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阶段，从西安事变到“七七”抗战，大概有半年多时间。两方面争论的中心，是真正准备抗战，还是空谈准备抗战。当时我们党在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中，毛泽东同志在党的苏区代表会议的报告〔25〕中，都是这样说：要真正地实行民主自由，真正地准备抗战。要真正准备抗战就要有民主。我们的中心口号是以民主来推动抗战。国民党当时的方针是什么呢？是“根绝赤祸”，拖延抗战。就是要把共产党的活动消灭、根绝，就是在准备抗战的借口下把抗战拖下去。这是当时蒋介石的思想。
我们来看事实。在一九三七年二月，我们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上，提出了四项诺言、五项要求〔26〕。四项诺言大意是，答应改编我们的军队，把我们的苏区改为民主的边区，停止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政权，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五项要求大意是，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给人民自由和释放政治犯，召集各党派会议，真正实行抗战的准备，改善民生。而国民党的回答是什么呢？就是来一个“根绝赤祸”的决议案〔27〕。那决议有四条：取消红军，取消苏维埃政权，停止赤化宣传，停止阶级斗争。这个东西是双关的，因为红军改了名称，也可以说是取消红军，但红军还存在；苏区改了名称，也可以说是取消苏区，但苏区还存在。所谓停止阶级斗争，停止赤化宣传，就是不许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有政治活动。那时候一方面和平了，一方面又埋伏了文章。这个文章一直埋伏到现在，还是要取消我们的军队和政权。那时候国民党内也发生了一部分人跟我们合作的运动。这一部分人，孙科、冯玉祥〔28〕等也在内，提出了恢复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决议案〔29〕，但是没有被通过。那时我们曾经主张召开民选的国民大会，成立民主的政府。毛泽东同志在五月代表会上做了报告〔30〕，我奉中央命令也写了一篇文章〔31〕，国内国外的民主分子都很赞成。但是国民党的回答是什么呢？搞包办的国民大会代表选举。现在准备召开的国大的祸根，就是那时候种下的。那时我们主张召开各党派会议，但国民党来了个庐山谈话会〔32〕，不是大家坐下来开圆桌会议，一道商量，而是以国民党作主人，请大家谈话一番。这个谈话会的方式，一直到上次王世杰〔33〕同我谈判时，还想采用，提议组织什么政治咨询会，结果还是谈话会。不过庐山谈话会的时候，共产党没有份，我同林伯渠、博古〔34〕同志三个人不露面，是秘密的，现在他们提议的办法，是给个“公开”，我看就是差了这一点。我们同国民党的谈判一次在西安〔35〕，一次在杭州西湖〔36〕，两次在庐山进行〔37〕。谈判的对象是顾祝同〔38〕、蒋介石等人。谈判的内容是要他们承认我们的军队，承认我们的边区，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组织各党派的联盟，就是统一战线。国民党蒋介石的回答是什么呢？他只准我们编三个师（四万五千人），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而且无论如何不给建立统帅部，他要直接指挥。对边区呢？开始承认了，但是抗战以后又推翻了。蒋介石有一次对朱总司令说：“你抗战了还要边区！”他想给个总司令的名义，就可以取消边区。结果平型关打了一个胜仗〔39〕，他又承认了，那是在行政院第三百三十三次会议通过的。到南京撤退，他又把这个决议束之高阁，直到现在还没有承认。对我们的党，就更荒唐了。我们要求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建立各党派的联盟，但他在庐山第一次谈话会上居然敢说：“请毛先生、朱先生出洋。”你看，他竟会这样想！我们这样好好地同他谈判，他却以送杨虎城出洋的办法来对付我们。关于发表国共合作的宣言问题，在第二次庐山谈话会上，我们带去起草好的宣言，他要动手改两句，那时候我们还客气，同意他修改了两点。但修改了他也不发表，总想把共产党合法这一点抹杀掉。要不是“八一三”〔40〕打响了，就不会允许我们建立八路军总指挥部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的组织。朱总司令和我同叶剑英〔41〕参谋长到南京，开始蒋介石还没有决定给八路军的名义，但是到上海打响了，他从庐山跑回来，觉得这是全面战争了，才发表了八路军的番号，紧跟着又发表了十八集团军的番号，要我们的军队去打仗。后来宣言也发表了，但蒋介石又发表了一个谈话〔42〕，一方面是承认我们，可是另一方面，还是说要取消红军，取消苏区。他说我们是一个派，不承认我们是一个党，强调要集中在国民党领导之下，还是以阿Q〔43〕的精神来对付我们。
这些经历证明，我们的主张把全国人民振奋起来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了全国抗战。这样，抗战是逼成了，谈判也算逼成了，统一战线也算逼成了。同时又证明，只有人民有力量才能逼成。而且还证明，蒋介石的反共思想是不变的。
第三个阶段，从“七七”抗战到武汉撤退，大概有一年半时间。这个时期斗争的中心，是全面抗战还是片面抗战。我们党的口号，是持久战争、人民战争，就是全面的抗战、全民族的抗战。而国民党方面呢？他们是要速决战，只许政府抗战，不许人民起来，以此来对抗我们的持久战争、人民战争的方针。首先是“八一三”后发生的对出兵问题的争论。我们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方针，是要分批出兵，不要一下子开出去。我们主要是到华北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去创造华北战场，作持久战的准备，这样才能取得胜利。而国民党要求我们一次开出去，并只指定五台山东北边的小块地方（如涞源、蔚县）为我们的防区，企图在那个山屹崂里叫日本人把我们包围消灭。
