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谋处统计作战人数与供给部统计吃饭人数当然不会相同，政治部统计人数往往来个折中。毫无疑问，统计作战人数当然会少一点，计算吃饭人数肯定会多一点，包括俘虏、后方吃饭人数都要算在里边。如果根据供给部的数字，我军人数到二月份只会多于三百五十万。
去年九月中央会议〔6〕对形势的估计没有实际发展得这样快，那时是按照过去敌人被消灭的规律，估计第三年战绩和第二年一样，到第五年底才能把敌人打得像现在这个样子。估计战绩慎重一点是不要紧的。谁知这半年来就消灭了这么多敌人，仅去年下半年，歼敌正规军折合一百四十七个旅，共一百六十万人，还不算淮海战役歼灭杜聿明集团和攻克天津的战果在内。
我们胜利得快，敌人就消灭得快。照这样继续打下去，敌人没有工夫补充，要恢复大的兵力是不可能了，小的补充还可以，因为他们还有长江以南一块地方。因此，我们可以说，目前在军事上基本打倒了蒋介石。当然，还不是彻底打倒，正如同挖树根一样，我们已经把蒋介石的主根挖断了，但还有一些毛毛根没有断。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蒋介石剩下的两百万兵力，其中能打仗的部队已经很少了，国防部、联勤部、军官学校等都是不能打仗的，海军、空军、工兵等部队也不能单独打仗，真正能够作战的正规陆军只有一百二十多万。这次歼灭杜聿明二十二个师，加上傅作义〔7〕三十四个师将被歼灭，这五十六个师在一百二十多万中占三分之一的比例，还剩八十万人的陆军分布在各地。蒋介石现在这点部队要分布很多的地方，怎么能打仗呢？分布在新疆、宁夏（马鸿逵〔8〕）、青海（马步芳〔9〕）、台湾等地的部队，都不能起多大作用，是不能算数的；能算数的，有西安胡宗南〔10〕的二十八个师，武汉白崇禧〔11〕的三十个师，南京汤恩伯〔12〕的五十个师，共一百零八个师，算八十万人马吧，恐怕还不到一点。还有阎锡山〔13〕的几万人被围在太原，成了瓮中之鳖，早晚会被消灭掉。那么，今春把阎、傅消灭掉，就只剩下白、汤、胡三堆人马了。我们一过长江，再打几仗，蒋介石在军事上也就根本被打垮了。所以说，从去年十一月起，一年左右就可以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统治，是有根据的。这个估计，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是可以实现的。
总的来说，胜利加快了，五年计划三年完成，不是很好吗？你们开会正逢这样一个时期，不是可以庆贺吗？
既然庆贺，那么任务也就来了。胜利加快，后勤工作就得加重、加快、加大。一个平津战役参战部队就达一百万人，再加上支前民工三十余万人，共计一百三十多万人；淮海战役两个野战军打了两个月零五天，粮食就需要五亿斤，弹药也不是一两个基数问题。这在后勤工作的历史上还没有过吧。粮食供应慢，部队就吃不上饭。包围杜聿明集团时，部队吃不上粮食，就饿了一阵肚子。包围黄维兵团〔14〕时，等了五天的弹药。歼灭杜聿明集团时，也等了三天半弹药，弹药一到就歼灭了敌人。将来过了长江，运输线更远了，按说供给速度就慢了。但是，我们应要求加快速度，如果前方部队包围了敌人，因弹药不济，让敌人跑掉了，就会对战局不利。目前西北野战军的后勤供给，因我们没有精确计算，有的部队没有鞋穿。那里有十五万人的部队，每月都要消灭敌人一个师，应照顾一下。所以，后勤供给一定要加快，不但加快，还要加大，数目加多。两年半以前供给一百万人，到今年年底要超过四百万人。现在有这么多的俘虏，你能说不要吗？难道放走他们后再到村里去动员参军吗？我们的办法是即俘、即补、即打。黄百韬〔15〕的兵俘来，到打杜聿明时已是排长了，这在历史上也是从来没有的吧。当然，解放战士的觉悟程度总赶不上土地改革后入伍的农民子弟兵，现在我们已经动员了三十万农民子弟准备参军。打过长江，汤恩伯的部队恐怕消灭得最快，不跑就被包围消灭。白崇禧已经脚底下擦了油，胡宗南恐怕也要跑的。可以预计，歼灭汤恩伯部将俘虏四十多万，歼灭杜聿明集团和平津战役俘敌四十万，子弟兵三十万，算增加一百万人吧。今年，我们的部队人数达到四百万是肯定的，后勤工作同志们应当有个数。
人多，粮食、弹药也消耗多，被服也要增加，后勤工作同志在新的胜利条件之下，任务只能加重、加快、加大，而绝不是说可以舒服了，慢一点了，甚至准备复员回家。如果有这样的想法，就不对头。胜利越是快要到来，越要前后方密切合作，才能更快地彻底打垮蒋介石，取得全国胜利。目前，后勤工作应做到，粮食送得及时，弹药送得快，铁路修复好，努力配合前方，将解放战争预计五年的任务，提前用三年半完成。
附带报告一件事，今天毛主席发表了一个声明〔16〕，是针对蒋介石和谈阴谋的。蒋介石的和谈阴谋，是美帝国主义教他的。其实，他不会接受真和平，而是要和我们打到底的。蒋介石在一九四六年六月发动全面内战时，有四百三十万军队，打到去年年底只剩下二百二十万，美国援助他的四十亿美金，不到三年也基本打光了，真是个败家子。这个数目等于国民党政府今年全部财政预算的十五倍，也占美国财政预算的八分之一，出口额的二分之一。什么原因败得这样快呢？一句话，蒋介石失掉了民心。我们是独立自主，大得民心，这个力量是无穷的。在目前胜败已见分晓的情形下，他还来谈什么和平呢？这是美、蒋的骗局，为了保存蒋介石的一点实力，以便东山再起，卷土重来。蒋介石的反动本质是不会改变的，他在今年元旦文告〔17〕中，还想保留他的伪宪法〔18〕、法统、国体、军队等条件，目的只想保留反动派的位子。这是一个反动政权灭亡前的哀鸣。蒋介石的假和平，我们看得清，党外许多进步分子也看得清，但也有一些民主人士看不清，对蒋介石政权产生一种怜悯心，他们还需要有一个认识过程。其实，广大的人民群众心里都很清楚，例如上海市场物价的先跌后涨，就是识破了蒋介石假和平的一种反应。在敌人内部，也有一些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幻想不打，说不打也可以解决问题，为什么一定要打呢？例如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19〕几次派代表来谈判，要求保存一点东西作为不打的条件。我们表示，缴械当然可以不打，除了性命和私人财产外，其他什么也不能保留。
