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约在1950年11月一间一次政务院会议之后，周总理把我留下，并把齐燕铭同志（当时任政务院办公厅主任）和徐冰同志（“文革”前他一直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找来，要他们帮助新华社熟悉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并订出名单排列的先后次序。周总理说，这是一门学问，是处理我党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关系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政治问题。新华社的领导人和编辑记者都要掌握这门学问。
后来我们就把这件事叫做“名单学”。在政务院办公厅和中央统战部同志们的帮助下，我们的记者逐渐认识和熟悉了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同他们交了朋友。不但文字记者这样做，摄影记者也这样做。这样经过大约两年的功夫，才把这个问题基本解决了。
还有一次总理批评我们，给我印象很深，那是1963年5月间，《人民日报》刊登了刘少奇主席和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出访印尼等四国归来，受到热烈欢迎的照片。这是人民日报社摄影记者自己拍的照片，但发表时又裁去了一些民主人士和女同志的形象，并且用剪贴的办法移动了欢迎的人站立的位置。对此周总理非常生气。他指出，人民日报社没采用新华社发的经过陈毅副总理看过的照片，而发表自己记者的没有送陈毅同志或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看过的照片，而且错误百出。他说，这件事情不能只从技术上来看，首先要从政治上看。因为这次少奇同志出访四国意义重大，北京时的欢迎场面是我亲自同中央有关同志商量安排的。去欢迎的包括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并且特意组织一个“满堂红”的大合照，以充分体现对这次出访成功的支持。人民日报社任意裁去了一些民主人士，就违背这种精神，缺乏政治敏感。这是第一。第二，人民日报社又把特意安排的女同志裁去了，这是政治观念薄弱，有大男子主义的味道。中央不久前决定要组织女同志参加外事活动，改变过去外事活动不带夫人的习惯，以适应国际惯例。许多女同志不愿当“夫人”，说服她们参加外事活动很不容易。《人民日报》发表的照片恰恰剪掉女同志，既是轻视妇女的表现，又违背中央精神。第三，人民日报社把原来照片中各人站的位置擅自挪动，甚至把人头像剪下来挪动拼贴，这是弄虚作假，“克里空”作风。第四，新华社的照片是经陈毅同志看过的，并在照片背后特别注明，还写了不得任意剪裁。人民日报社偏偏独出心裁，这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第五，北京其他报纸都用了新华社发的照片，唯独《人民日报》不用，只用自己记者拍的照片，是否总觉得自己的好，或者是否觉得用新华社的照片不光彩，这是本位主义的思想，要注意克服。周总理后来见到我时还一再批评我，说我身兼《人民日报》总编辑和新华社社长，而这两家新闻单位却经常“打架”。这很不好。要互相通气，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不要互不服气。
周总理就是这样具体入微地贯彻党的政策，并且严格要求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也这样做。
每日必看《参考资料》
新华社在出版毛主席倡议创办和扩大发行的《参考消息》的同时，还出版了一份内部的《参考资料》，它的内容比《参考消息》更加广泛、丰富和详尽，分上午版和下午版，一天两大本（现在改为每天一大本）旭很少人知道这是周总理倡议这样办的。
周总理日理万机，长期主持外交工作，深知掌握国际动态的重要。从建国之初开始，他就多次指示新华社尽最大努力收集国际公开情报。先是要求抄收所有主要的外国通讯社的电讯，后来又要求收集西方主要报刊与中国有关的评论，尽可能的全面、详细和迅速，充分发挥“耳目”的作用。
周总理十分重视新华社收集来的这些公开材料。他曾多次对我们说，事情再忙，他每天也一定要看完两本《参考资料》（毛主席也是这样）。当我到他的办公室参加会议或请他审定评论时，看到他的办公桌上总是放着他看过的用毛笔画了许多符号的《参考资料》。有时他还边讲话边拿起《参考资料》来说明他的观点的根据。为了及时了解情况，他还规定新华社建立24小时值班制度，规定新华社一收到外国通讯社发出的重大新闻，必须立即向总理办公室报告（重大事件由总理亲自告诉毛主席）；还规定《参考资料》开印并装订成本之前，先给总理办公室和外交部、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总参谋部、中联部等有关部门送出清样。
