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中心问题是接收和改编。南京代表团和我们固然是有距离，但他们有一个概念是好的，即国民党的失败是一定的，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是一定的，他们承认错误，承认失败，因而愿意交出政权，交出军队。不过，南京代表团虽有此认识，南京政府却还没有这个认识，至于广州、溪口〔16〕就更不用说了。
关于接收。今天的革命，决不能再如辛亥革命〔17〕和北伐战争〔18〕那样，由于中途妥协而使反动派最后又得到胜利。历史经验证明，革命如不能进行到底，则一定失败。今天我们决不能再蹈此覆辙。南京代表团说，国共两党历史上的争论是兄弟之争，我们给了他们严正的批评。这不能叫做兄弟之争。难道孙中山与袁世凯之争是兄弟之争吗？不，这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我们近二十年来与国民党之争也是如此。不过，南京代表团和我们之间在为和平民主的共同基础上的争论，还可以算是兄弟之争。在这种场合，我们必须坚持严肃的原则性，决不能混淆是非。我们之所以坚持要用人民解放军去接收，因为这是关系革命到底不到底的问题。辛亥革命后，督军等等还是一概仍旧，只是换了一面旗。大革命时，北伐军到长江下游后，连国民党都说，是“军事北伐，政治南伐”。这样，革命就变了质。张治中〔19〕说起“前车之鉴”，那么，这就是“前车之鉴”。如果今天也是只换一面旗，让各色反动派依然压迫人民，照样滥发金元券，则人民的痛苦如故，人民就要骂我们。这不是对人民负责的做法。不推翻旧的，就不能建立起革命的新秩序；人民解放军不去，政权的性质就不能变更，反动军队就不能改编，生产就搞不起来。但接收也不简单，需要时间和人才，我们要有组织地接收。接收将是先城市而后乡村。人才方面，单是共产党绝对不够，必须各方人士大家来做。等到渡了江，北京、六国二饭店恐怕不免就要“人去楼空”。我们兢兢业业，怕搞不好，但我们不能放弃责任。将来在联合政府中也是如此。正因为我们人力不够，有些地方一时还接收不了。苏、浙、皖、鄂、陕、陇东将最先接收，其他地方只好缓一下。南京代表团总希望我们慢一点渡江。当我把和平协定草案交给他们时，他们问我有没有渡江的条款，我说没有，他们顿觉惊喜交集。但我说，虽没有“渡江”，却有“接收”。其实，渡江根本不能算是一个条件，许多接收的地方都在江南，何况长江在历史上也从来没有阻止过中国的统一。南京和溪口还没有完全割断，即所谓“藕断丝连”。他们说要等我们去割，我们则要他们先从政治上割断，军事上可以由我们来割。南京代表团不能反对我们过江，因为既然承认我们去接收，当然就必须承认我们渡江。但他们总希望慢一点。至于广州、溪口则希望划江而治。我们指明，慢一点渡江，无异给广州、溪口以掩护，使他们获得喘息机会。这一点，南京代表团无法反驳。
关于改编，即改编军队。不如此就不能根绝内战因素。但又不能急躁，条件要宽大。我们的改编条件，甚至比南京代表团所提出的还要宽大。例如，他们曾主张裁兵复员，我们则主张一律集中整训。毛泽东同志对这一点尤其强调。初看起来，这好像是违背民意，所以对这一点就不能不多加解释。国民党军队二百多万人，一听到裁兵，就会发生动摇，各作打算，于是不免要造成骚乱，到处危害人民。我们要采取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所以我们提出在第一阶段中，按照原人数、原编制、原番号集中整训，并且一律与解放军同等待遇（每人每日四斤半小米）。毛泽东同志还说：“你报多少就算多少。”多支付几个月的空额饷不算什么。我们不会像从前国民党对待八路军那样，对他们有所歧视。这样，应该说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中国人民没有什么对不起他们之处了。如果还要闹，就严正制止。经过集中整训，士兵有了觉悟，军官得到学习，就可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但我们不能急躁，集中后要分别对待，等待觉悟。觉悟有快有慢，相信他们大部分都会转变过来的。当然，也会有捣乱的。
有了政权的接收和军队的改编，才能实现真正的和平。这就是国内和平协定中的四、八两条。
关于第一条，惩办战争罪犯，南京代表团争得厉害。我们尊重他们的意见未将战犯名单列上去，“元凶”、“首恶”等字眼也都勾去，而且说，“一切战犯，不问何人，如能认清是非，翻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准予取消战犯罪名，给以宽大待遇”。有人问，对蒋介石怎么办？如果他能做到这一条，那么也照这样办。
关于二、三两条，废除伪宪法〔20〕、伪法统，没有多大争论。但这自然是不大容易的。
关于五、六两条，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我们对没收官僚资本作了解释，即没收南京国民党统治时期取得的官僚资本，凡是不大的企业且与国计民生无害者，就不没收了。若有私人股份，经查明并非官僚资本转移的，一律承认。不如此，就会牵涉太广，影响生产的进行。
关于第七条，废除卖国条约。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是很谨慎的。对外条约有的要废除，有的则要加以修改，有的还可以保持。
