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周恩来同志的第三次会晤，是1946年5月在南京梅园新村三十号。当时，我接到世界工联在莫斯科召开执行委员会会议的通知，到南京请示周恩来同志，由谁来接替邓发同志在世界工联的位置（邓发同志于4月8日由重庆返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那是内战硝烟即将弥漫全国的严重时刻，在中共代表团驻地周围，国民党政府首都警察厅与中统、军统等特务机关除设立了固定的监视站外，还派遣便衣特务化装成各种人物，对来访的人员、车辆进行监视、跟踪。我因情况紧迫，单独前往，阳开三十号的门，求见周恩来同志。中共代表团住在一座灰墙红瓦小楼里，当我走上台阶时，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已在小楼门口等着我了。周恩来同志挽着我的手走进左边房间，这是他的会客室，室内摆设简单整洁，几张沙发，中间的圆桌上放着一碗雨花石。我对周恩来同志说：“世界工联将于5月下旬在莫斯科召开执行委员会会议，就要办理出国手续，请问解放区工会由谁来接替邓发同志的遗缺？”他沉思了一会儿，回答我：“这个会议很重要，解放区工会一定去参加，我立即请示中央，会很快派人到上海与你联系的，你放心好了。”他还向我详细地了解世界工联最近的活动，并且很关心能否顺利地为解放区工会代表办理护照的问题。我答允尽力去办好，请他放心。在我向他告辞的时候，他考虑到我的安全，怕送到大门口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就和邓颖超同志送我到小楼的台阶下，握手告别了。我回到上海不久，刘宁一同志即从延安来到上海与我联系，同我一道前往莫斯科。我们向世界工联正式提出刘宁一同志接替邓发同志的一切职务，世界工联批准了我们的申请。
在这三次与周恩来同志的会晤中，他对我谈了很多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也是他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解放区工会与中国劳动协会共同开展国际联络和宣传活动，与世界各国工会和工人群众建立广泛联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所以能够冲破国民党的封锁，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为战后维护世界和平作出巨大贡献，为世界各国工人和人民所了解，是与周恩来同志的卓见深谋分不开的。
二、在严峻的时刻
1946年2月10日，国民党反动派在重庆较场口破坏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将大会主席团的李公朴、郭沫若、施复亮、章乃器等打伤。被打伤的还有中国劳动协会的陈培志、冉瑞武、梁永思、顾佐衡和许多工人。周恩来和邓发同志得讯赶到会场，同我一起将头部流血的施复亮同志送到医院。我从医院赶回会场，看见一群暴徒在追赶沈钧儒老先生，我就把他拖进汽车送他回家，得以免遭毒手。当天，周恩来、邓颖超、邓发、廖承志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驻渝代表团、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先后到大梁子工人福利社医院向陈培志、冉瑞武、梁水思、顾佐衡等表示慰问。陈培志在同周恩来、邓颖超、邓发同志紧紧握手时，感动得热泪盈眶。周恩来同志对冉瑞武亲切地说：“同志，你受苦了。”周恩来同志的心总是同工人群众的心连在一起的。
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政协决议，发动内战。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占领张家口，蒋介石下令召开“国民大会”。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拒绝参加。蒋介石通过谷正纲、陆京士竭力拉拢我参加“国民大会”，并且要我把解放区工会从中国劳动协会中排除出去。他们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破坏工人运动中的国共合作。我决定不参加“国民大会”，坚持与解放区工会联合。但我又想到，这样做，以后又该怎么办呢？我对英文秘书俞志英说：找刘宁一同志，请他问问周恩来副主席。
我同刘宁一同志会晤几次商量下一步如何办的问题。刘宁一同志请示了周恩来同志后，与我商定：一、在上海发表一个中英文声明，反对“国民大会”，反对排斥解放区工会出劳协。二、在发表声明前，我离开上海到香港，将中国劳动协会总部迁到香港。三、同意我的建议，刘宁一同志与我一同到巴黎去开展国际工人的联络活动。
11月12日，也就是“国民大会”预备会开会的一天，我秘密乘飞机到了香港。当天在上海发表了我的声明。
我的声明得到全国工人的支持，也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对我的憎恨。11月25日，我坐人力车经过庄士顿道英国海军俱乐部门前时，突然遭到一辆神秘汽车的撞击，受了伤。周恩来同志得讯后立即派刘宁一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工会从上海来到香港玛丽医院慰问。同时带来了解放区工会缴纳劳协的会费，支持劳协在香港继续斗争。
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转折关头，是周恩来同志指引我更加坚定地维护中国工人运动的团结统一，在人民民主革命的大道上迈步前进。1948年新年，刘宁一同志从巴黎来到伦敦通知我：“接到党中央的来电，欢迎你到解放区去。”我听到这个消息，异常兴奋，决定到解放区去，同全国工人和人民一起为解放全中国，建立新中国而战斗。
三、两封电报
