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就在那次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我们曾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向他汇报过经济建设遭受严重干扰的情况，并请示了一些问题，但都没有得到明确答复。当时他双眉紧蹙，严肃地说：“你们提的问题我都认真听了，但需要中央常委研究才能定下来！”一听此话，我们就明白了形势的严峻。令人钦佩的是，就是在这种困难境地中，周总理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仍然努力发挥小平同志在《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中所说的那种“中和作用”和“减少损失的作用”。
在这一段时日里，哪里发生了武斗、打砸抢事件，总理就派联络员去调查，进行干预处理。哪位部长被揪斗了，总理就指示有关同志和我采取措施加以保护。10月29日，国家经委副主任陶鲁篇同志的办公室被造反派砸开，抢走了一部分文件。我们于夜里12点报告总理。他当即明确地批准了我们的建议：将国家经委过去的文件档案全部集中起来，由国务院加封条，非经国务院批准，任何人不准擅动。为了使关系国计民生的经济工作不致遭到更大挫折，总理更是付出了巨大努力。在他的讲话和他组织起草的文件中，总是强调“抓革命、促生产”，这在当时是谁也不能反对的。我记得11月9日，总理亲自主持讨论《人民日报》社论稿《再论抓革命促生产》时，反复强调生产建设不能中断停滞的重要性，严肃批驳了只强调“抓革命”而根本不讲生产建设的错误论调，坚持按他的意见定稿，并决定社论稿翌日立即见报。
那时，林、江一伙对此当然是十分恼火和怀恨的，他们公开污蔑周总理是“救火队长”，污蔑我们这些人是“救火队员”。王力在一次会上攻击说，工人闹革命的高潮，被“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和其他有关文件压制下去了。稍后一些时候，戚本禹等人更加明目张胆地攻击说：“文革中存在着新文革和旧政府的矛盾。”面对这些污蔑和攻击，总理岿然屹立，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无私无畏的本色。
当时，总理是抱着什么心情对待那场动乱和浩劫的？他有一段震撼人心的话，一直铭记在我心中。那是在1966年11月19日下午，总理来到我主持召开的工交座谈会上，同大家见面并作了长篇讲话。他对当时的形势概括为“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大势所趋，因势利导”四句话，要大家抱着“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的态度，挺身而出，善于因势利导，为了保卫党和国家的利益，个人被冲垮了也要毫无抱怨。“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这是总理的伟大心声，这是总理身体力行的崇高实践。敬爱的周总理晚年，不正是在“苦海”中度过的吗？他自己被迫入了“苦海”，心里仍然时刻惦记着同入“苦海”的广大干部和亿万同胞，日日夜夜操劳着为这些人们分忧解难。
十三
说到这次工交座谈会，工交《十五条》的始末是不能不说的。此前，总理曾找余秋里同志和我谈话，要我们两人，一个抓计划会议，一个组织一个小班子，研究一下工交系统如何“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这后一个任务，就落到了我的肩上。
11月13日中午，陈伯达把他们“文革小组”起草的关于工交系统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文稿给了我，要我们在一周之内提出意见。11月14日上午，总理召开各口碰头会，我把此事向他作了报告。我说，原来就想把上海、天津、北京、沈阳、武汉、广州的同志和各大区管工业的同志找来，商量一下工交系统的“文革”问题，现在陈伯达他们既已搞出了一个文件，能否开一个工交座谈会商量一下。总理表示同意，会期定在16日到20日。
会议期间，同志们对陈伯达一伙的稿子提出的“允许工厂成立派系组织”、“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等问题，都表示反对。于是，我们就起草了一个修改稿，明确写上“十七年来，工交战线基本上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这个总精神，除此之外，还对原稿作了一些增删合并，增加了以下三条实质性的内容：（1）工业化大生产具有连续性和社会协作性，不能停产闹革命，只能有步骤地分期分批地搞；（2）工人参加“文革”活动，只能在业余时间内进行，八小时工作制不能侵犯；（3）学生不能到工厂去串连。修改后的稿子，由原来《十二条》变成了《十五条》，第15条就是一句话：“此件精神也适用于财贸系统。”这是按照当时主管财贸口工作的姚依林同志的意见加上的，依林同志一再说：“你的列车上一定要多挂一个车皮，把财贸捎上。”
