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于4月24日离开北京，赶到布拉格时，已是4月26日了。在曹瑛同志的安排下，我们和在布拉格的各西方国家航空公司进行了接洽，了解到由于古巴和美国的敌对状态，各航空公司飞往古巴哈瓦那的航班均已停飞，只有荷兰的航空公司表示愿考虑为我们临时安排一架包机飞往哈瓦那，但也表示还要同在荷兰的公司总部和政府联系，要到4月28日才能给我们答复。到了4月28日下午，荷兰航空公司方面正式答复我们，他们无法安排飞往哈瓦那的包机了，并表示歉意。显然，是当时的美国和古巴间敌对的关系，使该公司被迫放弃了这一次飞行业务。这样，离“五一”劳动节只有两天多的时间了，我们还滞留在布拉格，曹瑛大使和我们代表团的同志都十分焦急。经了解，“五一”节前，飞往哈瓦那的班机只有古巴航空公司的一次航班了，起飞时间是4月30日。由于时差和通过国际日期变更线的关系，可以在4月30日赶到古巴。但能否乘坐这次航班，要和国内联系，要请示周总理。这样曹瑛大使向国内作了报告，并很快得到周总理的批示：同意我们乘坐古巴航空公司的班机飞往古巴。并指示我们，把一切文字材料，乃至个人的笔记本都留在布拉格。就是在这样紧张的时刻，周总理也没有忘记向代表团的全体同志表示问候和关心。于是，我们立即同古巴方面联系，在班机已满员的情况下，古巴方面做了特殊的安排，我们代表团的全体同志终于在4月30日搭乘古巴航空公司的班机，飞往哈瓦那，并在次日--在庆祝盛大的“五一”劳动节的集会上，出现在哈瓦那“七·二六”广场庆祝会的主席台上，向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等表达了中国人民对古巴人民取得胜利的祝贺。这以后，我们参观了古隆滩弹痕累累的战地，访问了古巴的六个省区和松树岛，转达中国人民对英雄的古巴人民的祝贺和深厚友谊。
我回顾这些往事的时候，总是感到周总理是我们社会主义新中国新型外交事业的奠基人。50年代中期，在第一次日内瓦会议之后，周总理就对我们说过，要办好新中国的外交，要办成一种新型的外交。他还说过，以前我们的外交工作，只有苏联的经验可供学习。但是，苏联当时的外交领导人，虽然讲求坚持原则，但不够灵活，过于拘谨和呆板。我们新中国的外交，应该有新的局面。
正是由于周总理的倡导，新中国的外交，在世界上以一种新的格局、新的风格出现。这其中，人民外交的思想，人民外交的活动方式，是在周总理指导下的一种创造。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中国的各民间团体，广泛地和世界各国从官方到文化艺术、科技、经济、贸易、宗教等各种阶层，各种社会背景的人士交往。这种多层次、多方面、多渠道的交往，是周总理人民外交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
在十年动乱之前，我国的人民外交工作，已有相当的规模和进展。1965年，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改称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我继续担任会长。此外，60年代初又先后成立了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和中国非洲人民友好协会，进一步开展对亚、非、拉各国的民间交往工作。为适应这方面工作的需要，60年代初还组建了东方歌舞团。陈毅副总理还在东方歌舞团建团庆祝会上，号召全团向亚、非、拉各国人民学习，扩大中国和这些国家的文化艺术交往。60年代中期，西欧、非洲的许多国家陆续和中国建交，周总理亲自出访非洲各国，提出“寻求友谊，寻求知识，寻求了解”的方针，在非洲朝野，广泛地开展了工作。当时我们正从三年经济困难中复苏，看到中国国际交往中的这些发展和进步，我和许多在外事部门工作的同志一样，感到鼓舞，并为自己能在周总理、陈毅副总理领导下工作，感到欣慰。我们真正感到“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多年来，在外事部门工作的同志之间，关系是融洽的。从领导方面来说，周总理在战略上的高瞻远瞩，在具体工作上的周到细致，对同志们的关心体贴，都给每个同志留下美好的记忆。陈毅副总理的豪放爽朗，待人诚恳，在工作上的严肃认真中不乏幽默，使人感到在陈总领导下工作，简直是一种享受。此外，廖承志、王稼祥、章汉夫等同志都以他们的远见卓识和过人的才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经常欣慰地想到，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为我们建立了一支多么好的外事队伍！
可惜，“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煽起邪风，对长期从事外事工作的许多老同志肆意攻击，把一些同志打成“黑帮”、“特务”、“走资派”，横加批判揪斗，企图将长期以来周总理和陈毅同志所培植起来的外交队伍搞垮。周总理在当时极为复杂和困难的条件下，总是千方百计地保护干部。我曾多次参加周总理接见外事口“造反派”和领导干部的会议。当时所谓的“造反派”，火气很旺，有时当着周总理的面，对一些领导干部说话很不客气。但是我看到周总理总是十分从容，耐心地对“造反派”予以说服规劝。从当时的环境和策略来说，总理这样做使“造反派”和处于被揪斗、靠边站的领导干部之间的关系，不至于更激化，乃至于更有利于保护这些老同志、老干部。
