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地区类别问题。取消“工资分”和物价津贴制度，直接以货币规定工资标准，然后根据各地区的物价、生活水平和现实工资状况，把全国划分为十一类工资区。对少数物价特别高的地区，除实行最高工资区类别外，再根据实际物价、生活水平，增加一定数额的地区生活费补贴。由于各地区同志都力求提高自己地区的类别，致使地区类别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为此，总理请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组织到会的各地区的同志进行讨论，并趁各省长、市长和自治区主席来京开会的机会，把他们请到国务院来征求意见，对个别地区的工资区类别作了些调整，使问题得到解决。
三是增长指标问题。开始各产业、各地区根据工资改革方案测算结果，增加工资的总额大大超过原定指标。周总理听到这个情况后，认为这样不仅国家财政负担不了，而且会造成社会商品供给紧张，引起物价上涨，最终受损失的还是职工。他要求会议领导小组重新调整工资标准。工资标准经过调整后，测算的结果，增加工资的总额仍然超过原定指标。在一次讨论工资增长指标的小会上，全总书记处书记董昕说，增加工资要适当，增加过多，国家财力承受不了。总理高兴地说，好啊，工会说话了，问题就好解决了。最后，总理决定分两步走，全国工资总额1956年增加12．5亿元，留下1．53亿元到1957年使用（后来由于种种原因，第二步没有走）。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全国工资会议上讨论和基本通过的工资改革方案，不作最后决定，由各省、市、自治区以及各产业部门将方案带回去研究，征求意见。后来，劳动部再次召开了全国工资改革方案平衡会议，经过反复协商、讨论、平衡，最后报总理定案。
周总理了6月向中央作了书面的《关于工资问题的报告》。报告中列举了各行业工资增长的指标，对工资制度改革，提出主要解决四个问题：取消“工资分”和物价津贴制度，实行直接用货币规定工资的制度；改进产业之间、地区之间、部门之间的工资关系；改进工人的工资等级制度；改进企业职员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工资制度。报告中还提出对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各类人员的工资标准，在1955年改行货币工资制度的基础上做若干调整。国家机关各级人员的工资，采取中级多增、高级少增或者不增、低级适当增加的原则，以缩小最高级与最低级工资标准之间的差距。事业单位的工资，除了小学教员的工资提高较多以外，对于高级知识分子的工资标准也有较大的提高，对其中有重要贡献的，规定了加发特定津贴的制度。党中央同意周总理的报告，并转发了《国务院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
周总理十分重视舆论宣传工作，提出要让广大职工群众了解工资改革的方针政策，做到家喻户晓，把好事真正办好。遵照总理的指示，全国总工会编写了工资改革宣传提纲，在全国工资会议上征求意见后正式下达；中央各大报都发表了社论。受总理指派，我还到中央广播电台就工资改革问题作了一次讲话。
由于这次工资改革的方针、政策明确，各级党委、政府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深入，工资改革进展得很顺利。到8月底，国营工业、交通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的工资改革基本结束。
专程到上海检查工资改革
1956年7月，正值酷暑季节，周总理不辞辛劳，专程到上海检查华东地区工资改革进展情况。当时我正在上海搞调查，为8月召开新公私合营企业工资改革会议作准备。在离沪前夕，全总办公厅电话通知我，要我留下另有任务。第三夭，上海市委通知我到锦江饭店。我一进门就看见周总理，还有刘子久和总理的秘书许明、杨纯。总理见到我说，你不要走了，参加听汇报。
上海市政府领导同志第一个汇报。在汇报中，他们讲到上海市解放前的工资水平就比内地高，主要是工人阶级斗争得来的，解放后对一些不合理的津贴已经取消了不少，对过高的工资也有所降低，按新定的工资标准，许多老工人的工资不仅不能增加还要降低。他们反映，在全国工资会议上，上海的同志感到有压力。周总理认为这一实际情况值得重视，当即指出：上海是老工业基地，老工人多，在这次工资改革中，老工人的工资应当适当增加，特别是高级技术工人，工资高的也应少增；上海可以在规定的幅度之内采用较高的工资标准，也可以采取保留工资的办法，新录用的工人工资标准可以低一些。上海同志对总理的指示都感到满意。
江苏省政府负责同志带领劳动局、人事局的同志前来汇报。他们主要反映南京的工资区类别问题（包括苏州、常州、无锡共四个市）。他们说，南京市虽然工业基础差一些，发展较慢，但曾经是旧中国的首都，人口较多，上海定为八类工资区，南京是四类，差距过大。周总理说，情况可以变嘛，你们工农业发展了，工资区类别也可以提高。他们又提出，按照“工资分”值和物价津贴计算，南京比四类工资区高1％（每一类工资区相差3％），他们要求提高到五类工资区。总理说，你们如果提到五类，势必影响到周围许多地区，引起连锁反应，既然多了1％即0．33，也不减少，就定4．33类吧。周总理还幽默地说：这1％不减少，给这四个市职工买大饼、油条吃吧。江苏省的同志接受了总理的意见（1979年南京市工资区类别提到5．33类，1986年提到6类）。