陈长捷可以来谈判，傅作义可以来谈判，蒋介石也可以来谈判。我们的条件就是毛主席发表声明中的八条：
（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接受这八条，就可以来谈和平。我们还号召国民党政府里的爱国人士起来拥护这样的和平建议。这八个条件一提出，就把敌人假和平的阴谋揭穿了，而代之以真和平。现在，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像明末时混乱无能到了极点，这个声明实际上是叫他们投降。声明同《将革命进行到底》〔20〕那篇社论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要教育我们的干部不要误解。如果反动统治者承认了这八条，就是人民取得了和平，也就是将革命进行到底了。和谈的条件是要对方放弃武装，这还是蒋介石发明的。西安事变〔21〕后，我到庐山同国民党谈判，他说，“你们毛先生、朱先生最好出洋一下”。当时我说，“现在还谈这些事情”，立即拒绝了。重庆谈判〔22〕时，他对毛主席说，“你们可以到农村搞土地改革去，不要搞武装了”。毛主席说，“武装对人民对国家是很有用的”。这样又给他顶回去了。现在，我们拿反革命的办法对付反革命，这叫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对垂死挣扎的反动派就要痛打落水狗〔23〕，这是鲁迅的话。所以，在全国胜利前夕，后勤工作的同志们绝不可以休息与复员，而是要更加努力工作。
（二）部队走向正规化，后勤工作应当先又殿后
去年党的九月会议提出，战争进入正规化，一切工作方式统统要依此而改变。首先是军队组织，要从游击战争形式变为正规战争形式，因为物质基础（武器）改变了，有了几万门炮；武器的改变使整体装备相应提高，改变了军队作战形式。毛主席提出，我军要建立炮兵、工兵，就是为了实现战争正规化。过去我们是小米加步枪，谈不上正规化。在抗日战争时期，敌人装备好，我们只好上山，开展山地游击战。现在我们有了重武器装备，能集中使用打六十多天的仗，一个战役就歼敌几十万人，这在战争史上都不多见。因为有了重武器和机械化的装备，部队就能打大歼灭战，占领大城市，使各解放区连成一片。
部队走向正规化，后勤工作应当先。同志们首先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如缴来几百门大炮，你能不能修理？如果连修理都不能，怎么使部队正规化？猴子拣包袱，拣一个丢一个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如果今后美国援蒋少了，我们的缴获也有限了。要想根本解决武器装备问题，得自己会造才行。当然这必须要有重工业，有了重工业才有真正的装备正规化。现在我们不要幻想像苏联那样，人家有基础，我们的物质基础不够，需要逐步发展。从事兵工生产的同志应当在这方面多钻研，能修便修，能造便造。先设法造山炮、迫击炮，能修榴弹炮，将来才能造飞机、坦克、大炮，一步步地前进。现在不能做到的，不要作规定。总之，军队装备的正规化决定于生产，这需要后勤部门长期努力，也许十年、二十年以后，我们才能和苏联媲美。
全国胜利以后，军队的后勤工作还要继续做下去，任务无穷，有些军政人员将来要转到生产建设方面去，但后勤工作人员是不会动的。同志们可能会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惧的是工作还得长期做下去，喜的是将来有了重工业，可以实现真的装备正规化了。惧是不对的。
后勤工作在军队装备正规化上要当先，又要殿后。作战部队打完解放战争以后，后勤工作还得努力，不能休息，不管它的哪一部门都要有这样一种精神，才能完成军队装备正规化。有人问，后勤工作哪一天才会没有？我说，哪一天没有阶级斗争，没有军队，才会没有后勤工作。所以，后勤工作要有长期化、专门化的决心，必须不断研究、熟悉自己的业务，达到熟能生巧。直到全世界阶级斗争都消失了，你后勤工作也就完成使命了，那时你们可以改行同自然界斗争了。
（三）后勤工作要依靠人民
我们的革命战争依靠人民，后勤工作也是依靠人民。过去我们的小米加步枪，小米是由农民生产的，枪是把工人、农民组织起来向敌人夺取的。现在的正规化战争，还是依靠人民的力量。我们军队的来源，是人民的子弟兵，军工物资靠工厂的工人来生产，粮食靠农民生产。每一次战役，都大量使用民力。例如在莱芜战役〔24〕中，使用民工的人数超过了军队。一位外国记者见到支前民工川流不息的情景，说这真是人民的战争。但这并不等于说，每一次战役都要使用这么多民工。我们对民力的使用应该节省，过去这样做大多是因为战役的需要，但有时也有浪费现象。以后要经济一点，要善于计算，要有计划、有组织、有效率地使用人力。要注意把多余的人力组织起来，搞好生产，后勤工作同志要懂得这一点，不能因为我们夺取的城市、掌握的工厂多了，就忘记了。我们要好好总结出一套经验，适合于今后的情况。关于后勤组织机构，要有伸缩性，各地后勤部门不能一样大小，工作要因时因地制宜，计划要切实，不要太铺张了。目前解决运输问题，应以铁路为主，军委已经成立了铁道部，由滕代远同志任部长。