1948年2月28日，刘宁一同志陪我到达东北解放区的哈尔滨，受到哈尔滨市总工会代表的热烈欢迎。东北行政委员会和东北总工会筹备处为我们设宴洗尘。翌日，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和满腔热忱致电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表明我竭诚拥护毛泽东主席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提出的主张：彻底粉碎蒋介石政权，驱逐美帝国主义，实行土地改革，组织真正的人民民主的联合政府。3月4日，我接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的复电：“欣喜先生到达哈尔滨，并决心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的共同事业而奋斗，极为佩慰。我们对于先生这一行动，以及其他真正孙中山的信徒的同样行动表示热烈的欢迎。”我接到复电后，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心里非常欣慰。在解放区，我亲眼看到这里有着一种不可压倒的力量和朝气，这是蒋管区所无法比拟的，使我大大增强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与解放区人民并肩战斗，完成全国解放的决心和信心。
我在解放区接到周恩来同志的第二封电报是1949年1月在沈阳。当时，淮海战役已经胜利结束，蒋介石赖以维持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被消灭殆尽，全国已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但国民党反动派还在上海等地作垂死挣扎，疯狂镇压革命运动。我只身来到东北解放区将近一年，全家老小还在上海，吉凶未卜，正在我朝夕悬念的时候，有一天，突然接到周恩来同志来电，告诉我在上海的大儿子朱培根因为参加学生运动，已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上海的党组织正在设法营救，让我放心。我接到电报后，顿时思想翻腾起来，对国民党反动派把魔爪伸到我的家属头上的暴行，极为愤慨；对共产党无微不至地关怀我全家安危，十分感激，铭诸肺腑。不久，在上海党组织的营救和各方面的帮助下，朱培根被释放出狱，来到了解放区。我对周恩来同志这样的深情厚谊，没齿难忘。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曾跟我谈话，希望我继续做工运工作。在周总理的关心信任下，我除担任邮电部部长外，还担任了全国总工会副主席。
“文化大革命”中，我被关进泰城监狱。一直到1975年5月才出狱。后又被送到湖北黄石干休所监督劳动。在干休所我患了低血钾病，当时周总理的处境十分艰难，但他还一直挂念着我。直到他病情危重躺在床上时，还问身边的同志：“朱学范哪去了？”当人们把我的遭遇告诉他后，他非常气愤，对身边的同志说：“赶紧把朱学范请回来。”这样，经周总理批准，我才得以回到北京治病。若无周恩来同志的关怀，我恐怕早已在长江彼岸憔悻身亡了。
周总理逝世后，我在儿子朱培康陪同下，来到天安门广场，在放满花圈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深深地三鞠躬，以表我对周恩来同志的无限敬意和久远的思念之情。
雷洁琼：珍藏在记忆深处的往事
周恩来总理的伟大形象以及他对我的亲切关怀和教导，使我永远铭记难忘。我愿将多年珍藏在记忆深处的几件往事，倾诉出来，以表达我对衷心爱戴和崇敬的周恩来总理的深深思念。
一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北平沦陷，我是在北平沦陷前几天去广州的。北平沦陷后，我决定离开燕京大学教学岗位。当年12月我应邀到南昌江西省妇女生活改进会参加抗日救亡和妇女工作。1939年3月下旬，南昌沦陷，我随江西省妇女生活改进会驻南昌留守处撤退到吉安。
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同志是在1939年4月中旬，当时担任中共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同志去浙东抗战前线视察，途经吉安，作短暂停留。我得知这一信息，十分高兴，希望能有机会向他请教。自武汉失守后，人们对抗日战争前途众说纷纭，抗战前途究竟如何，我也感到困惑，因此急欲求教于周恩来同志。但我又想周恩来同志过去并不认识我这个普通知识分子，他公务繁忙，是否能在百忙中接见我，心中有疑虑。这时有一位青年地下党员前来找我，要求随我同去会见周恩来同志。出乎我意料之外，我们受到周恩来同志热情的接待。他平易近人、谦虚的态度，使我打消了顾虑，心情平静下来。我向他说明我对目前抗战形势的困惑，请周副主席谈谈目前抗战的形势以及对敌作战的战略方针。周恩来同志以毛泽东同志《论持久战》的观点，精辟透彻而又生动地阐述了当时国内外的形势，强有力地指出中国人民抗战必胜的道理，他坚定地说：只要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周恩来同志的谈话，使我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真正执行全民抗战路线的，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从周恩来同志的谈话中我领悟到一个真理：战争的威力存在于广大人民群众之中，只要发动群众，依靠人民的力量，坚持持久抗战，定会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那天周恩来同志对我的教诲，使我开阔了视野，解除了顾虑，看清了抗战的前景，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念。第二天，周恩来同志在百忙中特来江西省妇女生活改进会驻吉安办事处看望我和其他几个团体的同志，询问我的生活以及妇女生活改进会开展的抗战救亡工作。在那艰难的岁月里，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得到中共领导周恩来同志亲切的关怀，我深为感动。
