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各地工作方法的差别。不能用死板的形式普遍地应用于各地工作，因各地武装数量不同，工作方法不同，工作对象亦不同。
（7）对农民武装训练要派定专人，同时要找群众的指挥人，设巡阅制，巡视各地工作。
（8）对农民亦应组织赤卫队，变游击队为赤卫队，把游击队中最进步的贫苦分子成为赤卫队。赤卫队组织应直属在农民协会系统下，有苏维埃政权的直属于苏维埃政府指挥之下。
建立红军问题
（1）红军的来源有：①游击队扩大的；②军阀军队倒戈来的。由游击队扩大过来的占多数，一定要有地方苏维埃政权建立方能有红军组织，否则是游击队形式。红军建立，必须在地方苏维埃指挥之下。
（2）工农夺取政权后建立红军。红军的成分应是工人做主要成分，尤其是指挥官，须工人占多数。
（3）建立红军原则：①把雇佣性改变，开始采取征兵制，经过宣传，再采自愿兵，从作战中渐渐改变而成。红军长期采取征兵制，非自愿兵，但退伍是有定期。②军官须无产阶级化。军官不一定要工农分子，但一定要无产阶级化。③红军一定有政治工作，党负责政治工作，政治部是党在军队中最高机关。红军绝对取消党代表，党代表是从国民党产生的，在苏联只有政治委员，由苏维埃政府派，但多半是党员。
（4）红军移动问题。建立红军的目的非保守在一地而是要移动的，这与赤卫队常在一地不同。红军是要帮助苏维埃政权发展，要有移动条件。红军成分须注意，雇农、佃农不愿去，因红军要移动，流氓无产阶级成分免不了要有，主要的要有无产阶级做领导。
（5）红军分配问题。对这个问题布哈林〔7〕同志曾提出过，虽然现在实现几省割据，红军应分队在各地，但仍有关联，在发展农民暴动时，可分几队，使能发展。
（6）红军组织。不能死板规定一定要有全国编制。现在还没有全国总暴动形势，各地作战，需要不同，红军组织须以适合当地需要为原则。
（7）工农与红军关系。海丰农民看红军如神圣，或天外东西，与敌人作战时有农民参加，反而红军死伤数少。但有的地方，因言语不同，红军被打死无人料理，因此，教导团反感，得出相反的意见。这表示红军与农民没有打成一片。在城市工人与兵士没有打成一片，失了红军的阶级基础。
（8）红军一定要在苏维埃政府指挥下，绝不能单独受党直接指挥。海陆丰红军在党东委〔8〕指挥下，实际在东委书记一人指挥。脱离群众政权的指挥，这应改正。
党员军事化问题
党员军事化应成为大会的口号，在革命新的高涨将到时，实行各地成熟的准备好的暴动。在乡村领导广大群众武装斗争，党员军事化是根本的问题，应在决议上明确规定，同时应成为大会主要口号。在秘密条件下，存在工农武装，党应起中心用，或领导作用。群众都懂得军事，党员是群众的先锋反不懂得，岂不是笑话。俄国红军始终在党掌握中，政治部主要的是党员。
党的军事部组织问题
（1）军事指导的集中原则。军事指导集中应成有系统的原则，所谓集中指导，非集中到个人而是集体指导。
（2）政治组织与军委，军事技术应到中央成一系统，政治归各地党部。
（3）军事工作计划应有全国的和各地的。
（4）须有好的调查和统计，增加军事判断能力。
（5）军事工作人员统计，军事力量分配和调遣。在过去没有统计，亦没有计划。有一时期，集中这些是非常需要，尤其到城市暴动时候。
（6）军事宣传非常重要。应是有系统有计划地对军阀和帝国主义军队士兵宣传。
（7）特务工作。在过去做得不好，今后应注意改善。
兄弟党的帮助
兄弟党的帮助是非常严重工作，但是不容易的，尤其在经济、物质、精神方面，需要他们帮助。
总结起来，在革命新的高涨将到来时，我们应加紧军事组织、军事技术工作，定出详细的工作计划，经常地来实行。在现在中国军事新局面下，武装暴动准备是非常重要的。在准备武装斗争中，军事力量是主要原素。
【出处】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出席大会的中央主要领导人和各地代表共一百四十二人，其中正式代表八十四人。大会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制定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路线和政策，并通过了关于政治、苏维埃政权等问题的决议案和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党章》。会上，周恩来作军事报告。报告共分过去军事工作的主要错误、半年来的军事状况、论暴动、军事的主要任务和军事的今后工作四个部分。报告曾经中央委员会两次讨论，并对报告作了必要的补充。军事报告还有两个副报告：一是刘伯承作的《关于反动军队的工作》；一是尹学先作的《关于游击战争》。本篇是军事报告的第四部分节录，标题为编者所加。
〔2〕陈济棠，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四军军长。
〔3〕“八七”，指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这次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总方针。
