估计徐向前差不多应该到了，周恩来又特意到大会堂门口，亲自迎接徐向前。
招待会结束后，细心的周恩来又找到傅崇碧，交代说：你们安全地把徐帅送来了，一定要安全地把徐帅送回家去。不要因为来的路上没出事就大意。回去的路上更要注意。
傅崇碧不敢大意。他调派了三辆警卫车护送徐向前，并在城里兜了个大圈子，甩掉了跟踪的造反派，把徐帅安全地送回了家。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把人保住了，事情就好办。
周恩来千方百计保护受冲击的老帅，也是为了稳定军队。
傅崇碧在谈及周恩来对老帅们的保护时曾回忆说：
周总理曾经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带着我们到几位老帅的住地，视察那里的警卫工作，一处一处地给我们作指示。在林彪、江青一伙大反所谓“二月逆流”、抓“军内一小撮”时，有一些群众组织受这帮反革命的煽动、蒙蔽，要冲击老帅的住地。我们把得到的情况报告周总理，总理把我们找去研究保护措施。
西山，陈毅、聂荣臻、徐向前都在那儿住。总理说，西山，老帅们在那儿住，你们的警戒要不一样，你要多派部队，少了不行，他们人多，不能开枪，开枪就麻烦。造反派发动了一两万人搜西山。我去了，我跟造反派说，这是军事禁区，你们要把设备破坏了，毛主席找你们是问，你们赶快给我撤出去。部队都拿着枪，他们看到我气势汹汹，也就马上撤走了。他们估计错了，以为老帅在玉泉山，一下又冲到玉泉山去了。玉泉山是汪东兴他们部队管的，汪东兴拿他们没办法，他们在里边搜。总理叫我去。我去了。我说：你们跑到这里来造反，这是什么地方？这是毛主席住的地方，滚出去！我也发了火了。我跟总理讲，总理说你们做得好，要注意，老帅们不要出问题。
应当说，这些指挥过千军万马、在枪林弹雨中虎虎生威的共和国元帅，也是顾全大局的。否则，他们又何至于被中央文革那班手举语录、嘴喊口号的“秀才”整得如此忍气吞声、东躲西藏？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日，周恩来接见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巴巴尼时感慨而又意味深长地说：中国有句老话，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现在是倒过来了，军队碰到秀才，有理也说不清。
二十六、江青肯定“文攻武卫”再加“揪军内一小撮”。
自江青公开肯定“文攻武卫”的口号以来，全国冲击军队、抢夺军队武器的恶性事件不断发生。
在南方某省，造反派唆使一千多名群众于八月五日、九日两次包围省军区军械一库和军械二库，打伤警卫战士，将库存的武器弹药洗劫一空。共抢走手枪、冲锋枪一千九百余枝，轻重机枪五百二十多挺，迫击炮四十门，子弹一百二十七万余发，手榴弹一万六千多枚。
因此，从七月底到八月末，批评、制止乱发枪、乱抢枪，批评冲击军事机关，就成了周恩来没日没夜与各群众组织谈话的突出主题。
——八月一日、六日，周恩来接见湖南省军区、军分区及湖南群众组织代表。对军区、军分区负责人说：湖南的形势如果不控制就很危险。军区、军分区的同志要掌握这种形势，立即制止乱发枪、乱抢枪的局面，你们要负起责任来。发出的枪要收回来。小孩子身上都背两杆枪，这样下去怎么行？
周恩来又对群众组织代表强调说：冲击解放军、夺解放军的枪、打解放军的人，这都是错误的，非法的。解放军在支左工作中有错误，还不等于是“黑司令部”。对野战军这样不尊重，等于不要领导了，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倾向。左派武装自己，还得有一个章法，不能像现在这样随便你抢我夺。现在解放军出去带枪把枪抢走，坐车把车抢走，这样一种无组织无纪律的无政府状态，革命秩序怎建立？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自上而下的群众运动是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指引下开展的，这一点必须清楚。
——八月三日、五日、十二日、十三日，周恩来连续四次接见江西省军区负责人和江西群众组织代表，中心问题是制止乱发枪、乱抢枪。说：目前这个情形，一是乱发枪，一是乱抢枪，这股风要坚决刹住。你们要打电话回去，停止夺枪，停止武斗。要信任、支持解放军。这是中央对你们的考验。
——八月十日，周恩来嘱秘书电告黄永胜和驻湖南的四十七军军长黎原：湖南的二七二厂，一定要派军队保护，已被抢去的武器要交还军队。要下死命令，不准抢夺国防工厂的武器。如果说服不了，可让他们派少数代表来京解决。
八月二十一日，总参作战部电话报告总理值班室：停泊在厦门某基地十艘军舰遭厦门群众组织袭扰，一些人不断地冲上舰去抢夺炮舰武器。今天又有港务局“新海员公社”十一人冲上炮舰夺枪，经劝说，下去了五人，其余坚持不下，后又有群众乘坐八艘机帆船追着军舰要夺枪，致使这十艘军舰不敢靠岸，被迫起锚在海里转圈。到下午五时二十分，与一架从金门起飞前来侦察的国民党炮兵校正机发生遭遇战。
周恩来当即指示：“请伯达同志以中央文革或周恩来、陈伯达等人的名义宣布：不准夺炮舰的武器，在敌人面前夺野战部队的武器是错误的。如劝告不听，继续再夺，即宣布为反革命。”
当天晚上，中央文革办事组将周恩来的指示电告福州军区转厦门市各群众组织。
全国这样一种冲击军事机关、乱抢枪、乱夺枪的混乱局面也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他对八月一日《红旗》杂志发表的“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提出了批评。