后勤工作做得好坏的关键在于效率，搞得不好就会浪费，会犯官僚主义的错误，那是非常危险的。敌人会钻空子的，今后敌人的新办法就是钻进来搞破坏。我们要依靠人民群众来检查后勤工作，这些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出处】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这是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军委召开的后勤代表会议上所作的总结。
〔2〕淮海战役，参见本卷第533页注〔1〕。
〔3〕平津战役，参见本卷第555页注〔1〕。
〔4〕杜聿明集团，指国民党军第二兵团、第十三兵团和第十六兵团，由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杜聿明指挥。第十六兵团和第二、第十三兵团分别在淮海战役第二和第三阶段被歼灭，杜聿明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被人民解放军俘虏。
〔5〕北平，即今北京。
〔6〕指中共中央一九四八年九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7〕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8〕马鸿逵，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
〔9〕马步芳，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代长官。
〔10〕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11〕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军华中“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12〕汤恩伯，当时任国民党军京沪警备司令部总司令。
〔13〕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军太原“绥靖”公署主任。
〔14〕黄维兵团，指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兵团司令官黄维。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五日，该兵团在淮海战役第二阶段被歼灭，黄维被人民解放军俘虏。
〔15〕黄百韬，原任国民党军第七兵团司令官。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该兵团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被歼灭，黄百韬被人民解放军击毙。
〔16〕指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发表的《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见《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四卷第1386-1389页。
〔17〕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提出愿意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的虚伪建议，主张以保存伪宪法、伪法统和反动军队等项为全国人民所不能接受的条件为和平谈判的基础。
〔18〕伪宪法，见本卷第279页注〔11〕。
〔19〕陈长捷，当时任国民党军津塘防区副司令兼天津警备区司令部司令官。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在平津战役第二阶段中，天津被攻克，陈长捷被人民解放军俘虏。
〔20〕即新华社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发表的一九四九年新年献词。见《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四卷第1372-1384页。
〔21〕西安事变，见本卷第176页注〔5〕。
〔22〕重庆谈判，参见本卷第5页注〔1〕。
〔23〕语出《论“费厄泼赖”应当缓行》一文，见《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一卷第270-277页。
〔24〕莱芜战役，是华东野战军在山东莱芜（位于济南东南）地区所进行的运动战。一九四七年一月底，国民党军队分南北两线进攻山东解放区。南线国民党军以八个整编师，分三路沿沂河、沭河北犯临沂，北线国民党军李仙洲集团三个军由明水（今章丘）、淄川、博山等地南下莱芜、新泰策应，同时从冀南、豫北抽调一个军及三个整编师集结在鲁西南地区，阻止华东野战军西撤和晋冀鲁豫野战军东援，企图同华东野战军主力在临沂地区决战。华东野战军以一部阻击南线之敌，佯作决战模样，主力则隐蔽兼程北上莱芜歼击李仙洲集团。战役自二月二十日开始至二十三日下午结束，共歼敌五万六千余人，俘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李仙洲。
对国民党军来我方接洽者的处理办法〔1〕（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