在全国范围内，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方针是坚持持久战。而国民党呢？是幻想速胜。他们觉得，只要打几个胜仗，就可以引起国际的干涉。最大的希望是苏联出兵，次之就是英美在上海干涉。所以他们就打阵地战，把一二百万军队都调到上海，拿去拼，牺牲极大。在南京快丢失之前，蒋介石曾打电报给斯大林说：啊呀！我这个地方已经不能苟安了，请你赶快出兵吧！他还要求同苏联缔结军事协定。事实上，苏联已经帮助了中国的抗战，帮助了军火、飞机，还和中国签订了一个互不侵犯协定〔44〕，在政治上给以帮助。蒋介石实行阵地战的结果，把主力拼掉了很多，所以在南京撤退的时候曾一度动摇过，想议和，不过没有搞成，因为日本的条件很苛刻，主要的还是全国的抗战高潮已经起来了，他不敢投降。由于国共双方采取这样不同的方针和做法，结果我们在华北就创造了游击战场、根据地，而他就失掉了华北和华中的大块土地，一直到武汉撤退，在许多次的阵地战中，损伤了很大的兵力。这是战略方面不同的意见。当然那个时候在武汉，我们自己也有错误。就是说，当时在武汉做领导工作的同志，我也在内，着重在相信国民党的力量可以打胜仗，而轻视发展我们自己的力量；在战争上强调运动战，轻视游击战。所以在武汉时期，我们在长江流域的工作，没有能像华北一样，利用国民党军队撤退的时候，到农村去，发动农民，广泛发展游击战争。在武汉谈判当中，我们还是继续坚持各党派联盟的主张，就是建立统一战线组织，制订共同纲领，改革那时的政治机构。而国民党方面呢？他们提出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口号，想把我们吸收到国民党里头去，加以溶化。他们那时叫“洛共政策”，好像要拿水把我们化了。国民党是水做的林黛玉，但是我们没有做贾宝玉，化不了。另外，他们提议，只要你们加进来就好了。我们说，组织一个联合的同盟是可以的，你们是一份，我们也是一份，各有独立的组织。我们进到国民党里面去，要保持我们共产党的独立的组织，也可以像大革命时期第一次国共合作一样。但蒋介石又不干，他说，党外不能有党。我们说，你那个党内就有派，党外有党有什么关系！他说，你们可以进党来作为共产派，不要在外面。他就是想把我们溶化，当然用这个办法是谈不通的。他组织三青团〔45〕，我们也主张共同参加，发展青年运动，但蒋介石也不干，他就是要拿三青团把一切青年组织都取消，统一到他那里，不许有别的党派在里面活动。这当然也就谈不通。他对我们在敌后的政策，就是让我们到敌后打敌人，削弱我们。正如朱德同志那天说的，国民党在华北很快地就退走了，不能不让我们去。所以武汉时期，他答应要我们到华北、山东去发展游击战争。徐向前〔46〕同志带一一五师到山东去，还得到了他的同意。但是他看到我们的游击战争有发展，人民力量有发展，建立了根据地，就害怕，所以紧跟着就派鹿钟麟、张荫梧〔47〕带兵同我们磨擦。我们在政治上主张要改革政治，成立民意机关。他那个时候，一方面搞参政会，另方面还是一党专政，参政会只是一个“作客的机关”，并且还解散了一些人民团体。
在这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出，国民党蒋介石速胜论失败了，依赖外国参战也落空了，投机不成，投降又不敢。他被八路军的力量、人民的力量逼得不能不走向持久战，不能不在政治上表示一点进步。但他的投机性、反动性还是继续保留的。
第四个阶段，从一九三九年国民党五中全会一直到去年参政会国共两党公开谈判为止，时间整整有六年之久。我们党跟国民党争论的中心，也就是像我们党一九三九年“七七”宣言上所说的，我们是坚持抗战、团结、进步，而国民党则是要妥协、分裂、倒退。这种斗争到现在还继续进行着。我们在这六年当中，主张积极抗战，求进步，靠自己。我们一方面要求国民党能够这样做；另方面我们在敌后做出了成绩，创造了十九个解放区，发展了很多的军队，证明了我们的办法是对的，这样才支持了国民党的正面战场，推动了全国的民主运动。可是国民党在这六年中怎么样呢？是相反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毛泽东同志在这个会议的报告中，也分析了他们依靠外国帮助，等待胜利，勾结敌人伪军来制造内战的这一套。正因为这样，所以在这六年中，就有三次反共高潮〔48〕，进行过三次谈判。
关于这两个“三”，也可以说一说。开头有一个帽子，就是国民党的五中全会。五中全会是一九三九年一月武汉撤退以后开的。我们党在那个时候去了一个电报，态度是要求进步，反对汪精卫投降，主张严整抗战阵容，刷新政治，改革政府。但是国民党五中全会的回答是，来一个《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会上原则通过，会后国民党蒋介石又对我们军队，对边区，对共产党，对人民的活动等等，订了许多限制的办法。总起来就是：首先，抗战只有一个领导，军令政令必须统一。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主张。第二，取消“特殊化”，反对所谓“封建割据”，对边区要包围要封锁。这也是一直搞到现在的。第三，不许再叫八路军，只能叫十八集团军。这是什么意思呢？八路军是平时的军队编制，就是说平常的时候也是有的，而十八集团军是抗战时期的军队编制，既然是战时编制，那么战后就可以取消了！文章在此。但是华北的老百姓回答了他：还是八路军这个名字便当，十八集团军字多不好念。蒋介石订这一条就是他准备取消八路军的一个步骤。以后他就不断地把队伍开到华北，跟我们磨擦。先后有朱怀冰、石友三、高树勋、汤恩伯〔49〕这些人。并且还要取消我们的办事处，只许西安和重庆的办事处存在，其他的都要取消。因此，平江惨案〔50〕发生了，竹沟惨案〔51〕发生了，广东韶关办事处、桂林办事处也取消了。这些都是那个时期的事情。第四，不许国民党区域有共产党的组织。所以以后发现了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就破坏。不许有秘密的人民运动，而且不许宣传。所以《新华日报》〔52〕常常被检查、扣留，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许多文章不许登。一九三九年国民党五中全会这个方针，一直贯彻了七个年头。我们说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当然，根子是从历史上来的。