周恩来抓住时机，向广大群众传达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并以之作为同林彪、江青一伙斗争的砝码。
八月二十二日，周恩来接见广州两派代表。周恩来说：不要再提“揪军内一小撮”了。提“揪军内一小撮”是在“七·二○事件”后宣传机关提错了的。“七·二○事件”后不注意宣传出了毛病。毛主席批评了这个事，我们绝对不能动摇对解放军的信念，提出夺军权，这是错误的。
周恩来还当场要求两派达成立即停止夺取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把已抢的枪支弹药归还军队、停止一切武斗的协议。
八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就援越的军用武器在广西被抢一事严厉批评广西两派，说：这种现象再也不能容忍了。攻铁路，夺野战军的枪，完全不是在搞文化大革命嘛！你们看一看，内战打成什么样子了？铁路搞成一段一段的，比过去军阀混战还凶。对军队再也不能用“揪军内一小撮”这个口号了。这个口号把矛头引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引偏了，毛主席批评了这个事。
周恩来还警告说：对解放军，首先应该有个基本认识，就是要信任解放军。夺解放军的枪，甚至把司令员、政委、参谋长抓起来，这是错误的，我想应该把这个问题提得严重些。不能用去年初期到处抓一小撮走资派的方式，用那个方式就要犯大错误。如果再不改正，有些人就要走向反面。我看了很多组织，原来是对的，后来越走越远，走向了反面。
物极必反。周恩来决心抓住毛泽东对“揪军内一小撮”的批评，打击一下林彪、江青一伙的乱军气焰。
他要全军“文革小组”支左办公室将南京、广州、沈阳、成都等几个大军区受冲击的情况详细报来。
八月二十五日，周恩来找跟随毛泽东在外地刚回京的杨成武谈话。他向杨成武谈了各地军队受冲击情况和自己的担心。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
周恩来还把有关“揪军内一小撮”的材料及军队受冲击情况的材料给杨成武，要他转交毛泽东。
几天后，经过反复思考的毛泽东要杨成武转告周恩来：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把他们抓起来。
毛泽东随后又说：先抓王、关二人，戚本禹暂时不动，要他作检讨。
杨成武回京向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立即召集中央小范围碰头会，宣布了毛主席的决定。随后，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
王力、关锋的被抓，迫使林彪、江青一伙的乱军气焰有所收敛。
接着，周恩来从指导思想上纠正、否定了林彪、江青一伙的乱军做法。
林彪一伙策划在四月六日颁发的中央军委十条命令中，规定军队不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不准开枪，不准随意捕人。解放军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能遵守“四不”——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动手、不开枪。
一小撮造反派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对解放军进行有恃无恐的攻击。
对此，周恩来作了否定。
九月二日，周恩来接见群众组织时指出：夺解放军的枪，是非法的，当场就要逮捕。解放军不能永远被“四不”捆住。现在就欺侮人民解放军的“四不”。
周恩来还要杨成武约集各大军区的负责人起草了一个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
九月三日晚，周恩来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通过这个命令。命令重申：任何组织、任何人不许以任何借口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弹药、物资装备，不许任何外部人员进驻解放军的指挥机关。已经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一律封存，限期归还。今后如有违反命令者当以违犯国法论罪。当地驻军在执行上述命令时，首先要耐心进行劝阻和警告。如劝阻和警告无效，可宣布这种抢夺行为是反革命行动，并采取措施对少数坏头头和肇事凶手予以逮捕法办。如遇这些人拒捕和抵抗，人民解放军有权实行自卫反击。在海防、边防、沿海岛屿和国防、机要重地值勤的战士遇有人夺枪时，有权自卫反击。
这一命令实际上否定了四月六日颁发的十条命令。
九月四日，周恩来将此命令送毛泽东批发。并注明：
主席：此件由成武现场约集在京大军区同志一道起草，经昨晚文革小组碰头会上通过，连夜又约集在京大军区、省军区和三军两总部负责人复议，增改了几处。现送上，请予指示。
九月五日，毛泽东批示：总理，已阅。照办。
同日，命令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
这就是著名的“九·五”命令，对稳定军队起了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周恩来把“揪军内一小撮”的思想作为极左思潮，从思想根子上进行批判，为进一步稳定军队创造条件。
