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苏联专家的全部工作，始终都是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进行的。
周恩来同志日理万机，但自从以科瓦廖夫为首的苏联专家进京之日起，他仍要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亲自关心苏联专家们的工作和生活。他讲：“苏联专家千里迢迢来中国帮助建设，我们应该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做好我们自身的各项工作，发挥他们的作用。”
科瓦廖夫等苏联专家住的宽街铁狮子胡同寓所，是一座十分雅静的传统式大庭院。1949年10月间，周恩来到这里看望专家们。他在同科瓦廖夫的谈话中说：“我们很需要专家的帮助，他们是一支重要的力量。不过，他们刚来不久，对中国的情况还不熟悉。我们可以请各部门的负责同志给他们介绍情况。”根据周恩来同志的部署，陈云同志在这里主持了两次重要的会见。当年中财委和文教委系统各部门的主要领导人都出席了，同苏方组长以上的专家骨干会见，建立了各自对口的工作联系。彭真同志在政法口主持了同样的会见。陈云、薄一波、李富春、吕正操等领导同志有时到这里与科瓦廖夫谈话，交换意见。
为了加强对专家工作的日常领导，早在1950年周总理就指定由伍修权、杨放之两位领导同志牵头组成专家工作小组，以便及时了解情况，调查研究，监督检查政府有关政策的贯彻执行。
从1953年起，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逐步建立健全了专家工作的组织机构。在国务院内设立了专家工作办公室。1954年与原有机构合并，成立了国务院直属机构--外国专家工作局。为了总结和交流专家工作经验，在内部发行《专家工作通讯》，刊名就是周总理题写的。此外，定期用俄文发行《内部参考资料》，以便苏联专家更及时地了解我们各方面的工作方针和政策。国务院副秘书长兼外专局局长杨放之同志定期地向经济和文教两方面的总顾问介绍我们的情况。这些做法和措施对加强中苏双方同志们的了解，加强合作都是有力的推动。
科瓦廖夫平时在寓所召开会议，听取汇报较多。他对中国的情况不太了解，1950年奉调回国。此后，来华接替他工作的，在经济专家方面，先后有阿尔希波夫和毕考尔金。这两位总顾问同我国各个部门之间的合作一直很好。1952年周总理出访苏联的时候，毕考尔金和当年中财委计划局的几位专家奉召到莫斯科协助中国代表团工作。他们对于苏援项目问题，特别是在聘请专家方面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协助陈云、富春同志做了不少具体工作。周总理表扬了他，说他在聘请专家问题上帮助我们做了很好的努力，“人数削减了，而专业更加对口了。”
我国各有关部门（包括基层）也经常请苏联专家做报告，做讲演，或举行学习班，介绍苏联的经验。许多专家的报告、演讲材料或建议方案都是很有价值的，很受中国同志们的欢迎。可是，也有些专家的报告内容谈原则多，对我们的实际工作不太适用，甚至有人做报告引语连篇，“洋八股”很浓。这些报告或讲演是不大受欢迎的，因为这样的内容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而且方法本身也是不成功的。
为此，周恩来同志十分重视向苏联专家介绍我国的情况，委托外专局有计划地组织各有关领导同志向全体专家做报告，他本人首先带头这样做。他除了亲自到国际饭店礼堂向全体在京苏联专家做政策报告之外，有时在国内给有关部门做报告的时候，也通过外专局组织苏联专家参加。有一次，周总理在中南海怀仁堂给工交口几个专业会议的代表做报告，阿尔希波夫等近百名苏联专家都听了。在这次报告中，周恩来同志阐明了当年我们关于“一长制”的看法，强调我们实行的是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既借鉴苏联的经验，也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研究我们自己的厂矿管理体制。周恩来同志在紫光阁接见一批即将期满回国的文教专家，在讲话中，又一次谈到：“学习苏联经验不能有教条主义，照搬过来的东西是不适用的。”
总理的这些讲话深受苏联专家们的重视。应该说，长期以来苏联专家在中国与各部门的同事一道合作，朝夕相处，关系是很好的。在这方面，我国的冶金部、煤炭部、铁道部等部门都取得过好的经验。在国务院召开的专家工作会议上受到了总理的表扬。
随着我国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实施，苏联专家的人数日益增加，所涉及的方面也更加广泛。在我国各部门的实际工作过程中，如何对待援华的苏联专家问题，逐渐反映出两种比较明显的思想倾向：一种是过分依赖专家，对苏联的经验机械地照搬。这是主要的倾向。另一种是某些部门或单位把专家请来了，但没有很好地使用，有的专家来华后一时发挥不出应有的作用。两种倾向实质上反映着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在中苏关系最盛期，应该怎样正确认识和对待学习苏联经验的问题。
