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我们抗战的政略与战略
在抗战到底的国策下，我们的政策是：
1、持久抗战——时间；
2、全面战争（全民战争）——空间与人民；
3、争取主动——自力更生，主动外交。
在此政策下的战略方针：
1、持久战——击破敌人的速战速决、速和速结；
2、消耗战——击破敌人的争取优势、争取上着。
但持久战不是拖下去，而是打下去！消耗战不是自己乱拼，而是消耗敌人！
（三）我们三期抗战的政略与战略重心
1、展开全面战争——动员全体人民，动员前后方，动员全线，使用全力，统一意志，统一力量。
2、重视敌后——政治重于军事，精神重于物质，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宣传重于作战，民众重于士兵，节约重于生产。
这是一个斗争、一个长期的斗争、艰难的斗争。针对着敌人的新政策，委员长二十八年四月十七日广播说：现在是抗战剧烈千金一刻的时期，不容我们再作任何的空论空想，不容我们荒废一分的光阴和精力。委员长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他认为：越到接近胜利时，我们的环境必然更艰难、更困苦、更危险。因此，我们必须以具体的斗争与敌人进行剧烈的抗战，不容他的企图实现。
（四）展开各方面斗争——展开全面战争与重视敌后
1、精神方面的动员——这是基本的。委员长说：我们这一次抗战，要击退敌人，要建国成功，一大半要发挥我们民族每个分子的精神力量。怎样进行精神动员？委员长又说：我们应该针对着当前的强敌，正视国家的艰危，严重反省我们的责任，切实检讨我们一切缺点和弱点，一方面迅速确实地来改造自身，以身作则，同时，提挈着我们全国的同胞，帮助我们还没有省悟的同胞，唤起我们一般知识水准较低的同胞一致奋起，改正醉生梦死自暴自弃的生活，养成奋发蓬勃积极进取的朝气，革除苟且偷生、阳奉阴违的习性，打破自私自利、投降屈服的企图，纠正纷歧错杂误国自误的思想，紧张我们的情绪，统一我们的行动，使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充实起来，集中起来，真正做到举国一致的精神总动员，发挥这个“至大至刚”的精神力量，来完成我们这一辈继往开来千载一时的使命。
据此，精神总动员的具体工作应该是：
（1）反对妥协投降的企图；
（2）反对苟安和平的习性与生活；
（3）反对违反抗战建国利益的错误思想；
（4）反对只说不做的空谈与脱离抗战实际的空想；
（5）实行精神总动员与国民公约之宣誓；
（6）发扬民族文化与优美传统；
（7）唤起民众——面向而且着重于广大的还没有省悟与知识水准较低的民众；
（8）加紧团结——对准强敌，正视国难，反省责任，检讨错误。
2、军事方面。
（1）正面战斗——以运动战为主，避开正面决战，给敌步步杀伤，与敌对战对攻。
（2）后方准备——以造成阵地战能力，建立国防军，使之机械化、近代化。
（3）敌后深入——以游击战为主：
①建立战略外线之游击根据地；
②部队的组训——以政治工作为主，造成人人是战斗者也是政治工作者；
③战术的活用——纠缠作战，决不退出，积小胜为大胜；
④技术的准备——如射击、爬山、泅水、跳跃、爬行、水战、骑兵战、夜战、爆破、火攻、拆卸机器、开汽车汽船、划船、伪装等。
3、经济方面。
（1）积极生产——自给自足：
①建立重工业基础——军事工业、铁矿生产、化学工业等——在各战区应特别注意收集材料，保护机器，开发原料。
②发展后方交通——各战区亦应有后方，前线亦应开辟小道。
③发展小手工业——各省各地都应做，广泛做，按地方条件做。
④增加农业生产——要依各地情况自做，并由部队协助。
⑤提倡合作事业，要做成官督民办。
（2）节约运动：
①抵货要成运动，要普遍彻底，一切可疑外货均不用；②大量用代用品；③难买者节用；④可省者又买不到者不用。
（3）破坏敌人经济：
①封锁要有条件、有配合，重检查与群众的发动；
②破坏交通，要经常彻底；
③破坏矿山工厂，要成为必要工作；
④不用伪券，不缴捐税，不卖给敌人粮食原料，要成为家庭运动。
4、政治方面。
（1）巩固自己：
①统一领导——避免重复，减少层次，减少手续，贯彻主张；
②健全地方——健全县政，改善保甲〔9〕，加强乡政，训练四权；
③恢复与保护战区地方政权；
④肃清汉奸与争取两面派。
（2）破坏敌人：
①推翻敌伪政权——分化之，各个击破；
②瓦解伪军——不使成军，不使扩大，不使起作用；
③动摇敌军——由愿战而反战；
④争取朝鲜、台湾人民。
（3）扩大阵线：
①加强国际活动；
②促进集体制裁。
国际的结合要从原则上来认识：
①原则相同、利害相同，才易结合；
②不能舍己从人，投井救人，故国际同情援助是有限度的，但也是能增长的，主要的要看我们自己努力。
5、争取胜利的前途。
（1）斗争的重心在敌后，在不让敌人利用我们人力、物力、财力来打我们；
