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周恩来提出对铁路交通实行军管。
在举国上下全面内乱的情况下，周恩来对造反派及群众组织的呼吁、教育、批评、警告难免杯水车薪。
从一九六六年底到一九六七年初，周恩来费了不少心血，想把全国铁路系统的各路代表聚拢到一起，成立一个铁路系统的联络总站，来维护铁路运输的正常运行。但这一愿望未能实现。
“看来，要制止铁路交通状况的进一步恶化，扭转混乱的局面，必须对铁路交通实行全面军管。”周恩来决心已定，当即将来自齐齐哈尔的报告送毛泽东。
毛泽东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三月十九日，毛泽东在齐齐哈尔的报告上批示：一切秩序混乱的铁路局都应该实行军事接管，以便尽快恢复正常秩序。此外，汽车、轮船、港口装卸也都要管起来。只管工业，不管交通是不对的。
毛泽东批示后，周恩来立即组织有关人员拟出了一个对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及其所属重点企业实行军管的文件。
三月二十二日，中南海会议室。周恩来召集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有关负责人及群众组织代表开会，李先念、谷牧、余秋里等也到会。会上，周恩来宣读了毛泽东的批示，并指出：“经我们研究，铁路、交通、邮电要实行全面军管。一月底，我就提出民航局归军队管，现在是三月份了，不能再耽搁了，无论如何要把二季度的生产搞好。铁路、轮船、交通、码头、汽车、港口、运输公司，派军管小组或委员会先管起来，由谷牧同志负责。”
有群众组织代表问周恩来：“有人说，李富春、李先念、谷牧、余秋里是刘、邓司令部的人，也有人说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们搞不清楚。”
周恩来回答说：“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今天能带他们来吗！”
然而，周恩来组织拟出的这个军管文件遭到中央文革一伙的刁难。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这个文件时，他们挑剔说：对军管后军管会如何执行毛主席路线、如何坚决支持左派闹革命写得不够。林彪也阴阳怪气地说：军管如果搞得不好，军队也会执行一条拿枪的刘邓路线。
由于中央文革一伙的干扰，对铁路、交通、邮电的军管一拖再拖。铁路、交通的混乱势态继续恶化。
五月三十一日，国务院联络员办公室转来的几份铁路运输简报摆到了西花厅周恩来宽大的办公桌上。
简报说：据铁道部业务监督小组报告，最近几天，各地由于两派武斗和纠纷，几条主要铁路干线连续发生行车中断情况。目前，京广、津浦、陇海、浙赣四条主要干线处于瘫痪状态，情况如下：
(一)徐州地区两派武斗，至二十八日早六时，徐州火车站的作业处于瘫痪状态，徐州分局管内陇海、津浦沿线滞留列车达三十三列，济南分局滞留二十二列。三十日，徐州火车站两派武斗，一台机车被炸毁，调度室被砸，从晚上七时起，车站完全停止作业，滞留货车三十四列，客车运行也停止了。到三十一日，武斗还在继续，机务段内二十多台机车被炸，一部分铁轨被扒掉，整个徐州机务段只剩下一个副段长和一个运转主任，津浦、陇海两干线运输中断。截至三十一日早上六时，在津浦线上滞留货车六十八列，客车十六列。津浦线济南至蚌埠、陇海线商丘至连云港的铁路交通全部瘫痪。
(二)驻浙江金华的南京军区的某军急电：金华地区两派武斗，铁路设备被破坏，金华火车站的大批工作人员被劫往杭州，车站工作完全处于瘫痪状态。自二十八日起，浙赣线交通完全中断。到三十一日，浙赣沿线滞留列车一百余列，交通至今尚未恢复。
(三)郑州两派武斗，郑州北机务段被围，郑州火车站电源被切断，工作停止，严重影响了京广、陇海两线的运输。目前，事态还在发展，铁路运输很困难。
(四)京包线的宣化站，因地区两派纠纷，于二十六日停止作业，不接发列车，使运输陷于中断。
(五)武汉军区来电：汉口车站连续发生冲击铁路运输的事件。二十七日，一些群众组织以抓“联动”为名，动员数千群众冲进车站，拦截十六次快车，砸坏门窗，致使十六次快车在汉口滞留十七个小时。二十九日，又有几千名学生和不明身份的群众闯进汉口车站，强行搜查三十八次快车，还将一女青年衣服剥光，进行搜身侮辱。三十日，又有一千多不明身份的人闯入车站，打伤车站职工和值勤战士，破坏铁路设备，严重影响铁路运输……
看罢简报，沉重、焦虑、愤怒一起交织在周恩来的心头。
“对铁路交通的军管再也不能拖下去了！”周恩来顾不上不惊扰毛泽东的午休，拿着铁路运输简报，疾步来到毛泽东的住处。
看着简报，毛泽东若有所思的脸上也显得十分严峻。
“主席，铁路交通关系到全国的经济命脉，一旦中断，国民经济局势不可收拾。对铁路交通的军管，应立即实施，不可再拖。”周恩来对毛泽东力陈利害。
毛泽东当即同意了周恩来的建议。