周恩来同志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针对具体实践中出现的倾向，就有关苏联专家工作问题，先后有过多次重要的指示。追忆他所阐述过的指导思想，大致可以归结为三条：
（一）学习苏联经验不可机械照搬，要结合我国实际消化运用；原则方针问题，必须自行决策，不能依赖苏联专家。（二）对全体专家要热情相待，主动介绍情况，认真研究分析专家们的建议，不能给坐“冷板凳”。（三）顾问要减少，根据急需聘请专业对口的技术专家。
总理的这些指示从原则的高度明确了我国对外国专家的基本政策，并成为我国独立自主的对外方针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指示精神曾分别体现在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在不同时期制定的外国专家工作的规定之中。
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了，不论双方有多少意见分歧，不论事物有多大的曲折，赫鲁晓夫一道命令把全体苏联专家统统撤走，这实在是太不识事务，是倒行逆施，损伤了两国人民间的传统友谊。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为全体苏联专家举行盛大的告别宴会，他代表中国人民表达了惜别的心情，表示苏联专家们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的。在西花厅接见阿尔希波夫的时候，周总理亲手给他授予了友谊纪念章。
二
凡是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同志都深有感受：他作为领导者在工作中对每位工作人员都有严格的要求，而作为同志对每位工作人员则是十分体贴和爱护。尤为珍贵的是，他严于律己，遇事当众做自我批评。
1952年在莫斯科，周总理审阅一份有关换聘延聘苏联专家的文稿，他把马列同志和我找了去，问道：“你们说说，49加3等于多少？”一下把我们问愣了，细细一算才明白，经我们统计的数字算重了一个人头。总共应该是52，而不是53。他批评得好：“不能马虎，文件一旦送出，连算数都有误，人家岂不笑话，……”我们脸上火辣辣的，而心里感到温暖。他如此细致，我们很受触动。
1954年日内瓦会议之前，周恩来同志对代表团的筹备工作亲自过问，抓得很紧。他委托章汉夫和炳公（王炳南）逐项检查落实。组织模拟演习记者招待会，发言人黄华与“外国记者”逼真地对话，段连城、李肇基等优秀的译员也都反复操练。代表团的英、法、俄语译员在国内都是第一流的，照样一个一个地进行专项考核，直至每人的总平均分数合格。副外长李克农同志身体不太好，而当年的专机又小，在蒙古上空颠簸比较厉害。恩来同志安排他先乘火车经满洲里到伊尔库茨克再接续航程。他把我找去，一再叮嘱，要我配合黄树则同志一路精心照料，特别是进入苏联境内，更要与苏方保持联系。直到在伊尔库茨克见了面，克农同志的健康一切正常，总理才放心了。到了日内瓦总理下榻在万花岭别墅，他把随同工作人员（包括司机、打字员、洗衣工人）的食宿安排都看了一遍，自己方去休息。并向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和其他主管领导交代：“大家都是第一次来，工作又很辛苦，食宿条件要搞好，不要只顾我……”。会议进行期间，总理要我们整理一份某些代表团对协议草案的意见。陈家康、马列和我承担这件事。我们搞好一份打字稿送给了他。恩来同志一看，把马列和我找了去，说：“看得出你们是花了些功夫，整理得很干净。可这怎么行呢？我不是要材料好看，而是要知道原文是什么样，现在是怎么改的，要能比较，这样才便于分析研究其中的变化……”我们把这份不合格的卷子拿了回来，重新进行了整理。这次合格了，可他却说：“让你们重来了一遍，这怪我事先没有交代清楚……”。
亚非会议之后，总理在北京举行酒会，招待有关国家的驻华使节。酒会准备得过于简单，几碟糖果、炸土豆片和花生米。总理不甚满意。散会后，他没有责备工作人员，而是说：“这事怨我布置得不细，首先由我负责。”贺老总在一旁着急了，插话说：“这怎么能怪总理呢！外交部节约应该，可也不能到这种地步。”事也巧，就在这个时候，缅甸使馆的一位参赞匆匆忙忙跑上楼来，说他夫人走丢了，上楼来找。他一看周恩来同志正在大厅讲话，赶忙鞠躬道歉，忙着退出去。总理对他说：“没有关系，我们是检查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如果你愿意，可以听……”
1965年春天，五一节刚过，西花厅的几位同志陪着总理到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来，在前庭过道上我与他迎面相遇。他问我：“你都在忙些什么？怎么不常见你？”我回答说已经调动了工作。他又问：“调哪儿去了，搞什么？”我说到第二外国语学院担任教务行政工作。“嗅！那俄文可不要丢了，很有用啊！”说完还叮嘱我要把新任的工作搞好。想不到，这竟成了我一生中最后一次同周恩来同志的几句对话。
