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施工进入一个关键时期，总理总要亲赴现场做周密的调查研究，帮助我们解决重大问题，及时作出新的部署和安排。如果实在不能亲临现场，也要派人或电话询问建库进展情况，需要解决的问题等等。一位统理国家大事，主持内政外交而昼夜繁忙的国家总理，竟能如此细心牵挂一项具体的建设工程，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动至极，同时更加激发了我们一定要把水库修建好的决心和信心。
当时提出的口号是“一年拦洪，两年建成”。拦洪是修建水库的重要阶段，对以土坝为主的密云水库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从1958年9月到1959年6月，要使水库能够达到拦蓄潮白河汛期大洪水的程度，就必须完成各类士石方和混凝土等的开挖、搬运、填筑，工作量达2000多万立方米，20多万民工要把相当一座山样的土石移到一、二十里外的另一处去，而时间却只有10个月，这的确是件艰巨的任务。但是，能不能按计划要求拦洪，能否确保大坝经受渡汛的考验，是关系到首都安全，水库下游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生产安全的大事。一旦拦洪失败，不仅已建成的工程将被冲毁，而且垮坝瞬间形成的特大洪峰会将下游村镇席卷而光。周总理最担心的正是这10个月拦洪能否成功。在百忙中，他多次亲临工地，了解情况，组织和安排了抢工拦洪的重要事项。
1959年5月19日，总理来到水库工地，首先到指挥部看了沙盘模型和各项进度图表，听取了我和工程技术人员的汇报。他对我们的工作表示满意。当他走到现场看到白河主坝的工作量几乎比潮河主坝大一倍之多，起步又比潮河迟的情况后，有点不放心了，想了想后说：“我给你们再调1万名解放军来支援白河，务必确保全面拦洪，你们看如何？”其实，对于白河主坝拦洪比潮河主坝更困难更紧张这一点，我们早就多次研究过，只是不好再向中央和省、市伸手要人，而总理却为我们考虑到了。
7月初，白河局部山区暴雨使小黑河洪流直下，冲毁了围堰，淹没了上游坝前施工场地，幸亏有1万名解放军及时支援，否则大汛之前，白河大坝是难以筑到48米高的拦洪高度的。
8月初，一场连续7天7夜的大暴雨使潮、白两河产生了建国以来最大的洪流，严重地威胁着水库大坝的安全，各种险情不时告急，20多万水库建设者彻夜不眠与洪水搏斗，抢工拦洪进入了最后的决战阶段。此刻，周总理正在庐山参加中央重要会议，但他一直牵挂着水库拦洪的安危。他几乎每天都打电话询问情况，并一再叮嘱我们：“务必竭尽全力保护大坝安全。”我们按他的建议，采取了掘开副坝的非常措施，度过了险期。当他得知上游洪峰被控制住，水库安然无恙时，他那一直悬挂不安的心才放了下来。
我在密云水库担任工程指挥期间以及在这以后负责的其他水利工程中，总会想起当年周总理反复告诫过我们的，既要保证进度，更要保证质量，绝不能把一个水利工程建成个水害工程，或者是一个无利可取的工程，要把工程质量永远看做是对人民负责的头等大事。总理这番话何时想起都会使我联想到密云水库修建过程中总理身上体现出的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有一次在水库工地召开的座谈会上，总理站在我们面前，他举双手过头比喻道：“这座水库坐落在首都东北，居高临下，就如同放在首都人民头上的一盆水，一旦盆子倒了或漏了，撒出大量的水来，人民的衣服都要被打湿的。”这“湿”字的含义显而易见是指千百万人民生命财产将要受到的重大损失。正是由于总理反复的强调，使我更加重视质量问题。为了确保大坝施工质量，我们专门设置了质量检查站，挑选300多名质量控制检查人员在试验室和现场严格把关。大家都牢牢记住总理的叮嘱，与其修一个坏工程还不如不修的好，一定要认真地坚持按设计要求和操作规程施工。民工们在填筑坝体的土料中，哪怕是一块小木片，一个小草根也要主动捡出来。
在施工过程中，清华大学曾派出由教授、讲师和应届毕业生近百人组成的设计代表组常驻工地。周总理每次听取水库工程汇报时，都要征求设计组意见。他要求指挥部干部尊重和大胆使用这部分工程技术力量，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让他们在实践中提高。他特别要求设计负责人清华大学张光斗教授对设计上的重大质量问题一定要亲自鉴定或签署意见。
每当我们遇到工程上难以克服的困难时，周总理总会亲自过问并帮助我们依靠科学、依靠科技人员攻克难关。水库建设中我们遇到了一个最严重的质量难关，这就是白河大坝坝底河床沉积了四、五十米厚的砂砾卵石层，在河床上修建土坝虽能阻挡河床以上的大水，却解决不了水从坝底河床的沙砾卵石中渗流的问题。这样久而久之，渗流的水量就会危及坝基，导致大坝坍塌崩溃。可当时我国还没有解决这么深厚透水层使之不漏的技术。总理特别关心这个问题，他让指挥部工程技术人员都想想办法。水电部北京勘测设计院总工程师冯寅同志提出，采用混凝土防渗墙的办法解决这一难题。总理听了汇报后，认为这是符合科学道理的好办法，称赞冯寅同志敢于创新的设计指导思想，并立即召集工程技术人员共同讨论。他指出：对新技术在尚未完全掌握时，要首先摸索、消化。还说“对于密云水库这样重大工程，应当特别慎重，必须一切通过试验，有把握再正式施工。”总理回北京3天之后，便亲自调来两台冲击钻机，供我们试验用。经过两个多月的反复试验，终于掌握了整个施工技术。试验成功后要正式施工了，到哪儿去找大批的钻机呢？我们只好又向总理提出。总理很快委派齐燕铭同志从全国各地调来206台钻机。大家都说，如果不把防渗墙尽快尽好地修成功就实在对不起总理了。现在水库已正常使用30年了，最高蓄水位达到过153米高程，然而大坝下游地上地下，找不出丝毫漏水痕迹。难怪有人称誉密云水库是地上竖“铜墙”、地下插“铁壁”，这盆水是不会“湿”了首都人民的衣服的。