九月六日，周恩来接见联络员、中央文革驻各地记者。他说：有一种极左倾向煽动说，“现在正是反动资本主义逆流在全国反扑的前夕”，要“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进行内战不可避免”。怎么可以这样说？这是无政府主义倾向，就是不相信领导，否定一切领导，就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他不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是凭枪杆子办事，拿起枪来就要人家给他缴枪。
周恩来还说：军队是四十年来毛主席思想培养出来的，是主席亲手缔造、领导的。提“揪军内一小撮”是不适当的，是极左倾向。
九月十六日、十七日，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一起接见北京市大专院校红代会“天派”、“地派”代表。周恩来严正警告蒯大富等造反派头头：现在还继续宣传“揪军内一小撮”，跟解放军对立，是错误的。“揪军内一小撮”是一种极左思潮，不利于文化大革命的进行，不利于国防战备。不要唯我独尊、唯我独左。否则，就要走向反面。昨天晚上，我在跟另一方面的同学谈话时，甘肃来的十多个人冲进了中南海，冲到了毛主席司令部的中心地方怀仁堂附近，我们把他们逮捕起来了。因为这是违犯国法，违反“六·六”通令和“九·五”命令。
一九六七年十月以后，军队的局势总体上趋于平缓，全国性的大规模地冲击军队的事件明显减少。
当然，林彪、江青一伙反军乱军的阴谋并未就此停止。周恩来与他们的斗争也还在继续。
正是这种坚持不懈的斗争，才使得林彪、“四人帮”反军乱军的阴谋未能得逞，才使得中国人民解放军这座钢铁长城在混乱的局面中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性。
古今中外的兴衰史昭示着：只要军队不乱，再大的社会动乱都可以通过军队得到控制。如果一旦军队乱了，政权就将会易手，社会动乱就会演化为亡国之灾。
“文化大革命”中，军队没有乱，是中华民族之大幸，是中国共产党之大幸，是中国人民之大幸。
卷六
周恩来派自己的保健医生去看望身陷困境的刘少奇。刘少奇坐在沙发上平静地说：谢谢总理的关心。请代我向总理问好，请他多保重。周恩来说：“即使是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也不能说他是不革命的，更不能说他是反革命。”
二十七、张春桥向造反派密授机宜
一九六七年一月前后，在中央文革一伙的煽动下，一股揪斗刘少奇、邓小平的恶浪汹涌而来。
元旦刚过，一份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编印的《快报》摆在了周恩来的案头。
《快报》反映的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清华大学的造反派头头蒯大富率五千多人，浩浩荡荡开到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彻底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发动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大行动”。会后，这五千多人兵分五路，开向西单、王府井、北京站等繁华地段，沿途呼口号、搞演讲、贴标语、撒传单。主要口号是“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彻底打垮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狂反扑”等，这些口号还用大标语醒目地贴上了天安门城墙。
看罢《快报》，愤怒、不安一起交织在周恩来的心头。他知道，这次行动，完全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纵容和支持下搞起来的，这等于把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行动推向了全社会。而这正是周恩来自刘少奇、邓小平“落马”以来一直所反对的。
刘少奇、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因为与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的搞法上出现分歧而被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而遭批判，林彪、江青一伙利用毛泽东对刘少奇、邓小平的不满，极力煽动造反派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周恩来反对林彪、江青等人的做法，他在艰难的处境中，费了很大的精力，对刘少奇、邓小平进行了力所能及的保护。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日，清华大学的造反派发来“请帖”，要王光美去清华参加批判会，目的是想从王光美身上打开打倒刘少奇的突破口。周恩来为此批告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转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我准备派人去录音，带回给王光美同志，而不要她去参加会议。”