浙江省负责同志在汇报中也认为杭州定为四类与上海差距太大。周总理反复说明上海工资水平高一些，工资区类别定为八类是历史形成的，不能攀比，要他们回去向职工宣传解释。
周总理在听取汇报过程中，向三个省、市的负责同志详细询问了各类人员工资增长情况和职工的反应，对提到有些业企领导干部工资增长过多，相当重视。在汇报结束时，周总理强调指出，工资问题是关系生产和职工生活的重大问题，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抓紧抓好，做到绝大多数职工满意。
周总理从上海乘专机回北京的途中，询问刘子久和我对处理江苏和上海一些具体工资问题的意见。我们认为总理考虑得很周到，对一些不同地区性的问题是应该因地制宜，不能强求一致。周总理又提出对领导干部增加工资过多的问题要引起注意。他说，如果照此下去，会引起工人群众的不满，造成领导脱离群众，使领导在政治上陷入被动。回京后，周总理要劳动部调查研究这个问题。劳动部为此召开了座谈会，会议反映企业领导干部的工资增长幅度和补发工资的绝对数，都比工人高出很多，已经引起工人群众的不满。劳动部党组从这里发现，原来制订的企业领导干部职务工资标准有些偏高，于是在向中央报告中提出：将各产业所属企业领导干部的职务工资标准压低5％到10％，企业科长以上干部增加工资的幅度，一般不超过20%；厂一级主要领导干部增加工资的幅度，一般不超过13％。中央同意并批发了这个报告。
总结经验，提出进一步改革的规划
1957年8、9月间，周总理亲自主持召开了工资福利座谈会，检查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工资福利工作，特别是1956年工资改革的经验教训，并研究确定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工资福利工作方针、政策和工资增长计划。参加会议的有国务院副总理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中央工业部副部长李立三和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还有国务院有关部委的部长、副部长、副主任，以及全国总工会的负责同志。会议前后开了一个多月，其间各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来京开会，总理还特地召集他们在一起，听取了他们对工资福利工作的意见。
每次会议，周总理都是亲自主持，亲自作记录。总理和几位副总理多次发言，引导大家畅所欲言。有时一个同志在发言中提出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或中肯的意见，总理当即征求大家的意见，取得一致认识之后，再让发言人继续讲下去。遇到分歧的意见，总理一方面组织大家讨论；一方面要主管劳动工资的部门进行测算，提供数据。遇到不正确的意见，总理当即指出，说明道理，使人信服。由于总理高度的民主作风，会议气氛非常活跃。
会议结束时，总理指定李立三主持，刘子久、宋平、庄启东、许明和我参加，把会议讨论的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的意见写成报告。许明写了初稿，我们在李立三家里进行集体讨论，逐段逐句进行修改补充。讨论中有时出现分歧意见，许明即向总理汇报，第二天就带来总理的指示。有时总理还直接打电话给李立三，讲明他对某些问题的看法。李立三对总理交付的任务是认真负责的，对总理的指示是非常尊重的。经过这样五六天的工作，完成了报告稿，这就是周总理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所作的《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中共中央于10月批准并转发了这个报告。
周总理在报告中肯定了8年来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工作取得的成绩。他说：“8年来，特别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改变了旧中国高低悬殊、轻重倒置、极为混乱的工资制度，安排了1300万人就业，基本上解决了旧社会长期遗留下来的失业问题，逐步改善了广大职工的生活待遇，鼓舞了广大职工群众的劳动热情，胜利地完成了国家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同时指出工作中还有不少缺点和错误。在工资方面，一是部分职工的工资水平偏高，当时主要指城乡结合部的职工，约占全体职工的四分之一；二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年度之间工资的增长不平衡，波动过大，对国家财政的平衡、物资供应的平衡、物价的稳定，都是不利的；三是工资制度的改革和我国实际情况结合不够，对苏联的工资制度，没有认真地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有分析有选择地吸取，对旧中国的工资制度，没有根据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批判地吸取其中有用的部分，而是一概加以否定；四是工资管理上过分强调集中统一，忽视了因地制宜。