兵大串连的狂潮仅仅给铁路交通带来影响，那么，随着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海夺权而波及全国的夺权恶浪迭起，全国的铁路交通就近于瘫痪。铁路运输生产出现了十年动乱期间的第一次全面的大幅度下降。
和其他部门一样，铁路交通运输部门的大批领导干部在甚嚣尘上的“夺权”声中被揪斗，铁道部长吕正操被造反派揪走不知去向，各级领导机构相继陷于瘫痪和半瘫痪；各铁路站段的职工或分裂成两大派，派性武斗不止，或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四处串连，停产闹革命，许多铁路站段的工作陷于停顿；保证铁路运输生产正常进行的各种规章制度，被视为“修正主义的管、卡、压”，有的被砸烂，有的无法执行，一直是集中管理、统一指挥的铁路运输处于无政府状态。全国铁路干线不时出现中断，待运的生产物资大量积压，连保证国民经济最低限度的运行都难以实现。
在这一片内乱的汪洋中，周恩来竭尽全力，进行了一般人所难以想像、难以承受的抗争。他除了处理其他党政大事外，每天都要亲自看铁路运输简报，晚上找有关同志开会，了解全国铁路运输情况，研究对策。哪个地方交通中断，他就打电话到哪个地方去追问，并频频找群众组织代表谈话，苦口婆心地进行批评、劝说和教育，不分昼夜……
──一月二日，上海、蚌埠发生铁路交通中断事故。周恩来召集全国铁路系统二十余个单位的在京代表谈话，严厉告诫：“铁路交通绝不能瘫痪，交通一刻也不能中断。中断铁路交通，不仅直接影响生产，也直接影响了文化大革命和第三个五年计划，国际影响也不好。”
有代表问：“保证铁路畅通是不是政治挂帅？有人说，保证铁路畅通是单纯的业务观点。”
周恩来说：“停车不只是对市委，是对国家、对毛主席。中断铁路交通的行为不是革命行动，保证铁路畅通也不能说是单纯的业务观点，业务里头有政治。”最后，周恩来要求铁路系统各单位联合起来成立一个联络委员会，写个呼吁书，维护铁路交通。
──一月六日、七日，为解决南京两派武斗导致的铁路交通中断问题，周恩来两次接见南京群众组织赴京代表，说：交通问题关系太大了，上海的煤也不够了，码头停了十几条船。现在的问题首先是恢复交通，这是最关紧要的。交通问题我最担心。挑起双方武斗的人要法办。
──一月十日凌晨，周恩来把来自长春、齐齐哈尔、大连、广州、武汉等地铁路部门的职工代表召集到中南海小礼堂，就恢复铁路交通秩序和他们谈话。周恩来说：“工人离开工作岗位到北京来，这叫丢生产，跑革命，是假革命、不革命。现在各地都叫造反派，大家丢开业务不管，这是要批判的。丢开业务闹革命，那革命不就落空了吗？现在吕正操部长被揪来揪去，我连部长都找不到了，我替吕正操当起了铁道部长，这种情况对铁道部不利。大家回去一定要说服出来串连的工人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把自己本单位的革命和生产搞好。”
──一月二十七日晚十一时至次日凌晨七时，整整八个小时，周恩来在中南海会议厅接见铁路系统造反派代表，严厉批评了铁道部造反派在夺权问题上不负责任的态度，责令铁道部造反派：“要立即成立一个业务小组，昼夜值班，保证业务不中断，我每分钟打电话都要有人，铁路交通一时一刻也不能停下来。”
在周恩来的责令下，两天后，铁道部机关和直属单位群众组织代表协商推选出十四人，组成了铁道部临时业务监督小组。
──二月一日，中南海小礼堂。周恩来和铁道部部分造反派代表谈话，对他们无休止的派性斗争提出严正批评：“为什么不联合起来？再这样下去，我要对铁道部门实行军事管理。我给你们开过七次大会，强调全国交通大动脉一刻也不能中断，你们就是不听。你们想一想，是一个单位重要，还是全国重要？是一个人重要还是七亿人民重要？夺权，首先要在脑子里夺‘私’字权。”
……
据周恩来的工作台历记载，从一九六七年一月夺权到二月初，短短的二十多天时间里，周恩来为解决铁路交通问题找铁路系统群众组织代表谈话就达七次之多。还不包括同铁路系统外的群众组织代表谈铁路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