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们这样竞争下去，为什么？会不打？钱花在这上面，不能吃、不能穿、不能用，时间长了还要报废。总有一天要试一下的。当然，也有可能核武器打不成，就用现代化常规武器打。它们同时又发展现代化常规武器。所以，这两霸争夺总有一天要打起来的。它们说要把竞争时代变成谈判时代，那只是外交语言。美国在这点上比苏联好一点，它有时说些实话。苏联就不同，它口口声声说维护世界和平，实际上专门要争地方，要扩张，要挑起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总要全世界人民防备两霸争夺挑起世界大战，我们必须有准备。你不准备，它就欺负你，因为你弱嘛。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如果我们第三世界联合起来，如同毛主席说的，非洲首先联合起来，一致对付两个超级大国，那它们就得考虑考虑了。所以，不要以为它们能瓜分势力范围了，全世界会被它们控制起来了。不要相信这个，这是不会实现的。第三世界国家如果都联合起来，就占了绝大多数，所以第三世界人民的觉醒很重要。
【出处】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记录稿刊印。
【注释】
〔1〕这是周恩来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话的节录。
〔2〕新的解释，指在周恩来与卡翁达会谈之前的同日，毛泽东在会见卡翁达时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
〔3〕反法西斯联盟，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建立法西斯专政，并结成侵略联盟，相继发动侵华战争、吞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侵占埃塞俄比亚和阿尔巴尼亚。法西斯的侵略行径，不但激起了被侵略国家人民的反抗，而且加深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希特勒德国突然进攻波兰，英、法对德宣战，引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德国突然进攻苏联，英、美遂同苏联结成反法西斯联盟。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军突然袭击美国夏威夷珍珠港海军基地，英、美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二次大战进一步扩大。战争把世界分为两大阵线：参加反法西斯同盟的国家有：中、苏、美、英、法等五十多个；参加法西斯集团的国家有：德、意、日等七个。由于反法西斯同盟国家和人民的共同努力，法西斯集团逐步崩溃，反法西斯同盟国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4〕邱吉尔，即温斯顿·邱吉尔，当时任英国首相。
〔5〕在富尔敦放了一炮，指一九四六年三月五日邱吉尔在美国富尔敦威斯敏斯特学院所作的演说。在此次演说中号召反苏反共，他说：“没有人知道，苏俄和它的共产主义国际组织打算在最近的将来干些什么，以及它们扩张和传教倾向的止境在哪里，如果还有止境的话。”“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今什切青）到亚德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这条线的后面，座落着中欧和东欧古国的都城。……所有这些名城及其居民，无一不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不仅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屈服于苏联的影响，而且受到莫斯科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在远离俄国边界、遍布世界各地的许多国家里，共产党第五纵队已经建立。它们绝对服从来自共产主义中心的指令，完全协调地工作着。”“如果我们不趁还来得及的时候正视这些事实，那就太不明智了。”