报告还提出进一步改革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的意见，要求把劳动就业、改革工资制度和整顿劳保福利这三个方面结合起来，统一安排，既要有长远的全面规划，又要有稳妥的实施步骤。总理指出，工资改革的方向应该在提高工资水平的基础上逐步增加直接工资的比重，适当减少附加工资和福利补贴的比重。他对工人的工资等级制度，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工资制度、计件工资制度、奖励和津贴制度，都提出了进一步改革的要求。对国家机关干部的工资制度，总理认为“采取一职数级，上下交叉的办法，基本上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但又指出，在升级制度上有比较严重的毛病，升级标准不明确，升级不公平，必须加以改进。总理还指出，在城市要开辟多方面就业门路，要修改劳动保险条例，改革公费医疗制度，改革房租制度等。周总理的这些意见，到今天还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956年的工资改革，为新中国的工资制度打下了基础。但是，这次工资改革以后，周总理对进一步改革劳动工资制度的规划，由于受到种种干扰，未能付诸实施。我国的劳动工资工作，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有突破性的进展。目前全国劳动工资战线上的同志，正在改革开放的方针指导下，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劳动工资制度，不断探索，不断前进，劳动工资工作必将出现新的局面。
戎子和：周总理是怎样抓财政工作的
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后，我协助叶剑英同志主持北平的军事后勤和接管旧政权的财经的工作。当时，华北局想要我去山西省工作，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同志则想留我在北平工作。周恩来同志知道这一情况后，对他们说，戎子和同志你们谁也不能留，新政府将安排他做财政工作。据说本来薄一波同志向中央提名的财政部副部长中，把我排在第三位，周总理审查名单时来了个留一去二，保留了我，并在我之后加上了王绍鏊老先生。此后，一直到1960年10月，我都在财政部工作，对周总理抓财政工作的情况有一些了解。
亲自抓国家预算
我同周总理的工作接触和往来，最重要和经常的是他找我谈每年国家的预算问题。我们国家的预算工作是从1950年开始的。周总理对这项工作十分重视。他清楚地认识到，国家预算是国家为实现自己政治经济任务，保障和促进国民经济发展，逐步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计划地集中和分配国民收入的重要手段。尤其在当时，要制止旧政权时持续十二三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的根本好转，就必须花大力气抓好这项工作。因此，凡召开政务院全体会议，周总理都尽可能让我参加，以便经常了解国家经济活动各方面的情况，为编制年度的国家预算提供良好条件。
周总理的记忆力非常好，对每年预算中各个大项目的开支，例如国防费、行政费、文教费、基本建设费、对外援助费是多少，他都记得很清楚，有时候还有意识地考考我们。周总理要求，搞财政工作的人，要训练自己对数字的记忆能力，国家财政预算的主要数字，一般都要能记住两三年的。财政预算是一项专门性工作，不懂行的人，对预算报表、报告一类的材料，不大容易看懂。但是，周总理只要把这些材料拿过来翻一翻，就知道讲的是什么意思了。他对财经工作是十分熟悉的，你想在某个问题上蒙他是蒙不住的。
当时国家财政预算的编制和预算报告的起草，一般是先由财政部编制出预算草案、写出报告，并经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同志、副主任薄一波同志召集会议讨论通过后，再提到政府全体会议上讨论。在提交政府全体会议讨论前，周总理总要找我们去谈一两次，详细了解预算编制情况，并一道认真审查预算报告等文件。时间大多在晚上，有时从下午两点半开始，一直搞到深夜一两点钟，甚至更晚一些。他看文件既仔细又认真，逐字逐句逐段地反复推敲。凡是提法不妥、逻辑不通、文字或标点错了的，他都要修改订正过来。国家预算报告经政府全体会议讨论通过后，须提交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或政协全国委员会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建立后，提交全国人大讨论通过）才能生效。在此之前，周总理还要找我们谈话，同我们一道再把政府全体会议通过的文件拿出来审查一遍，生怕还有被疏忽过去的差错。
1955年初，我们在编制当年的国家预算草案时，先计算出1954年国家预算执行的结果，帐面反映财政结余约有20几亿元，但实际上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把这笔钱中的很大一部分贷给工商、供销等部门作流动资金了。按照财政工作的正常做法，国家是应该给这些部门流动资金的。既已作为流动资金贷出，就已是财政支出，而不应再算做财政结余了。由于当时我们不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从帐面上看这笔钱是国家财政的结余。周总理看了预算草案后问：怎么结余这么多，结余的钱做什么了？我说明情况后，周总理说，既然已贷出作流动资金，为什么还要在预算报告中提出这么多的结余呢？现在政府一个劲地说财政紧张，各地区各部门又都说中央把它们抠得太死了，但你们却在报年终帐时说结余了这么多钱，人家难道不责备吗？你们应该把这笔钱改作财政正式拨款。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我们改正了错误的计算方法，把这笔钱作为支出拨出去了。这样一算，1954年国家财政结余只有10亿多元。
