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后第四天，子华同志便率领一支百多位专家组成的考察队伍奔赴攀西地区。我们沿着成都至昆明公路南行，先在安宁河两岸，后至川滇交界的金沙江畔。头顶炎炎烈日，跋涉崇山大河，白天分组踏勘煤、铁、石灰石等矿产及水利、林业资源，探寻水运、陆运通道，特别是要预选几处可以容下相当规模的钢铁联合企业的厂址，以备比较研究选定；晚上分头整理考察资料，自由组织研讨。这样野外工作了一个多月后，返回到西昌邓海招待所集中讨论、辩论了十多天，初步提出了钢铁联合企业的规模和厂址建议。这时已是9月初了，我们赶紧回京，向总理汇报。
一天上午，周总理和李富春副总理听取考察组的汇报，国家计委、建委等有关各部、委和四川省委的领导同志也都在座。先由地质部的专家汇报了攀西地区的铁矿和六盘水地区的煤矿资源情况，对有条件先开采的几个矿区作了详细介绍。当大家听到，攀西地区的钒钦磁铁矿远景储量有96．6亿吨、当前已探明可供开采的工业储量达40亿吨时，会场气氛顿时活跃起来。接着，程子华同志在汇报中提出攀枝花钢铁基地、六盘水煤矿和成昆铁路必须配套建设、三个建设项目应同时列入国家计划、同时上马的意见，以及选择攀枝花钢铁联合企业厂址的具体建议。这时，总理点名要我补充汇报，我讲了以下四个问题：（1）关于钢铁厂的建设规模，不应低于年产300万吨，第一期工程可先按年产150万吨建设。（2）赞成厂址选在弄弄坪，厂址的面积略小了一些的问题，可以让设计师在厂区总图布置上多采取一些措施来弥补。（3）攀枝花钢铁厂与六盘水煤矿、成昆铁路必须同时规划建设、配套生产通车。（4）冶炼攀枝花铁矿的工艺流程需要继续进行工业性试验，原安排建设的试验厂应即速动工，所需资金2000万元请尽快拨给。
总理听完考察组的汇报，满面春风地说：我感谢考察组同志们这次下现场去辛勤工作，你们提出了对攀枝花建设的一些重要问题和建议。接着总理谈了他的意见：
第一，同意将攀钢、六盘水煤矿和成昆铁路作为配套项目，同时上马，同时列入国家计划。
第二，同意把攀钢的厂址放在弄弄坪。并说：我向来不赞成选择厂址的传统观点。我认为苏联专家选定的武钢、包钢厂址都过于宽广，厂内各车间的距离过大，厂内铁路太多、太长。难道不能放弃那些传统的观点，选用一个面积较小的厂址，把厂内布置得更加紧凑、更加经济合理吗？希望钢铁厂总图布置专家们好好地研究这个问题。
第三，同意即速建设试验厂。为了早日完成冶炼攀枝花钒钛磁铁矿的工业试验，花这笔2000万元的投资是值得的，请计委审查核拨。
第四，攀钢的设计规模第一期定为150万吨是可以的，最终规模应该多大，请冶金部研究确定。
第五，我同意子华同志的建议，先请四川省建委尽快派一支建筑队伍带帐篷进去，在弄弄坪厂址附近盖一批房子，尽快做到“三通一住”（即通水、通电、通路和修临时住处）供现场设计人员、施工队伍和攀枝花基地建设指挥部的先遣人员居住和办公。
会后，各部、委和四川省遵照总理的指示分头着手各自承担的任务。不久，建设攀枝花基地的第一批施工大军开进了这片荒芜的群山。从此，亿万年来一直沉睡着的金沙江大峡谷沸腾起来了。
1965年是攀枝花建设史上工作最困难、任务最繁重的一年，也是为大规模建设打基础的一年。从1964年第四季度起，所有陆续进入工地的施工队伍发扬艰苦创业精神，打响了“三通一住”的第一仗。经过轮番作业，到1965年上半年已为陆续进入工地的10万建设大军准备好了必需的施工条件和生活条件。从下半年起，各工地先后进入建设项目的大规模施工阶段。
正当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事业日新月异地向前发展时，1966年下半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席卷了全国，这股恶浪也迅速地向攀钢压来。到1967年初，基地建设指挥部的领导成员纷纷被拉下马，我这个总指挥更是首当其冲，批判、游斗、专政，肉体摧残，精神折磨，害得我左眼完全失明。看到基地建设指挥系统瘫痪，我们忧心如焚，时刻在盼望着北京的声音。1967年7月19日下午，支左的解放军同志拿着一份电话记录对我说：富春同志从北京打来长途电话，要我们立即送你到北京，并指示要确保安全，师首长已安排作战科的张科长陪同前往。我喜出望外，十分激动，急于早日启程。20日，我和张科长飞到了北京。
第二天，我去中南海见到富春同志，当时谷牧、秋里同志也在座。富春同志先打量了我一番，然后动情地说：“看来把你整得不轻，骨瘦如柴，眼睛也搞坏了。要抓紧治。你们那里的情况和你个人的遭遇我们都清楚，你可以不用多讲了。总理要我告诉你三句话：冶金部的造反派等着揪你，逼你对冶金部的问题表态，你什么话都不能讲；你当前的任务就是快去上海住院治病；渡口的事不用你操心，什么时候要你回去，到时就会通知你，着急也没有用。”这时，富春同志又转身对谷牧同志说：“写个条子给马天水，安排他去住华东医院。”