〔4〕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继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长沙驻军独立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发动反革命叛乱，围攻湖南省工会、省农民协会等革命群众组织，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工农群众。在韵目代日中，二十一日为“马”日，故此次事变称为马日事变。
〔5〕青红帮、三合会等，是旧中国的一些民间秘密团体，参加者主要是破产农民、失业手工业工人和流氓无产者。这类团体大都用宗教迷信为团聚成员的工具，采取家长制的组织形式，有的还拥有武装。参加这类团体的人，在社会生活中有互相援助的义务，有时还共同反抗压迫他们的地主、官僚和外国侵略者。但是，农民和手工业工人不可能依靠这类团体得到出路。同时，由于这类团体带有严重的封建性和盲目的破坏性，它们又往往被反动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势力所操纵和利用。随着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逐步地建立了完全新式的群众组织，这类落后的团体就失掉了它们的存在价值。
〔6〕哥老会，见上注。
〔7〕布哈林，苏联人，当时任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
〔8〕东委，指中共东江特别委员会。
中共中央给润之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的指示信〔1〕（一九二九年二月七日）
【正文】
润之、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
自六次大会新中央回国工作半年来，几次派人通信给你们，始终未能得你们回信，真不胜焦念。只是赣西特委在前两月曾来一信，说你们给中央来了一个报告为他们遗失了，而中央托他们转给你们的信也同遭遗失。其原因恐系同志窃去向敌人告密，现正在严查中。但即此已是妨害了你们工作，帮助了敌人进攻的布置。
敌人这次进攻计划第一步似已失败。你们的主力现已退出井冈，依报载似经过大余往南雄拟与胡凤璋〔2〕部会合不遂而又转往三南的。你们的别支似经过杨眉寺往信丰以牵制赣州王均〔3〕部队的。报载你们将经寻乌往闽粤边境。我们根据湘赣边境土地革命的深入，武装群众多湘赣农民，尤多湖南农民，以及前年南昌暴动的经验与海陆丰苏维埃的失败，判断你们未必即取入闽粤边境的计划。不过，另一方面根据敌人军事的布置，你们由大余经汝城开往湘东的不易，以及闽南农民斗争最近的发展与闽粤边境的较为空虚，亦曾预料你们或有不得不走闽粤边境的一着。现时情况虽未大明，但你们的主力确已离井冈至赣南。中央对于你们的指示在原则上仍与先前的指示无大变更，现在再将各项问题的要点重复指示如下。
目前的国际情形，依国际大会〔4〕的分析，世界革命已走入第三期，世界资本主义因生产量的恢复与发展又发生了新的矛盾，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又需要重新瓜分世界争夺市场；生产的合理化在资本主义世界更增加了工人失业、减资、加时的痛苦，各国工人运动更加左倾；各帝国主义一致地向苏联进攻，更证明苏联政权的巩固与增加帝国主义的恐慌；殖民地民族运动的发展尤其是印度罢工的高涨与中国群众斗争的复兴。在这一期的国际任务是：反对世界大战，拥护苏联，反对瓜分中国，保护中国革命。
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冲突已日益加剧，英、美的冲突成为未来世界大战的中心。英在欧洲便联法以制美，在亚洲便联日以制美。日、美冲突仍成为太平洋战争的中心问题。自济南惨案直至目前新关税协定〔5〕的实施，美、日的冲突更加明显。美帝国主义显然是以其财政资本企图垄断中国。中国资产阶级与蒋系军阀已显然依赖美国金元以达其发达资本主义压服革命的企图。美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是日有发展，现在南京政府正在极力进行各项借款与聘请美国顾问的卖国工作。相反的方面便是英、日两帝国主义仍极力进行其瓜分割据的企图，扶助桂、奉两派军阀霸占西南、东北以及长江上游，以延长中国的封建势力。自然英、日中间亦有很多矛盾，尤其是过去一年间长江流域的商业竞争显然是英、日在争霸，故武汉、广州、南洋的排日多少带有当年省港罢工的回报意义。中国统治阶级中，封建势力与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根本不能调和。只是资产阶级目前尚需要一个虚伪的和平与形式的统一，以求得帝国主义的赞助，好恢复交通，相当地减轻租税，企图商业振兴、运输便利。买办地主阶级的武力现在虽不甘于受资产阶级的进攻，但目前也尚不利于直接开火，故编遣会议仍然在相互的让步中成就了暂时妥协、虚伪、和平的相持局面。在这一相持中，当然各自还时刻不忘准备更大的冲突。所以两派战争的直接开火终于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各派小军阀虽还各有其地方性，愈易爆发其军阀混战，但混战结果也终于不可避免地要联结到两大系军阀的对峙局面之下。