从这里，人们就不会感到奇怪，为什么1970年3月西哈努克从莫斯科飞抵北京，一下飞机周总理就能告诉他朗诺在金边发动政变的详细经过；为什么1971年7月基辛格作为美国总统特使秘密访华，从巴基斯坦飞到北京时，周总理就能把尼克松总统刚在美国发表的演讲要点告诉基辛格，尔后又把演讲全文给他看。
由此，人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许多外国重要政治家会见周总理后，都为周总理对国际事务高瞻远瞩，明察秋毫，对应机敏，强记博识所折服。这里，《参考资料》起了应有的作用。
也正是因为这样，周总理对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关于国际问题的报道和评论，经常作出非常及时而具体的指点和帮助。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朝鲜停战谈判期间（1951年夏到1953年夏），为了配合板门店的斗争，周总理几乎每天都指示我们注意报道什么方面的问题和要写出针对美国方面什么观点的评论。这些指示，除少数是周总理夜间睡觉前交代他的值班秘书在第二天上午告诉我们以外，大多数是在晚上他看过志愿军代表团从开城发来的报告和《参考资料》上的有关材料以后告诉我们的，其中许多是要求我们必须在午夜以前写好并印成清样送给他亲自审阅。这样周总理审完稿件经常已到下半夜三、四点了。为了减轻总理的劳累，我们除了尽快写出并尽力写好稿子外，还多次建议周总理可以不看了，但多数情况下得到他的回答是一句话：“你们不要怕麻烦我。”
板门店谈判进入战俘问题，斗争更紧张而复杂，我们的报道和评论也多起来了。有一天（大约是1953年5月间）周总理在一次会议后对我说，外国记者报道都用本人的姓名，阿兰·惠灵顿和贝却敌（这是当时在板门店采访的对中国友好的两位记者）也用本人的姓名报道，我们自己的记者是否也可以在报道中署名，我们也要培养自己的名记者。开始时不妨先用一个集体笔名，因为稿件是好几个人写的，一个名字用开了，以后就好办。这就是新华社电讯中第一次出现本社特派记者“吴敏”（从开城发来的报道和评论用这个署名）和“江南”（在北京写的述评和评论则用这个署名）的由来。
台湾海峡的两次风浪
1958年夏秋，台湾海峡风急浪高，金门前线炮声隆隆，周总理对《人民日报》的评论抓得很紧。在发表国防部长彭德怀《告台湾同胞书》（10月6日，这是毛主席写的）之后，《人民日报》从10月11日起接连发表了几篇社论：头一篇的题目是《休谈停火，走为上计》，这是根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周总理的意见撰写并经过他审定的。第二篇的题目是《且看他们怎样动作》，这是根据又一次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毛主席的意见连夜赶写出来并经他审阅的。毛主席在审定稿中只修改了这篇社论的最后一段，并批了“此稿勉强可用”。我就用他修改的一句话作了社论的题目（由于题目比较特别，整篇社论曾被误认为是毛主席的大手笔）。第三篇（10月21日）是报社编辑部自己写的，评论杜勒斯到台湾，没有送中央领导同志审阅。前两篇都讲到美蒋矛盾，并揭露美国力图完全控制台湾。后一篇评论却说美蒋唱的是双簧戏。
周总理当天看了第三篇社论就提出批评，指出这样评论不符合事实。第二天又把我和乔冠华同志找去，在他办公室旁边的饭厅里，同我们一边吃饭一边谈如何看待杜勒斯访问台湾。周总理分析，这次杜勒斯到台湾，是因为美国当局怕金门炮战扩大化，以致把美国也卷进去。据说，美国曾要求蒋军从金门、马祖等岛屿撤出，既可避免被人民解放军消灭，又免得蒋军经常骚扰大陆引起我军出击而置美国于进退两难的境地。而且，这样美国就可以搞“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杜勒斯访台是对蒋介石施加压力的。周总理列举了杜勒斯几次讲话同蒋介石讲话的微妙差别，台湾报纸评论和美国报纸评论的明显不同，充分论证他的看法。我和乔冠华都赞成这样的分析。周总理最后谈到，台湾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统一祖国的问题，这是中国内政，任何外国不能干涉；另一方面是美国侵占台湾的问题，这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问题，我们坚决反对。《人民日报》要准备再发一篇社论，着重说明美国的阴谋和美蒋的争吵，并且可以点明蒋介石也不赞成“两个中国”。但要在彭老总发表第二个《告台湾同胞书》之后再发表。这就是后来在10月30日发表的第四篇社论。
如果说第一次（1958年）台湾海峡紧张局势中，周总理密切关心《人民日报》的社论如何贯彻中央的方针，那末第二次（1962年）台湾海峡紧张局势中，周总理为《人民日报》的版面安排出了好主意。