〔6〕斯大林，即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曾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7〕马歇尔计划，正式名称为欧洲复兴计划。一九四七年六月五日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在哈佛大学演说，提出美国援助欧洲复兴的计划。演说发表后，美国总统成立了三个委员会研究对西欧援助问题，把马歇尔计划更加具体化。一九四八年四月三日美国国会正式通过马歇尔计划，次日由美国总统正式签署，先后共有十五个国家接受了马歇尔计划，但苏联及其他东欧人民民主国家拒绝参加。马歇尔计划的全部费用近一百三十亿美元，其中的百分之六十六给予了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德，这和美国在欧洲的军事战略有关。美国为执行马歇尔计划还与各受援国分别订立了双边协定，在协定中包括有对受援国家的经济和财政进行一定控制和监督的条款。马歇尔计划对西欧经济的恢复起了一定的作用，同时美国也借此向欧洲市场倾销剩余商品、扩大资本输出，并为美国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作了准备。马歇尔计划协定于一九五二年六月结束，实际上于一九五一年一月已基本结束。
〔8〕杜勒斯政策，也称边缘政策。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六日美国《生活》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引用了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的话：“我们过去曾被带到战争的边缘。到达这个边缘又不卷入战争的本领是一种必要的艺术。如果你不能够掌握这种艺术，你就不可避免地要卷入战争。如果你企图从那里跑开，如果你害怕走到边缘上，你就失败了。我们必须——在扩大朝鲜战争问题上，在卷入印度支那战争问题上，在台湾问题上——正视它。我们走到了这个边缘并且我们正视了它。我们采取了坚强的行动。”杜勒斯一月十七日就这篇文章发表声明说：“这种设法用防止潜在的敌人估计错误的办法来防止战争的政策不是个人的政策，也不是一党的政策，而是全国的政策。”
〔9〕赫鲁晓夫，即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曾任苏共第一书记兼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10〕戴高乐，即夏尔·戴高乐，曾任法国总统。
〔11〕印度支那，通常指中南半岛东部的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
将革命的思想传到全中国〔1〕（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
【正文】
诸位官长、同学：今天这样盛大典礼，我们知道有一个很大的意义。刚才有许多官长对我们的训诫，我们同学是不能忘记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各地的青年学生来到国民革命的中心地黄埔〔2〕，是有很大的意思，就是要记得我们不仅是中国国民党的党员，并且还是一个革命的先锋。刚才诸位官长说，革命党员守纪律，比在任何政党中还要紧要，这是革命最重要的一个要素；假使没有这个要素，一定不能把反革命的陈炯明〔3〕和假革命的杨希闵、刘震寰〔4〕打倒，将来更不能把我们敌人一概打倒。在革命之下，守革命党的纪律，并不是强迫的，是各同志甘心愿意遵守的；每天的军事训练、军事教育是甘心接受的。总理〔5〕曾说：谋人类的自由，就要去掉个人的自由。这一点如果相信不彻底，一定不能革命。各位官长学生，趁此时间努力研究主义，在党的指挥之下，守严格的纪律，能如此做去，将来一定能够得到很好成绩。
我们无论求什么学问，如果只求一点观念，就是任何目的都不能达到，我们总要在实际上去做。我们这一年多的历史光辉，从诸位的思想行动上，传到全国革命青年的身上，我相信将来中国的革命，一定有成功的可能。到了那时，才能以机关枪大炮报沙基惨案〔6〕的仇。因为中国人在现在这个时候还有许多不知道近代的潮流，这完全希望各位作无线电机，将革命的思想传到全中国，使全国的民众革命化。再希望各位不要自高自大，要虚心求学，以达到学业成功，而实行革命。
【出处】
根据一九二五年九月十日出版的黄埔军校《十四年七月一日第三期开学讲演录》刊印。
【注释】
〔1〕这是周恩来在黄埔军校第三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2〕黄埔，指黄埔陆军军官学校。
〔3〕陈炯明，一九一七年护法军政府成立后，任援闽粤军总司令。一九二○年任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一九二二年发动反对孙中山的军事政变。一九二五年二月至三月，为了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国共合作组织的以黄埔军校学生为骨干的革命军从广州出发东征讨伐陈炯明，打败了陈炯明部的主力。同年十月至十一月，革命军再次东征，最后消灭了陈炯明的军队。
〔4〕杨希闵，一九二五年时任驻粤滇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广州革命政府委员。刘震寰，一九二五年时任驻粤桂军总司令兼广西省长、广州革命政府委员。一九二五年六月，杨、刘勾结在一起，发动叛乱，企图颠覆广州革命政府，以黄埔军校学生为主力的国民革命军从东江回师广州，迅速平定了这一叛乱。
〔5〕总理，指孙中山。