有了这个帽子，底下就有了三次反共高潮。第一次，朱德同志已经说了，是从打边区、取消我们的办事处和制造平江惨案开始。最主要的是在华北，从新军事变〔53〕一直到朱怀冰和我们磨擦。以后蒋介石打不下去了，失败了。朱德同志说得很对，蒋介石就是怕一个东西，怕力量。你有力量把他那个东西消灭得干干净净，他就没有说的。朱怀冰被消灭完了，蒋介石从来没有提过这个事情。他只好捏住鼻子叫卫立煌〔54〕和朱总司令谈判，划漳河为界。第一次反共高潮过去了，就来了个第一次谈判。我们的方针是有理、有利、有节。我们打了胜仗不骄傲，还是和他谈判。我们是相忍为国。那次是我出去谈判的〔55〕。我们和他一谈判，他就想讨一点便宜。那时谈判有四件事：党的合法，边区的承认，军队的增加，还有作战地区的划分。中心是在第四条。他就是想把我们赶到黄河以北，不要新四军在长江以南。那个时候有几个“北”：山东是鲁北，山西是晋北，还有一个黄河以北。他是想把我们都往北送，这真是“投畀有北”〔56〕。那我们就不干，所以发生了严重的争论。他毫无让步。我们作了一点让步，答应皖南部队退到长江以北，也是一个“北”，叫做江北。但是他还不干，来了一个何白《皓电》〔57〕，要我们到黄河以北，也是一个“北”。他坚持《中央提示案》〔58〕，因此引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这是一九四○年冬天开始，是从苏北战争埋伏下来的。苏北战争是他的阴谋，他原来想先从苏北下手，后打皖南。因为苏北我们的力量小，而他有韩德勤、李守维两个军〔59〕在那里。他们企图北面一压，南面一打，我们就只有“喝水”了！那晓得他搞错了，因为苏北有刘少奇同志的领导，改正了项英〔60〕同志的错误。陈毅〔61〕同志领导军队，执行了中央的正确方针，来了一个“退避三舍”。他打来了我们就先退。后来在黄桥来了个反击〔62〕，消灭了他们两个师。蒋介石捏住鼻子没有说话，但他是要复仇的。在苏北战争结束后，王懋功〔63〕就到顾祝同那里去，布置皖南事变〔64〕，但是表面上他还想麻痹你一下。那时候我在重庆。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那一天，就是当年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放回去的那个日子，他忽然请我去他那里，大谈我们是患难朋友，大灌米汤。我看米汤不好喝，引起我的警惕，赶紧打电报给毛泽东同志，说这里面有文章。果然不过十天，他就动手包围皖南的部队，来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因为当时皖南领导部队的同志犯了错误，所以受了损失。他就更加蛮横起来，宣布取消新四军的番号。但是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来了一个回击，他不承认我们承认。从此新四军变成只受共产党领导、指挥的军队，不受蒋介石领导了，于是就麻雀满天飞，从十万人发展到三十万人，从三个省的地区发展到现在七八个省。这就是第二次反共高潮。等到第二届参政会的斗争取得胜利，第二次反共高潮就结束了。从第二次反共高潮到第二次谈判，中间隔的时间很长，因为这时候正是一个复杂时期，有日苏协定、德苏战争、太平洋战争〔65〕，以及新疆问题〔66〕。第二次谈判是在一九四二年的下半年，但事前也有些小的接触。日苏协定订立以后，紧跟着有中条山战役〔67〕，蒋介石怕中条山守不住，希望我们配合，但主要是试探我们还打不打日本，当然这完全是他的糊涂想法。我们表示配合作战，但是蒋介石又怕我们，不要我们过漳河之线，要限制我们作战，这就很难配合。他在中条山，我们在漳河北怎么样打呢？同时他又不给我们下作战命令，要我们自己打。我们要一点补充，他说，只要打，我不会辜负你们的。我们打了，他又取消诺言，食言而肥。这是一次接触。后来，太平洋战争前夜，中国的情势很紧张，日本和美国有妥协的可能，这时要开参政会，他又表示要举国一致。我们为了阻止日美妥协，表示在抗日问题上还是和他一致，所以参加了参政会。那时候有一个条件，就是要把叶挺〔68〕将军放出来（皖南事变中叶挺将军很勇敢，站在最前线和国民党斗争）。蒋介石答应了这个条件，并由张群〔69〕担保。我们要求参政会以前就放出来，他不干。我们也打个折扣，那时候董必武〔70〕同志和邓颖超〔71〕同志都在重庆，两个人就只出席一个人，他来这一手，我们也来这一手。参政会开了，他仍不放。根据最近的消息，叶挺将军被蒋介石搞到重庆戴笠〔72〕的特务机关里去了。世界上最不守信义的莫过于蒋介石。这是这个时期小的交涉。到一九四二年下半年谈判以前，蒋介石还想来一套手法，因为那时候新疆问题解决了，有点得意忘形，他说：“我到西安去请毛泽东先生出来谈一谈。”后来林彪〔73〕师长去进行第二次谈判。当时我们还是希望在抗战中能找到一个团结的办法，所以在一九四二年党的“七七”宣言中表示出团结的态度。蒋介石以为我们有点可以让步的样子，提出的条件更苛刻，坚持我们的军队不能多编，仍是八个师，军队编了以后党才能合法，边区要改为行政区，作战地区还要向北移动。这个谈判拖了很久，实际上是他不想解决问题。他是想继续投机，希望那时候有一个日苏战争，一旦日苏打起来，就把我们赶到北边去，实行他原来的计划，所以他就要拖。