（2）斗争的方面在全面，也不让敌人转入不战不和的阶段；
（3）要争取我们胜利的相持阶段，准备反攻，转弱为强，反守为攻，转败为胜，达到我们政略战略的要求；
（4）但这是持久的长期的——我们要坚持；必须是全面的全民的——我们要发动；必须是主动的自主的——我们要争取，并且要经过困苦艰难险阻，我们不仅要忍受困苦（仁），而且要克服困难（智），不怕险阻（勇），才能达到最后胜利。
【出处】
根据一九三九年《国民公论》第一卷第十二号刊印。
【注释】
〔1〕一九三九年四月中旬，周恩来在湖南衡山视察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于十八、十九日为训练班学员讲中日战争的政略与战略问题。这是讲话大纲，曾发表在《国民公论》第一卷第十二号，题目是“中日战争之政略与战略问题——一个报告大纲”。
〔2〕明治大帝，指日本明治天皇。一八六七年即位，次年改元明治。在位期间对内推行有利于资本主义的维新改革，对外发动甲午战争（一八九四——一八九五）和日俄战争（一九○四——一九○五），侵占中国领土台湾，吞并朝鲜，使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
〔3〕甲午战，指一八九四年（农历甲午年）发生的中日战争，也称甲午战争，这次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者蓄意挑起的。由于清朝政府的腐败以及缺乏坚决反对侵略的准备，中国方面遭到了失败。一八九五年，清朝政府和日本订立马关条约，中国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后来在俄、德、法三国干涉下，日本同意由清政府偿付白银三千万两“赎还”该半岛），赔偿军费银二万万两，允许日本人在中国通商口岸开设工厂，开辟沙市、重庆、苏州、杭州等地为商埠。
〔4〕“以华制华”见本卷第183页注〔4〕。
〔5〕“九一八”，指九一八事变。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驻在中国东北的所谓关东军进攻沈阳。中国人民习惯上称日军这次侵略行动为九一八事变。事变发生后，驻沈阳及东北各地的中国军队（东北军），执行蒋介石的不准抵抗的命令，使得日军得以迅速地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
〔6〕伪满，指满洲国，是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后制造的傀儡政权，一九三二年三月在长春成立，扶溥仪为“执政”。一九三四年三月称“满洲帝国”，“执政”改称“皇帝”。一九四五年八月，随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而摧毁。
〔7〕七七事变，见本卷第163页注〔21〕。
〔8〕委员长，指蒋介石。
〔9〕保甲，指保甲制，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管制和压迫人民群众的基层政治制度。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国民党政府在河南、湖北、安徽三省颁布了《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七日起，在国民党统治的地区，一律推行这种制度。保甲的编组，以户为单位，若干户为甲，甲设甲长；若干甲为保，保设保长；若干保为联保，联保设联保长。
二期抗战的重心〔1〕（一九三九年五月三十一日）
【正文】
全国同胞们：抗战将近两年，二期抗战也进行了半年多，目前抗战形势究竟怎样，这是大家急于要知道的。但为要了解目前抗战形势，必须先弄清二期抗战的重心究在哪里。依我的见解，二期抗战的重心是在敌后，不论从敌我及国际哪一方面来看，二期作战的重心都在敌后。武汉陷落以后，敌人指出新阶段的战争是建设战争，这证明重心是在敌后。我南岳会议〔2〕最高统帅的指示，如“政治重于军事”、“民众重于士兵”、“宣传重于作战”、“精神重于物质”、“节约重于生产”等等，以及决定以几分之几的人力、兵力、财力深入游击区域，也都是重视敌后的明证。在国际方面，他们认为我们失去这样多的大城市，还能不能继续抗战，尤其是在沦陷的区域中，敌人能不能利用我们的人力、物力、财力来补偿他的损失，来打我们。这种关心，也正是重视敌后。我们看，假使一期作战敌我争夺的重心是在正面，那么，二期作战敌我争夺的重心便在敌后。因为一期作战，敌人的目的是在以其强盛的兵力求得速战速决，从正面压倒我们，不图打了十五六个月，敌人消耗兵力六七十万，并不能歼灭我们主力；占领了我们许多城市及交通要道，分散兵力过百万也并不能控制我们；尤其是我们战斗意志并不因屡屡撤退而丧失，反而愈打愈强。敌人速战速决的方针既归失败，于是进而便以诱降的手段，发表近卫声明〔3〕，企图速和速结。这个声明虽然勾引了卖国贼汪精卫〔4〕的响应，但禁不住委员长〔5〕驳斥近卫声明的当头一棒，打得近卫下台，精卫显露了卖国投降的原形。速和速结既又失败，敌人知道即使再进占两三个大的城市，也不能歼灭我们主力，更不能解决战争，但敌人的兵力却会更加消耗、更加分散，诱降的企图反会更加无望。要是决心进行长期战争罢，敌人又决没这个把握，兵力的不够、财力的不济、物力的缺乏、人心的厌战，都使日寇军阀决不能作真正长期战争的打算。
