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诸葛亮《出师表》中的一句名言。也是后人对他赤胆忠心，高风亮节的评语。10多年来，每当人们怀念起周总理的时候，就用这句话来总结他的一生。这也正是周总理自己为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实现共产主义目标奋斗终生的誓言。
在那些动乱的岁月，周总理日夜忙于处理纷乱如麻的事务，身心交瘁。我不只一次的听到周总理说过“我这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句语重心长的自白，说明他当时的处境，也说明他的内心深处埋藏着很多难言之隐。
进入70年代后，周总理身患重病。“九一三”事件后，全国形势刚刚有了转机，周总理不顾病重，为整顿国民经济、恢复生产和落实干部政策做了大量的工作。当时，国际关系也出现了好势头。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等打开了新的局面，外事活动多起来了。周总理顾不上吃饭睡觉，争分夺秒地忙于国内外的事务。很多时间是一夜没睡，第二天一早又接着会见外宾。有时白天有会，夜里会见外宾，从深夜谈到天亮。那些年，我们记者日夜守在办公室里，随叫随到。
在周总理会见外宾或开会时，他身边工作的同志知道他没吃饭，就让服务员送上几碟花生米、杏仁等一类干果。总理一边谈话，一边抓几粒放在嘴里。十年动乱以前，我从没看见总理有倦容。可在1970年前后，总理的面容显然消瘦下去，头发也白多了。会见客人的时间一长，服务员就送上去一块热毛巾，总理擦把脸，又精神奕奕的谈起来。有时，也在人民大会堂吃饭，一边吃饭一边听汇报。
有一次，我对总理身边工作的同志说：“总理太忙了，今天已经是第五场了。”那位同志笑笑说：“不是五场，是八场。这场活动完了，下边还要开会呢！说不定又是一夜。”
1970年4月5日周总理出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那天早晨在飞机场上，我发现总理面色灰白，连头发也没来得及理就匆匆登机而去。有位同志告诉我说，总理召集人开会，安排工作，忙了一整夜。1973年3月8日，在招待外国女专家的茶话会上，周总理出席讲话。亲自向在动乱中受委屈的一些外国朋友道歉。他代人受过，做自我批评，只管说自己工作没作好，把责任完全拉在自己身上。周总理情恳意切的话语，使很多外国朋友都流下了眼泪。
我最后一次在公开的大会上见到周总理是在1975年第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总理出席了大会并且作了《政府工作报告》。我作为新闻工作者，向全国人民报道了这个鼓舞人心的报告。周总理在报告中重申新中国要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使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这个振奋人心的百年大计，为中华民族未来的历史绘制出壮丽的蓝图，给中国人民指出通向繁荣富强的道路。周总理的报告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是他生前心血凝成的宏图，也是他留给后人的最后的嘱托和遗愿。
的确，周总理艰苦卓绝的革命一生，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但是并不是“死而后已”，而是“死而未已”。身虽去，功不朽，浩气长存。祖国历史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周恩来同志的革命风范和他的丰功伟绩。
魏 巍：怀念一位伟大人物
我们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多年了，但是他的音容笑貌，他那生气勃勃的革命精神，却仍然活在我的心中。
在我十七八岁的时候，我就在延安的黄士广场上聆听过这位革命家的教诲。而此后十几年却无缘看到他。解放战争后期，我随部队转战华北，那是战斗正酣的时节，作为下层干部，却不知党中央就在身边。
终于，一个难忘的日子到来了。
那是1953年9月23日，第二次文代会正在进行。全国文艺界的代表们，正喜气洋洋地坐在怀仁堂里，聚精会神地聆听周总理作报告。报告讲到第三部分《为总路线而奋斗的文艺工作者的任务》。那时时兴站着讲话，周总理是站着讲的。他手头有个稿子，但并不照着稿子念，而是讲得生动活泼，不断引起一阵阵的笑声和掌声。代表们的脸上充满幸福和喜悦之情。
我坐在前十几排的位子上，正听得入神，忽然心里怦怦地跳起来，总理讲到如下一段：
“……所以，我们就是要写工农兵中的优秀人物，写他们中间的理想人物。魏巍同志所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就是这种类型的歌颂。它感动了千百万读者，鼓舞了前方的战士。我们就是要刻画这些典型人物来推动社会前进。同时，我们的理想主义，应该是现实主义的理想主义；我们的现实主义，是理想主义的现实主义。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理想主义结合起来，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周总理讲到这里，面向台下问：
“哪一位是魏巍同志？请站起来，我要认识一下这位朋友。”
那时我才30岁多一点儿，意外地听到这话，未免有些慌张，便很不好意思地站起来。
“你过去在哪里工作？”他面向着我问。
我匆匆地回答了一句，便连忙坐下了。实际上我只不过站起了半个身子。
总理笑着点了点头，又继续他的讲话。
