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沿海战役，指日军第十三军为确保京沪杭三角地带和占领东南沿海要地，防止美军可能在该方向登陆而进行的战役。一九四四年九月九日，日军攻占温州，之后又占领福州，迫使国民党守军纷纷西撤，从而控制了闽、浙沿海地区。
〔8〕丘吉尔，一九四○年至一九四五年任英国首相。
〔9〕罗斯福，一九三三年至一九四五年任美国总统。
〔10〕汤恩伯，曾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鲁苏豫皖边区总司令。因在河南作战中溃败，当时被贬任国民党军黔桂湘边总司令。薛岳，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九战区司令长官。
〔11〕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12〕史迪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任中印缅战区美军总司令兼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的参谋长。
〔13〕华莱士，当时任美国副总统，受罗斯福总统委派来华访问，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日抵重庆，正式开始“调解”国共关系的活动。
〔14〕纳尔逊，当时任美国战时生产局局长。一九四四年八月受罗斯福委派来年，九月抵重庆与中国方面协商经济问题，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国民党政府成立战时生产局，翁文灏任局长，纳尔逊任副局长。赫尔利，美国共和党人。一九四四年九月以美国总统私人代表身份来华，十一月间曾到延安同中国共产党商讨国共成立联合政府等问题。同年十一月任美国驻中国大使，因支持蒋介石的反共政策而受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一九四五年十一月离职。
〔15〕一九四三年春夏季，日军华北方面军根据其“一九四三年度作战警备纲要”，将“扫荡”重点指向北岳、太行、山东等地区，企图消灭这些地区的八路军和国民党军。四月二十日至五月上旬，日军以第一、第十二集团军各一部进攻太行山南部国民党军第二十四集团军，迫使该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新五军军长孙殿英投降。
〔16〕刘进，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陈孝强，原任国民党军预备第八师师长。一九四一年在太行山被日军俘虏，先后任北平汪伪王克敏部副军长、广州汪伪军第二十师师长。
〔17〕蒋鼎文，一九四二年起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晋察战区总司令。一九四四年因豫中会战失败，七月引咎辞职，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参议。
〔18〕庞，指庞炳勋，一九四○年任国民党军冀察战区副总司令。一九四三年五月在太行山作战中被俘，投降日伪，先后任汪伪政府军第五方面军总司令、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和开封绥靖公署主任。孙、指孙殿英，一九三九年任国民党军新编第五军军长。一九四三年投降日伪，先后任汪伪政府军第二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五军军长、豫北“剿共”军总司令和第六方面军总司令。
〔19〕一九四四年五月，日军发动湘桂战役，分三路由洞庭湖西侧向湖南进攻。六月十八日长沙陷落。日军乘胜南下，先后占领株洲、渌口、醴陵、攸县，进逼湖南重镇衡阳。从六月二十二日开始，日军对衡阳发动了三次大的攻势，遭到中国守军的顽强抵抗，经四十七天激战，大部守军伤亡。八月八日，军长方先觉弃城投降，日军占领衡阳。衡阳之战成为抗日战争史上固守时日最长的一次守城战。
〔20〕方先觉，曾任国民党军第十军军长，参加长衡会战，率军坚守衡阳四十七天，后向日军投降，所率第十军被日军改编为“先和军”，仍任军长。后升任汪伪政府第二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
〔21〕三三制，见本卷第431页注〔18〕。
〔22〕熊希龄，一九一三年七月至一九一四年二月任袁世凯政府国务院国务总理。
〔23〕胡适之，即胡适。一九一七年任北京大学哲学教授，曾参加编辑《新青年》，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一九一九年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以改良主义抵毁马克思主义。一九二二年为“好人政府”捧场。后逐渐依附国民党政权。
