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针对青少年正在成长中的特点谆谆教导说：从学校走到社会，你们已碰到很多不熟悉的事情，要想自己少犯错误，就要抓好两头。首先要学习毛主席的书；另一方面要练好基本功，先进行调查研究，这就得深入群众，接触广大不熟悉的群众，了解他们的情况。对任何事情，都要先做学生，要做一个勤勤恳恳的小学生，人民永远是我们的先生。周总理的这些话，不只讲过一次，特别是在大型的集会上多次对红卫兵反复讲这些思想。他那循循诱导，诲人不倦的精神十分令人感动。
四
1966年9月13日，周总理参加了在先农坛体育场召开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万人大会。在大会上，周总理着重讲了红卫兵既是战斗队，又是学习队、宣传队。讲到战斗队时，周总理又特别讲了两点：一是要用文斗，不要武斗；二是要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当周总理提到有人问犯了路线、方向性错误的人是不是黑帮的问题时，十分明确地说，不能那样讲。并说不应当滥用黑帮这个名词。这时，会场的一个角落忽然响起一声“打倒刘少奇！”接着又有几个人与之呼应。会场里人头浮动起来。正循循善诱地讲着话的周总理听到后，脸色骤然严峻起来。正当大家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只见周总理毅然决然地转过身去，背向会场。这个明显的动作表明不同意这个口号的鲜明态度。总理这一举动震撼了大会，使险些混乱起来的会场立刘平静下来，全场千万双眼睛重新把目光投向了周总理。少顷，周总理转回身来，面容依然十分严肃。一场凶涛恶浪过去了，大家长长地舒了口气，但刚才周总理威严的身影却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接着，周总理作了较长一段讲话。他说：犯了路线错误能不能就说他不革命？不能这样说。我们只要回顾一下党史就清楚了，在我们取得全国胜利以前，党中央曾发生过四次路线错误，即遵义会议以前，曾经胜利过，也失败过；发展过，也缩小过。周总理列举了四次路线错误的简况后说，从1924年到1935年初，也不能说当时的中央是不革命的，更不能说是反革命的。他们主观还是革命的，但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极大损失。党在那以后，还是领导人民前进的。所以，犯了错误的同志，不能说他是不革命的，更不能说他是反革命的。这和反革命集团、独立王国、分裂出去组织另一个党是不同的，要区别开。周总理最后更为严肃地说，我是过来人，在长征以前，我犯过路线上的错误，但是，毛主席并不因此不让我改正错误。上面讲的，是我的亲身体会，如果有的同志有不同意见，我愿意与他坐在一起说理、辩论。这时，会场安静肃穆，一直持续到周总理讲完散会。
在此之前，即8月中旬召开的十一中全会闭幕之后，毛泽东同志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内容已在一些人中传开。9月10日，在周总理亲自主持召开的红卫兵第二次座谈会上，有个别红卫兵递条子问周总理毛主席写了大字报的事，说是从一位权威的人那儿听来的，问情况是否属实。周总理严肃地回答说：现在你们中传说着《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我要正式声明，主席的文件，只有根据主席授权，党中央机关、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人民出版社发表的，才是正式的。任何传说，不管有什么根据，都不算数。今天我声明，不能把“炮打司令部”这句话，看成是对一切领导都打。否则，就成了一切党政机关都不能相信了，主席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
对于毛主席的大字报内容是怎样流传出去的问题，中央文革还贼喊捉贼地追查了一阵，胡说是某某高干子弟首先传开的。但事隔不久，林彪、江青一伙为了陷害少奇同志，终于按捺不住，公开跳了出来。关锋、戚本禹在中宣部会见北航和地质学院的红卫兵时，戚本禹说了一段蛊惑人心的话，恶毒攻击刘少奇同志，他说：毛主席批评一些东西，就是因为有错误的东西，1945年有人要交出武器，合作化时解散合作社（关锋插话：还有四大自由），不是一般的问题。……那是有地位的人。很多事不能讲了。高岗、饶漱石早就公开了的。这几年，1962年“三自一包”，困难时期，斗争非常激烈。那时候我们伟大的舵手若是不在，稍微离开，那我们国家就很危险。那时主张包产到户的，不是底下的同志，不是基层干部，而是从上面一条线贯下去。1962至1966年，有些党内问题不能公开讲。你们可以好好看看党的公报，可以看懂的。戚本禹这段话，既是明抢也藏暗箭。这是中央文革成员公开出来作政治大煽动，还提供了那么多的炮弹。《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之所以很快流传，紧接着出现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这绝不能认为是一种偶然的巧合。10月25日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毛主席的大字报就是指的刘邓路线”，“经过这几天，同志们已经比较清楚地知道了这个来源……”。林彪这里所说的经过这几天才比较清楚的来源，其实早在10多天前，他们就已经在红卫兵中故意泄露出去，煽风点火，必欲打倒少奇同志而甘心。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五
