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余汉谋，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兼第十二集团军司令。
〔5〕琼崖游击队：这里指广东省琼崖人民抗日游击独立纵队，简称琼崖纵队，一九四四年春，由广东琼崖抗日游击队独立总队改编而成。这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组织和领导的、战斗在海南岛的人民武装。
〔6〕广、九，指广州和九龙。
〔7〕潮、梅，指广东潮州、梅县。
〔8〕潮、汕，指广东潮州、汕头。
国共谈判迄今无结果〔1〕（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二日）
【正文】
（一）梁〔2〕先生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国共关系已有改进，并将继续改进”。如果说去年十月国民党宣布了政治解决的方针而没有进行谈判，现在中共代表林伯渠〔3〕同志去渝以后才开始了谈判的话，这样说，关系是比以前有了一点微小的改进。可是，梁先生又说：“谈判了三个月之后，国共问题已经有一部分解决了。”我可以负责声明，任何一个具体的即使是最微小的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举例如我们要求政府恢复渝延〔4〕间、西延〔5〕间电台通信，释放各地被捕人员，停止在报纸上对中共造谣污蔑的言论等事，都未见有任何解决，更不用说停止封锁边区〔6〕、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等事了。
（二）梁先生认为，“根本解决问题困难很多”。又说，“政府的观点和共产党的观点事实上并无严重分歧。”这完全是一种给国内外关心两党谈判人士一种错觉的说法。实际，双方在解决问题的原则上，有着很大的距离。我们从西安事变〔7〕以来，即不断向国民党建议，只有立即实行民主，才能增强团结抗战的力量；只有循民主的途径，才能公平合理地解决国共关系与解决国内其他一切政治问题。我们拥护统一，是拥护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我们拥护蒋委员长与国民政府，是要求他坚决抗战与真正实行三民主义。这不仅是共产党一党的要求，而且是全国百分之九十九的广大人民的要求。但是，国民党统治人士与政府的观点，则完全两样，他们始终不愿意立即实行民主，至今仍坚持国民党的一党统治与限制、削弱和消灭异己的方针，用一种自大和武断的精神，只强调别人应无条件地拥护政府、拥护统一，而不许问这种统一是否对抗战民主团结有利。这就是现时双方谈判所以相距甚远的真正原因。
（三）梁先生又认为：“根本解决问题的障碍，是在中共党人一方面宣称他们有意合作，但事实不然，他们所作的事情和他们的说话相反。”梁先生此话完全与事实相反。国民党所希望于中共的，是实行其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所宣布的四项诺言〔8〕。七年来，我们已经切实地实行了，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这是有充分事实可以证明的。今年三月十二日我在延安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纪念大会的演说〔9〕中，已经详细地说到了这点。但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根本解决问题的障碍究竟在哪里呢？一句话，国民党统治人士及其政府始终固执其一党统治与拖延实行三民主义的方针，而不愿立即实行真正的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以保证战后和平，这就是解决问题的障碍所在。
（四）梁先生所说的过去三个月政府和中共的谈判经过，也与事实大有出入。林伯渠同志五月二日到西安后，即与王世杰、张治中〔10〕两先生作初步商谈。林提议以我在三月十二日演说的基本精神，即要在全国实行民主政治，要循民主途径公平合理地解决国共问题为商谈的根据，张、王不愿，张、王主张先就两党目前有关的军事及边区问题商谈。对于编军数目，林提出现在分散在各敌后游击区的正规军四十七万七千多人，都是久经对日作战有成绩的部队，请政府立即予以编整。为了使问题容易解决，请先给以六个军十八个师的番号，但张、王只主张编四个军十二个师。关于边区问题，张、王主张改为陕北行政区，直属行政院，实行中央法令。林提出区域及现行民主制度不变，实行三民主义。关于党的问题，林要求须予中共以合法地位，停止捕人，停扣书报，开放言论。关于敌后游击区的军事、政治、经济，服从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但一切都应按有利抗战的原则来解决。关于撤除边区军事经济封锁问题，张、王允先对于商业交通予以便利等等。西安谈话主要内容，就是如此。林与张、王最后一次会谈时，商定将历次会谈双方意见整理成记录，双方签字，各报告其中央以备参考，然后由两党中央作最后决定，这个意思已在记录上注明了。林就在这个记录上首先签字，但王、张未签。记录既系综合双方谈话的意见而成，显非林之一方意见，且又未经双方中央所批准，自更不能作为预备协定。这是稍具常识的人都能明了的事，而梁先生却企图指鹿为马，混淆听闻，实在令人遗憾。