【正文】
汉年、文义并告沪局：
今日毛主席发表对时局声明〔2〕，其用意在揭穿美蒋的和平阴谋，与新华社新年献词〔3〕并无丝毫矛盾。望将此声明印送各方，注意收集其反应意见。对一切有阴谋或投机的反动军人接洽者，概以毛主席的声明八条告之；如其真有反正诚意或者难以判明其动机时，可要其本此八条在其所在地区向我前线司令部直接接洽，求得地方解决，最为有利。即使是一骗局，或别有阴谋，则在我前线司令部的力量镇压下，亦易判明其真伪，解决其武装。对白崇禧、胡宗南、汤恩伯、马鸿逵〔4〕这类战犯必须消灭其反动武装，方能有真正国内和平可言；消灭之方，当然在战斗中歼灭最为彻底，但如能因其对和战的动摇而增加其相互间或内部的矛盾，以便我各个消灭，自然也很有利。你们的工作中心，便是经过刘仲容、胡公冕、王新衡、周士观〔5〕等人的影响，增加白、胡、汤、马等的动摇和幻想，而决不要自己去幻想白、胡、汤、马等会真正革命。文义可将毛主席声明交刘仲容带回，说这就是中共方面的回答，看李、白〔6〕作何打算。望告仲容，不论李、白如何做法，都不要离开白，以便保持情报关系，直到桂军被围，将要被消灭时，刘可劝白投降，并劝其部下不要破坏武器及产业，以便保全性命。对胡公冕、周士观不能这样直说，但可将毛主席声明告之，以促进胡、马的动摇。对王新衡之流，则只能迫其立功赎罪，不要给以任何不应有的幻想。
周李
子寒
【出处】
根据周恩来手稿刊印。
【注释】
〔1〕这是周恩来起草并和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军委情报部部长李克农联名给香港分局委员潘汉年、在上海从事中共地下工作的吴克坚（文义）的电报。
〔2〕指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发表的《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见《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四卷第1386-1389页。
〔3〕指新华社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发表的一九四九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见《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四卷第1372-1384页。
〔4〕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军华中“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汤恩伯，当时任国民党军京沪警备司令部总司令。马鸿逵，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
〔5〕刘仲容，曾长期担任李宗仁、白崇禧的参议，当时以李、白私人代表名义同中共进行联络、谈判。胡公冕，一九二一年十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三年以中共党员身份参加国民党，曾与胡宗南在黄埔军校教导团共过事。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与中共组织失去联系。一九二九年冬在浙南家乡组织农民革命武装，一九三○年春根据中共指示扩编为红十三军，任军长，后失败。抗日战争时期，积极参加救亡工作。解放战争时期，曾与中共联络，进行策动胡宗南部队的工作。王新衡，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少将处长，抗战胜利后曾任上海特别市政府参事兼处长、立法院立法委员等职。周士观，曾任国民党宁夏省政府建设厅厅长、宁夏省驻京办事处处长、第一至第三届国民参政会参议员。抗战胜利后，辞去参议员等职务，任上海工矿银行总经理、重庆铁工厂总经理等职。
〔6〕李，指李宗仁，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副总统。白，指白崇禧。
待北平接收完毕后再谈归绥、包头问题〔1〕（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五日）
【正文】
井泉并告林罗聂，杨李〔2〕：
井泉二十三、二十四日两电〔3〕悉。北平敌军和平解决〔4〕，其方式和办法见中央社北平二十二日电所宣布的十三条〔5〕，实际是投降改编。现平敌已有一部开出，如无变化，二十七、八两日可开完，我军方可入城接收，改编部队将在二月中进行。对归绥〔6〕、包头敌人，你们尚无力接收，俟北平接收完毕后，再设法进行，现只采监视方针，对小股敌军则歼灭之。王平〔7〕所率部队，如确可收编大同敌人，可同意其派人去大同接谈。八纵应停止派干部至三兵团接收俘虏。
军委
子有
【出处】
根据周恩来手稿刊印。
【注释】
〔1〕这是周恩来在平津战役期间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北军区第三兵团政治委员李井泉的电报。平津战役，参见本卷第555页注〔1〕。