这次紧张局势起因于蒋介石企图乘我处于经济困难时期“反攻大陆”，5、6月间蠢蠢欲动。当时中央认为，如果没有美国当局同意并支持，蒋介石是不敢轻举妄动的。为了摸清美国的态度，周总理要当时在国内休假的中美会谈我方代表王炳南同志（当时任我国驻波兰大使）马上回华沙约见美方代表卡伯特（美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赶回华沙后，在同美方代表会见中对美国提出严重警告，指出美国政府必须对蒋介石的冒险行动和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负完全责任。美方代表极力声明美国没有也决不会支持蒋介石进攻中国大陆，并透露蒋介石对美国承担了义务，未经美国同意，不得对中国大陆发动进攻。我方仍然要他将我国政府的警告报告华盛顿，他答应了并保证美方将尽力防止蒋介石的冒险。
四天以后，美国总统肯尼迪6月27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声明，他避开当时台湾海峡因蒋介石准备“反攻大陆”而造成的紧张局势不谈，泛讲美国反对在台湾地区使用武力，并重申美国军事力量在海峡地区的目的是所谓“防御性的”。肯尼迪在回答记者追问时才说出：1954年美蒋条约签订时双方交换过信件，国民党当局在信件中保证未经美国同意不对大陆采取武力行动。肯尼迪还说，“我认为那封信仍然有效”。很明显，肯尼迪的声明和谈话是对我国政府的警告作出的正式反应。美国当局的态度清楚了。
对于这样一件很重要的新闻如何处理呢？具体说，新华社如何报道，《人民日报》如何刊出呢？新华社的报道比较好办，把肯尼迪讲的要点全面反映就是了。问题难在《人民日报》应在哪一版、什么位置刊出这条新闻？当时我颇费斟酌，于是同编辑部的同志们商量，设想了三个方案：一是放在国际新闻版显著地位，二是放在第一版的显著地位（但不作头条新闻），三是放在第一版的不显著地位。我把这三个方案都向周总理报告了，并请他指示怎样安排好。周总理要我逐个说明三个方案的理由，并问我倾向于哪一个方案（我当时回答倾向于第二个方案），然后才讲了他的想法。他认为：这样同我国直接有关的重大事件，放在国际新闻版显然不妥，但也不必放在第一版显著位置，因为肯尼迪的表态虽然很重要，但我们听其言还要观其行。象这样很重要而不宜过分突出的新闻如何安排，过去也遇到过。他问我是否还记得过去处理特赦释放战争罪犯、中印边境纠纷等重要新闻时是如何安排的，并说现在对肯尼迪的表态也可以如法炮制，也把它刊登在第一版右下角。经过周总理的指点，我对于这类重要而又不宜过分突出的新闻，就有了一个比较有把握的处理办法。如1962年10月美国宣布军事封锁古巴、1963年7月苏共中央声明、1964年3月我释放全部日本战犯等，《人民日报》都登在第一版右下角。
后来，在“文革”时期，我先被关进监狱（那时叫做“军事监护”），4年后又被押送到人民日报社的干校（在河南叶县）强制劳动改造时，有一天早上（1971年7月16日），中央电台广播了基辛格访华公告，一位印刷工人当时就对我说，你脱离工作多年，考考你能否猜到这个公告登在《人民日报》什么地方。我认真想了一会，就告诉他：登在第一版右下角。第二天《人民日报》来了，果然是登在这个地方，大家非常惊讶。其实这没有什么奥秘，是有例可援的，而且我估计这次也是周总理刻意安排的。
一次最严厉的批评
1959年11月18日，总理找我到西花厅去谈话，这是我一生中受到周总理的最严厉的批评之一。当我走进总理办公室时，周总理正在批阅文件。他先把一封信给我看。这是李富春同志写给小平同志并报周总理的信，内容是批评《人民日报》11月16日在第一版头条位置发表了1月到10月全国工业生产情况，报道这十个月工业生产总值比1958年同期增长48．9％。富春同志认为，这篇报道严重违反中央规定。
周总理在我看完富春同志的信后，严肃地对我说，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这次捅了一个大漏子。中央从10月份起就一再强调宣传要头脑冷静，要热中有冷，防止重犯去年浮夸风的毛病。你们偏偏出了这样的错误。
周总理接着耐心地分析这篇新闻报道的错误。他指出：
第一，新闻的根据是国家统计局的初步统计，这种统计是国务院各部门自报数字的汇总，并没有核实，是只供中央领导同志参考的内部材料，一般是不能公开发布的。其中许多数字需要逐项核实，还要到年终时才能调整好。而且这次初步统计，口径与去年也不一样。工业总产值中，去年没有统计人民公社和管理区的工业，今年则增加了这部分，因此说今年头十个月比去年同期增长48．9％是不科学的。你们把内部材料公开发表，实在不应该。以后再这样搞，国务院就通知各部门通通不给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发材料。
第二，中央早就有这样的打算，对今年各种产品的产量和总产值，不能下面报多少就算多少，不能满打满算，要留有余地。因此，将来公布一年统计数字时，肯定要比各地区和各部门报来的产值少一些。10月底到11月初举行工交财贸战线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期间，中央审定各部门的讲话稿时把各种产品的估计产量都删去了。这些你们都知道。现在《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发表头十个月的统计，违反中央关于留有余地的精神，并造成工作上的被动。