统治阶级在目前稳定的可能有多大？在中央的分析认为，武断地说统治阶级绝对没有稳定可能也非事实。但依照资产阶级与地主买办阶级根本的矛盾得不到地主减租和帝国主义更多的让步，各帝国主义在华彼此间的矛盾冲突将中国完全殖民地化的困难，军阀制度的存在，工农斗争的不断兴起，均是证明资产阶级稳定的可能限度极小。稳定的可能小便是崩溃的前途多，故军阀战争也如世界大战一样成为中国革命群众反对的主要对象。
但军阀战争——两个统治阶级的冲突虽终不可避免，然目前仍是相持局面，对革命仍是一致的压迫。且它们因为各自加增其战斗力起见都在争夺群众做他们政争的工具。自然资产阶级的争取群众是要以改良主义的口号欺骗；封建阶级则根本在屠杀群众、不要群众，但目前在策略上则因受资产阶级争取群众策略和群众斗争发展的影响，亦利用改良口号来欺骗群众、收买群众领袖以为己用，或是组织劳资或佃主合组的工农会以便御用。因此，全国工人阶级的斗争虽然复起，但困于我们领导力量的薄弱和工人组织力、斗争力还未健全以及改良主义的欺骗影响，以致工人斗争很难造成广大的革命发展。农民斗争在南方则因城市工作未能建立和发展得不到城市领导致许多苏维埃区域都相继失败。现时的斗争虽还在继续着，仍总是起伏无穷。北方农民运动多还停在和平发展的道路，乡村阶级分化亦极不明显，反军阀捐税的运动多为新豪绅（中小地主与富农的化身）所领导、所出卖，以换得乡村村长的地位，以延缓农民反地主的斗争。兵士的阶级觉悟在南方虽渐发展但在北方则甚落后，且其对土地革命的认识还未深切，故全中国的军队、民团仍然为军阀豪绅用以屠杀工农的工具。城市的贫民虽因苛税杂捐的繁重、生活的痛苦、教育的破产对现政府渐致不满，但对国民党仍未能完全打破幻想，对我们亦还多未能为政治上的了解、政纲的接受，甚至还认我们为杀人放火的匪党。
党的方面自广州暴动后城市支部更加走到削弱的地步。到现在，除上海、香港还有支部的组织，其他重要城市产业支部的组织有的仅具形式，有的连形式都不存在。乡村中党的组织，在南方虽甚发展但多半是群众的组织，且常随着农村暴动胜败而起落，有时一县可发展到数千数万党员，有时一个也没有。党的无产阶级基础既如是削弱，而干部分子又因两年来白色恐怖的摧残损失极巨，故党的战斗力、组织力虽经六次大会正确路线的指导终还未健全起来。加以革命失败的反映、非无产阶级意识的浓厚、党内政治水平线的低落，一般干部分子的观念更易消极、悲观、动摇、错误，以致党到现在还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群众斗争的先锋队。所以，就统治阶级趋向崩溃的前途看来，它对革命的危机一个也不能解决。而就工农斗争仍继续存在的形势看来，中国革命的高潮仍是必不可免地要到来。只是党的领导力量薄弱，工农群众的组织和斗争都还未能有健全的较平衡的发展，故革命的主观力量反不能促进这一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有时因主观力弱，任凭客观的形势如何有利，反会延缓或阻碍了革命高潮的到来。
目前的革命性质仍在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阶段中。革命的任务是赶走帝国主义与彻底地消灭封建阶级，革命的动力却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兵士及城市的贫民，所以革命的目的必然要推翻豪绅资产阶级——中国国民党的统治，建立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因为革命是无产阶级在领导，资产阶级早已背叛革命，而革命的任务必然要走到打倒帝国主义，加以世界革命的发展与苏联的存在，故中国革命又必然地要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
六次大会指示的争取群众的中心任务，在目前更证明是极正确的需要。我们党若不能团结广大的工农群众尤其是产业工人群众于党的周围，任凭客观的政治环境于我们如何有利，工农的斗争如何发展，甚至农村苏维埃区域还能继续建立，红军的组织如你们所领导的队伍在其他区域又能存在，但仍然不能促进这一革命潮流的高涨。因为目前的形势很显明：无产阶级若不在我们党的指导之下领导革命的发展，则反帝运动——尤其是反日运动便如目前的复兴也会被资产阶级领导向着反革命方向走，工人斗争可以为改良主义的口号所欺骗，暴动的农民区域可以为敌人聚集的力量在城市斗争已经被压下去之后来图谋消灭（自然不能根本消灭）。这一困难的环境，需要我们党以无产阶级极大的耐苦的努力来战胜它。故目前党的主要工作在建立和发展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主要的是产业工人支部）与领导工农群众日常生活的斗争和组织群众。但这并不是说土地革命我们不求深入，农民自发的暴动我们不去领导，乡村的游击战争我们不去发动，农民的武装组织我们不去工作，而是说我们这些工作必须与目前党的中心任务、中心工作相适应，必须与日常生活斗争和群众组织相联系。然后这些群众斗争的发展才能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较平衡地前进，才能促进全国的革命高潮。
