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我国著名医学专家、协和医院内科主任张孝骞，因骑自行车摔了一跤，周总理知道后非常关注，随即指示我们，对有真才实学的专家一定要保护好，不仅要发挥他们精湛的医术防病治病，还要运用他们的学识经验培养人才，如果他们的健康受到损害，将是国家和人民的重大损失，周总理还指示，对这样的专家上下班要派车接送。周总理的指示，使我们深刻认识到专家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关系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大问题。周总理深切了解医学专家关心事业发展和接班人问题的心情，对为中西医专家配备徒弟与助手问题非常重视，曾指示我们一定要选派基础好、肯学习，专家和本人都同意的人当助手，务求把专家的学识经验继承下来。1962年他还指示我们对此问题进行检查，要求逐个落实。
周总理工作繁重，身体劳累，右臂早年还受过伤。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医研究院骨科专家，名老中医杜自明为周总理做按摩，常于上午11时左右到总理住处治疗。周总理对杜老关怀备至，常留杜老共进午餐。困难时期，邓大姐送炖好的肉鸡给杜老营养身体。在当时物资供应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周总理、邓大姐自己生活十分艰苦，对杜老如此照顾爱护，感人至深。因杜老年过古稀，为了尽快抢救他宝贵的临床经验，所以出诊必有徒弟随从学习和照顾杜老。周总理和邓大姐常询问徒弟是否虚心学习，希望杜老培养更多的徒弟，也叮嘱徒弟要好好向老大夫学习。在周总理和邓大姐的关怀督促下，杜老的《正骨经验概述》于1960年出版，并由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反映杜老正骨手法的影片，为继承发扬祖国医学遗产提供了宝贵资料。1961年11月15日84岁高龄的杜自明老中医因病逝世。周总理深为哀悼，16日下午亲自去友谊医院向杜老遗体告别，并亲视入殓，18日在嘉兴寺举行公祭，周总理再次亲临参加，向家属表示慰问。周总理对老专家的关怀，充分体现了他对知识分子尊重爱护的一片深情。
周总理不仅教育我们团结国内医务工作者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还热情欢迎在国外和港澳地区工作的医学专家回来工作。侯宝璋先生是一位著名的病理学家，在国内外医学界享有较高声誉。当时在香港大学医学院任病理科主任。1956年7月，中华医学会召开第十届会员代表大会，邀请了侯宝璋和其他12位在港澳和印尼工作的中西医学家来京参加。7月28日周总理接见了他们，对他们表示欢迎，希望他们对我们的工作多提意见，还说愿意回来工作的我们也欢迎。周总理亲切指出，知识分子的学问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从资本主义国家学来的学问也是很宝贵的。我们反对的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但学问，尤其是医学，我们是不反对的，并且可以用来为国家建设服务。周总理还特别问到侯宝璋的工作情况，子女情况，称赞他做了不少工作，有很大贡献。这使侯宝璋深受教育和鼓舞。他对周总理诚恳、直爽、没有架子和善于听取大家意见的民主作风十分钦佩。他对接待人员说：“中国人民有这样伟大的领导人是很幸福的事”。“今天的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他们把知识分子当宝贝”。侯先生对总理给他的评价特别感动，他说：“我活了一辈子，从来没有一个政府真正关心过我，想念到我。想不到总理对我这么熟悉，知道我这么多事情。”他表示“我是爱国的，我愿意回来多为国家做一些工作，我愿将我的余生献给祖国”。由于他和香港大学订的合同还未期满，暂时不能回来。1959年他又回来参加过一次国庆观礼。经过充分的思想酝酿和准备，这位年过花甲的著名病理学家，终于在我国处于经济困难时期的1962年初偕同夫人一起回到北京。根据周总理指示，我们对他的工作作了妥善安排，任命他担任中国医科大学（即现在的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副校长，尊重他本人意愿，主要还是从事研究工作，并为他解决了助手、经费等问题。生活上住房、用车、副食品供应等更给予特殊照顾，他深感党的关怀和祖国的温暖。