这是我一生得到的最崇高的鼓励，也是总理对文艺工作者热心关怀的一个例证。
从1954年起，我一连三届被选为全国的人大代表，和总理的接近就多起来了。在“文革”以前的十多年中，我常常参加总理召开的各种报告会、座谈会和文艺界的集会。有时是在紫光阁，有时是在怀仁堂，有时是在新侨饭店、北京饭店，有时是在青年艺术剧院。总理的正式报告郑重些，而小型的会议则很随便。记得有一次在青年艺术剧院，他披着大衣坐在那里，谈笑风生，讲得很轻松。谈到某项工作有关的问题，便问××同志来了没有？下面便回答来了。会场显得很活跃。总理的这种工作方法，使得一些问题及时地得到解决；一些偏向及时地得到纠正。
总理的讲话内容很丰富。除了国内外的重大问题，常常讲到文艺问题。讲文艺问题时，又常常谈到如何做一个革命者，如何做一个革命的文艺工作者等有关世界观的问题。他的话温暖而亲切，如春风细雨，滴滴入土。仿佛他不是“首长”，而是一位“兄长”。应该说，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以及比我们年长的老一代知识分子在世界观的熏陶中，是受了他巨大而深刻的影响的。
我记得，有一次在讲到如何做一个革命者的问题上，他讲了极为精辟的话。他说，做一个好的革命者要树立起四个观点：第一是革命观点，第二是阶级观点，第三是群众观点，第四是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这无疑是对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最扼要的概括。总理没有专门写过论修养的书，我看这四句话就是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在世界观上最完备的教科书了。现在有一种很不好的偏向，就是轻视和模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甚至还有专文来批判阶级观点。阶级斗争扩大化是错误的，但它与阶级观点是两回事，绝不能混为一谈。如果离开阶级观点，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了。
在公与私--也就是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上，常常纠缠不清。直到今天，仍有人公开为个人主义辩护，甚至以批判林则徐的“无欲则刚”为名，来批判“大公无私”，认为个人私欲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我认为周总理对这个问题讲得是很清楚的。他把人的精神境界分为四个层次：第一类是公而忘私，第二类是先公后私，第三类是半公半私，第四类是自私自利。他认为一个革命者应当追求高的境界。他对雷锋的题词就是“公而忘私”。但是“大公无私”和“公而忘私”不是人人能做到的，因而又提出“先公后私”。1963年在文化艺术工作者春节联欢会上的讲话中，他提出过“五关”（思想关、政治关、生活关、家庭关、社会关）的问题。在讲到过“生活关”时，他异常热情地称赞了雷锋，并说：“雷锋日记反映了全心全意为集体的思想，是一部很好的日记体文学。过生活关就是要全心全意为集体，要求我们先公后私，有时公而忘私。”总理没有半句讲到个人主义、自私自利是合理的。
至于说到世界观的改造，总理真是苦口婆心，不知道讲过多少次了。“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是他的名句，我就不知道听了多少遍。这是总理一生很牢固的观念，很重要的思想。他认为，“每个人都要改造，旧社会来的人要改造，新社会长大的也要改造，因为社会里仍存在旧的东西，如果自己不坚定，没有防疫力量，就仍会受到旧思想的传染和影响，所以也要改造。尤其是文艺工作者，作为灵魂工程师，要使人们在艺术欣赏里得到鼓舞，受到激励，奋发起来，就必须掌握最好的思想工具和艺术工具。因此要改造自己，长期改造。”总理所说的改造，并不是专对知识分子，而首先是对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员。他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生活在一个社会里，不能不受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和习惯势力的影响，而且还有封建的影响。所以，无产阶级、共产党要不断地消除自己队伍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把旧的东西剔除掉。只有能自我改造的人，才能改造别人。”可见总理对党内外以及知识分子世界观的改造是多么地重视！而这一工作由于广大知识分子的自觉进行，是收到了巨大成果的。可是曾几何时，不知为什么，很少有人提到“改造”了，好象“思想改造”是一个令人忌讳的词。现在党内和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发展得这样严重，不是很令人深思的吗？
1965年夏，越南战争升级，美国侵略者开始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这时，巴金同志和我作为第一批中国作家派赴越南访问。当时在作家协会负责的刘白羽同志，多次向我提及，这是周总理亲自指定的。秋末，我自越南归来，我的访越通讯还未写完，“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从此，我失去了自由，也就没有再见到总理。