〔2〕林罗聂，指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华北军区司令员。杨李，指杨成武、李天焕，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3〕北平，即今北京。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天津解放后，被围困在北平城的国民党军完全陷入绝境。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傅作义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军事和政治攻势下，在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的大力争取下，愿意接受人民解放军提出的和平条件。二十一日，双方达成“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傅作义率二十余万守军撤出北平市区接受改编。三十一日，北平和平解放。
〔4〕指李井泉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三日二十时和二十四日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前电说：据王平查告，我军本日下午进入北平，傅作义下令投降，不知确否？八纵二十四日全部向卓资山集结，准备接收、改编归绥、包头国民党军，能否增加一个纵队来协助。后电说：北平国民党军被和平接收、改编，八纵派干部去三兵团接收五千俘虏事是否停止，以便准备干部改编归绥、包头部队的工作。王平提议，估计他们的力量可以接收、改编大同国民党军的工作，现已派人去接洽谈判。妥否，请示。
〔5〕指“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是：自本月二十二日上午十时起双方休战；过渡期间双方派人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处理有关军政事宜；城内部队兵团以下（含兵团）原建制原番号自22日开始移驻城外，于到达驻地约一月后开始实行整编；城内秩序之维持，除原有警察及看守仓库的部队外，根据需要，暂留必要部队维持治安；北平行政机构及所有中央、地方在北平之公营公司企业、银行、仓库、文化机关、学校等暂维持现状，不得破坏遗失，听候前述联合办事机构处理，并保障其办事人员之安全；金圆券照常使用，听候另订兑换办法；一切军事工程一律停止；保护在北平使馆外交人员及外侨生命财产之安全；邮政电讯不停，继续保持对外联系；各种新闻报纸仍可继续出刊，俟重新审查登记；保护文物古迹及各种宗教之自由与安全；人民各安生业，勿相惊扰。
〔6〕归绥，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
〔7〕王平，当时任北岳军区司令员。
对鄂友三部的作战方针〔1〕（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四日）
【正文】
据高岗二月十二日电称，蒙骑〔2〕十一、十六两师电告，绥蒙地区匪军鄂友三〔3〕部之蒙匪，在我军胜利影响下，派人与我接洽投降，因不了解该地情况，请中央与井泉同志予以指示等语。望井泉根据绥蒙当前具体情况，除依前令集结内蒙察绥骑兵进行围歼鄂匪外，并注意其中蒙匪离心倾向，转令蒙骑十一、十六两师进行分化，以利我各个击破。同时，望高考虑如云泽〔4〕能提早入关，最好告其于本月二十日后先行赶到北平〔5〕与井泉会面，在总前委及华北局共同商定如何进行绥蒙工作的方针，并从东蒙调出必要的工作干部转至绥蒙，以配合绥远〔6〕形势的开展。荣桓在中央所提成立内蒙骑兵一事，亦可在该会议中解决。
【出处】
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三辑刊印。
【注释】
〔1〕这是周恩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北军区第二十兵团政治委员李井泉、东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高岗、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电报。
〔2〕蒙骑，指内蒙古军区骑兵师。
〔3〕鄂友三，当时任国民党军骑兵第十二旅旅长。
〔4〕云泽，即乌兰夫，当时任内蒙古军区司令员。
〔5〕北平，即今北京市。
〔6〕绥远，指绥远省，当时辖区为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巴彦淖尔盟东部及呼和浩特市、包头市等地，一九五四年撤销。
争取以北平方式解决太原问题〔1〕（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七日）
【正文】
彭叶徐并告华北局，总前委：
丑鱼关于徐丕廉、温寿泉愿以私人资格奔走太原和平的来电〔2〕早悉。目前太原的外援已绝，中航、央航已不常给太原运送物资，空军因自青岛撤退亦很少去太原空投，陈纳德民航大队〔3〕亦警告阎锡山〔4〕，它将不再担任对太原空投，并要阎贼自太原撤退。果然，阎贼于丑删〔5〕飞沪、宁，阎已将太原交王靖国、孙楚〔6〕主持。不管阎贼仍否回并〔7〕，太原照北平方式〔8〕解决的可能性是增长的。你们现在可利用这个时机会晤徐、温、邓〔9〕三人，鼓励其劝导太原王、孙等人照北平方式就地解决。如叶、徐与上海和平代表团〔10〕周旋甚忙，可介绍聂、薄〔11〕出面接洽。刘少白〔12〕最近去平，亦可经过郭宗汾〔13〕从旁策动。如谈得有眉目，而飞机又无法通，可答应以汽车送温等经石门〔14〕转入太原，并派王世英〔15〕、刘少白陪同其至徐、周、陈〔16〕处接洽。
中央
丑篠
【出处】
根据周恩来手稿刊印。
【注释】