十月十八日，在中央文革一伙的蛊惑下，哈尔滨工业大学的造反派在天安门贴出了“打倒刘少奇”的大标语。同日下午，清华大学也出现了“打倒修正主义头子刘少奇”的大标语。周恩来得知后，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童小鹏去劝阻。
而且，事隔一天之后，周恩来为此还在国务院会议室接见哈尔滨工业大学的造反派代表。
周恩来再三强调不要去天安门贴少奇同志的大字报。他说：我劝你们不要到天安门去贴少奇同志的大字报了，学校也最好避开这个问题。即使少奇同志有错误，我现在也无权回答你们。你们把少奇同志的大字报贴到天安门，你们要考虑考虑。少奇同志是政治局常委，是国家元首，他不是普通党员，也不是普通领导，就是要撤换，也不要去发动群众。……我今天讲这么多，就是劝你们，不要到天安门去贴少奇同志的大字报。清华的同学要把王光美同志叫回去检查，主席还不赞成。主要是考虑群众大会一开，就不好收场。
有代表提出：刘少奇在八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没有提毛泽东思想。
周恩来回答说：八大修改党章的报告没提毛泽东思想，是主席的提议，是针对当时的国际局势。主席说，不一定每一次开代表大会都提。你们青年人热情很高，但你们把问题想得太严重，你们不了解实际过程。
就在周恩来接见哈尔滨工业大学造反派代表的同一天，周恩来得知北京航空学院的造反派准备于二十一日或二十二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五十万至一百万人参加、矛头指向刘少奇、邓小平的“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大会，又要周荣鑫和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派人分头去做劝说工作，说服他们不要举行这样的会。后来这个会没有召开。
周恩来之所以反复劝阻不要把针对刘少奇的大字报张贴到公众场合，反对公开召开针对刘少奇、邓小平的群众性大会，实际上是他不同意把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捅到社会上去。在他看来，即使刘、邓有“错误”，也是“由于对形势的估计和问题的认识而来”，属于党内问题。十月，当林彪在天安门讲话和《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周恩来就当面向毛泽东提出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是否合适？党内历来提路线错误都是左倾或右倾，没有反动路线这个提法。但毛泽东没有接受周恩来的建议。
据当时跟随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回忆说：
一天，周恩来从外面回到西花厅，生气地跟我们说：“你们都看到了，大街上那些大标语与口号上，把刘少奇的名字倒着写，打叉叉，这像什么话嘛！这样做不文明啊！少奇同志的问题还没定性嘛，即使定了性，我们也不能侮辱他的人格嘛！”
同年（一九六六年）十月的一天下午，周恩来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吩咐道：“你去看看少奇同志，他现在怎么样了？”……
我到了刘少奇在中南海的住所福禄居，院子里悄然无声看不见什么人，一片萧瑟冷清的景象。……
“我叫张佐良，是总理的保健医师。总理要我来看看少奇同志，向少奇同志问好。”那时，我穿着军装，故进门就向他行了个军礼，向他报告道。
“谢谢总理的关心，总理怎么样？他好吗？”刘少奇说。
“总理还好，就是工作忙，休息太少。”
“请代我向总理问好，请他保重。”刘少奇仍坐在沙发上平静地这样说。
我即站起身来向他行了个军礼，便返回西花厅向周恩来复命。
就在周恩来极力劝阻造反派和红卫兵不要把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和“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行动推向社会的时候，中央文革一伙又在背后搞起了小动作。
十二月十八日，中南海西门传达室的里间，张春桥神秘地把蒯大富找来密授“旨意”：
“从全国来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仍然相当猖獗，现在还是要深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他们虽然作了检查，态度还是不好。”
“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政治嗅觉并不迟钝的蒯大富太明白了，张春桥所讲的“中央那一两个”就是指刘少奇和邓小平。
“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的精神，痛打落水狗嘛，把他们搞臭，切不要半途而废！”
蒯大富领旨而去。
于是就有了十二月二十五日蒯大富率五千多人到天安门广场发动的“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大行动”。
这次行动，蒯大富本来还准备到中南海西门揪王光美回清华检查，并揪斗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得知后，告诉工作人员：如果造反派来要人，必须请示我决定。又告诉童小鹏、汪东兴：不能让学生冲中南海。要说服红卫兵对刘少奇、邓小平不宜采取揪斗办法。他们揪王光美即与刘联系起来了。