在周总理的关怀下，我在上海华东医院一直住到1968年的2月底。一天，接到在富春同志身边工作的谢北一同志打来的电话，说是总理和富春同志找我，问我身体如何？眼病治得怎样？能否回去工作？要我即刻回北京，研究派我回攀枝花的问题。我高兴得跳了起来，当即告北一同志：“让我向总理和富春同志致意，感谢他们对我的关怀。我身体还好，眼病疗效不显著，左眼是不行了，右眼恢复到0．5，戴镜可勉强看书写字，我认为可以工作。我明天就办出院手续，争取后天飞回北京。”
我回到北京，看到形势比七个月前我离开时更加混乱，更加严峻，心情十分沉重。富春同志安排秋里同志和我谈话。我来到秋里同志处，他从堆满电报、信件的办公桌后面站起来和我打招呼：“渡口的形势发展很好，各派‘造反’组织实现了大联合。‘支左’的铁五师来电中还说：渡口市30万军民欢迎你回去领导建设攀枝花。成都军区也给中央来电，说渡口市各派组织实现了大联合，形势趋向安定团结，全市广大职工要求早日复工建设。他们还建议，着手成立渡口市革命委员会以带动全川。总理要我们研究渡口的形势发展，回去组织复工的时机是否成熟？还说你已经被他们糊里糊涂地‘打倒’了，现在又派回去重新领导，要研究给一个什么名义才能确保你做好工作。现在要你来就是研究这些问题。你还是住在家里，安心吃药治病，由我直接和你联系。”
到3月底，总理认为渡口的形势又有了好转，恢复基地建设的时机日趋成熟了。一天晚上，总理叫我去他那里。他正忙着批阅电报，看到我就开门见山地说：中央已同意成立渡口市革命委员会，实现统一领导。具体说就是继续发展安定团结的形势，抓紧恢复和加强生产指挥系统，限期全面复工，发动群众，全力以赴，促进攀枝花基地尽快建成。经与成都军区研究并请示中央决定，任命你为渡口市革委会主任、核心领导小组组长和攀枝花基地建设总指挥。现在，成都军区正在锦江宾馆召开渡口市各建设指挥部、企业、市政府各局负责人及群众组织的代表会议，传达中央指示、讨论组织成立市革委会的有关问题。他们来电请你参加，最好你明天就能动身。听了总理的指示，我即动身返川。
我一到成都，成都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张国华同志见了我就说：中央来电了，同意成立渡口市革命委员会和对你的任命。总理还向我提出，要我们保证你这次来渡口能行使领导职权，还要我保证进渡口的汽车不再被红卫兵阻截。我都向总理作了保证。进渡口的汽车，我要派解放军护送，看谁还敢截！
1968年6月，渡口市革委会召开全体委员会，集中解决了两大问题：一、进一步加深对周总理的指示：“继续发展安定团结的形势，促进攀枝花工业基地尽快建成”的认识。二、总理要求1970年“七一”前出铁，向党的生日献礼，意义重大，我们必须采取一切措施，保证完成。通过这次会议，我们向基地全体职工下达了“1970年一季度前必须完成炼铁系统全部工程，以确保当年‘七一’前出铁”的任务，并要求各分指挥部进一步具体布置、落实完成。会议决定：动员全市广大群众，开展“‘七一’前出铁，向党的生日献礼”的活动，把全市的生产建设引向新的高潮。
周总理抓攀枝花基地工程建设，首先抓住“提前出铁”这一中心环节，必将带动攀枝花基地全部工程的百分之七十提前完成。由此我们体会到周总理在那个特殊时期，为维持生产建设的良苦用心。我们总指挥部、各分指挥部和“支左”部队全力以赴，兢兢业业地执行总理的指示，对承担的建设任务作了周密具体的安排。到1970年4月上旬，炼铁系统全部工程已告完成，接着就开始了按工厂、车间进行调整、试车、投产工作。从6月中旬起，各车间按计划向炼铁厂提供焦炭、烧结矿及石灰石等炼铁原料，高炉于6月26日点火。由于攀枝花钒钛磁铁矿冶炼工艺已经多次试验，炼铁厂技工已能熟练掌握，故从6月28日起开始顺利出铁，实现了总理提出的“‘七一’前出铁，向党的生日献礼”的目标。
1970年7月1日，由成都军区和四川省革委会主持，分别在西昌和渡口召开了纪念“七一”、庆祝成昆铁路通车和攀枝花出铁大会。党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和四川、贵州、云南等省都派代表出席祝贺，并在现场参观了高炉出铁的壮观情景，目睹满载攀枝花生铁的火车，源源开出渡口市奔赴祖国各地，我心中默默地想，周总理您交给我们的任务完成了。攀枝花钢铁基地正向着第二个目标--早日出钢而努力奋斗。
大概是在1970年年末，总理办公室忽然来电话，要我和革委会副主任、铁道兵五师师长顾秀同志一起到北京去。到北京后我们被安排住在京西宾馆，等候总理接见。一天深夜12时左右，总理要我到他在京西宾馆的住处。总理对我说：“中央已决定调你到四川省委去担任书记，分管工业。但谁在渡口接替你的工作，还颇费踌躇。经我们研究，并同成都军区、铁道兵西南指挥部商量，打算调顾秀同志接替你担任渡口市委书记兼渡口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你有什么意见？”我当即答复：“我同意由顾秀同志接替我的工作。”