〔24〕豫湘作战，指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的第一和第二阶段。一九四四年四月十八日，日军以十四万多兵力首先向河南发起进攻。河南国民党守军除少数部队作了抵抗外，其余均一触即溃，闻风远遁。日军只用三十八天即占领河南全省。五月二十七日，日军发动湘北攻势，六月十八日侵占长沙。八月八日，日军占领衡阳。以上战役中国方面称为豫湘战役。
〔25〕以下三段与《致史迪威将军说帖》一文中第二、三、四部分内容重复，从略。
〔26〕此处指第二次魁北克会议，即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七至二十日，美、英首脑罗斯福和丘吉尔及双方高级军政人员在加拿大魁北克召开会议讨论了地中海战役、印度战场的作战指挥以及盟军在对日战争中所承担的任务等有关问题。为保证盟军最后击败德、意、日法西斯，会议决定加强对中国的援助，以中国作为今后对日本进行远程轰炸的基地。八月二十二日，中国外长宋子文抵魁北克，代表蒋介石参加会议。在会议结束时发表了意见。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一日至十六日，双方在魁北克召开第二次会议。会议回顾了法国、意大利和缅甸等战役，研究了今后对德、日作战的问题，双方决定把结束对日战争的时间定为击败德国后十八个月。
〔27〕这里指一九四四年九月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国民参政会，见本卷第139页注〔10〕。
〔28〕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五日，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大会第十四次会议召开，会议主席团提请大会讨论组织延安视察团事宜，要求该回返渝后向政府提出关于加强全国统一团结的建议。主席团同时推荐冷遹、胡霖、王云五、傅斯年、陶孟和五位无党派参政员为该视察团团员。大会以绝大多数赞成通过此提案。
〔29〕十二条意见书，见本卷第446页注〔12〕。
〔30〕林祖涵，即林伯渠，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是同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
〔31〕口头提出的八条，见本卷第446页注〔13〕。
〔32〕张治中，当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王世杰，当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两人均为参加国共谈判的国民党代表。
广东游击战争应以向西发展为目前主要方向〔1〕（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六日）
【正文】
林平同志转军政委、临委：
甲、目前战局重心在桂，但西、北江〔2〕已成敌人进出之路，邓龙光〔3〕集团调退广西，李汉魂〔4〕省府保安团向和平集中，余汉谋〔5〕后方虽向西移，但其兵力仍留路东〔6〕。因此，西江、南路〔7〕在目前最为空虚，敌占地区亦较东江为广。如桂、柳〔8〕不守，粤、桂、湘边国民党亦难屯大兵。如此种估计不变，我广东游击战争应以向西发展为目前主要方向。同时联系南路，打通琼崖联络，应成为目前重要任务之一。
乙、为实施上述任务：一、应从东江纵队〔9〕抽出得力军政干部，经过中路〔10〕游击队帮助，向西江加紧发展抗日武装，推广游击区域。二、选派得力同志，往南路帮助周楠〔11〕及当地组织，发展敌占地区武装游击，并继续派人打通琼崖联系，告以与延安电台先行明码联络。三、中路游击，应采取分散发展，多游动，少刺激，避免过大损失。四、北路〔12〕游击，应仍依山地发展，避免与余汉谋部过早冲突，并力求和缓。五、潮、汕〔13〕方面如纵队中有本地下级军事干部，抽二三人派回与当地组织联络，恢复并发展分散的游击小组，以保持此海口附近的活动，很有必要。六、着眼于敌占汕尾及扩大厦门占领的可能性，你们应经过香港及闽西南两处组织关系，布置汕尾、厦门、漳州的秘密工作，以为将来准备。七、一切布置应仍以东江游击区为中心根据，不要因此放松这个区域的巩固和发展。
丙、一切工作以武装的发展和胜利为基本条件。照目前四千五百人数目，在向西发展中，希望半年内能扩大一倍。
丁、各路领导，可均组织军政委员会分会，由东江军政委员会〔14〕统率之，唯东江不必再组分会。
戊、对外号召组织和联系，依各地情况自定适当的名称（如抗日游击队或解放军均可），不必强求一致。在目前分散发展中，动员人民，执行政策，亦均由武装组织直接进行，力量较大而较巩固时，可建立县、乡、村民选政权，但不必急于建立各地联合政权。
己、对外发表党的宣言，可用广东省委名义，内容可着重号召全省人民武装起来自卫，反对内战，以免全省沦陷，不必套抄中央口号全部。
庚、统战工作可用曾、王〔15〕名义，向各方通函，并利用英、美外交关系，向外传播我们抗战成绩与地方军队合作主张。如有可靠社会关系，可经过李章达〔16〕（或经过邱映芙、彭泽民）去找李、张、蒋、蔡、余〔17〕等联络。
辛、临委仍管理国民党区秘密工作。各地组织仍不宜恢复，继续以单线或个别关系领导，在关系隔断地方，仍循可靠线索去求联系，无线索时，宁断勿急。在沦陷区以武装组织为中心，联系地方党员，但武装没发展到的地方，亦不宜过早暴露，而游击地方亦应保留若干秘密党员，以便存在。