11月21日上午，定下了修改稿的架子。下午5时，陈伯达打电话要我和余秋里同志立即去他那儿。秋里有事迟到，我先到了。陈伯达一见面，就拿出一本线装书，怒气冲冲地要我读读他指定的一段话。我一看题目，是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要我读的那段文字是：“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因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意思是，写文章的，搞历史的，研究天文的，是类似算命打卦一类的下九流人物，本来就是被主子和上方所戏弄、被娼妓戏子所豢养、被社会习惯势力所轻视的。我一想，不知是什么地方把这位大人物得罪了，在未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时，还是沉默为好。陈伯达见我不作声，就问：“这篇文章你过去读过没有？”我说：“读过。”陈伯达接着就大发牢骚说：“反正我们写文章的，无权无势，小小老百姓，谁也瞧不起。过去邓小平瞧不起，现在你们也瞧不起，你们有本事啊！把我们的稿子改得体无完肤了，有本事你们自己写一个嘛！”我这才明白，他之所以发火，是因为我们改了他们搞的《十二条》。我说：“情况没有这样严重，我们不过是结合工交系统实际，加了那么几条，使文件更完善一些。”他仍忿忿不平，说了许多蛮横不讲理的话。我们看解释也没有用，就退出来了。
我们回到中南海后，就径直去找周总理。总理正在听宋任穷同志汇报东北局的工作，我们就插进来谈了刚才的情况，又谈了我们所以要作那些修改的理由。总理说：“没有这么严重吧！明天午间，我和陶铸同志再听一次你们汇报。”
11月22日上午，我同林乎加、杜星垣等同志一起，商定了进一步修改稿子的方案。午间，参加了总理、陶铸、富春同志主持开的碰头会，并在会上汇报了昨日下午到陈伯达那里的情况。晚上10点我接到富春同志电话，说我汇报的情况，他和总理已经报告了主席，主席指示：（1）工矿企业还是要分期分批进行“文革”；（2）八小时生产不能侵犯，工人只能在业余时间闹革命；（3）文件提出后，让谷牧带个班子到上海、天津、沈阳听取各派工人的意见，继续进行修改，争取12月份发出；（4）原稿上把当权派划宽了，同意我们提出的把“忘本、自私、压制群众”等几类人去掉的意见。有了这个底，我们放心了一些。第二天上午，我即把修改后的稿子批印上报。
万万想不到的是，我们这个稿子在12月4日林彪主持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汇报后，遭到了林彪、康生、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王力等人的激烈批判。他们说，工业系统的问题，比文教系统还要严重；如果工交财贸系统的“文化大革命”不好好地闹一闹，变修了，文教系统搞得再好也没有用，国家非出修正主义不可。张春桥则指着我说：“你的发言，代表了一小撮走资派的情绪。”在12月6日的会议上，陈伯达气势汹汹地站起来，指责《汇报提纲》没有同他商量，发这个提纲是“突然袭击”。当我正在考虑对这一无理指责如何回答时，周总理马上严肃地对着陈伯达说：“这个提纲是我要他们写的，……是开夜车搞的，来不及征求意见。”在当天下午的会议上，林彪也发了言，他说：“这次运动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次批判干部的运动。干部当权了这么多年，光讲光荣，成绩伟大，不许人家讲缺点，非蜕化变质不可。这一回，硬是要发动群众大批判一下！”就这样，我挨了三个半天的批。
令人寻味的是，林彪主持的这三个半天会，周总理虽然参加，但在会议进行中很少说话。直到林彪作了长篇批判讲话后，他才讲了一番话，主要是谈过程，说他们（指我们这些人）有一个最大的担心，就是怕运动影响国民经济建设，反过来再影响运动的进展，我多次找他们谈过话，但他们还是转不过弯来，所以在这个文件中，又出现了这方面的观点。总理的这些话，实际上是为我们开脱责任。
12月9日下午，周总理又主持召开了一次政治局碰头会，研究工交座谈会精神如何传达，此事如何处理。我表态说：“如决定把《十五条》发下去公开批判，我没意见，但希望不要把与《十五条》无关的一些事扯上。”（因为王力在会上发言攻击了陶铸同志，说工交座谈会是受了陶铸同志的影响。）坐在我身旁的聂帅，望了望我，慢悠悠地讲了一段斗争艺术很强的话：“我以为不宣传达，不宜公开批判。谷牧的错误，仅是一次没有形成后果的错误，不过是改了改稿子嘛！外面并不知道。如公开批判，观点就会流传，就会干扰当前斗争的大方向，后果值得考虑！”聂帅讲完后，叶帅等老同志立即表示赞同。“文革小组”那几个人虽然强词夺理地继续叫嚣了几句，但也说不出什么站得住脚的反对理由。于是，周总理拍板决定：批判《十五条》的事，不再扩大范围了；由今天出席会议的各大区同志回去后，在常委范围内讲一讲。
十四
《十五条》的风波暂时过去以后，我于12月28日离开北京，到四川、云南、贵州了解三线建设的情况。前后近一个月时间。在出差途中，除了看报纸外，我几乎每天深夜都要到大街上去看一次大字报。陶铸同志被点名批判的消息，上海“一月夺权”事件，我都是从大字报上最先看到的。我意识到，“文革”是越问越邪了。在此期间，国家建委机关的造反派还给我发来几份“通碟”．要我立即“滚回北京”接受批判，声称如再不回去，就要派人来把我揪回去。但是，我仍然坚持完成了任务，于1967年1月30日中午乘飞机回到北京。