因此，你们所领导的武装力量也宜在这一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前面重新估定一下责任。中央依着六次大会的指示，早就告诉你们应有计划地、有关联地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中央这一指示主要的条件是，根据于目前全国的政治形势，需要发展农村中广大的普遍的斗争，所以采取这一避免敌人目标的集中和便于给养与持久的政策。不过，这一政策的指示或者是未达到你们的组织，或者是未为你们所接受、所采取，故这次战争中你们所取的战术仍然是集团的行动。自然在敌人的四面包围中，你们目前不得不采取这样的战术。只是中央的意见仍以为，你们必须认清目前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坚决地执行有组织的分编计划。但你们切须弄明白：中央决不是要你们采取失败主义的精神将红军遣散回乡，而是要你们在适宜的环境中（即是非在敌人严重的包围时候）、可能的条件下（依照敌人的军力配置和我们武装群众的作战能力与乡土关系），分编我们的武装力量散入各乡村去。部队的大小可依照条件的许可，定为数十人至数百人，最多不要超过五百人（自然这不是太死板的数目）。这些分编的部队必须互有联络、互相策应，且须尽可能地散在农民中间，发动农民的日常斗争走入广大的土地革命。现在你们的部队不管是仍留在赣南的三南或又退入湘东，必须采取这一决定。不然，东窜西奔，这一武装力量将日益与广大农民群众的日常斗争隔离而成为农民群众以外的一个武装力量。自然在革命高潮来到的时候，农民的武装能愈加积聚成为红军的组织，从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看来是愈于革命有利的。但目前的问题中心并不在此，而是要计算这一武装力量如何能避免敌人的消灭。有时为作战起见，许多武装力量必须联结起来，但决不宜在任何时候竖起一个集中的目标给敌人攻击。过去海陆丰、琼崖的红军成例，因为集中的缘故（自然海陆丰的红军有不得不集中的客观条件，如兵士多外籍人，但也不是绝对不可分编的），便易于为敌人击破甚至消灭了多部分。故湘赣边特委所领导的部队必须懂得这个教训，急速地在被敌人击败之后采取保持实力散在乡村中去的分编部队计划。假使你们退避的路线是往闽粤边境，则分编计划便须更从长计议。因为部队群众多为湘赣人，分散在闽粤乡村必极难深入，故一时的集中组织或还需要，但仍应尽可能地采取游击战争发动群众的策略，切忌将自己做成太平天国式的农民军队的行径。闽南近半年来农民斗争颇发展，尤其是永定暴动在乡村中支持了六个月，现在虽失败了，但并未根本消灭。且斗争的发展极广，不只永定一处，许多县都有我们党的组织。如你们领导的部队果开往闽南，必须十分注意助长闽南农民斗争的发展和扩大。
中央依据于目前的形势决定朱、毛两同志有离开部队来中央的需要。两同志在部队中工作年余，自然会有不愿即离的表示，只是中央从客观方面考察和主观的需要，深信朱、毛两同志在目前有离开部队的必要：一方朱、毛两同志离开部队不仅不会有更大的损失且更利便于部队分编计划的进行，因为朱、毛两同志留在部队中目标既大，徒惹敌人更多的注意，分编更多不便；一方朱、毛两同志于来到中央后更可将一年来万余武装群众斗争的宝贵经验贡献到全国以至整个的革命。两同志得到中央的决定后，不应囿于一时群众的依依而忽略了更重大的、更艰苦的责任，应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
至部队的分编与两同志脱离部队的办法，另由中央军部拟具详细计划附去（此计划当然不能机械地执行，要很活地运用）。
湘赣边特委组织仍暂存在，其改组办法由你们自己决定。
中央
二九·二·七
【出处】
根据周恩来手稿刊印。
【注释】
〔1〕这是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毛泽东和朱德的指示信。此信于一九二九年二月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通常被称为“中央二月来信”。发信时红四军的处境相当艰危。一九二八年八月，红四军在湘南的“八月失败”中遭受严重损失；十一月起，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以优势兵力发动第三次“会剿”，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在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四日离开井冈山，二十日在大余又遭受失利，被强敌尾追。处在如此危险的环境，红四军前委曾一度准备分散活动，但是分散可能被敌人各个击破，因此放弃了这个计议。中共中央在六大结束后，几次派人给他们送信，一直没有得到回音，对红四军的情况缺乏具体了解，十分焦急。另外，当时六大虽然强调建立工农红军的重要性，但对农村斗争和武装割据的作用估计不足。共产国际认为中国红军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容易被敌人消灭，并且会妨害老百姓利益，要求高级干部离开红军，提出要调朱德、毛泽东去学习。