我还记得有这样几件事。一件是1967年夏天，某国的几位重要外宾要到我国南方访问，按原定计划由我陪同。但临行时，一些“造反派”节外生枝，以种种借口不许我陪同前往，结果，外宾在中方无主要负责人陪同的情况下离开了北京。我被留下，说是要接受批判。一些同志立即将此事报告了总理办公室。答复是，周总理连续操劳了几十个小时，刚吃了安眠药睡下，总理办公室的同志实在不忍心叫醒总理，但答应在周总理醒来后，立即向他报告这一情况。大约过了六个多小时，总理办公室打电话传达周总理的指示：让我立即乘飞机赶赴外地，继续陪同外宾参观访问。同时，周总理还对“造反派”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希望他们以中国和各国人民的友谊为重。我当时的感触是很多的，一方面感到，连这些事都要惊动总理，深感不安，另一方面，体会到总理用这样的方式又一次关心到我的处境和我的工作。
另一件事是1967年冬天，按照中国和北非一些国家过去商定的文化交流协议，将派出一个演出团到北非访问演出。决定派出的演出团由济南军区长期做了准备的“前卫”歌舞团筹组。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文艺组的一些人对这次出访横加干涉，千方百计进行刁难。致使济南军区负责这项工作的几位同志都感到很憋气。“文艺组”的所谓负责人一再指责演出的节目是“封、资、修”的内容，不同意出国。最后，他们提出，一定要周总理亲自来审查节目。我们都深知总理的辛劳和任务繁巨，不忍心再打搅总理，我们当时心里很清楚，这样做实际上是有人要折磨总理，想拖垮总理。但他们一再无理取闹，只得据实报告了总理。
最后，总理终于过问此事了。总理在一天的深夜，接见演出团的同志，并通知“文艺组”的负责人也到场一同审查。我们一直等到午夜12点以后，周总理才来到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总理一到，就说明，午夜2时以后，还有重要事情处理。给我们的时间很有限，只能抽看几个节目。看完以后，总理对“文艺组”的人说，听说你们对拿出去的演出节目有意见，我看可以先让他们出去嘛，让当地的人民去鉴别，去评判嘛，让他们出去履行协议，对我国的国际影响有好处。演出是好是坏，我们也可以总结经验。这样“文艺组”的人无话可说了，问题最终得到解决，“前卫”歌舞团如期出国访问。
以后，康生一伙，趁周总理出访的机会，宣布将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解散，从此对外文化友好协会停止了一切外事活动。我和当时的许多同志一样，被列为“群众专政”对象，并和我的老伴一起下放到“五七干校”。后来，还是由于周总理的关怀，我才于1970年秋，回到北京。但是，仍然没有安排工作，用当时的话来说，叫“挂起来”。
70年代初，中美关系的僵局打开了。接着，中日两国也在新的基础上建立了外交关系。由于周总理的安排，中国又开始了人民外交的各种活动。1973年4月至5月，决定派遣以廖承志同志为团长的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访日。当时周总理提出了一个口号，叫“不忘老朋友，广交新朋友”。我体会，这里面的含义是很深的。“不忘老朋友”，意味着，我国过去和日本民间有来往的文化界、艺术界、贸易界、体育界的许多知名人士，又可以重新和日本各界人士交往。这在当时，对那些多年来处于“被审查”、“靠边站”的同志来说，无疑也是一种政治地位和处境的改善。因此代表团的成员是相当广泛的，除了在日本享有盛誉的廖承志夫妇外，还有张香山、马纯古、华罗庚、荣毅仁、王芸生、谢冰心、孙平化等老同志，以及李季、古元、陈祖德、郑凤荣、戚烈云这样一些在中国文化和体育界有过贡献的较年轻的同志。周总理安排我担任代表团的副团长。这是我出访活动中，由周总理亲自安排的最后一次。
周总理对这次派团访日是十分重视的，对代表团组成的安排，既考虑了对日工作的需要，又充分体现了对老同志，对文艺界、体育界、经济界、民主党派成员的关照。我们离京时，还安排了当时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副总理为我们送行。回国后，刚下飞机就立即被接往人民大会堂，周总理亲切会见了代表团的全体成员，听取汇报。在这一点上，当时周总理把人民外交活动的恢复，和对一批老同志的政治上的关怀，做了十分巧妙的安排，真可以说得上是苦心孤诣，匠心独运。我记得王芸生同志对周总理的这些安排和考虑，同我有多次长谈，谈到总理对他本人，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关心，使他十分激动。
这次访日活动是相当成功的。我们访问日本时，廖承志同志留在东京、京都、大阪一带活动，其他同志则分派到日本全国各地活动，北到北海道，南到冲绳岛，西到新泽，东到仙台。既访问了老朋友，也广交了新朋友。我们的访问在日本的朝野引起很大的轰动，一时成了日本舆论的中心话题。我们在日本各地受到对中国怀着真正友好感情的朋友的真诚接待，形成了对中国友好的热潮，使我们再一次感受到由周总理倡导的人民外交活动的巨大力量。
可惜的是，在这以后，除了1973年及1974年的国庆招待会外，我再也没机会见到周总理了。周总理逝世后，我和许多同志一起走进北京医院的吊唁大厅，向睡卧在花丛中的敬爱的总理告别，我们的悲愤，我们的忧虑，再也难于压抑，并汇进了人民群众怀念总理的悲痛的洪流。
今天，我们国家对外实行开放政策，国际交往规模比过去大了许多倍。我认为这正是周总理人民外交思想在新时期的发展和延续。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更高的姿态走向世界。从我和周总理很有限的接触中，感到他是一个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而且对我们这个时代、这个世界有充分了解的政洽家。他所倡导的人民外交的思想和实践、乃至对外交往的风格，都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为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人宝贵的精神财富，成为中国政治和外交史上的永垂不朽的丰碑！