二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为了维持独裁统治，在美帝国主义的大力支持下，彻底撕毁了《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的军事进攻，广大人民群众，经过八年艰苦抗战后，仍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坚决反对内战，争取和平与民主，维护国家主权的呼声，象怒潮一样，奔腾澎湃。
1946年6月23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在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的领导下，决定组织赴京和平请愿团，推举马叙伦、蒉廷芳、盛丕华、包达三、张絅伯、阎宝航、吴耀宗、胡厥文和我为和平请愿代表，另有学生代表陈震中和陈立复一起前往南京向国、共、美三方面（军调三人小组）请愿，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当代表团的代表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时，受到国民党反动派指派的暴徒们残暴的殴打，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六·二三”下关惨案。在强烈的社会舆论压力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把受伤代表送到医院。我们躺在冰冷潮湿的水门汀地上，经过一天一夜的折磨和饥饿，许多人已处于昏迷状态。在这严峻的时刻，我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当我睁开眼晴时，惊喜地看到中共代表团周恩来、董必武、膝代远、邓颖超和齐燕铭等同志前来看望我们，周恩来同志和我紧紧握手，关切地慰问，他说：7年前我们不是在江西吉安见过面么？他沉痛而又严肃地对我们说：“你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这洪亮坚强的声音，似一股暖流，给予我们这些遭受创痛的人们以极大的安慰和鼓舞，当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得知我们已是一天一夜滴水未进时，立即派人回到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住地，取来牛奶和饼干。经过周恩来同志和医院负责人几经交涉，我们几个受伤代表才得以从冰冷的地面上住进三等病房。周恩来同志看到受伤代表都被安置在病房里，才放心地离开医院，此时已听到金鸡啼晓。
次日，邓颖超大姐又来到医院。她买了一套新衣服，亲自给我送来，我脱下了被暴徒撕破的血衣，换上了新衣。邓大姐对我的深情厚谊，使我感动得流下热泪。我躺在病床上陷入沉思：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对待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请愿代表，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照，今天我以亲身的经历，认清了谁是要和平，反内战，谁是假和平，真备战。周恩来同志对和平请愿受伤代表深切的关怀，以及他那坚定的声音：“你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激励我下定决心要为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奋斗到底。
三
1947年下半年，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运动蓬勃发展。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历史性号召，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及海外华侨的热烈响应。1948年8月开始，各民主党派、无党派和华侨代表应中共的邀请，从全国各地以及海外陆续到达解放区。
1948年12月北平郊区解放，1949年1月中旬我和爱人严景耀欣喜地接到中共中央的邀请，让我们访问华北解放区，并到平山西柏坡会见中共中央领导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我心情十分激动，能亲聆中共领导同志的教导，这一多年的愿望即将实现了。当我和严景耀以及民主同盟费孝通、张东荪到达西柏坡时，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和邓颖超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的盛情接待。周恩来同志将我们四人一一介绍给各位领导同志并和我们紧紧握手。他说：“全国即将解放了，形势大好。”我此时见到周恩来同志，感慨万千。回忆我第一次会见周恩来同志是10年前，在江西吉安，那时我对抗日战争的前途感到困惑，是周恩来同志对我的教益，坚定了我对抗战必胜的信念。两年前，在下关我被暴徒殴打重伤，是周恩来、邓颖超同志深夜前来慰问，给予我极大的关怀与鼓励，坚定了我的斗志。今天我被邀请来到解放区受到中共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全国解放即将来临，周恩来同志的预言要实现了，我感到胜利来临的欢欣，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崇敬和信任。