在施工中，我们时刻感受到总理无微不至地关怀人民群众的真挚感情。总理每次到工地，总是不忘询问民工们的生活和健康情况，一再指示要注意民工的劳逸结合。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在一次民工支队干部会上，总理首先建议，为保证民工有充分的休息时间，要将两班制劳动改为三班制。他说：“民工两班作业，每天要鲜动12小时，休息时间太少。你们要考虑改成三班制，这样才能有劳有逸，有利安全生产，有益民工健康。”那天他还一再询问我们，民工们的工资（生活补贴）发了没有，没发的赶快发到他们手里；冬去春来，民工们是否换上了单衣，没穿上单衣的要想办法尽快解决；要保证民工们的身体健康，生了病应该及时地给他们治疗。就连民工们多少天能看一次电影，鞋子破了有没有地方补，喜欢抽烟的人从哪里买烟等等细小事情都一一问到了。最后他说：“我建议除伙食费外，你们应考虑发给民工点零花钱，要把钱发到他们手里，任何人也不得借口克扣。”总理这些话确实使我们感到惭愧，在当时提倡大于苦干的年代，广大群众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确实很高，但我们往往只一味强调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却忽略了应爱护群众的积极性。那时，我们国家的经济条件是很艰苦的，在有限的条件下，总理也总是不忘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这使我们做领导干部的深受教育。
1959年9月拦洪以后，周总理又一次来到水库工地。一下车，他先到工地现场看望，然后把参加施工的各民工支队负责人找到一起，说：“我这次来，是和大家商量事情的。现在水库能拦洪了，我们还要把农业搞上去，因此要撤一部分人回去。大家发表意见吧。”过了一会儿，见没人吭声，总理又说：“既然你们不发言，我就先说说我的想法。”总理提出让不受益县的民工先回去，受益县的民工后回去；河北的先回去，北京的后回去，密云县的民工最后回去。总理说完，还风趣地特别问了问身旁的密云县委书记：“这样行不行啊？”又问大家这么做是否合理。大家齐声回答“合理”。总理又提出，大家是不是要跟县委商量一下，和家里打个招呼？当大家说不用了，照总理的指示办就是了。总理连忙说：“不能叫指示，这是跟大家商量嘛。”最后他还建议，民工已经来了一年了，让准备留下的民工先回去休息10天，要撤走的民工再坚持一下，等休假的人回来再走。这样周到的安排，既保证了农业，又完成了水利工程；既照顾到局部利益、又照顾到全局的利益。在修建密云水库的两年里，周总理一直很注意兴修水利和农业生产的劳力安排问题。一再提醒我们不要贻误农业，搞水利本是为农业服务，一定要注意兼顾农业。总理很尊重我们，每说一句话都要耐心地征询我们的意见和反应，反复地问“你们同意不同意？”周总理这种平易近人，谦虚谨慎的高尚品质，我们由衷的崇敬和爱戴。
总理有时也批评我们，有两件事使我终生难忘。一次是我向总理提出给怀柔水库题字的要求，总理欣然挥毫写下了“怀柔水库”四个大字，但再三嘱咐我说，我的字只能镶在溢洪道的横梁或立柱上。事后我们一商量，都毫无异议地主张把题字放大并用汉白玉石嵌在大坝的外坡上，而且还在坝前立了一个牌子，记载总理对水库建设倾注的一片心血。后来，总理陪同外宾路过时发现了，为此专门派人把我找去，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另一次更严厉的批评是关于密云水库移民安置问题。1959年5月周总理第二次来水库视察时，看到水库沙盘模型和图表上都没有移民的标记，就对我们说：“你们的模型图表中缺少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人’。修密云水库有5万多人需要迁移，你们对这5万人作了安排没有？你们这是见物不见人呀，是一条腿走路。”接着，总理又对在座的水库修建总指挥部副政委、密云县委书记阎振峰说：“你是县委书记，老乡的房子盖了多少？你要赶紧盖，不然老乡要对我们有意见的，也会影响他们的生产与生活的，以后我每月都要问你，你要是不盖好，我就月月催你。”1960年8月，总理又一次来水库，听说仍有一部分移民的房子还没有盖好，就有些不高兴，严肃批评我们说：“你们的确是见物不见人，你们不把移民的房子盖好，我再也不来了。你们什么时候把房子都盖好了，给我打个电话，我一定来看。”周总理就是如此地时刻不忘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他使我们无条件地接受把人民群众放在首位的教导。我们修建水库的目的是为人民的利益服务，而积极妥善地安置好移民工作不正是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吗？总理走后，工地立即成立了移民指挥部，加紧了移民安置工作。到1962年年底，需要盖的移民房子基本盖好，移民迁入了新居。