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在接见“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的代表时，公然把刘少奇称作“赫鲁晓夫”。
十二月三十日，江青、姚文元来到清华大学，对蒯大富十二月二十五日发起的“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大行动”表示满意和支持。蒯大富洋洋自得，对他的同伙说：“江青同志这次亲自来清华看我们，说明我们打刘少奇、邓小平对了，干得好，干得漂亮！”
十二月三十一日，针对造反派对刘少奇等的一系列极端行为，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找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造反派代表谈话。
周恩来：找你们来，是想谈几件事情。你们要王光美回清华检查，我曾经两次请示主席，主席还是不同意让王光美回清华。你们可以背靠背让她回答问题。
造反派：她要是不回答呢？
周恩来：这个事情我可以办嘛！你们把要问的问题提纲交给我好不好？
造反派：我们叫她揭发刘少奇的问题。
周恩来：我不能回答。我如果说了，就是命令她揭发。你们可以看她的检查和回答的问题嘛。
周恩来：再有一个，你们不要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贴到天安门去。外宾问起来，我就只好回答说是我们国家发扬大民主，可以发表不同意见。但你们这样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贴到天安门，矛盾的性质就变了。
造反派（咄咄逼人地）：难道刘少奇不是属于敌我矛盾吗？
周恩来：这是你的看法，但我不是这样看的，你们不能把你们的看法强加于我。你们提口号要恰当，在学校提还要考虑，到外面提更要慎重。我今天提醒你们，有的人可以用一种右的方式来反对我们，也有的人可能以极左的面目出现，他们把一些口号提到不恰当的程度，这也要引起我们的注意。要慎重，警惕有钻空子的敌人。
由于有毛泽东的支持，周恩来坚决顶住了造反派要揪王光美回清华批判的要求。
然而，造反派并不罢休，几天之后，却策划了一出“智擒王光美”的闹剧。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晚，清华大学的造反派打电话给王光美，谎称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在车祸中被压断了腿，正在北京第二人民医院抢救，急需家长签字后动手术截肢，否则，生命难保。
此前，周恩来曾嘱咐，要刘少奇和王光美不要轻易出中南海。但刘少奇闻讯女儿受伤后，顾不了那样多了，和王光美双双驱车赶到了医院，中了造反派的奸计。
造反派当场扣留了王光美，刘少奇在警卫人员的保卫下脱身回到中南海。
周恩来得知后，知道事情坏了，连忙派人去追赶，并亲自打电话给蒯大富，要他们放人。
当时任周恩来机要秘书的孙岳回忆说：
“文化大革命”中，清华大学的造反派用欺骗手段，谎称王光美的女儿被汽车撞成重伤，乘王来医院看望时揪到清华大学。总理知道此事后，非常生气，要我和中央警卫局一个参谋立即去清华大学把王要回。我们到清华大学与造反派头头费了许多口舌，磨了很长时间，才将王要回。我们乘坐的小车出了清华大学，绕到北京大学（旁边）一个黑暗的拐角处，突然被几个解放军拦住。当我们定神后，才知道他们是受周总理之命来接我们的。周总理指示：要我和王光美及解放军同志迅速换乘面包车，向西绕道到西郊机场，向南绕过五棵松再向东返回中南海。我们原乘坐的小车由警卫局参谋原路返回。周总理作这样的指示，是为了防止王光美再被其他学校的造反派夺走。当我把王光美送回家，回到西花厅时，卫士们说，快去，总理还等着你没有睡觉呢。我立即向周总理作了简要的报告，他才放心地去睡觉了。
次日，周恩来严厉批评了清华大学造反派的行径，说：这个动作确实是不光明磊落，是背后耍鬼，不是堂堂正正的政治斗争。他们就是想把王光美骗出中南海，到清华批判。批判王光美，方式可以多样，如背靠背的，也可以书面的，因为斗王光美不仅是她一个人的问题。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要看一段时间，不要扩大这个问题。但清华八个同学说这还不过瘾。当时我派车去追赶，已经赶不上了。到医院门口，实际上他们女儿没有压断腿，清华的同学把他们带上汽车到清华去了。这是一场什么戏呀！是恶作剧啊！现在不是揪斗了，是骗斗了。这是不正常的，共产党不这样。这种作风不能提倡。
二十八、造反派搞联合行动，到中南海揪刘少奇。
一月六日、七日、八日，在中央文革一伙的唆使下，造反派连续把中南海的几处大门围得水泄不通，高音喇叭对着中南海狂呼乱喊，要揪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及其他中央负责同志。
北京建工学院“八一战斗团”、“井冈山”的造反派还下了最后“通牒”，要求在七日凌晨四点钟之前给予答复，否则就要采取行动。
七日凌晨三点半，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室接见北京建工学院和清华大学的造反派代表。
那时，造反派常常采取一些极端的行动，而周恩来常常为此接见他们，虽然不能完全说服他们，但接见一下有助于缓解局势，消解造反派的极端情绪，化解燃眉之急。