“文化大革命”初期，总理先后三次到二外视察。这时候我已经“靠边”了，只见他在礼堂里坐在马扎上听学生们发言，还见到他在职工食堂吃午饭。自己出粮票，自己付钱。更想不到，这竟成了我一生中最后一次见到周总理。
恩来同志与世长辞了。当年，我被剥夺了向他老人家遗体告别的权利，更没有可能去护送灵枢。我站在复兴门马路的台阶上，望着灵车徐徐西行，我的心与千百万群众泪水浸透的心汇合在一起，共声呼唤，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您不能离开我们，您没有离开我们……
杨琪良：我印象最深的几件事
一
1954年“日内瓦会议”结束后，周总理准备在回国途中访问波兰。
我驻波使馆，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外建立的第二个大使馆。当时的大使是曾涌泉，我任政务参赞。使馆的主要干部，都是刚刚放下枪杆子、走出山沟、来到国外不久的外交战线上的新兵。正如周总理在我们出国前所教导的那样，我们只能是边工作，边学习。因此，总理访波的消息既使我们为之兴奋，激动，也使我们感到有些紧张。
总理到达华沙后，我们立即把波方的活动安排报告了总理。他的回答是“客从主便”。这充分反映了周总理一贯坚持平等待人，尊重友邦的外交风格。当他是客人时，就强调“客从主便”；当他是主人时，又强调“主从客便”。他这样做的结果，反而使对方更加尊重我方。
周总理访波期间有一项活动是，在一个群众大会上发表长篇讲话。开始，讲话稿由使馆草拟，总理阅后首先肯定我们的成绩说：“太难为你们了，看得出来，你们还真下了一番功夫！”他接着说道：“我们还是只讲加强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友好关系，赞扬波兰人民反抗德国法西斯的英勇斗争及目前为建设美好生活而奋斗这个主题为好。原稿中涉及波兰与第三国的问题，尚无研究。要知道，我们是个大国大党，又有毛主席的威望，人家对我们的话往往看得较重一些，所以，还是慎重一些，以不提及为妥。”于是，根据总理的指示马上组织人改写。从午夜零时到四时，稿子终于改出来了，立即送总理审阅。这时我们可以稍微休息了，可总理还要继续工作，他的精力真是过人啊！
波党中央决定给周总理授勋。周总理对我说，这件事要请示中央。他当即给毛主席和党中央拟了电报稿，要我回使馆立即发出。我不解地说：象这样的事总理就定下来了，回国后再报告中央就行了吧！总理说：这是纪律，不请示主席怎么能行？结果，毛主席立即回了电报，同意接受。平时，总理总是教导我们要严格遵守外交纪律，我从这件事看到，周总理的确是言行一致，以身作则的表率！
周总理访波即将结束，使馆借用波方刚刚修复的一个大厅，以周总理的名义搞了个辞行招待会。
那天，周总理仪表堂堂，风度翩翩，征服了所有的来宾，以至发生了一个谁也没有料到的情况：当周总理致词已毕，举杯敬酒时，酒杯里竟空空如也。我急忙跑去，把聘请的波方招待员们从呆滞状态中唤醒，去斟酒。原来，当周总理陪贝鲁特等贵宾入场时，把人们的视线和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了，人们只顾了看啊，鼓掌啊，……招待员们竟忘了及时斟酒。
后来，客人邀周总理跳舞，总理那娴熟的舞步，多采的舞姿，使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倾倒。一些西方国家的大使不断地点头，纷纷赞叹道：“How wonderful，How wonderful（妙极了）！”恰好我国著名歌唱家周小燕也在场，总理动员她邀贝鲁特同志跳舞。小燕同志的德语很好，贝鲁特也善德语。两人跳起舞来，非常和诣。总理、贝鲁特兴致勃勃，踏着欢快的音乐节奏连跳数场，场内掌声阵阵，招待会的气氛达到了高潮。
四天的访问，日程安排得满满的。我和总理的随员们日夜在一起，为协助总理工作甚感幸运，也亲眼看到总理的休息时间，每天仅有4、5个小时，实在太辛苦了！总理的座机原定早8时起飞，经莫斯科回国。我婉转地向总理说，“总理太辛苦了，这样搞我们年轻人也够呛！建议总理10时起飞，早晨起床稍晚一会儿，不然到了莫斯科又没法休息了。”还没等我说完，总理立即严肃起来说：“为什么要推迟起飞时间？早已定了怎能更改？那样会给人一个什么印象？”结果，总理只休息了4小时左右就按原定时间飞离华沙了。周总理严于律己的作风，实在令人敬佩！
二
1963年12月下旬，周总理在陈毅副总理兼外长陪同下访问了摩洛哥王国。这是一个地处北非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的美丽国家。我当时是驻该国大使。
哈桑二世国王十分重视周总理的来访。本来接待外国元首的国宴早已采用欧洲国家通用的惯例--西式两菜一汤，但在接待周总理时，却破例地举办了极为丰盛的“烤全羊”、“巴斯提拉”、“古斯古斯”等传统名菜国宴。参加宴会的外国使节们也为之惊喜万状！主人陪着主宾围着一张矮脚长方桌席地盘膝而坐，菜盘子直径有八九十厘米，能放下一只整羊。席间，好客的主人，首先用手选一块最好的肉，放在周总理的食盘里。每上一道菜都是如此，以示对客人的尊重。周总理也照样回敬。总理和陈总一再盛赞摩洛哥饭菜堪称世界佳肴，哈桑国王则称赞中国饭菜乃世界之冠。