〔6〕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广州各界人民和黄埔军校学生军约十万人为抗议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五卅惨案，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游行队伍行经沙基时，遭到沙面租界内英、法军队机枪扫射，当场被打死五十二人，重伤一百七十多人。这次事件被称为沙基惨案。
克复潮汕之捷报〔1〕（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五日）
【正文】
广州国民政府：
职于本月一日，率同第一师第一、三团，由河婆向鲤湖进发。鲤湖之逆，闻风溃退，当即进驻。次日向景察前进，逆向炮台溃退。三日进驻揭阳，四日何师长〔2〕率领两师向潮州进发，五日即可抵潮。林、洪〔3〕诸逆均向饶平、黄冈鼠窜，刘志陆〔4〕亦于二日晚乘军舰逃港。职于四日率领军政治部人员，于下午八时抵汕。抵达时，码头欢迎者数万人，沿途各巷路为之塞。此盛大之欢迎，实我政府及我军将士为主义奋斗之所致。职愧无以当此，除分电总指挥、何代督办，〔5〕请其早日莅汕主持外，并请转达后方诸将士，同伸贺悃。现汕市安谧如常，市长已委陈个民代理。此后潮汕行政，急待更新，军民财政务必须统一，尚祈钧座提出政治委员会，订定具体方针，电示前方，俾得有所遵循，不胜企祷之至。
周恩来
微
【出处】
根据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日《广州共和报》刊印。
【注释】
〔1〕这是周恩来在东征军收复汕头之后，向广州国民政府报告进驻鲤湖、揭阳和汕头情况的电报节录。
〔2〕何师长，指何应钦，一九二四年十月任黄埔军校教导团团长，以后兼任训练部主任。在一九二五年第一次东征中，任第一旅旅长兼第一团团长。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一九二六年一月任第一军军长。
〔3〕林、洪，指林虎、洪兆麟。林虎，一九二三年北京政府任其为广州潮梅镇守使、粤军总司令。一九二四年为陈炯明叛军总指挥，并被北京政府委为广东督办。
洪兆麟，陈炯明部下，一九二三年任鄂军潮梅副总指挥，同年四月，任广东陆军第三师师长、汕头防务督办。一九二四年五月任广东省潮梅镇守使。
〔4〕刘志陆，一九二○年八月在粤桂战争中任桂军中路司令，战败后投靠陈炯明任第二军军长。一九二五年陈炯明失败后，刘去北方，先后投奔吴佩孚和张宗昌。
〔5〕总指挥、何代督办，指蒋介石、何应钦。
通告第一师党部诸同志整顿党务办法规定〔1〕（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正文】
（1）各连队党部每星期必须依章开会，党代表〔2〕及常务委员〔3〕须负全责。
（2）各连队党部小组每星期至少须开会两次，每次以一小时或一时半为限。党代表须亲往参加会议，执行委员〔4〕须轮流参加。
（3）各连队党部小组会议须注意下列各事：（甲）从实际问题上解释主义之理论的根据；（乙）报告重要时事及党务；（丙）讨论士兵生活之改良；（丁）同志间互相批评，以党的见地为中心。
（4）小组会议报告，组长须负全责。
（5）各连队党部执行委员会，每星期至少须开会两次。议事以审查小组会议中所提出之问题，为其谋相当解决为要务。
（6）各团党部执行委员，每星期至少亦须开会两次。审核连队党部报告，并计划小组会议上列甲乙两项内容，通告小组执行各连队党部会议或执行委员会会议。团党部执行委员须轮流参加，团党代表须依次参加。
（7）各团党部须按期作报告于师党部。师党部未正式成立之先，须报告于师政治部，其有关于士兵立须解决之问题，可随时报告。
（8）各级党代表关于党务之进行，须负督促全责，并须按月向上级党部代表报告。上级党代表在其权限内，应尽可能之努力，解决下级党部所提出困难之问题。
（9）各连队党部会议、小组会议之时间，团党部执行委员会须负排列之责，并须将开会日程表报告于师党部。
（10）各级官长同志不得借口士兵操练需时，妨碍连队党部会议及小组会议。
（11）师政治部于各级党部进行应负督促检查之责。
（12）师部、团部、营部各小组，其办法与党部小组同。
【出处】
根据《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第六篇《党务》刊印。
【注释】
〔1〕这是周恩来在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期间对东征军第一军第一师整顿党务办法规定的工作指示。当时，周恩来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师党代表、东征军总政治部总主任。
〔2〕党代表，指国民革命军中各级党部的负责人，是党组织派往军队负责监督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挥员。
〔3〕常务委员，指国民革命军各级党部执行委员会中负责处理日常党务的委员。
〔4〕执行委员，指国民革命军中各级党部执行委员会的委员。