严峻的现实不容周恩来有片刻的喘息。从毛泽东处出来后，周恩来又紧急召集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萧华(总政治部主任)、杨成武(代总参谋长)、谷牧、余秋里等开会。
会上，周恩来传达了他中午向毛泽东汇报的情况，并和大家商定了对铁路交通实行军管的具体细则：(一)尽快公开发布关于不许中断铁路轮船交通运输的命令；(二)将全国十八个铁路局分给附近驻军实行军管包干，将沿海沿江轮船交给海军实行军管包干；(三)参加军管的军队均与当地军分区、武装部分开；(四)责成总参谋部负责拟定调动部队的计划，次日拿出方案。
会后，周恩来提笔给中央文革的陈伯达、江青、康生写了一封信。
伯达、康生、江青和文革各同志：
送上铁路中断情况电讯八份，请阅。今午在主席处，已说明铁路轮船关系到全国交通命脉，绝不能中断。下午曾约集富春、先念、剑英、萧华、成武、谷牧、秋里各同志会商此事。除以报请批发不许中断铁路轮船交通命令外，并拟将全国十八个铁路管理局分给附近驻军实行军管包干，将沿海沿江轮运交海军军管包干，均与当地军分区、武装部分开，不再介入地方支左工作，以便统一全国铁路轮船运输，免受干扰。这一计划正由总参草拟，明日当可订出送审。
此外，拟为此事再发一告铁路轮船职工书，定稿后再送阅。
周恩来
五月三十一日
周恩来此招可谓先斩后报。江青一伙虽然恨得咬牙切齿，无奈有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也只好暂时作罢。
六月一日，周恩来指示：铁道部临时业务监督小组改为铁道部军管会业务协助小组。
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坚决维护铁路交通运输革命秩序的命令》。《命令》指出：
一、铁路、交通部门的广大革命职工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坚守工作岗位，努力做好工作，严格遵守劳动纪律，切实保证交通运输的畅通。
二、严禁破坏铁路、交通设施和国家财产，任何人都不准以任何借口无票强行乘坐车船，不准扒乘货车和拦截列车、汽车、轮船，不准妨碍铁路、交通部门工作人员的正常工作，不准武斗，不准以卧轨等手段限制车辆通行。今后凡采用扒车、截车及其他不正当手段来京上访的人员，中央概不接见。
三、煽动武斗，破坏铁路、交通运输秩序和砸毁铁路、交通设施、运输工具的少数坏人及情节严重的肇事者，必须受到无产阶级国家法律的制裁。各地革命委员会、军事管制委员会和驻铁路、交通部门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军代表、公安值勤人员有权根据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公安六条规定负责处理上述问题，有关方面必须听从，不得拒绝执行。
本命令自即日起生效，并可在城乡和各车站、码头广泛张贴。
随后，对铁路交通的全面军事管制立即付诸实施。
十八、周恩来铁腕决策，野战军开到了铁路边。
军管之后，全国铁路交通的混乱势头得到一定的扼制。铁路交通运输状况有所好转。
然而，这种局面没能维持多久，就被更加剧烈的社会动荡所破坏。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武汉发生了广大军民抗议中央文革小组极左做法的事件。林彪、江青一伙借机排除异己，打击军队老干部。他们把“七·二○”事件诬为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搞“反革命兵变”、“反革命暴乱”，并借机刮起“揪军内一小撮”的阴风，挑动造反派揪斗军队干部。
“七·二○”事件后，全面内战空前激烈，全国局势急剧恶化。军队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军管的威信被严重削弱。局势已乱到了连毛泽东也难以驾驭的地步。
在举国上下的全面内战中，铁路交通受害首当其冲。有些地方的造反派干脆把火车停下来用作进行武斗的工事掩体；有的用火车设置路障，切断交通，以断绝对方兵援。全国铁路交通中断事故几乎天天发生。
面对严重的动乱局势，毛泽东也不得不采取措施纠正一些具体错误。他在七月中旬至九月的南巡中，针对各地派性林立、武斗迭起，号召造反派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并批评造反派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说“现在正是他们犯错误的时候”。
周恩来抓住毛泽东纠正“文化大革命”某些具体错误做法的契机，奋力平抑社会动乱，继续进行维系铁路交通的各种努力。
首先，周恩来采取了更强有力的、也是不得已的措施──派野战军到铁路两边护路。
七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在一个报告中亲自拟定了详细的部队护路部署，京广、陇海、京沪、津浦、沪宁、沪杭、浙赣等主要铁路干线分别指定具体部队包了下来：