因此，这半年来，敌人的方针便转向以战养战，作战重心便转向敌后。所谓以战养战，便是企图拿中国的人力、财力、物力补偿他的损失，继续来打中国。以敌人的想法，假使将敌人占领的区域真正为敌人所用，则敌人今日所侵入的十四省区，的确是中国人口最密、物产最丰、财富最多、交通最便的沿海各省，以此资敌，当然敌人困难会减少，而我们困难会加多，敌我相持的条件，也会发生变化。但是，敌人是不是能如愿以偿呢？我们的回答是，决定于战斗，决定于各方面的斗争。我们现在看，敌人是怎样在进行以战养战企图的：首先，在军事方面，半年来敌人是“扫荡”重于进攻。敌人在华兵力，约三十六个师团番号，除南昌枣阳两次战役〔6〕敌人使用了五六个师团向正面推进外，其他约百分之八十五的兵力都使用在敌人占领区域之防卫与“扫荡”。所以这半年来，我们在正面只看到南昌枣阳两次较大的战役，而在敌后则敌之“扫荡”战与我之反“扫荡”，几乎到处都有，从华北到华南，每天都在血战。次之，在经济方面，敌人是开发重于封锁，建设重于破坏。这半年来，敌人自兴亚院〔7〕成立之后，尽力企图经营在华占领地区的经济，如恢复工厂、矿山，收买原料、粮食，推销仇货，发行伪币，建设交通、海港等等，都是想从中国来补偿损失，维持战争。再次，在政治方面，敌人已知南北傀儡政权全无作用，故极力勾引汪精卫，企图由汪来组织伪党伪政府来分化我国。最近汪逆精卫跑到上海去，组织所谓“世界和平会”，即是这种叛国逆谋的具体步骤。另一方面，敌人还企图勾引吴佩孚〔8〕组织伪军，以中国人来杀中国人，但吴佩孚究竟胜过汪精卫，至今不屈，于是日寇不得不利用落伍军人、土匪、流氓来组织皇协军、绥靖队这些不堪一击的伪军。更次，在精神方面，敌人是欺骗怀柔已渐渐重于残暴屠杀。作战近两年，敌人已知其残暴政策只能增强我国人更大的同仇敌忾，决不能压服我国人心。因此，敌人乃不得不提倡对华新认识。但不管怎样，仍然是建设东亚新秩序、东亚意识、东洋思想、共同防共那一类话。以上这一套法宝，便是敌人重视敌后以战养战的具体计划。
计划实施的效果怎样呢？我们可以说基本上半年来敌人并未达到他以战养战的预期效果。扫荡战因愈扫荡而兵力更散，更加无力进攻。经济开发遇到我们抵制封锁，“建设”遇到我们破坏，收效也就会极微。汪精卫叛迹愈著，他的欺骗作用也就愈小，死期也就愈近。精神欺骗，只要我们随时揭穿，警觉着大家不要上当，则“和平便是投降”、“反共即是灭华”的至理名言，将永远为我们抗战的戒条。并且汪精卫叛国的勾当做得愈多，敌人的一切阴谋诡计也愈易暴露，愈难收效。即使过去敌人有一些收获，也都因为我们自己有些弱点，有些缺点，并非敌人之强所致。我们要知道，一期作战敌人还凭着他自己的国力来进攻我们，故我们当时在争取主动。现在二期作战，敌人要利用我们的人力、物力、财力来打我们，其主动已操在我，只要我们努力，不让敌人利用我们的人力、物力、财力，则敌人便无法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而只有继续失败。所以我说，二期作战争夺的重心在敌后，便是这个道理。
认清这个道理，争夺敌后的方针便是广大发展游击战争，也可说是展开敌后的全面战争。敌后游击战争的任务有二：一个是建立游击根据地；一个是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建立游击根据地，不仅是军事任务，而且是政治上经济上精神上的任务。要与敌人展开全面战争和各方面的斗争，必须在敌后有根据地的建立，才能依靠那里的土地、人民和生产进行精神动员、武装斗争、抵制和破坏经济封锁、推翻敌伪政权、瓦解伪军、动摇敌军、恢复自己政权等等工作。没有根据地，便没有一定的土地、人民和生产，便无法与敌人进行长期的敌后争夺，而敌人以战养战的危险便会增长。所以，变敌后为前方，必须以建立游击根据地为最具体的要求。消耗敌人有生力量是游击战争的直接任务，游击战不拒绝在必要时机袭占敌人占领的大城市，不反对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力量消灭敌人主力，但经常的任务是在不断地杀伤敌人、破坏敌后，只要我们深入敌后的作战部队不断地消耗敌人，则积小胜成大胜便是今天的战略任务。假使我们在敌后创造出一二十个游击根据地，每一个根据地像五台山、中条山一样牵制敌人四五万，则二十个根据地，我们可以牵制敌人侵华的全部兵力。假使我们每一游击部队平均每天能消灭敌人十个，则全国有一百个这样游击队，便可消灭敌人一千，一年便可消灭敌人三四十万。敌人最基本的弱点是兵力不够，怕损失。我们如能牵制敌人向后，而又消耗极大，则变敌后为前方、积小胜成大胜的战略方针，可完全达到成功，争夺敌后的任务，也可完成大半。重心认定，二期抗战一定可进入有利于我的相持阶段，以争取最后反攻的到来。因此，我们今天的要求是全国最好的兵力、最优秀的人才，都应该深入敌后，争夺敌后，在那里去建立根据地，到那里去消灭敌人，以争取二期抗战的胜利！