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和领导之下，密云水库的20多万名建设者，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实现了“一年拦洪、两年建成”的口号，终于建成可蓄水43亿多立方米、上石方工程量3000多万立方米的大水库。工期之短、工效之高、质量之好，堪称建国之后水利建设的楷模。
我们深切体会，这一切，凝聚了周恩来总理的无数心血。可以说，密云水库是周总理为国为民无数丰功伟绩中的一座丰碑。
可是周总理从不居功自傲，只是由衷地为国家建设又增添一项新的成就而高兴自豪。我看到，每逢他陪同外宾来密云水库参观时，都兴致勃勃地向他们介绍说：“密云水库是一项大型水利工程，20万人，干了10个月，完成了2000多万立方米的工程量，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拦了洪，我们打了一个大胜仗。”他有时还惰不自禁地亲自拿过讲解棍站到图表前，向外宾介绍水库的全面情况，同时虚心地向外国朋友了解国外水利建设情况，当外宾高度评价中国人民真是天才时，他坚定地说：“有人民就有天才。”有一次，我们忍不住向外宾介绍总理关怀工程并亲自指导的情况，总理听后指着位于143米高程的现场指挥棚，对外宾说：“我曾到那里去过，当时研究要在洪水到来之前筑起大坝，拦蓄洪水，我们还没有把握。起先我主张两年内完成，可是建设者们要一年就蓄水，结果还是他们胜利了。青年人比我们勇敢，他们造成了形势，我们只好跟着走。”接着，总理又指着工地的干部说：“这是他们领导的，不是我领导他们。当然也不能光靠他们几个人，他们也要依靠广大群众，因为广大群众要求尽快地把水库修好。”
周总理是这样地了解人民，他提出“尽快修好水库，变水害为水利”的决策，反映了长期以来倍受洪涝之害的北京人民，尤其是包括津、冀地区在内的潮白河两岸人民的迫切愿望。
今天看来，修建密云水库不仅仅解决防洪除涝，发展农田灌溉事业，它的作用还在于解决了北京市多少年干旱缺水的问题。总理曾说过：“华北干旱少雨，从长远讲，要注意解决京、津两市的工业和人民生活用水这个大问题。”在30年前，周总理就主张修建京密运河，即今天的京密引水工程，并为此做了相应的安排，这是具有何等的远见卓识啊！
今天，密云水库碧波荡漾，青山环绕，潮白古河故道和京密引水新渠两岸已成防护林带，北京城区由引水穿连昆明湖、玉渊潭、什刹海、北海、中南海，水源茂盛，绿树成荫，有如一串明珠，点缀着我们的首都。俗话说，吃水不忘挖井人，我们每一个水库建设者，永远不会忘记周总理为我国水利建设事业洒下的心血。他为子孙后代造福的光辉业绩将世世代代留在北京人民心中。
韩哲一：周总理关心和支持物资工作
1953年到1960年，我先后在国家计委、国家经委担任副主任，分管物资工作。这段时间我有幸与周总理有过不少接触，多次聆听他对物资工作的指示和教诲，至今言犹在耳，记忆犹新。
一
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一个边学习、边工作、边修改、边总结经验的过程。在实际工作中，先有一个“一五”计划的轮廓设想（叫控制数字），按照这个设想制定年度计划，通过年度计划的执行来充实和完善五年计划。重大建设项目的确定，也是从几十个，到最后形成156项的。因此，“一五”计划是1955年才定下来的。现在看来，“一五”计划基本上是正确的，计划指标提前完成，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基础，成绩很大，但在执行中教训也不少。1953年“小冒”了一下，正如周总理指出的，有些部门和地方，基本建设到处铺摊、百废俱兴、不顾条件，盲目冒进，影响了国家重点建设，造成财力、物力的浪费。为了纠正这些过高的速度，到1955年计划指标又定得偏低，到年底出现过多的财政结余，重要物资也剩余过多（积压），各部门都叫计划定低了保守了。但1956年又“冒”进了一下，主要表现在基建规模过大，引起财政紧张，重要建设材料严重不足，采购人员满天飞，出现了黑市。
周总理对计划中出现的这些偏向非常重视，曾多次强调必须加强物资的综合平衡与管理工作。有一天晚上，总理把贾拓夫和我找去，要我们汇报物资的平衡和分配情况。从生产、建设、市场、进出口、援外到国家储备、当年准备，一项项问得很细。周总理的记忆力很强，我们汇报的数字同过去的情况稍有出入，就被指出来了。周总理这种不失时机的调查研究，掌握情况，总结经验，及时提出措施的严谨细致作风，使我们深受教育。
周总理还在不同场合多次指示，计划工作要实事求是地安排好各项发展指标，促使国民经济稳步均衡地向前发展。在物资分配的顺序上，首先是安排好日用必需品生产和简单再生产，然后再安排扩大再生产。基本建设规模要同物资供应能力进行适当的平衡，要同国力财力相适应。随着国民经济迅速发展，情况变化很快，不断出现新问题，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下，要头脑冷静，主动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掌握有利条件，尽力做好物资供应工作。