总理得了重病的消息，使全国人民深感不安。我偶尔在报纸上看到他憔悴的面容，真是优心如焚。总理逝世时，我正在天津，因此没有同总理再见上一面。但是那几天我一看到报纸和《参考消息》，眼泪就倾流不止，不能自已。后来我回到北京，参加了总理的追悼会。开始我强烈地抑制着悲痛，还比较镇静，可是在送灵车驰往八宝山的时候，我却再也抑制不住，十里长街有多么长，我的泪也洒了多么长。
1976年的清明是不寻常的日子。在临近清明节的几天里，我的精神处于一种作战前的昂奋状态。我决定不顾一切禁令，一连三天都到了天安门前。在那花海人潮中，我自感有责任和义务去充当一朵小小的浪花。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座上我让女儿贴上了自己的诗句。我觉得不如此就不足以表达我对这位伟大人物的情怀。
毫无疑问，周恩来是中国近代史上（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光辉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生前一再说，世界上没有完人，没有不存在缺点的人，但是相对来说，他确实是一个比较完美的典型。他，没有私心，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既有多方面的卓越才能，又有高尚品德和宽广胸怀。他为一个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斗争所造就，又同他一向重视自我改造不可分。我们党拥有这样的人物，实在是我们党和中华民族的骄傲。
太阳落了山，余光渐渐消退；而一个伟大人物的精神财富，却可以长留人间。如果我们愿意中华腾飞，愿意共产主义事业蓬勃发展，我们便应当认真学习这样的人物。
戴爱莲：一束长年不凋的记忆之花
1941年秋天，中国电影制片厂厂长郑用之在家里宴请客人，在座的有：郑和他的夫人、叶浅予和我，还有郭沫若和一位周先生。我被介绍给郭先生和周先生。周先生坐在我右边，郭沫若坐在我对面。我告诉郭先生，我回中国前在伦敦遇见远房表兄陈伊范，他说我回中国后必须接触的第一个人就是郭沫若。当时重庆在国民党统治之下，我推想在我右边坐的周先生一定是一位国民党，我就有意无视他，而注意郭沫若。但是，我渐渐发现坐在我右边的人是一位举止优雅，漂亮和有教养的人，他面颊上浓密的胡髭很好看，透出一派绅士的气质，于是引起了我对他的注意，不时从他左面注视他，可是，我当时还是认为，他是一个国民党。
当晚我们回到家，我爱人对我说的第一件事是问我：“你知道宴会桌上靠你右手坐的是谁？”我答：“一个国民党的周先生。”他听了我的回答大笑起来，笑完他说那就是周恩来。多么令人高兴和震惊！可我当时在餐桌上却尽力无视他，我为自己的失礼而懊悔。不久，我应邓颖超大姐之邀前去看她，我向她讲述了我严重失礼的笑话，邓大姐听后笑起来。
宋庆龄的秘书廖梦醒与我在香港相识后成为终生的朋友。梦醒在1942年春天从香港来到重庆以后，时常带我到八路军办事处去，我成了八路军办事处的常客，还交了许多朋友，如我羡慕和尊敬的龚澎、张晓梅等。办事处大约每星期六晚上都有舞会，那时，我已经和周恩来和邓大姐熟悉了。周恩来在舞会上教我跳秧歌舞的基本步法，还把从延安带来的大生产运动中竞赛的赠品转送给我。有一次邓颖超给我一些浅灰蓝色羊毛制品，我用来做了上衣和夹克，她还把她在延安穿着工人服的照片送给我。有一次，我去他们家时，正遇上周恩来在发脾气，这是我看到的仅有的一次。但当邓大姐告诉我他发脾气的原因时，我也被国民党特务的卑劣行径激怒了。我想脾气再好的人，遇上这种事，也会发怒的。事情是这样发生的：国民党特务不仅用机关枪对着周恩来和八路军办事处住地的前门，而且工作人员都要持特别通行证才能出入，每次外出必须随身携带。几天前一位工作人员出去买吃的，没有带特别通行证，被国民党逮捕了。恩来停止手中的工作，奔走三天，才把这个工作人员营救出来。但是不久，还是这个工作人员，又因同一原因被捕了。这就是周发火的理由。谁能责备他呢？
为了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周恩来在重庆同各种各样的艺术家广交朋友。他和邓颖超时常来看我的演出，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新华日报社举行秧歌舞表演时，我也被邀参加了。我对他们表演的秧歌舞剧《朱大嫂送鸡蛋》很感兴趣，为他们做了舞蹈编导。从1944年秋到1947年我一直领导育才学校的舞蹈组，后来我才知道育才学校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
1949年人民解放军开进北平城时，我正在城里，当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到达时，我有幸以进城民主人士身份去欢迎他们。很快，我就参加了华北大学三部（现在的人民大学），任舞蹈六队队长。在华北大学，第一件事就是创作并参加演出“人民胜利万岁”，我们全心全意地以音乐歌舞来赞颂中国共产党，赞颂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同志。1954年，周恩来从印度和缅甸访问回来，让我们组成“中国文化代表团”作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到这两个国家进行友好访问、演出，以后他到印尼参加万隆会议回来，又让我们团不要解散，再做一次印尼之行。那里的华侨说，在他们一生中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周恩来的访问和“中国文化代表团”的访问。代表团访问万隆时，参观了会议大厅，我们还轮流去坐了坐周总理在那次历史性会议中坐过的椅子。