壬、临委下设城市工作部，专管港、澳、广、汕、厦〔18〕及广州湾等城市工作，并研究其情形、经验报告中央。
癸、中央正在计划试派几个军政干部经上海、香港到你们处工作，望你们调查港、沪交通情况及可能电告。
子、此电到后，望将讨论及执行情况陆续电告。
中央
酉宥
【出处】
根据周恩来手稿刊印。
【注释】
〔1〕这是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广东军政委员会主任、中共广东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政治委员林平（尹林平）并转广东军政委员会和中共广东临时工作委员会的电报。
〔2〕西江，珠江干流，在广东西部。北江，珠江北支，在广东北部，到三水与西江相通。
〔3〕邓龙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五集团军总司令。
〔4〕李汉魂，当时任三民主义青年团广东支团部干事长及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一届中央监察会监察、广东省知识青年从军征集委员会主任。
〔5〕余汉谋，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兼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
〔6〕路东，指粤汉路以东地区。
〔7〕南路，指广东雷州半岛地区，当时在这一带活动的部队是南路人民抗日游击队。
〔8〕桂、柳，指广西桂林和柳州。
〔9〕东江纵队，见本卷第435页注〔1〕。
〔10〕中路，指广东台山、鹤山、开平、新会、恩平、高明、新兴、阳江、阳春等县。
〔11〕周楠，当时任中共广东南路特别委员会书记。
〔12〕北路，指广东、英德、翁源、清远、佛冈、曲江、乳源、南雄、乐昌、仁化、和平、连平、始兴、新丰等县。
〔13〕潮、汕、指广东潮州和汕头。
〔14〕东江军政委员会，见本卷第413页注〔10〕。
〔15〕曾、王，指曾生、王作尧，当时分别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司令员、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16〕李章达，一九三三年参加由李济深等人发动的福建事变，与陈铭枢、李济深等人领衔通电脱离国民党。抗战爆发后任国民党军第四战区军法执行总监。一九四一年参与筹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为中国民主同盟）。
〔17〕李、张、蒋、蔡、余，似指李济深、张发奎、蒋光鼐、蔡廷锴和余汉谋。
〔18〕港、澳、广、汕、厦，指香港、澳门、广州、汕头、厦门。
抗战以来存在着的两条路线〔1〕（一九四五年三月一日）
【正文】
这是指的全国政治中的两条路线。在抗战前和抗战以后，中国就一直存在着两条不同的路线。抗战开始以前，我们党于一九三七年五月由毛主席在苏区党代表会议〔2〕上提出：我们主张的抗战是全民的抗战，发动全国各党派、各阶层积极参加的全民抗战；是全面的抗战，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动员的全面抗战。这种主张实质上是人民的抗战，是人民战争的路线，而不是靠少数人，靠几个英雄，靠政府，或单纯靠军队来抗战。党代会通过了这个方针，提出了用民主力量来推动抗战。我曾将抗战与民主比为自行车的前轮与后轮：抗战是前轮——方向，民主是后轮——动力。没有民主的后轮，前轮就无法前进，只有民主的动力，才能使抗战不会走错方向，最终达到胜利。抗战后我党即是本着这条路线的，这是一条唯一正确的人民抗战的路线。因此，当“八一三”〔3〕后，我党提出抗日十大纲领〔4〕，号召动员全民的力量来抗战，就得到了全国人民、抗战团体和进步人士的拥护。因此，也才有抗战八年如此巨大的发展。
而国民党则与此相反，它采取另外一条相反的路线：片面的、少数人的抗战，少数人包办的抗战。国民党蒋介石是这样想的：全国人民在共产党的推动下，抗日的要求成为广大群众运动的浪潮，从“九一八”〔5〕直至西安事变〔6〕达到了它的顶点，如不抗战，蒋就无法继续维持统治，就会被人民的浪潮所淹没。所以说蒋介石是被逼抗战，从投机的观点上来抗战的。他想借抗战维持“统一”，消灭削弱异己。实行少数人的专制统治，一切军队、政权、经济、文化都要他来管，因此也就只能是少数人的抗战。这种为保持其专政统治权，一切由少数人包办的片面的抗战，是站在寡头专制的利益上的，这就是少数人抗战的出发点。因此蒋就不会去动员全民，而且畏惧人民，只是片面地依靠三百万军队抗战，在其他各方面采取消极方法：政治不改革，经济不生产，文化上复古，一切不仅不改变，甚至采取倒退的方法来抗战。这就是蒋介石国民党所领导的另一条路线的抗战，把解放人民的战争变成压迫人民、束缚人民，更便于统治人民，铲除异己的手段。