周总理非常关心人民生活。他常说，象铁丝、圆钉、头发卡子一类小商品，用料不多，影响很大，一定要解决好。对那些确实上不去的基建项目，就不要勉强，否则把别的都挤掉了，钱浪费了，最后还得退下来，切不可操之过急。
按照周总理的指示，“一五”期间我们着重抓了物资综合平衡和分配，制订物资消耗定额，开展增产、节约、代用、利用库存；逐步建立物资储备制度；开展废旧物资的回收和再生利用等等，可以说物资部门对“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尽了自己的力量。
1956年9月，周总理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用较大的篇幅总结了“一五”期间的经验和教训，其中特别谈到了健全物资储备制度问题。他说：“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不平衡的现象是经常会出现的，这就必须保持必要的物资、财政、矿产资源、生产能力等后备力量，特别要增加国家的物资储备，以保证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和年度计划的顺利执行，并且应付可能遇到的意外的困难。”总理的这一指示，对我们做物资工作的同志是极大的支持和鼓舞，为不断地加强和健全国家物资储备和制订年度计划时的当年准储制度（即从物资分配方面稍留一点机动数），指明了方向，端正了思想，增强了我们搞好物资工作的信心。
二
第二个五年计划，起初指标订得高，大的基本建设项目多，物资“缺口”也比较大，这些指标在反冒进中进行了压缩。后来在周总理主持下编制的“二五”计划，比较切合实际。如果按这个计划去做，国民经济会比较均衡地发展，将比“一五”取得更大的成果。可惜“二五”的第一年就受到“大跃进”的严重冲击，头脑发热，争放“卫星”，浮夸成风，已谈不上什么计划经济了。
在“大跃进”形势下，物资工作首当其冲，供需矛盾十分突出。为此，周总理多次召开会议，研究对策。一次会议上，周总理问我物资“缺口”怎么解决。我当时根据“一五”的经验说，看来在物资总的短缺、品种规格不够齐全的条件下，制订出没有“缺口”的计划是不可能的，但“缺口”太大了也不行，应按不同产品要有不同的机动比例。如煤炭的“缺口”一般说不超过5％，是可以的，因为这些笨重物资的生产，运输堆放都有很大困难，缺口大了各方面都来不及应付，势必造成流通过程的混乱。钢材和有色金属的“缺口”不能超过10％。这些预留的“缺口”可以通过增产节约、清仓利废和代用来弥补，不致影响年度计划的平衡。如果“缺口”的比例再大就有困难了。我讲了以后，总理说，物资工作应当做到积极平衡，不能算死帐，既积极又留有余地。“缺口”可以留一点，但要留在明处，在执行中再加以调整，不要给下边造成过多的困难。周总理的这些教诲是很深刻的。
我从事物资工作多年，深深感到“中央集中”与“地方分权”是一个很不容易处理的问题。“大跃进”后期，中央批评国家计委没有做好综合平衡工作。特别是批评物资供应工作，一会儿多了，一会儿少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同时批评我们管得太多、太死，责成国家计委立即下放对企业的管理权和对物资的管理权限。当时，我们组织力量从产品目录到管理机构进行了研究，制定了下放方案并付诸实施。但放权以后又发现国家计委掌握的物资不能保证重点项目需要，出现了新的矛盾。1960年中央又指示收回一部分产品由国家计委统一管理。一放一收引起各方面的埋怨和指责，我特别感到压力大，担子重，不断地叫困难。后来，在国务院召开的会议上，我对物资管理体制归纳了几句话，就是：一统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收。周总理听后说，这不是团团转吗？要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我说，这是根据几年工作所走过路子提出来的，我只是说明这个矛盾，并没有提出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先念同志插话说，应该是统而不死，活而不乱嘛。周总理接着说，物资管理是一项重要的新工作，只要认真学习，不断总结经验，是可以创出一条路子来的。总理的教诲，我终生难忘。遗憾的是，后来我调离了物资工作岗位，因此我没有机会能总结出适合我国国情的比较成熟的经验，甚感内疚。
三
周总理关心干部、爱护干部，这是大家公认的。我也深有体会。1959年6、7月间，毛主席主持召开庐山会议。这次会议原定总结“大跃进”以来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纠正“左”的偏向。中央指示要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部分同志列席会议。国家计委指派贾拓夫、宋平和我参加。会议开始时，毛主席将国内形势概括为：“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并指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没有综合平衡。根据毛主席讲话精神，我在华北小组会议上发了个言，就大炼钢铁，到处建“小高炉”得不偿失，“大跃进”冲垮了物资平衡生产资料分配计划和市场非常混乱等问题，算了一笔细帐。我说有些地方动员几十万、上百万人上山找矿、炼铁，浪费了大量人力，浪费了大量煤炭，没有炼出好铁来；炼出来的铁也不能用来炼钢。大炼钢铁浪费的资金至少可以建设两个“鞍钢”。我的发言实际上是对“大跃进”、“大办钢铁”特别是对到处建小高炉、小焦炉浪费了资源，进行了批评。