在我们访问这三个国家之前，周总理向我们交代的任务是广交朋友，寻求友谊，要我们必须尊重东道国的人民，向东道国的人民学习。同时他说，各国的文化有各自不同的标准，有的比较先进，有的可能差些，但我们同样要向他们学习。访问中，我们按照周总理的指示虚心地向东道国人民学习。对此，缅甸的音乐家很感动。他们说缅甸民族的和传统的音乐正趋衰落，中国的音乐家能主动地向他们学习民族的乐器，这将促进他们民族文化的发展。我们在这几国访问，都受到真诚的欢迎和盛情款待，几国的领导人都招待了我们。这不仅是因为我们来自人民中国，而且体现了他们对我们杰出的总理的尊重和崇敬。在印尼的巴厘访问时，正遇上当地时局动荡，不很安全，周总理专门打电报，要我们作到“安全第一”。体现了总理对我们文化工作者的深切关怀，使我们深受感动。
回国后，我们汇报了访问印度、缅甸的情况和学习、研究印尼舞蹈的成果。正是这次访问、学习导致后来在北京舞蹈学校内创建了东方舞蹈班，并由我兼任班长和指挥。这些都是周总理亲自批准的。当时，我们还从印尼的巴厘聘请了舞蹈和音乐教师。若干年后这个研究班发展演变成现在的东方歌舞团。
北京舞蹈学校创建于1954年，那年苏联芭蕾舞团正在北京演出《天鹅湖》和《巴黎圣母院》。周总理看后问我：“我们学演《天鹅湖》要花多长时间？”我回答：“至少5年。”但实际上我们仅用了4年时间。
“大跃进”以后，我国国民经济进入困难时期，财政紧缩，很多建设项目不得不下马。但中央芭蕾团的舞厅建设项目与人民大会堂和民族宫一样，得到特许，继续建下去。这种特许是周总理关怀的结果，我们非常感谢周总理。
当年上演的场面壮观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曾得到周总理的多方关怀和具体指导，人们都亲切地称他为“我们的总导演”。当时周总理为了不让芭蕾舞团的学习和排练受干扰，没有让我们团参加《东方红》的演出。当芭蕾舞团需要一位乐队指挥时，他考虑把黎国荃调给我们。事实上，凡是我们需要的，而我们自己又解决不了的，周总理都帮助我们解决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很多人都关心我的处境，当看到我被批斗的艰难情景时，都劝我说：“你为什么不给周总理写信？”我总是回答：要他操心的事够多了，我怎能再去打扰他。后来，我听说当时的外交部长乔冠华打听我的处境，关心我的情况。当时我猜测，这不会仅是乔冠华同志关心我，必定与周总理有关，很可能是周总理在过问我的处境了，因为我肯定周总理一定会关怀那些似乎已失踪的所有的艺术家。
总理逝世时我正在广东从化温泉，同所有中国人一样，我象失去了自己的父亲一样地悲痛。实际上，我自己的父亲逝世，都没那样深地影响我。
后来宋庆龄送给我一张周总理和邓颖超的像片。她告诉我，这是总理健在时和邓大姐在一起照的最后一张照片。这张像和意大利摄影家在医院给总理拍的那张像成为我的珍宝，始终收藏着。
周恩来是一个卓越非凡的人，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凡是有幸见过他的人，都由衷地敬仰他，称颂他，怀念他。
徐运北：周总理领导我们开展人民卫生工作
1952年冬到1964年底我在卫生部工作，周总理对卫生工作的关怀重视，给我很大的教育。周总理日理万机，但总是把卫生工作看作革命和建设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他心中怀着全国人民，时刻惦记着广大群众的生老病死。他领导我们开展人民卫生工作，从新中国卫生工作的方针政策的制订到防病治病的重大决策，医药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卫生队伍的成长壮大，医药科技人才的培养提高，以及人民群众的生儿育女……各个方面都在他的关怀之中。现将我经历的一些片断情况追忆如下，以志对周总理永恒的纪念。
一
1952年，美帝国主义向朝鲜和我国发动细菌战争。政务院成立了以周总理为主任委员的中央防疫委员会，领导和组织反细菌战的工作。在毛主席“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乎，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的号召下，全国城乡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防疫卫生运动。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消灭了大量的苍蝇、蚊子、老鼠等病媒虫害，清除了“垃圾山”，填平了污水沟，广大人民革除陋习，精神振奋，城乡卫生面貌从此为之一新，取得了反细菌战的胜利，使一些传染病也得到了减少和控制。在运动中，充分显示了群众的力量和智慧。1952年12月卫生部召开第二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总结防疫卫生运动的经验。周总理在中南海怀仁堂作报告时，对一年来防疫卫生运动的成绩给予高度的评价。
为了使这一群众卫生运动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中央决定把防疫卫生运动定名为爱国卫生运动，作为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各级防疫委员会改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统归各级人民政府直接领导，周总理仍兼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