我们对外交问题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即中华民族独立的立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向受着外国侵略者的压迫。多少先烈为了民族的解放流血牺牲，但这种压迫一直未能除去。今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扬眉吐气了！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奋斗的结果。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失败了，美国帝国主义也正在失败。美帝国主义固然还是强大的，但它是外强中干的。我们与美帝也交过手，文仗武仗都打过。文仗和马歇尔〔21〕打了一年，最后他还是失败而去。帝国主义就是纸老虎，你硬一点，它就软些，你软一点，它就骑到你的头上。在原则性的问题上我们是不让的，决不让。对于美帝国主义，我们一定要采取严肃的态度，使它了解中国是不可欺侮的。任何国家都不能干涉中国的内政。我们就是为此而奋斗了一百多年！我们要自力更生，然后才能争取外援。外援如有利于中国，当然要，但不能依赖。即使对于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我们也不能有依赖之心。如果只依赖外援，那还能办什么事？蒋介石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一切依赖外援，这是“前车之鉴”。我们愿意和一切以平等待我之国家合作。我们不排外，不挑衅，但必须站稳立场，否则就只能倒在外国人的怀里。中国共产党就是带着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伟大气概开始的。虽然当时只有五十多个人，其中李大钊〔22〕同志英勇壮烈，血洒北平〔23〕。但任何新生事物在开始时都不过是一枝幼苗，一切新生事物之可贵，就因为在这新生的幼苗中，有无限的活力在成长，成长为巨人，成长为力量。这是自然的规律。一切腐朽的东西，尽管是一大堆，但必然一天一天死亡，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站稳了立场，又要很谨慎，有理有利有节地去处理问题。这和“五四”时代的反封建有相同之处，那时反对封建很坚决，提出打倒孔夫子、对封建家庭斗争的口号。但今天看来，孔夫子的话若是好的，我们也可引用。我们的父母来了，也还得照顾照顾。对封建要划清界限，站稳立场，同时采取分析态度，对帝国主义也要如此。
在军事上，美国军队驻在中国无论如何总是缺理的。我们叫他们退出去，这是全中国人民的呼声。他们国家的事我们管不了，但在中国的领土上，美军若不退出，我们就有权消灭他们。美国若是大规模出兵，我们也不怕。中国是吓不倒的。中国是古老的民族，也是勇敢的民族。中华民族有两大优点：勇敢，勤劳。这样的民族多么可爱，我们爱我们的民族（当然其他民族也有他们可爱之处，我们决不忽视这一点），这是我们自信心的泉源。美军若真敢侵略到中国来，占领我们的大城市，我们就用乡村包围城市，叫他们什么军需品（包括大便纸和冰淇淋）都必须从美国运来，还要背上大城市这样的包袱，负责供养。美国人生活程度高，他们是不愿打仗的。俄国十月革命后，美国也闹过出兵干涉，结果还不是“自动撤退”〔24〕？就因为吃不了苦。我们打败了日本侵略军，难道还怕美国兵？
在政治上，我们的立场仍然是民族独立，平等相待。美国国会在吵嚷承认不承认中国。其实，这有什么了不起！即使你承认我，我承认不承认你还尚待考虑。不过我们不挑衅。我们虽未与他们建立外交关系，但对侨民还是保护的。美国驻天津总领事以总领事的资格递来一封信，我们就退回去，说没有外交关系，恕不来往。后来他用铁路职员的名义写信来，我们就让他登记。其实，美国也不是不要和中国往来，司徒雷登〔25〕一直到处找我们拉关系。傅泾波〔26〕在香港老是给我和邓颖超〔27〕及其他的人写信。美国人是两面做法，想用各种办法来试探，要看看中共动向如何。中共的动向是容易明白的，只要听一次报告或看几个文告就知道了。至于将来和平实现后的情形，我们会实事求是地处理，反正各国大使馆在那里，我们既不断绝，也不急于建立外交关系。如果急于要求承认，就会陷于被动。帝国主义若要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就要按平等原则进行谈判。我们在政治上不排外，在军事上不挑衅，有理有利有节，我们又何惧之有呢？
在经济上，有买卖就做，国际贸易要开展，这是于双方都有利的。帝国主义的特权，我们不承认，但此中问题很复杂，不能遽然解决。
在文化上，帝国主义有许多侵略机构，如学校、医院及教堂等，这些都应该由中国人来办，但不能急躁，要谨慎地一步步地来。这些文化机构有坏的一面，但还有好的一面，例如协和医院，我们的人生了病还去那里就医。对于这些机构，我们可以从内部来改造，使它们变成民族的。
关于第八条，再补充一点。在联合政府成立之前，我们允许南京政府还存在一个时期。起先我们想用革命军事委员会来指挥它，南京代表团觉得不好，我们取消了这个主张，而使二者平列。若南京政府签订了和平协定，并且履行了，则我们保证负责向政协筹备会提出让他们参加新政协。当然，通得过与否，那是另一问题。
这八条二十四款，南京代表团表示可以接受。我们限定南京国民党政府在二十日以前答复，如不接受，则二十日我们一定打过江去。再不过江，连南京代表团都说，江南人民实在受不住了。所以不能再延了，再延就太对不起那里的人民了。当然，打过江后，如果他们又愿意签字也可以。总之，门是开着的。南京代表团以为我们老是要和平，一定有弱点。第一，他们见我们快要当家了，以为我们很怕破坏，老鼠蹲在花瓶上，投鼠要忌器。第二，面对滔滔长江，他们以为我们一定很怕牺牲。所以，他们老是讲价钱。其实，他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和平也不免有破坏，战争也不见得就把一切都打碎，总有打不碎的，或者我们去得快些，他们来不及破坏。我们不过是争取愈少破坏愈好罢了。所以，这是吓不了人的。我们明白告诉他们：战，他们就要完蛋；和，他们还可以有出路，当然不是什么南北朝，而是改造。