三十八军或六十八军从涿州到武胜关，××军从武胜关（不含）经衡阳分到广州、凭祥（以上为京广线）。
六十八军(二百零二师)从连云港到潼关(不含)，二十一军从潼关到星星峡(以上为陇海线)。
十二军从浦口(不含)到徐州(不含)，兼及淮南芜湖支线；二十七军从南京经上海到杭州(不含)(以上为津浦、沪宁线)。
二十军从杭州到鹰潭(含)，六十七师从鹰潭到杭州(不含)(以上为浙赣线)。
同日，周恩来将护路部署交由代总参谋长杨成武转送正在南巡中的毛泽东批准。毛泽东批准了周恩来的这一部署。
周恩来立即指示起草了《关于派国防军维护铁路交通的命令》。
八月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派国防军维护铁路交通的命令》。
与此同时，周恩来继续没日没夜地找各地群众组织代表谈话，批评他们热衷派性武斗、中断铁路交通的行为，说服各群众组织搞好大联合。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周恩来接见工交、财贸、农林口各部群众组织代表和驻各部军代表、负责生产业务的干部以及有关院校的学生代表。他严肃地指出：冲击军管会是不许可的，是把群众往错误的方向上引。我为什么强调不能冲击军管会？就是因为全线铁路都分配给野战军一段一段地护路，以保证整个铁路线畅通。由于受地方群众运动的影响，现在铁路的运输量大大下降。在座的都是管经济的，都懂得，交通大动脉中断了，一切都会停顿。现在许多地方煤送不到，工业用煤、工业用电都停止了。工业用电停止，整个工业生产都停止，只能够维持生活照明用电。甚至有些地方来告急，连生活用电都要停止了。这个样子还搞什么文化大革命嘛！
稍顿，周恩来又说：本来铁路军管以后情况要好些，但现在又受冲击。铁路问题是关系整个国民经济生活的首要的要解决的问题。铁路系统的两派，不管是造反的还是保守的，或者两派都是左派，都不应该在工作时间争论，更不容许武斗、停车、破路和夺解放军的武器。
周恩来还要求铁道部、交通部要派大部分人员到各铁路干线上去疏通、劝导。
九月二十八日，周恩来接见东北三省群众组织代表，严厉批评冲击军队、破坏铁路交通的行为，愤然责问在场的造反派头头：说过多少次了，“揪军内一小撮”是错误的，你们现在为什么还要揪军内一小撮？揪谁呢？揪沈阳军区？为什么要这样势不两立？黄埔港有四五十条船停着，湛江港也这样，广州半个月没开出火车来，你们心里安不安？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十五个月，再搞十五个月还行啊？还要放假闹革命、第三次大串连，大错特错嘛！
四平市的代表反映：四平的铁路交通已中断半个月了。
周恩来说：请联络员与铁道部军管会联系，找铁道系统的代表开会解决。军管会要维护交通，这是死命令。不管哪一派都不能阻碍铁路交通，要抓头头。
十月二日，福州军区电告中央文革：英国一艘“加斯”号商船十月一日到厦门。按规定我方海关应对商船进行检查，但因海关和港务局各分两派，无人检查，英国商船无法靠岸。商船上有三个病号，船上补给也成问题，要求尽速靠岸。军管会向两派做工作无效。
中央文革小组对此未采取任何措施，就推给了周恩来。
“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极左思潮的干扰下，中国的国际声誉被严重损害，四面楚歌，主管外交的周恩来苦不堪言。
周恩来阅电报后当即写下了措辞严厉的批示：
据说，由于厦门海关和港务局各分两派，无人检查，致英国商船到来后无法靠岸，而该船有三病号，吃喝均成问题。这种违犯国法、影响祖国声誉的行动，是极端错误的，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望厦门军管会、调查组接此电话后即向两派组织号召：对外、对业务必须采取联合行动，如果哪一派响应中央、主席号召并见于行动，中央将通报表扬，如拒不执行，中央定予揭露，并命令军管会采取必要措施，保护海港检查、靠岸装卸。哪一派破坏这一行动，军管会应按《六六通令》惩处该派的主使人和肇事头头。
秘书火速将周恩来的指示电告厦门军管会。
当晚，中央派往厦门的调查组报告：接到总理的指示后，即组织军管会和两派群众传达学习，三方都表示坚决执行。上午十时半英国商船即已靠岸，下午已开始装货，估计四日可完成。
十九、全国铁路革命革了一年半
十月二十四日，国务院业务小组向中央汇报一九六七年第三季度主要经济情况和第四季度工作安排。汇报数字表明：从五月份开始，铁路运输量大幅度下降。铁路平均日装车数一万九千一百车，为计划日装车数的四十六％。这就是说，全国铁路运输任务的完成还不到一半。面对这样的数字，周恩来的心情沉而又沉。
在周恩来的直接过问下，全国铁路运输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各铁路局军管会的负责人及铁路系统群众组织代表。十月二十九日，周恩来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全体代表。