【出处】
根据一九三九年群众周刊社出版的《群众》第三卷第五期刊印。
【注释】
〔1〕这是周恩来一九三九年五月三十一日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发表的广播讲话。
〔2〕南岳会议，指南岳军事会议。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湖南衡山召开军事会议，国民党军第三战区和第九战区的司令长官、集团军总司令、军团长、军长、师长等二百余人出席，蒋介石亲自主持会议的开幕式并致词。会议内容主要为：总结第一期抗战的得失，研究整军、建军方案，制定第二期抗战的作战指导方针，重新调整各个战区，设立战地党政委员会等。但是，实际上会议并未制定出对日作战的正确方针，自然也不可能改变国民党军在军事上的被动局面。相反，南岳军事会议后，国民党政府却日益采取对日消极避战，以求保存实力，同时积极推行反共、限共的错误政策。
〔3〕近卫声明，指第二次“近卫声明”。一九三八年十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改变对国民党政府以军事打击为主的方针，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企图以此结束侵华战争。同年十一月三日，日本内阁首相近卫文麿发表关于对华政策的第二次声明，放弃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第一次“近卫声明”中“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立场。声明说：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同日，近卫文麿还发表了对声明的解释，对国民党政府多方诱降。
〔4〕汪精卫，曾任国民党副总裁、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九日逃往河内，同月发表“艳电”，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开除其党籍。
〔5〕委员长，指蒋介石。
〔6〕南昌枣阳两次战役，分别指南昌战役和枣阳战役。南昌战役是抗日战争中期中、日军队在南昌地区进行的攻防战役。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七日，日军为确保武汉安全和切断浙赣铁路，由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四个师团越过修水进攻南昌。二月二十七日，日军经过激战而占领南昌。四月二十一日中国军队集中二十个师的兵力，在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指挥下实施反攻，但屡攻不克。五月九日，蒋介石下令停止进攻。枣阳战役，即随枣战役，是抗日战争中期中日军队在鄂西北地区进行的战役。一九三九年四月三十日，日军为确保武汉安全，由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三个师团和一个旅团向随县、枣阳、桐柏一带进犯。中国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约十六个军与日军激战，枣阳、南阳、桐柏均失而复得。至五月二十三日，双方恢复原有态势，沿襄河一线对峙。此役毙伤日军一万三千余人。
〔7〕兴亚院，成立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是日本近卫内阁直辖的殖民侵略机构。总裁由日本首相兼任，副总裁由日本外相、藏相、陆相、海相兼任。设第一部辖政治，第二部辖经济。其分支机构设在北平、上海、青岛、汉口、广州、厦门等地。各地汉奸政权要受兴亚院联络部及日军司令部的双重监督。在经济侵略方面，兴亚院在北平设有“北支开发会社”，华中设有“中支振兴会社”，其下尚有很多大小生产会社，在兴亚院联络部指导下，负责工商统制和经济开发。金融方面，在北平设立“华北联合准备银行”，在上海设立“储备银行”，作为财政调度的核心机关，其发行的纸币，分别与日币规定兑换率，将占领区划分南北两部分，不准货币交流。