周总理尊重爱护医务人员，还有一件生动的事例。1961年邓大姐在协和医院作了一次手术，周总理为了表示对参加手术的医务人员的感谢和慰问，自己出钱在中南海紫光阁请了50多位中西医专家、医护人员和平日做保健工作的医务人员聚餐，并邀请卫生部、北京医院、协和医院几位领导干部参加。事前，工作人员在起草参加聚餐的名单时有化验主任，没有化验员，周总理亲自加上了化验员的名字。聚餐时，周总理首先对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中西医务人员表示深切的感谢和慰问，还谈到保健工作要合情合理，不要特殊化。席间周总理以四菜一汤款待大家，大家无拘无束地和周总理、邓大姐亲切交谈。周总理还要大家表演节目，有的唱陕北民歌，有的唱京剧，气氛十分热烈。周总理还亲自指挥大家一起唱《洪湖水，浪打浪》，大家的心情也象洪湖水一样激荡，久久不能平静。最后，周总理与大家一起合影留念，当大家正为前后坐次互相谦让时，周总理亲自把蒲辅周老中医搀扶到前面说，您是我们的老师，应在前面。这次聚会，体现了周总理和医务人员心心相印，亲如一家。我也有幸参加了这次盛会，终生难忘。
周总理对人民卫生工作和广大医务工作者的关怀和教诲是难以言尽的。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董炳昆；伟大与平凡
一、晴天霹雳
我们医疗组于1975年12月24日奉党中央之命来到平壤为金日成主席治疗眼疾。1976年1月9日凌晨1点钟，金日成主席的秘书把我们从梦中唤醒，沉痛地传达了一个震惊世界的噩耗--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于1月8日9点57分逝世！
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象晴天霹雳一样把我们给震懵了。难道这是真的吗？真不敢相信，又不能不信。我们先是无声抽泣，接着就是一片嚎啕痛哭。哭声冲出了宾馆小客厅，划破了朝鲜静寂的山林和夜空！
这一天我们不知道是怎么过去的，总有一种“天柱折，大厦倾”的失落感压在心头。一整天大家毫无食欲，回到房间心中憋闷，聚到一起只有泪眼相对，谁也说不出话来。午夜12时，朝鲜劳动党中央杨亨燮书记来看望我们，他说：“金主席得知周总理去世的消息非常难过，他俩在共同战斗中关系非常密切。”还说：“我们党中央和中央人民委员会已经发表联合决议，准备派高级代表团去北京吊唁，参加周总理的葬礼。金主席已给毛主席发了电报。”后来，听说我国不接受外国吊唁代表团，他们只好送去一个特制的大花圈以表心意。
二、和医护人员在一起
周恩来这个名字早在我的青年时代就深深刻在脑子里了。虽然无缘见面，但关于他的传说，特别是那些富有传奇性的故事在群众中广为流传，成为我们那一代青年参加抗日革命战争的重大鼓舞力量，是我心目中最崇敬的伟大人物之一。
我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是在1961年春天。那时我调到协和医院不久，周总理陪送邓颖超大姐来住院。一见到他那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态度，简直出乎我的意料。原来这就是我早在青年时代崇敬的那个伟大人物！
邓大姐住院期间，总理经常来探望，都是在晚上10点钟他紧张工作了一天以后。每次都非常客气地向值班医生护士问寒问暖，询问工作学习情况，向大家道辛苦，对大家的工作表示感谢。总理还专门和我们聚会了两次。第一次是邓大姐入院时的有关医护人员和医院领导同志在医院六楼会议室，团团坐了20多个人。当我向总理介绍每个同志时，总理一一询问了每个人的情况，哪里毕业的，老家在哪里等等，显得格外亲切，谈笑风生，使开始有些紧张和拘谨的气氛顿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代之以活跃、和谐、热烈、愉快的气氛。按邓大姐出院时，也是在这个会议室，大致也是原来的人又聚在一起，总理和大家更是象老熟人一样亲切交谈起来。一开始总理就对每个人一一指点，说谁是那个学校毕业的，那里人，大部分都说的很对，这种惊人的记忆力使我们大吃一惊。万想不到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天天会见那么多人，竟然对只在医院见过几面的医生护士记得那么清楚准确。说来惭愧，我是见过多少次面的人也常常记不起人家的名字。我想这不单是个记忆力问题，而是反映了总理对人的尊重和对事业的责任心。
总理对自己要求严格，从很多小事上也能充分体现出来。他来医院常因不是探视时间而道歉。有一次工作人员领他坐电梯，他问这个电梯平时工作人员坐不坐？当知道只是给病人使用，除紧急情况外工作人员不坐时，他说：“那我也要走上去。”
1961年底总理和邓大姐为了酬谢医护人员，在中南海紫光阁举行了一次家宴。先是邓大姐出面招呼领我们参观了总理的家。不久，总理兴致勃勃地来到大家面前，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今天总理只睡了两个多小时的觉，刚刚起床就赶来了”。总理的到来，象一股温馨的春风，气氛马上活跃起来，总理要黄树则副部长唱了陕北小调，还亲自打拍子领着大家唱《洪湖水，浪打浪》。总理亲切地告诉大家，搞医务工作的同志不能光埋头工作，还要学会生活，工作之余搞点娱乐活动，对身体、对工作、对精神都有好处。
三、关心斯特朗治病