各位朋友，中国新民主主义政治是四个阶级合作的。即使是地主，在劳动几年之后，也可以变为农民。过去因为环境不同，我们不在一起，今天既然到了统一的环境，就可以大家一起来干。非共产党人也照样能工作，甚至做得更好。共产党人不是天生的。我的先代是“绍兴师爷”〔28〕，什么“少有大志”，那是鬼话。
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一定要实现，不论用战斗或是用和平的方法。用和平方法比战斗还要忙，要大家帮助。希望在小组讨论或座谈会中提出意见。我们长期在农村，对城市已经很生疏了，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出处】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出版的《周恩来选集》上卷刊印。
【注释】
〔1〕这是周恩来向来北平（今北京）参加即将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的部分爱国民主人士、北平一些大学教授作的报告。
〔2〕陈嘉庚，爱国华侨领袖，在解放战争期间积极参加反蒋的爱国民主运动。
〔3〕张奚若，民主人士，在解放战争期间积极参加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
〔4〕一九四九年四月一日，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南京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到达北平，同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进行谈判。经过半个月谈判，拟定了国内和平协定。十五日，中共代表团将这个协定的最后修正案（全文共八条二十四款）提交南京政府代表团，二十日，被南京政府所拒绝。当日夜晚，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二十一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和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我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5〕政协决议，指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至三十一日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五项决议。参见本卷第7页注〔4〕。
〔6〕济南战役、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及平津战役，分别参见本卷第442页注〔1〕、第485页注〔1〕、第533页注〔1〕、第555页注〔1〕。
〔7〕黄百韬，原任国民党军第七兵团司令官。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被击毙。
〔8〕王耀武，原任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在济南战役结束时被人民解放军俘获。
〔9〕指蒋介石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在元旦文告中提出愿意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的虚伪建议。见本卷第595页注〔18〕。
〔10〕见《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四卷第1389页。
〔11〕人民解放军继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取得胜利后，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解放天津，平津战役亦胜利在即。此时，国民党反动统治已面临全面崩溃。一月二十一日，蒋介石以“因故不能视事”为名，宣布“引退”，把国民党政府总统职务交给副总统李宗仁“代理”，自己退居幕后指挥。
〔12〕指“上海代表团”。见本卷第605页注〔10〕。
〔13〕据国家统计局一九五九年在《伟大的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和文化建设成就统计》一书中公布的资料，一九四九年中国现代性工业占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十七左右。
〔14〕蒋介石反动集团崩溃前夕，为了进一步搜刮人民，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主要内容为发行“金元券”，并限期以一比三百万的比价收兑法币；限期收兑民间黄金、白银、银币和外国币券，禁止任何人持有；限期登记管理民间存放在国外的外汇资产。
〔15〕金元券，见本卷第479页注〔9〕。