国民革命军及军事政治工作〔1〕（一九二六年七月）
【正文】
国民革命军——我们要讲国民革命军，不得不回溯中国历史上的军队。讲到历史上的军队，要晓得从前社会的情形。一百年前，中国完全是农业社会，在这几千年农业社会里，不是封建制度，就是郡县制度。在封建时期，诸侯军队是抽收农家的壮丁（征兵制）；郡县制度下的军队，是招募无业游民（募兵制）。所以，中国数千年历史上的治乱，不在君主的贤愚，概以经济的变迁为转移。每一朝代更替，时局扰攘，多由于社会上的失业游民太多，所以兵匪也多。八十年来，中国受西洋潮流的震荡，工业上、经济上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动，社会上有经济不安的现象，因此发生了民族运动，如太平革命〔2〕、义和团〔3〕、同盟革命运动〔4〕等。
近世中国军阀的起源，由于曾国藩〔5〕、李鸿章〔6〕，曾之湘军、李之淮军完全是湖南、安徽两省的人。他们俩以封建制度的地方军队满足他们士大夫的欲望。袁世凯〔7〕、段祺瑞〔8〕等以北洋军队的名目造成今日军阀割据之局面。我们以历史的眼光来看，曾、李、袁、段等军阀是一个系统。
封建制度的军阀，是依附农业社会而生存的，所以军阀必设法保持农业社会。但是，现今的社会受物质变动的影响，总不能永久保持其旧有的农业社会的状态。所以，社会上经济益觉不安，民族运动也日益进步。
五四运动以来，民众益有很明显的彻底觉悟，革命潮流日益增加。
本来民众运动与军阀军队都是由经济不安的现象产生出来的，可是，近年民众已渐有觉悟，都趋于革命方面，所以发生了国民革命军。
国民革命军及国民军都是建筑在反帝国主义下的民族运动的基础上，都是由于封建制度下经济不安的社会里崩溃出来的。所以，我们要把这些经济不安的民众，都集收于革命旗帜之下，不可让他们走入军阀军队中。
军事政治工作——讲到军事政治工作，要以军队为背景。讲到军队的背景，要以社会经济不安为背景。
第一，军队中为什么要有政治工作。现在的军队，无论是北洋军或革命军，都是由于社会上经济不安里崩溃来的，他们一方面走入北洋军队，一方面走入革命军队。政治工作就是使军阀军队渐渐觉悟，革命军队确实具有革命观念。
第二，在国民革命军里最近政治工作的目的。我们担任政治教育的人员一定要晓得革命军的使命。最近国民革命军唯一的使命就是反帝国主义。这个问题解决，就可消灭军阀及平息社会上一切不安的现象。所以，我们在革命军里做政治工作，最要紧的是使广大的群众明了帝国主义的罪恶，这是政治工作最近的目的。
第三，军队中政治工作的范围。军队中政治工作范围极广，本是包括全军队的，但是在最近政治工作上要有如下的目的：（1）党化。要使官佐士兵及一切群众晓得党的理论、主义、政策。因为革命军是党的军队，革命军的行动要依着党的政策的缘故。（2）要使士兵了解本身生活的环境。现在士兵都是由于社会上经济不安的里面崩溃出来的。（3）要使官长士兵群众晓得时代的政治。革命都是由于政治上经济上不安的环境里发生出来的。所以，当现在社会经济不安的革命进行中，一定要遵照党的政策，打倒帝国主义。
第四，革命军人的本身。革命军是建设的，军阀军队是破坏的，所以，我们革命军不是消灭敌军，扩张自己的军队，我们是为主义为党国而奋斗的。我们在军队里做政治工作，要以身作则，严守纪律，常常表示勇敢的态度，比士兵更要勤苦；对于民众、士兵、伤兵、俘虏，各种宣传都要用最经济的时间，做相当的教育及训练。能如是，才能鼓起士兵们作战的勇气，才能使军队去过的地方不发生反革命的举动，才能巩固革命的基础。
第五，军队中政治工作的设计。冯玉祥〔9〕的军队有宗教运动，因此，他的军队格外地团结、朴实、耐苦、廉洁、守纪律。这是宗教运动的效果。可是，他的目的是错误的。法国革命时期的军队，也有政治工作，广大的宣传目的是对的，可是它方法不对，所以结果形成了拿破仑第一帝制〔10〕。最近，苏俄红军的政治工作目的也对，方法极好，我们革命军里政治组织就是效法红军。
我们做政治工作的使命，对于官长官佐要巩固其革命观念，对于士兵要使之有革命常识，所以我们要认识革命化、纪律化、统一化。就系统方面说，政治部是军队组织里面的一部分，要辅助各部处的工作，以进行政治教育实施的目的。就工作方面说，宣传队一方面向民众宣传，一方面训育士兵，得连长许可，可公开演讲；还不能公开演讲的时候，可觅士兵们作私人谈话。民众宣传要利用本地同志协助，方生奇效。
我们宣传员不独要守总政治部规定的统一的口号、统一的标语、一致的宣传传单、一致的小册子，就是宣传员个人的言语，也要受政治部的规定统一起来。
以上就是国民革命军的发生及军事政治工作的一个解释。希望同志们研究研究，以作将来宣传的材料。
【出处】
根据《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笔记簿》刊印。
【注释】
〔1〕这是周恩来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举办的战时政治训练班上的讲话。当时，北伐军即将出师，周恩来所作的这个系统的讲演，对北伐军中的政治工作人员弄清楚自己工作的要求和方法有很大帮助。