一下飞机，我就感到气氛不对。一群不相识的人迎面走来，态度十分蛮横，要我交出手中的公文包，上他们的车。我抓紧公文包不放，站着不动。于是，上来两个彪形大汉，从左右两边把我一挟，推上了他们的小汽车。此情此景，使我油然想起1936年春天在北京做地下工作时被绑架的情景，那次也是两个高大的警察，一左一右把我挟上他们的囚车。不同的是，那一次上的是卡车，这次上的是小汽车，阔气多了。还有，那一次是夜里，这一次是白天。当时我想，我真的能再一次进北京的监狱吗？
我回京后即被造反派绑架的消息，周总理很快就知道了。他派出联络员找建委机关造反派谈判，说定在第二天只批判一场，即把我送回中南海，他要听我的出差汇报。造反派不得不同意了，这是因为象我这样的当权派，机关内外的各种造反派都要抢着批斗，万一被别的派抢走了，他们是要承担一些责任的。就这样，我在第二天被他们批斗了5个小时后，造反派头头亲自押送我到中南海北门放下。总理已让人给我在中南海假山院子的东面安排了间房子，与余秋里同志为邻。当晚，富春、先念同志都来安慰我，我向他们谈了出差观感。这个地方，成了以后一年多我生活和工作的基本场所。在那年春节前后，总理几乎是天天找我们开会，研究通过了关于停止学生徒步串联的文件，研究了三线职工不能向一线跑等等问题。
过不几天，即发生了所谓“二月逆流”事件。由于我和余秋里同志被称为“二月逆流”的“小伙计”和“帮凶”，打那以后，我们抓工作就更困难了。社会上对我们的批判不断“升温”，而我们需要做的事却越来越多，最紧迫的是铁路、交通问题。3月21日，周总理通知我，根据3月19日毛主席关于“一切秩序混乱的铁路局都应实行军事管制，迅速恢复正常秩序”，“汽车、轮船、港口装卸也都要管起来”的批示精神，立即研究拟出一个对铁、交、邮三部及其所属重点企业实行军管的决定稿。3月26日清晨，总理又亲自打电话通知我，统计一下铁、交、邮三部军管需要派遣的解放军人数；通知交通部的某些直属单位可以先行军管，说六个对外港口批准军管的电话稿已经批发了。我们起草的对铁、交、邮三部实行军管的文件，在政治局碰头会上讨论时，中央文革小组一伙挑剔说“对军管后军管会如何执行毛主席路线、如何坚决支持左派闹革命”写得不够。林彪当时有个提法是，军管如搞得不好，“军队也会执行一条拿枪的刘邓路线”。
4、5月份，铁、交运输情况日坏，工人、学生扒车来京上访的事件不断，严重干扰了铁路运输秩序，各个铁路局客、货车受阻的消息接连传来。周总理十分担忧，一面抓紧实施先行军管铁、交两部的具体方案，一面让我研究起草关于维护铁路运输秩序的命令及军管铁、交两部的决定。5月31日，郑州、徐州、金华都同时发生铁路阻塞事件，仅徐州一处，就停开货车69列。周总理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于中午亲到毛主席处，说明铁路轮船关系到全国的交通命脉，一旦中断，国民经济不可收拾，对铁路、交通实行军管的问题不可再拖。总理的这些意见，得到了毛主席的赞同。下午，总理召集富春、先念、叶帅、秋里等同志和我开会，传达了向毛主席汇报的情况，并一起商定了如下一些具体对策：（1）尽快公开发布关于不许中断铁路、轮船交通运输的命令；（2）将全国十八个铁路管理局分给附近驻军实行军管包干，将沿海沿江轮船交给海军实行军管包干；（3）参加军管的军队人员均与当地军分区、武装部分开，不再介入地方支左工作，以便统一铁路、轮船运输的管理，免受干扰；（4）责成总参负责拟定调动部队的实施计划，次日拿出方案。这些决策，后来均付诸实施了。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对铁、交两部实行军管，对铁路全线和沿海沿江航运实行军管包干，对于挽救国民经济危局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
十五
周总理在“文革”动乱中的另一个卓越贡献，就是千方百计地保护党内外老干部，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改朝换代”的阴谋难以得逞。这方面的事太多了。可以说，幸存的或逝世的我们党、政、军各方面的大批老干部，都直接或间接地得到过他的关怀和保护。在“文革”初期，是周总理亲自拟定了一份党内老干部和民主人士的重点保护名单；是周总理亲自拟定了不准随意改变被批斗干部工资的电报稿；在揪斗部长风潮最甚之时，又是周总理制定了让被斗部长轮流进中南海休息的制度；执行中遇到造反派阻挠时，他总是亲自派联络员前去交涉，使得部长们在紧张的工作和频繁的被揪斗中，得到一点喘息的机会；70年代初期，又是周总理借着农机部部长陈正人同志突发心脏病、未能得到及时治疗而不幸逝世的事件，商请毛主席同意，恢复了高级干部的医疗保健制度；“李震事件”出来后，周总理又做工作，实行了部长级以上干部的警卫制度……这些，党内外许多老同志在许多文章中都提到了，我在这里只讲两件我亲身经历的、迄今人们不大知晓的事情。
一件是1966年9月22日，三机部部长孙志远同志听传达说“炮打司令部”到10月中旬告一段落，十分高兴，由于过度兴奋，当晚突发脑血栓，昏迷不醒，危在旦夕。我于9月23日上午去看过他，并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总理。9月25日晚上又去看他，总理也来了，当时在场的还有刘澜波、吕正操、段君毅等八位部长。望着奄奄一息的志远同志，总理心情沉重地说：“你们‘八大尚书’都在这里，能不能从外地再请位专家来会诊呢？！”我们说，上海、四川都有治疗这种病的高手，但眼下这个时刻，谁能有办法啊！总理说：“派专机也要接来嘛！”我们说，那只有您能下这个决心了。总理真的做到了，连夜从上海调来了两位医生，第二天四川的医生也赶到了。医生进行了精心抢救，可是由于为时已晚，志远同志还是逝世了。但这件事给了家属和我们这些人以极大的温暖，大家的心与总理贴得更紧了。