后来由于彭德怀同志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会议突然转向，由反“左”转为反右，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开始我的思想怎么也转不过弯子，接着顾虑很大，担心被列为“军事俱乐部”成员。有一天，我们几个人去见周总理和富春同志。在总理面前，我们说在会上是讲了“错话”。总理当时没有吭声。随后总理在一次会议上，针对我们这些说了“错话”的人讲了一段话。大意是，一些搞业务工作的同志，从搞业务工作的角度上看问题，讲了些不该说的话，是属于认识问题，要总结经验教训，不能见物不见人，要联系政治思想观察问题。这些事我们等回北京以后再说。现在密云水库告急，你们先回北京去处理水库的事情。这样我们一些搞业务工作的同志都被周总理保护下来，没有受到冲击。过了一段时间，周总理在国务院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又一次批评我们这些人不能光从业务上看问题，要我们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从此这件事也就了结了。
1960年9月，我调到中共中央华东局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在上海被“造反派”关了起来，再也见不到周总理，听不到周总理的声音了。我从“干校”出来以后，有的同志告诉我，周总理每次到上海都询问我的情况，并一度提出让我出来抓华东地区的工业生产。在当时的形势下，周总理还惦念着我这样一个从事经济工作的干部，还想方设法关照和保护我。同时又听说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采取各种办法保护了很多老干部和各方面的人士。每想到这些，我的心情就很不平静，非常激动，倍加思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马文瑞：思念不尽 精神常在
人们往往有这样的体验：一个深受自己爱戴的人，离开越久，思念越深。周恩来同志离开我们10多年了，但他留在我脑子里的形象，不仅没有混灭，反而更加鲜明了。
一
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同志，是在1935年冬天。当时他是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之一，担负着军委副主席职务，经过艰苦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刚刚到达陕北。在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前，陕北根据地内部发生了“左”倾错误，1935年9月下旬新成立的陕甘晋省委开始了错误的肃反，我和刘志丹等同志一起被捉起来，关在瓦窑堡的监狱里。据说已经做了准备，要进一步处治我们。就在根据地陷入严重危机时，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及时解救了我们。我出狱后，住在西北保卫局。过了两三天，忽然接到通知，说周副主席要找我谈话。这意外的消息使我激动不已。
在一孔简陋的窑洞里，我见到了周恩来同志。他剃着光头，最引人注目的，是那把又黑又长的胡子，乍一见，使人想起“美髯公”的称号。他亲切地招呼我坐下，让我谈情况。这时我注意到他面容消瘦，眼睛里布满血丝。显然，长征途中长时间的艰苦跋涉，加上到陕北后事务繁多，没有时间休整，实在是太疲劳了。谈话中，为了克服困倦，他不断用手在头上捏，振作精神听下去。最后他讲了话，态度和蔼而恳切，主要意思是：肃反搞错了，使不少同志蒙受冤屈。你们是好同志，为创造陕北、陕甘苏区和建立红军，做出了很大贡献。中央到陕北后，肃反的错误已得到纠正，希望你能正确对待这一问题。接着又亲切地询问：“对今后的工作有什么考虑？”我听了他一席话，心里热乎乎的。我感到党中央对我们是了解的，党对我们是信任的，一肚子委屈顿时冰释了。我激动地表示：“服从组织决定，请组织安排吧。”尽管我希望这次难得的交谈更长些，但怕更多地占了恩来同志的时间，最后，我紧紧地握了握他的手，告辞了。不久，我到陕北省委担任了秘书长的工作。
周恩来同志亲切、坦诚的谈话，那种不怕劳累、忘我工作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二