这两条路线在抗战一开始就存在，但是在抗战开始，共产党影响很大，抗战是我们在群众运动的基础上所发动起来的，我们的十大纲领得到全国的拥护，甚至影响到军队和国民党内部，这就不能不影响到它那条路线的实施。因此，国民党在抗战初期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表面上不能不有若干改变，甚至某些改良，因此形成抗战初期一时的澎湃现象。可是很快这个局面就过去了，武汉失守，国民党退到重庆。敌人停止正面进攻，转入到“扫荡”敌后，抗战的重担落在发动全民抗战的共产党身上，压在敌后人民的身上，国民党却离开了战争的威胁。所以，从一九三九年起，五六年来国民党主要力量用在反共反人民上，从这时起形成中国正面与敌后两个战场，抗战中的两条路线就更为分明：共产党的人民战争的路线，得到人民的拥护，取得了胜利，六年来得到伟大的发展；而国民党区域在一党专政压迫人民的路线之下，六年来倒行逆施，因此着着失败，一直到去年中原、湘桂战争〔7〕的惨败。六年来，一方面是胜利与扩大，另一面是失败与缩小，这样两条路线的对比还不明显吗？六年来敌人用百分之六十的军队和百分之九十的伪军打我们，再加上国内反共军队的压迫封锁，虽使我们在一时期曾受到一些挫折：根据地缩小了，人口减少了。但由于我们坚决执行了人民战争的路线，人民创造了各种办法打击敌人，到敌后去，结果一直到去年发展到十八个根据地：华北有晋绥、晋察冀、冀热辽、晋冀豫、冀鲁豫、山东六个根据地；华中有苏北、苏中、苏南、淮北、淮南、皖中、浙东七个根据地；华南有广东（不只是东江〔8〕，现已扩大到西江、北江〔9〕、粤北）、海南岛两个根据地；去年又建立了河南、湖北、湖南三个根据地；人口近一万万，正规军近八十万，民兵达二百四十多万，军队总数已超过三百万，而且仍在发展着，这是我们八年抗战的成绩。在面积上说，除去东北四省〔10〕，我们约收复敌占区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人口只有半数。我们还是发展得非常不够，当然国民党丢的太快也是一个原因，简直使我们赶不上。这种发展不是偶然的，是经过艰苦斗争得来的，主要是依靠我们发动人民得来的，不依靠人民，这样大的发展是不可能的。我们敢于将武装交给人民，而敌人来了，人民能拿起武器打击敌人。这如果没有彻底的民主是不行的。世界上最大的民主，莫过于给人民以武装，国民党就不敢将武装交给人民，这是民主与不民主的区别。一个美国人在重庆和国民党人士谈，国民党人说共产党区域还不是一样不民主？美国人说他看到在共产党区域有选举。国民党人说那是假的，美国人说就是假的，你也搞一下假的好不好？并且提出他亲眼看到共产党将武装交给人民打敌人，就问国民党人：你们是否敢发，不要多，十支枪给重庆的老百姓？这位人士没法作答。再有我们政治上是三三制〔11〕民主政权，经济上是全民发展生产，文化上是为广大人民服务的大众文化，军事上是全民武装的抗战。有了这种全民的全面的抗战，才有今天这样大的局面与成绩，这是为国际朋友与全国人民都认识了的。
正面战场则相反：国民党到重庆后，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压迫人民，故六年来所得结果是相反的，政治上表现了为任何战争中所没有的无能。去年中原、湘桂战争的惨敌，怨声载道，重庆到处是流离失所的难民，整天在骂。不要说人民没有民主，连国民党员也没有民主，实际上一党统治就是蒋的个人独裁，最近他们也想学我们的精兵简政〔12〕，进行裁员。据陈诚〔13〕对我说：他要将军政部前后方开支的人员从六百三十万裁为三百六十万。我就告诉他：我们精简的人员是去参加生产，你这一裁二百七十万人就要失业。陈诚说他要给这些人学技术，但学了技术又到何处去？还不是失业。最近重庆街上充满了穿黄军服的失业军人，难民与失业是国民党政治上腐败到了极点的表现。政治上如此，军队就更无法动员。陈诚说前方打仗的只有二百六十万，其他后方人员达三百七十万，当然领饷的是确有此额，但实额以孙元良〔14〕部一个军名额是四万五千人而实额孙自称只七千五百人，仅仅六分之一。依我看，国民党军额至多只有一百五十万。从连长到军长没有不吃空额的，不吃空额就无法维持自己的生活。再则实际上兵源也真缺乏，今年蒋介石给兵役部长鹿钟麟〔15〕一个命令，在后方各省一个月要五万新兵，以“练兵”著名的鹿钟麟亲自到各处跑，结果一个月只征集了五千人，全年只能征集六万人，我们则一个月就能发展六万人。至于拉青年知识分子从军，也是兵源枯竭的原因，结果十万人的数目，虽然可能搞到，但是用三万元安家费买来的少爷兵，到处闹乱子，是打不得仗的。远征军去滇缅路〔16〕时有十二万人，现在只有三万人，这还是打胜仗的战线。一个连长为了自己做官在街上拿法币〔17〕到处“请人”去当兵，自己也明晓得靠不住的。当兵只是当炮灰，毫无战斗意志。这都是由于用非人的待遇对待兵员、压迫人民的路线所致。在经济上，由于人民得不到解放，所以不管粮食、棉花、桐油、食盐等都在减产，生产萎缩。而人民负担仅田赋征实即由六千万石到七千万石、八千万石，去年为一万万石，今年则增到一万六千万石。只这一项征粮平均每人即须负担一石。我们边区十个人才负担一石，所以人民不愿种征粮。没有原料，没有购买力，工业生产怎么会不减低呢？就是拿一百万万资本成立的战时生产局来说，也只能在军需生产上稍有改进而已。所以，在经济上说是一个破产的趋势，在文化上是统制思想、倒退复古的教育，许多学校因青年从军搞得遣散了，学生流浪。六年来三次反共高潮〔18〕，制造内战，到处进行反共宣传教育，这样的结果必然是削弱自己，遭受失败，这样也就必然是反民主的路线。孙科〔19〕对我们说：失败的原因是不民主，是国民党心理上反苏反共的危险。这是有道理的，这样国民党的路线如何能领导抗战到胜利呢？所以，他们只有依靠外援，等待胜利的出路。从以上看两条路线、两种结果在今天是非常清楚的了，不仅我们懂得，世界人士、大后方人民也都懂得了。