接见一开始，造反派代表就气势汹汹地说：刘少奇（去年）八月到我院放了毒，八一团和“井冈山”都勒令他回建工学院检查。
周恩来说：你们下了通令，说四点让答复，否则，要揪。所以，把我揪出来了。你们要送大字报，我们可以转送。要揪不行，主席让我来劝你们不要揪，你们可以送大字报。
造反派：要不揪他，起码得让他给我们一个书面检查。
周恩来：你们要他写书面检查，我得报告主席。
在和造反派谈了一些其他问题后，造反派又提出：我们今天下午要搞联合行动，到中南海揪刘少奇。
周恩来气愤地说：我已经说了，不要揪了嘛！总要照顾党和国家的影响。现在反正四点已经过了，四点前你们同意不揪，我要向主席汇报。
刚劝阻完建工学院的造反派，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农林口的造反派从中南海的西门、西北门、西南门、北门同时发起冲击，要揪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及国务院其他负责人。到八日凌晨，一部分造反派翻越围墙冲进来了。凌晨一时，周恩来中断其他工作，把冲击中南海各门的造反派集合到人民大会堂，接见他们。
周恩来严肃批评造反派的行为，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可以批判，但你们到中南海揪他们（指刘少奇、邓小平），不行，毛主席、党中央不同意你们这样做。不光是揪他们不行，就是揪中央其他负责同志也不行。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告诉你们，不能这样做。中南海是毛主席工作的地方。你们每天到中南海请愿，一来就用大喇叭对着中南海，使毛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不能很好工作，我呼吁你们不要这样。我们有规定，不论北门、西门、西北门、西南门，我们都要坚决保卫。我要求大家无论如何要遵守这个最高纪律，并把这个事转告北京的红卫兵，自觉遵守这个纪律。
下午四时，周恩来在工人体育场出席“全国石油系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当周恩来讲话时，场内突然有人高呼：“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周恩来迅速转过身去，背向会场，以示反对。而后说：即使是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也不能说他是不革命的，更不能说他是反革命。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定上，他们两位还是党中央常委。今天我代表党中央讲话，在我面前喊这样的口号，使我处于为难的境地。近来，有人几次冲进党中央的指挥中心中南海。他们要去干什么？要去把刘、邓两位揪出来。毛主席给我的任务就是说服同学们和战友们不要这样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需要用揪斗的办法，不需要面对面，可以用背靠背的办法。斗争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书面的，送大字报就是书面的嘛。
周恩来还说：今天天快亮时，我们还处理了这样一件事。中南海的四个门──新华门、西南门、北门、西北门都被包围了。包围干什么呢？要冲进去揪人。结果在西南门有一百多人爬着铁门冲进去了。同学们，工友们，你们不是大家都说要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吗？这么个情况，我怎么样？我只能挺身而出挡住。这样的事我处理了五件：两次冲北门，三次冲进了西南门。这是第五次，劝说了很久，结果我把他们引到人民大会堂。我们希望再也不要出现这样的事，你们要向其他同学、工友宣传这个道理。
一月十二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在钓鱼台召集中南海的造反派开会，说：中南海冷冷清清，外面轰轰烈烈。刘、邓、陶在中南海很舒服，你们为什么不去斗他们？
当天晚上，中南海的造反派分别冲入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家，强行揪斗、围攻刘、邓、陶。
一月十六日，周恩来打电话给王光美说：要经得起考验。
次日，周恩来在接见国家科委的造反派代表时，告诫说：你们的会可以开，但报纸上还没有公开提刘、邓，他们还是政治局常委。你们开会不能把他们拉去，否则我们不出席。
自一九六七年三月起，刘少奇的问题似乎明显升级，毛泽东好像也改变了原来的态度。
一九六七年三月九日、十日两天，在北京召开的军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陈伯达、康生点名对刘少奇从历史到现实进行颠倒是非的诬蔑，旨在打倒刘少奇的问题上打通全军高级干部的思想。十天以后，在一次有毛泽东、林彪等参加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正式决定将运动中揭发刘少奇的所谓“历史问题”的材料交“王光美专案组”调查，指定由康生分管这件事。
此后，刘少奇完全落入了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的魔掌。谢富治是刘少奇专案组的组长，康生是政治局常委中分管刘少奇专案的，江青虽没有头衔，但却是抓刘少奇专案的“主帅”。
