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要使上级首长的一切命令和训令明确下达、彻底执行起见，各级指挥人员和政治人员于受领上级首长的命令和训令时，须迅速向所属人员宣读解释，使深入到最下层的群众中去，并须随时检查其执行进度加以指导，以使这一个命令和训令完满执行，毫无遗漏。如查有继续过去恶习、藐视号令、不予传达和督促实行者，应立即执行纪律，予以处罚，以资警惕。
此令
总司令朱德
总政委周恩来
【出处】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件刊印。
【注释】
〔1〕这是周恩来和朱德共同发布的对红军部队的训令。
火力与突击（一九三三年五月）
【正文】
火器长足进步到了现在，谁也不能否认火力的威权。可是另有一种论调，是过分看重了火力，以为有了优越的火力，无须白刃扑搏，就可以结战斗之局。譬如说：法国、英国曾发生“火力万岁”的论调，及遇到了顽强的德国步兵，虽曾发挥了惊人的火力，变动了地形，然而德国步兵竟有散伏于弹痕孔作不挠的抵抗。此时日本“肉弹”（指白刃扑搏）之说，又重新传诵起来。因之此后各国步兵的组织，就是排的组织，也是由机关枪班的火力系及步枪班的突击系混合而构成。我们从此也了解火力与突击在现代战斗中，成为不可偏废的事。
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伏罗希洛夫〔1〕在颁布步兵战斗条令的命令中说：“当防御时，步兵应积极动作，企图以火力损害敌人，而以反冲锋反突击消灭之于防御地域以内或防御地域以前”。
步兵战斗条令第四十四条说：“当进攻动作时，步兵须先用自己火力损害敌人，并沮丧其士气，然后用猛烈的忽然的突击摧破敌人。”
就以上二段看来，我们可以见到火力与突破交互为用的效应了。
我们为了要在战斗中移动火器接近敌人，使其更有效地摧破敌人。又为了要引导步枪战士接近敌人，用白刃消灭敌人，这都需要运动的。所以，运动成为步兵战斗中很重要的元素，然而火力又是压伏敌人火力的抵抗，并束缚其意志，以掩护步兵运动，使其少遭损害，接近敌人，突破敌人的有效措施。于是火力又成为与运动不可分离的东西。故日本步兵操典对于运动与射击之联系，苏联步兵战斗条令对于火力与运动配合，都反复申述，其意在使军人了解其中的重要。
当进攻战斗时，敌人受到射击之际，有的死伤，有的潜伏地下，这自然是我们接近敌人的好时机；同样我们既接近敌人，又是射击敌人的好时机。不过我们接近了敌人，敌人亦好射击我们。这时，更要求我们奋勉前进，以求与敌肉搏，万不可久停于敌火之下甘为刀俎下的鱼肉。苏联红军中通常说：“我们的机关枪和炮兵开火的声音，要当作上级指挥员叫我们前进的命令。”这是非常确切的话。
就火力配系说来，当进攻时，诸机关枪援助步兵前进的射击法是：
一、往运动在前之部队的间隙内射击敌人；
二、从侧面射击敌人；
三、从高地面超越本军之头部的射击。
如下能用上试三法射击敌人时，则出动机关枪于前方部队内射击。然而无论采取何种方法，各机关枪之前进均应交替转移阵地，以便不断射杀敌人，但无目标放枪或目标已消灭多放一枪，都是不许可的事。
在敌火下用枪火力援助步兵前进，有的是用各班交互行之，有的是用一班本身交互或错综行之。其步兵通常是用快跑，自此一地区向彼一地区逐步跃进，其距离大约以五十米内为宜，然因地形及敌火亦略有不同的，但勿过于缩短致减弱前进的气势。
总之，无论使用何种火器，交叉射、侧射、斜射，都较直射为有利，但运用时须适合情况，且不可障碍自己步兵的前进。
在冲锋前用火力准备冲锋，对冲锋点应发射短促而剧烈的火力（此时特等射手也应显重大的作用），及我冲锋步兵将接近冲锋点时，则其火力应移向敌人纵深发射，以摧毁其第二梯队之反冲锋或移向敌人两侧，以消灭其侧防火力。此时手榴弹应于冲锋的以前对敌抛掷，并乘其爆炸之瞬间刺杀该敌，切勿过早抛掷，失其应有之效力。
第二梯队及其机关枪，在第一梯队冲锋之前，即调近冲锋点以扩张冲锋效果。特别要以机关枪援助其先头部队跟踪追击，并防止两侧之敌火及其纵深之反冲锋，如第二梯队在此时前出追击，则第三梯队应速整顿集结，准备跟进或巩固已占领的阵地。
【出处】
根据一九三三年八月出版的《红色战场汇刊》刊印。
【注释】
〔1〕伏罗希洛夫，苏联元帅。苏俄内战与反对外国武装干涉战争期间，指挥过多次重要战斗，战功卓著。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年，历任军区司令、陆海军人民委员兼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国防委员会主席。苏德战争期间，曾任苏军西北方向总司令、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和最高统帅部代表等职。
新战士一个月的教育计划〔1〕（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二日）
【正文】
在阶级战争日益激烈和残酷、民族革命运动日益发展的前面，争取广大工农劳苦群众加入红军，迅速扩大一百万铁的红军，巩固并加强红军的战斗力，领导和组织广大群众的反日、反帝、反国民党的革命运动，开展民族革命战争，已成为我们目前第一等的战斗任务。