指示信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写的。这自然是不正确的。信写出后两天，红四军主力到达江西瑞金以北的大柏地。第二天，在大柏地诱歼追敌刘士毅旅大部。这一个大胜仗，扭转了红四军原来的被动局面。接着，又在吉安的东固地区同赣西特委领导的江西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胜利会合，在这里站住了脚跟。四月三日，红四军前委才接到中央在两个月前发出的指示信。信中忧虑的语调，同红四军刚刚欢庆大捷的胜利场景显得很不协调。五日，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说：中央来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并表示不同意朱，毛离开队伍。这时，由于客观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的认识也在改变。四月四日（也就是红四军写报告的前一天），中央常委讨论红四军问题时，周恩来说：朱、毛出来问题，原则上是如此，但现在实际情形要写得活一些。八日，中共中央发出经周恩来修改过的给毛泽东、朱德的指示信。信中说：“军阀战争本身不是革命高潮”，“以为有军阀战争就一定表示着统治阶级将要很迅速地崩溃，这个观点是错误的。”红军目前的总任务是：扩大游击战争范围，发动农民武装斗争，深入土地革命。虽然当时还没有接到红四军前委四月五日的报告，信中已不坚持要朱、毛离开红四军，只是说：“润之、玉阶两同志若一时还不能来，中央希望前委派一得力同志前来与中央讨论问题。”调朱、毛出来的事，实际上就此作罢。
〔2〕胡凤璋，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六军第一游击司令。
〔3〕王均，当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陆军第七师师长。
〔4〕国际大会，即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
〔5〕一九二八年七月间，国民党政府发起了向帝国主义乞求支持的“改订新约运动”。七月二十四日，首先与美国签订了“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随后，国民党政府陆续与德、挪、比、意、丹、葡、荷、瑞（典）、英、法、西等国，缔结了“友好通商条约”或“新关税条约”。此处的“新关税协定”泛指一九二八年国民党改订新约运动期间与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缔结的关税条约。
关于党员军事化〔1〕（一九二九年二月七日）
【正文】
（一）军事化意义之重要与我们过去忽略之错误
1、列宁说：“一切真正民众革命的先决条件，乃是拆散并破坏‘现存的’国家机器。”〔2〕又说，“无产阶级革命，若不以‘暴力'破坏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并以新的机器替换旧的机器是不可能的。”〔3〕从此我们可以明白暴力的使用，在被压迫阶级革命的意义上，成为一种推翻现存政权建立革命政权的唯一手段。
2、列宁说：“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4〕这中间无论是夺取政权、占据政权、保持政权，巩固政权和在任凭一般有利的政治环境当中，都需要军事性质的组织与工作来保障胜利，而且这种组织与工作之健全程度愈大，其得的效果亦愈大，否则适相反。列宁说：“只有用力量才能解决历史问题，在现代的斗争中，力量的组织便是军事的组织。”〔5〕就是明白地指出军事在革命作用中的意义。
3、军事是一切科学的结晶。不但在斗争艺术上，要靠善于应用军事争得保障胜利的前途，即日常个别工作，都需要充分的军事化，使能尽敏捷迅速有系统有次序之能事，免除一切颓靡散漫忙乱纷杂的弱点。我们知道中国产业发达的迟缓致使革命民众还未能摆脱封建社会思想习惯的遗留，故一切柔弱散漫的特性，都不免要反映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来。只有加紧军事化的口号，可以肃清这种民族弱点的反映，可以振起高度的革命精神，可以使日常工作日益条理化。
4、在中国雇佣军队的条件下，一切革命群众，都不易得到军事教育的机会，因此党员也必然反映大多数不懂军事的弱点，这种弱点自然要从军事工作的整个部分去补救，但最主要的还是的通令以实现党员军事化的口号，做整个军事工作的核心。整个军事工作能否做得有力，完全要视党员军事化的程度以为断。因为没有健全的武装党员，就没有健全的武装群众。
5、在过去党不能在政治上夺取军队，不能创设自己阶级的武装力量，不能以宣传和组织下层兵士群众和引导工农群众加入军队以改变军队性质的种种错误之下，自然会产生视军事工作为点缀之品物或与党一切工作不能联系成为单纯军事运动的错误。这完全是党员大部分不了解军事在革命意义上的作用所产下的结果。
6、据广东暴动的经验，不但广大群众不会使用武器，就是多数党员也同样的不会便用武器。这样一来，自然党员不能够很好地指挥暴动的军事行动，不能利用暴动一切有利的条件战胜敌人，不能使暴动充分艺术化。