〔8〕吴佩孚，原北洋军阀直系首领之一，一九二七年被北伐军打败。九一八事变后，曾以个人名义通电声讨爱新觉罗溥仪投靠日本侵略者在伪满洲国执政的罪行。一九三五年，拒绝日本侵略者要其牵头搞所谓“华北自治运动”。一九三七年，日军占领北平后，拒绝出任维持会长。一九三八年，日本侵略者引诱他出任全国性汉奸政府的首脑，他提出要日本从中国撤军等条件，因而没有出任汉奸职务。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四日，因牙疾由日本医生开刀，当日猝死。
敌人侵华政策的战略方针〔1〕（一九三九年六月六日）
【正文】
敌人侵略中国的战略方针是什么？没有问题是根据他的政策来决定的。我们说到战略方针的时候，不必说到历史阶段，只说现阶段，从七七事变〔2〕日本展开全面侵略战争后，这一阶段的战略方针是什么？开始是速战速决，这个战略方针是要求迅速压迫中国投降屈服。从军事上来看，要实现这个战略方针必须根据三个条件：第一是要歼灭我们的主力，第二是占领我们的土地，第三是丧失我们的作战意志。
日本实现这三个条件的情况怎样呢？我们来看一看日本强盗实现第一个条件——歼灭我们的主力，依靠什么办法呢？照一般的战斗定律是要包围对方、迂回对方，把对方的主力歼灭。然而日本不可能使用这方法，自从开战以来，日本就不愿拿出很大的兵力一下子把中国压倒，而是逐渐地增加、逐渐地消耗。这是日本很大的一个致命伤，按照军事的眼光看，这是不应该运用的方式。譬如，在上海战争〔3〕的时候，日本不拿十几个师一下子压倒中国，而开始用几个师团，然后增加五个师团，然后七个师团，最后十一个师团、十三个师团。大家懂军事的晓得，逐渐增加必然要逐渐被我们消耗。在任何时期，日本的兵力总是不到十二个师团，为什么用这样的方法打仗呢？这是日本一个基本的弱点，就是本钱小，舍不得。它跟本钱很大的东家对赌，它的这个东家中国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它只有七千万，就一注一注输下去，是这样一个战争，也是这样一个赌博。这是日本不可挽救的弱点。
日本军队用到中国战场上的，虽然现在有三十六个师团，可是在开始的时候它决没想到要用三十六个师团，然而实际上却是遇到中国顽强的抵抗，损失了六七十万人。我们假定说，日本在开始一下子拿三十六个师团全到中国来，当然一方面它不可能，可是另外一方面，真是这样做的话，那会相当使我们持久抗战发生困难。正因为日本没有这样做，不会用歼灭的方法来消耗我们的主力，像欧战〔4〕时的凡尔登战争〔5〕一样，所以它不得不用逐渐增加、逐渐消耗的方法。以上海一战来说，这样一注一注增兵想要压倒我们是不可能的。敌人为实现这个战略战术，即采取正面火力的杀伤来消灭我们、歼灭我们。拿正面火力杀伤我们，虽然在第一期抗战中间，譬如上海的战争，我们的死伤很大，然而这是因为我们没有注意，稍为加以注意，我们就可以避免那么多人被杀伤。到徐州会战〔6〕的时候，我们能够机动，损失很小，相反的还得到了许多胜利。在华北战争后期，我们能够用运动战，避免了大的死伤，而且得到了胜利。特别在武汉会战〔7〕的时候死伤对比减少了。上海战争的时候，中日伤亡的对比是五比一；徐州会战是三比一；到武汉战争时候，已经达到二比一。至于游击战，更可以收到相反的比例。这就说明我们这一种机动地发展可以避免主力被敌人歼灭，而敌人更遭失败，所以虽然武汉撤退、广州失守〔8〕，然而我们的主力并没有被敌人消灭，而且以后也更难被消灭。在武汉撤退、广州失守以前，我们有很大的城市给敌人包围着，我们不能不拿几十个师的兵力去保卫它们，虽然我们预料到这些大城市终必不保，然而我们的目的是削弱敌人。但是，现在二期抗战没有这样大的城市要保卫，同时一期抗战中敌人歼灭我们主力的政策也失败了。因为二期抗战当中，他即使拿下我们的一些城市，像长沙、兰州、梧州、南昌，甚至于拿下西安、南宁，也不会变更我们的战局。我们不需要拿举国之兵去保卫城市，并且交通也割断了，也不可能用这许多兵去保卫城市。所以，现在敌人要想歼灭我们是连机会都没有了。
我们再看第二个条件，日本占领我们土地用什么办法来实现。一般地说，打仗占领对方土地，最好是占领全国，使对方没有办法继续打仗，没有力量继续打仗，例如德国在普法战争〔9〕中，一下子把巴黎占领了；欧战时候，德国把比利时占领了，比利时也就完了。但是中国不是比利时，日本不断地吞并，两年才得到多少地方？中国也不是法国，法国就是巴黎，巴黎就是法国，巴黎有四百万人口，法国的一切经济政治中心都在巴黎，中国不是这样。中国也不是英国的伦敦，伦敦有七百万人口，差不多大英帝国就是它。中国的武汉、广州、南京、上海、徐州、天津、北平，现在是那些地方被占领了，而不是中国被占领了。日本虽然占领了中国的一些土地，但是日本没有办法把中国吞下去。