建国初期，周总理主张财政收入的分配要从第一次分配中把财政收入款分配好，不要过多地打第二三次分配财政收入的主意。根据我们了解，他一般不主张国家在财政收支平衡的情况下用发行公债、债券等办法来筹集资金。由于国民党给我们留下来的是一个百孔千疮的烂摊子，在国家面临严重困难的情况下，为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巨额财政赤字，政府决定1950年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这在当时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项克服国家财政经济困难的积极措施。到1952年底，周总理看到国家财政收支能够基本实现平衡后，便指出，财政收支能够做到平衡，就不要再发行公债了。为什么他不赞成一直发下去呢？他说：你借了钱以后还要还给人家，在几年之后，将形成本年份通过公债形式借来的钱同当年用来归还前面已到期公债的金额数差不多，所得好处并不多。为了在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后有更多的建设资金，国家从1954年到1958年又连续发行过5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这实在是一种应急措施，后来即按照周总理的意见停止发行了。
当时，苏联参照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有控制地发行小面额的有奖债券，规模比资本主义国家的要少得多。我们曾多次向周总理提出是否我们也搞一些这样的债券发行？他不赞成。他说：解放前，你花两三块大洋买国民党政府的航空公债，中了彩，一下子就发财了，头天还是穷人，第二天就成富翁了。我们不要采取这个办法。
周总理对国家财政预算一贯主张收支平衡、略有结余和经济建设要搞综合平衡，不赞成搞赤字预算。无论是在同我们的谈话中，还是在全国人大会议、全国政协会议的报告中，他经常强调的都是综合平衡问题，坚决主张稳步前进。
重视国家税收工作
建国以后，凡属重要的全国性财政方面的会议，如财政部召开的全国财政会议、全国税务会议、全国盐务会议、全国粮食会议等，周总理如不能亲自参加，必定派主管经济工作的秘书来参加会议。而且要求派去的秘书既要向他口头汇报会议情况，又要写出全面反映会议情况的简明扼要的报告送他。每次会议结束后，我们还必须到他那里去汇报一次情况。如果他对会议的有关问题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他就要我们再讲一讲。如果我们还讲不清楚，他会不讲情面地要你带上主管司长向他再汇报一次。这些会议所决定的方针、政策、措施、办法，一般都先提交中财委陈云同志那里，然后再提交政府全体会议批准。
有关财政税收的法令法规，是都要提交政府全体会议讨论通过的。当时参加政府会议的民主人士比较多，他们当中有些人对财经工作比较熟悉，在会前他们总要先将文件研究一番，看看有毛病没有。1950年，财政部搞农业税条例时，我们把税率算错了。当我们把条例拿到政府全体会议讨论时，他们马上指出我们算错了。这件事对周总理震动很大，要我们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以后不要重复这类错误。在制定工商税条例时，我们担心有的商品在税目里漏掉而造成漏税，就在工商税条例的同一税率的每一条款的最后一个商品税目之后加上“等均属之”一语，以为这样就可以防止漏税。这样一来使工商税条例成了一些没有严格规定性的条文。这件事，完全是因为我们不懂造成的，以致闹出了笑话，结果被人“将军”了。
有了以上两次经验教训后，凡是财政部有关税法问题的法令、指示等文件，周总理都要自己再算一次，并问明有关规定的理由。你讲通了，他便同意提交政府全体会议讨论通过；如果还有问题，就要我们弄明白算清后再提交政府全体会议。
支持陈云抓财经工作
建国后，周总理对陈云同志抓财经工作是十分信任、十分支持的。凡是中央政治局召开讨论财经工作的会议，在我们汇报财政工作之后，周总理一般都让陈云同志发言谈意见，他自己发言比较少。毛主席主持会议，在陈云同志发表意见后，毛主席就问别人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就按陈云同志讲的意见通过。由于周总理很信任陈云同志，全力支持他的工作，因此陈云同志所领导的中央财经委员会在建国初期发挥了很大作用。
财政部的工作，在任何时候都需要有人撑腰，否则难以把财政工作搞好。因为财政工作是管家的，它经常受到来自各方面的责难。周总理是新中国政府的总管家。他理解我们，支持我们，使我们完成了人民委托的任务。
主张经济建设要稳步前进
1956年，我国经济建设发生了急躁冒进，财政部门、计划部门、金融部门、商业物资部门感到有这个问题后，都向上面反映了本部门了解到的惰况，财政部反映的情况最多。先反映到陈云、李先念、薄一波同志那里，再由他们反映给周总理。周总理向来主张经济建设要稳步前进，财政收支要保持平衡。大家向周总理反映冒进的情况后，他接受了大家的意见，并代表大家的意愿，向中央提出了“反冒进”问题。1958年初开始，毛主席反“反冒进”，点了周总理的名，进行了严厉批评。陈云、一波、先念同志也被点了名。