应当说，对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在当时的环境下做到了他所能做的一切。但是，就像他保贺龙那样，后来他也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周恩来接见财贸系统的造反派，当造反派指责周恩来在对待老干部的问题上与中央文革的口径不一样时，周恩来说了这么一句话：“毛主席没决定，当然要负责保护。”
这句话，很能反映周恩来在“文革”中保护干部方面所处的艰难处境和所采取的斗争策略。只要毛泽东没有决定要打倒，周恩来就会想方设法以毛泽东的支持来挡住林彪、江青一伙射向老干部的枪弹，保护老干部。
对刘少奇，毛泽东本来并没有“彻底打倒”的意思。一九六六年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他还肯定了刘少奇写出的《在北京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上的检讨提纲（草案）》，他在上面批道：“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革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正一些，请酌定。”
并且，毛泽东还提出过开九大时要选刘少奇、邓小平当中央委员。
后来，江青、康生一伙不断向毛泽东提供有关刘少奇所谓“历史问题”的假材料，毛泽东的认识和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想保刘少奇也保不住。
要指出的是，在保护刘少奇的问题上，周恩来所面临的处境要比在保护贺龙的问题上更为严峻、敏感、艰难。贺龙主要还是林彪、江青一伙要打倒他，毛泽东表示默许。而刘少奇的问题，直接与毛泽东联系在一起。如果在刘少奇的问题上，周恩来拍案而起或者持反对意见，这就意味着他要直接与毛泽东发生正面冲突，林彪、江青一伙必然在一旁趁火打劫，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在刘少奇的问题上，许多学者都谈及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通过关于刘少奇的决定时唯一没有举手的陈少敏。首先要肯定，在当时的那种历史氛围中，陈少敏的这种勇气确是难能可贵。
然后，我们不妨作些冷静的比较。
陈少敏不举手，表示不同意中央关于刘少奇的决定，从直接效果上来说，她这一票也改变不了刘少奇当时的命运，事实也确是如此。周恩来当时要这样做（不仅仅是投票时，包括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其直接效果也不外乎如此，根本不可能改变刘少奇的命运。试想，在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如日中天之时，加上毛泽东的偏听，从组织原则上来说周恩来的反对票也是处于绝对的少数。但是，由不举手这一举动所引起的政治后果就大不一样了。以陈少敏当时的身份和地位，她公然表示不同意打倒刘少奇，所带来的后果可能是自己受到更严酷的政治打击和迫害，对当时的中国政坛产生不了什么大的影响。如果周恩来也这样做，由于他所处的位置，其政治后果就不仅仅是导致他自己下台的问题，更关键的是将会对当时的中国政坛产生一系列的举足轻重的连锁反应，整个中国的政治和权力格局将发生于党、于国、于民十分不利的大裂变：那就是周恩来被彻底打倒失去合法的斗争权力，中国政坛将会沦为林彪、江青一伙的天下。
需要指出的是，在对刘少奇的错误处理上，周恩来的内心是十分痛苦的。新近出版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公布了这样两条材料：
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一日，正是九大召开前夕，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开会，讨论九大的政治报告。毛泽东说：报告中可以不提邓小平，但要提刘少奇。
第二天，邓颖超给周恩来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道：“你要紧跟毛主席，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对事对人要放眼量，力戒急躁和激动，力争保持你的身体情况能坚持工作。因昨日蒲老（作者按：指为周恩来看病的著名老中医蒲辅周）告我，望你应戒着急和激动，以免影响心脏波动。”
细心琢磨这两条材料，不难看出它们的内在联系。周恩来为什么恰恰在这个时候情绪激动？恐怕是与对刘少奇的处理有点关系。
对刘少奇的错误处理，在一九六八年十月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已经通过了由江青、康生、谢富治等凭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宣布“把刘少奇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但那毕竟还是在党的中央会议上。如果要在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公开提刘少奇的所谓“罪行”，那就等于将党中央对刘少奇的错误处理公之于世了。因为九大的政治报告要向全国、全世界发布。这一做法，周恩来是有看法的。