（五）五月十七日，林伯渠同志偕张、王两先生飞往重庆。二十一日，我党中央即有复示给林伯渠同志，嘱其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二十条。其中主要内容，关于全国政治制度者三条：
一、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与保障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之自由。
二、承认中共及各爱国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
三、实行名副其实的人民地方自治。
关于两党悬案者十七条：关于编军，为委曲求全计，请政府目前至少给予五个军十六个师的番号，并给以给养、军火、医药等接济。关于地方政府，请政府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华南各抗日根据地民选政府为合法的地方自治政府。关于封锁和进攻我军问题，请政府撤销对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封锁与经济封锁，停止对敌后我军的军事进攻。关于盟国〔11〕援助问题，请政府对同盟国援助中国之武器、弹药、药品、金钱，应按正当比例分配于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此外，尚有请政府通令取消“奸党”、“奸军”、“奸区”等诬蔑与侮辱中共、十八集团军、新四军与各抗日根据地的称号，停止特务人员对中共、十八集团军、新四军与各抗日根据地的破坏活动，停止在报纸上对中共的造谣，释放各地被捕人员，停止对《新华日报》无理检查，恢复重庆、西安两办事处电台，允许两办事处工作人员有往来渝延间、西延间的自由及在该两地居住与购买生活物品之自由等等。该提案于五月二十二日送交张、王。张、王以条文如此写法，无异暴露国民党之罪状，而拒绝转呈政府。林为尊重张、王意见，转报我党中央请示。旋由我党中央复示，在文件上只写关于全国民主政治及编军、停攻、停封锁等十二条〔12〕，而把请求政府停止特务反共破坏活动等八条改为口头要求〔13〕，于六月五日送交张、王。张、王亦于同一时间将政府之提示案交林转告我党中央。但张、王仍拒绝向政府转呈我党提案，嗣经多日争执，张、王始于六月十五日复函称，已将我党提案转呈政府。按双方提案实有极大距离，在政府提示案中：一、关于我方所迫切要求解决的实行民主政治，承认各党合法，释放爱国政治犯，释放叶挺等被捕人员，撤销军事封锁与经济封锁，停止军事进攻，按比例分配盟国援华物资，停止特务活动，停止造谣诬蔑，恢复电台通讯，停止无理检查报纸，允许渝、西两办事处工作人员有走路自由及购买生活物品自由等项，一字不提；二、编军数目，只承认四个军十个师，且不顾抗战需要及敌后游击战争环境，要将十个师以外的数十万军队，“限期取消”，并要将十个师“限期集中使用”；三、对边区政府只要求实行国民党中央政府之法令，不提实行三民主义，不承认为抗日所需要并且已经实行大见成效的现行各项民主设施与民主法令；四、对各抗日根据地人民选举的各民主政府，要求交还久已离开该地不知何往的所谓“各省政府”接管，五、要求取消各抗日根据地为着抗日需要而发行的必不可少的地方纸币。
由于两党意见距离甚远，我党中央曾邀请张、王两先生来延安商谈。林伯渠同志要求回延安报告谈判经过，以便我党中央根据其报告，对于政府提示案作正式之答复。张、王则称现正在请示中。三个月的谈判经过，就是如此。而梁先生竟谓：“中共并未回答政府条件，反而提出十七条对案，经过修改后改为十二条，这些条件和三个月前在西安谈判所同意的有显著不同。”这完全不合事实。事实上，我方提案在先，彼方拒绝接受，我方为委曲求全计，将提案二十条改为书面十二条、口头八条，于六月五日交付张、王，彼方提示案亦于同时交付林伯渠同志，并且我们已屡次表示政府提示案与我党意见相差甚远。且我党第一次提案是二十条，非十七条，后分为书面口头两部分，乃是我党中央为委曲求全而这样做的，并非“回答政府条件”。梁先生竟然抹煞事实，用意何在，殊属费解。
（六）梁先生最后说：“目前正在处于泯除蒋委员长的条件和共产党的对案之间的分歧”。我党也希望真能很快地泯除这种分歧。梁先生再三声言，肯定中国不会再有内战，这是我党所十分欢迎的。但可惜目前事实，尚与梁先生所谈不甚一致，例如：
一、在陕甘宁边区周围，即使在最近数月，亦尚有零星的袭扰情形。
二、在华北，自今年一月二十八日起，阎锡山〔14〕的第六十一军即取得敌寇同意，最后更订了协定，从汾西地区渡过汾河，侵占汾东地区，向我决死队〔15〕、八路军大举进攻，直至现在，还未停止。
三、在华中，国民党李品仙〔16〕部队最近仍不断向我鄂中、皖中、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新四军部队进攻，而这些部队正在为牵制敌人向我平汉、粤汉〔17〕两路进攻而战斗着。鄂中根据地最近正因营救了两个美国飞行人员得到了美国空军第十四航空队陈纳德〔18〕将军的谢函。
四、在华南，东江抗日游击根据地今年曾先后救出六个美国飞行人员，可是这个区域的东江游击纵队〔19〕，于五月间又受到国民党军队罗懋勋〔20〕部两千余人的进攻。