最近扩大红军已获得了空前的、伟大的胜利，我们为要保障和发展这一胜利，须加强新战士的军事、政治工作的领导和教育，使新战士成为政治坚定、军事熟练的好战士。
对新战士的教育训练，在政治方面已责成政治部规定外，关于军事教育训练尤须加紧进行，使之学会军事技术，养成铁的红军的基础。兹拟定新战士一个月军事教育预定进度表发下，望各级依照此表参酌实际情形，自行规定精细的教育计划去实施。在这短时间进行新兵教育中，须特别注意下述各项：
1、教育新战士要采取启发和诱导式，使他们有兴趣来参加学习，坚决反对军阀残余的强迫野蛮式教育，同时也要反对忽视教育的游击习气。
2、在进行教育中，如新战士没有了解的动作，须用和蔼的态度，耐烦地扼要去向他们解释，并做样子给他们看。一次不懂，应二次三次，总要他们了解为止，切勿性急发气，致他们畏惧更不能了解自己所授的动作。
3、所有新战士多是苏区的赤卫军、赤少队发动来的，他们曾参加过游击战争，对于队列教练须特别减少，而要注意战时应用的动作（特别是侦察警戒）。
4、在这教育期间，最低限度要每个战士懂得武器的保管和使用，射击军纪的遵守，战斗中各个战士的责任和动作，班排战斗的协同和联络等。
5、在进行教育中，可采用竞赛方式来推动各连的工作。
6、平时管理须站在阶级自觉上面来处理一切问题，主要是用政治上来鼓动启发新战士的阶级觉悟，及了解自己所负的光荣任务，自行遵守红军纪律。
7、对新战士的生活，要尽可能的使他安心，提高他们的兴趣，逐步诱导到习惯于军队的团体生活化。
8、对新战士的怀疑或困难问题，须以诚恳来解答，使他们彻底了解，绝对反对怕麻烦不深入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
右举各项望各级指挥员、政治委员切实执行，并将教育情形随时具报，以便检查为要。
此令
兼司令员朱德
政治委员周恩来
参谋长叶剑英
【出处】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件刊印。
【注释】
〔1〕这是周恩来和红军总司令兼红一方面军司令员朱德、红一方面军参谋长叶剑英发给所属部队的训令。
对沪电战略路线的意见〔1〕（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
【正文】
秦、项〔2〕：
十七两电悉。
（1）正因有沪电，关系全盘利害及前途，故在同意它的总路线下，须仔细考虑它提出的具体步骤是否能够达到它所预期的要求，而不致将两月时光空空过去，甚至影响到许多不对的减员与减弱战斗力。这必须从敌情、地形、物质条件与我们的任务各方面加以估计。
（2）目前的战斗不会动摇推延一决战的战略方针，故我一得沪电即在同意这一方针的原则下，考虑具体的部署。但目前战斗的开展必会要影响具体部署的某些步骤，这也是不能否认的。
（3）所谓往转重复，如果我们待机是守株待兔，当是错误，但自东黄陂战斗〔3〕后，每次转变阵势确是有机可待，小战十数次，证明不是无仗可打，或完全不便打，而常常是打得不好，故我们如呆等有利的决战是错误的，但准备削弱消灭敌人的爪牙，以加强自己，还是有机可乘。今日十九师已消灭了敌六师一团大半，正是明证。
恩来
【出处】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注释】
〔1〕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七日，中革军委代主席项英等连致两电，指责前方的周恩来、朱德贯彻沪电不力。本篇是周恩来对项英等批评的申述。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三日，中共苏区中央局转发临时中央《对今后作战计划之指示》，称“长电”亦称“沪电”。此电批评红一方面军前段军事行动的缺点在于把“主力集中于一个单独的作战单位，即方面军，这就不能从各方面配合作战”，“以致对于北方的敌人，很少机会再给以有力打击”。并且判断：蒋介石与闽、粤敌人有矛盾，而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北部采取守势，不易攻击，所以要求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分成两个部分，进行分离作战。这就是所谓“两个拳头打人”。接到此电后，周恩来曾于六月十四日电复中共苏区中央局，就中共临时中央关于对红一方面军的批评进行申述。之后，又对该计划中的一些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具体规定提出了意见。为此，受到了中革军委领导人的批评。六月十八日，周恩来在以个人名义向中革军委领导人进行申述的同时，又与朱德一起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在迫不得已根据中共临时中央计划作出具体作战部署的同时，再次对计划提出不同意见，坚持“方面军主力一、三军团目前绝对不应分开”，指出东方军入闽作战是“酷暑远征”，“在选择敌人方面，攻清流、将乐又将陷于攻坚”，主张“东方军以活动于建泰邵光地区为合宜”，“这不仅较打卢兴邦十九路军易于求得补充，并容易求得运动战，且对于赣东北目前严重现象也给了直接援助”。