〔16〕广州，当时是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所在地。溪口，镇名，位于浙江奉化县（今奉化市）西北。蒋介石自宣布“引退”后，便住在溪口，幕后操纵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和谈，继续与人民为敌。
〔17〕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所领导的推翻清朝专制王朝的革命。一九一一年（辛亥年）十月十日，革命党人发动新军在湖北武昌举行起义，接着各省热烈响应，外国帝国主义所支持的清朝反动统治迅速瓦解。一九一二年一月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帝制从此结束，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力量很弱，并具有妥协性，没有能力发动广大人民的力量比较彻底地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辛亥革命的成果迅即被北洋军阀袁世凯篡夺，中国仍然没有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
〔18〕北伐战争，见本卷第482页注〔43〕。
〔19〕张治中，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西北军政协官公署长官。
〔20〕伪宪法，见本卷第279页注〔11〕。
〔21〕马歇尔，美国民主党人。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被美国总统杜鲁门派任驻华特使，曾任三人委员会主席、军事三人小组顾问。他以“调处”为名，参与国共谈判，支持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一九四六年八月宣布“调处”失败，一九四七年一月返回美国。
〔22〕李大钊，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担任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负责人，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领导筹建国民党北京市、天津市、直隶省党部，主持国民党在北方的最高领导机关——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工作。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在北京被军阀张作霖逮捕，二十八日就义。
〔23〕北平，即今北京。
〔24〕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后，英、法、日、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对苏俄发动了武装干涉。美军曾在苏俄北部和东部登陆，侵占了阿尔汉格尔斯克、牟尔曼斯克和海参崴等地，直到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年才被迫分批撤离。
〔25〕司徒雷登，当时任美国驻华大使。
〔26〕傅泾波，当时是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私人顾问。
〔27〕邓颖超，周恩来夫人，出席一九四六年一月政治协商会议的中共代表，当时任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副书记。
〔28〕师爷，是旧时对官署中幕僚的称呼，如刑名师爷、钱谷师爷等。旧时绍兴人在官署中担任幕僚的较多，因有“绍兴师爷”的说法。
青年团员应积极参加和支援人民解放军〔1〕（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正文】
目前形势的发展，在最近半年多起了质变。大家都很清楚，我们在去年九月间估计形势的时候，还认为革命战争有可能要在两年半以后胜利，若从一九四六年七月大打开始算起，就是五年左右基本上打垮蒋介石，得到全国的胜利。可是，在我们作了估计后不久，济南就解放了〔2〕，接着辽沈战役〔3〕彻底胜利，东北完全解放，淮海战役〔4〕又获得了历史上空前的消灭五十万敌人的大胜利，以后平、津又解放了〔5〕。经过这五个月（去年九、十、十一、十二月，今年一月），整个形势起了质的变化。这个胜利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人民革命力量空前壮大，最主要的是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再就是有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基础，与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运动的配合，才使得我们的力量得到这样迅速的发展与壮大。
在人民力量空前增长、形势起了质变的情况下，我想有一个问题值得向大家重复地说一说，就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6〕对这支人民军队应该采取积极参加和支援的态度问题。