这些就是军事冲突并未停止、内战危机并未过去的证据。
总之，依照目前形势，要最后战胜日本强盗，国共两党必须团结，国共之间所存在的问题必须从速解决。而这种解决，只有国民党的统治人士立即放弃一党独裁政治，立即放弃削弱与消灭异己的方针，立即实行民主政治，并从民主途径中公平合理地解决国共关系，才能取得效果。我们共产党人，是以十分热烈的心情期待着这些的。
【出处】
根据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三日《解放日报》刊印。
【注释】
〔1〕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六日国民党中央社英文稿登载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梁寒操在记者招待会上关于国共谈判的谈话。新华社记者读后，于八月十二日走访了周恩来，询问对梁谈话的意见。本篇是周恩来对新华社记者的答复，发表于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三日《解放日报》。
〔2〕梁，指梁寒操。
〔3〕林伯渠，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同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
〔4〕渝延，指四川重庆与陕西延安之间。
〔5〕西延，指陕西西安和延安。
〔6〕边区，指陕甘宁边区。
〔7〕西安事变，见本卷第226页注〔13〕。
〔8〕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向国民政府提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九月二十二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开发表）。宣言提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奋斗目标，即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与解放；实现民权政治；改善人民生活。在此目标下，郑重向全国宣布四条诺言：（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9〕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二日，根据中共中央二月二十四日书记处会议的决定，周恩来在延安各届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九周年大会上发表《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的演说，指出：去年国民党十一中全会提出要实行宪政和用政治方式解决国共关系。我们主张实行宪政必须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开放党禁，实行地方自治。这是最重要的先决条件。国共关系紧张，但中共始终坚持国内团结的立场，坚守一九三七年提出的四条诺言。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应该承认中共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承认边区及抗日根据地的政权为其地方政府，承认八路军、新四军和一切敌后武装为其所管辖接济的部队，恢复新四军番号，并撤销对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和包围。国共两党果能本此基点推诚相见，公平合理地解决各种问题，必能团结合作，达到驱逐日寇之目的。
〔10〕王世杰，当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是国其谈判时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张治中，当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是国共谈判时国民党方面的主要代表。
〔11〕盟国，即同盟国，见本卷第250页注〔6〕。
〔12〕指一九四四年六月四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其要点是：一、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保证言论、结社、出版、集会及人身之自由；二、请政府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三、请政府允许实行名副其实的人民地方自治；四、将中共军队编十六个军四十七个师，每师一万人。目前至少给予五个军十六个师的番号；五、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根据地民选抗日政府为合法的地方政府；六、中共军队防地，抗战期间维持现状，抗战结束后另行商定。七、在物资上充分接济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八、同盟国援助中国之武器、弹药、药品，应分给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应得之一份；九、取消对陕甘宁边区及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封锁与经济封锁；十、释放各地被捕人员；十一、停止对华中新四军及广东游击队的军事攻击；十二、允许中共在全国各地办党办报，中共亦允许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等地办党办报。