〔2〕太平革命，指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近代全国规模的农民革命战争。鸦片战争后，由于清朝政府对外妥协和对人民加重压榨，社会矛盾激化。洪秀全等创立拜上帝会，秘密进行反清活动。一八五一年一月，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起义，建号太平天国。次年太平军出广西，攻入湖南、湖北。一八五三年，经江西、安徽，攻克南京，并在这里建都。随后太平军以一部兵力进行北伐和西征，北伐军一直打到天津附近。但太平军在它占领的地方没有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建都南京后它的领导集团又犯了许多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错误，在清朝军队和英、美、法等国侵略军的联合进攻下，太平军遭到失败。一八六四年七月，南京陷落，太平军余部仍继续奋战了两年多。
〔3〕义和团，指义和团运动，是一九○○年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加紧侵夺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企图瓜分中国。中国人民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义和团运动，义和团源自义和拳等民间秘密结社。一八九八年，义和拳改称义和团，提出“扶清灭洋”口号，逐步由山东扩展至华北、东北各省，京津一带声势尤为浩大。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运动，一九○○年八国联军进攻中国，义和团遭到镇压而失败。一九○一年清政府在帝国主义的逼迫下签订了空前屈辱的《辛丑条约》。义和团运动阻止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促进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兴起。
〔4〕同盟革命运动，指由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革命运动。一九○五年八月在孙中山的倡导下，以兴中会和华兴会为基础，联络光复会，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革命同盟会，推举孙中山为总理，成为全国性的革命组织，先后发动多次起义。一九一一年十月武昌起义，爆发了全国规模的辛亥革命。
〔5〕曾国藩，清末湘军创始人和领袖。太平军进入湖南后，奉命帮办湖南团练。他仿照明代戚继光之营制，以儒生为骨干，以山乡农民为基本群众，用将必自选，兵必自招的办法，编练一支具有较高战斗力的新型的地主武装，称为湘军。曾国藩一生与太平军、捻军等起义军作战。历任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大学士等要职。曾国藩是洋务派首领之一，开办安庆军械所，制造新式舰炮，继之与李鸿章创办江南制造局和金陵制造局，仿造西洋军械、舰船装备湘军、淮军。
〔6〕李鸿章，清末洋务派和淮军领袖。一八五三年在安徽办团练抵抗太平军，继而当曾国藩幕僚。一八六一年编练淮军，在英、法、美侵略者支持下与太平军作战，夺取苏、常，扼杀太平天国革命。一八六五年，李鸿章调集淮军六万人与捻军作战，次年镇压了东、西捻军。李历任江苏巡抚、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等职，掌管外交、军事、经济大权。自六十年代起，开始开办近代军事工业，逐步扩大其“自强求富”的洋务事业，先后设立江南制造局、轮船招商局、天津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企业。利用海关税收购买军火和军舰，扩充淮军势力，建立北洋海军。
〔7〕袁世凯，北洋军阀首领。早年依靠淮军吴长庆，任驻朝鲜通商大臣。一八九五年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建陆军。戊戌变法期间，伪装赞成维新运动，却向荣禄告密、出卖维新派，取得慈禧太后的宠信。一八九九年升山东巡抚，勾结德国侵略者，残酷镇压义和团。八国联军侵犯北京时，参加帝国主义策划的“东南互保”。一九○一年继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及练兵处会办大臣。以实行“新政”为名，扩编北洋军为六镇，从此成为北洋军阀的首领。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时，在帝国主义支持下，任内阁总理大臣，出兵向革命党要挟议和。一面威胁孙中山让位，一面挟制清帝退位，窃取中华民国大总统职位，在北京建立地主买办联合专政的北洋军阀政权。一九一五年五月，接受日本提出的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十二月十二日正式宣布实行帝制，宣布改次年为洪宪元年，自称洪宪皇帝。同月二十五日，蔡锷等在云南发动护国战争，贵州、广西、广东、浙江等省先后响应。一九一六年三月被迫宣布取消帝制，仍称大总统。六月六日，在全国人民声讨中，袁忧惧而死。