我和林彪去见张治中〔74〕，他公开说“还不是拖”！这里头又有文章，结果拖出来一本《中国之命运》〔75〕，拖出来一个第三次反共高潮。那个时候正遇上共产国际〔76〕解散，蒋介石以为我们党内会有争论，于是就投这个机，来了一个取消中国共产党，而且还来了一个包围边区，打我们的心脏。第一次反共高潮打华北，第二次反共高潮打华中，第三次反共高潮打西北。我们揭露了他，全国人民都同情我们。在国际舆论上，不管苏联也好，英美也好，都反对中国的内战。所以就把蒋介石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压下去了。国民党十一中全会以后，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又表示愿意政治解决，可是来了个八字由头，说我们“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第三次反共高潮过去了，我们表示，如果他愿意政治解决，我们总是可以谈的。所以去年林伯渠同志又出去进行第三次谈判。这次谈判正值宪政运动〔77〕之期，我们就表示要实行民主和宪政，提出了政治问题三条，具体问题先是十七条，以后改为九条，其他的八条改为口头的〔78〕，这样正式文件共有十二条〔79〕。从西安谈到重庆，一直谈了差不多半年，还得不到结果。蒋介石就来了第二次《中央提示案》〔80〕，集中起来就是要我们做三件事：第一，十个师以外的队伍全部限期取消。第二，规定要十个师集中到哪里就必须到哪里。第三，敌后解放区所有的政府一律都交给流亡重庆的省政府接收。这样的条件我们当然不能接受，谈判就在林伯渠同志在国民参政会报告后告一个段落。
从这三次反共高潮和三次国共谈判中可以看出来，国民党继续反共和内战的方针，在第四个阶段中特别明显，所以谈判时他们充满着反共思想，反共高潮时就打起来了，这就是内战。虽然这样，文章还没有了结，还有新文章：不是再来第四次反共高潮，就是再来第四次谈判。结果，不是反共高潮而是继续谈判。这个谈判不仅有第三方面的民主人士参加，而且有外国人参加；同时，谈判又是公开的。这是和过去谈判不同之点，是一个新的阶段。
第五个阶段，从我们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到现在。这个谈判有一个中心，就是我们提出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而国民党要继续一党专制的政府。这是一个斗争，就是毛泽东同志报告里说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的方针是，立即召开党派会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战后召集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国民党的方针是，不放弃一党专政，包办国民大会，继续一党专制。半年来斗争更加尖锐。这样的斗争更振奋了全国的民主运动，更使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为国际国内民主人士所拥护，所同情。正因为这样，所以谈判也就继续下去，于是有了赫尔利〔81〕到延安以及我的两次出去〔82〕。赫尔利在延安和我们签定了五条协定，同意我党毛泽东同志所提的联合政府的方针。这五条内容主要是：为共同打败日本强盗建设新中国，要在联合政府之下统一起来；要成立各党各派无党无派的联合政府，要成立代表所有抗战力量的联合统帅部；要给人民自由，要实行民主的改革；要承认所有抗日的力量，装备所有抗日的力量，统一所有抗日的力量（用联合政府来统一）；承认所有党派的合法地位。这样五条不仅我们提出，而且美国大使赫尔利也是签了字的。这五条他承认了，所以我到了重庆，就是为实现这个方针——联合政府的方针。但是蒋介石又拒绝了。我回延安以后，赫尔利又继续邀请，我就又出去一次，提出为实现联合政府，办法可以采取一个准备的步骤，先开一个各党各派的会议，就是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83〕三方面和无党无派分子的代表人物的会议，来讨论如何改组国民政府成为联合政府，如何起草共同纲领，如何废止一党专政。这一次谈判国民党蒋介石还是不同意，反而叫嚷什么“你们要联合政府就是要推翻政府，开党派会议就是分赃会议”。完全把我们的主张抹杀了。他还是要继续原来的方针。从《根绝赤祸案》到《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历来的主张，就是要我们把军权、政权交出来。这从蒋介石今年二月一日的演说上就可以完全看出来，要我们把军队和敌后的政府都移交给他。他给我们什么呢？不是联合政府。他能够给我们的，就是参加政府去作客。这个客我们作了八年，我们还稀罕作这个客？要把军权、政权交出去，当然是绝对做不到的事。但是蒋介石还是要你这样做，他说可以给共产党合法，但那是把我们手脚捆起来的合法，手脚捆起来还有什么合法！当然很清楚地可以看到，这样的主张后面还有一手，就是三月一日宣布的要在今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大会，但这还是八年以前国民党包办选举的国民大会〔84〕。他名义上要还政于民，实际上是要经过召开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通过一党专制的宪法，来承认国民党专制的合法。假使谁出来反对，他就说你是分裂，他就要统一你，你不受他统一，他就要讨伐你，这就是他所准备的全国规模的内战。他这条方针完全是和我们对立的。今天除了抗战这点上还可说是相同之外，至于如何抗战，完全是两套。我们是要胜利——彻底的胜利，要民主——新民主主义的民主，要团结——民主的团结，不但要国内的团结而且要国际的团结。国民党是另外一套，不是要彻底的胜利而是企图妥协投降，将来能用日本的资本和武器来打内战，把伪军收编过来打内战，不是要民主而是要维持独裁，不是要团结而是要分裂，在国际上是挑拨离间，企图英美帮助来一个“斯科比”〔85〕，国民党就是这一条路线。