苏区中央局拒不接受周恩来的建议，仍要红一方面军按照他们的指示办。红一方面军在奉命分离作战期间，广大指战员发扬了不畏艰苦，英勇奋战的战斗作风，克服了酷暑远征、缺医少药、粮食不足的困难，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取得泉上、连城、朋口、乌江圩等战斗的胜利，歼敌近一万人，扩大了苏区。但是，红军分兵两路，使蒋介石获得喘息的机会。他一方面从容地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策划第五次“围剿”的方针和计划；一方面命令准备进犯的各路部队，在根据地周围休整，补充物资，构筑堡垒封锁线，准备发动新的进攻。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实行“两个拳头打人”的错误战略指导，没有取得在当时可以取得的最大胜利，反而丧失了反“围剿”准备的宝贵时间，给后来的反“围剿”作战带来极大的困难。
〔2〕秦、项，指秦邦宪（博古）、项英，当时分别任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和中革军委代主席。
〔3〕东黄陂战斗，指一九三三年二、三月间，红一方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的黄陂、草台冈两次战斗。
袭泉上逼清流的部署不应改变〔1〕（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一日）
【正文】
项主席〔2〕：
1、在博生〔3〕已说好，先袭泉上后逼清流，才易打击敌人增援队，不采取积极进攻清城办法。已电告彭、滕〔4〕即本此急以攻泉上部队分一部乘胜袭击归化〔5〕（只敌一营，无坚固工事），断敌右后方，配合主力断嵩口联络，易威胁清敌，调敌增援队，或改攻清流。
2、在敌未动之先，以三军团主力过清流河猛进是不妥的。目前多雨，山水时涨，十九师过将乐河亦与本原意不合，且难于开展邵大〔6〕局面。
3、闽省不利游击，各河流急水深，运动大兵团不便，加以天热多病，三军团沿途已留下五百多病员。请你们决定部队行动时稍稍顾及此点。
朱周
十一日
【出处】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注释】
〔1〕这是周恩来和朱德就红一方面军东方军进入福建后的行动部署问题给中革军委代主席项英的电报。一九三三年七月初，红一方面军遵照中革军委的指示组成东方军入闽作战。其指挥关系仍归红一方面军司令员朱德、政治委员周恩来领导。根据周恩来、朱德的指示，东方军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滕代远于六日下达了“迅速袭取泉上，准备打击其由清流来援之敌”的命令。正当东方军围攻泉上和打击援敌的作战计划顺利实施的时候，中革军委于十日电令红一方面军改变东方军的主要突击方向，要求东方军转攻清流、连城。同时，直接电令东方军立即将主力移师清流以南适当地点，截击清流撤退或连城增援之敌。周恩来、朱德不同意改变原定计划，就此发报给中革军委代主席项英阐述了他们的意见。在此后作战中，东方军坚决执行周恩来、朱德“依预定计划有步骤地争取胜利”的命令，逼占清流，攻克泉上，收复大片地区，胜利地完成了东方军第一阶段的任务。
〔2〕项主席，指项英，当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因军委主席朱德在前方指挥作战，中革军委主席职务由项英代理。
〔3〕博生，地名。为纪念宁都起义的领导人赵博生烈士，曾将宁都县一度改名为博生县。
〔4〕彭、滕，指彭德怀、滕代远。彭德怀，当时任红一方面军第三军团军团长、东方军司令员。滕代远，当时任红一方面军第三军团政治委员、东方军政治委员。
〔5〕归化，今福建省明溪。
〔6〕原文如此，疑为邵光，即福建省邵武、光泽。
敌情不出意外变化，行动步骤不宜扰乱〔1〕（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一日）
【正文】
秦、项、刘三同志：
一、实行上海计划〔2〕第一阶段，目的在尽可能求得运动战中消灭卢部〔3〕与增援之十九路军，但在战略实行上必须有步骤，且须以极坚决的信心与一贯的路线赴之。
二、我们指示东方军的战略方针已累电报军委主席，是估量到各方可能变化的敌情，给彭、滕〔4〕以全般意图的指示，并指出现在向沙县行动是不适当的，十日十一时半的电告尤为明显。
三、我意如果敌情不出意外变化，行动步骤不宜扰乱，机动亦须与正在执行的战场方针相合。目前，三军团不断获得胜利，即由于我们依一贯方针，步步实施，而敌人处于被动步骤。
在这里，除直接通知敌情与紧急危险时的处置外，项代主席请勿直接电令彭、滕、周、曾〔5〕，使他们对上级整个部署无所适从，这是战斗中大忌。续一〔6〕。