1971年1月，我奉命调到四川省委工作，脱离了渡口市和攀枝花基地建设的领导工作。从此以后很少有机会再直接听取总理的指示和教诲了，但在周总理领导下建设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往事，我是永远不会忘怀的。
钟子云：他为煤炭工业倾注心血
1955年，我调煤炭工业部工作以后的较长时间内，由于工作的关系，能够经常和周恩来总理接触，聆听他的教诲。在长期和周总理的接触中，我深深感到，周总理从事各项工作和处理任何事情，最基本的指导思想是实事求是。周总理非常关怀煤炭工业的生产建设和广大煤矿干部、职工的身心健康，给予了许多重要指示和亲切教诲，解决了很多重要的方针政策和实际问题，至今想起来仍感到非常亲切。
实事求是的楷模
周总理无论是制定煤炭工业的重大方针、政策，还是处理具体问题，实事求是的精神和作风体现得特别突出。我在煤炭工业部分工主管基本建设工作。在“大跃进”期间，许多同志只凭革命热情和盲目的乐观情绪办事，使国民经济遭受巨大损失。煤炭工业也和其他行业一样，到处刮起浮夸风和高指标。那时要大办钢铁，就必须大办煤矿。各省、市领导对大办煤矿都很重视，这是好的现象。但是办煤矿首先要有比较可靠的地质资源，一些煤田地质工作者和煤炭基本建设部门，按照领导意图，采用主观臆测的办法，不可靠的地质资料和群众的反映，谎报某某地区有煤炭资源，可以开矿建井，并要求列入国家计划。而我们一些专业领导部门，明知这些地区没有可供开采的煤炭资源（有的地方只有少量或极薄的煤层资源），毫无开采价值，却不敢直言，在当时那种高压浪潮下违心地列入了国家计划。1959年春，我带着几个专业人员，去浙江检查工作，发现当年所列的煤炭工业开发的几个主要项目中，除了个别项目（如长兴煤矿）可考虑列入国家计划外，其他均不具备列入国家计划的条件。主要是有的煤层太薄，无法开采，有的地质资料根本就不可靠。所以当即通知浙江省煤炭工业管理部门不能将这些项目列入国家计划。省委领导同志知道后，对我很有意见，说浙江缺煤，我却不支持他们大办煤矿。毛主席去浙江，他们把意见又反映给毛主席。毛主席回北京后，就要周总理查问此事。周总理对我说，浙江严重缺煤，你为什么不让他们大办煤矿？我就把在浙江所了解的情况和我处理这个问题的过程，如实地向周总理做了汇报。因为那些地区没有煤炭资源，无法开矿，所以对他们的那些项目必须撤销。最后周总理点了点头，再没有说别的。以后毛主席和浙江省的领导同志也再未追问此事。这说明周总理处理问题是严格按实际情况办事的。虽然是毛主席追问，省里有意见，也要按客观实际办事。
“大跃进”是毛主席发动的，周总理虽然也参加了运动的领导，但他是比较心中有数的。他一面工作，一面进行调查研究，认真听取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不断总结经验。当时，很多同志也知道那些高指标，放“卫星”不可靠，但是不敢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如实反映真实情况。周总理对那些浮夸报告虽不相信，却难于得到可靠的实际材料，于是他就利用各种机会，找一些能向他说真话的同志进行个别询问，了解各部门和各行业的实际情况，做到心中有数，以便利用各种机会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如实反映。1959年年初的一天晚上，周总理把我找去问了煤炭生产的实际情况。我回答说，下边报来的许多生产数字不大可靠，许多单位所放的“卫星”，几乎都是夸大的。如抚顺矿务局西露天矿，虽然某月某日日产煤炭数万吨，但其中不仅混进了大量的矸石，而且没过多长时间，就无煤可采了。象这样的例子，绝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带有普遍性的。煤炭系统的同志不敢向中央和地方的主要领导同志反映，怕说是向群众的生产热情泼冷水，或被说成是反对“大跃进”。只是在周总理向我询问情况时，我才能如实地向他反映这些问题。类似这样的谈话，在1959年北戴河计划会议上，我也向周总理讲过，使他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反映问题时心中有数，周总理总是平心静气地听取我的意见，细心地、周密地进行调查研究，取得真实材料。
关怀煤炭工业的发展