林彪、江青一伙为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炮制了“文艺黑线专政论”，把矛头指向广大文艺工作者和更多的知识分子，又有意混淆当权派与走资派、领导干部与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分子的界限，以致“文化大革命”初期“黑帮”、“黑线”被滥用，并由“一小撮”很快扩大为“一大批”，把矛头直接指向各级党政军领导干部。在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的过程中，林彪、江青一伙曾经塞进了“黑帮”、“黑线”的内容，由于周总理和陶铸同志的坚决反对，并经毛主席同意后，才被删去，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但他们在“十六条”公布后，继续在他们控制的刊物上登载与“十六条”相违背的文章，使用“黑帮”、“黑线”的叫法，诸如什么“在林枫大红伞保护下，众多黑帮分子始终不同大家见面”，什么“周扬--田汉黑线下的大毒瘤”等。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在长辛店二七机车车辆厂大讲：“你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反吴文彬（厂负责人）这条黑线”，在他们的蛊惑煽动下，“黑帮”、“黑线”的叫法，到处可以听到、见到，揪斗“黑帮分子”、“黑线人物”之风，不仅在首都，在各省市也都越刮越猛。为此，周总理在红卫兵的几次大型集会上都专门谈到了这个问题，告诫大家，不要滥用这个字眼，要学会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9月10日，周总理和陶铸同志接见哈尔滨工大的三个红卫兵组织的代表时，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当汇报到省一级的领导除潘复生外，大多挨斗戴了高帽子游了街，省委已经瘫倒不能工作，厅、局长一级干部200多人中有100多人都挨斗戴了高帽子，对这些被斗对象，有的被称为“走资派”，有的被称为“黑帮分子”、“黑线人物”时周总理打断他们的汇报说：这就不是一小撮，而是一大批了。同学们，要冷静地想想这个问题。周总理接着说：“黑帮”、“黑线”，现在中央不讲这个话了，我跟北京红卫兵讲了，这个说法不容易把界限定准。“黑帮”，到底这个“帮”有多大，越搞“帮”越大；“黑线”，这个“线”有多长，越摸“线”越长。这不是毛主席思想，不是马列主义的科学语言。所以，主席考虑之后，在“十六条”上没用这个话，本来草案上有“黑帮”、“黑线”，后来，主席考虑还是决定不用。接见结束，三派代表一致表示，回去之后，要贯彻周总理及陶铸同志的讲话精神。但是，滥用、滥揪、滥斗“黑帮”问题，始终没有停止。不久，即发生红卫兵炮轰上海市委，要揪斗“黑帮”一事，上海市委打电话请示周总理，周总理在回话中说：“你们不是‘黑帮’，你们还是革命的。”10月13日，在先农坛红卫兵大会上，就有人向周总理发难，问周总理是否说过这个话。周总理坚定明确地回答说：我是这样讲的，因为今天没有材料证明上海市委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是不革命的，反革命的。至于工作正确与不正确，那是路线上的问题，是两种不同性质的问题。10月15日，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红卫兵造反司令部的负责人，江青参加了。在提问题时，一位造反司令部的成员挑衅地说：“上海以传达总理的讲话说上海市委是正确的为盾牌，压制革命”。周总理当即严词回答说：“我给上海市委打电话，说过他们不是黑帮，是革命的，但未说过他们一切都是正确的，革命不革命是敌我矛盾，正确不正确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两个问题，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一定要区分开来，不能混淆不清。我已经讲过多次了。”江青一伙，在这个问题上虽不死心，但对周总理义正词严的答复，无力反驳，语塞作罢。