〔1〕这是周恩来在太原战役期间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副书记兼北平区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北平市市长叶剑英和北平市副市长徐冰的电报。太原战役，参见本卷第527页注〔7〕。
〔2〕指彭真、叶剑英、徐冰一九四九年二月六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电报说：徐丕廉、温寿泉托邓哲熙转达，彼等愿以私人资格奔走太原和平，愿先与我们见面。如何处理，请电示。
〔3〕陈纳德，美国人。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国民党政府空军顾问，并组织“美国志愿航空队”（又称“飞虎队”，后改为第十四航空队），支持中国抗战。日本投降后，率领美国第十四航空队一部分人员，组织空运队，帮助国民党进行内战。
〔4〕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军太原“绥靖”公署主任。
〔5〕丑删，指二月十五日。
〔6〕王靖国，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兵团司令官兼太原“绥靖”公署太原守备司令。孙楚，当时任国民党军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十五兵团司令官。
〔7〕并，指并州，山西太原的古称。
〔8〕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天津解放后，被围困在北平城的国民党军完全陷入绝境。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军事和政治攻势下，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傅作义愿意接受人民解放军提出的和平条件。二十一日，双方达成“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傅作兴率二十余万守军撤出北平市区接受改编。三十一日，北平和平解放。毛泽东称这种解决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为“北平方式”。
〔9〕徐、温，指徐丕廉、温寿泉。邓，指邓宝珊，原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傅作义的和平谈判代表。
〔10〕上海和平代表团，由颜惠庆、章士钊、邵力子、江庸组成，受国民党南京政府委托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赴北平，以私人身份同中共进行非正式和平商谈，并联络下一步国共正式和谈事宜，二月底返回南京。
〔11〕聂、薄，指聂荣臻、薄一波，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12〕刘少白，民主人士。曾任晋绥边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
〔13〕郭宗汾，原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北平和平解放问题后，任北平联合办事处副主任。
〔14〕石门，即河北石家庄。
〔15〕王世英，当时任华北军区副参谋长兼敌工部部长。
〔16〕徐、周、陈，指徐向前、周士第、陈漫远，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第十八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关于调整平津党的组织领导、分工问题〔1〕（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八日）
【正文】
总前委，华北局，平津两市委：
（一）目前平、津〔2〕工作极为繁忙，而军队整训、改编傅部〔3〕、准备南下又极其急迫，兹为利于工作进行，特重新调整党的领导关系如下：
1、平津前线总前委专门负责领导改编傅部，解决归绥〔4〕、大同问题，进行与华北有关的南下准备工作，并指导平、津、秦、唐〔5〕地区的卫戍海防。
2、北平、天津两市委归还华北局建制，受其领导。一切政策性的决定，按照中央关于请示报告的规定，不论由两市委的创议或华北局的决定，均须报告中央核准。
3、遇有关于军事性质问题，北平、天津两区军管会得直接向总前委请示，同时报告华北局；总前委亦得直接指挥两区军管会，同时通知华北局。
（二）基于上项同样原因，中央决定罗荣桓、薄一波、彭真、叶剑英、黄克诚〔6〕五同志不参加二中全会，留在原地主持工作，其他现在华北的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均于丑俭〔7〕前赶来中央开会。
中央
丑巧
【出处】
根据周恩来手稿刊印。
【注释】
〔1〕这是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平津战役总前委、华北局和北平、天津市委的电报。
〔2〕平、津，指北平（今北京）和天津。
〔3〕傅部，指原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傅作义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与人民解放军达成“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后，撤出北平市区接受改编的所部二十余万人。