〔13〕一九四四年六月四日，中共中央在向国民党提出十二条意见书的同时，又委托林伯渠提出八条口头要求，其要点是：一、请政府停止对于华中新四军及广东游击队的军事攻击；二、请政府通令取消“奸党”、“奸军”、“奸区”等诬蔑与侮辱共产党、十八集团军、新四军及抗日民主地区的称号；三、请政府停止特务人员对于共产党、十八集团军、新四军及抗日民主地区的破坏活动；四、请政府禁止在报刊上发表对中共造谣诬蔑的言论；五、请政府制止特务机关伪造各种证件和伪装各种人物、向外国记者告状，以达破坏中共信誉之目的的活动；六、请政府停止对重庆中共《新华日报》的无理检查；七、请政府放还被政府军队扣留的前英美援助十八集团军的药品；八、请政府允许恢复重庆、西安两处电台，以利通讯。
〔14〕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
〔15〕决死队，即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它是由中国共产党倡议创建并实际领导的属第二战区晋绥军建制的一支抗日武装，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以原牺牲救国同盟会主办的各种军政干部训练班为基础组成，成为“山西新军”的主力，在山西的抗日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至一九四○年一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阎锡山在山西发动十二月事变，妄图消灭决死队，未能得逞。抗日战争胜利后，新军正式列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序列。
〔16〕李品仙，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和安徽省政府主席、安徽省保安司令。
〔17〕平汉，指北平（今北京）至汉口的铁路，即今京广线一段。粤汉，指广州至汉口的铁路，即今京广线一段。
〔18〕陈纳德，美国人。一九三七年来华任国民党政府空军顾问，并组织“美国志愿航空队”（又称“飞虎队”，后改为第十四航空队），支持中国抗战。日本投降后，他率领第十四航空队一部分人组织空运队，帮助国民党进行内战。
〔19〕东江游击纵队，参见本卷第435页注〔1〕。
〔20〕罗懋勋，一九四三年起任国民党军第一五六旅参谋主任、参谋长。
致史迪威将军说帖〔1〕（一九四四年九月）
【正文】
一、目前战争情况是欧战〔2〕节节胜利，太平洋战争〔3〕着着前进，唯我中国正面战场却处在严重的失败之中，桂林、柳州乃至昆明，都感受着敌人进攻的威胁。尤其是国民党政府统治的区域，存在着抗战以来空前未有的政治、经济、军事危机，而这种危机是由于国民党实行法西斯化的政令和失败主义的军令所造成的。为挽救目前这种严重危机，以便击退敌人进攻和配合盟国〔4〕准备反攻起见，我们坚决主张国民政府应立即召集各抗日党派、各抗日军队、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的代表开紧急国事会议，取消一党专政，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改组统帅部，刷新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政策，以一新天下之耳目。
二、但在另一方面，中国敌后战场（华北、华中和华南）与正面战场恰成相反的对照，在正面是节节败退，在敌后战场是节节胜利。敌后解放区现已拥有被解放的人口约九千万，占沦陷区人口（二万万零七百八十万）的百分之四十三。敌后解放区的面积约八十三万七千余平方公里，占敌后总面积（一百二十六万三千余平方公里）的百分之六十六。敌后我抗战兵力，正规军（包括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已达五十三万，游击队的民兵约二百二十万，成为正规军的直接预备队，另有数百万的地方自卫军，则为我敌后动员的后备队。在这些解放区内，共有民选县政府五百九十一县，专员公署八十五处，民选的边区政府及行署十二处（陕甘宁边区均不在内）。敌后我军所抗击的敌人，在一九四四年三月河南战役〔5〕以前，为日军侵华全数（三十四个半师团，约五十六万人）的百分之六十四点五，为伪军全数（约七十八万人）的百分之九十五，合起来则为百分之八十四。在目前，虽由于敌人增加兵力于湘桂、粤汉、平汉〔6〕三路，向我正面战场作深入的进攻，但敌后我军仍继续抗击侵华日军（据已判明位置的三十三个半师团计算，另有六个师团位置不明的未算入）的百分之四十九点五，几近半数，而伪军情况则没有变化，合起来尚为百分之七十六点四。