1970年3月，美国进步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病重住院。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医院秩序不好，虽然已经军管，但工作仍相当困难。尽管如此，对斯特朗女士的治疗还是给予特殊照顾的。由李邦琦教授亲为主治，安排了日夜特护。可是病人性格倔犟，加上病痛折磨情绪不好，不愿接受某些治疗措施。当时医护人员不时挨批斗，处处小心谨慎，不敢大胆进行工作。总理来看望时问道，斯特朗女士病这样重为什么不给输液？医生汇报了情况，总理对此完全理解，和蔼地说：“斯特朗女士为中国人民贡献了自己的一切，现在年老体弱，情绪不好，你们要积极设法抢救她，治疗上不合作，要做耐心的说服工作，讲清道理会起作用的，你们实在有困难，我可以做工作。”接着就非常亲切的劝导病人，要她为了身体健康，也为了多给中国人民作点事，要与医务人员合作。并说：“你现在发烧不退，营养不够，输点液对增强体质恢复健康非常必要。”总理亲切诚恳的态度深深感动了病人，斯特朗女士当即表示一定听总理的话，接受治疗，同医务人员很好配合。看完病人后，大家陪总理到大厅休息，并详细汇报病情。在医生汇报时，一位军代表一再插嘴指责，说什么斯特朗这个老太太非常古怪，不听话，不接受治疗等等。总理当时很生气，严肃地对这位军代表说：“你应该负责。医生护士治疗上有困难，你为什么不去做工作？病人不接受治疗，为什么不告诉我？天天讲为人民服务，背诵‘老三篇’，怎么到了具体事情上就忘了呢？不是学习白求恩的国际主义精神吗？为了病人的利益，有困难就想法克服嘛！怎么一味地怪病人呢？要你这个军代表干什么呢？”一席话使大家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四、最讲认真的共产党员
周总理处理国内外大事的认真负责态度，几乎是尽人皆知的。而他对待一些具体事情的认真程度也是十分感人的。这里我讲两个具体事例。一个是，向总理写干部的病情报告或医疗汇报，必须简明翔实，逻辑周密，否则就会受到批评。总理对病情报告看得非常仔细，有疑问和漏洞之处，都用铅笔划出，连用错的标点符号也给以纠正。如果是口头汇报就更要作充分的准备，否则就会被问得张口结舌。
再一个是，1961年总理到协和医院手术室，看到使用的手术器械都还是旧协和医院留下来的，便问为什么不使用我们自己生产的。护士告诉他我国生产的质量不好，血管钳子、持针器不是太硬就是太软，缺乏弹性，还对不上口。总理当即告诉陪同参观的崔义田副部长抓这件事。事后还让秘书打电话，把山东医疗器械厂厂长请到北京，同协和医院医务人员座谈，拿了样品回去研究，很快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五、远见卓识的模范
“文化大革命”中医院秩序很乱，1970年的国庆节前突然接到通知，美国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夫妇要参观协和医院，而且提出要见见他们的老朋友林巧稚教授，想通过与林的会面了解一下“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的情况。当时林大夫是靠边站的，军管会对她不信任。但由于是总理安排的，不让见不行，让见又怕出“乱子”，真是左右为难。当时我在军管会领导下负责业务组的工作，经过一番布置和安排制定了接待计划，外宾参观后很满意，同林大夫谈得也很好。但是也有一点是我们接待计划中所没有的，就是介绍情况时，外宾对我们的计划生育工作很感兴趣，特别对用针灸麻醉做手术很惊讶，要求现场看看。正好当天有两个人工流产手术，就让外宾看了，外宾看了很高兴，还照了像。但事后军管会主任找我去，说我们让外宾看针麻手术是泄密，要写检查上报国务院。军管会把责任一古脑推给了我，我只好连夜写检查报告。第二天，卫生部军管会副主任来电话，说总理见到我的检讨报告很生气，质问是谁叫写的。并说：“斯诺是我们的好朋友，针麻为什么不能看？我已经把针麻向外公开的首发权送给了他，要他好好给我们宣传。斯诺先生说那天时间太仓促，没有看好，你们马上准备再给他安排一次，一定要满足他的要求。”放下电话，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想不到这件事竟成了一件好事。而且从这件事上，我也看到了总理的远见卓识。他总是把任何一件具体事情同革命事业、人民利益联系在一起。“人从虎豹丛中健，天在峰峦缺处明。”周总理的伟大矗于复杂环境问，寓于平凡事务中。
谭启龙：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我的关怀与保护
在十年动乱中，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斗争错综复杂、自身处境十分艰难的惰况下，竭尽全力地保护了一大批老干部、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每当我读到这方面的回忆文章时，内心深处便涌起对周总理深深的敬重与怀念。
“文化大革命”中，我是遭受冲击比较早的地方领导干部之一。从受冲击，被打倒，到重新工作的大约十年时间里，周总理曾三次指示把我接到北京保护起来，三次与我面谈，还有五次在关键时刻通过各种途径指示有关同志对我采取保护性措施。如果没有总理的保护以及许多同志的帮助，在无法无天的运动冲击下我能否生存下来，能否继续为党和人民做一些工作是很难预料的。