【出处】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这是周恩来向西北公学学员所作《民主与法制》报告的第一部分。
〔2〕指一九三七年五月二日至十四日在延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为苏区党代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2-264页和第271-279页。
〔3〕“八一三”，见本卷第61页注〔2〕。
〔4〕抗日十大纲领，见本卷第44页注〔13〕。
〔5〕“九一八”，指九一八事变，见本卷第206页注〔5〕。
〔6〕西安事变，见本卷第226页注〔13〕。
〔7〕中原、湘桂战争，分别见本卷第451页注〔5〕和本卷第462页注〔6〕。
〔8〕东江，珠江东支，在广东东部。
〔9〕西江，珠江干流，在广东西部。北江，珠江北支，在广东北部，到三水与西江相通。
〔10〕东北四省，见本卷第71页注〔14〕。
〔11〕三三制，见本卷第431页注〔18〕。
〔12〕精兵简政，是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李鼎铭等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提出的。同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要求切实整顿党、政、军各级组织机构，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这是在抗日根据地日益缩小的情况下，克服财政和经济严重困难和休养生息民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政策。
〔13〕陈诚，当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部长。
〔14〕孙元良，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兼二十九军军长。
〔15〕鹿钟麟，当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兵役部部长。
〔16〕滇缅路，见本卷第319页注〔4〕。
〔17〕法币，见本卷第162页注〔20〕。
〔18〕第一次是在一九三九年冬季至一九四○年春季，国民党军胡宗南部袭占了陕甘宁边区八路军驻防的淳化、旬邑等五城，阎锡山进攻山西新军，朱怀冰袭击太行区域的八路军等。第二次是在一九四一年一月，国民党军遵照蒋介石的命令，于一月六日至十四日将遵命向江北移动的新四军九千余人“一网打尽”，并下令解散新四军，审判军长叶挺。第三次始于一九四三年三月，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掀起反共的舆论攻势。六月至七月间，国民党调动了大量河防部队准备闪击边区。在中国共产党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下，三次反共高潮均以国民党的失败而告终。
〔19〕孙科，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院长。
对华南工作的指示〔1〕（一九四五年三月六日）
【正文】
林平同志转临委、军政委：
一、丑灰电〔2〕悉，中央同意你们关于工作布置的方针。
二、国民党为着准备配合盟国可能在华南的登陆〔3〕，已将三、七、九战区放在顾祝同〔4〕指挥下，成立东南行辕〔5〕，退保实力，等待时机。因此，在目前敌占地区及其周围，特别是湘粤桂边区，国民党的兵力乃极为薄弱，在将来沿海及敌占的城市要道，定将成为敌、我、友、顽争夺的场所。同时也有可能日寇在盟国未登陆前，乃至登陆后，发动新的攻势，将国民党这些军队压入山地，或部分消灭之。依这些估计及目前情势，我华南抗日武装斗争应由小北江〔6〕入手，以湘粤桂边为主要发展方向，方能向北有所依靠，并便于造成更大的根据地，进行持久的斗争。你们对于地区划分原已合此方针，现再提醒你们，小北江方面可否再多派一些队伍，自然不要太削弱东江〔7〕主力。北江〔8〕以东、西江〔9〕以南的两个地区发展，亦要与此方针相配合，好分散敌、顽注意，便于我在小北江建立基地。
三、东江〔10〕沿海发展亦要注意建立向北山地之基础，珠江三角洲的布置固要面对城市，但背靠东西两面山地的发展仍是必要的。
四、关于沦陷区工作，除你们规定者〔11〕外，应由临委设法通知各处过去隐蔽或隔断的党员，恢复组织和工作，积极发动和组织群众抗日武装斗争，在没有党员和尚不能派部队去的地方，应设法找到留在外面的干部回去活动。
五、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经过单线或个别关系领导，尽力劝导一部分城市党员转入乡村工作，在农民中建立党的秘密基础，以便今后发动。至于一时审查不清的党员，可令其单独工作，在工作中考察。