日本占领中国土地的方法是什么？它不得不靠夺取大城市，加上军事战术。日本在中国夺取的土地、占领的土地，还仅仅是大城市，交通要道、沿海、沿铁路、沿公路的城市，加上几条铁路、公路。这当然不是中国全部的土地，不仅不是中国的全部土地，而且也不是全国沿海的土地。单靠这些土地，并不能够决定对中国的占领，中国不仅有广大的并没有动的土地，就是在那些沿几条铁路的四个地区，仍有百分之七十的土地在中国人民和军队手里。假如整算起来，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地方在中国人手里，在跟日本作战。所以，日本单靠占领中国的城市、交通要道不能够解决问题。
日本补充的办法是经济封锁，把沿江沿海的口岸封锁起来，使中国不能够得到外国商品输入，中国的商品也不能够出口。日本包围中国、割断中国交通，一般地说，开始的时候这办法也不能实现它的目的。日本封锁中国的经济恰恰封锁不住，中国还有西北、西南的交通——西北的陆路交通、西南的海路交通。粤汉路〔10〕断了，商品可以走海路。日本没有办法把中国的西北、西南封锁起来。而且日本自己也忍不住，因为把中国沿海口岸封锁住，固然别国不能把东西运进来，中国的土货不能运出去，可是日本也就不能够跟中国买卖。这是割断中国交通的定律，也没有什么奇怪。固然可以像欧洲大战时一样偷买，可是一般地说，是能够封锁住的。但是日本不能够这样做，假如日本跟中国停止买卖，日本的经济来源就感缺乏，日本就要饿死。日本是依靠跟中国和别国交商才不会饿死，所以日本不能不跟中国保持通商的关系，以使许多的口岸商埠还是在通商。大家晓得，像温州、宁波、汕头、福州等几个商埠都是在通商的。固然通商对日本有利，可是中国都能够运用这些口岸，进出口自己需要的东西。因此，日本占领土地的办法，也就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中国还有很多地方在抵抗，经济还能够不受封锁，而且还在自己生产，坚持这场战争。
第三个条件，就是日本要丧失我们的战斗意志。它靠以下办法实施：
（一）制造傀儡政权，特别南方各地的维持会、维新政府等等。然而一直到现在这些政权的作用还没有多大，真正跟日本跑的还没有多少。上海有一个维新学院的学生在津浦线〔11〕各地调查，他得到的材料，维新政府底下的老百姓有三十多万，在游击队统治底下的老百姓有二十多万。所以，傀儡政权的状态，华北是如此，长江流域也是如此，成效不大。
（二）要孤立我们，使我们失掉世界上的帮助。这样一个孤立我们的政策，当然也没有达到目的。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我们并没有孤立，各国对中国的援助还是在增加着。
（三）散布和平空气，要使中国人民厌恶这场战争，要求和平。对这种活动，虽然有一部分抱幻想的人，然而总的趋势说，一直到武汉陷落这样大的打击之下，投降的空气还没有使中国乱起来，并且日本反受了打击，特别是汪精卫的活动，在当时没有闹起大的波浪，日本反受了大的打击。但是，日本强盗不会放手。虽然是挑拨离间，企图使我们内讧，然而这一着也还没有怎么得手。到今天也没有动摇我们抗战的基本政策，挑拨我们内哄这个侵略政策却促进了我们的团结。所以，从第三个办法上，日本也没有得到这样一个结果，即人民不愿打仗。
相反的，我们的军队是愈打愈强，我们的人民是愈抗愈坚。人民的觉悟增加，抗战的势力增强，大家听到我们抗战胜利就高兴，听到我们内部有摩擦、傀儡活动，就愤恨，就是这个证明。
因此，按照战争的眼光来看，要达到速战速决的战略要求，假如在刚才所说的三个问题上不能够解决得好，当然就没速战速决的可能。所以，我们说日本速战速决战略方针失败了，是根据这样分析得来的，也就说明一期抗战结束了。在广州失守、武汉撤退以后，我肯定地说一期抗战是完结了。当然或者有同志问，在《论新阶段》〔12〕中，说在第一个阶段的战争是代表敌人进攻，我们防御。但是敌人今天的进攻并没有停止。事实上敌人进攻南昌，南昌丢了，并且他还想企图进攻长沙、梧州、南宁、西安，但是我们不能够进攻日本。这就是说，第一个阶段并没有结束。我想问题不能够这样机械地解释，说第一个阶段结束，敌人的进攻就完全停止了。我们要从基本的象征来看，代表第一个阶段敌人的战略方针是速战速决，速战速决今后是不可能实现了，所以说第一个阶段的战争结束，也就是一期抗战结束。因为中心只是说明敌人今后再占领某些城市，也不能够解决战争。这里就要总结敌人在一期战争中第一个阶段中为什么失败，有下面几个原因：
（一）日本对于我们的估计错误，对于自己的基本认识不够，总起来说，就是敌人认识的错误。敌人把中日战争看得太容易，他侵略中国有四十多年的经验，自以为可以完全懂得中国了。可是，从西安事变〔13〕起，一直到一期抗战结束，敌人处处估计错误，他企图实现的希望没有实现。敌人不懂得“九一八”的炸弹〔14〕使中华民族预知了他变化的方向，西安事变的发展使中国获得了和平统一的胜利。敌人没有懂得战争的烈火使中华民族在抗战中锻炼了、生长了。这是日本没有想到的。日本以“九一八”以前的情况来看中国，以七七事变以前的情况来看中国，所以处处估计错误，政策算错，军事算错，不懂得中国的军队是愈打愈多、愈打愈强。经济上算错，不懂得中国的农业和小规模的生产能够支持这场战争。精神上估计错误，不晓得中国全民族抗战的意志坚强了，中华民族自信心增加了。这些都说明日本认识的错误。