第三，中央早有规定，凡全国性的数字，一定要经过中央批准才能发表。所谓经过中央批准，不是指中央某一个人，而是经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治局甚至政治局常委会通过。中央还指定李富春同志负责掌握全国性经济数字如何公布。这些规定，你们也是知道的，但这次却没有按规定办事。新闻稿虽然经一位中央负责同志看过，但没有经过富春同志，更没有提到中央会议上讨论通过。
周总理强调指出，《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这次公布十个月工业生产的数字，无论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都是错误的。他特别提到我既参加书记处和政治局的会议，又经常参加政治局常委的一些会议，对中央的精神应该是了解的，对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犯这样的错误应负完全的责任。当时，我对这次错误的经过作了简单的说明和扼要的检讨。周总理接着说，检讨不要匆匆忙忙做，回去后好好想想再说。重要的是认真总结经验，接受教训，避免重犯类似的错误，把工作做好。不能因为有庐山会议，反右倾，就又搞浮夸。
临结束时，周总理特意要我回去宣布四点：
（一）中央重申，凡是全国性的数字（不论是工业、农业、基建、交通或财贸，也不论是综合性的数字或单项数字）现在一律不发表，到今年底或明年初再说。什么时候公布、如何公布都要经过李富春同志和中央书记处。
（二）中央授权人民日报社和新华社两个编辑部，对中央各部、委送来要公布的材料和新闻稿，凡有疑问的都可以扣留不发，请示中央决定。
（三）人民日报社和新华社要严格按中央的决定和精神办事，不能自作主张。重大新闻和评论的发表，要严格遵守向中央报告请示的制度。
（四）中央责成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全体编辑、记者，接受去年“大跃进”宣传中的经验教训，联系这次错误，深入检查，反对浮夸，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做到热中有冷，把宣传工作做得更好。
我从周总理那里回来，马上召开人民日报社和新华社的编委会，传达和讨论了周总理的指示。接着又召集两个单位的全体编辑、记者大会，我作了传达和初步检讨。鉴于这次教训并为了把工作做好，人民日报社编委会写了一个关于当前国内问题宣传的请示报告，并得到中央的批准。
周总理这次批评，正发生在庐山会议后所谓“反右倾斗争”的高潮中，使我们在那种形势下保持头脑冷静，意义重大，对人民日报社和新华社在一段时间内避免在宣传上重刮浮夸风，起了很大作用。可惜的是，宣传上的这种冷静没有保持多久，就不断受到“反右倾、鼓干劲”的浪潮的冲击，1960年又在一定程度上重复了1958年大刮“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的错误。
李宗仁的记者招待会
原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先生，1965年6月离开长期居留的美国，取道欧洲（瑞士）返回祖国。
1965年9月中旬的一天，周总理要我和龚澎（当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张彦（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姚漾（中宣部副部长）三位同志到他的办公室去。
周总理告诉我们：李宗仁先生要举行记者招待会，请他推荐几位同志做参谋或顾问，他决定推荐我们四人去当顾问。总理说，你们几个人对中央的对内对外政策都比较了解，有两位（指我和龚澎）还多次担任过政府代表团的发言人，有举行记者招待会的经验，可以给李宗仁先生提供一些帮助。但是，你们的任务是当顾问，只能从旁帮助，提供参考性意见，不能强加于人，不能强人所难，更不能喧宾夺主，一切均由李宗仁先生自己决定。这点你们一定要记住。
接着总理向我们谈了李宗仁这次回国的前前后后。他谈到：德邻（李宗仁字德邻）先生出国16载，这次毅然归来，很不容易。德邻先生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决定回国定居的。周总理还谈到，李宗仁先生到达北京时曾发表一个声明，说他以“待罪之身”从海外归来，向人民交代他的两大过错：一是1949年和平谈判时他没有接受和平协议，“至今犹感愧疚”；二是他在居留美国期间搞“第三势力”，“一误再误”。周总理说，这样坦率交代也好，可以取得人民的谅解。但是实际上这两件事情也难完全怪他。总理接着详尽地分析了这两件事。他指出，当年李宗仁名为“代总统”，实则一无权、二无兵、三无钱，真是孤坐石头城上，天低吴楚，眼空无物，打也不成，和也不成，一切都由下野后隐居在奉化溪口的蒋介石摆布。李受白崇禧的影响，也没有接受和平协议的决心。至于搞“第三势力”，想依靠外国来取得政权，这说明他对美国有幻想，同时也是旧中国政坛显要的通病。