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是突然形成现在这样的力量的，而是经过了二十二年的艰苦奋斗才形成的。它开始时是一支很小的队伍。在北伐战争〔7〕时，我们党还不懂得也不会领导军队、组织军队，当时虽然组织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可是对这支队伍忽视了，没有认识到其重要，所以这就成了大革命末期党在领导上所犯的错误之一。对于把农民武装起来改造成为革命队伍的问题，当时只有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认识到了。所以，虽然我们一些同志参加了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的南昌起义〔8〕，然而因为思想上没有认识这个问题的重要，结果还是不能免于失败。那时有很多同志参加这个起义，起义的队伍共两万余人，但是最后只剩下朱总司令指挥的一个团了。另外，就是没有赶上南昌起义的一个警卫团〔9〕，和毛主席当时在湖南领导的农民自卫军成为另一支队伍。这两支不过是两个团兵力的队伍会合在井冈山，就是中国最先形成的人民武装，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那时候，还有其他开展土地革命的地区也组织了人民武装队伍。但是，最初的骨干还是这两个团，这两个团影响了当时其他地区土地革命的斗争。所以说，人民解放军开始的时候力量很小，只有数千人。这个力量虽然小，但是毛主席、朱总司令领导正确，所以人民军队能够发展成为今天这样大的队伍。
这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说明不管做什么事情，在开始的时候规模总是小的，不过这个“小”，一定要是好的开始，不要是犯错误的开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团员现在只是二十万人，但是只要我们今天是好的开始、胜利的开始，我们就可以想像到，它将来就会有两百万、两千万团员的前景。所以，任何一件事情在开始的时候都要很慎重，在事物的开始、组织的开始，就要把基础打好。
我们人民解放军就是在井冈山这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不但这样，我们还要联想到历史的发展，这支军队的发展也不是一条直线形的，就是说，它不是一帆风顺地发展的，而是经过了许多迂回曲折艰难险阻的道路，才达到了今天这样的发展。我们知道，这支军队开始的时候叫红军，只有几千人，到一九三四年发展到二十多万人。这就是说，各个土地革命区域都在发展。
可是，党在当时又发生了新的领导上的错误——“左”倾路线的错误，使军队的发展受到挫折。当时，我们的军队只有二十多万人，敌人“围剿”我们，我们错误地跟人家硬拚，没有照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来解决当时的战争问题，结果受了很大的损失。“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件事情在今天说来好像是一个英勇的故事，青年同志们也都很羡慕。但是，当时长征并不是甘心乐意的，而是被迫的，不是一开始就预定下来的，开始时谁也没有想到会走到陕北，是一步一步地走下去，结果走了二万五千里，才到达陕北的。一方面军先到了陕北，二方面军、四方面军赶上来，到一九三六年三个方面军会合。这时候还有多少人呢？有四万多人，所以说由大变小了。以后又在陕北扩充，到抗战前也不过有五万人，长江以南还有少量游击队，合起来也不过五万多人的样子。我们的军队由井冈山时期的几千人壮大到二十多万人，后又缩小到五万人，这样转入了抗战。抗战中也有这种情况，抗战初期部队人数扩大很多，由于敌人不断地“扫荡”，又缩小了。到日本投降以后，我们又扩大一些，这时也只有一百二十万人。直到国民党反动派大举进攻以后，这才又逐渐地扩充，到今天，我们的军队已达到了三百六十多万人。
由此可见，我们军队的发展并不是一条直线形的，而是从几千人、二十多万人、五万人、一百二十万人到三百六十万人，这样变化来的。这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说，我们这支军队的成长也是经过一些曲折过程的，其中包含着客观上的困难，也包含着主观上的错误，这就需要我们克服客观困难和纠正主观错误，继续前进，继续发展。
青年团的成长也有相似的曲折经历。从建党的时候起，我们就有青年团。那时候叫社会主义青年团〔10〕，里面包含着各种社会主义分子，不单是相信共产主义的人，以后又组成共产主义青年团。大革命时代有十万团员，但是大革命失败以后，白区的青年团就转入地下，跟那里的党组织一样隐蔽起来，在城市范围内继续开展活动。到抗战以前，我们来了一个取消主义，就是取消了青年团的组织形式，用别的青年组织形式来代替了。就是说，因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在秘密活动中不能扩大，于是就采用了各种青年组织形式来发展。在抗战初期，这些青年组织，在解放区的是青救会〔11〕，在国统区的就是民先〔12〕。现在又改成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了。团的历史成长就是如此。
我们的军队是各种组织，包括青年团的一面很好的镜子。它之所以能够成长为今天这样可爱的人民军队的原因，不仅在于作战上勇敢、充满智慧，是无攻不克无坚不摧的，而且它还能够巩固团结，掌握政策，搞好各种关系——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军党关系、军政关系、军队与军队的关系。这样的队伍，就变成了人民的队伍。这支队伍发展到今天，它的民主化的程度是空前的，在世界上的各种队伍里头，可以说它是一支无比坚强的军队了。