1966年夏秋之交，西安发生了学生与工人冲突事件。青岛市三所大专院校的部分学生要求赴西安声援，他们不仅不听市委劝阻，反而冲击市委，批斗市委、市政府领导干部，引起工人不满。8月25日双方发生了冲突。当时我是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兼济南军区第一政委。省委确定由我带领调查组前去处理。行前我向周总理电话请示，他同意由我亲自出面处理，做好双方的工作，并指示“不准冲击市委。打干部不对，要制止”。我于27日到青岛，经过三天调查处理，事态有所缓和。我即返回济南向省委汇报。但是紧接着，学生大规模批斗张敬涛等一批干部，工人们看不下去，两边又冲突起来，而且愈演愈烈，如不及时做好工作，有发生大规模流血事件的可能。干是我再次去青岛。这一次虽做了许多工作，但这边的工作刚有眉目，那边又闹了起来，反反复复。隐约间我发现似乎有人在暗中策动崂山县农民进城，火上浇油。在此紧张气氛中，我向周总理报告说，以省委名义已很难开展工作。总理考虑为便于开展工作以及保证我的安全，电话指示要我“穿上军装，以济南军区第一政委名义出面做好双方的工作”。我按照总理指示穿上军服，继续做双方工作，同时向毛主席、党中央发电报力主不要让农民进城，要回乡抓革命促生产。党中央和毛主席很快做了批复，并通报各省、市、自治区。这样，到了9月初，紧张形势得到缓和，制止了流血事件发生。
谁料一波稍平一波又起。1966年11月初，学生要求参加省委为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召开的全省三级干部会议，劝阻无效，学生冲击会场，并押我上北京，这就是济南的“11·3”事件。同去的有许多学生，中途在德州停下等待获准进京，第三天才到北京。接待站安排我和红卫兵住在国家经委礼堂。刚住下红卫兵即向中央提出几点要求：（1）要求在天安门广场召开10万人大会批判谭启龙；（2）要求在京游行（即游街）；（3）要求拨给经费和两辆宣传车。对此，周总理作了明确答复：（1）10万人大会不能开；（2）游行不能搞；（3）委托陶铸、谭震林同志出面处理。陶铸、谭震林同志按照总理指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红卫兵代表，我也参加了。会议商定在国家经委礼堂开一个“批判反动路线大会”，陶铸、谭震林同志指示不准武斗，要谢华同志在场做监督，并明确指出，“谭启龙同志我们了解，没有什么大问题，是个好同志”。会后有的红卫兵见了我也称起“同志”来了。这次事件，在周总理、陶铸、谭震林等中央首长的直接干预下乎息了。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往后的事愈演愈烈，在一片“火烧”、“炮轰”中，省委已不能进行正常工作。12月18日，王效高为首的青岛造反派把我及省委调查组主要成员押往青岛。他们的策略是一面把我困在青岛，一面组织力量去济南夺全省大权。这样，我便在青岛一直被关到1967年2月3日。2月7日我被押回济南，向“革命委员会”履行“报到”手续。此后，我被关押在山东医学院的教学楼，睡了两夜的课桌。第三天晚上10点钟，杨得志司令员派人来接我，车开到军区五所，未做停留，当即换车直达飞机场。这时，来接我的军人才告诉我：“周总理打电话给杨司令，指示把你从造反派那里接出来，负责护送到飞机场。明天早晨7点派飞机来接你。”接着安排在机场就餐、洗澡。次日晨7时，飞机准点起飞。到京后，我住进了京西宾馆九楼的套间。
在京西宾馆由中办工作人员负责与我们这一批各大区及各省、市、自治区被保护在北京的部分书记的联络工作，例如送文件、看病、通知亲属探望等等，时间长达两年之久。
当时，江华、江渭清、张体学等同志已被接来北京。不久，叶飞、杨尚奎、刘俊秀等同志也陆续来了，都住在九楼。我们这些老同志碰在一起，就互相摆龙门阵，“交流”戴高帽子、坐喷气式的“经验”。其间，李先念、谭震林等领导同志来看望我们。谭震林同志还详细地询问我们挨斗的情况，并说他要向毛主席打个报告。后来这篇报告竟被“四人帮”诬为“二月逆流”的一条“罪状”。
王效禹为了把我要回山东进行批斗，耍花招欺骗周总理说，山东开了一个很好的会，地委书记、厅局长都参加了，有一部分干部能解放出来，希望叫启龙同志回去听听意见，做个检讨，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1967年4月24日下午4点多，电话听筒里传来周总理亲切而清晰的声音：“是启龙同志吗？有个事同你商量。王效禹提出，山东省革委正召开地市委书记及厅局长会议，要求你回去参加这个会议，听取意见，亮亮相，你看怎么样，能去吧？”我立即回答总理：“我回去没有问题，听中央决定。”总理听后说：“那好，你去吧。有什么困难？”我略思索一会，想到回去之后，难以预料会发生什么事，心中升起渴望见总理一面的念头，于是说：“别的没什么，只是要求走之前能约个时间见见您，哪怕5分钟也行。”总理当即回答：“那可以，晚上12点到我家里来。”放下话筒，内心激动不安，一会儿想见到总理该谈些什么呢？得有个准备；一会儿又想起全国夺权浪潮汹涌，局面很乱，总理日理万机，要抓生产，要保护老干部，又要应付造反派无休止的纠缠，这时去占用他宝贵的时间，太不应该了。