周恩来心情沉重地说：铁路运输这个问题太重要、太急迫了。眼下，除了斗私批修以外，是如何把铁路运输搞上去。粮食生产、工业生产，回过头来还是铁路运输问题。
周恩来画了一条曲线，说：你们看我划的这条曲线，你们就懂得这个形势了。从一月份的装车数×万×千车到四月份的×万×千车，然后跌到×万×千车，跌到了水平线以下。现在还没有回到水平线上。从今年十个月的铁路运输生产曲线看，对革命、对整个生产都是不利的。今年只剩下最后两个月了，如果运输指标再上不去，就会影响明年的发展。
说着，周恩来提高了声音：空喊革命，不抓业务，革命就是空的。动不动就把机务段冻结起来，这无论如何不是革命的，是破坏革命，是不容许的。这就是私，是派性。抓革命、促生产，铁路处于关键性的位置。要联合起来把铁路搞上去。不管你过去是不是革命派，只要在这个问题上做得好，就是革命派。
来自柳州的代表提出：下面部分职工因为武斗，死了人，对大联合想不通。
周恩来说：你们要从大局着想。两派武斗，死了些人，肯定有坏人在挑动，不在群众，要把仇恨集中到坏人身上。不要因为几个同志死了，就想不开，要顾全大局，要泪飞顿作倾盆雨。这就是无产阶级的气派。
周恩来最后强调：现在铁路上的重点是解决两广、南京、东北、西北，要研究一下，摆在第一位的是应该抓货运。两派一定要联合起来，搞一个协议，谁不遵守，谁就不是革命派。
然而，有些地方派性组织置大联合的号召不顾，仍沉湎于无休止的派性斗争。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河南郑州两派武斗，造成全国最大的铁路枢纽站郑州交通中断，滞留车皮三千多节。周恩来得知后，忧心如焚，指示连夜派飞机把郑州两派代表召集到北京，解决郑州铁路交通问题。
晚十一时三十分，刚刚接见完外宾的周恩来急匆匆地来到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接见郑州两派代表。在场的还有东北三个铁路局、西北三个铁路局及南京、哈尔滨等地的代表。
周恩来满脸倦容，声音有点嘶哑：“铁路与煤炭，我们最近半个月一直在注意，党中央和毛主席都在注意。现在突然出现郑州问题，我完全没有料到。就在郑州这一十字路口，停车三千多节，我心里非常难过。我实在抽不开身，刚才还在接见外宾。如果我有功夫，我自己亲自到郑州去。为什么不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联合起来？全国铁路革命革了一年半，造成这个样子，我们在座的军队同志也好，铁路工友也好，难道心里就这么舒服？我就不相信。”
周恩来的嘴唇和手有点颤抖。一旁的代表请周恩来坐下。
“铁路有军管会，到现在生产指挥班子还没有搞起来。”说到这里，周恩来问郑州铁路局的军管会主任：“军管多久了？”
“六月二十二日开始军管的。”
“五个月过去了，生产班子还没有组织起来？”
“干部没有站出来，最近站出的有二十五％。”
“有百分之二十几站出来就可以组织嘛！三千多辆车子压在郑州这条线上，全国铁路最关键的地方，这是最大的问题，要立即解决。”
此时此刻，“河南造反总司令部”的一造反派代表竟然提出：“我们现在写大字报没有纸和笔。”
周恩来愤然指出：“大字报不要写这么多嘛！现在不是要纸要笔的问题，是要火车通车的问题。”
周恩来责令：“郑州铁路两派要真正做到切断与地方群众组织的联系，搞好大联合。”
两派分别表示："一定按总理指示办，搞好大联合，把铁路运输搞好。”
从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一日，周恩来每天都与河南省军区负责人刘建勋、王新等及郑州铁路局各派代表谈话，终于使郑州铁路局两派达成了《关于实现郑州铁路局河南境内革命大联合的协议》等七个协议。
在此影响下，西安铁路局两派也主动达成了大联合的协议。
为了推动全国其他铁路局的大联合，周恩来决定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向全国转发郑州铁路局和西安铁路局实现大联合的协议，并草拟了批语。批语指出：中央认为，郑州铁路局系统实现革命大联合的七个协议和西安铁路局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都很好。铁路运输对于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进行和国家经济建设、国防建设以及人民生活，关系极大。中央希望，郑州、西安两个铁路系统和各革命群众组织，要坚决贯彻执行所达成的协议，保证铁路运输的畅通。全国其他地区铁路系统的各革命群众组织也应参照这些协议的精神，达成类似协议。
十二月五日，周恩来将所拟批语及郑州、西安铁路局的协议送毛泽东批示，并附了一封短信：
主席：