从“九一八”以来的国共关系发展到今天，一般地是停止了大规模的内战，发动了抗战，这是统一战线的成功。我们创造和扩大了解放区，振奋了中国人民，推动了中国的民主运动。但是，就是在抗战之下还是有局部的内战，还是充满了反共、反人民、反民主的行动，这是国民党所实行的。这个对立斗争现在还是继续着。我们一方面反对这种反动的消极抗战的路线，另方面还是留有余地，不关谈判之门。三次反共高潮三次谈判，三次谈判后又继续谈判。谈判是为了胜利，为了民主，为了团结，这样的谈判才有作用，否则那真是谈话会了，那就不会有结果。这是长期以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经过情形。
【出处】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出版的《周恩来选集》上卷刊印。
【注释】
〔1〕这是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论统一战线》的第一部分。
〔2〕《论联合政府》报告，见《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三卷第1029-1098页。
〔3〕“九一八”，即九一八事变，见本卷第206页注〔5〕。
〔4〕西安事变，见本卷第226页注〔13〕。
〔5〕“七七”事变，见本卷第163页注〔21〕。
〔6〕武汉撤退，参见本卷第138页注〔1〕。
〔7〕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一日至三十日，在重庆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会议决定设置“国防最高委员会”，蒋介石任委员长，通过党务报告决议案，设立“防共委员会”，确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会后即掀起了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8〕指一九四四年九月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参政会，见本卷第139页注〔10〕。
〔9〕察北同盟军，即一九三三年五月冯玉祥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在察哈尔省组织的民众抗日同盟军。主要领导人还有吉鸿昌（共产党员）、方振武等。同盟军在张北、沽源等地与日本侵略军进行了激烈战斗，把日伪军完全逐出察哈尔省境。由于蒋介石和日本侵略军的双重压迫，同盟军的抗战活动于同年十月失败。福建人民政府，是国民党内同蒋介石分裂的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在福州成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这年十月，蒋光鼐、蔡廷锴领导的十九路军同红军签订了抗日反蒋协定。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又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签订了停战协定。在蒋介石的军事压力下，福建人民政府在一九三四年一月间失败。
〔10〕“华北事变”指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出卖华北主权的一系列事件。这一年五月底，日本帝国主义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各种无理要求。六月初，国民党政府在华北的代表何应钦开始与日方秘密会商。七月六日，何应钦正式致函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接受了日方要求，这就是所谓“何梅协定”。六月二十七日，国民党察哈尔省政府代理主席秦德纯又与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以换文方式达成协议，通称“秦土协定”。按照这些协定，中国在河北和察哈尔的主权大部丧失。随后，日本帝国主义更策动汉奸制造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企图使河北、察哈尔、绥远、山东、山西五省脱离中国。十月，日本帝国主义指使汉奸在河北省东部举行暴动，一度占领了香河县城。十一月，汗奸殷汝耕在通县成立所谓“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后来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十二月，国民党政府指派宋哲元等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帝国主义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
〔11〕这封信指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信中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决定的反动方针，作了义正词严的批判，同时申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准备重新实行国共合作的政策。