深夜12点，我准时到达周总理住处--中南海西花厅时，总理还未回来。见到邓颖超大姐略谈一会，待邓大姐去休息了，我继续等待。凌晨两点，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红卫兵后回来了，看上去很累。握手问候后，总理问我的身体和年龄，我回答53岁，身体还好。总理说，“那好啊，你还可以工作20年”。总理谈到“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时说，“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原打算明年搞出个眉目，现在情况比较复杂，很难说，要有长时间的精神准备。原来设想社会主义革命比民主革命能少花一点代价，现在看来不一定。
接着总理便谈干部问题。他说，全国干部问题还解决不了，站不出来。据王效禹讲山东形势很好，你去听一听也有好处，对于解决干部出来工作的问题，山东做法也可能是一条路子。他还讲，这几年华东形势不错，工农业生产搞得比较好，对国家贡献大。原来设想华东干部出来工作好解决一点，现在看也不行。
回去以后怎么办？总理交代主要是听取意见，不要随便表态，不要讲自己的成绩，先否定自己，多做些自我批评，承认自己有错误，成绩让别人讲。他举例说，有位同志做检查，摆了自己很多成绩，效果就不好。
总理对我怎样回去也做了具体安排。他告诉我：“我已通知王效禹，明天早上你和王效禹、杨得志同志坐同一架飞机回济南。我已交代他们回去后只准提意见、批判，不准搞武斗，不要围攻。”
谈着谈着，两个小时过去了，时针已指向凌晨4点，窗外天色已微微泛白。为了让总理早些休息，我赶紧告辞。总理送我到客厅门口，我请他留步。但总理却说他还要到院子里走一走。总理与我一起穿过院子，一直送我到门口。临上车前，他握着我的手又交代了一句：“回去后有什么困难，可以给杨得志同志写条子。”
总理看着我上了车。车子启动了，透过车窗还看得见总理性立着的身影。破晓前的夜色笼罩着他的全身，使我感受到他双肩承受着的那种沉重压力。
两天后，我怀着一颗沉甸甸的心飞回济南。
杨得志同志因军委开会没有返济，我与王效禹同机。一下飞机，早已布置好的8辆大卡车押送我游街到南郊宾馆，下车后即逼我下跪批斗。当晚又在南郊宾馆俱乐部开批斗大会，在一片“打倒”的口号声中，我被挂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牌子。开完大会从会场回住处，一路拖了我几百米，不断有拳脚偷袭过来，我的肋骨被打伤。从此之后，大小会批斗天天不断，甚至三五人闯入我的房间，扭住便斗。这种行动后来被革委会的军队代表闻知，出面制止才略有收敛。
批斗持续到5月初。由于王效禹等人忙于策划所谓“冲击省革委会”事件，挑动派性斗争，负责我安全的同志，才设法把我转入省立第一医院休息了20几天。由于形势很乱，安全没有保证。他们商量后，与中办同志通了电话，报告了我在济南的情况。几天后，回电话说，经请示总理，同意谭启龙同志返回北京。
当时，被保护在京的地方负责干部大约有20余人，已由京西宾馆迁至中直招待所。住在里面的老同志可以看文件、报纸，有的由子女或秘书陪伴，可以串门子，互相往来与交谈。
我住进中直招待所不久，该住处就受到红卫兵两次冲击。一次是四川造反派“红卫兵成都部队”冲进招待所，把李井泉、程子华、廖志高、杨超等四川领导同志劫走。总理得知消息后立即派一个加强连从中南海赶来加强守卫并与造反派交涉，令他们立即放人。另一次是武汉事件爆发后，所谓“北航红旗”越墙冲进院内，把张体学、张平化、叶飞同志劫去批斗。当晚总理令其立即放回，并指示剩下的人转移到中南海暂住一夜。第二天我们回到中直招待所，当天夜间有车带我们在北京城里兜了几个大圈子后转移到一个秘密地点。从那时起，除了有关同志照顾我们的身体和传递信息之外，我们与外界完全隔绝了。与我同室住的老同志先后有王其美、程子华、黄火青同志。有一次我发烧去中南海医院看病，才知道我们的住地是南苑机场办公楼。我在南苑机场住了三个多月后，形势进一步恶化。康生及王、关、戚对我的问题一再升温，并向周总理施加压力，再次要我回省接受批斗。
我回济南前，总理派人向我转达，只去两周时间，东西不要带回去。并向王效禹交代：只准文斗，不准武斗。然而，王效高大要两面派，当面答应总理，回到济南，对我批斗更凶了。除了大会批斗之外，小会轮番斗，不时被一群群的人拉到黑暗的小房间饱以拳脚。我终于被打成了重伤，躺在床上不能平卧，只能长时间地趴着，经常呕吐黄水。这次王效禹等造反派是下了决心的，“政治上斗不垮，就把身体斗垮”。那时大会小会批斗我倒不怕，就怕被人拖进小房间殴打，万一发生不测，造反派反咬一口说“畏罪自杀”，就什么事都说不清了。因此我下决心一定要向周总理报告。
在有关同志的帮助下，我与大儿子见了一面，要他代我写了一封详细的信，通过中办同志转交给周总理。
这封信很快到了总理手中。总理读后，即打电话给王效禹，责问为什么打我。当王抵赖时，总理严厉地批评了他。后来在一次会议上总理又当面批评他：“你们不按我交代的办，这种做法是不对的，错误的。”
为了确保我的人身安全，总理具体指示杨得志同志派部队保护我，杨司令立即下令派了一个班对我监护。每次批斗时，均有两个战士陪同，站的时间长了，战土拿个凳子让我坐着听。由于总理有了明确的指示，杨司令等军区领导坚决执行，在战士的具体保护下，武斗被制止了。此后，在济南重点大企业、大专院校及省级召开的各系统批斗会上，没有再发生武斗。