乔晓光 曹克强 程文津：周恩来总理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军访问朝鲜
1958年2月，周恩来总理应金日成首相的邀请，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同以金日成首相为首的朝鲜政府代表团进行会谈。双方商定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并在联合声明中宣布了这一决定。这次访问，是缓和朝鲜紧张局势，维护远东和世界和平，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朝友谊的重大行动。
一、访问取得完满成功
1957年11月，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举行会议期间，毛泽东主席和金日成首相曾谈到了从朝鲜撤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问题。随后，中朝双方就此问题通过外交途径进行了协商。同月，金日成首相致函周恩来总理，邀请中国政府派代表团访朝，并表示希望周总理能率团往访。12月11日，周恩来总理给金首相复信表示感谢和接受邀请。1958年2月5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主张撤出在朝鲜的一切外国军队和实现朝鲜的和平统一。我国政府于2月7日发表声明，完全赞同和支持朝鲜政府关于从南北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和平统一朝鲜的和平建议，并且准备就中国人民志愿军从朝鲜撤出的问题同朝鲜政府进行磋商。为此，周恩来总理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赴朝访问并进行会谈。
1958年2月14日，周恩来总理率中国政府代表团乘专机前往朝鲜。代表团成员有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粟裕和我国驻朝鲜大使乔晓光。代表团到达平壤机场时，受到以金日成首相为首的朝鲜国家领导人、内阁各相、劳动党中央各部部长等和平壤市各界人民的盛大欢迎。金日成首相在机场举行的欢迎仪式上讲话，他以朝鲜政府、朝鲜劳动党中央和朝鲜全体人民的名义，热烈欢迎中国政府代表团。周恩来总理在机场上的讲话中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完全支持朝鲜政府提出的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和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各项建议，并准备为实现这些建议作出积极的努力。
当代表团离开机场，周恩来总理由金日成首相陪同乘敞篷汽车前往宾馆时，沿途平壤市民聚集在长达十余公里的道路两旁，热烈欢迎中国政府代表团。沿途还有穿着彩色长裙的妇女、白发苍苍的老人、著名的共和国英雄从人丛里挤出来，向周恩来总理献花致敬。周恩来总理和金日成首相并排站在敞篷汽车上不断地向群众挥手致意，群众的欢呼声响彻市空。
当日下午，中国政府代表团拜会了朝鲜党政领导人。晚间，平壤市各界人民的代表在国立艺术剧场集会，热烈欢迎周恩来总理和他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金日成首相和周恩来总理在集会上发表了热情的讲话。大会结束后，举行了歌舞晚会。
15日晚，金日成首相举行国实并亲切致词，欢迎中国政府代表团。
2月15日下午，中朝两国政府代表团在诚挚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会谈，就扩大和发展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团结、目前国际形势和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政府代表团对上述各项问题取得了完全一致的看法，特别是商定了从朝鲜撤出中国人民志愿军。
2月19日上午，周恩来总理和金日成首相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了联合声明。
中国政府在联合声明中宣布：中国人民志愿军完全同意中国政府的建议，决定在1958年年底以前分批全部撤出朝鲜，第一批将在1958年4月30日以前撤完。联合声明指出，“从朝鲜全部撤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这一主动措施，再一次证明了朝中方面对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诚意。现在正是严重地考验美国和参加联合国军的其他国家的时刻。如果它们对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有丝毫的诚意，它们就应同样从朝鲜全部撤出它们的军队。”联合声明提醒美国和南朝鲜李承晚集团不要把朝中方面的主动措施看做是软弱的表现，以为有机可乘。并强调：“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有着休戚相关的利益，帝国主义对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任何侵犯，中国人民过去没有，今后也绝对不会置之不理。”
在中朝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发表后，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也于2月20日发表了关于从朝鲜撤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声明。