宴会是在王宫举行的。宴罢，哈桑国王邀周总理和陈总到他的会客室待茶，他把我也拉了进去。茶是中国绿茶（最喜珍眉），加上一把鲜薄荷和很多“面包糖”*［“面包糖”是白糖经加工成近似冰糖的面包状糖块，用时以铁器打碎。］，放入特制的大铜茶壶里用木炭火煮。有茶官专司此职，经他品尝认为够标准了，才斟入特制的精美的银托玻璃杯内，送到客人面前。茶呈淡绿色，清凉香甜，别具风味。
宾主边喝茶边闲谈，无拘无束，十分融洽。周总理对摩洛哥特有的吃茶方式表示欣赏。哈桑国王解释说：这是80多年前流传下来的吃法。接着又说，摩洛哥有1200万人口，年需绿茶12000吨，摩洛哥人民离不开茶，面包、茶叶、糖，是人民生活三要素，没有茶叶人们会造反的，所以希望中国多供应一些茶叶。总理马上说，听说了。贵国喜欢的那些绿茶品种，在中国只产在一个特定的不大的地区，产量有限，国内市场没有出售，统统供应了贵国。总理表示，回国后再研究一下能不能扩大生产，如能，问题就好解决了。哈桑国王深表谢意。
蓦地，哈桑国王提出一个问题。他笑着说，当今世界象我们这样的国王、皇帝已为数不多了，不知以后会怎么样？总理和陈总听了都笑起来。总理说，你们可以组织一个委员会，开个会商量商量嘛！陈总接着说，亚洲有个西哈努克亲王，我们是好朋友，可邀他参加开会。总理又说，陛下可以担任这个委员会的委员长嘛！说完，三个人一起哈哈大笑起来。我在一旁暗想，哈桑国王可能有所准备，问题提得巧妙，但周总理和陈总回答得更妙，妙极了！
周总理和陈总在王国首相陪同下，参观了一座意大利帮助兴建的炼油厂。总理很有兴趣，询问得非常详细。回到住所后，总理对我说，记住，回国后一定要石油部派技术专家来看看这座炼油厂。还说，外国帮我们在兰州建的炼油厂，同这个厂的生产能力相当，而这个厂，包括技术训练班在内，总共才有300多名职工；兰州炼油厂却有6000人。人力浪费，成本增高，相比之下多么惊人！所以很值得来看看。果然，总理回国后，很快就要石油部派了一位总工程师来此考察。据他说，这个厂不但人员节省，而且由于管道布局合理，占地面积也节省很多。
一次总理留我共进晚餐，边吃边扯。从摩洛哥的饭菜扯到对摩的印象。总理对我说，不要忘记摩洛哥是非洲国家中第二个同我国建交的国家，两国有许多共同语言。
饭后吃水果，大家盛赞摩洛哥的蜜柑个儿大、皮薄、汁儿多、香甜可口。总理说，全世界柑桔的老祖宗在中国，可是近几十年我们的柑桔退化了，原因是没有科学技术人员去研究它，改良它。中国的旧政府无人过问，西方国家则有科技专家来研究，不断培育出优良品种，问题就在这里。我介绍说，据摩朋友讲，世界上有两位最著名的柑桔专家，其中一位是法籍教授，就在摩植物研究所工作，使馆和他有来往，很友好。我问是否可请此人去中国讲学？总理说，我们先从国内派几位专家来看看。他说，有些人不亲眼看一看是不会相信的，然后再邀请这位专家去中国讲学。可能的话，再搞些良种树苗运回国去。果然，总理回国后不久，就派了广州和西双版纳两个植物研究所的专家来摩考察，并在法籍专家的协助下挑选了已嫁接好的30来种良种树苗300株，于1965年初空运到广州。这位柑桔专家也应邀访问了我国，做了几次学术报告。
从炼油厂和柑桔这两件事上，我深深体会到，总理一再要求驻外使节要懂些科学技术知识的深刻含义，因为不懂技术知识，不了解与此有关的国内情况，就不能向国内提供有益的意见；由于周总理对国家建设极为关心，情况很熟，他对许多事物有着广泛和浓厚的兴趣，因此能及时发现对我国建设有益的因素，加以利用。仅这一点，就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一天晚上，总理拉我到住所的花园散步*［总理住在哈桑国王王家花园内的别墅里。］。总理一边慢慢地走，一边对我说，在北京已是隆冬天气，这里还到处鲜花盛开，你选择的这个国家真是个好地方啊！说着，总理也笑了。然后他又说，这个王朝有反帝反殖的历史，是爱国的。你的前任大使同王室关系搞得很不好，是个严重错误。他看不到我们同王室的共同语言，怎能搞好反帝反殖统一战线呢？你同王室及其政府的关系搞好了，看得出，国王是满意的，这就做对了。我说在摩还可以做非洲很多反帝反殖反种族主义的政治活动家和政治组织的工作，鼓励和支持他们的解放运动。总理说，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嘛！你们驻在非洲国家就要了解非洲人的心理和想法，不了解人家的想法，怎么能同人家搞好团结？他还以不久前建立的非洲统一组织一事为例，说明我们向国内及时报告情况对中央决策很有用，鼓励我继续努力开展工作。就这样，我同总理边散步边汇报工作，总理也边听边作着重要的指示。直到夜深了，我才陪总理回别墅。
三
我国从1949年11月开始向国外陆续派出国家代表机构--大使馆。1950年开始，外国的代表机构也陆续派往北京。这就把外交部的后勤工作提到了日程上。当时，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国内外的房子问题。特别是外国代表机构来到北京，急需办公、居住用房，我国政府必须尽快予以解决。但是，旧北京留给我们的房子根本不够用，能作外国代表机构的用房就更少了。为了外交上的需要，周总理不得不亲自过问这个棘手的问题。他指派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负责同志协同外交部的同志到处看房子，不管哪家占用着，只要适合作使馆用，总理就亲自出马做工作，要人家把房子腾出来。杨秀峰同志的办公用房就是总理做工作，腾出来作使馆的。总理总揽国家大事，日理万机，这些具体事务真不该耗费他老人家的精力。1954年底，周总理决定成立外交部总务司，把外交部在国内外的后勤工作统管起来。