但是，王效禹仍以“态度不好，群众通不过”为由，拒不放我回北京。同时，背地里加紧追查是谁向总理报告的。在查不清的情况下，给我扣了一顶“诬告造反派”的大帽子。从此，我一直被关押在山东。直到1968年12月毛主席、周总理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再一次提到我之后，王效禹无法向党交代，才不得不对我解除隔离，转移到南郊宾馆，开始允许亲属探望，一直到“九大”召开。
回想这一段经历，如果不是周总理出面制止并指示杨司令派部队对我监护，武斗的事态发展下去，我能否活到现在，确实是难以预料的。在这一时期，许多同志在困难的处境下帮助我，也是令我难以忘怀的。
1969年4月，党的“九大”召开之际，我注视着大会的进程。4月24日夜，广播了“九大”主席团新闻公告及九届中委名单。在候补中委的一长串名单中，居然听到了我的名字，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那天晚上，我怀着一种惊讶、兴奋加上各种问号的难以名状的复杂心情，彻夜难眠。毛主席、周总理的各种指示与他们的形象交织在一起，一幕幕地呈现在眼前。
过了一天，党中央派飞机先到南京接张才千同志，再路过济南接我去北京，参加九届一中全会。会后，在五一节晚上观礼时，我被周总理带到天安门城楼休息厅见到了毛泽东主席。主席、总理都问：“你身体好吗？”我回答，感谢主席、总理的关怀。后来，决定我留在北京新华印刷厂参加劳动锻炼，接受“再教育”。
当时被保护在京的各地老干部已分散进入8341部队主管的“六厂二校”。在新华印刷厂我见到了杨尚奎、霍士廉等同志。叶剑英元帅也不时来厂里劳动，见到我还关照“令后可以到我那里去看文件”。邓颖超大姐也每周来厂一次。她每次来厂都来看望我，并带来了周总理的关怀。邓大姐是1932年我在瑞金马列学院时的老师，所以见面时我常称她为“老师”。她要我把在厂里学习、劳动的体会写下来，呈送给毛主席、周总理。这样的报告一共写了三个。每次邓大姐都转告我，总理看了报告，很高兴，并且鼓励我“再来一个”。有一次，大姐问起我爱人的情况，得知她尚未“解放”，仍在农场劳动后，报告了总理。在总理的关怀下，总理办公室打电话向杨得志同志询问，杨司令很快组织人进行复查“解放”，并派人送她来北京。
1970年6月份，总理约我去谈分配工作的问题。总理首先询问了我在工厂的情况。当他听说我爱人已来到北京住在中直招待所，我每天坐公共汽车上下班，来往于工厂与招待所之间，认路、买票已不成问题时，总理爽朗地大笑，说道：“你现在自由了，要是在济南就没有这么自由。”接着总理说：“现在有三个地方要你去：一个是山东杨得志、袁升平要你回去；一个是河南省；还有一个福建韩先楚同志也要求你去工作。主席说，不回山东了，换个地方好，考虑到韩先楚同志要求很迫切，决定你到福建去协助他工作。”同时还具体指示：（1）看文件；（2）检查身体；（3）离厂前与工人开个座谈会。我照办了。座谈会开得很融洽，许多工人师傅都流了泪。军宣队、厂党委将工人座谈的情况向中央写了报告，总理看了很高兴，说：“评价不错。”
这样，我便被分配去福建省担任省委副书记、省革委副主任。走之前，邓颖超大姐到中直招待所看望我们并赠言：“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坚持党的三大作风。”并说：“坚持就是胜利。”
依依惜别总理、大姐，转向南下征途。我反复回味着总理的指示及大姐的赠言，决心把它当做指引我一生的座右铭，决不辜负他们对我的殷切期望。
雍文涛：“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总理为稳定大局所作的不懈努力
1966年6月，中央决定将我从广州市委调到北京，任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和中宣部副部长。8月，又兼任北京新市委中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和新市委书记。时值“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因为工作关系，我同敬爱的周总理有过较多的接触，当面聆听他的教导，根据他的指示开展工作，处理问题，一直到12月中旬我被江青点名停止工作为止。每当我想起这一段往事，周总理严肃坚定地与林彪、江青一伙作斗争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在这篇文章里，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读者介绍“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总理为稳定全国局势，耐心说服青少年所做的不懈努力，并以此表达我对敬爱的周总理深深的怀念和崇敬之情。
一