〔12〕中国共产党为了以实际行动促成全国抗日的实现，由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和第十五军团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在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日东渡黄河抗日，遭到了蒋介石、阎锡山的武力阻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国抗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鉴于国难当前，应以实现全国抗战为根本，不愿和阻拦我抗日去路的国民党部队进行战斗，五月五日发表回师通电，将抗日东征军撤回黄河西岸。
〔13〕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学生数千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爱国示威游行，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游行的学生遭到国民党政府镇压。次日，北平各校学生宣布总罢课。十六日，学生和市民一万余人，再度举行示威游行。这次爱国运动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形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14〕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宁夏环县山城堡，红军第一军团和第十五军团一部歼灭国民党军胡宗南部七十八师二三二旅全部和二三四旅两个团，这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最后一战。
〔15〕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史良和沙千里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当时被称为七君子事件。同年十二月，七君子被移至苏州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内监禁，次年四月江苏高等法院以“危害民国”罪提出公诉。由于七君子坚持斗争和全国人民纷纷声援，七七事变后被释放。
〔16〕引自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见《毛泽东文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一卷第428页。
〔17〕潘汉年，一九三六年任我党代表与国民党进行谈判。
〔18〕张学良，一九三五年十月起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一九三六年四月九日邀周恩来到肤施（今延安），就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以及双方通商和互派代表等问题进行谈判。同年十二月十二日和杨虎城一起发动西安事变，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被蒋介石长期关押。
〔19〕绥远，指绥远省，当时辖区为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巴彦淖尔盟东部及呼和浩特市、包头市等地。一九五四年撤销。
〔20〕陈诚，西安事变时任国民党政府军政部常务次长。抗战时期任国民党军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国民党军等六战区司令长官、湖北省政府主席。
〔21〕蒋鼎文，一九三六年时任国民党政府福建省绥靖公署主任。西安事变前蒋介石准备调他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前敌总司令。
〔22〕杨虎城，原任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等职。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和张学良一起发动西安事变，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一九三七年四月，被蒋介石迫令去职出国。同年十一月回国参加抗日工作，随即被蒋介石长期囚禁。一九四九年九月在重庆国民党集中营惨遭杀害。
〔23〕王以哲，西安事变时任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由于张学良被蒋介石扣留，东北军内部在如何营救张的问题上发生分歧。部分少壮派军官主张用武力解决，王以哲等主张和平解决。在反动势力的挑动下，一九三七年二月二日王以哲被少壮派刺杀。
〔24〕宋子文，当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西安事变发生后，陪同宋美龄前往西安与中共中央代表谈判。
〔25〕指毛泽东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所作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见《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一卷第252-264页。