“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总理对林彪、江青一伙危害党和人民利益的倒行逆施勇于针锋相对，严词驳斥；而对被他们迷惑和利用的青少年，则是耐心地教育说服。这种表面平静，实质尖锐的斗争，随着运动的发展而日趋激烈。当时，周总理大义凛然的立场，敏锐的令人信服的宣传解释，在广大青少年、干部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当时夜空中高悬的一颗北斗明显。他那忠诚、正直、不屈的光辉形象，长留在人民的心中。周总理在十年动乱中忍辱负重，砥柱中流，呕心沥血，力挽危局，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所作的不懈努力将永留史册。
高登榜；温暖满人间 怀念无终期
新中国的国家机关行政事务工作，是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和具体指导下开创和发展起来的。在这篇文章里，仅就我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工作的亲身经历，谈谈周总理为搞好机关行政事务工作倾注的大量心血，作出的巨大贡献，以表达我对敬爱的周总理深深的怀念之情。
机构新建 悉心指导
1949年春天，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夕，大量繁难的政务和事务都落在周恩来同志的肩上，他既要参与建国大政方针的决策，又要直接处理许多事务性的工作，万机在身，日夜操劳。
建国后，随着国务工作的展开，行政事务工作量成倍地增多，迫切需要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统一领导和管理。1950年，周总理提出，政务院的工作应分政务和事务两个部分，彼此分开，互相配合，否则工作难以搞好。不久，在总理办公会上决定成立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12月，该局正式成立。
为了扶持这个新建机构开展工作，总理倾注了许多心血。他叮嘱有关同志，凡涉及管理局工作的事情，都得让他知道。从此，我们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工作一直得到周总理的亲切关怀，即使在十年动乱中，国务院许多部委被撤销时，周总理明确指示“国管局不能撤销”。
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行政事务工作的重要性常常被忽略，甚至有人视之为侍候人的工作。因此，要把这项工作干好，也是不容易的。然而，周总理对这项工作非常重视，认为它是做好国务院工作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给它以应有的地位，并利用各种机会和场合宣传它的重要性。他不仅关心从事行政事务工作的干部队伍的充实和素质的提高，还经常过问全国行政事务系统的业务活动，悉心指导。
在总理的关心指导下，机关行政事务工作系统培养出一批精通业务，兢兢业业做工作的行家，象齐燕铭、余心清、邓典桃、周子健、申伯纯、李向甫、刘冀平、方荣欣、侯春怀等同志，都是在总理培养下走上行政事务工作领导岗位的。
为了明确机关行政事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国务院曾在1958、1959、1961和1964年，先后召开过四次全国机关行政事务工作会议，每次会议都得到周总理的亲切关怀和指导。我清楚地记得，在1963年和1964年前后，全国各级行政部门，在招待工作中出现比阔气，讲排场的歪风，饭店宾馆越修越多，标准越来越高，用公款游山玩水、请客送礼的风气逐渐滋长。为了迅速扭转这种不良风气，1964年7月27日至8月14日在北京饭店召开了第四次全国招待工作会议，讨论如何勤俭节约、反对浪费，把交际接待工作搞得更扎实。会议开到第二天，周总理到会做了五点指示：
1．要贯彻执行勤俭建国的方针，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要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毛主席关于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的理论。毛泽东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这一段话，在这次会议上要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况，认真进行讨论。
2．要大力提倡爱护公物。在我的观念中，总感觉招待部门爱护公物不够。要教育职工象爱护自己眼睛一样地爱护公物。领导要勤于检查，要有岗位责任制，要建立一套管理制度。