这支军队之所以迅速壮大，不仅在于它依靠翻身的农民，而且也吸收了解放战士〔13〕——俘虏兵。许多俘虏兵转变之快达到了这种程度：今天俘虏过来，今天就能上战场，就可以掉转枪口打敌人。因为他们是农民，在国民党军队中受压迫，所以他们现在能够转过来打敌人。华东有这样的口号，现在各解放区也开始使用了，这个口号就是：即俘、即查、即补、即训、即打。它的意思就是：俘虏过来以后马上就查，分别官兵，兵就补充队伍，官就调开，调到解放军官训练团，俘虏兵补充队伍后，加以政治训练，然后就参加打仗。比如，淮海战役打黄百韬兵团〔14〕的时候，上午俘虏过来的炮兵，下午就举行诉苦运动，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晚上他们就架起炮来打黄百韬兵团；到打杜聿明兵团〔15〕的时候，这些俘虏有的就当了我们的排长、连长，转变得这样快。现在，我们队伍的解放战士成分，高的达到百分之八十，低的达到百分之六十。所以，人民解放军的壮大，不但由美帝国主义经过蒋介石的军队送给我们武器装备，而且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还送给我们这样多的俘虏兵，把我们的军队从一百二十万壮大到三百六十万，一个收条不开，一个钱也不要。这种成功，是我们军队的政治工作、动员工作的成功。诉苦〔16〕运动，就是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在诉苦运动中，大家倒苦水，一起痛哭，哭了以后，把悲愤变成力量去打击敌人。
民主化中的三查三评。三查就是首先查阶级、查思想、查斗志。现在就单说三评吧。
我们的军队允许广大士兵成立军人委员会、军人大会，可以批评干部，就是可以批评官长，在旧军队里哪有这样的事！我们允许评好评坏，这是第一评。坏的就要改，就要进行自我批评，不进行自我批评就带不了兵。士兵、下级军官可以推选新的干部，上级假若同意，觉得他们说得对，就可以批准；一般来说，在批准的干部中，大部分是好的，只有少部分不适当。同志们要问了，为什么要实行这样的民主呢？这样是不是会发生极端民主化呢？只要我们领导得好，掌握得好，是不会发生极端民主化的。因为在战争环境中军人最懂得干部的重要性，他们不会随随便便地推选干部。他们推选干部首先要勇敢，单单勇敢还不够，还要有智慧、有办法，有了这两个条件，态度好坏就摆在次要方面。因为他们知道，战争是拼生命的，领导得好、勇敢、有办法，就能打胜仗；态度不好的可以批评，可以改，所以他们不选老好人。老好人，好得很，好得没有办法，把生命交给他就没有把握了。打起仗来勇敢、有办法的人或年轻的干部，总是有一点脾气的，不大好说话，但是可以帮助他纠正，可以批评他，要他改。拥护他，要他改脾气，这就好办了。
第二，评党员。党员在群众中公开，让大家看够不够资格，这样就使得在秘密中挂着一个党员招牌，而不起党员的模范作用的人蹲不住了。群众看看，好的赞成，不好的，他们说不够党员的资格，党组织就要批评他，纠正他的错误。如果几次不改的，就要处分或开除。有的非党员要求入党，叫群众评一评他，够不够资格。这样，一个人摆在群众的火力下锻炼，比什么也有力量，它能够批评与纠正一个人的错误，如果党组织对他讲了很多道理，他往往爱理不理，爱听不听，可是，群众的火力一来他就低头了。所以说，这样的民主化是可以把党员搞好的。
第三，评战功。一个人到底有功或者有过，上级看到了，但是从上面观察到的只是一面，还要从下面观察其功是真是假，其过是小还是大。因为下面看得清楚，有功的大家都承认，有过的大家都批评，评得公平合理。
这样的三评，把我们的部队变成了真正民主集中制的队伍、有战斗力的队伍、有自觉性的队伍。我们的军队不但表现在政治方面是民主的，而且在军事方面也有民主，毛主席提倡军队里面要实行军事民主。
我们的队伍是三三制的编制，一个军三个师，一个师三个团，一个团三个营，一个营三个连，一个连三个排，一个排三个班，一个班三个战斗小组，战斗小组有三个人的或四个人的。战斗小组开会，他们起了一个名字叫“诸葛亮会”，即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的意思。开会做什么呢？讨论作战的办法。上级命令下达到小组以后，就讨论如何实施命令，使其具体化的办法。旧的军队里下级只能执行命令，哪能讨论呢？在我们的军队里允许讨论，命令在你这个营里应当怎样实施，到你这个班里、这个组里应该怎样执行。现在的战斗已不是当年的运动战了，绝大部分都是阵地战，就是壕沟对壕沟、工事对工事的作战法。譬如，这次渡江战斗，要渡过长江，突破敌人的工事才能登陆，这样的仗怎么打，就必须要前方军队的每个单位动脑子，不是单靠上级的命令，而是要靠自己的创造。经过小组的讨论以后，工事对工事就常常变成这样的情形：这一天敌人做了许多工事，挖了很多壕沟，相互间都联系起来，觉得这样完全可以睡大觉了，我们是没有办法突破的。但是，第二天一起来，我们的工事穿透了他们的工事，情形变了。他们是星罗棋布，我们来了个反星罗棋布，进去了。等到天一亮，炮一打，他们的军队一混乱，我们就一个团一个团地把他们歼灭了。淮海战役打了六十六天，敌人的飞机报告说：看不到军队，只是看到很多壕沟。当然了，我们的人都在壕沟里，他怎么能够看到呢？这个壕沟工事，若不是每排每班每人自觉地主动地积极地去做，怎么能够做得成功呢？这只有人民的军队、革命的军队——人民解放军才能做得到，使得敌人毫无办法。譬如，昨天毛主席、朱总司令一下命令，在十二小时内我们全线就有三十万人渡过了长江。我们没有大的登陆艇，也没有大的船，都是小划子，若不靠每个人积极，若不靠全体动员，哪能做到这样呢！只有我们人民解放军这样的部队才能有这样的创造，也只有我们这样的部队才能贯彻并实现这个命令。