1954年，我被任命为国家劳动部部长，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从此接触就很多了。尽管平时有副总理分管劳动部的工作，但他对计划和劳动工资工作，始终亲自过问，抓得很紧。1956年全国统一的工资改革，就是在他的亲自领导下进行的。当年4月，他在劳动部召开的全国工资会议上作了报告。1957年9月在八届三中全会上，他讲了劳动工资和劳动福利问题。他曾召集我们开过多次会议，做了大量工作。这一段时间，是我同他接触最频繁的时期之一。这里谈几件小事，虽然都很平常，但仍可见他感人风范的某些侧面，于细微处见精神。
一次，国务院召开全体会议，最后审议通过工资改革方案。会议从下午3点开始，一直开到半夜12点，只是在吃晚饭时休息了一会儿。有些年龄大的部长实在疲倦了，可还有些人要发表意见。周总理看到这种情况，站起来说：“请60岁以上的部长同志退场，还有意见的可继续发言。”谢觉哉、叶季壮、蒋光鼐、梁希、傅作义等一批老部长退席了。他和其他同志一起，一直坚持到将方案审议完毕。同志们劝他说：“总理年龄大了，也要注意休息啊。”他笑着回答：“我身体好，一天睡四五个钟头就可以了。”
还有一次，我准备了一个文件稿，请周总理审批。他对文件的要求向来是严格的，经他审阅的文件，往往要写满他改动的手迹，连一个标点符号错了都不放过。这次由于我只注意了文件的内容和文字，对里边的数字没有仔细审核。有一个数字错了，他发现后，严肃地批评说：“你怎么不注重数字？数字错了，文件怎么拿出去？”从此，我对文件的要求也比前严格，审核也更加细致了。
为了调动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当时我们有一项“完成和超额完成任务奖”。周总理知道了，专门打电话给我说：“超额完成任务，奖励是合理的。完成任务怎么能得奖呢？难道我当总理，你当部长，完成任务就该发奖？”他认为不应降低奖励的标准，不要把奖发得过多过滥，主张奖真正应该得奖的人，使奖励起到激励群众的作用。
那时周恩来同志常在西花厅办公室召开小型会议，有时会开得长，他就留我们在他家吃饭。有一回吃芝麻饼，饼烤得又酥又脆，我吃的时候，芝麻掉到桌上不少。他看见了，含笑说：“文瑞，你怎么掉下那么多芝麻？”提醒我应处处注意节约。
这几件事虽小，却常常让我回想起来，好象就发生在昨天。
三
我同周总理接触较多的另一个时期，是三年困难时期。由于1958年“大跃进”的破坏性影响，到1959年下半年，我国开始进入三年困难时期。当时粮食紧张，肉类更是极其匮乏，人们严重营养不良，许多人得了浮肿病。为了克服困难，1960年9月底，中央提出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而调整中包括一个重要措施，就是精减职工。在“大跃进”期间，许多单位盲目招收工人，职工人数比1957年膨胀了许多，不少是合同工和临时工。起初准备精减1000万，周总理问我：“精减1000万可不可以？”我说：“只要中央下决心，我看可以。”到1962年，中央提出再精减1000万，周总理又征求我的意见。我感到这次难度要大得多，需要大量精减固定工（包括一部分技术工人）。为了减少企业技术骨干的流失，我提出“尽量不减三级以上的技术工人”，得到他的赞同。中央成立了精减领导小组，杨尚昆同志任组长，主持这项大事，我是领导小组成员。精减领导小组直接在周总理的领导下进行工作。整整三年，我的主要精力放在精减工作上。两次精减，连职工带家属，再加上部分其他城镇居民，共减少城镇人口2000多万，一年要节约货币工资几十亿元，节药商品粮几十亿斤，这对我国顺利渡过三年暂时困难，恢复经济，起了重要作用。从工作角度看，精减是成功的。但应该说，这项措施是不得已而为之，我国人民为此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周总理是深深理解这一点的，他曾感慨地说：“2000多万人，等于东欧两个国家搬了家。但不这样做又怎么办！”
在当时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周恩来同志为安排好被精减职工的生活，煞费苦心，尽了自己最大的力量。这可以从他亲笔修改的关于精减的文件草稿中看出来。在196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草稿）》中，有这样一段话：“对被减人员一定要负责到底，采取多种多样的办法予以安置，务使其各得其所。”在这段话前面，他亲笔加上了“党政领导机关”几个字。寥寥数字，就点明和强调了主要领导机关应负的责任。在文件草稿中提到精减职工的安置办法时，他又加了如下一段话：“对于一切精减下来的职工，都要采取各种补助和帮助的办法，妥善安置，务使他们能够逐步习惯于新的生活。对于中央、省、市、自治区和省辖市、专区直属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减下来的职工，在没有安置好前，在一定时期内，将发一定比例的工资，供应必需的口粮，以维持其生活。县和县以下的各单位裁减下来的职工，不实行这种办法，而采用发给生产补助费或退职金，并带一定数量粮票的办法，以便及时下乡参加生产或作其他处理。”后来正式文件就是按周恩来同志的修改稿发的。在他的关怀和督促下，2000多万人基本上都得到了妥善安置，没有发生大的问题。