3．要建立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加强党、团工作。领导干部要模范地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发扬民主，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充分调动职工的积极性。
4．招待工作不能只管大的不管小的，大的饭店、招待所要管，接待一般干部的招待所也要管，而且必须管好。各省、市、自治区的同志回去后，务必把一般干部招待所切实管好。
5．要纯洁内部，招待部门必须保持队伍的纯洁。
7月30日，在中央领导同志亲切接见参加会议的全体同志时，总理笑着对其他领导同志说：“我们到各省市去谁给你做饭，谁给你开车，谁给你搞清洁卫生，谁给你搞安全保卫？都是这些同志！他们日夜辛勤地劳动着，是无名英雄。”
从机关行政事务初创时开始，周总理就十分重视发挥全体工作人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新中国成立后的第21天，总理在中南海勤政殿召集工作人员会议，对全体工作人员，其中相当多是年轻人言词恳切地说，新中国成立已经有21天了。到现在还没有哪位同志来找我，还没有人向我提出改进工作的建议。我们要改革，不要停留，要创造，不要墨守陈规，不能因袭旧的一套，成为“循支”。……总理一席话震动全场，令人长思。在同总理相处的日日夜夜，我们深深体会到总理倡导独立思考，善于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尤其是重视发挥人的创造性。他特别希望周围的同志能谈出些有理有据、有新意的独到见解，而不喜欢因循守旧、唯唯诺诺、没有主见、人云亦云的干部。
改革的思想，创新的思想，也经常体现在总理的言谈中。机关行政事务工作如何改革一直是我们思考的问题。我们的一些想法得到总理的支持。1956年春天，我们根据总理的指示精神，对建国以来国家机关事务工作的管理体制和方式做了分析。从机关事务工作发展情况看，现有管理方式是从过去供给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机关除了行政事务工作之外，还负责机关工作人员的生活事务，管得太多太杂。我们参考上海市的某些先进经验，提出了改进机关事务工作的措施，决定缩小机关事务部门，机关只管与办公直接有关的事务，属于工作人员食、住、行等生活福利方面的问题逐渐交所在城市的社会服务部门去统一筹划办理，把“为机关服务”做为市政部门工作的一部分。在管理方法上改变带有供给制性质的制度，实行企业经营管理，同时在收费标准上照顾到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水平。总理听了我们的汇报，对改革方案的总体思想很支持，但又告诫我们要仔细研究，市管什么、机关管什么，要分清楚。有步骤地试行，还不能全面铺开。
1956年底，我们逐渐把一些服务设施和服务项目的管理权限下放给北京市，把北京饭店的管理、出租汽车公司的经营以及国家机关房屋维修管理权限逐步交给北京市有关部门负责，试行结果，令人满意，工作效率有较大提高。
对机关事务工作取得的任何一点成绩，周总理都由衷地高兴，给予充分的肯定和热情的鼓励。1958年，中央18家单位在北京举办了“第一次中央机关事务工作技术文化革命展览会”，共有展品11000多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综合馆，里面放置毛主席在延安时期使用过的毛毯、被子；朱老总1958年种植的重达39市斤和52市斤的大冬瓜；周总理一件补了又补的粗呢上衣以及中国工农红军爬雪山、过草地使用过的物品。这次展览持续了三个月，观众络绎不绝。
展览一开幕，立即受到社会各阶层人士的热烈欢迎，成为轰动全国的重要新闻。朱总司令参观了展览，并在自己种植的冬瓜前停下来，兴致勃勃地欣赏劳动成果，还应同志们要求，向大家介绍种植冬瓜的经验，幽默生动的讲解，受到大家热烈欢迎和赞叹。朱总司令还为展览题写了“机关事务工作是一项为人民服务必不可少的工作，必须把这项工作做好”的题词。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同志饶有兴趣地参观了展览，热情洋溢地题写了“工作作风的跃进、朴素、切实，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对我们越南的影响很大”的题词。这次展览会本来是计划给在京同志参观的，但各省纷纷来函来电要求组织来京参观，影响之广、反映之热烈，是原先没有料想到的。在一次招待来京参观的同志的文艺晚会上总理对我说，搞展览、交流事务工作经验，我很赞成。现在各省都有同志来京，这些同志平时辛辛苦苦，我们下去都要麻烦他们。现在他们到北京来，我们应该见见面。11月21日上午，周总理和朱总司令、贺龙、陈毅、习仲勋等中央领导同志来到怀仁堂接见各省来京参观的代表，并与大家合影留念。总理笑呵呵地站在代表面前作了简短讲话，他称赞首次展览搞得很成功，勉励大家多动脑筋，深入研究些问题，把行政事务工作做得更好。1959年国管局将首次展览资料汇编成册，总理欣然题写了“中央机关事务工作展览会纪念刊”刊名。