另一件事是，1966年底煤炭部部长张霖之同志被造反派武斗和逼供致死。周总理有一天接见群众时，眼里含着泪水，手里拿着霖之遍体伤痕的遗体照片，悲愤地说：这么一个出生入死的老同志，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叫我怎么交代啊？！如果连一个部长的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国家还有什么希望？那不真的是无法无天了……看着他那悲戚的面容，听着他那激愤的声音，我们无不为之动容。此后不久，周总理即主持搞了一个不得对被批斗干部进行体罚的规定。
至于我自已，在那些岁月里如果不是得到总理多方面的关怀，也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结果。1967年春节以后，造反派对我的批斗升级。我每次被拉出去，总理都要派个联络员跟着，并让联络员预先跟造反派“约法三章”：只能批两个钟头，到时放人；不能搞体罚；不能让别派抢走。有了这些“约法”，我挨斗时的处境要稍好一些，但又有哪个造反派是真听话的？！说是批两个钟头，往往是四、五个钟头，挨骂不说，有时还要被揪头发，扭臂膀，水当然更是喝不上一口了。等回到中南海，浑身就象散了架，喉咙干得冒火，连饭也咽不下。富春同志看在眼里，在一次国务院会上提出：“谷牧一星期出去几次，身体受不了，而且也贻误工作，改为一星期出去一次成不成？”总理说：“什么一次两次？不出去了。令后出去，必须经我批准。”此后一段时间里，我出去扶斗的次数确实少了很多。
在那阴霾蔽日的年代里，周总理是云层中透出来的亮光，是维护花草树木少受风暴摧折的大树，是全国人民寄托希望和寻求慰藉之所在。正如小平同志在《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中所说的那样：“‘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十六
我是在1968年春季离开中南海，回建委机关接受进一步“审查”的。
1967年4、5月间，我们一边挨着批斗，一边协助总理抓经济工作，外面造反派揭发、批判我的大字报日渐升温，先是“走资派”、“三反分子”，后是“招降纳叛”、“反党篡军”，到5月31日，也就是周总理召集我们开会研究关于对铁路、交通实行军管的具体部署的那一天，满街贴满了“打倒大叛徒谷牧”的大字报。
我1936年在北平“左联”从事地下工作时被捕过，敌人在审讯中抓不到我是共产党员的具体证据，最后把我具保释放了。这段历史，党早已审查清楚。但到了“文革”中大抓“叛徒”的年代，又成了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为此，周总理亲自找我谈过话。我说：“这已是老问题了，让他们查吧。”总理说：“已决定从×××专案组中抽出两个人突击查一下你的问题。你不必背什么包袱，还要象往常一样，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叛徒”的问题未了，“特务”的问题又出来了。造反派从国民党政府国防部的档案里，查出解放战争初期给特务发饷的名单上有一个少校，与我原名相同，仅仅是三个字，既无年龄，也无籍贯和经历。造反派把这张名单拍了照，交给中央审查，同时，在大街小巷贴出“打倒大特务谷牧”的大字报。
“叛徒”、“特务”这两顶大帽子一扣在我头上，我就很难再出面工作了。造反派在中南海北门外搭起帐篷，打起“揪谷兵团”的旗号，安营扎寨，夜间也在狂呼口号，闹得住在中南海里面的人昼夜不得安宁。我出面主持开会也很难有什么效果了。记得有一次，周总理让我找铁道、交通两部抓业务的同志研究交通问题，就有人拒绝出席，声称不能和“大叛徒、大特务”坐在一起，说是这样做，就成了“叛徒、特务主持开会，走资派参加（影射国务院业务组的其他成员），军管会执行的局面，那还搞什么文化大革命”？！
如果说，所谓“叛徒”问题由于以前查过，现在再查也容易搞清，还不至于置我于绝处，那么，所谓“特务”这个新鲜问题由于一时很难查实，就使我陷入十分艰难的境地了。我在这种困难情况下又勉强做了一段工作。后来，富春同志找我谈话说，总理和他商量了多次，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我很难再出面工作；这样长期地与群众对立下去，也不是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叛徒”、“特务”问题，经过这一段审查，已大体弄清楚了，群众要查让他们继续查去。另外，建委机关实行军管后，秩序已得到控制。因此，他和总理的意见是：让我回机关去，与群众见面，接受群众的审查。为此，他们已向建委军管会作了交代，相信我回去以后，不会发生什么大问题。我当然完全理解他们的苦衷，表示一定要“正确对待”，愿意到群众中去接受审查和批判。富春同志紧握着我的手说：“我们相信你会正确对待的。总理还让我转告你，自己要珍重，要经得起磨炼！”我点着头，记在心里。临离开中南海的前两天晚上，先念同志来看我，他义愤地说：“你当时不是当华东局秘书长吗？管着机要，如果你是特务，华东战场的胜仗还怎么打？”又说：“堂堂的共产党华东局秘书长，怎么才当了个国民党少校特务？真是奇谈怪论！”在这以后长达两年的“牛棚”生活中，正是总理和富春、先念等同志的这些话，给了我勇气和力量，使我在艰难困苦中没有混灭希望之火。