周总理说了这许多以后，强调我党的方针是三句话，即：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来去自由。他说，李宗仁先生这次回国定居，我们就是一家人，既往不咎了。他接着算了一下，1948年我们曾经公布的43名首要战争罪犯中，程潜和傅作义都是起义将领，不但早已从战犯名单中除名，而且同我们一起共事十多年了；翁文灏和卫立煌50年代回国定居，都是政协委员；杜幸明作战中被俘，10年后受特赦，现在也是政协委员。爱国不分先后，我们一律以诚相待。他们可以到国外去，去了还可以回来，回来了还可以再出去，这叫做来去自由。总理说，这三句话对李德邻先生都适用，对任何其他人都适用，我们说话是算数的。
周总理说，他说了这些，无非是要我们对李宗仁先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这次去当顾问，一切都要尊重李宗仁先生。只提供情况，如外国记者关心什么问题，可能提出什么问题。有疑难也可以坦诚相告。但他要讲什么，怎么讲，完全由他作主。讲话稿不用我们起草，因为他身边的程思远先生能说会写，曾长期当过他的秘书，文字表达会比我们更适合李宗仁先生的习惯和身份。
周总理最后向我们交代：如果李宗仁先生一定要听听我们对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讲话的意见，可以请他考虑：一，过去的历史旧帐可以不提；二，重点放在讲讲回国后，尤其是参观东北后的观感；三，中美关系可以谈，但以少谈为好；四，中苏关系可以不谈；五，对台湾方面以态度平和、留有余地为好；六，对记者当场提出的问题，可以据实回答，不必有什么顾虑。
从周总理那里出来后，我们就分头作些准备。过了两三天，李宗仁先生就叫我们到他住处去，商量如何准备举行记者招待会。我们根据总理的指示，向他提供中外记者的情况和他们关心的问题。李宗仁先生也大致谈了他的打算，随后就要程思远先生同我们一起交换意见。
9月26日，李宗仁先生举行记者招待会，程思远先生和刘仲容先生陪同他出席。到会的有中外记者和港澳记者共300多人，盛况空前。李宗仁先生先发表长篇讲话，随后又一一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问题，前后两个多小时。会后李宗仁先生又举行冷餐会招待记者，出席的除中外记者外还有蔡廷锴、卢汉、刘文辉、邵力子、黄绍竑、翁文灏、杜幸明、宋希濂、范汉杰、廖耀湘等前国民党军政显要，末代皇帝溥仪和溥杰也出席了。他们都是记者们有兴趣采访而又难得一起会见的新闻人物。结果皆大欢喜。这是周总理同李宗仁先生商量后具体安排的。
第一次核试验
1964年10月15日下午，总理办公室通知我，晚饭后同乔冠华和姚溱两位同志一道到钓鱼台六号楼去，周总理有事要我们办。
当时我在钓鱼台八号楼中央文稿起草小组，离六号楼不远。晚饭后我同乔冠华、姚溱漫步十分钟就到达周总理的住地。在六号楼门前，总理的秘书把我们带到一个小餐厅，而不是带到总理的办公室或客厅。我们在小餐厅围着小圆餐桌坐下来后，就感到情况有些特别，猜想可能要起草什么东西，可能又得熬夜了。因为小圆桌正适合边议论边起草，吃夜宵也很方便。
不一会，周总理进来了。看来他刚吃过晚饭，他一边用牙签剔着牙，一边在圆餐桌周围来回走动，向我们交代任务。
周总理开始用平静的语气向我们宣布：明天将在罗布泊附近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把你们找来就是要起草一个公报和一个政府声明，这都要在今晚搞好并送毛主席审定，到明天爆炸成功后发表。因为现在只是计划明天爆炸，明天能否按时爆炸，爆炸是否成功，还是个未知数，因此此事现在是特级机密。你们起草时可以把时间空着。
周总理说，首次核试验来得不易。他向我们追述十多年来我国开展核能研究和利用的大致过程。
50年代初，我国政府集中科学家开展原子能的研究。
1954年，赫鲁晓夫访华期间答应向我提供小型反应堆和加速器设备。
1955年1月，毛主席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科学家、工程师们的汇报，决定研制原子弹。
1957年，苏联政府应允向我提供一个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为此签订了协定。
1959年6月，赫鲁晓夫在访美前3个月，单方面撕毁协定，拒绝向我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
1959年7月，中央决定自力更生搞原子弹，从头做起，准备8年内搞出来。用毛主席当时的话来说，就是：原子弹一定要搞，也一定能搞出来，但只能小搞，做到你有我也有，不能大搞，因花钱太多，大搞搞不起。
1962年11月，经科学家、工程师们的努力，并提出提前制成原子弹的可行性报告，中央决定：争取在1964~1965年搞成原子弹，同时加快弹道导弹的研制工作（在一段时间内，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开会提到这两弹时，都用“圆的”（原子弹）和“长的”（导弹）这两个隐语来代替）。
周总理说，这次核试验，如果成功，就可以说是提前完成计划了。这个话要等到明天试验成功才能说。但现在你们就得把政府声明和公报准备好。