六、上层统战关系及外交工作，在华南特别重要，你们应力求打通南路〔12〕与李济深〔13〕（闻在郁林〔14〕）、张炎〔15〕的联系，并告以蒋介石先派彭泽湘、陈策〔16〕等带特务去谋刺他，要其小心。
七、中央决定将临委及军政委合并改为区党委，实行领导一元化，领导广东包括南路一切党政军民工作，并暂时兼管闽粤赣党的工作。区党委及其常委人数名单与各人分工，望你们照顾各个地区领导成分及其能力，拟呈中央批准。
八、关于闽粤边工作另电告。
中央
寅鱼
【出处】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注释】
〔1〕这是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广东省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广东军政委员会主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政治委员林平（尹林平）并转广东军政委员会和广东临时工作委员会的电报。
〔2〕指一九四五年二月十日中共广东临时工作委员会给周恩来并中共中央的报告。报告对广东建立游击区、巩固根据地及恢复党的工作等做出具体决定：（一）为适应战争环境，根据敌我力量的分布状况，将地区划分为五个区域，即西江之北与北江之西为一区；西江之南包括中区六邑为一区；北江之东与东江之西为一区；东江之东到闽粤边为一区；珠江三角洲为一区。（二）对于组织工作的恢复，在我解放区应采取党、政、军联席会议的方式，统一工作步骤。在目前仍为国民党统治区，则准备恢复工作。在新开展区，我们力量尚小，应保存部分地下党员，准备应付敌人及国民党可能的进攻。恢复工作的中心，是配合部队行动，扩大部队，动员民众，展开对敌的武装斗争；团结各阶层进步中间人士，执行党的具体政策。（三）临委的机构已不能适应新的局面，因此组成新的领导机构已十分必要。
〔3〕一九四四年夏，美军为抗击日军准备在中国沿海登陆要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配合。但到日本投降为止，美军这一计划并没有实现。
〔4〕顾祝同，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和赣州行辕主任。
〔5〕东南行辕，指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南行辕，也叫赣州行辕。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日中印公路完全贯通。随之，美国武器及作战物资大量输入。国民党军为加强其部分军队的美械装备，适应反对作战需要，将其陆军总司令部所属部队缩编为四个方面军及昆明防守司令部等。为便于作战的统一指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又设立了汉口行营、东南行辕、成都行辕，西昌行辕。东南行辕辖第三、第七、第九战区，主任顾祝同。
〔6〕小北江，指广东北江支流英德连江口至连县河段。
〔7〕东江，这里指东江纵队，见本卷第435页注〔1〕。
〔8〕北江，珠江北支，在广东北部，到三水与西江相通。
〔9〕西江，珠江干流，在广东西部。
〔10〕东江，珠江东支，在广东东部。
〔11〕指二月十日来电中所提各点。
〔12〕南路，指广东雷州半岛地区，当时在这一带活动的部队是南路人民抗日游击队。
〔13〕李济深，一九三九年任国民政府战地党政委员会第一副主任。一九四○年调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抗战时期一直支持中国共产党一致抗日的主张，联合国民党内的爱国民主力量，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政策。一九四四年被国民党任命为军事参议院院长，拒不就职。
〔14〕郁林，县名，一九五六年改为玉林县，一九八三年十月改为玉林市。
〔15〕张炎，抗日战争爆发后历任广东抗日自卫团第十一区统率委员会主任、第七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国民党军第四战区广东南路第七区游击指挥官、广东特别守备区副司令、第四战区长官部中将参议。一九四五年一月率部起义，成立南路人民抗日军并任军长。同月被捕，三月二十二日被害于广东茂名。
〔16〕陈策，当时任国民党广州军事特派员，广州市市长兼国民党广州特别市党部主任委员。
配合盟军登陆应注意事项〔1〕（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三日）
【正文】
林平：