1955年初，我奉命调回外交部。3月3日回到北京，5日去部报到。当天晚上，常务副部长张闻天同志同我谈话说，总理已决定，要你任总务司长，并说，我们只让你干一年，打个基础。接着，他把总务司的工作任务和范围向我做了交代。我接受了任务。结果，一干就是6年多。
我第一次列席周总理兼外长召开的外交部党组会时*［那时各司正司长都列席部党组会。］，总理见到了我，提到总务工作。他说，后勤工作必须加强，要好好抓一抓，为外交部在国内外工作的同志解决一些问题，使他们能够安心，更加努力地工作。他说，现在我们的大使们连个安家的房子都没有，这怎么行呢！来京的外国使馆也越来越多，到时候房子解决不了，你这个总务司长可吃不了兜着走！总理说到这里自己也笑了。他继续说，建房子要贯彻坚固、适用、美观、大方的方针。他指出，国内外的外事用房都要符合一般国际水平，要注意节约，也要注意国际观瞻；不同人家比豪华，也不要失于简陋寒酸，要同我国的国际地位相称。他还说，接待外宾也应掌握这个精神。
当时国内正开展反对浪费厉行节约的运动。总理问我，外事经费能不能节约一些？他要我们研究研究。他还提到驻外人员的工资问题。他说，外交人员在国外的生活水平和开支，是应该比国内高一些，这是工作上的需要。但是，国内还是低工资，所以要安排得适当。他指出，国外人员除正常花费外有点节余也是正常的，以后，随着国家财力的增长和国内工资的提高，再不断调整就行了。
总理对外交部的后勤工作给了明确的指示，使我这个外行人增强了信心。总务司的全体同志为贯彻总理的指示，决心牢固树立“为机关工作服务，为机关工作人员服务”和“节约”的思想，齐心协力，艰苦奋斗。当时外交部财政相当紧，又无建筑力量，困难确实不小。但是，在周总理的关怀和部党组的领导下，在有关的国家机关和北京市的支持协助下，我们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落实了周总理的两项指示，基本解决了外交部国内外人员在京的用房问题和外国驻京机构的用房问题；驻外人员的工资问题，也根据总理的指示精神作了适当的调整。
在住房问题基本解决以后，为适应外交发展的需要，1958年10月中央决定建国宾馆，以便在建国十周年大庆时接待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政代表团。中央责成外交部负责筹建，部党组又把任务交给了总务司，具体要我负责这项任务。
在北京市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建筑地点选定西郊钓鱼台地区。当时这里是一片荒岗坟场，但滨临玉渊潭，可在“水”字上做文章。这块地，面积有46万平方米，可以搞成一座大型的内藏花园别墅式的宾馆，创造一片幽美的环境。外交部和中央办公厅以及周总理、陈总都批准了这个设计方案。在建筑过程中，总理和陈总还多次查问工程进展情况和遇到的问题。在他们的关怀和支持下，钓鱼台国宾馆很快建成了。在接待客人之前，总理和陈总视察了宾馆，甚为满意。总理说，十大工程都是大建筑，宾馆的特点是环境幽雅和精雕细刻，这里也有个大，就是整体上是一座大公园。
为庆贺钓鱼台国宾馆的建成，周总理和陈总还把我和副司长国鹰、翟荫堂和沈勃（设计院长）、张开济副总工程师等人找到人民大会堂，共进晚餐，总理兴致勃勃地向我们祝了酒。他还问到了宾馆的造价。我向他汇报说，造价比十大工程都低。整个宾馆，包括院内的地下管道、桥梁、道路等在内，总共建筑面积67000平方米。每平方米造价240元左右，共约1600～1700万元。总理听了说，就是要学会少花钱多办事，还要办得好！
在建设钓鱼台国宾馆的同时，周总理几次提出“到了建外交大楼的时候了”，要我们抓紧做准备工作，待宾馆建完接着建外交大楼。根据总理的指示，总务司开始筹备建外交大楼的工作。首先，在征求各司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筑方案，报部批准。接着又根据我部宿舍都在东城的情况，在东长安街方巾巷以西选定了地点，并计划在办公大楼后面建一个汽车楼及宿舍区。这个计划得到总理和陈总的认可。但是巧得很，宋庆龄的住宅就在这个区域内，这可不是一般的搬迁户。总理知道后，就亲自出面动员她搬了家。我们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平面设计并制出了模型，楼高14层，东西正面楼宽200米，楼前有一个纵深60米的大院，以便外国使节停车。周总理、陈总及有关领导审阅了平面设计图和大楼模型，一致认为大楼外形线条丰富、体态庄重、美观大方、很有气魄。最后，总理批准了这个方案。
后来，我们的国家遇到了始料不及的困难。为了不再给国家增加新的困难，经陈总报总理批准，这项工程于1960年春天下马了。
建外交部大楼，是周总理多年的愿望。陈总最后一次同我谈这项工程时，十分惋惜地说：“唉！外交大楼啊！周总理讲过多次了，真个没办法，还是下马好！”他从来不吸烟，这时却向我要了一支烟，边吸烟边叨念着……。看得出，他们是为了国家整体的利益，忍痛砍掉这个建设项目的。