周总理对毛主席一向很尊重，尽管他的意见是对的，但在毛主席提出批评后，他还是作了多次自我批评，为其他同志承担了责任。
对三年“大跃进”那些“左”的东西，周总理觉察到没有？他当时真实态度是什么？我说不好，因为周总理的党性很强，就是有看法，他也不会私下向我们流露的。但是，我从周总理在1959年庐山会议前一段时间主持召开的几次财政问题座谈会时的言行养他是不赞成“大跃进”的那些做法的。在当时的会上，我和有的同志在发言中，集中攻了钢铁翻番的做法，当然也就连带着攻了冶金部的负责同志。周总理对我们的发言感兴趣，叫段云同志和我共同写个书面材料报告他。后来我们写了一个报告送周总理。庐山会议的后一段，气氛由反“左”转到反右，错误地对彭老总开展了批判。这样一来，我们反“左”不就是错误了吗？这时，周总理和先念同志对我们说：你们赶快回北京吧！于是，我、段云、陈国栋等同志都悄悄地回到北京。显然，周总理和先念同志是在保护我们。
1960年12月，我和钱瑛大姐到甘肃检查工作。这时甘肃正发生饿死人的情况，但还在向上面谎报是大丰收。省里上报全省粮食总产量是70亿斤。我参加会议，感到会上空气很沉闷，有些人有话不敢说，但有的人仍一个劲地讲还可以调出多少粮食。我问县委书记，难道你们不知道在饿死人吗？他们说你不谎报人家说你是右倾呀！我们在那里一核实，全省粮食总产量一下子就减少了30亿斤，只有40亿斤了。我对甘肃省委第一书记说，甘肃粮食总产量没有70亿斤嘛！接着，我给西北局书记处打电话反映了这一情况，接电话的西北局负责同志，却不敢接受经我们核实的产量数字，要我们相信省委的上报数。我说你们接不接受，是你们的看法，但我已经将真实情况反映给你了。正好这时聂荣臻同志从新疆回北京路过甘肃，我就请他回北京后把甘肃的情况报告周总理。听说周总理听到聂老总的汇报后感到很吃惊。很多情况都说明，周总理对“大跃进”中的钢铁翻番，一亩地要收多少万斤红薯，多少万斤麦子是不相信的，但由于在那种“左”的气氛盛行的情况下，在“反冒进”中已受到严厉批评的周总理，又有什么办法呢？
理解和体谅财政部的工作
我在财政部主管国家预算，搞了11年。这期间，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向国务院要钱，周总理从来没有因为自己是政府最高领导人而不同财政部商量就批条子指示财政部拨款。
周总理很理解财政部经常受各方面责难的处境。由于国家财政收入少，财力有限，国家拨款往往满足不了各部门、各地区的要求，有的甚至是合理的低限度的要求。因此，常常有一些部门和省市对财政部的意见比较大，有的还向周总理告状，或者在政府会议上给财政部提意见，“围攻”财政部。凡是有人向周总理提财政部的意见，周总理总能体谅财政部的困难处境，从未因拨款的事情在公开的会议上或在私下批评财政部。周总理每次都对反映意见的同志说，你们的困难我了解，我一定将你们的意见转告财政部要他们考虑。
建国后不久，有一次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同志和天津市委第一书记黄敬同志共同向周总理反映，说财政部对北京、天津的城市建设费用卡得太紧了。周总理也感到我们把人家卡得是紧了一些，应该给他们多解决一些城建经费。他把我们找去说，他们的城建经费如果不是特别困难的话，是不会直接找我来的。这笔经费不知财政部能不能解决，能解决多少？请陈云同志召集你们同彭真、黄敬同志共同商议解决。周总理是采取这种办法来解决国家财政的追加经费拨款的。
在抗美援朝初期，由于有许多一时难以解决的困难，国内对前方军事物资的供应一时没有跟上。彭老总为此发了火。彭老总的耿直性格，在我们党内是很有名的。这位老总脾气很大，他给周总理打电话说：后方供给是谁主持的，这么差，是要砍头的！实际上，他不大了解国内财经状况和组织后勤供应的困难程度。周总理对彭老总很了解，况且前方供应困难问题确实也是应当及时解决的。因此，周总理找陈云同志说，无论如何找杨立三（总后勤部部长）、戎子和等同志开会，成立一个小组，研究解决抗美援朝的经费和后勤供给问题。陈云同志工作忙顾不过来，就派中财委宋助文同志代表他作为小组组长主持会议。小组成立后，陈云同志说：你们每周或者每两周开一次小组会，商议解决抗美援朝的供给问题。你们解决不了的问题，送给我来决定，我不能决定时再送周总理解决。由于有这么一个小组专门研究解决抗美援朝中出现的有关问题，这以后中央人民政府对抗美援朝部队前方军事物资供应等一系列问题的解决处理都是很及时和恰当的，彭老总也没再表示不满意了。
周总理要求我们，抓财经工作，除了方针、政策要正确以外，还应该把工作重点摆到议事日程上，经常讨论，再就是领导人要以身作则。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周总理逝世后，我万分悲痛。我常常怀念周总理的工作作风、工作方法以及他的高尚品德和伟大人格。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熊华源、刘春秀访问整理）
楚图南：人民外交史上的丰碑
一
周恩来--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十分崇敬的名字，他是一位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为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而献身的光辉典范。