直到1969年下半年，所谓“特务”问题才算彻底搞清楚了。专案人员总算找到了那个与我原名相同的国民党少校特务的小老婆，证实那个人是比我年岁大得多的河南人，是与我完全无关的另一个人，这才宣布我的历史问题查清楚了。经历了这么多的曲折，我总算获得了“解放”。但就在这时，林彪又发出要老干部“疏散”到远离北京的地方的所谓“一号命令”。
我也属于“疏散人员”之列，建委军代表亲自到周总理那里汇报“疏散”我的方案，提出让我到江西干校去。总理说：“干校不要去了。谷牧同志对三线建设感兴趣，基建工程兵他也参与组建过，让他到基建工程兵部队去搞些调查研究，总结经验。一旦有事，还可以带部队去前方服务。”就这样，我后来到四川江油和泯江紫光铺工地的基建工程兵部队里当了半年兵，又在江汉油田当了半年工人。直到1970年秋后批判陈伯达时，我才奉调回北京参加批判。
1971、1972年，在我没有正式恢复工作之前，周总理让我做了两件事：一是当第三次全国城市工作会议的顾问，忙了一、两个月；一是让我抓抓港口建设。后一个题目是在林彪自我爆炸后国务院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定的。那次会议，通知我也去参加。我到了会议厅时，周总理已坐在那里了。这是我自1968年搬出国务院后第一次见到总理，心情很激动，急忙上前与他握手，他也紧紧握住我的手。我见他瘦得厉害，就说：“几年未见，想不到您瘦成这样！”总理说：“你想我能不瘦吗？”是的，总理能不瘦吗？！“文革”闹了这么多年，他日夜操劳，其中辛苦，国人皆知。所幸的是，人间自有正气在，“文革”中的那些跳梁小丑，或折戟沉沙，原形毕露；或多行不义，狰狞日现。而总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却更加崇高。就在这次会议上，总理宣布：“谷牧同志在没有正式分配工作之前，我们让他抓一抓港口建设问题。”他站在很高的角度，讲了搞好港口建设对于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意义；要我和粟裕同志一起组织一个小班子，深入搞些调查研究，提出港口建设计划，争取三年改变港口面貌。
1973年春天，我恢复了建委主任的职务。再一次见到周总理时，他显得更加瘦弱了。我问候他的病情，他说：“你还不知道吗？我已经得了癌症了！”我心情突震，惊愕万分。他遂换了一个话题说：“你恢复工作了，担子很重，还得好好干呐！现在不是时兴‘爬坡’、‘拉车’那些话吗？我们这些人，一辈子就是为国家、为人民拉车啊！一息犹存，就得奋斗！”听了他的话，我十分难过，也很激动。周总理已经知道自己身患不治之症，每时每刻想到的还是国家和人民，还在勉励我们为国家和人民“拉车”，这是一种多么崇高的精神境界啊！那以后不久，他就住院治疗了。我们只能从一些文件上，看到他的批示；从电视广播报纸里，听到他会见外宾的消息，看到他瘦弱的身体和坚毅的风采……
十七
在1975年1月8日至10日召开的党的十届二中全会上，我再一次见到了周总理。此前，“四人帮”妄图四届人大由他们“组阁”的阴谋遭到了毛主席的训斥。周总理带病主持了这次中央全会的几场主要活动。在这次全会上，正式选举邓小平同志为党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并讨论通过了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名单。1月18日晚上8点，四届人大的新闻公报及人事名单发表，周总理继续担任总理，小平同志担任第一副总理。
1975年2月1日下午，周总理先是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谈了国务院各副总理的分工问题。他说：“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医院是不想放我出来了，但我还是想争取每个星期来和大家见一次面……”接着，他又主持召开了各部部长都参加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他和小平同志都讲了话。记得那一次会议开始前，我还将带去的一本从旧书店中买到的有周总理亲笔签名的书，送给总理看。他笑着说：“谢谢你啊，你把这本书给我收回来了！”他问我这本书是从哪儿买到的，我说是在琉璃厂。他说：“琉璃厂很有名气，可不能毁掉！”北京市后来搞的琉璃厂文化街修建工程，就是按照他的遗愿进行的。
自那天以后，我就很少见到周总理了。周总理的一些指示，我们是从小平、先念同志那里听到的。1975年4月27日上午9时，先念同志把我找到他的办公室，谈了一个多小时的话。先念同志说：“今天早晨6点，总理把我找去，谈了很长时间，他要我转告你：在抓紧港口建设的同时，也要注意抓飞机场的建设，海运空运，我们都很落后。”我懂得这些都是总理十分关心和重视的大事，都及时作了部署安排。