鉴于铁路和煤炭工业两个系统在目前极关重要，铁道部已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两期，其成员多为各铁路局、分局的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军管会负责干部和业务干部。煤炭工业部则派人到各主要煤区协助各矿军管人员举行分批分期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其目的均为推动各派实现革命大联合，以利抓革命、促生产。在铁路方面，广州、柳州两局已实现初步大联合，郑州局这次来京开会，刘建勋、王新同志也赶来，经过工作，已达成七个协议，西安局受郑州局影响也主动达成大联合协议。为了号召以推动其他十四个局(全国共十八个局)的大联合，拟了批语，已经文革小碰头会通过。现送上，请主席批示鼓励。
一九六七年底，全国十八个铁路局和五十二个铁路分局的群众组织终于就实现大联合、保证铁路运输畅通达成了协议。这些协议，浸透了周恩来的心血。
二十、周恩来上书毛泽东
全国铁路系统实现了大联合，为全国铁路交通状况日趋好转奠定了一个基础，但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运动继续坚持进行的条件下，并不意味由此而万事大吉。林彪、江青一伙对周恩来一九六七年下半年批极左、纠极左的言行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反应极为惊恐。一九六八年初，林彪、江青策划在全国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并制造了杨、余、傅事件。在此煽动下，前一时期有所收敛的无政府主义狂潮再度泛起，若干地区的铁路交通局势再度恶化。
一九六八年二月四日，铁道部军管会生产指挥部整理的一份《关于徐州地区铁路运输中断的情况反映》送到了国务院总理值班室。《反映》说：
一月二十六日，津浦线徐州以南桃山集站中断运输一天，经济南军区采取措施，二十七日恢复通车。二月二日，跨苏、鲁、皖、豫、鄂五省的一群众组织五百多人在徐州以南的曹村车站把停靠在站的八百四十六次列车的乘务员打伤、架走，又拦截二十一次旅客列车，打伤、架走乘务员，抢走列车值勤部队枪支七枝。桃山集至三铺站之间的铁路被炸坏一处，徐州至桃山集、曹村、大栗园的调度电话被切断。这样，徐州至蚌埠间的客货运输全部中断。
又据济南局报告：二月三日二十一时左右，徐州以西的徐州北站至夹河寨站间的老黄河桥被炸坏，徐州以北的毛村至不老河站间的一座两孔桥也被炸。四日零时，桃山集站附近又有爆炸声。与此同时，徐州以西、以北的三座公路桥也被炸。这样，徐州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客货运输全部中断。津浦、陇海线中断，对华东煤、油运输和春节客运影响甚大。
另据国务院秘书厅信访室报告：二月四日晚，五十四次列车全体旅客急电反映，五十四次列车因郑州以南桥梁被炸，已在开封停车二十七个小时，要求中央火速解决。
看着《情况反映》，周恩来心如刀绞。他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已超出了一般的派性斗争，而类似这样的情况其他地方也存在。如果这样的行为再不及时制止，而任其向全国蔓延，后果不堪设想。
周恩来立即召集碰头会，研究对策和措施。
会后，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附上《关于徐州地区铁路运输中断的情况反映》。
主席：像另纸(作者注：指《关于徐州地区铁路运输中断的情况反映》)所报破坏铁路情况，在徐州、蚌埠、郑州、连云港十字线上为最甚，次之为衡阳、柳州、广州三角线上，再次为西南昆明、成都一线。现在这些破路、破桥行动，已超过派性，而为反革命特务分子混入一派或两派中进行的。因此，目前必须责成济南军区调集机动兵力(从济南、蚌埠、开封各调一个团交六十八军统一指挥)，沿线夹击。一经发现这股反革命集团，便需进行围攻和追击，务须做到政治进攻、军事包围两结合，逼其全部放下武器，然后区别对待，将坏头头反革命分子与被胁从的群众分开处理，并须就地发布公告，宣布这一破坏铁路、炸毁桥梁的行动完全是反革命行为，必须实行专政措施。
这一措施拟不待全国统一军事部署护路、护桥的命令下达前，在今晚提前实行。碰头会各同志同意这一意见。妥否，请予批示，以便立即下达命令。
周恩来
二月四日
同日，毛泽东批示：完全同意，退总理办。
周恩来立即组织具体实施。
二月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命令。命令指出：煽动、操纵和指挥破坏铁路、炸毁桥梁、袭击列车的极少数坏头头是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法办。此命令又简称“二六”命令。