今天，敬爱的周总理离开我们已经13年了，每当纪念总理逝世和诞辰的日子，总理崇高的形象，又浮现在我的眼前，总理亲切的教诲又荡漾在我的耳边，它将永远成为鞭策我前进的巨大力量。
胡子昂：爱国工商界的良师益友
抚今追昔，在我度过的92年的曲折的人生旅程中，经历过清朝、民国和社会主义新中国三个时代。我之所以能够由一个旧社会的民族工商业者转变、改造成为一个在党领导下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革命干部，这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我所接触过的许许多多共产党人对我的引导、教育与帮助的结果。其中，我最早接触到的、受其影响最深、最不能忘记的，就是敬爱的周恩来同志，我把他视为良师、挚友。至今，我家客厅正中墙壁上，还端挂着周总理的照片。每当我抬头望见这帧照片时，周总理一生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卓越奋斗的丰功伟绩，历历如在眼前，敬意和怀念之情油然而生。我深知，此情此意并非我一人才有。周恩来同志是中国人民异口同声赞颂和深情爱戴的好总理，是我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的良师、知己和最真诚热情的伟大朋友。他为祖国、为人民、为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而鞠躬尽瘁奋斗了一生。他留下来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将千秋万代永远得到继承和发扬。
我第一次见到并结识周恩来同志，是1938年初在武汉。那时，我是重庆华西兴业公司的经理。这个公司是我与胡仲实、胡叔潜、宁芷村、刘航琛、潘昌猷等老友共同于1932年9月建立的。随着公司业务的发展，很快形成为一个以工矿事业为主、包括金融和贸易在内的西南著名的企业集团。抗日战争爆发后，为适应抗战大后方的需要，华西公司所属的华联钢铁厂要扩大成为一个大型钢铁企业，在地方筹资不足的情况下，我们既要向国民党政府申请贷款，又要避开四大家族的控制。我为接洽和商谈华西扩建和贷款事宜，先后四次坐水上飞机去武汉。当时，正面临日本侵略者重兵压境、我国沿海和沿江诸省相继沦陷、国难深重的严重形势，每一个不愿做亡国奴的爱国者，包括民族工商界的广大同仁，都急切地希望为挽救民族危亡尽点力量，都想探寻一条救国救民之道。我对中国共产党虽然还不了解，但是，很想听听中共高级领导人对时局的见解。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经《新蜀报》社长周钦岳介绍，在武汉我拜访了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同志。我们无拘无束地谈了一个多小时。周恩来同志热情而坦率地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讲述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方针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明确指出只要有全民族真正的坚强团结，抗战一定能够取得胜利，中华民族一定能够得到振兴。他勉励我们要团结四川各界人士，支持国共合作，反对分裂，坚决将抗战进行到底。并希望我们对即将迁渝的新华日报社的工作给以尽可能的帮助。周恩来同志的一席话，使我茅塞顿开，明白了不少抗战救国道理，对中国共产党开始有了一些认识，使我深受教益，真有“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特别是周恩来同志那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风度，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以后每当忆起，还甚为感动。
后来，国民党政府迁到重庆，重庆成了陪都。由于斗争的需要，新华日报社也迁至重庆。周恩来同志和董必武、王若飞等中共领导同志也相继到了重庆，并亲自领导了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工作。当时，重庆形势日趋严峻。1940年8月，日机大举空袭重庆，轮番在重庆上空盘旋，搞所谓“疲劳轰炸”，全城一片火海，一些繁华街道尽成废墟，并造成震惊中外的重庆大隧道（大防空洞）惨案，使上万人窒息而死，惨不忍睹。周恩来等同志不顾个人安危，深入到各阶层发动并紧紧依靠广大爱国民众，坚决贯彻党的抗战救国方针和统一战线政策，坚决地对国民党当局的软弱妥协路线进行斗争，从而打开了大后方的抗战局面，大大增强了国民党统治区广大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力量。在这段时间里，我有幸得到更多机会与周恩来同志接触，听过他的多次讲话，并向他请教关于中共对时局的主张。他每一次讲话，总是把当时国内政局和战局分析得那么清晰，观点明确，材料新鲜丰富。他的记忆力惊人，说话生动风趣而深刻，很具逻辑性、雄辩性和说服力、鼓舞力。我们工商界同仁对他十分敬佩，我也因此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及其反动投降路线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对人民抗战救国的胜利前景增强了信心，并逐渐以较隐蔽的形式参加了斗争。以后，我曾多次在国民参政会上听到过周恩来同志和张澜等的精彩演讲。
1941年1月皖南事变以后，时局异常险恶，重庆完全被白色恐怖所笼罩。周恩来同志在陪都重庆，为争取和团结工商界人士，深入而耐心地做了大量工作。我参加了周恩来同志在重庆白象街举行的那一次同爱国工商界人士的座谈会，亲自听到他激动人心的讲话。他针对国民党加紧对民族工商业的压迫和对人民群众的肆意掠夺，列举了当时国民党政府每年出口猪鬃、桐油、生丝等所换取的外汇金额，均以法币向工商界结算，私肥了官僚资产阶级，却使民族工商业蒙受了巨大损失的情况，进行了深入浅出具有说服力的揭露与分析，使全体到会的工商界人士深受感动和教育，无不对周恩来同志表示由衷的钦佩。