我军在敌后共解放了二十二个县城，经常被我围绕或袭击的十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约有三十八个，为敌占大城市（四十五个）的百分之八十五，经常被我逼近活动或破坏的铁路线约九千六百公里，为敌占铁路线（约一万公里）的百分之九十六，被我完全控制的海岸线约八百公里，经常有我活动的海岸线约六千五百公里。以我军民在敌后如此的力量、成绩及其所处的战略地位，如再加以近代的装备和补充，不仅可以牵制今日敌人之进攻，而且可以配合明日盟国之反攻。而国民党政府对此不仅不予奖励，且于最近所发表之国民政府提示案中，竟欲取消此敌后解放区中之各级民选政府，取消此敌后抗战有功之数十万正规军及数百万民兵自卫军。无理而又有助于敌的事情，莫过于此。因此，我们誓死反对取消，坚决要求国民政府应承认此敌后解放区之各级民选政府，及敌后抗战有功之五十三万正规军和数百万民兵自卫军。
三、国民党政府不仅不承认我敌后解放区的政府和军队，并且还不断进攻村镇和企图消灭此各级民选政府和抗战有功的部队。即在目前正面战场最危急的时候，国民党政府用以包围陕甘宁边区及进攻八路军和新四军（尚未算入华南抗日部队）的兵力，也还有五十六个师及其他地方团队达七十七万五千人之众，而进攻侵扰之事，始终未停。因之，内战危机亦依然存在。我们坚决要求全国人民、同盟国家和我们一道制止这种内战危机，以便将我们全国力量，都能用到抗敌的战场上去。
四、同时，我敌后抗战部队在此七年当中，奋勇血战，从未得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任何轻重武器的装备（除抗战初期领了一百二十挺轻机关枪和六门反坦克小炮以外），即弹药、被服、粮秣、经费以及各项交通、卫生器材的供给和补充，也在一九四四年起全部停止了。因此，我军之所以能存在、发展和胜利，完全是依靠于中国人民的拥护和自力更生的成功。但为着今日更有效地消耗和牵制敌人之进攻，明日更有力地配合盟军之反攻，我们有充分权利要求国民政府装备和供给我军以应得的军火和物资，我们更有充分权利要求同盟国将援助中国军队之武器、弹药、交通卫生器材和金钱布匹等，分其应得之部分给八路军、新四军及敌后一切抗日游击部队。且更基于上述理由，特别是敌后、正面两战场胜负的对照，我军至少应获得美国租借法案〔7〕分配于中国的军火、物资的全数二分之一。这样，方为合理。
五、根据以上四项意见，我敌后各解放区及陕甘宁边区谨代表九千万中国人民、五十三万正规军、数百万民兵自卫军，特向史迪威将军及美国统帅部作下列之提议：
1、按目前战况及反攻之需要，我敌后部队依现有五十三万人计算（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至少应编为正规师五十个，以便接收新式装备。现时我军分在各处作战，均以团或旅为单位，隶属于敌后各作战分区。如欲集中编制和训练，以师为单位进行，决无碍于目前作战，且按此五十个正规师兵力，仍可由民兵游击队中组织同样数目的预备师，以作补充之用。
2、为适应敌后战场目前需要，并牵制敌人向我正面深入进攻，我军急需接济的军火物资为轻兵器（轻重机枪、掷弹筒、迫击炮及坦克小炮、火箭炮）、弹药及通信卫生等器材。
3、为加紧准备反攻起见，我军装备急需使之近代化。你们美军统帅部已决定装备中国军队以一定数目的近代化的师，则我们要求至少以一半数量的装备给予我们。
【出处】
根据周恩来手稿刊印。
【注释】
〔1〕这是周恩来给中印缅战区美军总司令兼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的参谋长史迪威将军的说帖。
〔2〕欧战，见本卷第267页注〔2〕。
〔3〕太平洋战争，见本卷第389页注〔2〕。
〔4〕盟国，见本卷第250页注〔6〕。
〔5〕指日军发动的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的第一阶段。一九四四年四月十八日，日军利用新架铁桥从河南中牟强渡黄泛区，以十四万人分三路进犯河南郑州、密县、许昌。河南国民党守军除少数部队作了抵抗外，其余均一触即溃，闻风远遁。四月二十二日郑州陷落，五月二十五日洛阳失守。仅三十八天，河南全省即陷于敌手。
〔6〕湘桂，指湖南衡阳经广西桂林、柳州至来宾的铁路。粤汉，指广州至汉口的铁路，即今京广线一段。平汉，指北平（今北京）至汉口的铁路，即今京广线一段。
〔7〕美国租借法案，由美国国会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一日通过。全文共十一条。法案授权美国总统在战时可对任何“对于美国的国防具有极端重要意义”的国家提供物资，包括借贷或出租武器、弹药、战略原料、粮食及其他各种物资，战后进行清帐。
如何解决〔1〕（一九四四年十月十日）
【正文】
今天是我们中华民国三十三年的国庆日子，正当着国内外局势急剧变化的时候，我们有许多感触，也有许多话要说。
目前战争情况，是欧战〔2〕节节胜利，不久便可直捣柏林，太平洋战争〔3〕亦着着前进。可是，我们中国，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却成相反的对照：在正面是节节败退，在敌后是节节胜利。为什么我们正面战场这样不能配合盟国〔4〕胜利呢？为什么我们只能有敌后战场的胜利呢？这是中华民国胜败兴衰的关键，这是中国命运的转变关头，我们必须唤起全中国人民来注意它，解决它。