以上所述，只不过是周总理外交实践长河中的点滴。周总理为开拓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培养外交队伍，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丰富的外交经验和外交思想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他言传身教，感人至深的外交风格永远值得我们外交人员学习。
戴 平：周总理是礼宾工作者的楷模
我自1950年初调到外交部工作以来，多半时间是在礼宾司度过的，曾亲耳聆听周总理的教诲，目睹周总理的为人。
一、他心里总是装着别人，唯独没有自己
1965年夏，非洲某国元首来我国访问。北京访问结束后，周总理又赶到上海同在那里访问的客人继续会谈。客人圆满结束对华访问离开上海回国时，按惯例，机场安排了3000多群众欢送。正当周总理和上海市领导同志陪同贵宾步入机场，在欢送队伍前绕场一周时，突然乌云盖日，雷声隆隆，狂风大作。欢送仪式尚未结束，雨点已落了下来。客人登机后，瓢泼大雨倾盆而下，淋透了机场上每一个人。雷雨交加，总统专机不能马上滑向跑道。周总理纹丝不动地站在机前，执著地尽主人送客的礼仪。整个欢送队伍看着总理，也坚定地站在自己的岗位上。隐隐可见机舱内客人在挥手示意，请周总理进候机楼。警卫同志为总理打起雨伞，被总理拒绝了。大家都担心总理的健康。大概是认为礼宾官员上前比较合适，他们让我再次给总理送伞。我提起伞走到总理跟前，恳求地说：“总理，挡挡雨吧！”总理转过头看了我一眼，严肃又慈祥地说：“群众不也在淋雨吗？我怎能忍心自己打伞呢？”听了总理的话，我心里一阵热乎乎的。
按原定计划，送走外宾后，总理留在上海处理公务，我们工作人员在客人起飞后乘机返京。这时，看着被雨水浸透的我们，总理当场指示，要我们先回宾馆。回到锦江饭店，服务员为我们送来了热腾腾的姜汤，并说：“这是周总理嘱咐为你们准备的。喝完姜汤赶快把湿衣服换下来，我们好送去浆洗。”顿时，同志们的眼睛都湿润了。总理啊，总理！大雨淋透了您全身，您无动于衷，却为工作人员作出了周到细致的安排。您心里装着他人，唯独没有您自己。
二、他总是为外宾想得很周到
1965年8月下旬，尼泊尔王国大臣会议副主席比期塔访华，在离京赴外地访问的当天上午，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代表团。送走客人后，总理对我说，礼宾司总是喜欢安排大项目给外宾看。当然喽，大项目不是不能给外宾看，而是要看来访客人的具体情况。尼泊尔多山多水，是内陆国家，交通运输存在一定困难，当前以发展小型水力发电站较为有利，也较合算。你们今后要注意。总理一席话一针见血点出了我们工作的不足。当时我们考虑到尼泊尔水力资源丰富，有待开发，安排了客人参观水电站，但却是大型的新安江水电站。回到钓鱼台国宾馆，我马上给浙江省外事办公室挂长途电话，将总理对礼宾司的批评和指示告诉他们，并请其报告省领导同志，研究补救办法。浙江同志雷厉风行，在下午代表团抵达杭州时，已调整了日程，增加了安排客人参观双龙洞小型水电站。这个小水电站共有四级，规模不大，投资不多，工程设备也不复杂，却解决了山上山下大片居民的用电。外宾从山顶沿弯弯曲曲的山涧小道，逐级参观，下到平地，参观也就结束了。他们边看边感叹地说，修建这样的水电站，我们的国家发展就会快得多了。很明显，他们真正感兴趣的是双龙洞水电站，而不是新安江水电站。
又如，1966年4、5月间，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来我国访问。在筹备这次接待时，周总理针对阿尔巴尼亚地理形势和粮食不足的情况，指示礼宾司一定要安排他们参观一个生产队，而这个生产队最好是在自然条件很差的情况下，经过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农副业生产有较好收成，人民生活较前有明显改善的。对此，北京市外办给予了大力协助，他们分路察看了好几个生产队，礼宾司同志也一起去了房山县等地。各队都各有特点，但都不完全符合总理的指示精神。后来，中央农办领导同志推荐了河北省遵化县沙石峪生产队。我把调查情况和中央农办的建议向总理作了汇报。总理稍加考虑，即指示由王炳南副部长带公安部一位副局长及我前往沙石峪，并指示空军司令部派一架子爵号飞机和一架直升飞机送我们前往。第二天我们到了沙石峪。王炳南副部长作了非常仔细的调查和实地考察，认为基本符合要求。傍晚回到北京，向总理作了汇报。总理听后露出了笑容，打趣地说：“你们是不是说得好了一些？”大家不由得笑了。
周总理亲自陪同谢胡主席参观沙石峪，回程还参观了王国藩大队展览室。参观中，谢胡主席问得非常详细，周总理也不时提出问题，作些指示，并同社员交谈。参观效果很好，超过了我们预期的目的。谢胡主席表示：中国同志能在如此贫瘠的山地上造出良田，生产粮食，栽种果木，使外出逃荒要饭的人重返家园，过好日子。阿尔巴尼亚条件比这里好，我们向中国同志学习，也一定能生产出粮食来。他请周总理送他们一部介绍沙石峪情况的纪录片，以便回去号召并激励阿尔巴尼亚人民因地制宜开发山区。
三、他是廉洁奉公的楷模