1966年8月24日，北京新市委根据周总理指示，成立了北京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站，地址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筹备了两天，26日即召开了联络总站成立大会。
一开始，市委决定我以市委书记身份兼任党委书记主持总站工作。当时，即将在联络总站工作的同志，包括我在内，对于为什么要成立这个总站和如何进行工作都缺乏思想准备，普遍有惶惑之感。但是，就在联络总站成立的当天，周总理亲自出席了成立大会，并做了重要讲话。周总理说，设立联络总站的主要任务是宣传解释党的政策。党中央、国务院在总站内设立办公室，及时解决红卫兵提出的问题。这就为我们明确了方向，规定了任务。紧接着于9月1日和9月10日召开了两次红卫兵座谈会。在这两次会上，总理首先倾听同学们提出的意见和问题，然后，有针对性地宣传、解释党的政策。两次大会之后，我们不仅从开始时存在的困惑心情中走了出来，并发现站到第一线亲自解决问题，正确宣传、解释党的政策的，首先是我们的周总理。从8月下旬总站成立到12月中旬我被江青点名停止工作的3个多月时间里，周总理为教育引导青少年按照党的政策办事，亲自参加红卫兵组织召集的大型汇报会、座谈会等在40次以上。小型的、个别的约见谈话就更多了。无论是大型会议，还是小型个别会见，周总理都不失时机地向青少年宣传、解释党的政策，作了大量工作。有些会议长达四五个小时，有些会见谈话则是通宵达旦进行的。周总理在青少年身上倾注了大量心血，他那种不辞劳苦、日以继夜地忘我工作和高度负责的精神，激发了同志们宣传党的政策的热情，克服了畏难情绪。那段时间，联络总站平均每天接待人民群众来访上千人次（来信、来电话及外出联系办事的不计算在内）。迄今回顾起来，当时没有出现大的失误与周总理的身教言教是密不可分的。
二
在联络总站成立之前，北京市内已掀起了破“四旧”的浪潮，从8月下旬到9月下旬，形成全市性的高潮。据9月5日的统计，8月底止，全市共打死上千人，被抄家的1万多户。许多被斗、被打、被抄家的家属等到联络总站申诉。一些学校的校长、教员、支部书记被斗致死，不少学校校长、教师，被编入“劳改队”。革命烈士董振堂的女儿董光苦是女三中的支部书记，刚刚生下一个女儿，就被拉出去强迫劳改（后经毛主席批示由联络总站负责营救出来）。在抄家的同时，发生了驱赶市民的情况，从8月23日到9月9日，仅崇文区被迫搬迁出市区的就有4000余人，随迁的家属6000多人。红卫兵在一些服装店、理发店张贴了“最后通牒”。说他们搞了奇装异服、奇怪发式，勒令关门停业；有的红卫兵，在荣宝斋张贴了对联，“遗老遗少杂七杂八大毒草，黑诗黑画妖风鬼雨蛇神窝”，横批是“鬼聚堂”。那时，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了严重威胁，恐怖气氛笼罩着北京城。对社会上出现的严重情况，联络总站均以简报形式，分别向党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作了汇报。当时主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中央文革，对我们上报的情况，表面上未置可否，但实际上已经不满，认为我们的观点、立场不对。9月5日，中央文革发了一期破“四旧”的简报，标题是“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简报称“红卫兵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队”，战果是“把资产阶级打得威风扫地”，“扫除了封建迷信”，”消灭了资本主义”。紧接着，在9月30日的天安门大会上，林彪公开表扬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好得很”。说什么，革命的洪流正在涤荡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改变着我国整个社会的面貌。林彪、江青一伙对红卫兵的这种“表扬”、“鼓励”，其实是在煽动红卫兵抛弃党的政策，把整个社会秩序搞乱，就连红卫兵中一部分人，也在思考为什么这样干？焦躁不安地寻求解答。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周总理于9月1日、10日、13日，三次长时间听取红卫兵的意见，并向他们反复耐心地宣传解释党的政策，力求把红卫兵的热情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在谈到武斗打人问题时，周总理说：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在我们手里，有政权，有武装，人有错误，可以评批，犯了法可以关起来，可以送去劳改。至于煞他们的威风问题，那也有人民的威力，有解放军的威力。所以，我们提倡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动手打人。就是斗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那些地富反坏分子，也应该是这样。在谈到对待五类分子问题时，周总理说：我们要团结大多数，特别要争取团结中间力量。