〔26〕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即四项诺言）。五项要求是：（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材，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生活。四项保证是：（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改编为一个军四个师，每师一万五千人），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普选的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27〕指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
〔28〕孙科，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院长。冯玉祥，九一八事变后，赞成抗日。一九三三年五月同共产党合作，在察哈尔省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任总司令，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一九三六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兼任国民党军第三、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一九三七年冬被蒋介石解除指挥军队作战的职务。以后，继续采取与共产党合作的立场。
〔29〕指一九三七年二月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孙科等关于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提案。
〔30〕指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见《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一卷第252-264页。
〔31〕指《我们对修改国民大会法规的意见》一文，载于一九三七年五月一日出版的《解放周刊》第一卷第二期。
〔32〕指一九三七年七月国民党政府在庐山召开的“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座谈会。
〔33〕王世杰，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作为国民党代表同中国共产党进行谈判。
〔34〕林伯渠，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曾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博古，即秦邦宪，一九三六年同周恩来、叶剑英等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参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一九三七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驻南京代表。一九三八年起先后任中共长江局、南方局委员兼组织部长。一九四一年起在延安主持《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
〔35〕一九三七年二月中旬至三月中旬，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在西安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的谈判。中共代表在谈判中重申了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中提出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在谈判中周恩来还提出恢复张学良的自由、复职授权等问题。因国民党的阻挠，谈判无结果，最后只达成了在西安设中共办事处的协议。
〔36〕指一九三七年三月下旬周恩来到杭州同蒋介石的谈判。周恩来就中共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提出具体实施方案，蒋介石则要求拟定民族统一战线纲领和确认他的领袖地位。双方商定谈判继续进行。
〔37〕指一九三七年六月上旬至中旬周恩来在庐山同蒋介石、宋子文等的谈判和七月中旬至下旬与博古、林伯渠在庐山同蒋介石、邵力子、张冲的谈判。前一次主要是谈判在红军改编后的总指挥部、军队和边区的人事任命等问题上，双方争论很久未得解决。后一次主要是向国民党递送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要求国民党承认陕甘宁边区，同意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八一三”以后，蒋介石被迫在九月二十二日公布上述宣言并同意八路军设立总部。
〔38〕顾祝同，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战区司令长官。
〔39〕一九三七年九十月间，八路军的三个师先后开抵山西抗日前线。九月二十五日，一一五师在平型关伏击日军，歼敌板垣师团一部约一千余人。这是抗战开始后中国军队所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
〔40〕“八一三”，指八一三事变，参见本卷第61页注〔2〕。
〔41〕叶剑英，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前任中国工农红军副总参谋长，八月任八路军参谋长。