周恩来抓铁路运输的艰辛，他自己有过多次自述。就在中央“二六”命令发布后不久，即二月十七日，周恩来会见越南驻华大使吴明鸾、越南外贸部副部长李班。李班请求周恩来协助解决援越物资的铁路运输问题，并说：国内讲，这个问题只有上呈总理才能解决。周恩来说：一年了，我都在管铁路运输工作，每星期都过问。运输上发生问题是文化大革命的副作用。两派争吵。最近，我们下了个严厉的命令(按：指“二六”命令)。前天，广西发生了铁路交通的问题。昨天，我要韦国清开会解决广西问题，要他今天报来处理结果。如果解决不了，我自己跑一趟。今天，国务院要召开业务小组会议，研究这个问题。刚才，我同有关同志商量，打算在内部下一个更严厉的命令。
周恩来这里所说的更严厉的命令就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维护铁路交通运输的紧急补充命令。二月十八日，周恩来逐字逐句地阅改了命令。命令指出：为保障援越物资的运输畅通，特紧急补充命令如下：
(一)煽动和指挥对行驶列车鸣枪威胁，到车站、港口无理取闹，挑动铁路交通部门群众搞武斗，殴打和绑架铁路、港口军管人员等破坏铁路交通运输的行为，一概是反革命的土匪行为，必须采取专政措施，坚决按“二六”命令办理。
(二)铁路港口广大职工要坚决克服无政府主义，坚守工作岗位，决不允许迟到早退。对无故不上班而逾期不归者，应扣其工资。
(三)军管人员和护路部队、当地驻军要积极制止铁路港口内外串连，制止武斗。如制止无效，造成运输、装卸中断，则坚决按“二六”命令办理。
(四)中央立即派出监督小组，分赴重要站段和港口，监督“二六”命令和紧急补充命令的执行。
应当说，这些命令和措施已经相当严厉了。然而，在那无政府主义猖獗的喧嚣中，一些地方的造反派视中央命令如儿戏，顶风作乱，越来越猖狂。五、六、七三个月，在广西、陕西等地都相继发生炸毁铁路桥梁、抢劫火车轮船、中断铁路交通和邮电通讯、连续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恶性事件。在广西，开往越南的援越军用专列被抢，大批枪支弹药被哄抢一空；桂林、柳州、南宁等地的铁路交通长时间不能恢复通车……
对此，经毛泽东批准，周恩来与有关负责人商定，对大搞打砸抢、破坏铁路交通的一小撮坏分子采取更为坚决果断的措施。七月份，中央连续颁发“七·三”、“七·二四”两个布告，要求造反派立即停止武斗，无条件恢复铁路交通，对不听劝告、拒不放下武器的坏分子进行坚决打击。
就在“七·二四”布告发布的同一天，周恩来接见来京学习的柳州、桂林、南宁、梧州两派群众组织代表和军队部分干部，严厉批评包围监狱、中断铁路交通、抢夺援越物资和解放军武器等行为，愤怒地责问：你们包围第三监狱、劳改工厂，那里是劳改犯，你们知道不知道？你们占领监狱是造谁的反？你们把军队的枪都抢了，你们已经走到边缘了，快掉下去了！马上打电话回去，一定要从第三监狱撤出去，由军队接管。你们把杀人的、放火的、抢援越物资的、中断铁路交通的，都说成是受压的，还说别人是右倾翻案。这些是反革命罪行，对这些人就是要实行专政嘛！要停止武斗，恢复交通，这是马上要办的。要马上打电话叫没到的二十几个代表在两天内赶到北京解决问题。不能听任“七三”布告在广西不能实现。我给你们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
周恩来又责问柳州的代表：柳州铁路不通，是关键问题，你们还打算停车停多久？你叫王反修？你是真反修还是假反修？你不是王反修，是忘反修。你要承认，我给你们那么多电话电报，“七三”布告下达又有二十多天了，铁路还不通，柳州这个关还是过不去。
最后，周恩来警告说：广西各派如果再联合不起来，广西这个局面就要推迟，再推迟就要犯罪。广西打成什么样子了嘛！哪个省也没闹到像你们那样，快两个月没通车了。再不通车还行啊！今天下午就要达成协议，非把铁路打通不可。哪个违犯就要犯错误。
同日，周恩来还致信毛泽东，提出：“停止武斗、纵火，恢复铁路交通，将是目前政治动员中在广西首先要实现的任务。”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毛泽东与周恩来及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一起接见了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等北京高校五个造反派头头。毛泽东向他们发出了严厉的警告：“今天找你们来商量制止大学的武斗问题。怎么办？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院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们那一派的人也有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农民、战士、学生的大多数。……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有人讲广西布告(按：指七·三布告)只适用于广西，陕西布告(按：指七·二四布告)只适用于陕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毛泽东的批评和警告是很有分量的。