寅微〔2〕电悉。你们现处之环境最复杂，英国对港、九〔3〕绝不放手，且视广东为其势力范围，而美国则又易于先在广东登陆。美以扶蒋为主，英在拉拢地方实力，对我均有顾虑，对你们则较轻视，而英尤狡猾。英、美在华南，一方面有矛盾，一方面也必须求得妥协，闻蒙巴顿〔4〕至重庆亦为此事有所商洽，且曾言美国将在广州湾、大鹏湾两处登陆，但时间未说出。国民党不会放松这个机会，必在南路〔5〕和东江〔6〕有所布置，可以断言。闻其在南路已将张炎〔7〕杀死不知确否？在东江及广、九〔8〕一带，除收买伪军外，戴笠〔9〕特务系统还与英、美两方进行破坏工作的合作，戴之破坏方向对我重于对敌，尤注意我与英、美关系，且已得到若干情报。凡此种种均应放在你们考虑的问题之中，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华南力量不仅没有像华北、华中那样大的主力和根据地，并且与华中根据地也还隔得很远，而城市工作在短期内的发展也有一定限度。一旦盟军登陆，你们会遇到种种复杂而矛盾的情况，你们现在就应预计到并作种种准备，务使你们在盟军登陆的配合作战中不将自己放在各种矛盾的尖端上被攻击、受损失；反而能利用矛盾，壮大自己，准备应付坏的条件，争取好的条件，以便进退有据。因此，你们的工作方针，应尽量运用统战关系，联多数，反少数，依靠群众，扩大武装，好立于不败之地。本此方针，你们对盟军登陆事，应有下列的看法和布置：
（一）盟军所要登陆的情报，可以给他，但他说的登陆地点不要完全信他，如大亚湾即可以登陆，其西之澳头〔10〕有公路通惠州，再西之大鹏湾则可迂回广九线，而大亚湾以东之地形并不甚好，是否有意将我们注意力引至东边，并便牵制敌人，望注意侦察。
（二）在谈情报时，你们可正式与欧乐义〔11〕谈具体配合问题，并提出武装我们的要求，看他如何答法。
（三）英军服务团如亦向你们提出此问题，可以同样方法处之，但不要打通。
（四）你们对配合盟军登陆的可能准备和布置望告。
中央
寅元
【出处】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注释】
〔1〕这是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广东临时委员会书记、广东军政委员会主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政委林平的电报。
〔2〕寅微，指三月五日。
〔3〕港、九，指香港和九龙。
〔4〕蒙巴顿，英国海军元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指挥英国海军袭击被德国占领的法国和挪威的港口。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六年任东南亚盟军最高统帅。领导攻克缅甸的战役。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发表谈话，欢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一九四七年任印度总督。
〔5〕南路，指广东雷州半岛地区。当时在这一带活动的部队是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
〔6〕东江，珠江东支，在广东东部。
〔7〕张炎，一九四三年任国民党军第四战区长官部中将参议。一九四五年一月率部起义，成立南路人民抗日军并任军长。同月被捕。三月二十二日被害于广东茂名。
〔8〕广、九，指广州和九龙。
〔9〕戴笠，一九三二年任复兴社特务处处长。一九三八年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副局长，后升任局长。一九四○年兼任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监察处处长、财政部缉私署署长。一九四三年任财政部战时货运管理局局长，兼任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所长。其间既从事对日伪情报、开展对日伪斗争和对汉奸策反工作，又对共产党、进步力量和一切反蒋势力进行侦察、监视控制、绑架、暗杀等特务活动。
〔10〕澳头，镇名，位于广东省惠阳县南部。
〔11〕欧乐义，即欧戴义，当时是美国资源技术委员会技术代表。一九四四年十月初，受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委派到东江纵队与我军合作，建立电台，收集日军情报等。抗战胜利前离开东江纵队。
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问题〔1〕（一九四五年四月三十日）
【正文】
自从我们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到去年提出联合政府的主张，有了发展，实际上是一个东西。联合政府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政权上的最高形式。国民党对于我们的主张，不管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好，民主共和国也好，联合政府也好，总是反对的。因为他是站在极少数人的利益的立场上，反对我们代表的极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利益。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2〕中告诉我们，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方面是国民党政府压迫中国人民实行消极抗战的路线，另一方面是中国人民觉醒起来团结起来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我们知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酝酿时间很长，差不多“九一八”〔3〕以后就逐渐向着这个方向发展。