你们想一想，过去看见过这样的队伍没有呢？没有。这样的队伍，并不都是党、团员组成的，里头的党员不过是百分之三十上下，团员还少些。然而，由于它实行了高度的集中和民主，在解放战争中不仅军事上打了胜仗，而且政治上也打了胜仗。军队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是解放区，它不但把反动的武装消灭了，把反动的政权摧毁了，而且还建立起人民的组织、人民的政权来。东北全部解放了，华北也将要全部解放，中原的绝大部分也解放了。大家想一想，这样的一支队伍是何等的可爱！所以，它是我们应该拥护的部队。
我们的军队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它是中国共产党用最大的心血培养教育起来的。毛主席、朱总司令二十多年来，一直注意抓军队建设。我们党内大批优秀的干部，党的中央委员中多数的同志，都在部队中亲自领导过作战。我们部队中的军事指挥员、政治委员、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不但能做好本身的工作，而且还懂得全盘的政策。在土地改革中，涌现出来的大批青年干部与青年农民积极分子，也都参加了这支人民的队伍，他们虽然不是青年团员，但他们是群众中的先锋分子。所以说，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的最基本的最主要的力量，就是这支人民的队伍——人民解放军。
我们青年团应该认识到，这支队伍是最可贵最可敬最可爱的，青年团员与青年团的领导同志，应该用极大的力量来支援与壮大这支队伍，要派自己最优秀的干部来参加这支队伍。现在我们有二百一十万军队，有四大野战军，一个太原司令部所领导的华北三大兵团〔17〕，它们的任务就是向一切未解放的地方进军。这就需要广大的青年干部参加，配合军队发展，到新区去做各种工作。在全国胜利的形势下，就更要求青年团帮助党和帮助军队动员广大的青年学生、工人和农民来参加部队的工作，动员工人、农民和妇女在后方增加生产来支援前线。
今天，我们的军队在向南进，这不但是战斗的前进，而且还要进行更广泛的工作。过去，在解放军战斗胜利以后，就可以休息，而且还可以得到慰劳；现在到了新区，战斗胜利以后，来不及休息，需要做群众工作。于是，我们的部队肩负着两重任务，就是一边战斗一边工作。所以，这就需要更多的干部、更多的青年来参加。这一点是我们争取全国胜利的关键。它不仅需要我们在各方面配合，而且首先还需要我们积极地去参加，这是由形势所规定的。
在这种形势下，不管采取哪种方式，和平接收也好，战斗前进也好，我们的任务是不改变的。你们已经看到了今天公布的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18〕，假设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签了字怎么办呢？签了字，我们依然要部队去接收。在条款上写得很清楚，中心问题有两个：一个是接收，一个是改编。接收要人民解放军去接收，改编就更要人民解放军去改编国民党的反动军队。所以，和平协定如果实现了，也需要人民解放军前进。假设现在国民党拒绝签字，那么，就更需要人民解放军前进。这一点是没有区别的。当人民解放军摆在长江前线等待命令的时候，他们的任务从形式上来看有两种：一种是天津式〔19〕的前进；一种是北平式〔20〕的前进。国民党政府如果签订了和平协定，那就是和平的前进，但是还要准备局部的破裂，因为蒋介石反动集团无论如何是一定会破坏的。现在他不签字了，我们渡江战斗着前进，但是也要准备有局部的和平解决。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命令上说得很清楚，在第三点上允许根据这个协定实行局部的和平〔21〕。“命令”最后还这样讲：“在人民解放军包围南京以后，如果南京李宗仁政府尚未逃散，并愿意于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我们愿意再一次给该政府以签字的机会。”所以，不管是和平的接收或战斗的前进，总是人民解放军打先锋。和平的解决，是普遍根据和平的办法来接收与改编；战斗的前进，是用战斗的方式来接收与改编。
在今天的形势下，人民解放军的任务更重，更需要大家的支援。因为进入新区，那里的人民虽有了初步的觉悟，但还不能跟老区的人民一样，而需要我们去推动、教育和组织他们；同时还要把反动的恶霸头子打倒，这样，人民才能够站起来。这样的地方现在在中国还超过半数，人口有两亿七千多万。所以，今天我们的队伍比以往更需要很多人来参加工作，增强军队的力量。同时，也更需要我们认识到人民解放军的这种先锋作用。你们青年团要抓住这个发展人民解放军的工作。同志们回到解放区或新区以后，应该把主要的力量放在扩大、参加、拥护和支援人民解放军上。这是你们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指示的一项重要工作。
【出处】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这是周恩来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的第一部分。
〔2〕济南于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四日解放。参见济南战役，本卷第442页注〔1〕。
〔3〕辽沈战役，参见本卷第485页注〔1〕。