接着，周总理就提出他设想的政府声明的要点：一，要全面阐明我国政府对核武器的政策，我们的目标是全面禁止、彻底销毁核武器。二，要说明我国进行核试验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的，为了自卫的，是对付帝国主义的核威胁和核讹诈的。三，要宣布中国在任何情况下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四，要提出召开各国首脑会议的建议，首先要有核武器国家承担不使用核武器的义务。
在总理谈话过程中，他的外事秘书兼英文翻译浦寿昌同志送来了我国政府对核武器的态度的有关资料，供我们起草时参阅。
周总理概述了他的意见后，就要我们在午夜前后把政府声明起草出来。当时已是晚上八点钟了。
我们三人赶紧议论如何体现总理的思想，并大体上拟出了声明的布局。我们还作了分工，先由乔冠华说个大体的意思，然后由我遣词造句，大家商定后再由姚溱执笔写下来，起草工作进行得较顺利。2000字不到的政府声明在午夜过后不久就起草出来了。到写完简短的公报，大约是清晨两点钟。
周总理看过草稿后，又走到小餐厅来，带着亲切的微笑对我们说，稿子大体可用，个别字句我还要斟酌一下，就可以送毛主席审定了。你们这些秀才不愧为快手。现在慰劳你们，一人一碗双黄蛋煮挂面。总理风趣地说，这双黄蛋是我家乡（淮安）的特产，拿来慰劳你们带有象征意义，就是我们正在搞两弹。
接着周总理又说明，明天爆炸的是一个核装置，体积较大，还不是实战型的原子弹。科学家和工程师们正在研制小型化的，可以用飞机携带空投的和将来装在弹道导弹上的原子弹。但无论如河，明天的试验成功，将是我们自力更生掌握核武器的里程碑（后来，第一次核试验的半年后，1965年5月，我国第一次飞机空投原子弹成功；两年后，1966年10月，我国首次弹道导弹发射成功）。
周总理最后向我们交代如何发表。他要我第二天上午在新华社等候，他将派人把政府声明和公报送给我，由我组织好发表前的准备工作，但什么时候发表要听候他的通知。中英文的文字广播和口语广播要同时播出。英文稿由外交部翻译，要乔冠华负责组织。这一切在公布前都要严格保密，保证杜绝一切可能泄密的漏洞。
10月16日上午，我清早来到新华社办公室，先同朱穆之同志（当时是新华社副社长）商量一下，随即通知广播事业局、人民日报社和北京日报社的负责同志9点钟到新华社来，还请梅益同志偕播音员一起来，以便拿到定稿后即作播音准备。
10时许，总理派赵炜同志专程把打印好的政府声明和公报各三份送来了，并告诉我：总理交代，要等他的电话通知才能发表，在这之前必须严格保密。这时我才向等在我办公室的同志们说明要发表的是关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政府声明和公报，并要求大家绝对保密。然后由梅益同志跟播音员一起研究如何播出，我同报社的同志研究如何出号外，但都在我的办公室里，谁也没有离开，等候总理的通知。
我们从上午一直等到下午。3点过后，总理来电话说，爆炸已成功，两个稿子中开头空白的地方要填上“十六日十五时”（北京时间）。但毛主席说要等等看外国有什么反应才公布。总理要我注意外国通讯社有什么消息，随时向他报告。他还说现在各人可以回自己单位去准备广播和出号外，但什么时候公布要等他通知，公布之前仍要保密，只能让有关人员知道。
在这以后，首先从东京，接着从华盛顿、斯德哥尔摩、伦敦、巴黎传出了我国在西部地区进行了核试验的消息，新华社迅速地、连续地向周总理报告。
晚上，周总理和毛主席、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一起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参加大型歌舞《东方红》演出人员时，才决定当晚10时公布这一震动世界的新闻。
周总理打电话通知我说，这次任务你们完成了。下一个任务是起草政府工作报告。你们先想想、议议，过几天再找你们谈。
这里说的是周总理1964年12月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这是我在“文化大革命”前在总理亲自主持下参加起草的最后一个政府工作报告。10年之后，1974年底，我又参加起草了周总理在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当时我们敬爱的总理已经身患绝症，卧病在床，只能由邓小平同志主持起草了。但是，到1月13日的大会上，周总理以惊人的顽强意志，打起精神，坚持把他一生中最后一个政府工作报告念完了。我在主席台上一面听着他铿锵有力的声音，一面看着他消瘦的脸庞，禁不住热泪盈眶：真是我们的好总理啊！
陈 寰：一个新闻工作者的怀念
新闻工作者常常有幸得到一般人难于获得的机遇，在采访中能接触到中央领导同志。我在广播战线担任新闻记者多年，有幸在周总理主持的一些会议上和周总理参加的外事活动中，多次聆听他的报告和谈话，领略到他的卓越才能。这些，虽说都已成为历史中的往事，但在我的记忆中，仍然是那么清晰、真切、深刻……
一