在中朝联合声明签字的同一天，周恩来总理应邀在朝鲜第二届最高人民会议第二次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着重指出，中朝双方的会谈和作出的决定，不但会使两国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而且必将有助于促进远东和世界紧张局势的和缓。
周总理回顾了在朝鲜战场上反侵略战争的胜利，说：朝鲜人民反侵略战争的胜利，是促成国际上社会主义力量和和平力量不断发展的因素之一。美国不甘心中朝两国人民得到解放，并且敌视我们，想要在我们两国人民没有巩固自己的力量以前，用武力把我们压倒。但是，它低估了朝中人民的力量，它的计划完全失算了，朝中人民却取得了胜利。“这是美帝国主义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军事失败。全世界人民从这里看到，美帝国主义并不是所向无敌，而是可以被打败的。”
周总理在讲话中赞扬了朝鲜人民在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劳动党和政府领导下所获得的重大成就，以及朝鲜人民那种高度爱国主义精神和勇于克服困难的英雄气概。
周总理的讲话强调，中国人民志愿军根据中国政府的建议决定主动撤出朝鲜的时候，“美国面临着一个无可逃避的义务，那就是同样把它的军队和它纠集起来并且受它统一指挥的其他外国军队全部撤出朝鲜”。周总理的讲话引起与会者的极大注意，并不断报以热烈的掌声。
在访问期间，周总理重视向朝鲜人民学习，率领代表团进行了参观访问。代表团由金日成首相陪同，先后参观了朝鲜祖国解放战争纪念馆和平壤纺织厂；访问了咸兴、元山，参观了兴南化学肥料厂和人民军阵地；还访问了平安南道顺安郡的上阳农业生产合作社，参观了黄海南道的黄海制铁所。代表团每到一处都受到热烈欢迎。欢迎人群载歌载舞的热烈场面，使周总理和代表团的同志们都情不自禁地卷入了舞圈，同欢迎的市民们一道欢乐地跳了朝鲜的民间集体舞。一位曾慈母般地救护过志愿军伤员的老妈妈，听说周总理要到黄海制铁所参观，不远百里从自己的家乡赶到那里表示欢迎和敬意，她拉着周总理的手，把用红绸包着的一双银筷和一个银碗献给他。
周总理等在参观时非常认真，同朝鲜工人和农业社社员们亲切交谈，表示要学习他们的好经验和坚强不屈的奋斗精神。在参观朝鲜祖国解放战争纪念馆时，周总理还题词：“为反帝国主义斗争胜利，朝鲜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朝中两国人民的友谊万古长存。”代表团在兴南化肥厂停留了两个多小时，参观了各个车间，周总理还同在这个厂工作了20年的铵工程车间工长李云镐进行了谈话。周总理在该厂讲话，赞扬了这个厂的迅速恢复和生产的不断发展，对于朝鲜农业的发展是一个重要的支援。在上阳农业生产合作社周总理对社员们说：“要把你们的好经验介绍给中国人民。”在黄海制铁所参观时，周总理说：“你们在艰苦的战争时期，为了保护工厂曾进行了勇敢不屈的斗争。你们的工厂遭受了帝国主义者的严重破坏。你们在战后进行的恢复建设工作，表现了工人阶级战胜一切困难的坚强意志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心。这是值得中国工人阶级学习的。”
2月16日晚，周恩来总理率领代表团乘专车到达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17日上午，周总理和陈毅、张闻天、粟裕同志接见了以杨勇司令员、王平政治委员为首的志愿军将领和军官。周总理就中国人民志愿军从朝鲜撤出的问题听取了志愿军将领和军官们的意见，他们一致拥护两国政府关于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和平统一朝鲜问题的声明。周总理等在纷纷扬扬的飞雪中到志愿军烈士陵园献了花圈。下午，代表团出席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举行的欢迎大会。周总理和陈毅、张闻天、粟裕同志先后讲了话。他们称赞中国人民志愿军胜利地完成了祖国人民赋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光荣使命，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和中国政府向中国人民志愿军表示亲切慰问，并勉励全军干部戒骄戒躁、努力学习，把自己培养成为能文能武、又红又专的军事专家。他们号召中国人民志愿军广大干部和战土虚心学习勤劳的朝鲜人民和英勇的朝鲜人民军的优点。
2月20日晚，中国政府代表团访朝就要结束，乔晓光大使在我国驻朝使馆举行宴会，招待朝鲜党政领导人和各界人士及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等，共约500人参加。金日成首相和周恩来总理出席宴会并讲话。他们祝愿中朝两国人民兄弟般的友谊日益发展，万古长青。
21日，中国政府代表团结束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访问，满载着朝鲜人民的深情厚谊离开平壤回国。当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等在车站广场上向群众告别时，人群一齐摇动着花束和彩旗，发出雷鸣般的震天动地的欢呼声。周总理等走到车站月台上，再一次向金日成首相、崔庸健委员长等热烈握手告别。
周恩来总理以充沛的精力和高度负责的精神，领导我国政府代表团的这次访问，取得了完满的成功。
二、从朝鲜撤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重大意义