1944年到1945年间，抗日战争已到最紧要的关头，国民党当局的倒行逆施却有增无已。周恩来同志在与我们重庆工商界人士更广泛的接触中，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批判，向工商界指明只有同全国人民一道，争取民主，才能真正求得生存和发展。工商界人士在周恩来等同志引导下，进一步觉醒起来。
1944年冬，周恩来、王若飞同志又一次出面邀请民族工商业知名人士等，在重庆上清寺“特园”举行座谈。除我之外，记得还有胡厥文、刘鸿生、李烛尘、章乃器、吴蕴初、吴羹梅、刘西园等，共计40余人。周恩来同志的讲话，爱国主义的主题十分突出。他透辟地剖析了时局，强调指出，作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爱国者，一定要认清形势，坚持将抗战进行到底，一定要为争取民主和平而斗争。他语重心长地指出，民族要独立，国家要富强，工商业家要努力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1945年10月，周恩来同志又应邀出席了重庆工商界西南实业协会的“星五聚餐会”，在会上发表了《当前经济形势》的重要演讲。他分析了当时抗战胜利后的政治形势，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政策，提出希望民族资本家要有远见，同中国的广大劳动者一道，共同奋斗，争取和平与民主，以求中国工商业的发展。他推心置腹的讲话，使我们对中国共产党未来的政策和国家未来的形势发展有了一定的认识，增强了信心，因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在国共“双十协定”签字不久，周恩来同志根据当时政治、经济形势的重大变化，又先后在《新民报》负责人陈铭德、邓季惺家和川康银行总经理宁芷村家约我和西南工商界几位良友谈话。我们非常感谢周恩来同志在此关键的转折时刻找我们谈话。周恩来同志着重指出，抗战胜利之后，经济建设固然很重要，但当前阻止中国前进的主要问题还是政治问题。政治问题不解决，经济建设也是搞不好的。没有和平民主，就谈不上建国。他启发工商界人士应认识到，要想发展自己的事业，就应当支持和平建国的方针，为反对内战、反对独裁、促进实现《双十协定》施加自己的影响。周恩来同志的精到见解和分析，使我豁然开朗，留下极深的印象。
1946年后，全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掀起了新的高潮，工商界人士也在接受斗争的洗礼。由于多次聆听周恩来同志的亲切而深刻的教诲，又受到董必武、吴玉章、许涤新、徐淡庐、彭友今等同志的热情帮助，以及现实斗争的教育，使我逐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华民族先进力量的代表，可以而且应该由中国共产党及其所代表的中国无产阶级来领导全国人民去与一切黑暗反动势力进行斗争，并且一定能最终取得彻底的胜利。于是，我丢掉了对国民党当局曾一度抱有的幻想，比以往更多地积极参加了爱国民主运动，支持中国民主同盟的革命活动，参与筹组中国民主建国会，利用我在重庆市参议会和工商界的地位与影响，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斗争，并于1949年初痛下决心出走香港。在那里我如饥似渴地研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思想认识上收获很大。
1949年夏，我受中国共产党的邀请，由香港绕道海路到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到京后，周恩来同志在百忙中亲自接见并告诉我，全国的解放已为时不远，全国解放以后，整治国民党留下来的烂摊子，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但这是胜利中的困难，是完全可以克服的。他说，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建立新中国，更需要依靠同各方面朋友的亲密合作，共同努力。他对我能够下定决心，不顾危险，克服困难，在党的地下工作者的帮助下到达北平感到高兴，并表示十分欢迎。他勉励我为祖国多作有益的贡献。此次接见，使我特别兴奋和感动。不久，我怀着十分愉快的心情参加了首届全国政协会议，出席了新中国的开国大典，亲耳听到毛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无比激动地认识到，我自己已经开始走上了一条崭新的光明大道，我决心跟着中国共产党永远走下去。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齐燕铭同志传达周恩来同志的意见，要我回四川工作。我乐意地接受了党中央的派遣，在参观了东北之后，回到刚解放的重庆市担任副市长，积极地协助市长陈锡联、副市长曹获秋同志开展工作。由于我主要是负责抓工商界的工作，所以，对于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和平改造的方针政策感受较深。1952年，周恩来同志在与工商界人士的一次谈话中说：“将来用什么方法进入社会主义，现在还不能说得很完整，但总的来说，是和平转变的道路。中国经过了反帝、反封建的流血革命后，不会再流第二次血。和平转变，是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而且要转变得很自然，水到渠成。如经过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达到阶级消灭，个人愉快。”“将来要和平、愉快、健康地进入社会主义，使每个人都能各得其所，我们要做很好的安排。”我由衷地拥护党的方针政策，并积极带头贯彻，努力加速自己的改造过程，决心不辜负周恩来等党的领导同志对我的教诲，不辜负党对我的关怀和信任。