1948年，我到新华总社口语广播部即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编辑部工作。由于正值解放战争中，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时刻关注着整个时局的变化，天天都要了解外界消息，又有许多新闻稿要他们亲自过目发出，所以，我们几乎天天都能见到他们，经常聆听他们的指示和教诲。这时，我才知道，从1940年党中央成立广播委员会起，周副主席就任主任，他亲自领导创建了解放区第一座人民广播电台，一直非常关心广播电台的工作。转战陕北期间，周副主席亲自指挥广播电台的转移，他指示廖承志同志在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停止播音时，晋冀鲁豫广播电台要继续播音。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转移到瓦窑堡，周副主席翻过几个山头，来看望和慰问广播工作人员，勉励同志们坚守岗位，努力工作，要及时播出党中央的声音，无论如何不能中断。1948年，广播电台又迁到河北省平山县境内，这期间周副主席对广播电台的关怀和指示就更多了。
1948年秋冬和1949年初春，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捷报频传，周副主席以卓越的军事才能，协助毛主席指挥三大战役。直接参与所有重大战略决策的制定。他亲自起草许多重要作战文件和新闻稿件。最多时一昼夜间就达22份。他常常指示广播电台要及时迅速播出应发的重要指令、评论和我们在各方面的胜利消息。当时，编辑部的工作是那么紧张、繁忙、热烈，我们除了睡觉外，整天都在办公室里忙碌着。晚上每人一盏小油灯，一直工作到深夜。就是睡觉，也常常是和衣而卧，因为毛主席、周副主席大都是夜间办公，随时都会有重要指令、文章和审阅后的稿件送来。我们常常被叫起来抄稿，为了争取时间，由几个同志分头抄写。抄好一份，马上飞马送往播音处，原稿再送到文字广播编辑部发电讯。1948年11月后，编辑部的工作更加紧张了。胜利的捷报象雪片样地飞来。今天歼敌几十万，明天活捉国民党军某某高级将领。编辑部不断往播音处传送着战报，我们虽然没有到过前线，可是分享了胜利的喜悦。
二
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根据周副主席的指示和安排，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同志随党中央进驻了北平，接收国民党北平广播电台后，改称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建国后又改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新中国成立之后，周总理更加重视广播事业的发展，关心广播电台的工作，尤其对政治、外事消息的播出更是关注。我长期做政治、外事记者，对此体会颇深。
建国前夕，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周恩来同志批准广播电台记者采访会议新闻，并批示播送毛主席在会上的讲话录音，使全国人民第一次听到毛主席的声音。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周总理批准广播电台现场广播实况。以后的国庆节、“五一”节、全国人大、政协及其他重要会议的实况和报道也都是经周总理亲自批准播放的。
周总理很重视在每天的联播节目中播出当天发生的党和国家的大事情。由于当时国际形势复杂，总理对播出的政治外事消息很慎重。凡是他的讲话，常常要自己审阅。为了赶在联播节目中播出这些重要新闻，赶发稿件的时间很紧张。五六十年代欢迎国宾的宴会，都在晚上7时30分或8时举行。宴会前一般都有双方会谈。有时候，周总理已经坐到宴会主人席位上，我匆匆忙忙地把稿子送到他的手中，悄声说：“要赶联播。”他马上接过稿子一字一句地仔细看；有时候，总理正在同别人说话，我把稿子送上去的时候，他立即中断了谈话，耐心地看，耐心地改，就连标点符号也不放过。常常把用错的“的”、“地”、“得”改正过来。
总理很注意稿件中的政策分寸，在审阅时，帮助我们把关。在政治外事报道中，排列领导人和出席人的名单是很重要的环节。周总理非常重视这一点。那时，我认为象邓小平、陈毅等几位副总理，都是征战几十年，打天下的老革命家，名字不能排得太后。因而常常把他们的名字排到人大常委副委员长前面。每次总理总是亲自把位置改过来，把副委员长的名字排在副总理前面。有几次还批评我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说了多少次，你们为什么老不改。”
说实在的，报道中排列名单也不是简单问题，它和当时的国内外的政治局势分不开。在什么场合，领导人用什么头衔，要突出哪些人也要根据政治气候和活动性质有所不同。用得不当，就会引起国内外很多猜疑。很多时候记者拿不准，就要请示周总理。总理考虑问题非常周密细致。例如在十年动乱中，廖承志同志被关押起来，他的中日友协会长的职务，被无形中取消了。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来访之前，中日友好活动频繁，廖承志在总理关怀下获得解放，出来参加活动。我们在报道中，只写了廖承志的名字，未加职务。一次活动中，总理看稿时，亲笔加上了“中日友好协会会长”的头衔，这就恢复了廖承志的职务，我们的报道也有了根据。在我的稿件中，总理改正过来的名单很多。有时他自己来不及改，就指出应该怎么改。