7、更值得注意的还有两种很流行的错误观念。第一是看政治与军事为两不相关联的东西，形成一种小资产阶级的书生空谈。这种观念的极端，甚至要把”理论”从实际中分割出来。第二是为了要避免军事投机的错误，就仿佛要绝口不谈军事，如果一涉及军事的分析或讨论，就犯了偏重军事的嫌疑，至于军事工作的推广更只有不谈了。这种观念只有在充分的党员军事化口号下才能肃清。
（二）怎样军事化的具体方法
8、目前本党的军事化，首先要从头脑军事化做起，因为一切对军事的忽略与错误，都只有在武装头脑条件下才能谈得到武装身躯，进而武装群众，这是军事化的第二步。
9、一切日常工作的方式，都宜力求军事化。因为军事是科学的结晶，有系统有次序，敏捷迅速，沉着精致，可以避免一切萎靡散漫不落实际的毛病。而党员身体的强健也须从军事化的实行中锻炼出来。
10、利用一切公开、半公开或秘密的组织，如敌人的军队、军事学校、讲武堂、学兵团、教导团或社会一般的体育会、精武会、国术馆以及民团、红枪会、大刀会等，按照各种情况分别派定同志参加。此外，在各大城市中设法施行秘密训练。训练的方法，人数宜少，时期宜短，有时可以利用各种可以公开的方式来举行训练。
11、关于军事训练，在团的工作要与党的工作并行。团除利用上述方法外，并宜利用童子军的组织进行军事训练，乡村中少年先锋队更是团在乡村中进行军事化的基础组织。
12、在游击战区中，党宜设立军事训练班，创造一些工农军事人才。在农村中，亦宜设法设立秘密训练组织。设立方法，以适合秘密条件为宜。并可按照各地情况，派人参加敌人武装队伍中，不但可以学习，并且可以相机做破坏、夺取的工作。
13、要由各地党部责令富有军事知识的同志经常负训练军事的责任。其训练的方式，分个别训练或集合训练，及举办军事训练班等形式。
14、无论在城市和乡村，都宜利用军队驻地部队中的同志，从个别生活接近中训练同志的军事常识，尤切记于军队驻入民房时，可使同志充分利用其机会学习使用武器。
15、各地党部应与党实行夺取工农群众中心工作的同时，开始实行有系统的军事政治组织和军事技术的工作。最重要的是要有日常的工作计划去实现党员军事化的口号。
中央
一九二九年二月七日
【出处】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件刊印。
【注释】
〔1〕这是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央通告第二十九号。
〔2〕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6页）。译文为：“破坏官僚军事国家机器是‘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
〔3〕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8页）。译文为：“不用暴力破坏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并用新的国家机器代替它，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
〔4〕列宁：《论两个政权》（《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1页）。译文为：“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
〔5〕列宁：《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列宁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18页）。译文为：“只有靠暴力才能解决伟大的历史问题，而在现代斗争中，暴力组织就是军事组织。”
关于湘鄂西苏区发展的几个问题〔1〕（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七日）
【正文】
去年年底卢冬生〔2〕同志来，得到你们的报告，当即进行了研究，写信作出答复，并将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3〕决议案中规定的我党总的政治路线、目前革命的形势以及游击战争的主要任务告诉你们。信系由冬生同志带回去的，想现在已经收到了。
兹又得你们去年旧历十二月初七日信，得悉你们不畏困难，带领同志及士兵忍饥耐寒地作了英勇的武装斗争，发动了不少的群众，并夺取了敌人许多武装，肃清了一些反动的民团，这些都是对的。
根据你们这次来信，中央尚有下列的指示：
（一）暴动问题。暴动是革命斗争发展到了最高峰的一种群众武装推翻反动阶级、夺取政权的直接行动。现在，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一种直接革命的形势，故工农兵士贫民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在目前还是一个宣传的口号。在农村斗争中，自然不能说没有从日常生活斗争发展到武装斗争以至暴动推翻豪绅政权、建立农村苏维埃政权的可能和事实。海陆丰、琼崖、万安、黄安、醴陵等区域的苏维埃虽然失败了〔4〕，但土地革命在农村中的发动与深入，仍然使农民有由日常斗争走到武装暴动的需要。故农民暴动的直接行动，我们不但不应加以阻止，且应对农民自发的暴动极力加以领导，对农民的武装斗争极力加以扩大，使群众对于推翻豪绅乡村统治、建立农村苏维埃的观念日益明了与热望其实现，并使这一行动能渐渐与城市工作配合起来，得到城市的领导。这样的农民暴动才真是群众创造的，才较易持久，才能发动和影响更广大的群众来拥护，才能从群众的直接行动中建立起苏维埃政权。