三年“大跃进”，煤炭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一样遭受了严重的破坏，煤炭产量大幅度下降，由“大跃进”前的日产60—70万吨，下降到日产40—50万吨，给工业交通运输和人民生活用煤带来很大困难。1960年8月，党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当时煤炭工业在执行这一方针中遇到的一个最大困难是原材料供应严重不足。煤炭部把这一情况报告总理后，周总理很快召集计委、经委、建委、冶金、石油、水电、机械、铁道、林业、商业等部委和物资局的领导同志开会，向大家提出要求，请大家为迅速恢复和提高煤炭生产竭诚相助。除国务院综合部门尽一切努力，给煤炭生产建设急需的钢铁、木材、水泥、机械等重要设备器材外，其他各专业部门都要打开仓库，将暂时不用或多余的物资拿出来，支援煤炭工业，叫做“开仓保煤”。周总理除亲自召集会议、研究部署和进行检查外，还指定经委、计委、煤炭部和有关部委领导同志参加组成10人保煤领导小组，由谷牧同志主持。领导小组几乎每天召开一次会议，由煤炭部汇报生产情况，并提出在一定时期内所需的物资计划，由有关部门组织供应。领导小组每次开会，总理的秘书顾明同志都去参加，以便及时向总理汇报情况。领导小组也定期或不定期地向总理汇报。凡是总理交办处理的问题，办理的结果，必须向总理汇报清楚，他才放心。总理从来不说空话，说了就办，办就办彻底。这是总理一贯的思想作风。经过三年的调整，煤炭生产恢复到了“大跃进”前的水平。
在“大跃进”过程中，成立人民公社实行“一大二公”，在一些矿区，如黑龙江的鹤岗和鸡西矿区，也组织了全民所有制的人民公社。把矿务局撤销，变成人民公社的一个生产部，取消了矿务局对矿山的生产管理和行政领导工作，从而导致煤矿生产管理陷于无政府状态，使这些矿区的调整和恢复生产发生了极大困难。1961年，我去鹤岗矿区检查工作，遇到了这一问题。煤矿的同志对此反映很强烈。回京后，向周总理汇报了煤矿同志们的意见和要求，并谈了我个人对此问题的看法和处理意见。总理听了以后，当时没有做出决定，而是反复与省委主要领导同志商量。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和热心帮助下，妥善解决了这一问题，改变了公社的组织，恢复了矿务局的机构设置，加强了煤矿生产建设的领导。
“大跃进”，不仅使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也给社会秩序带来不少问题。经过贯彻执行调整方针，煤炭生产虽然有所回升，但一些矿区的社会秩序还比较混乱，企业内的偷盗现象比较严重。1962年3、4月间，我去辽宁阜新矿区检查工作，发现阜新矿务局各矿电讯器材丢失和破坏的情况极为严重。行政管理部门和保卫部门对此束手无策，歪风无法制止。我发现发生这一问题的原因，除了“大跃进”后，群众在生活方面存在困难，行政管理工作缺乏切实有效的措施外，主要是由于废品收购站大量收购废铜造成的。查明原因后，我即向周总理写了报告，提出了处理意见。周总理阅后，亲自召集公安、商业、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和煤炭部的负责同志，研究了几条根本措施和具体办法，并决定由这几个部门联合组织工作组，去阜新矿区进行检查处理。工作组经过几个月的工作，查清了事实，处分了一些收购站的领导干部，逮捕和判处了几个严重的偷盗分子，明确规定了收购站收购废品的范围和任务，并由市公安保卫部门进行日常监督，使矿区的社会秩序很快有了好转。
周总理在百忙中，还亲自到一些煤矿进行视察。1959年6月，周总理到河北井险矿区视察，针对煤矿生产的实际情况和开始出现的一些问题，作了重要指示。总理说：“生产准备落后于回采，这是生产上的一个矛盾，要积极努力去解决它，不仅今年把生产搞好，而且明年要搞得更好，这就必须加强生产准备工作。煤炭部规定，要达到6个月的获得煤量。你们要在9月份达到这个水平。但是要努力，如果9月份达不到，10月份要达到。”总理还说：“不仅产量要好，而且安全要好，要安全第一，质量第一，安全不好，质量不好，数量也得不到。要在保证安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实现任务。你们发生事故多的原因，突出的是生产上破了规章制度，新工人技术不熟练，机械检修不好。规程破了要恢复，要恢复必要的、可靠的、行之有效的技术规程，要在恢复后改进。要当机立断。”周总理的指示，对整个煤炭工业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煤矿工人的贴心人
周总理对煤矿工人无微不至地关怀，无论是对煤矿的工资政策方面的重大问题，或是对煤矿工人的食粮、医疗、健康疗养等具体问题，都是亲自过问，加以妥善解决。早在1956年进行工资改革时，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就将煤矿工人的工资标准定在各行业的第一位。在定井下工人工资级别时，煤炭部意见，工人下井，即执行三级工人的工资标准。与劳动部商量，有的部门和地方有意见，认为太高了。总理组织大家研究，并说井下工人工作艰苦，在试用期间，采掘工下井按照三级工人的工资标准执行，井下辅助工按照二级工人的工资标准执行，试用期满后需要提升等级的，按照升级处理。这些规定一直执行到现在。