周总理对机关行政事务工作十分重视，不仅在思想上及时给予指导，而且以身作则用实际行动给以支持。对国管局组织的活动，他总是积极参加。
1958年春天，中央国家机关干部轮流到京郊几个大型水利工地参加义务劳动。这一年的2月至6月，中央机关干部和各方面的领导同志在十三陵水库参加劳动，夜以继日，挑灯苦战。总理也参加了这次义务劳动，他同大家一样先来到国管局，从局里乘坐大汽车上水库。在车上他详细了解水库工程进展情况，询问还有哪些问题要解决。在劳动休息的空隙，他又到其他现场视察，针对施工现场的组织状况，他提出应对机关劳动队伍采取统一领导、统一组织，实行军事化管理。实施结果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中午开饭，总理在临时搭起的帐篷里同大家一道排队端饭，两个窝头，一碗白菜汤，蹲在地上便吃开了。总理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永不疲倦的忘我工作精神和乐于以普通劳动者身份生活在群众中的思想作风，使我们更加崇敬和爱戴他。
1958年8月，北京十大建筑之首的人民大会堂胜利竣工了，为了赶在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节日前，把大会堂的室内布置搞好，周总理责成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承担这个艰巨的任务。同时他明确指示我们：人民大会堂是人民的，是党领导下的各族人民团聚一堂共议国家大政方针的地方。因此，大会堂里面应有各省市自治区的厅室，这些厅室的布置由各省市自治区负责，各个厅要有自己的风格，要体现所在省的生产建设以及文化艺术发展的最高成就。
根据总理的要求，国管局按各省市自治区的特点划分厅室，然后将方案报请总理核定。总理逐个厅室审定，提出许多重要意见。方案确定之后，各省市自治区最优秀的建筑设计、工艺美术装潢专家和书画家云集北京，开始了紧张的工作。国管局负责万人大礼堂和几个主要大厅的美术设计和布置。负责美工设计的同志在很短时间内拿出布置大礼堂的三个方案，经专家领导集体研究，确定了第二方案，再报请总理、陈毅副总理审查。
布置期间，总理无论公务多么繁忙，都要抽出时间视察各个厅室的布置情况，严格要求，一丝不苟。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娇》由傅抱石、关山月同志合绘而成，毛主席题写“江山如此多娇”题词由荣宝斋派出最优秀的技师负责放大题写在巨幅国画上，经过裱制后嵌入高级樟木框内，悬挂在迎宾厅的正面墙上。在布置期间，总理多次到场检查，从严把关。有人请总理为“人民大会堂”题签，总理谦虚推让。他说：朱总司令德高望重，“人民大会堂”应该由他来题写。在总理热情提议下，朱总司令挥笔题写了“人民大会堂”五个大字。
布置工作结束后，同志们期待最后的鉴定。一天晚上，毛主席、周总理和许多中央领导同志来到大会堂。为了避免碰伤地板，他们穿着草鞋，神采奕奕地视察中央大厅和万人大礼堂。万里、赵鹏飞等同志陪同主席、总理登上最高层，装饰一新的万人大礼堂华灯怒放、流光溢彩。毛主席看后非常满意，他高兴地同参加布置的工作人员一一握手。十周年大庆前夕，总理决定首次使用宴会厅宴请参加全运会的中国体育健儿。当晚，容纳7000多人的宴会厅里富丽堂皇，7000多名体育健儿喜气洋洋。在一片欢声笑语中，人们频频举杯，向周总理、陈毅和贺龙等中央领导同志敬酒，大家共同祝愿人民共和国更加繁荣昌盛。
平等尊重 爱护关怀
总理尊重、爱护行政事务工作人员的事迹是很感人的。北京饭店、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国宾馆是总理接待宾客的主要场所。每当遇到服务员、理发员，总理总是凭着惊人的记忆力，叫出对方姓名，热情打招呼，问长问短，亲如家人。总理每时每地把自己当做普通一员和大家平等相处。每次在店里理完发，总理便要站起身来同理发师傅热情握手并说谢谢。人民大会堂女服务员刘桂兰同志实行晚婚，结婚时年已28岁，总理知道后点头赞赏，并表示一定要参加婚礼。结婚那一天，总理和邓大姐来到大会堂山东厅，向新婚夫妇赠送了一束鲜花。婚礼开始后，大家请总理讲话，总理笑眯眯地说：“大会堂的服务员响应号召，实行晚婚，这样做很好。今后哪位服务员也是28岁以后结婚的，不管是谁，我都要来参加婚礼。”总理话音刚落，大厅里便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总理不仅对服务员和蔼可亲，而且关心他们的进步和成长。对他们的缺点和工作中的疏忽，总是给以耐心的教育和帮助，批评很注意分寸，一句童话也不讲。1950年国管局从江苏招来一批中学生当服务员，集中训练一段后便走上服务岗位。有个服务员被分配到总理身边工作，起初表现不错，后来情况熟了，就开始顽皮了。一次总理外出开会，小服务员便在总理办公室里闹腾起来，把茶几上的玻璃板也给打碎了。值班人员发现后严厉批评了小服务员，并打算把他调离工作岗位。小服务员懊悔万分，低头认错。总理回来后知道了，还为这位小服务员打圆场说：“小孩子嘛，不懂事，何必这么计较。”有一次，总理乘车从中南海北门回西花厅，正巧有位服务员骑自行车从树荫下急驶而来，在拐弯处险些与总理的车相撞，服务员急忙拉闸，车和人都翻倒在地，总理忙下车上前把骑车的青年人扶起来，问他摔伤了没有，左看右看没有问题，总理才回到车内。过了几天，总理还记挂这件事，关心地询问这位服务员的情况。