〔8〕段祺瑞，北洋皖系军阀首领。一八九六年协助袁世凯创办北洋军，曾任江北提督等职。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六年，历任北京政府陆军总长、参谋总长、国务总理。袁世凯死后，他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以国务总理把持北洋军阀政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向日本大量借款，购买日本军火，编练“西北边防军”。后被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打败下台。一九二四年直系政权垮台，段被奉系及冯玉祥推为北京临时政府执政，一九二六年四月又被冯玉祥驱逐下台。
〔9〕冯玉祥，曾任北洋陆军第十一师师长，陕西、河南的督军及陆军检阅使等职。一九二四年十月发动北京政变，并将部队改组为国民军。十一月五日取消清废帝溥仪的皇帝称号，将溥仪逐出皇宫。一九二六年九月，当北伐的国民革命军攻抵武汉时，冯玉祥率领他的军队宣布脱离北洋军阀的系统而参加国民革命。
〔10〕拿破仑第一帝制，指法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和军事家拿破仑波拿巴建立的法兰西第一帝国。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拿破仑参加革命军，一七九三年土伦战役中，击溃保皇复辟势力，获少将军衔。一七九六年统兵进攻意大利，败奥地利，并侵入埃及。一七九九年发动雾月政变，组成执政府，自任第一执政。一八○四年称帝，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一八一二年对俄战争失败，一八一四年欧洲反法联军攻陷巴黎，法兰西第一帝国灭亡，拿破仑被放逐。一八一五年，拿破仑再返巴黎，建立百日王朝，滑铁卢战役失败后，被流放于圣赫勒拿岛。
关于上海的武装起义〔1〕（一九二七年三月三日）
【正文】
对最近的罢工和起义，很难说事先作了哪些准备工作。可以说，这是在事先根本没有什么准备的情况下进行的，不仅在军事上没有准备，从全党来说也没有准备。的确，在最近一次上海起义前夕，我们有约六百名工人武装纠察队员，但是对举行起义来说，这太少了。何况，起义前我们都知道，上海的军事委员会还弱小，在军事上，从武器和其他储备来说，是没有准备的。虽然我们以前把上海比作列宁格勒，是中国的心脏，但是从起义的准备方面来看，根本不能和当年的列宁格勒同日而语。没有任何准备的这种情况是全党性的，不仅从上海最近发生的事变说是这样，也不仅在上海是这样。在这些事变以前，在上海和中央工作的所有同志只是有一个很一般的感觉，觉得前次起义（十月二十三日）很可笑，有很多缺点，一定要努力改进。但这毕竟只是一个一般感觉，事实上还是没有什么准备。所以，最近这次起义固然不能同前次相比，但终究应当承认也是没有任何准备的。
就全党范围内都没有准备这一点我要谈几句。在接到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提纲以前，全党甚至没有夺取政权的想法和打算。这种想法、这种打算，党和全体同志都是没有的。目前，我们的工作充其量只是帮助国民政府和帮助国民党而已。所以，关于民主专政、关于夺取领导权的打算，实际上是没有的，党一直采取了不提出夺取政权问题的立场。党不掌握政权，也就意味着在上面统治的是别人，我们只是在下面做工作，想的只是怎么得解放，再没有更多的想法——这就是党的立场。这里的情况当然比西方共产党的复杂，它们非常明确地提出了要夺取政权。我们在接到共产国际的提纲之前没有任何取得政权的想法。当然，这也不能责怪党是有意识地采取不正确的立场，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事态的发展。过去党是不能采取这种行动的，特别是在一九二五年的五月事件〔2〕中，共产国际也没有给过我们像现在这样的提纲。既然全党从前没有夺取政权的打算，它在国民革命时期也就成了一种似乎是辅助的力量，而这对党的军事工作是很有影响的。例如，当我们在国民革命军中工作的时候，党往往只是要我们去帮助某某将军，巩固军队，提高它的战斗力，吸引他参加国民革命，但绝不可把问题搞复杂了等等。在工人中间进行工作也是这样。工人想夺取武器，但是党没有这样的想法，认为如果工人有了武器，许多问题就会复杂化，工人就会去战斗，所以没有给工人武器。既然党只是起一种辅助的作用，军事工作也被看作是一种次要的工作，工人又没有武装起来，因此遇到像现在这样需要独立行动的场合就做不到，因为自己没有力量，没有准备。这一点在上海暴露得特别明显，因为在上海的工人区，党有很大的独立性，党在这里应当加紧工作，党的状况对这里的各个方面都会发生影响。例如，一接到共产国际的提纲，中央就进行了讨论，随后将提纲交给了上海地委。上海地委召开的代表会议，也进行了讨论。正在讨论的时候，突然传来消息，北伐军已到了杭州，占领了浙江。这个重大事件影响了上海，出现了罢工。党只是在说，而形势却促成着罢工。