两天之后，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林彪，认为毛泽东七月二十八日接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等五人的谈话“极为重要”，提议将这次谈话的书面整理稿或北京市革委会正式传达的《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要点》发到全国。
毛泽东的谈话迅速地传达下去，有力地保证了“七·三”、“七·二四”布告的贯彻执行，制止了对铁路交通更大规模的破坏性行为。此后，全国局势日趋平稳，铁路交通运输日渐恢复正常，运输生产逐渐回升。到一九六九年，铁路运输产量全面回升。
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铁路交通是重灾区。在“文化大革命”最为混乱的前三年，为了维系铁路交通，周恩来可以说是历经千辛万苦，费尽了心血。尽管在那种无政府主义行径极端猖獗的特殊历史氛围中，再加上林彪、江青一伙在一旁的刁难和干扰，周恩来的某些努力和措施一时难以奏效，但他从未气馁，从未停止过努力。这种韧性、持久而又痛苦的努力，正是一般人所难以企及的。许多经历过那段历史的老同志回想起来都感慨万千：如果当时没有周恩来韧性、艰苦的努力和百般抗争，全国铁路交通混乱甚至瘫痪到何种程度，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整个国民经济的严重后果，我们今天是很难想像的。
“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深谙经济的陈云同志的这句话，正是从这样的意义层面准确而恰当地揭示出了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的作用定位。
卷五
周恩来感慨地说：中国有句老话，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现在是倒过来了，军队碰到秀才，有理也说不清。
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庆祝日。
然而，四十年前的这一天领导八一南昌起义打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的周恩来，却全然没有节日的喜悦和兴奋，眉宇间凝聚着一股深深的忧虑与愤怒。
从一早开始，大街小巷，各种大小喇叭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红旗》杂志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
“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这是斗争的大方向。”
这篇社论是关锋起草，王力审阅，陈伯达签发的，中心思想就是“揪军内一小撮”。
对周恩来来说，“揪军内一小撮”，声声刺耳，字字揪心。他非常清楚其中的来头和用意。这是林彪、江青一伙借武汉“七·二○”事件为进一步打倒更多的军队干部、篡夺更多的“枪杆子”领导权而发起的新一轮冲锋。
实际上，“揪军内一小撮”是林彪、江青一伙蓄谋已久的阴谋，也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围绕这个问题，周恩来和叶剑英、徐向前等老帅们与林彪、江青一伙的斗争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没有停止过，只不过由于各种原因，斗争形式表现为时进时退。
二十一、江青经常哼哼着一句唱词：“只恨手中缺少杀人的刀。”
“文化大革命”运动起来后，军队怎么办？周恩来和老帅们及军队中的大多数干部的想法基本一样，就是军队无论如何不能乱，军队一定要坚持党的领导。
为此，周恩来全力支持主持全军文革小组工作的刘志坚制定了一些旨在稳定军队的有关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在八届十一中全会讨论《十六条》时，周恩来支持刘志坚的建议，坚持在十五条以外加上一条：“部队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
对军队“文化大革命”的一些特殊规定和限制，招致了林彪、江青一伙的不满。
篡国必先篡军。
掌握了一部分“枪杆子”的林彪，深知军中有许多人对他不服，他要把反对他的、他认为不放心的力量全部打倒，让军队全部听他的，为他当接班人扫清道路。林彪说：“要学蒋介石，把一国兵力抓住了，也就是把一个国家抓住了。”