记得是1964年初秋，蜜桔收获季节，礼宾司接到总理办公室的电话，要礼宾司以总理名义给柬埔寨王后送一些蜜桔。我们在办理这件事的过程中感到以国务院总理头衔赠送大亲切，便建议以周恩来个人名义签字赠送。很快得到总理办公室答复：总理同意我们的意见，并交代这次赠礼费用由他个人负担，不能向公家报销。听了这话我愕然不知所措，脱口而说：这要花总理多少钱呀！？当时我们认为不管是以国务院总理名义，还是以周恩来个人名义，都应由公家报销，因此没有考虑费用问题。蜜桔本身不贵，但运费可观！总理的警卫秘书说，总理的银行存折上目前只有400元，尽量省着些用吧！我又是一惊，我们出的主意给总理添了麻烦了。我们的周总理真是世界上少有的清廉的总理，公与私的界限是那样的分明。我心里十分不平静，找了几个同志商量，既要按总理的指示不花公家钱，又要千方百计节省总理仅有的400元。人多主意多，终于想出了个好办法：托便人带。这样省却了昂贵的运费。事情办得相当顺利，王后接到礼物后非常感激。
周总理生活十分简朴，多少年来，周总理出国访问，按规定发给的服装补贴费，他从不领取。1966年6月，周总理出访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巴基斯坦三国。考虑到他的衬衣大都已破损，我们几个人决定为他添置了两件衬衣。到了国外换洗时，总理发现新衬衣，当即查问是怎么来的，并批评不该这样做。
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是周总理一贯遵循的原则。1965年，我们一架专机送外宾到上海出境。在锦江饭店遇到了总理的警卫秘书，交谈中得知上海军医大一位女同志要到北京看望邓大姐。我表示，明天我们是空机回京，她可以同我们一起走。晚上，俱乐部礼堂有晚会，总理和工作人员都出席了，当我们来到礼堂时，偶然地听到总理在批评一位年轻女同志，意思是说，她自己要去北京看邓大姐，就自己买票去，不要沾公家的便宜。我当即意识到，这是由我引起的。于是走上前去，向总理解释，这事是我的错，是我叫她明天一起走的。总理犹豫了一下，对我说，原谅你这一次，但到了北京不要派车送她，让她自己乘公共汽车去。在机上和这位年轻同志聊天时，我说我们常有空机来往于北京、上海之间。她说，我可不敢再沾光了，伯伯说了“下不为例”。这时我才知道她是总理的侄女。
1966年6月，周总理到巴基斯坦访问时，巴方领导人给总理送了一批芒果。使馆同志包装成了三箱。回国途中，总理到新疆视察我国导弹基地。离开前，总理嘱咐留下一箱芒果给长年在沙漠工作的同志们品尝。回到北京，其余的两箱分别送给了毛泽东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
周总理对礼品的处理极其严格。我在礼宾司工作期间，接触到外国人给周总理送礼的数量是很大的，但从未见总理派自己办公室的人或警卫人员到礼宾司取过礼品，总是要我们上缴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
朱学范：征途指引赖周公
每当我想起周恩来同志对中国工人运动的关怀，想起他对我参加国际工人运动的指导，想起他对我全家人的深情爱护，就禁不住泪眼汪汪。他的声音，他的笑貌，他的手势，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一、三次会晤
1939年在重庆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同志。当时，国民党和共产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全国处在抗日战争的连天烽火之中。周恩来同志从武汉来到重庆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并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统一战线工作。这时，我出席第八届国际工会联合会代表大会和第二十五届国际劳工大会后回到重庆。那是重庆一个难得的明朗的天，经张晓梅同志的安排，我在红岩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周恩来同志。一见面，他就迎着我亲切地说：你在国外辛苦了。我扼要地向他汇报了在苏黎世开会的情况，他听得很仔细，还问到关于国际工联和英国工会大会以及我认识的一些欧美各国工会领袖的情况。尽管周恩来同志早年曾在法国勤工俭学，对欧洲几个大国工会的基本情况早已熟悉，他还是问得很仔细，听得很认真。我从他的谈话中，产生了一个新的念头，就是在有关工会的国际活动中，中国劳动协会应该同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合作。我把这个想法对他说了，他立刻提高了嗓音说：这样很好，我来向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建议，加入中国劳动协会为团体会员，共同开展国际活动。我立即表示欢迎。不久，中国劳动协会在重庆召开第二届年会，我当选为中国劳动协会理事长，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加入中国劳动协会为团体会员的决议。这就为以后解放区工会代表参加中国劳动协会代表团出席世界工会代表大会，建立了合法的根据，充分表现出周恩来同志的高瞻远瞩。