〔4〕归绥，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
〔5〕秦、唐，指河北秦皇岛和唐山。
〔6〕罗荣桓，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兼东北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薄一波、彭真，当时分别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二书记、华北军区政治委员和华北局常委、北平市委书记。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委员、北平市委副书记、北平区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北平市市长。黄克诚，当时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天津区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7〕丑俭，指二月二十八日。
成立太原前线司令部和总前委〔1〕（一九四九年三月十八日）
【正文】
徐周陈，杨罗耿，杨李唐〔2〕，并告华北军区：
为统一太原战役的领导，军委决定：
（一）成立太原前线司令部，以徐向前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周士第为副司令员，罗瑞卿为副政治委员，统一指挥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这三个兵团，并即以十八兵团司令部为太原前线司令部。
（二）成立党的总前委，由徐向前、罗瑞卿、周士第、杨得志、杨成武、陈漫远、胡耀邦〔3〕、李天焕八人组成，以徐为书记，罗为第一副书记，周为第二副书记，十八、十九、二十这三个兵团党的前委，均受其领导。
军委
寅巧
【出处】
根据周恩来手稿刊印。
【注释】
〔1〕这是周恩来在太原战役期间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徐向前、第十八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周士第、参谋长陈漫远等的电报。太原战役，见本卷第527页注〔7〕。
〔2〕杨罗耿，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十九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杨李唐，指杨成武、李天焕、唐延杰，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二十兵团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3〕陈漫远、胡耀邦，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十八兵团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
关于和平谈判问题的报告〔1〕（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七日）
【正文】
各位朋友：
今天特别请诸位来此聚会。我们虽然来了二十多天，但因为忙，未及分头拜访和请教，很感不安。昨天我们请了住在北京、六国二饭店的朋友来谈，今天又请了各大学的教授及外面的朋友，向大家请教。
要谈的问题很多，今天只能把最近的和平谈判问题向诸位报告一下。这样的报告，我已经做过很多次。但这一次，我相信是与以前不同了。过去与蒋介石谈判，正如陈嘉庚〔2〕先生在一九四六年打给我的电报中所说，是“无异与虎谋皮”。但是又不能不谈，因为人民切望和平，而当时像陈嘉庚、张奚若〔3〕二先生这样的人还不多，广大人民还不了解蒋介石的和平骗局。今天情况变了。今天可以说，如果诸位赞成这次谈判所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4〕的话，不论和也好，打也好，我们有信心、有力量使它一定实现。我们要尽可能用和平方法来实现，但如果不能用和平方法，用战斗也一样要把它实现。这个变化是由于中国人民力量的壮大，由于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的发展和人民解放军奋战的结果。关于民主运动，诸位知道的比我还多，我今天只把军事的胜利说一下。
蒋介石敢于撕毁政协决议〔5〕发动战争，是靠着武装力量和美国援助。他当时在武装力量上的确占着优势。他有正规军四百三十万人，二百四十八个旅。这些都是在抗战中未受损失的，因为他实行的是消极抗战。一九四六年七月大打开始，他以为几个月就可以消灭人民解放军。但在两年零九个月中，却完全变了。头两年，战争平稳发展，我们每年消灭敌军一百五十万人，第三年起就起了突变，七个月（截至今年一月）就消灭敌军二百多万人。造成这个突变的是济南战役、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及平津战役〔６〕。现在蒋介石的兵力，连后方机关如学校、后勤等在内，只有二百二十万人，正规军则只有一百多万人，其中不少是受过歼灭而又补充起来的，战斗力更弱。所以，蒋介石自己也知道，这个战争是失败了，他的反革命企图是失败了。