1975年是个不平凡的年头。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叱咤风云的革命气概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同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大刀阔斧、有声有色地全面整顿“文革”留下的烂摊子，在饱受“文革”煎熬的神州大地上吹起了一阵春风，全国人民又看到了国家的希望。“四人帮”对此恨之入骨，利用他们所掌握的宣传舆论工具不断制造舆论，到年底就精心策划了一场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国的天空上又乌云翻滚了。人们凭着多年动乱悟得的经验，体察到这股阴风的矛头所指，都在为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和他的亲密战友邓小平同志担心……
十八
刚过1976年元旦，就传来了周总理病危的消息。
1月6日半夜12点，王震同志来到我家，向我谈了总理病危的情况，还谈到一些当时同“四人帮”斗争的情况，我们的心情十分沉重，忧心如焚。王老说：“明天准许我们去探望总理，我们一同去！”送走了王老，我在凛冽的寒风中性立很久，感到政治气氛和自然气候一样严酷。当晚，我辗转反侧，怎么也不能入睡：将近一年没有看到总理，现在让我们探望，必是大厦将倾。总理啊！在这个紧要关头，我们多么希望您活着啊！全国人民又多么希望您活着啊！您不能走啊！
1月7日上午9时半，主老和我一起去看总理，走到总理的病床前，见他已昏迷不省，面容憔悴，胡子很长。王老看到这种情景，就悲痛地转身去找医生询问情况。我的泪水夺眶而出，在他身边呆呆地站着，期望他能睁开眼睛和我说上一句话，但已经不可能了。良久，我实在忍不住，哭出声来，走了出去……
1月8日上午，一颗伟大的、赤热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敬爱的周总理永远离开了我们。
1月9日早晨，广播里传出总理逝世的讣告。我在哭泣，我们一家人在哭泣，整个北京城和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都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
1月10日下午4时，我去瞻仰周总理的遗容，同他作最后的诀别，从1938年第一次见到他到此时，整整38年了。
1月12日上午，我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为总理守灵，接待外国使团的吊唁，不少外宾也泪水盈眶，有的女外宾还哭出声来……
那几天，天安门广场上哀乐低回。一群一群、一批一批的青年人满含泪水，肃立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向总理献花圈，开追悼会，彻夜不散。敬爱的周总理的逝世，使他们变得更成熟了……
1月12日晚上，我在日记里写下了当时的感受：“一个政治家在世界上声誉如此之高，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印象如此之深，他的逝世引起的反应如此之强烈，古今中外能有几人？！”
1月15日下午，我们参加了总理的追悼会。当小平同志在致悼词时说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为失掉我们的总理感到深切悲痛时，全场一片哭声。追悼会后，总理的灵车前往八宝山途中，十里长街两侧，几十万群众冒着严寒，伫立迎送，哭声不绝，人类历史上有过这种场面吗？！
十九
“莫道浮云终蔽日，严冬过尽绽春蕾”。
总理逝世后不到3个月，天安门广场上爆发了人民群众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虽然“四人帮”对此进行了残酷镇压，但那也只是加快了他们自掘坟墓的进程。
总理逝世后不到9个月，党中央执行了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了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十年浩劫。
1978年12月，党中央召开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此，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揭开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篇章……
在向四化进军的征途上，党和人民不会忘记周总理，不会忘记这位为了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出生入死、屡建丰功的人，不会忘记这位人民共和国的建筑大师，不会忘记这位在三年困难时期指挥若定、力挽狂澜的人，不会忘记这位在“文革”动乱极其复杂的历史情况下，竭尽全部精力，发挥高超才智，力使新中国航船免遭沉没之危的人，不会忘记这位把整个身心都献给共产主义事业，与人民群众甘苦与共、心心相印的好总理……
作为革命队伍中的一个老兵，我更永远不会忘记周总理，不会忘记协助他工作的日日夜夜，不会忘记他的关怀、支持、勉励与批评，不会忘记38年间他所给予我的谆谆教诲，不会忘记他用自己一生的言行构筑起来的高尚品质和伟大风范……