周恩来总理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朝，同朝方商定从朝鲜撤出中国人民志愿军，首先是为朝中方面争取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取得主动，并和缓了朝鲜的紧张局势。
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实现朝鲜的和平统一，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一贯主张，也是中国政府和人民一贯赞同和支持的主张。在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就一直主张尽快把这一战争停下来。但美国置中国人民的警告于不顾。中国人民志愿军从1950年10月25日进入朝鲜，同朝鲜人民军一道作战，到12月取得第二次战役的胜利，美军慌忙撤退到38度线及其以南地区转入防御。这时，美国因在朝鲜战场上处境很不利，提出“停火”。周恩来外长于12月22日发表声明，郑重重申：“中国人民亟望朝鲜战争能够得到和平解决。我们坚持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及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为和平调处朝鲜问题的谈判基础。”
在朝鲜停战谈判的过程中，朝中方面曾不断提出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的建议。经过力争，虽然在停战协定中作出了“在停战协定生效后3个月内，应召开双方高一级政治会议，协商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等事项”的规定，但是由于美方根本不想举行政治会议，中断了后来为如何召开政治会议进行的会谈，使在停战协定中明文规定的这一高级政治会议未能召开。
在1954年4月到6月举行的日内瓦会议上，朝鲜外相南日提出的关于恢复朝鲜统一和组织朝鲜选举的方案中，其主张之一是一切外国武装力量撤出朝鲜。周恩来外长表示完全支持南日外相的各项建议，并指出：“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是朝鲜人民在全国选举中能自由表示意见，而不受外力干涉的先决条件。”由于美国根本不想从南朝鲜撤退军队和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在这次会议中，美国和参加联合国军的其他国家蓄意阻挠朝鲜的和平统一，阻挠就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达成任何协议。虽经周恩来外长作了最后努力，并提出了最低限度的和解性决议的建议，也被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有关国家的代表所拒绝。
周恩来总理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朝鲜，经中朝双方商谈决定从朝鲜撤出中国人民志愿军，是周总理在日内瓦会议后又一次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作出的重大努力。
朝、中两国政府先后发表声明和发表联合声明，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应。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声明和报纸言论表示支持。在亚洲各国的反应，大都欢迎朝、中声明和联合声明。西方各国政府反应谨慎，但在舆论界反应强烈，各国报刊发表了大量评论，不少评论也表示欢迎我志愿军撤军。有的通讯社发表评论说，此举会提高北朝鲜在南朝鲜人民心目中的威信，将使中国在远东取得更大威望和声誉。
中国人民志愿军按照已宣布的在1958年年底以前分批全部撤出朝鲜的决定实行撤军。第一批六个师共8万人，从3月15日至4月25日撤出；第二批六个师和其他特种兵部队共10万人，于7月11日至8月14日撤出；第三批志愿军总部、三个师和后勤保障部队共7万人，于9月25日至10月26日撤出，至此全部撤完。10月27日，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在朝中方面建议下召开会议。朝中方面首席委员在会上通知美方：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了促进朝鲜问题的和乎解决，已经全部撤出朝鲜。他要求美方立即响应朝中方面的主动措施，把包括美军在内的一切外国军队撤出南朝鲜。朝鲜政府于10月28日就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发表声明，也要求美国从南朝鲜撤军。
中国人民志愿军按时全部撤出朝鲜，进一步证明了朝中方面的和平诚意，使朝中方面在争取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上更主动，美国继续驻军和霸占南朝鲜则更处于被动、不利地位。虽然由于美国坚持不从南朝鲜全部撤军和阻挠朝鲜的和平统一，使朝鲜长期处于南北分裂、对立的局面，但是，参加联合国军的英国、土耳其、菲律宾、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等许多国家的军队逐渐撤出了南朝鲜，美国驻南朝鲜军队也有所减少。从总的情况来说，朝鲜局势是逐步走向和缓的。这除了美国在侵朝战争失败后又遭到侵越战争的失败，以及其他国际因素外，中国人民志愿军适时撤出朝鲜的措施，对和缓朝鲜紧张局势是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的。