建国初期，行政事务部门曾清退一批老服务员，引起总理的注意。当时有一种偏见，认为那些上了年纪，专业技术熟练，但在旧社会曾为资本家当过差、干过活的老服务员成份复杂、动机不纯、不可信任。于是，一大批老服务员被清退回原籍。由于缺乏老服务员的传、帮、带，致使行政事务行业的一些新手一度不能胜任工作，服务质量下降。总理循循善诱地引导大家把城市和乡村做比较，他说，这些老服务员在旧社会也是受压迫的。如果是在农村，他们要受地主剥削，城市里没有地主，只能为资本家卖苦力，必然要受资本家的剥削。他们都是劳苦人民，不能因为他们为资本家干过活，就不信任他们。在总理的直接过问下，散居各地的老服务员陆续返回北京，高高兴兴，重操本行。
总理出入大会堂，看到长安街上红绿灯下的交通警在露天下工作，冬天冷，夏天晒，工作量大，喝水也困难，极为关切。他指示有关部门要改善其工作条件。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一批老交通警因种种罪名被打发回家或下放“五七”干校，长安街上尤其是人民大会堂周围交通堵塞，指挥不灵的事情时有发生。总理指示要把这些老同志找回来，他还点到几位老民警的名字。时隔不久，许多老交通警很快归队，北京市的交通秩序大为改观。
1962年，国家处在困难时期，机关工作人员月薪微薄，生活比较清苦。总理非常关心工作人员生活，经常在中午食堂开饭时，自己端着碗，同大家一起排队买饭，然后在餐厅找个位置坐下，与同桌进餐的工作人员有说有笑，边吃边谈，了解他们的家庭和工作情况，谁家里有困难，总理都记在心上，过后设法帮助解决。在国家困难时期，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在郊区建有生产基地，种粮种菜，喂猪养羊养鸡，以改善生活，并将一部分收入作为机关干部夜餐补贴。总理经常问起各部委生产基地情况，当他听到石油部、地质部实行科学种植，瓜菜和苞谷喜获丰收时很高兴。总理总是希望大家生活过得好一些。
总理关心群众利益，重视老百姓的安危疾苦，经常责成有关部门及时解决与群众利益相关的各种问题。一次他去火车站送外宾，在候车大厅里转了一圈，便回头问北京市有关领导同志，这么大的火车站居然不设小卖部，旅客上下车买东西怎么办？总理说完又到几个厅里看了一遍，批评有关领导缺少群众观点，为旅客服务的项目搞得太少，并要求北京市尽快解决这个问题。还有一次，总理无意中听说市内交通紧张，乘公共汽车困难。一天上午，他亲自坐上公共汽车，实地察看汽车运载情况，听取乘客意见，掌握第一手材料，有效地解决问题。对于老百姓文化生活，总理很关心，前门鲜鱼口内的广和剧场常有京剧演出，许多老北京津津乐道，剧院虽小却气氛浓烈。总理有时在晚间也去那里看看，去时总是悄悄走进去，在后排找个位置坐下和群众一起欣赏，看完悄悄离开，从不去惊动任何人。有一次被观众发现了，全场观众起立鼓掌，要总理到前排就坐。总理挥挥手谢谢大家的好意，要观众坐在各自座位上观看，自己仍旧坐在最后排的座位上。
对于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反映，总理历来十分重视，他经常批阅人民来信，随时了解群众所关注的问题。指示信访部门将群众来信反映的问题汇总，编写简报，让各级有关部门及时了解情况、改进工作，努力解决好群众反映的问题。1964、1965年，各地来信来访者较多，总理觉得应该方便群众，让大家有个吐露心声的场所，他指示国务院要盖一座人民来访接待室，并建议选在来京上访群众容易找到的地方。后决定在永定门火车站附近盖接待站，拨款约100万元。当总理听说接待室为了自己方便，不挂牌子办公时，便明确指示各接待室都要把牌子挂出去。他说，你们接待来访不就是要方便群众吗？为人民服务，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牌子收起来？
60年代初期，为了扶持地方剧团发展民族文艺，文化部经常把外地剧团请到北京调演，不少优秀剧目被请到中南海怀仁堂和国务院小礼堂演出。总理没有国务活动时，总要挤时间到礼堂来，看完演出上台同演员合影留念，并同演员们亲切交谈，就艺术方面的问题和大家交换意见。总理学识博大精深，却又虚怀若谷，使演员们终身难忘。最后，总理请全体演员吃一顿夜餐，祝贺演出成功，然后同大家握手告别。以后来京调演的剧团逐渐增多，总理工作繁忙，实在抽不出时间，便委托陈毅、习仲勋、齐燕铭、杨放之、赵守攻、童小鹏和我几位轮流代表他招待演员，转达总理对演员们的惦念。普普通通的一顿夜餐，使大家觉得非常温暖。
总理尊重关怀科学工作者的事例也很多，记得在三年困难时期，他一直惦念着共度难关的科学家们。1962年元旦前夕，总理把我们找到他的办公室，对我们说：科学家是无名英雄，成天默默无闻地工作，新年到了，应请大家聚一聚。决定1月5日在人民大会堂同各行各业的科学家们共进晚餐。5日晚上，总理、陈毅、聂荣臻、陆定一等同志出席了这次简朴的晚宴。科学家们全神贯注聆听总理的讲话，心潮翻滚，虽然国家遭受这么大的困难，但是党和人民并没有忘记他们。宴会上没有特殊的菜肴，但总理同广大科学家、知识分子之间的深厚感情，如同甘醇的美酒一样醉人，把芬芳长久地留在科学工作者的心里。