从“九一八”到现在，可以分成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九一八”到西安事变〔4〕；第二个阶段，是从西安事变到七七事变〔5〕；第三个阶段，是从七七事变到武汉撤退〔6〕；第四个阶段，是从一九三九年国民党五中全会〔7〕到去年国民参政会〔8〕开会；最后一个阶段，是从我们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一直继续到现在。在这五个阶段中，国共两党在全国抗日与民主的问题上，长期地存在着原则的分歧和严重的斗争。
第一个阶段，从“九一八”到西安事变，有五年多时间。国共两方面斗争的中心，是抵抗日本侵略还是不抵抗日本侵略。我们这方面，在全国人民面前所提出的，是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国民党当局，在全国人民面前所提出、所坚持的，是“攘外必先安内”，实际上就是内战的方针。“九一八”以后，我们向全国国民党的军队提议，在停止进攻、给予人民以自由权利和武装人民三个条件之下，订立停战协定，以便一致抗日。毛泽东同志在报告中已经写了。我们的号召得到了若干国民党军队的响应。例如察北同盟军、福建人民政府〔9〕和十九路军，以后的东北军、十七路军，都响应我们，跟我们合作。其他一些地方系的军队虽然不是完全同意我们的口号，也和我们有某些合作。就连国民党中央系的军队，在江西打我们时，也有主张开到华北去抗日的。但是那时国民党蒋介石怎样对付呢？对于我们，是不断的“围剿”，更加猖狂的内战。对于自己的嫡系军队，他发过这样一个命令，“侈言抗日者，杀无赦”。就是谁敢多说抗日的话，就杀了他。以后，一九三五年华北事变〔10〕发生了，我们的红军主力北上了，我们就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和民主共和国的主张，并且在一九三六年给国民党的信〔11〕中，提议召集国防会议，发动抗战，召集民选的国民大会，实现民主共和国。在行动上，我们东渡黄河抗日〔12〕，响应那时华北的一二九运动〔13〕，掀起了全国的救亡运动。这时候国民党当局却调了大兵到山西阻拦我们抗日，目的是想把我们消灭在西北地方。在西安事变时，我曾经问蒋介石：“我们要求停止内战，为什么不停止？”他说：“我等你们到西北来。”我说：“我们已经到西北一年多了。”他就没有话说了。他的意思很清楚，是要在西北消灭我们。所以在西安事变前，还有山城堡的一仗〔14〕。东边也堵，西边也堵，就是要消灭我们。对于全国的救亡运动，他是极力地压迫，最后发生七君子入狱的事〔15〕。所以那时毛泽东同志写的我们党给国民党的信里说：“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16〕虽然这样，但是因为我们不断地要求，全国人民不断地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所以国民党先派了两个代表到瓦窑堡来谈判，以后我们就派了代表潘汉年〔17〕同志去跟他们谈判。国民党蒋介石对谈判的想法是怎样呢？那时他是把我们当投诚看待，想收编我们，直到西安事变以前，还是这样的想法，要把我们的军队顶多编三千人到五千人。至于对国民党军队中很多愿意抗日的军队，特别是东北军，就压迫他们。蒋介石对张学良〔18〕将军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你的责任就是剿共，不许到绥远〔19〕抗战。若要不然，就把你换掉。”以后召集西安会议，陈诚〔20〕来了，蒋鼎文〔21〕也来了，是准备以蒋鼎文代替张学良的。这样就逼出来一个西安事变。对西安事变，我们党坚持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取得了张学良、杨虎城〔22〕将军的同意，把蒋介石放回去。蒋介石本人当时具体的诺言是什么呢？就是“决不打内战了，我一定要抗日”。但是张学良送他到南京以后，他就把张学良扣起来，把杨虎城送出洋。这样一来，就激动了东北军、十七路军，几乎把和平破坏。而且他又拿军队来压迫，派特务挑拨，闹出了杀王以哲〔23〕的事情。从此可见，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他的内战思想还没有死，并且一直没有死过。现在还可以说一件事，宋子文〔24〕也是当时谈判的所谓和平使者，那时他答应在蒋介石出去以后，负责改组南京政府。结果这话一直到今天，已经有八年，仍没有兑现。去年我在重庆见他时，说过这样一句讽刺话，我说：“西安事变时你答应的诺言，我还没有给你宣布过。”事实证明他一直没有兑现。所以在这第一个阶段，虽然内战是停止了，和平是取得了，但这是逼出来的。这就是我们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方针：逼蒋抗日。但蒋介石内战之心并没有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