工人经过较长时期的劳动，随着年龄的增长，由于年老体弱，不能从事井下笨重劳动，要调做其他轻体力劳动。调做轻工作后，其工资处理是一项重大的政策问题。周总理对此十分关怀，亲自过问，批发有关的文件。1957年3月，周总理以国务院总周字第82号文批复了煤炭工业部（57）煤劳组钟字第195号文《关于年老、体弱职工调作轻工作后工资处理暂行办法》。办法规定，本企业工龄满5年不满10年者，自降低工资之月起，逐月发给本人调动前后计时标准工资差额的40％的生活补贴，满10年不满15年者，发给50％，满15年以上者，发给60％。对企业有特殊贡献的职工，因年老体弱调作轻工作后，经地区管理局批准，其生活补贴可以根据职工本人具体情况，酌予提高。
井下工人，由于从事矽尘作业，受矽生危害，可能染上矽肺病。周总理在1963年2月，以国务院国经周字第100号文亲自批转了劳动部、卫生部、全总、冶金部、煤炭部关于防止矽尘危害工作会议的报告。批复指出：切实做好防止矽尘危害工作，是劳动保护的一项重要措施，各部门、各地方应当督促和协助所有有矽尘的企业认真总结经验，采取措施，解决我国工业企业中的矽尘危害问题。关于防尘措施所需经费，除了当年国家拨出1300万元专款以外，今后包括在国家分配给各部、各省、市、自治区的基本建设投资和“四项费用”以内。报告对矽肺病工人的生活待遇，也作了明确规定。即对于调做轻便工作的，不降低他们原来的标准工资。对于脱产休养的，在一年内由企业行政按原标准工资发给，一年后按原标准工资的90％发给生活补助费。原来享受保健待遇的矽肺病人，如果另行分配了其他工作，仍应享受保健待遇。
60年代初，卫生部门曾考虑将矿区医院和煤矿工人疗养院划归地方统一管理。周总理为了使矿工的医疗得到保障，决定原有的领导制度不变，仍由煤炭部门管理。
由于在“大跃进”期间农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粮食减产，煤矿工人的生活也受到很大影响。井下工人粮食定量由原来的每月60斤，降低到45斤，而且大部分是粗粮，其他副食品，如内、酒、糖等，供应也很少。工人的体力大大下降，难以从事繁重的劳动，严重影响煤炭生产。煤炭部将这些情况报告给周总理，总理多次召集国务院有关部委的主要领导同志开会，反复进行研究，得到了解决。井下工人的粮食定量恢复到每月60斤，而且细粮、粗粮进行适当搭配，便于工人下井带干粮，其他白酒、糖等井下工人生活必需品也得到适当解决。周总理说，为井下工人去寒，需要供应酒，并问清酿造1斤酒需要多少粮食，按供应酒的定量拨了粮食。
周总理先后批发的这些文件和作出的这些决定，在煤炭工业广大干部和群众中，深得人心，影响很大，体现了总理对煤矿工人的无比关怀。
关心爱护干部
在“大跃进”高潮期间，许多同志感到有些做法有问题，但不敢公开提出不同意见，只是在背后议论。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允许大家提意见、谈看法了，不少同志对煤炭部的领导提出许多批评，甚至有许多不满的言论和埋怨情绪。在煤炭系统内部领导之间，领导与被领导之间，也有了分歧意见，总理为了维护煤炭工业部领导之间的团结，主动承担责任。他在1963年煤炭工业干部会议上十分严肃地说，煤炭工业出现的问题，要说责任，我也有责任。他勉励大家从党和国家的利益出发，同心同德，团结一致，为战胜困难，为尽快恢复和发展煤炭生产，保证国民经济的需要，竭尽全力。
煤炭部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是重灾户之一。部长张霖之被迫害致死，两个副部长被逮捕入狱达5年半之久。其他副部长，也都被批斗，蹲“牛棚”。张霖之同志于1967年1月被迫害致死。周总理知道后，心里很难过，对煤炭部和矿院“造反派”头头多次进行严厉批评。周总理说：“张霖之同志是个好同志”。“现在我很难过，张霖之还有他的长处”，“对于干部的斗争，不能这样子干，一斗十几天、几十天不放出来，那怎么行……我们不安，几十年的战友嘛”！“他是一个中央委员，他死后也不向我报告，“使我无法向中央交代。”周总理的讲话实际上也是对林彪、江青、陈伯达一伙迫害老干部罪行的严厉谴责。
张霖之同志去世后，斗争的矛头就主要指向我了。1967年2月间，由于“文革”运动的破坏，全国煤炭日产量由70多万吨下降到20多万吨。当时正值严冬季节，也给人民生活带来极大困难。周总理和富春同志通知戚本高转告煤炭部机关业学院的“造反派”，将关押在矿业学院的我和另外部长放回来，并让我回煤炭部抓生产。我回来后，周总理即召集煤炭部机关“造反派”头头们开会，告诉他们让我国煤炭部抓生产，并让我负责恢复煤炭部党委的工作。同时告诉他们不要任意揪斗我。周总理虽然向他们做了明确的交代，但他仍不放心，让我住在国务院招待所。我到招待所时，那里已住有二三十位国务院各部委的主要负责人，其中有余秋里、谷牧、康世恩、李人俊、段君毅、刘澜波、钱正英、吕东等同志，实际上周总理是有意地把这些同志保护起来。