在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中，周总理十分强调领导的作用。1952年他曾对北京市卫生局一位负责同志说：“爱国卫生运动搞得好不好，关键在领导，领导搞不好要批评。你们可以来检查政务院的爱国卫生运动，如果搞得不好，就点我的名登报批评”，“市政府搞不好，就点市长的名”。周总理处处以身作则，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还不只一次地利用接送外宾的机会检查北京车站、机场的卫生。一次他在检查首都机场的卫生工作时，对在场的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谆谆教导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卫生搞好了，能体现我国人民崭新的精神面貌，体现我国人民讲卫生，爱清洁的好传统，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大家受到很大鼓舞和鞭策。1960年12月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亲自陪同西哈努克亲王等参观了南京市卫生模范五老村，柬埔寨贵宾对那里的卫生工作非常赞赏。
周总理反复教导我们，开展卫生运动一定要和生产紧密结合，为生产服务，不要搞形式主义。要把科学技术的力量和群众力量结合起来，突击工作和经常工作结合起来，要克服时紧时松的毛病。周总理非常重视用典型椎动工作。1952年第二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就奖励了一批爱国卫生运动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1959年我们发现山西省稷山县，大面积卫生工作做得好，召开了全国农村卫生工作稷山现场会议。周总理指示我们城市也应该有典型。1960年，我们又在广东省佛山市召开了城市卫生工作现场会。这些典型单位的主要特点和经验是：从生产出发，配合生产，为生产服务；结合城乡建设工作，整治环境卫生；注意培养卫生工作积极分子，把卫生科学知识交给群众，使科学技术和群众的劳动、生活相结合，因而能做到经常化和不断提高。几十年来，爱国卫生运动尽管由于各种原因有起伏曲折，但在周总理的指示精神下，卫生运动为生产服务，先进带动落后，典型带动一般，总起来看是不断发展前进的。
二
团结中西医，继承发扬祖国医学遗产，是卫生工作中一项重要的方针政策。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同志对此都作过多次指示，尤其周总理在领导我们贯彻执行党的中医政策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1954年，周总理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我国有几十万中医散布在全国广大的农村和城市，各级卫生部门应当认真地团结教育和使用他们，并且同他们合作来把中国医药中有用的知识和经验加以继承和发展。”1957年周总理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上针对当时存在的问题又及时告诫我们：在医药卫生人员中，还存在着不团结合作和彼此不尊重的现象，应该坚决克服这些缺点，更好地发挥中医的力量，加强医药卫生人员的团结，以保证进一步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遵照中央和周总理的指示，卫生部门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开展了对中医政策的学习，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纠正对中医政策贯彻不力的情况。在组织方面，根据不同情况，对中医的工作做了安排，有的吸收到国家医疗机构中工作，有的引导他们在自愿基础上组成联合诊所，有的采取个人开业，充分发挥中医的作用。推广中医带徒弟，使中医事业后继有人。号召西医学习中医，成立西医脱产或在职的学习中医班等。周总理强调西医学习中医要学而有成，学以致用。有一个西医学习中医的学员学后未能很好发挥作用，周总理知道后指示我们重新作了安排。
为了加强中医研究工作，1955年筹建中医研究院，在周总理的支持下，从全国各地选调了几十名学识渊博，经验丰富的各科名老中医，组成中医研究院的骨干力量。中医研究院建成后，卫生部要求中央领导同志为该院题词，周总理批：“请主席、少奇同志为他们题几个字。”毛主席批“请总理题”。周总理热情地为该院题写了“发扬祖国医药遗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题词，为中医研究工作指明了方向。从题字过程也体现出中央和总理对中医研究工作的重视。
举办中医学院，培养具有系统的中医知识又有一定现代医学知识的较高水平的年轻的中医人才，是继承发扬祖国医学遗产的一项重要措施。这一工作也得到了周总理的启示和大力支持。1956年在筹建中医学院时，开始打算先办一所，周总理从全局考虑，指示我们在东南西北各办一所，于是决定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共办四所中医学院。北京中医学院由于上马仓促，准备不够，师资校舍等基本条件都很差，困难很大。我们曾打算搬到教学件条较好的南京去办，结果引起学生情绪波动，到国务院请愿。周总理得知后，专门召集会议，进行研究，批评我们办事不认真，分析了搬南京和留北京的利弊，认为在北京办虽有暂时困难，但是可以克服的，统一了大家的思想，决定仍在北京办，并交代国务院齐燕铭副秘书长协助解决校舍问题。周总理还对培养方针和办学经费等问题作了批示，使北京中医学院终于克服了困难，在北京建成。1962年调整精简时期，有关部门曾打算将各地中医学院大大压缩，卫生部中医司司长吕炳奎同志认为中医学院刚办起来，如果这样做对发展中医事业极为不利，特写信向周总理反映。周总理当即指示有关部门重新考虑，作出了中医学院不动的决定，使中医学院得以继续兴办和发展。