现在中国正面战场，是处在严重的失败之中。河南战役〔5〕，四十四天工夫，失掉了四十五个城市。湘桂战役〔6〕，又连失长沙、衡阳、零陵、宝庆、肇庆、梧州等这样多的大城市，敌人现在已逼近桂林，威胁柳州，甚至昆明、贵阳亦成为敌人窥伺的目标。沿海战役〔7〕，温州、福州相继失陷，从此沿海较大的港口，都不在我们手里了。这一连串失败的事情，为什么今年会连续发生呢？为什么在日寇已经转入不利的形势下发生呢？这绝非偶然，这是由于国民党政府历来片面抗战、消极抗战、依赖外援、制造内战的失败主义的政策所造成，这是由于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域实施一党专政、排除异己、压迫人民、横征暴敛的法西斯主义的政策所造成。因此，错误的积累和发展，致使国民党统治的区域遂在敌人进攻的面前，呈现出抗战以来空前所未有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严重危机。
军事方面，国民党当局是历来只许政府抗战，不要人民抗战的。因此，我们在敌后发动人民抗战，便被诬为“武力割据，违抗军令”；而他们在大后方，对人民决不动员、不组织，只有捆绑勒索，于是壮丁越来越少，军队越打越弱，政府也就越抗越没劲了。尤其近年来，国民党政府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反常政策，因此我们在敌后积极抗战，便被诬为“奸党奸军”，加以破坏进攻；而他们在正面战线，却消极观战，决不出击，敌不来则通敌走私，鱼肉人民。敌小来则勉强应战，敷衍门面；敌大来则节节败退，一让千里。其尤甚者是，一面标榜抗战，迷惑人民，骗取外援，牺牲盟邦，企图以此坐享胜利的果实；另一面则信使往还，暗通敌伪，企图以此在目前和缓敌人进攻，加紧敌后“扫荡”，在将来则预留妥协余地，以便外抗盟邦，造成均势，内压人民，进行内战。这种极端矛盾的两面政策，无论如何是不能长久不被戳穿西洋镜的。所以，英国丘吉尔〔8〕首相对于国民党政府这次严重的军事挫败，不能不认为“极大遗憾”，不能不认为“是最大的令人失望和烦恼的事”。而美国罗斯福〔9〕总统也公开声明援华物资由每月二、三千吨空运增加到每月二万吨空运，是一个优异的成就和伟大的事业，以驳斥国民党政府那种以援华物资不足而打败仗的借口。其实，打败仗是由于援华物资不足吗？不是，绝对不是。汤恩伯、薛岳〔10〕的部队不都是装备了美国的枪炮吗？何以败得那样快、那么惨？胡宗南〔11〕的部队不是装备了更多的美国枪炮，还带坦克吗？何以潼关以东一仗打得那么坏？何以胡宗南现在还保存着那么多的用美国枪炮武装起来的部队，不开往抗战紧急的前线，而专门用来封锁抗日的陕甘宁边区呢？并且，也不是非有美国的物资援助便不能打胜仗的。河南战役中，能够守虎牢关、守洛阳而打得较好的，偏偏不是用美国枪炮武装起来的汤恩伯军队，而是没有得到美国枪炮的地方系军队。敌后战场，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及一切人民抗日军队，不仅被国民党政府阻挡住，得不到盟邦的物质援助，便连国民党政府自己也从未装备过我们的敌后部队，但我们却偏偏能在敌后存在、发展和胜利。另一方面，史迪威〔12〕上将指挥的在印缅的中国军队，有了美国的枪炮坦克的装备，不也是打得较好吗？可见，中国人民和军队，绝不是不能打胜仗的，而且很英勇很坚韧地打着，这就是我中华民族抗战七年多的伟绩。正面战场之所以连打败仗的缘故，绝不是人民和军队不行，而是国民党政府及其指挥者的错误、自私和无能所造成。所以，我们主张争取外援，但这种外援必须结合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之上，才有作用，才有力量。我们也主张盟邦的物资援助加多，但这种物资必须装备那能够打仗而且打得很好的部队，才能打退敌人，反攻敌人。否则，援助愈多，损失愈大，保存实力的也愈多，最后不仅不能得到抗战的胜利，而且反会增加内战的危险。这点，我们盟邦美国的舆论似已有同一认识。美国报纸，目前公开指出华莱士〔13〕副总统及纳尔逊、赫尔利〔14〕之相继来华，是为了要解决这一问题，并且说：“如果给中国人民以粮食和装备，它能够担任像任何其他民族一样好的战斗任务”的。
这种西洋镜，现在不仅在外国戳穿了，而且还在国内招致了不可弥补的失败。河南战役所以失败得如此之快之惨，就是因为汤恩伯、胡宗南的军队专心一意反共反人民，所以敌人一来，仓皇失措，稍一接触，便溃乱四散。这证明反共反人民与抗战是绝不能并存的，尤其是暗通敌伪、反共、反盟邦与抗战更不能并存。远者如去年豫北之战〔15〕，刘进、陈孝强〔16〕因为预得蒋鼎文〔17〕指示可以通敌打共，等到敌人打来仍想以反共为缓冲，结果庞、孙投敌〔18〕，陈孝强宁可不受八路军之助去打敌，而甘于公开投入敌垒来反共。近者如今年衡阳之战〔19〕，守城将领明明知道庞炳勋、孙殿英、陈孝强等虽投敌，不仅未受国民政府通缉，而且还得到国民党当局支持，盟邦虽不断以空运增援衡阳，但当局仍怪外援不够，等到衡阳不守，何能单单责备方先觉〔20〕等不能死节，还不是上边早给他暗示了投降的出路吗？语云：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你上边可以暗通敌伪，我下边为什么不可以公开投降？现在既可以两面投机，将来又可以卷土重来。抗敌有罪，投敌有功，这就是军事失败主义的实质。