恩来
十一日
【出处】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注释】
〔1〕这是周恩来给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秦邦宪（博古）、中革军委代主席项英、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的电报。参见前文注1、
〔2〕指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三日，中共苏区中央局转发临时中央的《对今后作战计划之指示》。这个作战计划的作战任务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东方军以宁化、清流为总方向，消灭敌人新编第二师以及第四十九、第七十八师等部队；方面军主力“应避免较大的行动，……第二阶段，东方军从清流、宁化区域向北进攻，以将乐为总方向，消灭敌人第五十六师、新编第四旅等部队；方面军主力向抗河方向发展，威胁“南丰、南城、宜黄、乐安”策应东方军作战。第三阶段，东方军回师江西，前出至金溪；方面军主力向东北前进，前出至崇仁，会合东方军，集中全力会攻杭州，进而进攻南昌，一师一师地消灭敌人，争取革命在江西省的首先胜利。
〔3〕卢部，指国民党军赣粤闽边区“剿共”总司令部第十九路军新编第二师，师长卢兴邦。
〔4〕彭、滕，指彭德怀、滕代远。彭德怀，当时任红一方面军第三军团军团长、东方军司令员。滕代远，当时任红一方面军第三军团政治委员、东方军政治委员。
〔5〕周、曾，指周子昆、曾日三。周子昆，当时任红军福建军区司令员兼东方军第三十四师师长。曾日三，当时任红军福建军区政治委员兼东方军第三十四师政治委员。
〔6〕续一，指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一日发给军委代主席项英的电报即《袭泉上逼清流的部署不应改变》。
红军纪念“八一”活动的中心任务〔1〕（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二日）
【正文】
一、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的南昌暴动〔2〕孕育了中国工农红军的胚胎。经过了六年来反帝、反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的斗争，它已在土地革命的过程中，从小的分散的、在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农民暴动所产生的游击队与部分的白军士兵暴动，逐渐形成了今天的伟大的、反帝国主义、推翻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主要武装力量——中国工农红军的基础。所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实有非常伟大的意义。同时，“八一”又是反帝战争的斗争的日子，尤其在今年，正是世界帝国主义大战与其对苏联的武装干涉的准备极度紧张起来，日本帝国主义正在中国施行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屠杀中国群众，一切帝国主义正在进行彻底的瓜分中国。中国国民党军阀无耻地露骨地出卖中国，投降帝国主义，疯狂地对苏区红军进行绝望的进攻。而我苏维埃中央政府久已宣布对日战争，红军正在进行彻底粉碎国民党四次“围剿”的决战，准备与帝国主义直接作战，实行反对帝国主义大战武装保护苏联的时候，“八一”更成为我们中国工农群众和红军反帝战争的斗争的日子。
二、因此，红军在今年的“八一”运动中，它的中心战斗任务应该是：
（1）扩大与充实红军。为了更能迅速地完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开展民族革命战争，完成一百万铁的红军任务，方面军应从现有的基础上，依据它已实行的新编制，扩大与充实它的力量，是当前主要的战斗任务。在“八一”运动中，首先责成各级首长及其指挥机关各部门，依据我们已规定的数目，用最大的力量来扩大与充实新编师和旧有的师，特别是要准备大批干部来欢迎共产党所号召、职工会与青年团所动员给予红军纪念日的两师赠品，即工人师与少共国际师；责成各级政治部切实进行各军团、各师、各独立团与地方上的联系制度并规定办法，派红军代表到地方与红军家属及群众中去进行“八一”纪念的联系慰问；各军团须派干部到各县去组织五人至七人委员会进行归队运动；各级司令部、政治部须用各种教育方法来巩固训练已集中和新成立的红军，并须加紧反逃跑斗争、卫生运动与肃反工作来巩固我们扩大的队伍。