早在20年代，我就知道周恩来同志在北伐战争、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以及在国共合作、党的建设、南昌起义等革命实践中，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我同周恩来同志的直接接触，是在1948年11月。当时我从国民党统治区辗转到了河北省平山县，有机会首次见到我党的各位领袖，特别是多次聆听过周恩来同志的教诲。当时，我和先后到达解放区的胡愈之、周建人、沈兹九、吴晗、翦伯赞、刘清扬等同志，住在平山县的李家庄，由中共中央统战部（当时叫城工部）接待，根据李维汉同志的安排，我们进行了多方面的学习，其中有唯物辩证法等，更主要的则是对解放战争形势的学习，以及建国后的政权建设、城市政策、土地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外交政策的学习。在这些学习中，周恩来同志是我们的一位主要教师。当时面临全国解放的形势，周恩来同志协助毛主席担负着极其繁重的工作，但他仍然不断抽出时间来看望我们，给我们讲课。我记得常常在晚饭后，周恩来同志骑马来到我们住的李家庄，对我们进行各种政策教育。这段时间的学习，对我们这些解放前长期在文化、教育方面工作的知识分子，能够在建国后迅速走上新政权建设的各级岗位，并担负一定的领导工作，是很必要的。同时，我们对周恩来同志知识渊博、气度恢宏、平易近人的美好品质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平山县的这段时间成为我一生中最值得回忆和纪念的时期。
北平和平解放后，我于1949年2月由平山到了北平，参加了新政协筹备工作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后，我被派到西南大区，在刘伯承和邓小平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负责西南文教委员会及文教部的工作。当时的西南，还有国民党的残余势力，加上地方军阀、地主、恶霸、“袍哥”等的影响，情况极为复杂。但由于我们贯彻了党的正确政策，社会逐渐安定下来，新的建设事业也逐渐取得进展，如成渝铁路在短时间内即已建成通车。在教育文化事业方面也开始建立了新的秩序，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对党的政策也逐渐有了新的了解，并为以后的西南文教事业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在将近三年的时间里，我能在工作中取得一定的成绩，可以说是与在平山受到周恩来同志的亲切教导分不开的。
二
1953年，各大行政区撤销，我奉调回北京工作。1954年成立了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我被推举为会长，从此有了更多的和周总理接触的机会。
当时，美国政府奉行敌视新中国的政策，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被更多的国家和人民所认识和了解，因此，同新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还不多。当时同我们建交的国家，主要是东欧各国和北欧的一些国家，以及我国在南亚的一些近邻国家。西欧、非洲的多数国家都还和新中国处于未建交状态。北美及拉丁美洲，更是与新中国鲜有来往的空白地区。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按照周总理关于在国际上广交朋友，争取更多的国家和人民了解中国、支持中国的一贯思想，设立了由南汉宸同志主持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和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一道，以民间团体的形式邀请和接待世界各国经济、贸易、文化、艺术、教育、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人士，加上由张奚若同志担任会长的专门接待各国半官方人士（议员、党派领袖等）的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组成了新中国对外开展人民外交活动的主要力量。这样一种格局和安排，使我们新中国的外事活动范围不断地扩展，新中国的影响不断地扩大。在很多国家中交了许多在社会声望、学术地位上很有影响的朋友。应该说，60年代以后，许多国家陆续和中国建交，是以50年代开始的人民外交活动为基础的。其中最明显的例子是日本，虽然日本到1972年才同中国正式建交，但从50年代开始，中日两国之间的民间交往、半官方的交往已经很有规模。除了两国的民间贸易有相当规模外，日本的在野党（如社会党等）领袖，文化学术界的知名人士，络绎不绝地到中国访问，由我陪同去见过周总理的日本外宾数量之多，可以说超过许多国家的外宾。周总理对日本外宾所做的大量工作，影响之大、之深，是怎么评价都不过分的。例如日本形成了“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潮流，一些在野党甚至将“日中邦交正常化”列为竞选纲领，许多民间团体和知名人士也发起这种或那种促进中日建交的集会和活动。正是在这种“以民促官”的形势下，日本执政的自民党不得不逐步调整对华政策，最后终于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在回顾这段往事时，了解和熟悉这些情况的人，谁都不会忘记周总理20多年勋劳卓著的工作。