在政治方面，国民党当局是死死守着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绝不容许有多党政治、人民民主的。因此，我们在敌后解放了八十三万七千多方公里的土地，解放了九千万的人口，建立了人民普选出来的各级政府，便被称为“奸区”、“伪府”，绝不承认。而他们在大后方，却只有党治，绝无民选。各级参政会，由县而省而全国，都是指定的。各级官吏，由保甲长直到国民政府主席，都是党部委派的。而这些指定、委派，又为国民党少数统治集团所包办，党内广大党员及民主领袖是得不到这种权利的。所以，与其称为党治，毋宁称为寡头专制。还有国民党当局是一心一意实行法西斯主义政治，而拒绝实行三民主义的。因此，我们在敌后、在边区，忠实于我们自己的诺言，努力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坚持对敌斗争，实行三三制〔21〕，发展生产、减租减息等政策，便被诬为“进行赤化”、“违抗政令”。而他们在大后方，却剥夺人民自由，实行官办自治，钳制舆论，摧残文化，垄断专卖，横征暴敛，纵使特务机关蹂躏人权，纵使官僚资本破坏民业，致造成目前最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甚至革命的三民主义，即在国民党内，也不容许宣传，联共容共主张，更被禁止传播。这种政治，请问不是法西斯主义的政治是什么？
这种错误的失败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政策，如果再不改弦更张，而仍要倒行逆施下去，则种种危机还会继长增高，还会更加严重。我们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上，眼看着中华民族解放的事业，在这光明胜利的前途上，横亘着这种种危机，真是忧心如焚，焦急万分。
为挽救目前危机，为配合盟邦作战，并切实准备反攻起见，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主张由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全国各方代表，开紧急国事会议，取消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改弦更张，以一新天下之耳目。这一主张的具体实施，我们认为应该采取下列步骤：第一，这各方代表，应由各抗日党派（国共两党及其他抗日党派）、各抗日军队（分国民党中央军、地方军及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军三方面）、各地方政府（分大后方各省及敌后解放区民选政府两方面）、各民众团体（分大后方及敌后解放区带全国性的各界人民团体）自己推选，人数应按各方所代表的实际力量比例规定。代表总额，为适应时局急需，且便于召集起见，可不必太多。第二，这国事会议，国民政府应于最近期间召开，以免延误事机，陷大后方于不可收拾的地步。第三，在这国事会议上，根据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原则，必须通过切合时要、挽救危机的施政纲领，以彻底改变现在国民政府所执行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等错误政策。第四，在众所公认的共同施政纲领的基础之上，成立各党派的联合政府，以代替目前的一党专政的政府，吸收全国坚持抗战、民主、团结的各方领导人物，罢免失败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分子，以保证真正民主政治的实现。第五，这一联合政府须有权改组统帅部，延纳各主要军队代表加入统帅部，成立联合统帅部，以保证抗战的胜利。第六，在联合政府成立后，应即重新着手筹备真正人民普选的国民大会，准备于最短期间召开，以保证宪政的实施。只有这样的国事会议和联合政府，才是全国民主的真正起点。只有这样的联合统帅部，才能听命政府，协和盟邦，击退敌人的进攻，配合盟国的反攻。如果仍欲以一党包办，伪造民意，即使由国民党再来一次决议，提前到抗战期中召集所谓国民大会与制定宪法，那仍然是党治，不是民治，仍然是伪宪政，不是真宪政。满清末年，不也是玩过伪装准备立宪的把戏吗！结果何补于当时的危机？今日如再重复这一教训，自毁事小，误国罪大。又如果不变更一党专政的实质，不变更现在执行的各项错误政策，即使国民党政府肯邀请各方参加，那仍然是请客式的一党政府，决不是各党派的联合政府。“九一八”以后，南京国民党政府不也曾召集过国难会议，不也曾请过党外人士参加政府吗？结果何补于当时的投降政策！？又如果统帅部不容许各主要军队代表参加，不服从众所公认的政纲及各党派联合的政府，而仍然排除异己制造内战，即使国事会议开了，联合政府成立了，那仍然会成为有职无权的伴食宰相，一筹莫展的傀儡机关。民国初年，熊希龄〔22〕号称的第一流人才内阁，“五四”以后，胡适之〔23〕的好人政府主张，都因军人不能服从政治，军事自外于政府，结果何补于军事独裁！北伐期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不受当时国共合作的国民政府的指挥，结果遂造成军事独裁，断送革命。