（2）学习与提高军事技术，这是中革军委号召我们在“八一”运动中完成的战斗任务。方面军要求原有的兵团，在军事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如射击准确的成绩，确能于每次战斗中杀伤敌人各级官长）更向前进，要求落后的部队赶上进步的队伍，并且要发扬这一成绩，不仅使每个特等射手能百发百中，而且要使每个红军战士都能做到射击准确，刺杀熟练。每个战士都熟练于使用武器，注意保管武器，爱护武器，要认识武器是像我们眼睛一样的宝贵重要，要与一切不重视武器、不爱护武器、随意掉换抛掷武器、弄坏武器、遗失弹药的人作坚决斗争；要求每个战士熟练于单个教练与连排班的动作，使每个战士都成为战争中“熟练的工人”；要求每个干部要注意战术的研究和在实际战斗中的应用，才能更坚强地领导红军作战；要求不但是指挥员，即一般的政治人员与各部门的工作人员都要学会军事技术，尤其是新编师，更要求在“八一”运动中，达到他们技术熟练能迅速参加作战的任务。这一切，需要各军事、政治领导机关用各种方法实际提倡、宣传，在实际战斗中、在操场上、在墙报上、在上政治课时，以致经过列宁室，用各种教练、讨论、竞赛等方式来进行这一运动。关于军事课目的具体进度，责成方面军及各级司令部另行规定。
（3）在各个战线上，要求得不断地消灭敌人，武装我们自己。在与敌人决战前面，我们要求在各个战线上发扬红军的攻击精神，不放过任何机会去消灭敌人。即便是小战、游击战，也要求得俘获，必须一个敌人也不要放走，一支枪也要缴到，一粒子弹也要拾起。方面军要在各个战线上，取得这样不断的胜利，缴获敌人的武器，武装和增强自己，作为我们献给纪念日的礼品。尤其是我们要开展胜利，拿鲜血换来的武器回赠职工会、青年团给予我们的赠品——工人师与少共国际师，来纪念光荣的红色的“八一”。
（4）提高政治教育和政治工作。要使每个红军战士在文化政治水平上消灭文盲，提高政治学习，进行每个伙食单位的群众娱乐工作，以加强红军战士的阶级觉悟，提高红军战士的战斗热情。在地方工作上，要发动与参加所在地赤区的查田运动与边区、白区的分田运动，发动工农群众深入阶级斗争，配合红军作战。广泛地组织和繁殖边区、白区的游击队，发展白区游击战争，与创立到敌人后方的游击战线，扩大苏区，实行武装保护秋收，组织地方武装和工农群众参加红军的武装示威，并举行拥护与慰劳红军运动。具体计划，责成政治部规定通知。
三、在“八一”纪念日具体工作如下：
（1）我方面军各兵团要依据战斗环境，在“八一”的前后，以师或团为单位举行各项参观、竞赛与运动会，由各军团、各师及独立团自行规定。
（2）“八一”纪念日，各兵团须举行武装示威和检阅，方面军举行总的示威检阅并开运动会，具体办法由方面军司令部、政治部分别通知。
（3）“八一”纪念日，举行新编师宣誓典礼，各兵团须派代表参加。
（4）“八一”纪念日，中革军委决定对战争有勋劳、作战特别勇敢的同志授以“红星”章，届时当公布颁发。
（5）“八一”纪念日，军委会举行正式授团旗礼。方面军的各团，在前方举行。
（6）“八一”纪念日，军委会在瑞金举行建立国内战争死难烈士公墓典礼，以表彰为革命而牺牲的同志，各兵团须派代表前往参加典礼，办法由政治部通知。
此令
兼第一方面军司令员朱德
政治委员周恩来
（此训令一直发到连，不够时可由各军团翻印）
【出处】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件刊印。
【注释】
〔1〕这是周恩来和朱德发布的关于纪念“八一”建军节活动的训令。一九三三年六月三十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关于决定‘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的命令。命令说：“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发生了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的南昌暴动，这一暴动是反帝的土地革命的开始，是英勇的工农红军的来源。中国工农红军在历年的艰苦战争中，打破了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历次进攻，根本动摇了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已成了革命高涨的基本杠杆之一，成了中国劳苦群众革命斗争的组织者，是彻底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主力。本委会为纪念南昌暴动与红军成立，特决定自一九三三年起，每年八月一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一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批准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建议，“规定以每年‘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一九四九年，中央军委决定：在军旗、军徽上以“八一”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标志。