1958年11月卫生部在河北保定召开全国中医中药工作会议。主要是为进一步端正思想，更好地贯彻中医政策。但由于我们对党的中医政策认识不全面，又犯了抬高中医，贬低西医的错误，引起了思想混乱。加之当时正值“大跃进”高潮，搞“拔白旗”，在卫生部9月份召开的“全国医药卫生技术革命经验交流会”上，康生一手策划了批判西医专家的运动，更加挫伤了一些医务人员的积极性。邓小平同志发现后，严肃批评了我们，为此周总理还专门召集卫生、文化、体育等几个部门的负责同志开会，针对这几个部门当时出现的一些“左”的错误，研究纠正办法。对卫生部在中医问题和知知分子问题上的错误，总理指示要采取正面引导的方法，写一篇全面阐述党的中医政策的文章，来澄清混乱思想。在胡乔木同志主持下由黄树则同志执笔，和有关部门反复研究写出了《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一文，由《人民日报》于1959年1月25日作为社论发表。文中提到，在我国卫生队伍中有中医和西医，在我国医药学术中有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这是我国医药发展的历史所形成的。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从我国广大人民防治疾病的需要出发，从我国医药科学发展的规律出发，必须既发展现代医学，又发展传统医学，中西医不仅要在政治上、防治工作上互相团结，而且要在学术上互相交流，取长补短，忽视文化遗产的民族虚无主义倾向是不对的，认为可以离开现代科学来整理遗产也是不对的。随后卫生部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卫生部门学习这篇社论，纠正贯彻中医政策中的错误思想。周总理在1959年4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指出：“应当团结中西医，组织他们共同为人民卫生事业服务，共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和发展医药科学”，同时对党的中医政策作了精辟的科学概括。
在周总理的关怀和具体指导下，我们在贯彻中医政策中开展了各项工作，并在工作过程中及时端正了指导思想，使中医工作健康发展。
三
周总理经常教导我们，我们国家大，人口多，办事、想问题都要有全局观点，要想着全体人民。卫生事业是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要为全体人民服务，卫生事业的发展要和经济的发展相适应。
旧中国卫生设施十分薄弱，特别是广大农村，许多地方还处于无医无药状态。周总理十分关怀卫生事业的建设，他在1950年9月30日所作的《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的报告中，就明确提出：“人民政府决定在最近几年内在每个县和区建立起卫生工作机关，以便改进中国人民长时期的健康不良状况”。经过几年的努力，我国城乡卫生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但由于我们对建设社会主义的卫生事业缺乏经验，当时许多医疗卫生机构是从旧社会接管的，许多制度作法还沿袭了旧的一套，在学习苏联中，也有生搬硬套的现象，因而在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上都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在城乡关系上，偏重城市，卫生部门的人力、物力、财力大部分用于城市，用于农村的比重则较小；在医疗预防关系上，防治分家，医院是卫生战线技术力量、物质设备等卫生资源集中最多的地方，却很少作预防工作；医疗制度上，从方便医务人员考虑多，从方便病人考虑不够，有的医务人员服务态度也不够好；在机构建设和设备标准上，缺乏勤俭办事业的精神等。这些问题，有的我们还未认识到，有的习以为常，熟视无睹，有的虽感到应当改进，却没有想到好的解决办法。周总理见到卫生部的同志常问到卫生医疗方面的一些问题，如当前多发的是哪些疾病，群众看病有些么什问题，农民看病是否方便，工人下班后看病怎么办，医院收费情况怎样，医院搞不搞预防工作等等，周总理经常关注和考虑卫生事业的发展。
1957年9月周总理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作《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对医疗卫生工作作了五点重要指示：（一）为六亿人民（当时全国人口数）服务，城乡兼顾，扩大门诊，举办简易病床。（二）扩大预防，以医院为中心指导地方和工矿的卫生预防工作。医院和疗养院逐步交地方统一管理，党的工作一律交地方领导。（三）降低医院、疗养院的设备标准，适当降低药品价格，劳保医疗和公费医疗实行少量收费，取消一切陋规，节约经费开支。（四）改革医疗制度，便利人民就医，加强医务人员教育，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医疗思想。（五）私人诊所不宜过早过急地实行联营。周总理的指示为医疗卫生工作指出了正确的方向，既针对当时存在的问题，又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当年12月我们召开了全国医院工作会议进行贯彻，使医疗卫生工作有了明显的改进。