敌人总是少数，朋友总是多数，打击面太大，就会失掉中间派的同情。不是所有地富反坏右出身的都打倒，我们要打击的是那些暗藏的反革命，现在还在搞反革命活动的，有民愤、有血债、查有证据的反革命。右派分子，只要摘了帽子就不叫右派。对资产阶级，我们要批的是他们的思想体系和违法行为。对一般的资产阶级上层人士，我们也是采取教育改造的方针，不能动不动就搜查、抄家，即使对逃亡地主，他们原有的土地已经被分了，到这里已经落户了，也不需要再把他们赶走，不能把一切人都赶走。要派出所把名单交给你们，由你们去赶，那也不一定好。如果这样做，我看就是派出所想卸包袱，派出所把名单交给你们了，你们就把这些人往火车上一赶，以为就完事了，其实没那么简单。不能把一切黑五类的人和他们的家属子女都清除掉，这是无政府主义思想，不是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历来主张要改造他们。对知名人士，一定要慎重对待。宋庆龄是我们革命的长期合作者，到她家里去贴大字报就不恰当。这只是说贴大字报，若进一步超过这个范围，如打人、搜查、抄家，那就属于法律制裁问题了。十五中同学同我谈话时说，理发馆都是资产阶级的，不要了。我反问他们，北京几万理发工人怎么办呢？他们一家子生活怎么解决呢？有的同学说留长辫子不行，但短辫子有什么不可以呢？这就算资产阶级思想吗？他们一下子被我问住了。在谈到宗教信仰问题时，周总理说：不能把清真寺都办成学校，都做为公共的机关。象新疆一些地方，宗教信仰和民族习惯是结合在一起的，你要改变那个习惯，需要时间，宣传是可以的，强制就不对了。针对一些人破坏公共设施、烧毁文物等，周总理提出：要保护国家财产，保护群众利益。有些东西国内不能用的，可以出口，有人说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不能出口，非毁掉不可，其实卖出去可以换取外汇，买回我们所需要的机器嘛！
这些苦口婆心的讲话，在当时很有针对性，联络总站和下属分站，立即用各种形式和办法，分别向各学校进行了传达。据9月24日统计，听传达的大、中学校的师生达数万人次。联络总站组织传达之后，下面反映很好。普遍认为周总理的报告象是一场及时雨，有的同学还说，这些问题我们都争论过，总理好象都知道一样。
三
1966年秋末冬初，“文化大革命”的势头更加猛烈。学校“停课闹革命”了，幼稚的青少年冲向社会，开始了遍及全国城乡的大串联。他们到处造反，导致生产混乱，社会动荡。对这些被推上历史舞台的青少年是因势利导、苦口婆心地批评教育呢？还是推波助澜心怀叵测地蒙骗、利用？两种态度，两种做法，反映了一场争夺青少年的斗争。
江青多次借接见红卫兵之机，口蜜腹剑地吹捧小将们的“革命”行动和“伟大”作用。所谓的理论家陈伯达，更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大作文章，胡说什么：同学们的发言水平很高，在“文化大革命”中进步很快，逐步逐步地用毛泽东思想把自己的头脑武装起来了，这是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巩固的保证，是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保证，是防止我国出现修正主义的保证，是我国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把那些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国家远远甩在后面、使我们站到前面的保证。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林彪、江青、陈伯达等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为了篡党夺权，竟无耻地把无知的青少年当作炮灰和工具加以利用，他们用心之险恶，对青少年毒害之深重，令人发指。
“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对待青少年的问题上周总理与林彪、江青一伙针锋相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周总理在9月10日对红卫兵讲话中，先引用了毛主席的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接着，他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具有朝气勃勃的精神，但必须保持有组织、有纪律的战斗作风，你们要学习解放军的组织性、纪律性。因为你们还很年轻，你们的知识究竟有限，你们知道的各方面情况和党的政策并不是很完全的。一个新事物出现，你们的好处是善于接受下来。但要从实践中检验你们这样做是不是对，对的就坚持，错的就改正，这样的精神，你们是应该有的。周总理还多次指出红卫兵是战斗队、学习队、宣传队。他特别强调学习任务，强调只有学习好才能宣传好，学习是为了今天，也是为了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