中国政府代表团访朝期间发表的中朝两国政府联合声明，支持了当时有些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国家提出的有益于和缓国际局势、维护和平的各项建议和主张；支持了亚非各国人民维护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并认为这种正义斗争同时也是争取和平的斗争。这一联合声明和从朝鲜撤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主动行动，有力地鼓舞了当时日益发展的和平运动，加强了世界和平力量空前增长的声势。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撤离朝鲜时，发生了美国武装侵略黎巴嫩和英国出兵约旦事件。这一事件，加剧了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引起了各国的强烈抗议和世界舆论的广泛谴责。继由联合国大会紧急特别会议通过决议，要求外国军队撤出黎巴嫩和约旦这两个国家。这又一次反映了世界人民反对侵略、要求和平的人心所向，表明在联合国中和平力量日益壮大，削弱了美国控制联合国的能力，并使它处于孤立地位。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最后一批归国部队全部撤出朝鲜的前一天，侵占黎巴嫩的美国最后一批军队在联合国决议下被迫撤出黎巴嫩，英国军队也随即撤出了约旦。这是美、英在国际压力下被迫撤退，是阿拉伯人民和世界人民的胜利。
从1958年8月末到我志愿军最后一批归国部队撤离朝鲜前后，由于美国仍企图长期霸占台湾和侵扰我海峡地区，不断地派遣军舰飞机侵入我领海领空进行挑衅，并向台湾继续增兵，指使蒋机使用响尾蛇导弹，干涉我国人民收复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使我国以及远东和世界和平受到严重威胁。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长相继发表声明，向美国提出严重警告。我国亿万人民连续举行了空前规模的反美军事挑衅大示威。平壤市30多万人举行集会，高呼美国侵略者滚出台湾去，不要忘了在朝鲜战场上失败的教训。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都声讨美国的冒险行动，西方舆论也反对美国在远东玩火。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才不得不有所收敛，并设法收场。
总之，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军时期，世界人民反对侵略、要求和平的强烈呼声和共同斗争，使帝国主义集团的侵略和挑衅受到失败和遏制。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不仅和缓了朝鲜的紧张局势，也推动了世界和平运动的发展，对维护远东和世界和平起了积极作用。
三、进一步巩固、发展了中朝两国的友好关系
周恩来总理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朝，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中朝友谊，加强了两国的友好关系。
金日成首相在欢迎中国政府代表团的多次讲话中，盛赞朝中两国人民之间的伟大友谊。周恩来总理在平壤机场的讲话中说：“中朝两国是唇齿相依、安危与共的亲密邻邦。我们两国有着几千年的传统友谊，也进行过长期的反侵略的共同斗争，特别是在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共同斗争中，中朝人民并肩作战，用鲜血结成和巩固了相互间的战斗友谊和骨肉关系。”在中朝两国政府联合声明中说：“双方表示决心将继续尽一切力量来加强这种伟大字不可破的友好合作关系。”这都说明了中朝双方对发展中朝友谊和加强两国友好关系的重视和决心。
在中朝联合声明中说：“朝鲜政府代表团对中国人民在战争时期和战后时期给予物质上、道义上的援助，并派遣自己的优秀儿女到朝鲜，以鲜血支援了朝鲜祖国解放战争，再一次表示感谢。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一起击败了美帝国主义侵略之后，在战后时期继续守卫和平防线，并且积极援助了朝鲜和平建设。朝鲜政府和朝鲜人民怀着兄弟般的情谊和深切友爱，永远不会忘怀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功绩。”“中国政府代表团认为，朝鲜人民击败美帝侵略，对于维护远东和世界和平做出极其重大的贡献。”“中国政府代表团对于朝鲜政府和朝鲜人民在过去七年多时间里给予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关怀表示深切感谢。”周恩来总理在朝鲜最高人民会议的讲话中郑重表示：“朝鲜人民击败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于中国的和平建设起了多么大的支援作用。中国人民也时刻不能忘记至今守卫着东方反帝前线的英雄的朝鲜人民军。派出自己的优秀儿女支援朝鲜人民的祖国解放战争，是中国人民光荣的国际主义义务；协助朝鲜维护停战、实现朝鲜的和平统一，也是中国人民应尽的责任。”这种对中朝两国人民的互相支援互致感谢和强调国际主义义务的精神，进一步增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感情。