假使你们所领导的群众斗争，统治乡村的豪绅地主还没到动摇恐慌的时候，还有大批武装力量来镇压你们，群众斗争还没转变到没收地主土地的要求，还只是一些日常生活的微小要求，甚至还没做抗债、抗租、抗粮的行动，群众的发动亦不广大，则这种斗争即便是有了武装冲突，仍然是一个游击战争的局面，还不是建立农民乡村政权的武装暴动。对此，你们应分别认清。
（二）游击战争。从建始与鹤峰两次战争〔5〕经过看来，你们发动了群众，镇压了豪绅，收缴了反动民团和警察的枪支，这些都是合乎游击战争的原则的，是对的。不过，游击战争最重要的是要有组织性，要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过去各处的游击战争，发生过一些不好的倾向，今后尚容易犯而应注意者：第一是脱离群众，使群众完全不了解游击战争的意义是为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第二是毁灭城市及大烧、大杀、大抢的倾向。这种倾向是一种游民无产者心理的反映，它足以妨害党在一般群众中甚至工人群众中的影响的发展，我们在党内必须极力肃清这种不正确的观念。当然农民群众打倒地主豪绅削弱反革命势力的斗争，党应积极去领导。第三是散漫而缺乏组织。至于游击战争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农民斗争的口号，削弱反动派的力量及建立红军，这些当然是你们能够了解而且正在进行的。关于没收土地问题，六次大会已将没收一切土地的口号，改为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归农民，这点你们在工作中亦须注意。
（三）游击区域内党的组织与群众的组织问题。我们游击队势力所达到的区域，自然必须发展党的组织，扩大群众的组织，推动并帮助群众的斗争，扩大我们的宣传。不过，在革命空气高涨的时候，很容易把一切组织公开，而不保留一部分秘密组织。及至游击队一走，一切组织随之瓦解，甚至一切革命的群众，都要牺牲于“清乡”军的白色恐怖之下。这无异于自己向敌人告密。过去，有许多地方的游击战争都犯过这种错误，所以你们必须特别注意。无论游击到什么地区，必须告知当地党部及当地的革命群众的组织，注意保存秘密，预备在红色势力被白色恐怖压迫时，还可以继续工作。
（四）游击队中党的组织问题及训练问题。你们现在在前委之下组织一个支部，管理全军党的组织，只要工作上感觉方便，也不是不可以的。在朱、毛军队中，党的组织是以连为单位，每连建立一个支部，连以下分小组，连以上有营委、团委等组织。因为每连都有组织，所以在平日及作战时，都有党的指导和帮助。据朱、毛处来人说，这样组织，感觉还好。将来你们部队建党时，这个经验可以备你们参考。此外尚应注意者，是红军中的党组织，仍须保存组织上的秘密性。至于训练问题，党的训练是加强军队纪律的，党的纪律也是帮助军队纪律无障碍地执行的。自然，红军的军事训练不能同于军阀军队的方式，施行强迫的和机械的军事纪律，应在党员以身作则的影响下，得到全体兵士的拥护。正因为这样，党的训练应多带教育性，党的组织要发展党员的自觉性，比较明了的同志应在思想上帮助尚不明了的同志，使一般同志咸能注意自觉地遵守纪律。党训练、教育同志，应用很浅近的理论，很容易明白的事实，提高他们的阶级意识，增进他们的革命情绪，使他们不但自己严格地遵守军队纪律，还能成为士兵的模范。对杨维藩〔6〕的问题，如你们所云，杨是犯了不少的错误，你们决定开除他的党籍是对的。不过以后训练同志，应特别注意教育方法。
（五）目前政治局面及你们今后的出路问题。目前，反动的统治阶级内部各派势力的冲突，正由酝酿而加紧而准备更大的破裂——军阀战争。关于目前政治局面的详细情形及我们应付的策略，中央有两个政治通告〔7〕，兹另抄录寄上，此地不多说。在这个政局之下，虽然可与你们一个很好发展的机会，不过你们的实力还很微弱，同时湘西、鄂西一带党的组织及群众的组织还缺乏基础，此时欲图大的发展，亦尚困难。你们来信说，红军拟向下游发展，将来以湘西之常德或鄂西之宜昌为目的地，这种计划还太大而不切实。目前所应注意者，还不是什么占领大的城市，而是在乡村中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故你们此时主要的任务，还在游击区域之扩大，群众发动之广大，决不应超越了主观的力量（主要的还是群众的力量，不应只看见武装的力量），而企图立刻占领中心工商业的城市。
（六）发展的区域问题。鄂西、湘西发展区域究竟以何处为最好，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对湘西、鄂西的实际情形尚不十分明了，不能具体地答复。在原则上说，游击战争的发展，应该是向农村阶级矛盾与斗争到了更激烈的地方，党与群众的组织有相当基础的地方，以及给养丰富、地势险峻的地方为最宜。不过这些条件很难具备，你们可斟酌实际环境，取这些条件最多者而选择之。