余秋里：中流砥柱 力挽狂澜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千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
我作为“文化大革命”中得到周总理亲切保护和教育的过来人，作为当时在周总理直接领导下的国务院业务工作班子的一名成员，身临其境，对于周总理在当时非常困难的处境下，如何以惊人的毅力，高超的斗争艺术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作斗争，尽可能减少国民经济的损失，使全国人民吃、穿、用得以基本保证，并使生产建设稍有前进，都是亲眼所见和直接感受的，受到的教育是非常深刻的，也是终生难忘的。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起初是在文化、教育战线进行的，但很快就波及到经济战线。红卫兵大串连，使正常的交通运输秩序被打乱了；“停产闹革命”，使一大批生产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的状态；由于很多部长遭批斗、靠边站，国务院各经济部门的工作也运转不灵，面临瘫痪半瘫痪局面。林彪、江青一伙打着“革命”的旗号，费尽心机要把整个经济搞乱，以便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面对这种严峻的复杂的斗争形势，周总理与林彪、江青一伙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当时，他一方面要应付红卫兵大串连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亲自安排铁路的运输调度，应付各地方和中央各部门造反派的种种纠缠；一方面不分昼夜地了解和处理经济工作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这一年的9月初，由李富春同志建议，经毛主席批准，中央决定我和谷牧同志协助国务院领导同志抓经济工作。记得有一次周总理对我们说：“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周总理这些深谋远虑、忧国忧民而又语重心长的话，使我深为感动。
林彪、江青一伙是只管“抓革命”的，把经济搞乱，却不负任何责任，可是，作为人民的总理、全国当家人的周恩来同志，要始终对人民对国家高度负责。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总理是无法抵制这场灾难性的“革命”的，他当时有可能做到的，是尽可能使生产建设事业遭到较少的破坏，尽量保持国民经济能够继续运行，不要完全瘫痪。不然，中国人民经过近百年前赴后继、英勇斗争所建立起来的新中国这座大厦，就可能塌陷了。十年内乱中我国的国民经济之所以还没有完全崩溃，工农业生产还有一些增长，经济建设还有一些缓慢的发展，不能不首先归功于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他发挥了中流眼柱、力挽狂澜的伟大作用。
下面，根据我的亲身感受讲几件突出的事情。
一
1966年上半年，全国的经济形势还是好的，工农业生产也是增长的，但到了下半年特别是第四季度，情况开始恶化。这一年的10月，林彪关于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的批件转发以后，全国到处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大批工交企业的领导班子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生产下降，建设停滞。这种情况使周总理十分焦虑，他一再对我们讲：工农业生产绝对不能中断，经济建设一定要尽可能设法进行下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反复强调，工交企业要业余闹革命，要坚持八小时工作制，要保证生产活动的正常进行。他除了在各种会议、各种场合阐明这个观点以外，还亲自主持讨论修改了《人民日报》11月10日《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社论一开头就讲：“抓革命，促生产，这是毛主席提出的方针，一再强调的方针。这个方针，不论在城市工矿企业、事业单位里面，在一切科学研究和设计部门里面，在农村里面，都是完全适用的，没有例外的，必须坚决遵守、时刻遵守的。”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公社绝对不能停止生产，“工农业生产稍有间断，就会影响到人民的经济生活。国民经济是一个整体，工业生产是一个整体，一个环节扣一个环节，只要某一部门脱节，就可能影响全局。这是常识范围的事情，谁都会懂得的。因此，在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和农村里搞文化革命，必须在生产以外的时间进行，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而不能占用生产的时间，不能离开生产岗位。”这篇社论阐述了周总理的观点，实际上也批驳了林彪、江青一伙的“停产闹革命”的谬论。正因为如此，他们攻击这篇社论把工人闹革命的高潮压制下去了，诬蔑周总理是“救火队长”。后来，成本禹等人甚至恶毒地攻击说：“文革中存在着新文革和旧政府的矛盾”，明目张胆地把攻击的矛头对着周总理，狂妄地叫嚣要打倒旧政府。面对这群小丑的狂叫，周总理如同泰山的青松一样，岿然屹立，为维护整个国民经济这部机器的正常运转，为使工农业生产能继续下去，与林彪、江青一伙进行着多种形式的斗争。