在中国政府代表团离开朝鲜后，朝鲜内阁即做出决定，在中央和各地分别组成欢送中国人民志愿军委员会，组织进行欢送工作。中国人民志愿军分批撤离朝鲜期间，朝鲜政府和人民进行了大规模的热烈欢送活动。以金日成、崔庸健为首的两个党政代表团，许多中央一级的代表团，分别到志愿军各部队进行慰问和饯行。朝鲜中央和各地欢送委员会组织的310多个、4000多名各界代表参加的送别团，顶风冒雨，翻山越岭，走遍志愿军驻地进行送别活动。撤军期间，朝鲜中央和地方赠送志愿军锦旗568面；金日成首相和各级政府赠送志愿军食品、工艺品、纪念品达数十万件。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撤军前，将1958年2月份定为“中朝友好月”，开展各种友好活动，增进中朝友谊。为了“把友谊留在千家万户”，在志愿军全军掀起了帮助朝鲜人民生产、植树、修渠、筑坝、铺路、盖房和为驻地人民打扫庭院、修理农具等劳动高潮。各部队组织了有1．6万人参加的960个代表团，分别向朝鲜各级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和人民军部队等告别辞行。志愿军干部战士赠送朝鲜人民的各种纪念品20多万件。
1958年3月11日，金日成首相等朝鲜领导人在志愿军第一批归国部队领导机关驻地举行隆重的欢送大会，热烈欢送这批即将离朝归国的志愿军官兵。金首相在大会上作了亲切的送别讲话后，举行了给首批离朝志愿军部队和官兵授旗、授纪念章仪式。12日，金首相等朝鲜领导人又到志愿军首批归国部队某部看望和送别即将离朝的志愿军官兵。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批归国部队开始在朝鲜某地火车站集中准备离朝时，车站上锣鼓喧天，从各地赶来欢送的朝鲜人民都穿着节日盛装，载歌载舞。当志愿军归国部队的先头部队到达车站时，站台上立即沸腾起来，掌声雷动，歌声嘹亮。在举行隆重的欢送大会后，欢送的人群和志愿军官兵跳起了秧歌舞和友谊舞。这批志愿军归国部队的第一列火车驶抵平壤时，志愿军官兵在一片欢呼声和欢迎人群的热情迎接下走下火车，每人胸前被佩上一朵大红花。欢送大会后在车站上送别时，欢送的人们和志愿军战士们一簇簇地围在一起，拥抱、握手、签名留念。许多朝鲜妇女把精心刺绣的荷包亲手系在志愿军战士的腰带上，把各种礼物送给志愿军。志愿军所乘列车经过定州郡时，有上万群众欢送；到达鸭绿江边境城市新义州时，6万市民依依不舍地送别亲人志愿军。
10月17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和直属部队隆重举行告别大会，向驻地朝鲜人民告别。10月23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杨勇上将、政治委员王平上将在平壤举行盛大告别宴会，向朝鲜领导人和人民告别。金日成首相接见了志愿军将领，并出席了宴会。24日，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在平壤举行隆重的授勋仪式，授予杨勇上将、王平上将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勋章--一级国旗勋章，授予志愿军副政治委员梁必业中将等高级指挥员以二级国旗勋章。同一天，平壤市各界举行隆重的欢送志愿军总部官兵归国大会。在这个大会上，朝鲜领导人将6847439人签名的《朝鲜人民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和中国人民的感谢信》交给率领中国人民代表团到朝参加“朝中友好月”的郭沫若团长和杨勇司令员；志愿军领导人将全体志愿军指战员签名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告别信》交给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这是两件充满深情、标志着中朝伟大友谊的珍贵信册。金日成首相在这一天举行盛大宴会，欢送即将离朝回国的志愿军总部官兵。25日，平壤市30万人欢送志愿军，其热烈情景激动人心。志愿军官兵满载着朝鲜人民的深情厚谊回到了自己的祖国。
我志愿军撤离朝鲜期间，朝鲜人民思念着与志愿军生死相依、休戚与共的件件往事。在他们热烈欢送志愿军的各个场合，欢送者与被欢送者洒泪惜别，又引起其他送别者和在场者流泪的事，是数不胜数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即将全部撤出朝鲜的时候，将自己的营房、营具、营房设备、物资、器材全部无偿地移交给朝鲜人民军接收。双方认为，这是中朝两国人民之间的战斗友谊的又一表现。
周恩来总理对我国和朝鲜兄弟邻邦之间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非常重视。他对中朝两国间的重要工作和问题，都亲自过问。周总理曾多次对我国出使朝鲜的大使反复指示：要尊重朝鲜的党和政府，尊重朝鲜领导人，尊重朝鲜人民，不要以大国自居、以恩人自居。还传达毛主席对中国人民志愿军指示的“要爱护朝鲜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的精神。毛主席、周总理在通过外交途径同金日成首相协商从朝鲜撤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略措施时，双方都互相尊重对方的意见。周总理在访朝时，重视和赞扬了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政府领导朝鲜人民取得的巨大成就；在参观访问中，以平易近人的亲切态度同朝鲜人民接谈，并再三表示要学习朝鲜的建设经验，学习朝鲜人民的优良品德和苦干精神。这都体现了周总理对待中朝关系、对待朝鲜领导和人民的高尚思想和谦虚风度。