（七）派遣军事人才问题。你们军事人才缺乏，我们亦久想多派军事工作同志到你们那边工作，不过因为交通的阻碍，你们的驻防地又无一定，所以尚未派人去。以后有可能时，自然可以多派些人前去。
【出处】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出版的《周恩来选集》上卷刊印。
【注释】
〔1〕这是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长贺龙及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
〔2〕卢冬生，一九二八年担任党中央联系湘鄂西苏区的交通员，一九二九年参加湘鄂西苏区红军。
〔3〕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指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日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瞿秋白作了《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报告，周恩来作了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刘伯承作了军事问题的补充报告。会议通过了政治、军事、组织等问题的决议案。这次大会肯定了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当时的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指出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党在当时的总任务不是进攻，不是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会议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特别指出了当时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倾向是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这次大会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但也有缺点和错误。它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适当的政策；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对于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认识。
〔4〕指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许多地方的工农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举行武装起义，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进行坚决斗争的行动。广东海陆丰等地的农民，在四月、九月和十月三次举行起义，建立革命政权。海南岛的定安、琼山、万宁、乐会等地农民，十月举行起义组成了红三师。江西的万安、延福、东固、于都等地农民，十二月举行起义，在万安成立了革命政权，建立了游击队。湖北的黄安（今红安）、麻城、孝感等地的起义农民，十一月占领了黄安县城三十多天，建立了革命政权。湖南东部的农民，九月举行起义，占据过浏阳、平江、醴陵、株洲一带。醴陵农民一九二八年初建立过农村革命政权。
〔5〕指贺龙领导的红军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攻下湖北省建始县城、一九二九年一月攻下湖北省鹤峰县城的两次战斗。
〔6〕杨维藩，曾是中国共产党恩（施）鹤（峰）临时特委书记，一九二九年初，因工作消极被停止党籍。鹤峰战斗后，因拖枪叛逃被处决。
〔7〕指一九二九年一月发布的《中央通告第二十五号——反对军阀战争和争取群众》和一九二九年二月发布的《中央通告第三十号——目前政治形势的分析与党的主要路线》。
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1〕（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一日）
【正文】
前委诸同志：
七月中寄来各种报告及决议案与表册均由闽省委前后转到。最后一信你们说已派陈毅〔2〕同志前来，因此，关于红军中许多斗争策略问题及党内争论问题，我们均将等陈毅同志到后，与他作更详细的讨论，再给你们以更正确的指示与批评。现在只就你们所急盼回答与急应使你们知道与遵守的问题先述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