后来，在张春桥等起草、林彪所做的九大政治报告中，一开始就点出：文化大革命“这个伟大的革命风暴，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揭露了以刘少奇为总代表的党内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赞同打倒刘少奇，对周恩来个人来说，无疑又是一次痛苦的违心之举，但对党和国家的江山社稷来说，确又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英籍华裔作家韩素音在她的《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中这样写道：
在一九七七年，我问邓颖超说：“我也写过一些反对刘少奇的东西。但他目前已恢复名誉。当时有人向我提供了不确实的材料。现在我是不是有必要向他的夫人王光美公开道歉？"
邓颖超回答说：“有什么必要？你没有反对过他。你是听信了我们。开除刘少奇出党的文件是由周恩来签署的……我们为此而道歉就成了吗？这件事对周恩来是非常痛苦的，但是他不得不这样做……这样做是为了顾全大局。”
所有人——我说的所有人是指所有高层领导，包括周的妻子邓颖超在内——都同意这一看法，周恩来“有些行动是违背他自己心意的”。谴责刘少奇就是其中之一。如果他不这样做，他二十四小时之内就会被撵下台。中国就会成为中央文革的天下，林彪的天下。周的一名助手、后来在驻日内瓦联合国机构的大使钱嘉栋对我说：“否则，整个棋局将由林彪来控制，由以毛的妻子为核心的‘四人帮’来控制。”这一看法黄华以及许多曾经和周一起工作过的人也和我谈过。
韩素音的评论是经过了一番调查研究之后的客观沉淀，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的言论也不是“各为其主”的情感偏向。根据毛泽东的性格和个性，根据林彪、江青一伙当时的权势，根据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自身的处境，周恩来如果公然反对把刘少奇开除出党，他会被立即“撵下台，中国将成为中央文革的天下，林彪的天下”，这不是没有事实的主观臆测和推理，而是一种发生概率相当高的现实存在。
毛泽东的性格是，对他自以为是正确的重大决断，他是绝不让步和妥协的，他会不惜一切代价，要排除一切阻力，去努力实现它。刘少奇、邓小平曾经先后被当作“接班人”重用，却因为上述原因而被打倒。
周恩来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位也是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在党内高层，他也不断地受到严厉的批评，不得不常常检讨，更不要说由于他的存在成了林彪、江青一伙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林彪、江青一伙随时都在寻找时机欲图除之而后快。周恩来自己也清醒地认识到了自己的处境，他对自己随时都可能遭到不测的心态也不时流露。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八日，周恩来会见阿尔巴尼亚外宾。当外宾谈到没去过长江大桥和黄河三门峡时，周恩来说了一句内心话：如果文化大革命完成了，我还没有死，还没有被打倒、被免职，我一定会陪科列加同志去参观。我们是最亲密的朋友，什么话都可以说。
一九七五年七月一日，周恩来同泰国总理克立·巴莫签署完中泰建交公报后同部分工作人员合影留念时，又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照可以照，但将来可不要在我的脸上划××。”包括后来周恩来在最后一次进手术室之前．抱病签署伍豪事件的文件，都是这种心态的流露。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为了把周恩来打倒，不排除可能重新来一次像一九六六、一九六七年这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由此我们可以真切地看到，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特殊的历史环境中，由于周恩来所处的位置，他的一进一退，不光是他个人的荣辱安危问题，而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江山社稷。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对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举一动（包括他的违心之举），就不能从单一的人类情感层面和一般的社会道德评判来衡量，而必须深入到当时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考辨、去鉴别。否则，任何武断的结论都只能是一种情感的宣泄，而不是理性的、对历史和人物负责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把握。
卷七
周恩来用心良苦，劝陈毅带头作检查。江青顾左右而言他，指挥大家唱《国际歌》。面对混乱，陈老总“压不住火”，几番遇险。周恩来舍身陪斗。毛泽东笑着对周恩来说：“陈毅打倒了，你就差不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