由此可见，我们所主张的以民主为基础的统一，才是真正的统一、彻底的统一。如果统一于一党专政，统一于军事独裁，那便是假统一，结果别的党派被排除，别的军队被吞并，不服的起来反抗，打败的散之四方，于是祸乱相寻，内战频仍，还有什么统一可说？民国三十三年的历史，还不够寻味吗！
同样，我们所拥护的军令政令的统一，也必须是有利于抗战的军令，而不是那些失败主义的“军令”，必须是合于革命三民主义的政令，而不是那些法西斯主义的“政令”。抗战七年多，我们深入敌后，在外援断绝的条件之下，既受敌伪的反复“扫荡”和烧杀，又遭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和夹击，始终屹然不动，坚持至今。我们不仅没有如国民党当局所料，为敌、伪、顽三方面的夹击而消灭，而且还能够生存，还能够发展，还能够胜利。难道这是偶然吗？不，这决非偶然！这是由于我们所服从所拥护的是抗战军令，是民主政令，所反对所违犯的是失败主义的“军令”，是法西斯主义的“政令”。只要肯打敌人，能打敌人，并懂得怎样去打敌人，我们是绝不会被消灭，而且会继续胜利的。只要肯依靠人民，属于人民，为着人民，我们是绝对能生存，而且会继续发展的。因此，我们敌后战场才能与正面战场的失败相反，得到连续不断的胜利。
我们看，在最近半年内，截至九月为止，中国正面战场沦陷了十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而我们敌后战场却从敌人手中收复了五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正面战场丢弃了四千多万的人口，而敌后战场却又解放了四百多万的人口。正面战场失掉了一百零二个城市，而敌后战场却又夺回了八个城市。正面战场损失了几十万军队，而敌后战场却又扩大了十万正规军。单单拿这几项来做比较，已经够说明我们敌后抗战部队——八路军、新四军和一切人民抗日的部队，是多么有功于国家民族，而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是多么有负于国家民族了。照道理讲，我们不仅应该要求惩办豫湘作战〔24〕失败的那些主要负责将领，而且应该请求奖励敌后作战有功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的将领。可是，有功不赏，有罪不罚，已成惯例，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可是，中国人民是知道应该赏谁、应该罚谁的。并且依照国民政府最近交给我们的提示案，还要我们取消数十万的抗日部队，取消敌后解放区的一切民选政府，这真是没有道理之至。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两个取消要求，那就等于帮助了敌人，那才真是“破坏抗战，危害国家”呢！可是，敌后抗日部队、敌后人民政权，就是这样可以命令取消的吗？谁也知道，这是绝对不应该、不可能的。
……〔25〕
现在当魁北克会议〔26〕之后，英、美盟邦正在加增其注意力于中国战场。在重庆刚开过的国民参政会〔27〕上，蒋主席曾表示继续用政治方式解决国共问题，而参政会又决定派遣五位参政员来延视察〔28〕，我们除表示欢迎之外，愿乘此国庆纪念，再一次重申我们上面的主张。
我们认为改组政府、改组统帅部，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联合统帅部，废除失败主义的“军令”和法西斯主义的“政令”，是挽救目前危机切合时要的唯一正确方案。
我们继续要求国民政府承认敌后全部抗日部队和各级民选政府，坚决反对取消敌后数十万抗日部队和民选政府。
我党中央六月四日所提出的十二条意见书〔29〕与委托林祖涵〔30〕同志口头提出的八条〔31〕，仍应成为今后国共谈判的根据。
我们继续邀请并欢迎国民政府代表张治中、王世杰〔32〕两先生来延视察和谈判。我们认为问题可以逐步解决，但必须在不违背抗战、民主、团结的大原则之下来解决。
时机太紧迫了，我们切望国民党当局、全国爱国志士、全国人民奋起急图，扭转时局的关键，抗战幸甚！国家幸甚！
【出处】
根据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二日《解放日报》刊印。
【注释】
〔1〕这是周恩来在延安双十节纪念大会上的讲演的节录。
〔2〕欧战，见本卷第267页注〔2〕。
〔3〕太平洋战争，见本卷第389页注〔2〕。
〔4〕盟国，见本卷第250页注〔6〕。
〔5〕河南战役，见本卷第451页注〔5〕。
〔6〕湘桂战役，指日军发动的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的第二和第三阶段。其目的在占领并确保湘桂、粤汉及平汉铁路南段沿线的要地，摧毁美国在中国的空军基地。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七日，日军发动湘北攻势，六月十八日侵占长沙。二十二日，日军开始对军事要地衡阳发动攻击，八月八日，占领衡阳。九月开始，日军三路进攻广西，至十一月，相继侵占了桂林、柳州、南宁等重镇。十二月二日占领贵州重镇独山，进逼四川。至此，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略行动完成，湘、粤、桂等省大片国土沦入敌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