周恩来总理在推动人民外交活动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指导思想，这就是要做好在国外的华侨工作。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国外侨胞一旦成为所在国的公民，就应该尊重并服从当地的法律，和当地人民友好相处，同时又是中国的亲戚。周总理用通俗的话解释说，华侨一旦成为所在国的公民，就象嫁出去的女儿一样，成了婆家的人，应该和新家中的人友好和睦相处。同时，也是中国的亲戚，应该成为两国间友好交往的纽带。对于在解放初期跑到国外去的人，不要把他们看成“白华”，还是要教育和争取他们。用周总理后来的话说，这叫做爱国不分先后。
周总理在从事繁忙的政府外交公务的同时，时刻想着人民外交这一途径。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在各种会议、双边、多边会谈的空隙时间里，他还邀请了著名的电影艺术家卓别林到他的住处做客，希望卓别林能亲眼看看解放了的新中国。随即指示我们，以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的名义向卓别林发出正式邀请。后来，由我署名向卓别林发出了一封信，并得到他的回信，感谢我们的邀请，但是由于他对中国在认识上和他处境上的原因，未能访问新中国。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卓别林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产生的电影艺术家，但从我见到的周总理在日内瓦会见卓别林的报道和记录上看，周总理始终是把他作为一个文化界的名人、一个朋友对待的。
周总理除了指导我们把一些外国朋友请进来以外，也鼓励我们“走出去”。从50年代开始到60年代中，以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名义派出访问的代表团有上百个。除了当时的美国政府奉行敌视中国的政策，拒绝我们入境外，中国的文化艺术、科技教育界的有影响的人士，几乎没有停止对外的交往，足迹所至，遍及五大洲。
我个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对拉丁美洲的两次出访。第一次是1956年8月至12月对南美的智利、阿根廷、乌拉圭、巴西等四国的访问。当时，正是斯大林去世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对斯大林和个人迷信的反思和批判，有不少人对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疑问或困惑。不少朋友在想，中国是什么样子？中国的命运如何？就是在这样一种国际环境中，在中国按中共八大的方针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工程即将开始之际，在周总理亲自关怀下，我们筹组了一个有近百人的中国艺术代表团，出访南美。艺术团的成员，多数是在国内享有声誉的艺术家。由艺术上很有修养，抗战期间在昆明，解放后在北京曾和我一起工作过的赵渢同志担任艺术指导。艺术团成员中，京剧界有李少春、袁世海、杜近芳、张云溪、张春华等，音乐界有刘淑芳、魏启贤、王铁锤等等。这样一个阵容整齐的艺术团，是在周总理的关怀和指导下组织起来的。对出国演出的节目，对舞台布景和灯光色彩，周总理都亲自审查并作了极为重要的指示。艺术团临出国，周总理接见全团的同志，并和我们率团出国的几位同志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周总理给我们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勉励我们多交朋友，多谈文化，多宣传新中国的发展。但是也告诉我们，不要强加于人，特别是对中国还有这样那样疑虑的各国官方，要体谅他们。当时，我国和南美各国还没有建交，在南美各国还有国民党政府的“使馆”，周总理指示，对他们也要区别对待，在私下可以和他们有间接的、个人的接触。此外，周总理还通过外交途径，请印度和南斯拉夫在南美的使馆在我们出访时予以关照。对在南美的华侨，周总理指示我们，更要深入细致地多做工作，让他们感到一个新的中国诞生，对海外的华侨是一种支持和鼓舞。要特别注意做好上层侨界领袖的工作，逐步使他们对新中国有正确的认识，逐步摆脱国民党政府的控制和影响。总之，周总理勉励我们，要走出去，要向南美各国人民介绍一个新的中国，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新的形象。