后来我回到煤炭部虽然也恢复了部党委的工作，也抓了几天生产。但由于反“二月逆流”，部党委只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就又被冲垮了。总理让我回部抓生产的决定未能实现。从4月到12月，对我召开的大小斗争会不下100余次。最后说我是叛徒、特务。把我关在地下室里半个多月，每昼夜批斗两、三次，并于12月14日，经谢富治签署将我逮捕，关押长达5年半。1973年4月，才以保外就医的名义将我释放，等待处理。在前3年狱中关押期间，对在押人员的迫害是极其残酷的，当时每日早餐只给一小碗玉米面稀粥，一个小窝头，一点咸菜，中晚两餐每次两个小窝头（或一碗高粱米饭），一茶缸开水，半小碗连泥带菜的菜汤，每周一次细粮。三年中，天天如此。这点食物，只能维持半饱，饥饿难忍。我进监狱的时候，正值严冬季节，每人发一身棉袄棉裤，一床军用小被子和一个薄薄的小褥子，夜间冻得发抖，无法睡眠，白天手脚冻得又红又肿。监护人员和卫兵管理很野蛮，我们经常遭受谩骂和拳打脚踢，几年的监狱生活将不少人折磨成精神病、心脏病或其他不治之症，有的惨死在狱中。当时铁道部刘建章同志的夫人刘淑清，利用特殊允许同刘建章见面的机会，了解到狱中的悲惨生活，并据此给毛主席写了一封申诉信。毛主席间信后做了重要批示，批评了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并将信批给周总理，由总理负责查处。总理立即批示：“请公安部会同卫戍区将我在国务院当面提出过的要清查北京监狱待遇的问题，再在年内做一次彻底清查。凡属毛主席指出的‘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和虐待、殴打都需列举出来，再一次宣布废除，并当着在押犯人公布。如有犯者，当依法惩治，更容许犯人控诉。”从那以后，狱中对待我们的态度和待遇都有了改善，也允许家属两个月探视一次。1973年后，被关押的许多领导干部，陆续得到了“解放”，这其中周总理起了重要的作用。
今天回顾周总理这些光辉事迹，对于全党和全国人民，有着极其深刻的现实意义，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最好教材，也是对周总理的最好纪念。
池必卿：回忆周恩来总理的几件事
从50年代起，由于工作关系，我同敬爱的周总理有过若干次接触。每次接触，都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这里我想按时间顺序，写下我同他接触的一些往事，以寄托我对他的深切怀念。
1956年5月，周总理到太原进行了一次短暂的考察，这是他在全国解放后首次来太原。他到之前，我们接到电话通知，只要接待人员去接，不许省委领导人去机场迎接。省委再三研究后，决定由第一书记和我两个人坐一辆车去接。总理走下飞机看到我们，第一句话就问：你们接到电话通知没有？为什么不执行中央关于不许迎送的规定？还说：即使是两个人，也不应该来。当他结束在太原的工作离开时，省委决定改变原来常委都去送行的打算，仍由我们两人去送。总理登机时，发现有人往机舱里送一个箱子，马上询问是什么东西，随员告诉他，是对降低血压有益的本地产的葡萄汁。他在机门关闭前亲自留下了30元人民币。总理这种执行中央规定严肃认真，处理公私关系以身作则的模范行动，在我这个首次同他见面的人的心中，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联系到后来的多次接触，凡到他那里开会或谈话，总是喝清茶，午餐一个杂烩菜一个汤。总理这种俭朴的作风为我们党和国家树立了勤俭办事、艰苦奋斗的榜样。用今天的话来讲，则是为政清廉的模范。
1957年秋，总理在他的住地分别召见参加一个全国性会议的工业书记。这次一见面，总理就问我：你是太原来的吧？接着他笑着说：想不到我从太原回来犯了个“反冒进”的错误。他这句话，使我感到很不安，因为正是在前一年他到太原视察时，是我向他汇报了有关经济工作上要求过快、急躁冒进的情况。总理犯错误，是否同我的汇报不当有关呢？这是我当时最担心的。但总理却很坦然地把自己“反冒进”遭到批评公开告诉下级同志，这又使我感到他胸襟坦荡，豁达大度，光明磊落。现在看来，当时总理批评那种片面追求多快而忽视好省的急于求成倾向，是完全必要的，也是正确的，而批判“反冒进”则是不正确的。历史已经证明，批判“反冒进”，正是造成以后犯更大错误（“大跃进”）的前奏。