我第二次见到周恩来同志，是1945年9月，在重庆工人福利社。当时，抗日战争刚结束，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的意愿，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政治主张，为建立一个光明的新中国而奋斗。国民党则坚持法西斯独裁的一党专政，要维持一个黑暗的旧中国。我国工人运动处在严峻的关头。
9月8日，周恩来和王若飞同志应邀参加中国劳动协会重庆工人福利社的开幕典礼。我陪着他们参观了福利社、工人医院。周恩来同志向我详细地询问各项福利事业的情况和工人们的反映意见，并同我谈了关于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工会的团结统一问题。他提出了几点具体意见：第一，出席即将在巴黎举行的世界工会代表大会的代表团，由中国劳动协会组织联合代表团，包括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和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的代表三人（董必武、邓发、章汉夫）组成，以示一致和统一。中国工会代表团在世界工会代表大会上要力求协调一致，在报告各自地区或工会生活时，应由各单位代表自己负责说明。第二，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已加入中国劳动协会，解放区各职工会亦宜加入。第三，中国劳动协会召开1945年的年会时，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和各解放区职工会决定参加，共同筹备成立全国职工联合会。第四，上海原有20万有组织的职工与解放区有联系。由于中国劳动协会已派水祥云乘飞机前往上海，建立上海市总工会，因此，对上海工人运动亦采取统一组织办法，力求联合一致，共同争取工人生活福利和文化教育待遇的改善。我对他提出的战后我国工人运动坚持团结统一的方针和几点具体措施，表示完全同意。9月9日，周恩来同志给在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的董必武同志写信通报他同我会谈的情况，同时他给中国劳动协会和我送来亲笔信。他在信中写道：“陕甘宁边区职工联合会久以团体会员资格参加贵会。兹因边区及中国各解放区职工联合会正在筹备联合组织，在弟上月离延之前，曾与该筹备会主任邓发先生谈及与中国劳动协会关系问题，邓先生告弟，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颇愿以团体会员资格加入劳动协会，并嘱弟前来洽商。同时，该筹备会及陕甘宁边区职工联合会亦愿以其所椎定出席巴黎世界职工大会之代表董必武、邓发、章汉夫三人参加中国劳动协会代表团，使之成为中国统一的职工代表团。弟曾以此意面告学范先生及政府当局，均蒙赞许。现特函达如上，务恳迅予采纳，代向社会部、外交部请领护照，并转告中国驻美大使馆签发董、章两先生由美赴欧护照，以利团结，实为至感。”我从周恩来同志同我的谈话和来信里，强烈地感觉到与解放区工会代表组成中国工会统一代表团出席在巴黎召开的世界工会代表大会，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在举世瞩目的世界工联成立大会上各国工会代表将听到中国解放区工会代表的声音。我接到周恩来同志的信后，就与国民党当局交涉。我对陈立夫说：如果不让解放区工会代表参加中国劳动协会代表团，我也不去开会。国民党政府迫于形势和舆论的压力，同意邓发一人参加中国劳动协会代表团。这就打破了国民党政府对解放区的封锁。当时，有工会、妇女、青年的三个世界代表大会先后在巴黎召开，中国解放区的妇女、青年代表申请外交部发护照，都被国民党阻止，只有工会能够打开突破口，这是周恩来同志深谋远虑、周密安排的结果。如果没有1939年他建议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加入中国劳动协会，也就不可能有1945年邓发同志参加世界工会代表大会。邓发同志来自中国解放区，受到世界各国工会代表的热烈欢迎。在大会的会议厅里响起了中国解放区的声音，使大会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邓发同志在巴黎与各国工会代表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在这次大会上邓发同志当选为世界工联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理事会理事。大会结束后，我去日内瓦出席国际劳工大会，聘请邓发同志为中国劳工代表的顾问。邓发同志在日内瓦又与各国劳工代表交谈。之后，我同邓发同志一同到了英国的伦敦和利物浦，同英国工人群众和中国海员会晤。在回国途中，我们又在菲律宾访问了华侨劳工团体联合会。邓发同志在与各国工会和工人群众进行广泛联系的同时，做了大量的宣传中国解放区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