与此同时，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壮大了。两年零九个月以前，人民解放军是一百二十万人，现在则发展到四百万人以上，并且大部分都美械化了。美帝国主义给了我们许多装备（当然，这是用不着打收条的），蒋介石做了很好的运输大队长。我们的战士有很大部分是俘虏过来的，称为解放战士，有的部队，解放战士竟占百分之八十，少的也占百分之五十至六十，平均约占百分之六十五至七十。对于俘虏，我们实行即俘、即查、即补、即训、即打的办法，就是说士兵一俘虏过来就补充到部队，经过诉苦教育，就参加作战。在打黄百韬〔7〕时，情形竟发展到上午的俘虏下午就参加作战。当时的解放战士现在有许多已经做了排长、连长。这种情形是世界战史上所少有的，若没有高度的政治训练是不可能的。今天我们部队民主化程度之高，连我们指挥的人都没有想到。虽然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时期就提出了在部队中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制度，但今天的发展的确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在三评运动中，革命士兵委员会可以批评干部，可以推荐下级指挥员，推荐得对的就批准，而且多数是批准的。为什么可以这样做呢？因为士兵们很了解，指挥员必须是能勇敢作战的，并且必须有智慧，单单勇敢是不够的，然后才是态度。所以士兵们的推荐多数是对的。这是评干部。其次是评党员。公开党员，让群众来批评党员，使党真正受群众监督。第三是评战功。谁有功，群众知道得最清楚，群众来评，自然可以评得最确当，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赏罚分明。民主扩大了，纪律加强了，指挥员们说现在的部队可好带了，士兵们说指挥员的态度变好了。我们的军队不但在政治方面是民主的，而且在军事方面也有民主。我们有时甚至还准许士兵讨论作战命令。每个战斗小组都开“诸葛亮会”，取“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之意。上级命令不可能很具体，下到连队后，战斗小组就开“诸葛亮会”讨论如何具体执行，这样充分发挥了士兵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在短兵相接的今天，更是特别需要。淮海战役中，敌人的工事星罗棋布，但一夜之后，情形变了，我们的工事包围了他们的工事。士兵们设法钻过敌人的工事，破坏它，而建立起自己的工事。打仗还要靠炸药，但这些物质的死的东西要靠活人来使用。没有士兵的勇敢和智慧，炸药也就没有用处。我们的士兵又勇敢又有智慧，没有炸不了的堡垒。即便是水泥工事做得好，一斤炸药不行，就用五斤、十斤、一百斤、二百斤，终归可以炸毁的。矿山石头都可以炸开，何况工事？敌人称这为“土飞机”。这种“土飞机”需要靠下面，单靠上面是不行的。王耀武〔8〕曾问我们，为什么蒋介石飞到哪里，他们那里就打败仗，毛主席天天坐在陕北，却处处打胜仗？这是因为人民觉悟了，因为我们这个部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是人民大众的，是我们大家的。人民解放军今天的水平，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高。所以，敌人也不能不承认失败了。
这样一来，南京反动政府在一月一日不得不提出和平建议〔9〕。尽管建议是虚伪的，条件是不能接受的，但和平建议我们却要拿过来。人民要真和平，我们也要真和平，毛泽东同志一月十四日声明中提出的八项条件〔10〕，就是真和平的条件。蒋介石不接受，天津一解放，他只好下台〔11〕，让李宗仁代替他，这就表示南京统治集团内部已开始分裂出一个主和派。李宗仁接受八项条件作为谈判基础，派私人代表团〔12〕来平，最后我们接待了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13〕。我们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今天胜利局面已定，用战斗方式可以解决是毫无问题了，只是时间早迟而已。我们现在要考虑的是如何用和平方式来达到胜利，以便使国家少受破坏，多保存一些人力物力，使将来的和平建设多一份物质力量。中国太落后，现代性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只占百分之十左右〔14〕，需要用极大的努力才能使国家现代化。中国人民在战争中已经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战场上敌我的伤亡和人民群众的损失都很大。例如淮海战场上几百个村落全都毁了，现在我们正在进行救济。这样的损伤自然是以就此终止为最好。但是，和平需要双方同意。李宗仁既然表示愿意接受，和平总算有了可能，我们就要抓紧，并将这一可能性加以发展。我们不但看到了人民力量的壮大，也看到了敌人的分化。我们要争取主和派力量的发展，争取他们和我们合作。美国帮助蒋介石打了三年内战，现在也承认失败了，所以它要制造某种和平局面，派代理人钻进人民国家内部来活动。这也助长了南京政府和平谈判的意愿。国民党反动集团的大肆搜刮，刮得上海资产阶级也受不住了，他们要求和平。除此以外，国民党统治区广大的公教人员也是一个和平因素，金元券〔15〕实在弄得他们活不下去了。由于以上的各种因素，才有这次和平谈判。在谈了十多天后，我们已经将一个最后的和平方案交给南京代表团，由他们送交南京国民党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