同时，日本也有对于自己的认识错误，没有想到这场战争是比较长期的战争。没有认识到在长期战争中要这样大的消耗。没有认识到它的军事上有这样大的弱点，这就是自大。完全没有认识到，这是一个原因。
（二）第二个原因，就是敌人方面有许多弱点。总结刚才所说的，我们可以看出像《论新阶段》上所说，日本虽然是强国，人很少，本钱不大，敌人又多，舍不得使用他们的本钱。我们虽是一个弱国，我们人口多，本钱大，我们只有一个敌人，我们可能牺牲，舍得牺牲。敌人要保留他的力量，所以他牺牲不容易补偿；我们舍得牺牲，所以我们还能够继续战斗，不会丧失战斗的意志。同时敌我强弱的对比是变化的，结果造成中国在变化中发展，造成敌人速战速决的失败。
（三）在经济上敌人不能够长期支持，因为我们是农业国，能够长期支持。这一个特点，许多人看不清楚，不仅日本不认识，就是欧美的人民也不认识。所以，在我们抗战初期失掉许多大城市的时候，欧美朋友非常担心，感觉到我们不能够支持。恰恰在大城市失掉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支持，这是敌人不懂得、欧美朋友也不懂得的。我们是半殖民地的国家，农业还没有大的发展，我们还可以靠农业来支持，倒转来说，日本是工业国，假如它消耗多了的时候，它很难坚持下去。在欧美认识中间，我只看到德国的一家杂志上，有一篇文章发挥了这个观点，它从军事的眼光上来说明，中国地大这一个特点使战争性质在中国有许多改变。在许多欧美朋友中间，这是一个特见。
在中国，当然毫无问题，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说得很清楚，半殖民的中国，地大，物博，人口多，而日本强盗是一个小国，人口少，彼此战争的性质的确是改变了。就是说，这场战争不仅政治上不同于欧战——这场战争是侵略国同被压迫的半殖民地的国家的战争，一方面是民族解放，一方面是侵略政策，这是政治上的不同；就是军事上也不同，在这一点上有许多人只承认政治性质不同，不懂得军事性质也有改变。毛泽东同志提到的这个问题，他讲一般的军事性质，指出是持久战。但是，我们同时会懂得，中日战争的持久性也不同于欧战的持久性。欧战的持久性，是开始的时候德国的武力压倒法国，整个进入法国境内；以后英国美国加进来，造成兵力相持的对立；以后联军方面军事一天天加强，德国一天一天地减弱，这正是欧战三个阶段持久的形式。可是，中日战争的持久战所表示军事上的性质，所表示的特点，按毛泽东同志的报告所说，我们是半殖民地抵抗的革命战争，特别发挥相持阶段上，也就是说发挥全面战争的性质，不但是军事方面，而且是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斗争。在军事性质上说，不单是靠正面的战争，而且靠敌后的游击战。我们的战线，不仅是正面，而且是在敌人的背后，不仅是内线，而且是外线。这些政治上的特点、军事上的特点，说明了速战速决不能解决问题，不能解决中日战争的问题，也说明了战争的性质决定是持久战不是速决战了。
（四）敌人在这场战争中表现出是一伙极其野蛮的残酷的强盗。敌人不但是帝国主义强盗，而且是封建性的强盗，所以表现的弱点特别多。在一期战争中，日寇奸淫掳掠烧杀的野蛮和残酷，可以说是任何时代的战争史上找不到例子的。不仅这样，同时反映在日本军队内部的腐败、堕落、无耻，也是近代战争史上找不到先例的。日本军队压迫中国，单拿发洋财来说也是找不到先例的。譬如，外国人来旅行的时候，到处要出钱，在天津一站要花一百块钱，到北平又要花钱，到丰台、到保定非拿钱不可，而且这钱拿去后，没有收条。在满清、北洋军阀时期，所受的贿赂也不会这样多。日本军人发的洋财也就在中国荒淫无度地花了，在天津、上海，旅馆里住的以日本人为最多。甚至于日本军人不敢存钱在日本银行里而存在中国的银行，因为恐怕国家发现而没收。所以，日本这种军队还怎么能够持久作战？怎么能够保证长期的战争取得胜利？而且这批军队将来回到日本国内去又会怎样？上海战争结束后，士兵回去造成了日本二二六事变〔15〕。这情形很难使它的士气提高。日本这种野蛮、残酷的侵略政策，使得我们中华民族更加同仇敌忾，敌人的压迫更加增强了我们抵抗的决心。我们在精神方面进一步觉醒，也使得日本速战速决不能够实现。
以上这四种原因，即从敌人认识上的错误，从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与发展，从战争的性质，从敌人精神上的致命弱点，都说明决不是速战速决的方针能够解决问题的。速战速决方针的失败，加上侵略战争的基本错误，就必然使日本帝国主义彻底失败。
【出处】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记录稿刊印。
【注释】