1958年底或1959年初，在“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告一段落后，中央召开过一次全国工业会议。会议期间，总理曾找一部分省委主管工业的书记谈话。大家坐定后，他马上问我：你们发动几十万人上山炼的土铁，质量怎么样？是烧结矿还是烧结铁？能不能用？我汇报说：除少数有传统、有经验的地方，有少量可能加工成熟铁，打制小农具外，绝大多数东西既不是烧结矿，也不是烧结铁，可以说没有什么用处。他听后神情严肃地说：主管部门的同志说你们搞的产品是烧结铁，作为原料，还可以用于炼钢。如果你说的情况属实，那么，主管部门懂行的同志都不说真话，怎么得了！总理的这种态度说明，他对那次运动的看法是清醒的，仍然坚持前几年他说过的要“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和“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的正确态度。
1961年夏，国民经济转向调整时期，中央找重点产煤省主管工业的同志来京，研究落实煤炭的生产和调配计划问题。一天中午，我正在北京饭店理发室理发，总理也来了。他顺便向我询问了会议的情况，并就稳定煤炭生产的问题征求我的看法。我向他反映，煤矿工人和基层干部都要求恢复计件工资制，以调动群众的劳动积极性。总理说：这些意见可以向会议提，提出来研究嘛！会议结束时，李富春同志在讲话时说，山西煤矿工人提出恢复计件工资制问题，山西省同意就可以搞嘛！我觉得，这是总理和中央主管经济工作的同志对山西煤炭生产的有力支持，也是对煤炭生产再次试行计件工资制度的一种支持。在这次同总理的交谈中，他还谈到他刚从河北某县回来，在那个县的山头上，还留有“书记挂帅镇山川”的大字标语，他说：“荒唐得很！”当时，我只是把“镇山川”当作笑话来听的。现在看来，也许还有另一层深意，即启发我们一定要尊重集体领导和群众的首创精神，有事同群众商量，同大家商量，不要再搞“书记挂帅”和一个人说了算的那种事情了。
在整个国民经济调整期间，恢复和发展煤炭生产，不论对整个工业生产，还是对人民生活，都是一个极其重大的任务。为此，总理亲自抓了许多次。由于山西省煤炭的生产和调配，从来都是全国的重点，因而得到总理的指导和支持也最多最大。现在我能记得的，有这样一些事情：在既搞粮食又搞煤炭的情况下，山西当时无法再从农村抽调大批劳动力补充煤矿，总理决定从铁道部所属的一个工程局抽了2万人补充给山西的重点煤矿；当全省重点煤矿工人口粮中30％的面粉无法保障时，在全国粮食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总理决定从国库调3000万斤小麦给以支持；总理了解到，在国营煤矿由于种种原因生产普遍下降时，唯独山西省劳改部门所属煤矿的生产比较稳定，他提出：如果山西的同志同意，可以由外地调一些劳改犯给你们。在1961年秋中央召开的庐山工作会议上，总理又指出：山西，特别是山西煤矿工人，对全国贡献很大，希望中央有关部门和同志给以更多的支持和帮助。这一切，都充分体现出周总理对经济调整中的关键环节和关键地方，不论在决策方面还是在执行方面，都是直接负责、亲自动手、有始有终、一抓到底的。当然，这也体现了他对煤炭工业和煤矿工人的特别关怀。
那些年似乎有个惯例，凡中央召开的全国工业会议，最后拍板定案，大都是在总理的主持下，以大区为单位分别同各省的同志共同商定的。记得在两次会议的谈话中，对离开助手和笔记本就无法回答问题的同志，总理就自己讲情况、提意见，再同他们商量、决定。这种情况，既使靠“二排议员”工作的“甩手掌柜”受到深刻教育，又表现出总理的记忆力和对各地情况的熟悉，的确超乎常人。
十年动乱中，总理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工作的。他既要照毛主席的指示处理运动中的一些问题，又要同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阴谋破坏活动作斗争，尽可能保护党和国家的重要干部和社会知名人士。他既无法中止那场运动，又要在大混乱中千方百计保持必不可少的经济活动和外事活动。在这样的夹缝中工作、奋斗，需要经受多少艰难和委屈，付出多少心血和牺牲啊！这里，我只想简述他在处理华北局机关“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时的一点情况。
十年动乱开始后的1966年冬，由于我们华北局的个别同志，在处理某地一个原子工厂的问题上，把党委书记执行了所谓“资反路线”的情况错定为反革命性质，致使这个工厂出现了700多名职工停止生产来京上访的严重事件。总理对这类工厂上访很着急，为了迅速扭转这种局面，他把第二机械工业部的负责同志和我找到他那里开会，研究解决办法。他一开始就严肃地指出：你们把工厂领导人的“资反路线”定成反革命，那你们华北局第一书记不也成了反革命吗？怎么能这么认识和处理问题呢？总理最后决定，由华北局负责纠正这个错误，并向上访者公布，然后和二机部共同努力，动员上访者回厂抓革命、促生产。会后，华北局书记处完全接受总理的指示，并决定派我去向上访者宣布撤销原来的错误决定，并作自我批评。我们和二机部负责同志都做了工作，但没能取得上访者的谅解，反而把我们都扣压在他们的住处轮番批判六个昼夜。总理得知这一情况后，又派了一名党中央的部长，代表他接见上访者的代表，进行耐心的工作，才取得一致意见，并把被扣人员解救出来。为了防止这个工厂出大乱子，总理又决定派一个包括二机部和华北局干部在内的中央代表团到厂帮助工作。总理之所以费这么多精力亲自动手处理一个工厂的问题，完全是出于对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高度负责的精神。否则，一旦出现核事故，那就不堪设想了。