〔2〕南昌暴动，即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
可派人与十九路军代表面谈〔1〕（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二日）
【正文】
项彭滕：
蒋、蔡〔2〕代表陈公培〔3〕即吴明，此人为共党脱党者，常在各派中奔走倒蒋运动，并供给我们相当消息，吾常笑之为军阀的清客。如军委同意本二十二日十八时电〔4〕办法，可由国平〔5〕前往西芹〔6〕与吴明面谈，更可探知更多内容。
恩来
九月二十二日
【出处】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注释】
〔1〕这是周恩来给中革军委代主席项英、红军第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红军第三军团政治委员滕代远的电报。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原来在江西与红军作战，九一八事变后调往上海。随着民族矛盾的上升，他们对蒋介石竭力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日益不满，要求停止内战，枪口对外。特别是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后，他们对蒋介石对日妥协更加愤慨，同蒋介石的矛盾日趋尖锐。蒋介石为了解除对他的威胁，决定把第十九路军从上海调至福建“剿共”，企图借刀杀人。一九三二年六月，第十九路军入闽后，采取了消极反蒋的方针，企图保存和扩充实力，在福建搞“模范省”，尔后联合广东、广西军阀，割据福建。但是，自从红一方面军东方军入闽给其重大打击后，第十九路军的领导人蒋光鼐、蔡廷锴痛切地感到：他们处在蒋介石的控制之下，如同红军作战，胜亦削弱力量，败则无法存在。因此，他们改取联共反蒋抗日的方针，并派出代表秘密同红军谈判。在周恩来发此电报当日，彭德怀安排了与对方代表的谈判。经过会谈，彭德怀通过对方代表给蒋、蔡二人带去回信，对十九路军提出的合作要求表示欢迎，双方在前线进入休战状态。
〔2〕蒋，指蒋光鼐，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前任总指挥。蔡，指蔡廷锴，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总指挥兼十九军军长。
〔3〕陈公培，早年参加过中国共产党，当时是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与红军的联络代表，建国后曾任政务院参事。
〔4〕此电未查到，内容不详。
〔5〕国平，即袁国平，当时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兼东方军政治部主任。
〔6〕西芹，地名，位于闽江上游、福建省南平市西南。
请在相当范围内给予部署命令之全权〔3〕（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正文】
博古、项英〔2〕同志：
一、连日电令屡更，迟在深夜始到，益以元电〔3〕大，发报难遂，使部队运转增加很大困难，请在相当范围内给我们部署与命令全权，免致误事失机。
二、十二日战斗后，十三日各兵团分撤各处，晚得军委第一重新部署密令，即五军团向得胜关附近集中坚守工事，三军团掩护伤员后移准备西行。继得第二电令，以三、五军团先击敌左翼，后以三、五军团击敌右翼，考虑后只能击一方，于是下令三军团西南移动，而以五军团协同动作。但十四日拂晓前，六师已行，不及追回，十三师在熊村之北又奉令迟疑，虽十四日白天我们连电三、五军团，指示五军团守备任务及兵力部署（以十三师除留一营在湖坊、洵口外，主力坚守新店、得胜关支点），然直至当晚，十三师仅有两营达熊村附近。因新店失去（彭、滕〔4〕十四日以平电先我们十五日早始悉），我们不及知，而军委十四日十四时电至，乃又令三军团南移侧击，五军团坚守。夜，中央军委二十三时电又至，于是又停止三军团行动，改为侧击敌左纵队，仍令十三师守得胜关。但五军团两日无电至，三军团整日移动，直至现在三、五军团行动不明（五军团收我们电不答，夜中又动既又出）。六师、十五师亦不知现驻何地，而得胜关确已在敌手中。
三、依据上情，我们许多电令虽已发出，但终不知十五日我军情况究属如何，且两日来命令屡变，最后部署仍回至我们的第一密令时部署一样。此对下级信用确有影响，务请仔细考虑，且更证明相当范围内职权似应给我们，否则亦请给相机处理之电给我们。事关战局责任，使我不能不重申前请。
豪
十六日
【出处】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注释】