周恩来同志优良的工作作风，他关心人民、爱护人民、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使他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受到亿万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当我写这篇短文的时候，他那和蔼亲切的面容，仿佛又出现在我的面前。他的平易感人的形象，成为不泯的记忆，永远留在我的心里。
王 榕：忆周总理领导工资改革
1956年，建国后第一次全国范围的工资改革，是在周恩来总理亲自领导下进行的。周总理为这次工资改革日夜操劳，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亲自主持研究方针政策、制定方案、平衡指标，对各方面都考虑得非常周密细致，既考虑生产和分配、城市和农村的关系，又考虑当前和长远的关系；既坚持党的方针政策，又照顾到某些地区和产业的特殊情况。对涉及面较大或有争议的工资问题，他总是先弄清情况，反复酝酿和讨论，倾听多方面的意见。还专程到上海检查华东地区工资改革进展情况，处理地区性工资问题；并亲自组织总结，提出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劳动工资工作的方针任务和工资增长计划。
作为全国总工会工资部部长，我有幸参加了这次工资改革的全过程，直接聆听过周总理关于工资问题的多次重要讲话和对有关政策的具体指示。周总理对工资改革的许多精辟见解、高超的领导艺术和他对工作极端负责的精神与高度民主的作风，使我终生难忘。
部署工资改革
1953年，我国经济建设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全国职工群众劳动热情高涨，为完成和超额完成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广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劳动竞赛，生产发展很快，全国工业劳动生产率有相当大的提高，但职工工资增长却比较缓慢，部分职工的实际工资有所下降。1954年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12．5％，平均工资只增长3.1％；1955年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10％，平均工资只增长2．9％。国营工业全体职工的实际工资除1953年提高6．5％以外，1954年和1955年都是下降的，生产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得更多一些。
工资中存在的问题，除了工资水平没有随着劳动生产率提高而相应增加以外，还在于工资制度存在着严重的乎均主义和混乱现象。早已过时的“工资分”制度长期拖延未加改变；工人工资等级制度不统一、不合理；职员工资不符合按职务规定工资的要求；产业之间、地区之间以及各类人员之间的工资关系很不合理，等等。
1955年2月，全国总工会党组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反映了上述情况，周总理看后很重视。他指示，在工资上要统一合理，1955年做好准备工作，1957年以前达到基本上统一合理。周总理要全国总工会提出工资改革的意见。全国总工会党组经过调查研究，于1955年4月向中央报送了《关于改进国营企业工资制度的几点建议》，并建议劳动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专人制定工资改革方案和步骤。
1955年下半年，周总理多次听取国家计委、劳动部、全国总工会等有关部门关于工资问题的汇报。他在全面了解情况后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经济技术指标预计都将超额完成，唯独工资计划完不成；五年计划向全国人民公布了，工资计划完不成将失信于民。又说，经中央决定，1956年进行全面工资改革，现在就应该着手进行准备。对工资改革的准备工作，周总理说，这次工资改革，要在增加工资的基础上进行，工资增加多少，由国家计委根据需要和可能提出方案，要根据按劳取酬的原则全面改革工资制度。又说，“工资分”和物价津贴制度对保障职工群众生活起过积极作用，现在全国物价已基本稳定，“工资分”所含的五种实物含量（粮、布、油、盐、煤）已经不能反映日益提高的职工生活实际需要，特别是给计划管理和经济核算带来许多计算上的不便，取消“工资分”和物价津贴制度的条件已经具备。取消“工资分”以后，地区物价和实际工资差别如何解决，要慎重研究。周总理责成劳动部会同全国总工会及有关部门尽快制定工资改革方案。
主持制定工资改革方案
全国工资会议于1956年2月29日至4月7日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讨论了有关工资制度中一些重大的政策问题，解决了工资工作中许多带根本性的问题，初步拟订出比较合理、比较符合实际的工资改革方案。会议确定按照在发展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逐步改善职工生活和“按劳付酬”的原则改革现行的工资制度。