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和平改造的方针，的确是我国的一个伟大的创举。这一改造的完成至今已30多年，工商界广大同仁早已如周总理所说，在各得其所地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贡献力量。中共中央已庄严宣告，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消灭了。这是我国乃至全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也是我国民族工商业者在党的领导下对祖国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对此，我们感到无比的幸福和骄傲。周恩来同志作为这个胜利进程的主要设计者和主要的推行人之一，其卓越贡献，更是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不会忘记，永远要纪念的。
周恩来同志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最杰出的倡导者和最优秀的实践者。
周恩来同志历来十分重视统一战线各方面人士的学习和进步。新中国成立后，他多次谈到学习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一再强调“学习要根据自愿”，学习的目的是要跟国家的领导思想相一致，跟国家的经济建设、文教建设的方针相一致，跟国家机关制定的政策相一致。我国统一战线内部能够形成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优良传统，各界人士能够在学习改造的道路上随着历史的前进而不断进步，能够为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这都是与周恩来同志的关心和指导分不开的。
周恩来同志一贯十分重视并非常善于同各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交朋友。他从不摆架子，不打官腔，对朋友总是那样热情、坦诚，虚心倾听朋友的种种意见，采纳朋友的良好建议。对于能够善意提出不同意见、大胆展开批评的朋友，他尤其欢迎并视为诤友。周恩来同志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发展》的讲话中，对交党外朋友的重要意义就讲得非常明确。他说道：“要实现民主生活，还要求共产党员多交党外的朋友。既然我们扩大了统一战线，共产党又在这里起领导作用，我们党员应该把许多党外的意见集中起来，集中到党的领导机关来。这就要和党外的朋友来往，就要听到一些不同的意见。”“党内外应该相互多交朋友，特别是共产党员应该主动多交党外的朋友。每个共产党员都得有几个党外朋友来往，可以多交新朋友，也可以有些固定的朋友，能够反映一些意见，敢干提出意见的。陈毅副总理昨天谈到，要有畏友。就是说，他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敢于批评对方的短处，习惯了就不是畏友而是诤友了。”周恩来同志还说：“我们共产党员既然参加了政协，那就要特别注意多接触自己不熟悉的事情和不熟悉的人物。你既然不熟悉，就证明你在这方面有缺陷，你去接触了，才能认识，才能了解，才会得到有益的东西，即使是反面的意见，甚至不对的意见，你也可以作比较。习惯于只限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只喜欢听相同的意见，听不到不同的意见，对不熟悉的事也不愿意去熟悉，把自己局限起来，这样工作就会越做越窄了。”周总理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这方面，他堪称共产党人的光辉榜样。我们各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中，很多人都同他有着深厚情谊，把他视为真正的知己、挚友和良师，而这些人也被他视为好友甚至党的诤友。
周恩来同志对党外朋友不仅政治上真诚爽直，尊重信任，对他们的生活、健康状况直至生命安危，也十分重视，关怀得无微不至。这方面的例子举不胜举，有口皆碑，至今还为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在言谈中经常称颂。
1965年3月，我参加了出访非洲十国的全国人大代表团。经上海时，正在上海视察的周总理接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亲切地嘱咐说：非洲许多国家刚刚赢得独立，正在建设自己的国家，尚未摆脱贫困和落后的状况。前去访问，要以中国人民和非洲人民的战斗友谊为重，不要有大国沙文主义。周总理还非常关切地对刘宁一团长说：胡子昂同志快70岁了，从医院出来不久，你们约他到非洲，我赞成，但要好好照顾他的健康。周总理这一叮咛，使我一路受到照顾。我内心感到不安，又十分感激周总理，感激同志们。
缪云台同志在回国定居前，曾先后几次回国观光，周总理不只一次接见并招待他吃饭。也曾邀我赴宴作陪。记得有一次周总理还叫我向缪云台同志介绍有关成昆铁路修建的情况。