〔1〕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二日，红三军团在黎川城东南的团村与国民党军十二个团激战。由于按照博古、李德决定的作战方针，与红一军团分兵作战，仅打成了击溃仗，大部国民党军得以逃脱。十三日，周恩来和朱德致电中革军委，报告团村战斗情况，说：昨日战斗，如一、三军团会合作战，战果必不如此。提出目前“我突击兵团分割作战，在一般干部乃至战时将新战术应用，尚未了解与熟练条件下，常不能达到高级要求的胜利，且常付过大代价，此点在目前特别重要”。建议应立即集中红一、三、五、七、九军团主力在东山、得胜关与入闽的国民党军主力决战。但是，中革军委于十三日、十四日连电周恩来、朱德，不同意前方提议，并下达重新布置密令，将红军主力西调永丰地区，进攻国民党军构筑的堡垒线，而不向东配合十九路军作战。不仅如此，还在二十四小时内四次变更作战命令，造成了部队指挥混乱。周恩来针对中革军委屡次变更指挥命令的作法提出了批评。本篇是周恩来化名“豪”给博古、项英的电报。
〔2〕博古，即秦邦宪，当时任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中革军委委员。项英，当时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革军委代主席。
〔3〕元电，指十三日需向各部队转发的中革军委的大量电报。
〔4〕彭、滕，指彭德怀、滕代远。彭德怀，当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红一方面军第三军团军团长兼东方军司令员。滕代远，当时任红一方面军第三军团政治委员兼东方军政治委员。
关于红七军团的任务和向十九路军进行政治工作的指示〔1〕（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正文】
1、蒋敌现正分路向顺昌、延平、古田前进，李默庵师〔2〕已抵顺昌洋口，其控制邵、顺〔3〕之间的一个师分一部驻水口，有进窥万安寨配合其三路军〔4〕击我东方军〔5〕右侧翼之企图，将乐驻军是十九路军抑系马鸿宾〔6〕或靖卫团，情况不明。
2、军委令我七军团在改编完毕后应于明二十九日先以一个最精锐的侦察营，经万安寨向将乐地域出动。
3、先头的营应伪装闽中独立营离开七军团主力三十里左右路程，迫近关明行动，其任务：
（1）与十九路军部队取得联络，在反蒋反日的共同行动下在该部队中进行政治工作。
（2）侦察将乐，如非十九路军而系团匪或空城，七军团应以一部驱逐或占领之，以便迅速征集资材。
（3）侦察将乐，如系马鸿宾部应监视之，如马部自认为十九路军应逼其表明反蒋态度。
（4）特别要侦察蒋敌部队在水口及顺昌行动，如该敌向将乐、万安前进，七军团主力须迟滞拒止和侧击之，但须避免决战。其先头的侦察营应于明二十九日十三时开动，并由七军团政治部邓主任〔7〕率得力宣传员十人同行，以便向十九路军进行政治工作，七军团首长应给该营以侦察和联络的具体指示，并由我们委托滕政委〔8〕，如二十九日午前赶到泰宁，给你们具体工作方案，望等到后出发。
4、政治工作原则：
（1）以革命战争反蒋反日。
（2）人民革命须给劳苦群众应有的民主权利。
（3）组织和武装工农义勇军。
（4）与十九路军士兵亲善，以便吸引他们到我们方面来（关此已委托滕政委给你们说明）。
（5）总政治部将有详细指示。
5、其他部署另电告。
朱周
【出处】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注释】
〔1〕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以蒋光鼐、蔡廷锴为首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联合国民党内一部分反对蒋介石的势力，发动福建事变，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公开宣布反蒋抗日。这是国民党营垒中的一次分裂，对红军反“围剿”作战是十分有利的。在这种形势下，周恩来于十一月二十四日致电中革军委，报告了福建事变后的敌情变化，指出蒋介石延缓进攻中央苏区，正调集兵力入闽，镇压福建人民政府，建议红三、红五军团侧击蒋介石的入闽部队。电报中提出：“三军团是否参加侧击向钟贤前进之周纵队或参加向嵩市、贵溪县前进之邢樊纵队”，“五军团除应留一团守备杉关、洵口、湖坊、毛家隘地域外，其之主力是否应与三师配合侧击向钟贤延伸筑垒之周纵队”。但是，中共临时中央却没有采纳这个正确建议。十二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和朱德针对当时的形势两次发电红军第七军团军团长寻淮洲、政治委员乐少华。第一份电报指出入闽敌军的位置并要求闽中部队积极活动。电报说：“蒋贼入闽，其出邵顺纵队之右侧正对着我闽中苏区，且后方延长，给我闽中部队以活动和发展机会”，“令十九师帮助闽中游击队，积极扩大并发展闽中游击战争，不断截击邵顺间敌人后方联络部队及进行一切破坏工作”。本篇是同日的第二份电报。
〔2〕李默庵师，即国民党军第二路军第一纵队第十师，师长李默庵。
〔3〕邵，指福建省邵武；顺，指福建省顺昌。
〔4〕即国民党军北路军第三路军，总指挥陈诚，副总指挥薛岳。