就这样，中国艺术代表团带着周总理殷切的期望和嘱托，经莫斯科和布拉格，转道瑞士换乘飞机到了南美。1956年8月1日我们离开北京时，正值盛夏；8月上旬到南美时，适逢隆冬。我们全团同志到了一个相当陌生的地方。在南美访问的第一个国家是智利。选择智利作为我们出访的第一站的原因是，在智利，我们已交往了较多的朋友，象社会党的领袖阿连德（后当选为智利总统），享有世界声誉的著名诗人聂鲁达、画家万徒勒里等人。阿连德先生到机场迎接我们，并亲自驱车把我们送到美丽的圣地亚哥市中心的旅馆。我们在智利的第一次活动是全团向智利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驱者奥希金斯的铜像献花圈，表明了我们对智利人民、对智利民族感情的尊重。当时我们这样一件看来很普通的活动，却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使国民党政府“使馆”所散布的我们此行的目的是“颠覆”，是“革命输出”等谣言不攻自破，使很多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有疑虑、对中国还不了解的智利朋友，开始重新认识我们，重新认识中国。
在演出之前，我们礼貌性地向智利官方发出了邀请。但智利官方对什么人出席开幕式，始终闪烁其词。看来，要在智利接待一个从新中国来的代表团，智利政府不会不受到各方面的压力。一直到演出开始之前，智利朋友才告诉我们，智利总统伊巴涅斯和夫人将出席我们演出的开幕式。不久，智利国家剧场的灯光一齐亮了起来，总统出现在政府的包厢中。总统怀着巨大的兴致，观看了中国古典的京剧演出。在演出后他还参加了庆祝首场演出成功的酒会，表示祝贺，并和我交谈。同时，总统还下令广播和报道这一消息。
当时，我个人的感受是很多的，我们在南美的第一次访问演出活动是成功的，中国文化的魅力和全世界人民希望了解新中国的愿望是什么力量也封锁不住的。周总理号召我们“走出去”，是有预见性和战略性眼光的。我们终于走出去了！
由于周总理的关照，我们特别注重对当地华侨的接触和交往。当时国民党政府“使馆”千方百计阻挠当地华侨和我们接触。但是，由于我们近百人的艺术演出团的影响，不少华侨终于冲破了重重阻挠和封锁，有的买票来看戏，有的参加我们组织的宴会、茶会和各种会见等等。通过这些活动，使他们对长期隔绝了的祖国有了了解，进一步激发了爱国热情。有的华侨在我们住宿的旅馆，自己订了房间，在我们的住房附近日夜轮班守护，防止有人向我们捣乱。
在阿根廷，我们的首场演出是在阿根廷甚至在南美洲首屈一指的最豪华的科隆大戏院，引起了很大的轰动。阿根廷教育部长接见艺术团的部分领导人，表示感谢和祝贺。我们在阿根廷重点接触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侨领李玉堂先生。李老先生早年支持过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后来在南美定居，他采用乡长或家长的办法，资助到南美，特别是阿根廷的华侨青年，帮助他们就业，求学，乃至成家立业。他还注重兴办教育，自己担任不少学校的校董之类的职务。他的学生不仅遍及侨界，而且在阿根廷政府的高级官员、政府部长、国会议员中也有不少是他的门生弟子。由于历史的因缘，国民党政府驻阿根廷的“大使”也对李玉堂先生执弟子礼。我和代表团的一些同志多次去李玉堂先生家中看望，并多次邀他观看演出，参加我们的各种活动，他亲眼看见了我们新中国的艺术使者在当地朝野引起的轰动，使他感到作为中国人的光荣和自豪，深深地体会到，有强大的祖国作为后盾，他们才能在侨居地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当时我们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及其获得的成果，正是体现了周总理在国内外统一战线工作的战略思想。
当时，我国在南美尚无外交机构，我们近百人的大型代表团，要在各方面开展工作，确有困难。由于有周总理的关照，南斯拉夫和印度驻南美的使馆给我们以种种协助和方便。例如，协助我们向驻在国申请办理签证，还为艺术团的领导人争取到外交签证。此外，南斯拉夫和印度驻南美的使馆，向我们介绍当地情况，介绍当地必要接触的一些朋友，为我们提供向北京通讯联络的方便等。特别是当时在南美任职的印度大使赖嘉文先生，他在任印度驻华大使时，和我有过接触，旧友重逢倍感亲切。他甚至以印度大使馆的名义破例为我们1中国艺术团举行招待酒会，介绍我们和一些尚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驻南美的使节接触，介绍我们和美国记者接触，并介绍我们和一些美国朋友交往。这些事情已经过去30多年了，但每当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总是不能忘记周总理的这些周到细致的安排。
另一次使我难忘的是196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古巴之行。当时，古巴人民刚刚粉碎一次外来的军事入侵，我们应邀去古巴作友好访问。这次出访活动，有庆祝古巴人民取得胜利的意义，也有着当时的国际形势的背景。所以，周总理对出访的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非常重视，非常关心，从活动的指导方针，到出访的交通安排，都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当时古巴和美国的战争状态还没有结束，美国对古巴还持敌对态度，其中包括对水路和空中交通的封锁。周总理在我们出访前接见代表团全体同志，谈到活动方针以后，还专门交代我们，尽快赶到捷克，到布拉格后，请驻捷大使曹瑛同志协助安排飞往古巴的事宜。周总理从安全的角度关照我们，要我们尽量争取坐荷兰皇家海外航空公司的班机或斯堪的纳维亚航空公司的班机，避免坐古巴航空公司的班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