这里特别应该提到的是，1966年11月中下旬在京西宾馆召开的那次全国计划和工交工作会议期间的一场斗争。当年8、9、1三个月的红卫兵大串连，严重地打乱了全国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的正常秩序，几乎天天都接到告急电报，不是这里铁路中断，就是那里生产瘫痪。总理焦急万分，多次指示我们：“无论多么困难，都要妥善处理好学生串连与生产建设的关系。首先，必须安排好维持生产建设所必需的货运力量，然后，安排好客运计划，在客运计划中留有一定余力以应付学生串连之需。总之，无论如何不能让生产受到影响。”林彪、江青一伙极力煽动“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胡说什么“革命抓好了，生产自然会好”。周总理针锋相对，多次在不同场合申明：“我就不相信革命抓好了，生产就会自然上去。”据此，他找我和谷牧同志两个人谈话，要我抓紧准备召开计划会议，力求把1967年的计划安排得早些、好些；要谷牧同志组织几个人研究在工交系统如何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尽可能使工业生产减少损失。
这时，一向善于投机的陈伯达，得知毛主席支持周总理的意见，要抓革命促生产，不能停产闹革命，不能影响正常的生产秩序。于是，他就以“文革小组”的名义起草了一份关于工交系统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文稿，并于11月13日中午通知我和谷牧同志到他那里去谈这件事，并要我们在一周之内提出意见退给他。14日上午，总理召开各口碰头会，谷牧同志把陈伯达找我们去的情况作了汇报，总理当即决定把“文革小组”的文稿拿到17日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全国计划和工交工作会议上讨论，听取大家的意见。会议开始以后，各地同志对陈伯达搞的那个稿子提了许多不同意见，谷牧同志集中起来搞了一个修改稿，由原来的12条增改为15条。修改稿根据总理多次讲话的精神，首先肯定了17年来工交战线基本上是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时明确提出工矿企业的“文革”要分期分批进行，要业余闹革命，要坚持八小时工作制不能侵犯，学生不能到工厂去串连，以免影响正常的生产秩序。这个修改稿使陈伯达极为恼火，他11月21日下午要我和谷牧同志到他那里去，一见面没说几句话，他就大发雷霆，说了很多讽刺挖苦我们的话。总理听说后，即于22日中午在他和陶铸、富春同志参加的碰头会上听取了谷牧同志关于修改稿的汇报。当晚，总理和富春同志亲自向毛主席作了汇报，得到了主席的肯定。主席指示：（1）工矿企业还是要分期分批进行“文革”；（2）八小时生产不能侵犯，工人只能在业余时间闹革命；（3）文件提出后，让谷牧带个班子到上海、天津、沈阳听取各派工人的意见，继续进行修改，争取12月份发出。毛主席既已作了明确指示，意见似乎应该统一起来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尖锐的斗争仍在继续进行着。
12月4日，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听取工交座谈会情况汇报时，林、江、康、陈一伙攻击工交系统“右倾”，说工交系统的问题比文教系统还要严重，非要发动群众大批判一下不可。这次会后，由陈伯达一伙搞了一个《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通知》，用中央的名义于12月9日发出，通知中作了工人群众有建立革命组织的权利、可以串连等雄误规定。与此同时，他们大造反革命舆论，煽动大乱。当年12月26日，陈伯达要《人民日报》发表了《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的社论，一开头就说：“千百万工人群众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是大势所趋，好得很，是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挡的。”还说什么“在工矿企业内部进行文化大革命，是要经过严重斗争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少数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口口声声也讲抓生产，其实，他们是借口抓生产来压革命，抓生产是假的，压革命是真的”。社论还号召工人阶级应当欢迎革命学生到工厂来串连，革命学生也应当欢迎本市的工人到学校去串连。他们唯恐天下不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