党的一般状况就是这样，对起义没有准备的最主要原因也就在这里。后来，中央和上海地委对罢工都作了决定，认为罢工是必要的，但是几乎没有具体的策略和具体行动要求。也就是说，罢工的方式、方法、原因、目的都没有，只是通过了一个决定，认为罢工是必要的。北伐军的确已到来，这已不是传闻而是事实了。当北伐军到达杭州时，党和很多同志的状况就是仅仅一般感觉到要尽快采取些什么行动，使上海工人掌握一部分权力。这仅仅是一般感觉而已。所以中央决定，北伐军一到松江，就要举行罢工。而这只是一个决定，并没有具体的策略——关于民主政权及如何取得政权、关于总罢工（它必然会导致起义）等等，对这些都没有考虑，也没有考虑吸收广大居民参加。只是一般感觉到，为了在北伐军到来时上海工人能掌握政权，需要做些什么，因此才决定举行罢工，但是并没有具体的计划。而且，你们知道，总罢工的命令是总工会下的，而党并不知道。
中央通过关于必须举行罢工的决定是在二月十七日。第二天我就到你们这里来谈了这个问题。后来，我回到老头子〔3〕那里，刚刚开始考虑政权将是什么形式，第二天早晨罢工就发生了。就是说，几乎没有任何准备。现在要问，罢工怎么可能发生呢？这当然很简单，因为革命的浪潮从五月事件起至今几乎没有停顿过，特别是在上海。所以，当工人知道北伐军来了时，就都起来了，第一天罢工的有十万人，第二天即有二十万人。由此可见，罢工主要是靠工人群策群力而不是靠党的力量进行的。
现在谈谈事变本身。
关于罢工和起义，中央没有明确的决议，这也是因为中央委员中间的意见也不一致。问题在于，罢工宣布太早，而起义不是过早就是过晚。由于中央目前尚无明确的看法，所以我谈的只是个人意见。
我认为，罢工开始得太早，而起义则晚了。现在说明一下。这一次既然是总罢工，又发生在这样关键的时刻，它当然不是经济性的，而是政治性的。但是首先，罢工缺乏政治准备。党只是刚刚讨论了或者还正在讨论要为取得领导权而斗争，要为政权而斗争。它只是开始考虑这个问题，还没有什么具体的策略，没有需要做些什么的具体计划，因此，没有什么政治准备，特别是在群众中间。党有争取领导权、夺取政权这样的意见，而群众暂时还不了解这一点。当然，工人阶级从阶级本能来说是要这样做的，但是上海无产阶级暂时还没有这种打算，需要使它们表现出来，而党还没有做这项工作。
罢工前，没有宣传鼓动，没有散发传单，没有向工厂支部传达任务，没有开过群众大会或会议；我们党的领导机构，市委、区委都没有进行任何组织上的准备工作，更没有为这次总罢工而设的军事组织。那时并不知道，敌人有多少兵马、应怎样武装工人等等。至于罢工后要不要举行起义，如果要，将采取何种方式，我们能够夺取哪些力量等问题，从来没讨论过。
因此，可以说，这次罢工没有任何准备，实际上是没有党的领导的。
然而，罢工毕竟发生了。既然我们未曾准备，为何又产生这种情况呢？事情很简单：这是因为，当前整个形势对我们是极其有利的。最近，这里的革命浪潮非常高涨；正是在这里，军阀制度的解体和革命浪潮的高涨以及和帝国主义的冲突都交织在一起。在这样极其有利的形势下，这样的罢工才成为可能；而且，尽管它失败了，工人的情绪仍然很高。假如我们曾经做过某些政治、组织和军事准备的话，那么目前的力量对比可能完全两样。因此，下一步我们应该怎样走，要不要发动起义，党和差不多全体同志都惘然若失，不知所措。更有甚者，在下令要工人罢工时，又责令他们不得闹事，不许暴动，总之不许有所作为。这正如老头子所说：“那么只好让工人回家去吧。”不言而喻，既然这种罢工会导致起义，特别是在上海，这种罢工的目的是支持北伐军和改变政权，它必然是一次政治罢工。所以，必须承认，领导机构摇摆不定，不知所措，罢工就不可能转变为起义。另一方面，尽管我们准备很差，但是又不得不进行起义。结果，我们的起义好似一种赌博：能胜则胜，不胜则罢，没有任何打算和计划。这样，在我们这里，竟然能够停止起义，这对你们来说，可能是可笑的；但是事实的确如此。更有甚者，在起义后，工人仍然莫名其妙，有些工人同志还问：为什么罢工？为什么起义？回答是：我们起义是因为蒋介石要来了。许多同志说，工人一无所知，真不好。我则认为，不是工人不好，而是我们党不好。工人罢了两天工，当局镇压很厉害，捕人杀人；但在两天之后，我们下令要起义，他们还是起义了。这样严守纪律的同志，这样好的群众，可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只有在革命高潮、伟大的反帝运动和军阀分崩离析的局势下，工人才能保持这样的情绪。在罢工开始之后，党又犯了错误：犹豫不决，无所作为，只从事空谈，讨论要不要起义，如果要起义，我们有哪种力量、有什么把握等等。这些作法当然都是不对的。既然没有任何准备，还谈得上什么胜利的信心，还谈得上什么力量的估计呢？当然都谈不上。因此，不应该来谈西论东，而应该和群众中所有的力量在一起，立即采取行动。所以，在罢工发生后，起义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而我们却号召工人回家，这是不应该的。