〔1〕这是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南方局举办的训练班上所作《关于目前抗战形势及任务》报告的第二部分。
〔2〕七七事变，见本卷第163页注〔21〕。
〔3〕上海战争，指淞沪战役。见本卷第61页注〔2〕。
〔4〕欧战，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即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帝国主义国家两大集团同盟国（德、奥、意组成）和协约国（英、法、俄等组成）之间为重新瓜分世界而进行的战争。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奥国皇储斐迪南在萨拉热窝被刺，成为大战的导火线。七月奥国进攻塞尔维亚，八月德、俄、法、英参战。日本也向德国宣战，出兵占领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山东。随后意大利从同盟国转到协约国，美国、中国等也参加协约国（一九一七年）；土耳其、保加利亚则参加同盟国。战火遍及欧、亚、非三洲，以欧洲为主要战场。至一九一八年，同盟国集团逐渐不支。九月土、保、奥先后投降，最后德国也被迫投降，于十一月十一日签订停战协定。大战遂以同盟国集团的失败告终。这次战争历时四年零三个月，参战国家三十三个，卷入战争旋涡的人口在十五亿以上，死伤三千余万人。结果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开始削弱，但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并未解决。俄国爆发了无产阶级革命并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
〔5〕凡尔登战争，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进攻凡尔登法军阵地的战役。德军在此役中的失败，使同盟军在西线失去了作战的主动权。
〔6〕徐州会战，是继淞沪、太原会战之后中国正面战场又一次大的会战。自一九三七年底至一九三八年五月初，双方均投入数十万兵力，历时四个多月。在此次会战中，日军虽打通了津浦线，扩大了占领区，但其妄图打击中国军队主力、挫伤中国军民抗战意志的目标却未能实现。中国军队的防御作战和主动转移，达到了一定的战役目的，为部署尔后的武汉保卫战赢得了四五个月的宝贵时间，打破了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计划。特别是台儿庄大捷给了日军以有力打击，歼灭日军一万余人。周恩来对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三月下旬，白崇禧奉命前往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行前，白崇禧邀周恩来商讨对敌作战方针。周恩来对白说：在津浦线南段，已令新四军第四支队协同李品仙、廖磊两集团军，采取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联合行动，运动于辽阔的淮河流域，使津浦线南段的日军，时刻受到威胁，不敢贸然北上支援南下日军。在徐州以北应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白对此建议深加赞赏。此后，周恩来又派张爱萍以八路军代表的名义去徐州见李宗仁，劝李在济南以南、徐州以北抵抗日军，同日军打一仗。周恩来告诉张爱萍：“曾同白崇禧谈过此事，现派你再直接向李宗仁做工作。”张爱萍到徐州向李宗仁讲了几条：一是日本侵略军占济南后南下，孤军深入，骄兵必败；二是济南以南、徐州以北的地形很好，台儿庄一带都是山区，对我有利；三是广西军队是有战斗力的，北边有八路军在战略上配合，集中兵力打一个大仗，可以给日军一次沉重的打击。李表示这个意见很好，并要张转告周恩来。台儿庄大捷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凶焰，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必胜信心。
〔7〕武汉会战，参见本卷第138页注〔1〕。
〔8〕广州失守，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二日，日军为配合向武汉的进攻，集第二十一军四万余兵力在广东沿海大亚湾登陆。国民党军第四战区余汉谋部防守广东，虽兵力占优势，但事先未作防止日军登陆的部署；日军登陆后亦未组织有力的反突击，致使广州于十月二十三日沦陷，余汉谋部退守粤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