1958年以来，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卫生部门也出现了许多脱离实际的“大办”，急于改变所有制，把医生集体办的联合诊所，合并为公社卫生院所，有的不顾条件，把病人包下来，实行看病不要钱等。1962年调整精简时，周总理语重心长地教导我们，卫生工作不仅要考虑需要，还要考虑可能，要和经济的发展相适应。根据当前经济发展情况，卫生事业要实行国家办、集体办和个人开业相结合。周总理的指示，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卫生工作和经济建设的关系。卫生工作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在保护人民健康，保护劳动力方面要走在前面，事业发展则要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要把需要和可能，动机和效果统一起来，落后或超前都是不对的。我们根据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和周总理的指示，对卫生事业进行了调整，使卫生事业适应经济的发展，从而稳步地发展。
周总理反复教导我们，要重视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对旧有的东西要批判地吸收，学习外国好的东西，要结合中国的实际。他提出我国卫生事业建设要面向全体人民，城乡兼顾，医疗和预防结合，大中小结合，国家、体集、个人办相结合。要勤俭办卫生事业，改革旧制度，既提高疗效，又方便病人；既为经济建设服务，又要适应经济建设的可能，开拓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道路。
四
周总理和人民群众心连心，时刻挂念着人民群众的疾病痛苦，对防病治病工作经常亲自过问。他指示我们要抓住重点，对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要制订规划，有步骤地加以控制和消灭。血吸虫病是流行我国南方12个省市自治区的一种寄生虫病，患病人数约1000多万，受威胁的人口在1亿以上，是危害我国人民最大的一种疾病。1955年毛主席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党中央决定，党内成立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领导这一工作。周总理对防治血吸虫病的工作同样十分关怀，甚至在接见外宾时，也惦记着如何解决这种疾病的危害。1954、1955年他在先后接见印度和日本两个医学代表团时，亲自询问他们国家在防治血吸虫病方面有什么经验，并欢迎他们到我国流行血吸虫病的地方去看看，对我们的防治工作提出意见。事后，一位日本医学家深有感触的说：“一个国家的总理还谈到血吸虫病，真令人感动。”1956年周总理署名发表了国务院《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指出“消灭血吸虫病是我们当前一项严重的政治任务。”并提出：“为着根本消灭这一病害，必须实行积极防治的方针，采取综合性措施，切实掌握充分发动群众和科学技术相结合，防治工作和发展农业生产兴修水利相结合，坚决进行反复的斗争。”实践证明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在毛主席、周总理的关怀下，在中央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的领导下，我们遵循上述方针，不断实践，不断总结经检，防治血吸虫病的工作取得显著成绩。
调总理对鼠疫、疟疾、副霍乱等危害人民身体健康的严重疾病的防治工作也亲自过问，及时给予指示，经常督促检查，使这些疾病得到控制和减少。
“大跃进”时期，广大人民生产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周总理密切关注着各方面出现的新问题，及时和有关部门打招呼。1959年10月的一天晚上，周总理把李德全部长和我找到他的办公室询问当前防病治病的情况，周总理指示我们：除应注意当前疫情，还应考虑集体化引起人们衣食住行的变化。要根据这些变化的情况，做好卫生工作，认真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周总理还指出：今年天气不太冷，气候干燥，容易发病。水利工地、钢铁工地、农业集体生产都是人员集中的地方，要组织工作组摸一摸情况，注意这些方面的卫生工作，他还谈到，农村妇女劳动强度大，有的过于疲劳，要注意劳动保护。周总理从衣食住行都替人民群众想到了，他对人民群众的关怀爱护，真是无微不至。
1960年冬河南省发生了“信阳事件”。由于自然灾害和一些干部严重的浮夸风，高指标，高征购，强迫命令，以致群众吃不饱，劳动强度大，造成大批得病和死亡。中央组成工作团前往处理，周总理指示要我一同前往，并了解其他地区的情况。我们到了信阳地区的光山、潢川、固始、商城等县，发现由于营养不足造成的浮肿病，干瘦病，妇女闭经，小儿营养不良等比比皆是。我又到了山东鲁西南菏泽地区，也到处是浮肿病人。我们回北京后向周总理作了汇报。这时中央也接到各省报告，陆续发现大量浮肿病人，死亡人数很多。周总理极为关切，即指示卫生部门要全力以赴防治浮肿病。1961年1月我们召开了卫生厅局长会议，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确定卫生工作的中心任务是生产救灾防病治病，配合有关部门安排好广大人民的生活，抢救重病人，保护劳动力。并确定在灾区专区以上的医药卫生人员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县区医药卫生人员百分之八、九十投入防病治病工作，卫生部组织了200多人的医疗队，由司局长带队，分赴甘肃、河南、山东等八个重点灾区协助进行防病治病和救灾工作。