〔5〕中革军委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决定，以红一方面军第五、第七军团及独立第六十一团和部分地方武装编成东方军，留在建宁、泰宁、黎川、光泽、金溪一线，开展游击战争。
〔6〕马鸿宾，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师长。
〔7〕邓主任，指红七军团政治部主任邓乾元。
〔8〕滕政委，指红三军团政治委员滕代远。
一切政治工作为着前线上的胜利〔1〕（一九三四年二月七日）
【正文】
在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我想讲讲怎样用政治工作来提高部队战术，用政治工作来保证命令绝对执行的问题。一切政治工作都是为着前线的胜利，为着实现整个作战计划，虽然过去两年来政治工作在巩固红军方面收到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两年来用政治工作来提高战术，及与作战行动的配合，就有很大的缺点。这要求我们有更大的注意、更好的转变。
首先，要打破一种观念，这就是过去与现在，有人认为政治工作人员不是一个红色军人，政治工作人员一定要是知识分子，就是说一方面工农分子不能做政治工作，另一方面政治工作人员只是“文人”。这是错误的观念，政治工作人员同样是红色军人。
过去政治工作人员对军事技术的学习及战术上的素养是非常不够的，这也是错误的。自然，我们反对政治委员或政治工作人员只注重军事，而放弃了主要的政治上的领导和工作的倾向，另外还要反对以为政委打仗可以在后面一点，政治部在打仗时没有什么事的怪论。至于说做政治委员只是监督，打仗可以不去，这种离开火线的政治工作，我们更是反对的。一切政治工作，都是为着前线上的胜利。
在后方勤务部门中，如供给、卫生、兵站等部门，以为后方勤务政治机关的工作是静的工作，前线上的战事可以不问，这也是错的。比如说，弹药供给与制造，是与前线上每一战斗有不可分离的关系，加速弹药的制造与供给，是供给部门的政治工作，要给以绝对保证的。仅此一例可以证明，后方勤务机关的政治工作，是不能脱离前线战争的。我们要环绕在整个作战计划的周围，来实施部队的政治工作。
政治工作的任务，是巩固红军，提高战斗力，保障命令的执行，为党的路线而斗争。说到怎样保障命令的执行，在我们的有些基干兵团尤其是各独立师团中，对命令的执行，非常不能令人满意，常常打折扣。我们的政治委员负有保障上级命令执行的绝对责任，如果军事指挥员对命令不了解，或不执行，政治委员要向其解释，监督其执行。可惜得很，我们有些政治委员亦不执行命令，这是更坏的现象。政治委员是党和苏维埃的代表，要保障命令的执行。那种相反的不执行命令的政委，要受到军法上最严厉的制裁，要开展无情的斗争，再不容许有这样的现象继续存在。自然，我们的政委只有对新的现代的战术也应力求了解，才能更加有力地保证上级命令的执行。因此，我们要求政治委员、政治工作人员一方面要有无产阶级的坚定性，保障命令的执行；一方面要学习军事，学习新的战术；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第二，我要讲讲政治工作要保障每一战斗胜利的问题。上面，我已说到，在敌人采用新的战略战术的时候，使我军在战术要求上及战斗动作上，有大的改变。过去我军时常放弃某几个战略上的要点，而集中力量来消灭某一处的敌人，一二三次战争是这样，即东黄陆战役也是这样。这是因为敌人那时进攻的部署是这样，一处失败便一齐退。三次战争时，敌人曾经深入到兴国、胜利〔2〕，但一处失败后即全部撤退。这种办法在五次战争中是不能用了。敌人改变了作战部署与战术，用“围剿”的办法，采用堡垒政策，企图缩小我们的苏区。敌人在决战方面亦不是猛进，而依靠着堡垒步步进攻。我军有时集中兵力要与敌决战，而敌人会躲避这个决战，所以要灵活使用我们的主力，能在许多方面钳制敌人，阻止敌人，扰乱敌人，分散敌人，疲惫和瓦解敌人，求得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来保卫苏区。过去三个月来，我们有着很大的成绩，在《红星报》上已经说到，这里不再说了。
过去我军各个主力兵团，时常集中在一起来做政治工作、训练，等待好机会，抓住敌人的弱点打一仗，捉几个师长，缴几千几万支枪，俘虏几千几万人，然后又休息，又训练，再转移阵地，等待再一次的好机会。近三个月来，政治工作不是这样安然地做去，现在我军有时在堡垒中，守备钳制敌人，敌人亦在堡垒中对峙，在很短的距离中，有时敌人袭击我们，或者我们袭击敌人。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政治工作是非常紧张的，在守备部队中，要增强其守备的信心，提高其独立作战能力，在突击部队中又不同。政治工作要适应这些变动的情况，就要有高度的机动性、紧张性。有时守备队变成突击队，突击队又变成守备队，这样的政治工作必须非常机动、灵活、紧张、迅速。这是今天红军政治工作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