勤俭为本 清正廉洁
新中国成立后，恩来同志作为开国总理连任26年。这期间，他始终主张勤俭建国，反对浪费。并以身垂范，作出表率，处处起模范作用，这里我讲几件给人印象很深的事情。
（一）盖办公大楼这个头不能带
国务院办公用房大多是老房子，条件较简陋，数量也不够。不少同志提议，盖一座办公大楼，国务院机关和一些主要部委可以合署办公，可使公文往来，相互联系，节省不少时间。盖楼的建议酝酿许久，最后把方案报上去了。一天晚上总理把我们找去，要听听兴建办公楼的方案是怎样出台的。总理听完，批评有些同志“贪大求洋”，讲求“气派”的思想。针对个别同志因为出过国，看到外国豪华大楼便要与之攀比的想法，总理严肃地说：“只要是我当总理，大家就要把大兴土木的念头打消。国务院不能带这个头。”以后在几次国务院会议上，总理援引此例深入剖析，有理有据地阐明节约为本、勤俭建国的主张，字字珠巩，掷地有声，至今回想起来如同在昨天一样。
（二）礼堂虽然矮小，但还能用
中南海紫光阁西边有一座由食堂改建的礼堂，仅能容纳四、五百人，每当集中开会时连过道也坐满了人。国务院行政处从工作上考虑，几次提出翻建礼堂。报告送上去，总理没有批准，这事便拖了下来。到了60年代初，有些同志认为既然翻建不行，修修补补总可以了吧。未经总理批准，行政处便派来施工队开始修整，当天傍晚，总理路经小礼堂，看到房顶已拆去一角，立即吩咐停止施工，并要把拆掉的部分按原来样子修好。总理认为礼堂虽然矮小，但还能用。
（三）不同意修缮西花厅
总理住的西花厅是前清遗留下的房子，年久失修，油漆脱落，水管陈旧，下雨天灰砖潮乎乎的。行政处和保卫部的同志十分担心，每当说到这座房子，都觉得无论如何不能这样将就下去了。修缮西花厅的计划早已拟好，因总理不同意只得搁下来。后来，趁总理一次出国访问期间，行政处组织人维修了一下，总理回国发现后，当即提出严厉批评，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总理自己做了检讨，反省自己没有把好关，承担了全部责任。
（四）为兴建十大建筑提出指导方针
50年代后期，为迎接建国十周年，国务院计划在京兴建部分大型建筑，这就是后来大家常说的“十大建筑”。“十大建筑”的产生，有一个比较长的酝酿过程。许多部委得知国务院有此意向，都从各自角度提出需要兴建的项目，如文化部提出兴建“国家歌剧院”、“国家音乐厅”，外交部提出兴建“外交部大楼”，陆续有100多项建议和要求反映到国务院。总理指示几个部门联合办公，根据现有财力物力和轻重缓急，一项项研究，反复筛选，提出初步方案，再到建筑行业中广泛征求专家意见，最后把十大建筑项目确定下来。在酝酿中，哪个项目该上、哪个项目不该上，绝不仅仅是简单的调整，还要考虑到深远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如人民大会堂、民族宫、华侨大厦等等，都是很有代表性的建筑群体。建筑项目确定后总理规定了几条原则：十大建筑所用的材料必须全部国产，不许进口；兴建中厉行节约，不得浪费，一切都要量力而行等。根据总理的要求，在设计和施工中从严把关。如选用石料，尽管意大利出产的大理石素负盛名，我们还是选定我国东北产的质量上好的石料运来北京。为了节约劳动力开支，国管局组织了中央国家机关干部参加义务劳动，既有经济效益，又起到很好的社会影响。总理对十大建筑的高度、层数、造价亲自过问，针对有些建筑设计过于豪华、贪大求高的做法，他提出十大建筑要把耗费控制在最小范围。在吊装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屋顶150吨重钢梁时，总理亲临现场，和工人们一道出主意，想办法，士洋结合把巨大的钢梁吊到高空，安放入架。这个中国建筑史上的创举，令在场的苏联专家钦佩不已。
（五）一切招待必须是国货，必须节约朴素
1951年，新中国对外交往工作逐步开展，迎来送往、接待宴请的工作日趋繁重，由于礼宾的规格和标准还不很健全，工作中曾经出现某些失误和漏洞，比如在一次国宴上使用了外国香槟，造成不好的影响。为了提高礼宾接待工作质量，我们根据以往宴宾的经验和一般惯例，草拟了《关于接待工作今后的改进办法》草案，并于7月8日上午送交总理。当天下午报告就批下来了，总理在报告的每一款上都作了具体批示，现将总理批示的有关条文和批示内容录下：
1．水果按季节一律用国产。（总理批示：以少为好，不要多。）
2．烟卷一律用前门烟。
3．菜仍中餐西吃，材料用国产的。（总理批示：数量亦不宜大。）
4．酒用国产葡萄酒、绍兴酒、啤酒、烟台张裕公司制的白兰地、北京大喜公司制的香校酒。如需用烈性酒，则用汾酒。（总理批示：汽水亦需国产。酒不要多。）
末尾，总理批下几行大字：“同意（《接待工作今后的改进办法》）。一切招待必须是国货，必须节约朴素，切忌铺张华丽，有失革命精神和艰苦奋斗的作风。”