当时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由于吃不饱饭和缺乏营养，病人之多是空前的，死亡率很高。中央的方针是全党动员，发展生产，低标准，瓜菜代，艰苦奋斗，度过暂时困难。周总理为了安排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呕心沥血，日夜操劳，他亲自和卫生人员计算男女老少最低的营养需要，并指示卫生部门研制代食品，在周总理的督促下，卫生部组织专家协同有关部门进行科学研究，试制出小球藻、人造肉等代食品。在一次国务院召开的有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周总理带头品尝了这些代食品，研制出的代食品很快推广应用。
为了防治和抢救全国大量的浮肿病人，周总理指示卫生部要有专人负责。卫生部立即建立了防病治病办公室，掌握疫情，组织交流防治经验，每周向周总理作一次书面报告，紧急情况随时向总理办公室电话汇报。在党中央领导下，全党努力战胜了严重灾害，度过了困难时期，数以万计浮肿病人得以治愈，众多干瘦病人免于死亡。这条战线的总指挥就是我们的周总理。
五
周总理对科学技术人员一向非常关怀重视，把他们看作革命和建设不可缺少的力量，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从政治上关心他们进步，业务上鼓励他们成长，生活上给予殷切关怀，尊重他们的劳动，理解他们的心情。周总理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又是科学技术人员的知心朋友。周总理在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方面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李德全同志是一位著名的民主战士，党的忠实朋友。解放前，她拥护党的主张，为争取和平民主和妇女解放作了很多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她担任了第一任卫生部长，紧紧依靠党的领导，坚决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她殷切期望成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向周总理表达了她的入党要求。周总理对她的入党问题非常关心，指示我和张凯同志很好帮助她，做她的入党介绍人。经过一定时期的考验，她终于在1958年12月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周总理重视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指示我们要重在表现，积极培养吸收那些合乎条件的高级医药卫生科技人员入党。
周总理对医药卫生战线的科技成果，总是满腔热忱地给予支持鼓励。1958年9月卫生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医药卫生技术革命经验交流会，同时举办了展览会，展示医药卫生方面的科技成果。周总理在百忙中抽出半天时间，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展览。他边看边问，特别对中医中药部分和江西省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以及上海广慈医院抢救烧伤钢铁工人丘财康（他烧伤面积89．3％，这次抢救的成功在当时世界烧伤治疗方面居于领先地位）事迹的展览部分，问得很仔细，对这些成果表示赞赏。1963年上海钢模厂青年工人王存柏，在生产中不幸右手被机器完全轧断，被紧急送往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对这种完全断离的手，当时中外医学界尚无接活的先例。如按一般惯例，只有将断肢消毒缝合，痊愈后再安装假手。这既不违背医疗原则，也不担什么风险。但骨科主治医师陈中伟，外科副主任钱龙庆等由于平时深入厂矿工地，对工人兄弟怀有深厚的感情，他们决心要千方百计接活这只手。在院内外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下，终于创造了世界上首例断手再植成功的奇迹。周总理当时在上海，得知这一情况后，非常欣慰，他和陈毅副总理亲切接见了有关医护人员，周总理勉励他们继续努力，争取在又红又专的道路上取得更大的成绩。周总理回到北京后，又让秘书向卫生部传达他的指示：这次断手再植成功的经验是很值得发扬的。一条是基本功，一条是经常下厂接触工人群众，一条是三结合，这是红专结合的典型事例，同意给予奖励。同时查一下，治疗丘财康烧伤的人员，曾否给过奖励，如果没有也可补奖。根据总理指示精神，我们先后对上述两个单位的有关人员以及其他在医疗、医院管理工作上做了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分别进行了表彰与奖励，并号召医药卫生人员学习他们的先进事迹。广大医药卫生人员对周总理的关怀和指示，深受教育和鼓舞，有力地促进了医药卫生人员的成长和医药科学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