3月4日，周总理在基本建设和劳动工资等21个专业部门参加的会议上作了重要报告。他一开始就说，我今天是来负荆请罪的。这句话使到会同志感到意外和震动，不理解总理为什么要这么说。总理接着说，生产发展了，劳动生产率提高了，而职工工资没有相应增加甚至下降，作为总理我是有责任的。到会同志这才理解他的话的含义，都为总理这种对人民极端负责和自我批评的精神深深感动。许多同志觉得由于自己工作没有做好，而让总理来承担责任，很是内疚。
周总理在报告中详细阐述了当前国民经济的发展形势，分析了进行工资改革的必要性、迫切性和可能性，并对工资改革中的方针政策做了精辟的论述。他首先指出：工资问题“是关系到每一个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正确地解决工资问题“是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发展的重要条件。工资问题应该成为我们党、政府和工会组织的一项不容忽视的重要的经常工作”。总理说，我们党的方针是在发展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工资水平，改善职工生活，但工资的增长要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才有利于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他说，目前正处在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中，生产年年提高，劳动生产率也提高很快，但职工的工资却增长缓慢，1955年比1954年，国营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9．9％，职工工资只增加0．5％，由于副食品价格上涨，使一部分职工实际工资下降，这是政府工作的严重缺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一是工资计划控制过严，执行计划的机关又层层压低，致使连续两年工资增长计划都没有完成，工资基金有节余；二是取消了年终双薪和一些不合理的津贴以后，没有建立合理的制度来代替；三是升级幅度规定太死，使应该升级的职工不能升级，工资也就加不上去；四是计件工资制未能很好推广，计件面缩小了；最重要的是我们对职工工资重视不够，造成工资成为当前非常突出的问题。总理还说，我们不能简单地从货币工资上看工人的工资收入，还要研究分析工人实际的工资收入。在工资制度方面，总理说，当前工资制度中主要问题是平均主义，各类人员的工资关系很不合理，工资标准和津贴制度混乱。今年国家准备拿出10亿元用于工资改革，增长工资要和全面改革工资制度结合起来，一定要把增加的工资基金使用得合理。这样国家财政要增加开支，但应该看到，增加了工资，工人提高了积极性，生产就会发展，财政收入就会增加。有些地区、有些产业原来工资高一些，可以采取高的少增、低的多增的政策。最后总理强调指出，目前职工的工资状况如果继续下去，势必影响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后果将是严重的。因此，工资改革势在必行，不能再拖了，有困难也要改革，不能求全，也不能企图通过一次改革解决所有问题，只能做到比较合理，今后还要不断改革，不断完善。对工资改革中的问题，周总理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做了精辟的阐述，为这次工资改革指明了方向，明确了政策，使到会同志受到极为深刻的教育。
周总理在会议进行中，每隔两、三天就找会议领导小组的主要负责人到他的办公室汇报情况。他耐心地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对正确的意见，当即表示采纳；对不同的看法，则建议继续讨论；对不合理的或过高的要求，他反复地讲清道理，打通思想。有时下午汇报晚了，就留大家吃饭，饭后继续边汇报边议论。有一次我问总理：您这么忙，怎能抽出这么多时间来抓工资工作？总理说，我请示过毛主席，主席说象工资这样重大的问题，一年能解决两三个就算很有成绩，不抓重大问题，其他工作抓得再多，也不算有成绩。
在会议过程中，分歧较大的有三个问题：
一是产业顺序问题。根据各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技术复杂程度、劳动条件的好坏等因素，把产业分成五类，按类别规定工人工资标准。这样，就关系到各产业工资水平的高低。有些产业部门引用斯大林对各产业的形象比喻作为自己部门的根据，如机械是工业的“心脏”，煤炭是工业的“面包”，电力是工业的“神经”等，来提高本产业在顺序中的位置。有些工业部的部长也亲自出马争高低。会议出现了激烈的争论，从会议室到电梯上、食堂里，争论不休。总理为此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行讨论，有的产业部门不同意把煤炭列入第一类产业，说煤炭只是简单的体力劳动，没有什么技术。总理说，煤炭打眼、放炮、掘进都要有技术，特别是井下工作条件艰苦，其他任何部门是不可以相比的。有些部门对产业顺序还有不同看法，总理又请李富春组织专门会议进行讨论，问题才得到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