周总理在处理对朝工作方面，强调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他一贯认为，社会主义友好国家间的援助是相互支援的关系。周总理参与决策和领导进行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斗争，是中朝两国人民在唇齿相依、患难与共的密切关系下互相支援，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最实际的表现。周总理在访朝讲话中指出，中朝两国关系是建立在民族平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并着重表示：中国政府认为，朝鲜人民击败美国侵略者，对保障中国安全和建设事业起了巨大支援作用；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战时、战后对朝鲜的支援，是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
周总理根据当时在国际上已得到广泛承认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解决朝鲜问题一贯主张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使朝鲜问题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从朝鲜撤出中国人民志愿军，是为此采取的主动措施。
周总理在建立和发展中朝友好关系方面的崇高指导思想和实践，为我们这些作过中朝友好工作和外交工作的人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和学习的典范。
周恩来总理为不断巩固和发展中朝友谊尽心尽力，受到朝鲜人民的尊敬和怀念。周恩来的名字在朝鲜家喻户晓。朝鲜上阳农业社在周总理访问后成为朝中友谊农业社。咸兴人民在留有周恩来足迹的兴南化肥厂广场建立周恩来铜像和纪念碑。1979年5月29日，邓颖超同志在金日成同志陪同下参加了周恩来铜像和纪念碑的落成典礼。在周总理访朝30年后的1988年3月5日，兴南化肥联合企业职工为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90周年举行纪念活动。他们献上四只巨大的花篮，摆上朵朵红花，怀着崇敬的心情在周恩来铜像前鞠躬致敬，表示深切的怀念。金日成主席曾评价周恩来同志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旗帜下，他十分珍惜用鲜血凝成的朝中友谊，为支援我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不惜一切。无论遇到任何风浪，他都美好地发展了我们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
周恩来总理对缔造和发展中朝友好关系的伟大功绩，在中朝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史上将永放光辉。周恩来总理对国际和平事业作出重大贡献，受到世界人民的崇敬。
李越然：日月千秋 松柏长青
13年前，在中华民族最需要周总理的时刻，“四人帮”的魔爪夺去了他的生命，而周恩来同志并没有离开我们。犹如日月千秋，松柏长青，他永远活在亿万人民心中。
1949年8月，古老的北京城沉浸在新生的欢乐之中。这年我22岁，随同刘少奇同志和他带领的第一批苏联专家一起从沈阳来京。作为一个青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前夕进了首都，又在丰台火车站生平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心情自然非常激动。
周恩来和中央其他首长前来迎接从莫斯科归来的少奇同志和同车进京的200多名苏联高级顾问。他不象我们曾在照片上看到的那样，络腮长须、飞行员的装束，而是一身米黄色的中山服，神采奕奕，英俊非凡。
人接到了，车队已准备进城，本以为周恩来同志也就要回去了。我想错了，他没有即刻离去。他在师哲同志的陪同下，顺着月台漫步走向我们乘坐的车厢。这节车厢里有十几位苏联妇女，他们是当年中长铁路沈阳分局苏联职工的家属，自愿参加专列餐车的服务，照料首次来华的苏联朋友，由分局长杜拉索夫带队一起来京。
“快看！周恩来向我们走过来了。”不知是谁这么轻声一说，车上的人都坐不住了，个个争着下车，前去握手问候。周恩来同志看到我和杜拉索夫站在一起，过来同我们握手，并问我：“你这个小鬼是搞什么工作的？”不知当时是由于高兴，还是紧张，我傻呼呼地只顾整理衣扣，忘了及时回答。师哲同志从旁插话：“我们在沈阳开干部会欢迎专家的时候，这个小伙子参加了几次翻译。”总理一听，微笑着说：“噢，那好啊，现在很需要有一批年轻的同志来搞俄文翻译。”
一
1949年，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开过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在东方大地上诞生。新中国面临着大规模的国民经济恢复和建设任务。在这个庞大而又极为复杂的领域里，充满了大量的新课题。历史本身决定了我们在当时的国内外环境下，只能首先学习苏联，借鉴他们的经验。这年夏天，刘少奇同志访苏回国时带来的那批苏联高级顾问，大多数都是在苏联各部门、各方面担任重要职务、经验丰富的专家。首席顾问科瓦廖夫（我们称作总顾问）曾是苏联交通部部长，卫国战争时期是一位将官军衔的运输指挥员。
我们的党和政府对于苏联专家来华支援我国的建设事业，给予了高度重视。
1949年，十月革命节前夕，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同志一起到铁狮子胡同专家寓所出席了专家们的庆祝集会。毛主席讲了话，欢迎专家，祝他们工作得好，生活得好。我党中央政治局许多位领导人亲临寓所参加集会，全体苏联专家深受鼓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