1967年初，华北局机关出现被“夺权”的威胁时，总理在凌晨3、4点钟接见了华北局机关造反派头头。记得总理进会场后的第一句话，就是严厉地质问他们：你们谁想当华北局第一书记？讲嘛！接着又严肃指出：中央局的权在中央，不许夺。1967年4月，华北局机关造反派头头组织了大批人进驻第一书记家中，并把我当作一名人质扣押起来，迫使总理接见他们。总理处的答复是：只要从第一书记家中退出，就见你们。但是，进驻者抗拒总理指示，在第一书记家呆了40余天，总理也就始终没有接见他们。5月份，为了制止机关造反派到华北其他地方去进行干扰活动，中央决定对华北局机关实行军管。
1971年春，在中央召开的华北会议后，华北局机关的一部分人，乘第一书记被打倒之机，抓住1968年清队中一个干部自杀的问题大作文章，把这个干部的自杀说成是由我指使的。这样，我就被诬陷为杀人嫌疑罪犯，被隔离审查达4年之久。在被隔离审查中，为了制止逼供诱供，我本着试试看的心情，乘看守人员离开的空隙，秘密地通过邮局给总理寄出一份报告。一个月后，华北局机关军管小组找我谈话，向我当面声明：上边转来周总理的电话说，你给总理写过信，让我们听取你对运动的意见。大约又过了个把月，中央组织部来了三个人找我，并向我说明，是中组部奉总理之命派来听取我的意见的，因为总理担心他收到的报告是否反映了我的真实意见。1975年秋，当我获得自由后，听说总理在我的审查结论上写有这么一句话：“因病晚看了三天。”1982年，在十一届七中全会期间，一名主管审查我的同志找我交谈时说：“在你被隔离审查的一段时间内，周总理特别关心，他的办公室有一位女同志，隔一、两天就向我打一次电话，询问你的情况。”现在重述这些事情，是想让更多的人从我的经历中了解，在那种特殊历史条件下，周总理为保护干部真是费尽了心血。被诬陷、受迫害的同志，始终挂在他的心上。即使重病缠身，他还亲自过问许多受迫害的同志，包括象我这样一个不太重要的干部。可以说，在干部问题上，他是极其严肃负责的。
周总理离开我们13个春秋了，我们每个共产党人，都可以从他留给我们的业绩和精神财富中，学到自己应该学到的东西，在从严治党、为政清廉和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中，充分发挥共产党人应有的作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康世恩：大庆油田浸透了周总理的心血
大庆油田从发现、开发建设到如今，已经30个年头了。从1960至1988年，大庆为国家生产原油9亿多吨，财政上缴800多亿元，出口原油1．05亿吨，换取外汇242亿美元。成为举世闻名的石油和石油化工基地。大庆所取得的成就，无不浸透着周恩来总理的心血。
早在大庆油田会战前夕，周总理就指示要用毛泽东思想指导会战，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为大庆油田的勘探开发建设指明了方向。1960年春开始的大庆会战，几万名职工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人人学习《实践论》、《矛盾论》，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分析和对待当时遇到的一系列矛盾和困难，创造性地解决生产建设和生活中的各种难题，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在此期间，周总理亲自到大庆现场视察，指导工作，对大庆的创新、发展十分赞赏。到1964年，大庆原油产量达600多万吨。敬爱的周总理在1964年12月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肯定了大庆经验，指出：“这个油田的建设，是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两论起家’，就是通过大学《实践论》和《矛盾论》，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研究、解决建设工作中的一系列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