〔42〕参见《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本卷第1-3页。
〔43〕阿Q，是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中的主角。他的突出特点是习惯于用自己安慰自己的方法，在任何情形下都自以为是胜利者，即“精神胜利”者。阿Q主义就是指这种“精神上的胜利者”。
〔44〕指一九三七年八月苏联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45〕三青团，指三民主义青年团，见本卷第250页注〔12〕。
〔46〕徐向前，一九三九年被中共中央派往山东，任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委员。
〔47〕鹿钟麟，当时任国民党政府河北省主席，国民党军冀察战区总司令。在蒋介石的指令下曾和八路军进行摩擦。张荫梧，当时任国民党河北省民军总指挥。
〔48〕三次反共高潮，见本卷第476页注〔18〕。
〔49〕朱怀冰，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九十七军军长。一九四○年二二月间，蒋介石指令其纠合庞炳勋、张荫梧、候如墉等部，三路进攻太行区域的八路军，被八路军彻底击败。石友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军团总司令，在河北省南部联合日军进攻八路军，摧残抗日民主政权，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高树勋，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兼新八军军长，在邯郸内战前线起义。一九四六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汤恩伯，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国民党军豫鲁苏皖边区总司令。
〔50〕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二日，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奉蒋介石的密令，派兵包围新四军设在湖南平江嘉义镇的通讯处，惨杀新四军参议涂正坤、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等六人，制造了平江惨案。
〔51〕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一、十二两日，河南确山、信阳、泌阳等县的国民党反动武装一千八百余人，围攻确山县竹沟镇新四军留守处，惨杀新四军伤员和他们的家属以及群众共二百余人，制造了竹沟惨案。
〔52〕《新华日报》，见本卷第285页注〔7〕。
〔53〕一九三九年十二月，阎锡山在蒋介石的指使下集中六个军的兵力，向驻在山西西部的新军进攻。这次进攻被新军的反击所粉碎。同时，阎军又在山西东南部进攻新军，摧残阳城、晋城、长治、沁水等地抗日民主政府和人民团体，屠杀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
〔54〕卫立煌，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
〔55〕指一九四○年六月周恩来代表中共在重庆同国民党进行的谈判。
〔56〕语出《诗经小雅巷伯》：“取彼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
〔57〕“皓电”，参见本卷第275页注〔1〕。
〔58〕一九四○年七月十六日国民党提出所谓“中央提示案”，主要内容是：取消陕甘宁边区，代以陕北行政区公署，归陕西省政府领导；缩编八路军、新四军，并限制其防地。十月十九日蒋介石以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在“皓电”中将所谓“中央提示案”以最后决定的形式向我党提出。
〔59〕指国民党军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所属苏鲁皖游击总队总指挥李明扬的部队和李守维的八十九军。
〔60〕项英，一九四○年时任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一九四一年一月，在皖南事变中遇害。
〔61〕陈毅，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指挥，一九四○年十一月任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副总指挥、苏北指挥部指挥兼政治委员。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代军长。
〔62〕指黄桥战役。一九四○年十月初，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指挥二十六个团三万余兵力向驻泰兴县黄桥镇的新四军发动进攻，妄图消灭新四军苏北部队。新四军七千余人在陈毅，粟裕指挥下奋起还击，激战四天，把韩部击溃。此役共歼国民党顽军一万一千余人。
〔63〕王懋功，一九二五年任广州卫戍总司令。一九二八年任第三集团军第十一军军长兼骑兵第八师师长。一九三七年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部副监。一九四○年底参与策划皖南事变。一九四五年任江苏省政府主席及省政府委员，并兼任第十战区副司令长官、苏北挺进军总指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