〔4〕淮海战役，参见本卷第533页注〔1〕。
〔5〕平、津，指北平（今北京）和天津，分别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和一月十五日解放。参见平津战役，本卷第555页注〔1〕。
〔6〕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即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是一九四九年一月由中共中央正式决定建立的。它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四九年四月在北平召开。一九五七年五月团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7〕北伐战争，见本卷第482页注〔43〕。
〔8〕南昌起义，见本卷第481页注〔4〕。
〔9〕指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期的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它的干部有很多是共产党员。汪精卫等叛变革命以后，这个警卫团在八月初离开武昌，准备到南昌参加起义军。行至中途，闻南昌起义军已经南下，就转到修水，同平江、浏阳的农军会合。
〔10〕一九二二年五月五日至十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六日至三十日在上海召开第三届代表大会，决定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中共中央为了团结广大青年一致抗日，决定改造共青团，使它成为广泛的群众性的青年抗日救国组织。随后，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相继建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青年救国会等组织，取代了共青团。
〔11〕青救会，指青年救国会，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在各抗日根据地团结各界青年进行抗日活动的群众组织。一九三七年四月在延安召开的西北青年第一次救国代表大会，提出《全国青年救国纲领（草案）》，制订《中华青年救国联合会组织简章（草案）》，要求各地建立多种多样的青年救亡团体，并在会上成立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一九三八年十月，中华青年救国团体联合办事处在延安成立，作为全国青年抗日救国运动的领导机关。随后在全国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建立了青年救国会。
〔12〕民先，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或“民先队”，是一二九运动中的先进青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组织的革命青年团体，成立于一九三六年二月。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民先队员参加了抗战和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国民党统治地区的民先队组织，一九三八年被国民党政府强迫解散。在抗日根据地的民先队组织，后来并入更广泛的青年团体青年救国会。
〔13〕解放战士，指被人民解放军俘虏而从国民党反动军队中解放出来、经过教育、参加人民解放军的原国民党军士兵。
〔14〕黄百韬兵团，指原国民党军第七兵团，兵团司令官黄百韬。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该兵团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被歼灭，黄百韬被人民解放军击毙。
〔15〕杜聿明集团，指国民党军第二兵团、第十三兵团和第十六兵团，由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杜聿明指挥。第十六兵团和第二、第十三兵团分别在淮海战役第二和第三阶段被歼灭，杜聿明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被人民解放军俘虏。
〔16〕诉苦，指诉旧社会和反动派给予劳动人民之苦。诉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是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到一九四八年夏人民解放军进行新式整军运动所用的主要方法。
〔17〕为攻克太原，一九四九年三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太原前线司令部，徐向前、周士第、罗瑞卿分别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副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统一指挥华北军区第十八、十九和二十兵团。参见《成立太原前线司令部和总前委》，本卷第60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