现在我们已经形成了两个明确的打算或想法：第一，召开代表会议；第二，进行武装起义及夺取政权的斗争。党已基本上明确地认识到：这两种打算必须通过起义、通过武装自己来同时实现。如果没有明确的目标，没有政治志向，当然就谈不上什么起义；没有起义，也就谈不上代表会议的胜利。而且，这两项工作必须同时进行。现在就要召开代表会议，而决不是在起义后才召开。但是，我们并没有这样做。特别是某些工作人员在这次起义中并没有清楚认识到这两种打算，因而在他们工作过程中，起义和罢工的领导者始终摇摆不定。既然认识不清，对起义当然就不可能抱有必要的信心，而对于召开代表会议也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特别是关于这次代表会议，不仅一般市民不理解，连工人也不知不晓。我们以前对于召开代表会议并未考虑过，并没有为它作准备，所以群众对之相当冷淡，很不理解，觉得它并不是非要不可。群众开玩笑说：这好像谈恋爱，男女相爱上了，并且进行得不错，而父母却插手进来，要他们按着旧式婚姻去做；而未婚夫和未婚妻都认为，这是多余的。这次事变也是这样。事变发生了，而我们却加上自己的一套。所以许多群众觉得，这本来是不必要的，然而如果发生，那也只好算了。
在群众起义的时候，他们是怎样想的呢？他们想得很简单：为的是对北伐军表示热烈的欢迎。这就是唯一的目的。后来发现，北伐军并没有到来，而蒋介石离得很远，因而就谈不上什么胜利了。我们不仅对事变的发生没有准备，而且在事变发生了的时候还对群众说：罢工为的是支援北伐军。结果是，领导者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向下级解释，而下级又这样传达给下属工作人员，层层下达。然而工作人员或者是一知半解，或者完全不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再由他们向群众讲或者完全忘记讲，当然群众莫名其妙，或者在想：得啦，好吧，反正对我们没有害处。
虽然俄国同志很焦急，来了几封信，中央也着急，但是因为事前没有任何明确的建议和准备，所以在事变发生的时候，就不免造成这种局面。事变既然扩大了，党本来应该坚决地行动起来，煽起风潮来争取群众、来促进他们夺取政权的愿望。而党却放任自流，不知道应该做什么。
所以，问题全在于没有准备，在于党的领导人在事变中缺乏果断。在这五天里，党动摇不定。很自然，在这种情况下，罢工不可能胜利，起义更不可能胜利，因为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对召开代表会议没有清楚的认识。我们在事变前既无准备，在事变中又开始动摇，所以群众的情绪日见低落，工人逐渐复工。在此情况下，中央认识到，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所以决定停止起义。换句话说，我们现在要退却，同时为新的尝试作准备。从起义到今天，差不多八天过去了。在这八天里，我们加紧地进行工作，来改正在这次事变中所有的缺点，特别要使群众清楚认识召开代表会议这个政治口号。为此，正在加紧地进行鼓动、组织，特别是军事工作。但是，因为事变刚过了不久，而且群众对北伐军到来的希望没有实现，加之我们停止了起义，所以召开代表会议和武装起义的思想没能够在这八天里深入到群众中去。可以说，我们走了第一步；但还不能断定，群众是否了解了我们。群众知道，武装起义是不可避免的、是必要的——他们知道这一点比知道召开代表会议更清楚些。为此，日内将散发传单，召开各种会议——党的、工会的、特别是军事的会议，全力以赴，在组织和其他方面为起义作准备。
除了军事系统的工作，在侦察系统、宣传系统以及其他有关方面，也进行了工作。目前，尽管加强了侦察系统的工作，情况较起义前要好些，但是由于主观和客观条件的限制，这方面的工作做得仍然不够充分。这里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方条件的影响。以利用常熟农村的农民做工作为例，党在当地农民中间未做很多工作，农民还不习惯于承担风险，这一点不同于广东的农民。因此，要他们去做侦察工作，困难较多。在广东就好办得多，这是由于党和农民有较密切的联系。当我们派常熟的农民去前线了解情况时，他们就有恐惧心理。我们对他们说，一天要走一百二十里路程，他们认为很可笑。可是，这对广东人来说，只是普通的行程，而且还要翻山越岭。因此，在侦察方面能取得多大成效，还是一个问题。我们能否确切地知道，北伐军何时到达了何处，还很难说。
再就是宣传工作。应当说，目前的状况是：李宝璋〔4〕的队伍和孙传芳〔5〕的队伍都处于瓦解之中。他们一方面惧怕广东军队到来，想逃回家乡，卖掉枪支等；另一方面，这些部队里有南方人，由于他们是南方人，总想同广东军队联系上。这样，他们就在寻找我们，而我们也想在他们中间做宣传工作。这些队伍很不巩固，所以才出现这种情绪。但是，既要举行武装起义，而工人又武装得不充分，那么，尽管部队同我们取得了联系，尽管我们在他们中间做了宣传，情况还是不妙的。因为，这样的起义，到头来只会有利于他们，而不会是使军队的行动有利于我们。当然，钮永建〔6〕很需要这些队伍。钮永建想把李宝璋的部队拉过来，变成自己的队伍。很明显，我们不是替钮永建做工作。这些部队对我们能起多大作用，这取决于我们对工人的武装程度，取决于工人拥有的力量。假如工人的力量薄弱，这只会有利于他人，反之亦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