周恩来同志与我最后一次单独谈话，是最令我难以忘怀的。那是在1971年林彪事件后不久，周恩来同志在一次重要的座谈会上，亲自向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说明林彪叛逃事件的经过。会议结束后，很多同志都已走了，我因当时司机没在暂时未走。周总理说他正好也在等车，便亲切地邀我到一处坐下来，和我谈了好一阵。他向我谈起当时国家的严峻形势和前景，谈到统战工作的艰苦和遭遇。他十分关切地询问我的身体健康状况。我回答说：“文化大革命”以来，除去到机关参加学习以外，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中，较能注意保健，请总理放心，并请总理多多注意保重自己的身体。同时告诉总理，自己未放松学习，常常回顾过去，以便认清形势，坚定自己的信念。谈到这里，周恩来同志语重心长地勉励我，肯定我对党和国家所做的工作，并亲切地说我是“党的许友”。我当即向总理表示，自己做得还很不够，今后应该继续努力。周恩来同志这次与我单独谈话，使我分外激动，象有一股热流流遍全身。“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周总理为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日理万机、日夜操劳，还利用这次偶然的机会，与我亲切交谈，给我新的教诲、鼓励和关怀，我无比感激，终生不会忘记。粉碎“四人帮”以后，邓颖超同志在一次元旦活动中见到我，曾向我转述了周恩来同志在重病期间对她提到过，说我是党的诤友的那段往事。邓颖超同志1987年到我家中看望我及1988年3月8日全国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十七次常委会结束时，与我在会场前面的单独谈话中，都重提了那段往事。在这先后几次谈话中，我不止一次被感动得热泪盈眶。
“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尽量减少“文革”造成的损失，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在非常复杂、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不顾个人安危，千方百计地保护了一大批党政军干部和党外人士。为了使横遭批斗侮辱的民主党派中央的负责人得到保护，他巧妙地决定把这些负责人的学习改在家中自学，并指示有关部门予以保护。他又在1969年5月4日发出关于保护民主党派领导人的一封信，信中明确规定“机关革命造反派的任务是清理机关的干部队伍，而不要去斗批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即他们的中央委员、省市党部委员。如果他们中间出现了现行的反革命分子，自当别论，但也需先报告军管代表，得到中央或省、市革委会同意后，方能采取行动。”我们民主党派领导人，包括我个人在内，要不是得到了周恩来同志的关怀和采取果断措施加以保护，后果恐难想象。
但是，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却未能保护自己。万恶的“四人帮”居然冒天下之大不韪，把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周总理。他本来处境已十分困难，还千方百计想多帮助一些同志摆脱危境，自己竟成了重点袭击的对象。由于他日夜为祖国和人民的生命与前途忧虑，加之身患癌症，健康状况急剧恶化。1976年1月8日，周总理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1976年1月9日晨，当广播电台里突然传来哀乐声，沉重悲痛地宣告周总理与世长辞的噩耗时，我的心碎了，我忍不住老泪流了满面。我们党和国家失去了一位多么好的领导人！我们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失去了一位多么好的良师益友！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到“四化”建设上来，改革、开放方针的实施使祖国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新的局面。我想，“四化”建设所取得的各项成就，是与周总理伟大革命精神分不开的。
周恩来同志没有死，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鼓励和鞭策我们，为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为促进“四化”、振兴中华、统一祖国而不懈奋斗。
黄鼎臣：回首当年话挚友
周恩来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也是爱国民主人士和海外侨胞真挚的朋友。他为建立和发展中华民族的爱国统一战线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回忆往事，周恩来高大的形象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在重庆的日子里
我从1925年就仰慕周恩来的英名。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曾率领黄埔学生军两次东征，打得反动军阀丢盔弃甲。那时他还兼任过广东东江各属行政委员，从建立政权、革新政治到组织群众团体，表现出非凡的领导才能，在我的家乡广东东江一带大名鼎鼎。
抗战期间我在重庆行医，并担任新华日报社医药卫生顾问，常到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和周公馆等处给同志们看病，有机会见到周恩来同志。当时周恩来是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驻国民党统治区中共代表团团长，公务极为繁忙。在曾家岩周公馆，常见他和董必武、王若飞等领导同志废寝忘食、通宵达旦地工作。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要与各方面人士接触，与各界进步民主人士的联系尤为密切。那时各界人士常在郭沫若家里聚会，讨论抗战形势，民族前途，国家的和平民主等大家关心的问题。有一次周恩来在郭老家里召开座谈会，他用从延安带来的小米和红枣熬成甜粥款待大家，大家都感到带来的不仅是红枣和小米，而且是延安人民的深情厚谊。我记得施复亮在会上提出建议组织一个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周恩来当即表示赞同说：“你的想法好。为抗战胜利与和平民主，你应该把这个工作组织好。”周恩来还委派一些得力的同志去联系工商实业界人士。