周总理对新闻稿件除了帮助把关，还帮助我们修改、完善。给我印象较深的有两次。一次是1957年12月，周总理陪同缅甸联邦副总理吴巴瑞、吴觉迎所率的两个代表团到杭州上海访问，在上海参观江南电影制片厂，观看演员们拍“林冲雪夜奔梁山”的一场戏。演员演得很精彩，总理看得很高兴。边看边向吴巴瑞介绍剧情。看完这场剧后，总理和吴巴瑞走到“山神庙”前面同演员们一一握手。摄影记者抢上去照像。总理看见布景外边围了十几个青年演员，就招呼他们一起来照像。并且不断地同他们谈话，我把总理的话记下来写进新闻里，因为站得较远，记得不完全。在休息室里，周总理和吴巴瑞坐下来，同制片厂的负责人谈话。我急着要请总理看稿，又怕打断了他们的谈话。迟迟疑疑的站在一旁。总理看见我手里拿着稿子，明白了我的意思，伸手要过我的稿子和笔，边看边改。改着改着，写不下了。他抬头问我：“还有纸吗？”我东张西望地找不到纸，正在不知所措的时候，恰好旁边有一位服务员，拿起几张准备搽碗碟的小纸片送给总理说：“这纸行吗？”总理接过去在两张小纸片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然后递给我说：“这是我的原话。加上去。”接着又说：“写东西要有内容，要真实。”我发窘地笑了。
总理在那两张小纸片上写道：“林冲从正面教育了我们，陆谦从反面教育了我们，都是我们的老师。”“青年演员也来同我们一起照像了，很好。在山神庙前，古人、今人将要走到二十一世纪的新人。”“我们中缅两国人民都是由于殖民主义的压迫而走上反帝国主义道路的。也是一种逼上梁山……。”我把总理的话加上连接词写在新闻里。周总理在上海飞机场欢送缅甸两位副总理的讲话稿，我也从他的手中要来。上面有他亲笔改的话。我把那两张小纸片和讲稿以及改稿用过的笔一直珍藏了30多年。
还有一次是1971年6月初，周总理陪同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齐奥塞斯库率领的党政代表团到南京访问。晚宴上，宾主一起观看南京市的孩子们演出的文艺节目。在观看孩子们的演出时，我把稿子送给总理，他正在同扮演白毛女的7岁小女孩和弹月琴的5岁小男孩问话。他接过我的稿看了一遍说：“可以，但是要把孩子们的演出多写上几句，要生动些。还有长江大桥上的欢迎场面。”确实我写的太简单了。关于孩子们的演出，只在宴会后面加了一句：“宴会后，宾主一起观看了红小兵演出的精彩文艺节目。”实在太一般化了。我衷心钦佩周总理，他简直可以说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新闻记者。
三
周总理很关心记者的学习，期望我们能很好地掌握党的方针政策。他会见外宾时，除了个别重要国宾外，都让我们坐在旁边听。有一次，总理在西花厅会见外宾，因为外宾只有两三位，人数太少，我和新华社的一位记者在帷幕后边嘀咕，要不要坐到前面去听。声音虽然很低，却被总理听见了。他把我们叫到面前说：“要听，就大大方方坐到前面来，不要躲在后边。这样会使客人有很多想法。”他又说：“听听我们的谈话，对你们也有好处。”
总理对记者的要求也是严格的。有表扬也有批评。他常常一边看稿一边说：“你们写的东西太一般化、公式化，缺乏创造性。被框框套住了。”还多次说：“我们的记者太羞涩，比不上外国记者能抢新闻。”意思是说我们活动能力不强，过份拘谨。有时他也表扬鼓励我们。1960年5月26日，周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会见英国反法西斯战争名将蒙哥马利元帅。说来也巧，那天到飞机场去采访的记者是女同志，去西花厅采访的文字、摄影和电视记者也都是女同志。当周总理和蒙哥马利站在客厅中央让记者拍照时，蒙哥马利一边整理领带一边环顾四周，好象在找什么似的。他问周总理说：“她们能照好吗？”周总理笑了。用十分肯定的语气说：“放心，会照好的。她们做记者工作都有很多年了，很有经验。”
周总理深知记者的甘苦。1957年以前，规模不大的中型宴会一般没有记者的席位。而在这类宴会上，常常有很重要的即席讲话。我们如果站在屋子里听记，实在有碍观瞻，只能站在门边或窗外听记。这些情况总理都看在眼里。有一次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后边的武成殿宾客，宴会结束后，总理走到我们面前问道：“你们吃饭了吗？”我回答说：“不要紧，等工作完了再吃。”总理很不高兴地说：“你们工作，外交部的同志也是工作。他们有饭吃，你们就没饭吃。”说着，把当时外交部的礼宾司司长叫过来说：“你为什么不给她们饭吃。大家都是一样工作。你们有饭吃，她们就没饭吃，对吗？”那位司长有点惶恐，不知怎么回答好。从那以后，一般的中型宴会甚至小型宴会都有了记者席位，我们的工作就方便多了。我深深体会到这不仅仅是一个吃饭问题，它体现了周总理处处事事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对同志一视同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