舞文弄墨的江青、陈伯达、张春桥之流，笔杆子还行，缺的就是“枪杆子”。江青一人常哼哼着京剧《击鼓骂曹》中的一句唱词：“只恨手中缺少杀人的刀。”
要篡军必先乱军，在乱中打倒一批军队老干部，在乱中夺权。
因此，就有了许许多多的一幕。
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天安门城楼上，第二军医大学“红纵”的一个造反派头头对林彪说：林副主席，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与地方做法不一样，军队搞了许多条条框框，对群众限制太多。军队院校镇压群众运动。
林彪点了点头，当时没有说什么。从天安门城楼下来后，林彪即下命令给“全军文革”，说要立即发一个紧急指示，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按照地方一样的搞法。
这样，“全军文革”不得不立即起草一个《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
稿子起草出来后，林彪看了很不满意。因为稿子的基本精神还是强调要坚持党委的领导。
林彪下令把文件草稿送中央文革小组审改。江青、康生、陈伯达看后，认为草稿有很多地方不行。他们对草稿逐字逐句修改，最后加上了取消军队院校党委领导的条文。
十月五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批转了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紧急指示》称：根据林彪建议，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根据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则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说《紧急指示》适用于一切单位。
自此，军队的“文化大革命”灾难开始了。
正如周恩来后来所说：军委《紧急指示》起到了动员作用，但也起了副作用，就是冲击军事机关很厉害。
周恩来当时说这句话是难能可贵的，因为《紧急指示》是按林彪的旨意定稿的。
军队院校的学生四处串连，一次又一次地冲击军事机关，揪斗军队领导干部。
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被揪到国防部大楼前。
成都军区司令员黄新廷中将被造反派揪斗，成都军区副参谋长被揪到北京来了。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学生连续冲击国防部大院，并冲入大楼要揪曾任过该校工作组组长的国防部办公厅副主任路扬。
……
当周恩来得知红卫兵冲国防部大院后，当即指示有关方面把国防部列为重点警卫部门，加强警卫力量，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让外面的人冲进去。
同时，周恩来还两次接见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八八团”代表，对他们冲击国防部大院、揪斗路扬提出严厉批评，说：国防科委、国家科委在聂荣臻元帅领导下，成绩是主要的，原子弹都上了天。怀疑一切是不科学的，不符合毛泽东思想。
然而，就在周恩来劝阻学生不要冲国防部时，身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来到学生中间。
“军队的将军们不敢到你们中间来，不敢来这里，他们怕群众。我就不怕，到你们这里来了。”陈伯达一口难听的福建官话还振振有词。
他还写了一张要求军队首长接见的条子交给学生，说：“出了问题，唯我陈伯达是问。”
陈伯达此举，实际上是给军队院校的群众组织开了一张冲击军事机关、揪斗军内老帅和各总部、军兵种首长的“许可证”。
有了中央文革这把“大红伞”做后盾，造反派更是有恃无恐。
十一月八日凌晨，发生了更大规模地冲击国防部大楼的事件。张家口电讯工程学院六百多名学生冲入国防部办公楼，要揪总参的两位副总参谋长李天佑和王新亭。原因是李、王二人前不久到电讯工程学院讲了一次话，对学院党委的工作作了肯定性的评价。
当时，遵照周恩来加强国防部警卫力量的指示，警卫国防部的战士有两个营，力量已经很强了。尽管警卫战士们手挽手肩并肩地里里外外都搭起了厚厚的人墙，挡住不让学生往里冲，但战士们在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动手、不开枪这“四不”规定的约束下也已是无可奈何。
这些学生打伤警卫战士、击碎门窗玻璃，找来一块块长木板，一头搭在门窗上，一头搭在战士们的头上，踩着木板跳进了国防部大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