1945年，以实业界、知识界上层人士为主的民主建国会在重庆成立。我参加了民建，也参加了民联（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我就是从那时起公开参加爱国民主运动的。在周恩来领导下做联系民主人士工作的许涤新同志征求我对工作的意见，我讲到与致公党上层人士有接触，许涤新同志说将来可以考虑做联系致公党的工作。后来，在香港得到中共华南分局连贯、许涤新等同志的帮助，推动致公党于1947年召开“三大”进行改组，发表声明反对美蒋统治，支持中共的主张，使致公党成为爱国民主统一战线中的一个民主党派。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阅历资历都很深，但他对各界人士一向平等相待，谦虚诚恳，推心置腹，支持各界人士民主、进步的愿望和要求。他对不同意见从不以势压人，而是通过透彻地分析讲清道理，真正做到与爱国民主人士肝胆相照，使人心悦诚服。在周恩来的教育帮助下，爱国民主人士和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艰难共济，促进了人民解放事业的发展和胜利。
1946年2月10日重庆较场口事件中，参加重庆各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的郭沫若、李公朴等爱国民主人士60多人遭到国民党特务野蛮殴打，周恩来又亲赴医院慰问，并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强烈的抗议。在乌云压顶的山城，周恩来义正词严，表现出共产党人不畏强暴，坚持正义的立场，给忧心忡忡的人们带来了光明与希望。
周恩来与司徒美堂
1942年五月，美洲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致公党元老司徒美堂先生从香港经广东东江、韶关和桂林等地辗转到达重庆。第二天，周恩来和邓颖超即到饭店看望，代表中共向司徒美堂表示亲切问候，并派人送去《新华日报》。5天后，中共办事处为美老举行隆重的欢迎大会，南方局主要负责同志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及社会各界100多人出席。周恩来在致词中盛赞美老的爱国热忱，并向他介绍了我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坚持抗战的情况。周恩来还向美老详细讲述国民党顽固派在皖南进攻新四军的经过和共产党的原则立场，并邀请他访问延安。美老在我家里对我和陈其尤先生感慨地说：“这次受到周恩来的言传身教，感受至深。”后来他又写道：“通过那次会见，使我确信共产党人正在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国民党对他们的造谣中伤都是谎言。”
1946年6月，美老应邀前往南京梅园新村30号，同周恩来、董必武进行亲切交谈。此后周恩来又两次亲赴司徒美堂寓所晤面，向他介绍抗战胜利后的形势和解放区的情况，揭露蒋介石争夺抗战胜利果实，制造磨擦，企图发动内战的伎俩，并邀请美老赴解放区参观。后来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搞得天怒人怨，民不聊生。事实教育了美老，使美老认识到周恩来是正确的，毅然与蒋介石决裂，拒绝参加伪“国大”，拥护中国共产党，表示“愿以八十有二之老年，为中国解放而努力”。
1949年9月，司徒美堂先生作为美洲华侨代表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周恩来考虑美老年高足跛，行路不便，指示大会秘书处特制藤椅，由工作人员抬着他走。美老匆忙自美归来，衣物不足，周恩来又派人带他到前门大栅栏瑞蚨祥，特制水獭领狍皮大衣一件相赠。周恩来无微不至的关怀，使美老引为殊荣，十分感动。政协会议后，经周恩来极力挽留，美老结束了69年的侨居生活，定居北京，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度过了幸福的晚年。
司徒美堂老人的一生代表了广大爱国华侨自鸦片战争以后所走过的道路。这位著名爱国侨领成为创建新中国的华侨代表人物，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成功。自从在重庆与周恩来晤面之后，美老与周恩来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美老从周恩来的身上看到了对海外侨胞关怀在心的中国共产党。
建国前后
1949年，我从香港赴北京参加人民政协筹备会议，住在北京饭店，各界民主人土大都住在这里。周恩来常到饭店看望大家，有时召开座谈会。政协会议筹备工作由周恩来亲自领导，分为六个组进行。在中南海勤政殿讨论起草人民政协共同纲领时，工作很紧张，会议经常是整天进行。周恩来善于把各方面的意见归纳起来，有道理则采纳，不恰当的就加以引导，使会议文件为各方面所接受。记得会上曾对使用“人民”还是“国民”的概念有争论，周恩来讲，从人民政协的性质看，还是使用“人民”的概念比较确切，因为人民政协排斥了极少数反动分子参加。这个意见为全体同志所赞同。当讨论应写“维护华侨的正当权益”还是“合法权益”时，周恩来指出，应写正当权益，如写为合法权益，侨居国当局制订排华法案，我们要不要接受？字斟句酌体现了周恩来对海外侨胞的关心。在筹备会议开始前，有人不了解致公党的情况，不赞成致公党参加新政协。周恩来认为致公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就为动员侨胞支援抗战做过有益的事，解放战争中又发表声明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反对美蒋反动统治，参加了人民爱国民主统一战线的行列，是有资格参加人民政协的。周恩来的意见为绝大多数同志所接受。致公党能够走向革命，成为爱国民主统一战线中八个民主党派之一，是与周恩来的支持帮助分不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