总理多次指示国管局要学会理财，当好管家，少花钱，多办事。在总理勤俭思想的启发下，国管局精打细算，节省开支。为解决出国人员添置服装和节省费用的矛盾，国管局购买了大批各种型号的出国服装，凡有出国任务的同志一律不发制装费，统一到国管局仓库挑选自己合适的服装。回国后服装交回国管局，洗净后放入仓库让其他人员出国时领用。这样做为国家节省了一大批开支，得到总理的多次称赞。
（六）吃饭要付钱付粮票
同总理接触过的同志都觉得总理说话硬气，一是一，二是二，从不含糊，令人心服口服。原因何在？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总理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从不搞特殊化。
从50年代起，中南海里经常召开国务院会议，出席会议的都是副总理和部长一级的干部。会议时间一般都较长，为了不耽误大家吃午饭，会议安排吃工作餐。工作餐的标准早在1950年总理就亲自规定为“四菜一汤”，基本上是家常饭菜。总理不止一次称赞这“四菜一汤既经济、又实惠”。吃工作餐时，总理同大家吃的是一样的饭菜，吃完饭，夹起一片白菜叶把碗底抹一抹，把饭汤扒干净，最后才把菜叶吃掉。他亲自规定，吃饭要付钱付粮票。每顿工作餐结束，每人都要交钱交粮票，这已形成了一贯的做法和要求。总理在北京如此，到地方也是如此。每次到各省视察工作或主持会议，他总是要求吃的饭菜同大家一样，不搞特殊，有的接待单位想让总理吃得好一点，他坚决不同意，还要批评，一定要和大家吃一样的伙食。临走时，他一定要地方把应由他付的费用全部算好，把钱和粮票付清，不给地方财政增加任何负担。
（七）这要形成一种制度
一次在上海，总理遇到几位从北京来开会的同志，便问起中央国家机关的同志到地方出差开会所需费用由哪一方支付等情况。当他了解到有些领导干部带着夫人孩子来地方，所有住宿、伙食、交通费用皆由地方政府支付时很生气。回到北京，在全国第三次交际接待工作会议上，总理恳切地告诉各省来的代表：今后无论哪个领导到省里去，吃住行等所有开支，地方一概不要负责，都要给本人出具帐单，由客人自付，这要形成一种制度。总理立下这个制度，就是让各级干部做到公私分明，不能把因私事开支的费用混到公事中去报销。在这方面，总理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总理无论是到北京饭店理发，还是去医院看病，总要叮嘱工作人员凡是这类“私事”，都要照章交费，从他工资中扣除。总理请朋友吃饭，都是自己掏钱结帐。1961年，我国乒乓球代表团获得世界锦标赛多项冠军，总理非常高兴，他请乒坛小将到中南海来表演，中午由总理自己掏钱请这几位运动员一起吃了午餐。
（八）昨天表扬错了，现在我收回
1958年，不少省都在风景区兴建高级住宅，作为中央领导同志到地方视察工作时的住处。这些计划外建筑，标准较高，用料究考，而且各省互相攀比，追求豪华，耗资较大，严重脱离群众。国务院发现这一问题后明文禁止，遏制了这股不良风气。总理后来到沈阳、大连、韶山等地视察工作，当地领导同志要安排他住新落成的高级住宅，总理立即拒绝，仍旧住在老地方。在鞍钢，总理嘱咐工作人员把高级住宅退掉，集体住进铁路饭店。总理说：如果我住进去了，就等于国务院承认你们这么干是对的。有一次在河北石家庄，总理表扬了石家庄领导节约建设资金，在控制基建规模方面带了个好头。第二天，总理在市区几个点上视察，才发现此地同样盖了不少豪华宾馆，总理生气地说：“我没有调查研究，昨天表扬错了，现在我收回。”总理一言一行，光明磊落，是非分明，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九）我家乡的事情，应由当地党政机关管
1962年，总理的家乡江苏淮安遭受特大洪水，苏北大片田地被淹，江苏省政府给总理写信，请求总理调拨财力物力支援。总理看完信，心里沉甸甸的。但他并没有因为是自己家乡遭灾而慷慨动用国家资财。总理说：我家乡的事情应由当地党政机关管，应由柯庆施同志管，该怎么办由他拿主意。总理对家乡有着深厚的感情，但在涉及家乡的问题时从无偏私，一概秉公办事。
（十）把桔子原封不动地退回去
一次江西省送来一火车皮桔子，总理知道后立即指示：把桔子原封不动地退回去，一个也不能收，并严肃批评了江西来的同志。
在国家困难时期，青海省政府从青海湖里捞了一些鱼，派车专程送到国务院。收不收？负责后勤生活的同志左右为难。总理知道后，专门给青海省政府打了电话，对这件事提出批评。鱼如果退回青海，路途往返多日眼看就要变质，后勤部门只好把鱼买下送给幼儿园小朋友改善伙食。
总理家乡江苏淮安县的县委书记来京开会，带来一包总理最喜欢吃的面食“撒子”，总理同意收下，但按价付了钱和粮票，请这位县委书记带回去。
节俭为本、清正廉洁的思想，是总理在建国以后的几十年里一贯极力倡导并付之实践的，而且不断赋予它新的内容，几十年来一直闪烁着不灭的光辉。历史发展到今天，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经常回顾一下周总理关于节俭为本、清正廉洁的教导和他以身作则的动人事例，对于我们继往开来，发扬优良传统，做好各项工作，将大有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