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诚相待 关怀备至
首都北京，是长期与我党合作共事的各民主党派和各界知名的无党派人士集中的地方。如何为这些民主人士搞好后勤服务是一项事关大局，政策性很强的工作，总理时刻记挂在心，经常过问。为做好这项工作，国务院专门成立一个处，负责联系各位民主人士及他们的家庭。服务范围很广，包括家庭事务，婚丧喜庆，甚至雇佣保姆、聘请家庭教师、联系孩子入托等等。
新中国刚成立，为民主人士提供后勤服务是一项全新的、工作量很大的任务，当时我们的公务员大部分是从根据地来的，他们对民主人士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不熟悉，在事务工作方面还缺乏经验。总理早年留学国外，革命战争时期曾在广东、国统区生活，对行政事务工作经验十分丰富，他在百忙中一方面指导我们逐渐形成和完善各项制度和章程，一方面具体指导，传帮带，让大家在实践中边干边学习。比如在宴会前，总理提前到场，带领服务员检查筷子是否干净，碟子放的位置合适不合适，还讲授菜肴怎么个上法，碗应该怎么端，怎样防止汤菜撒到地上等等，到关键的地方及时提示，言传身教，使行政事务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不断提高，为民主人士生活服务工作越做越细了。
总理对民主人士关心备至，事迹感人。素负盛名的教育家、建国初期的教育部长、民主促进会中央主席马叙伦先生患病卧床长达十年之久，总理十分关切，指示医务部门要认真护理。北京医院派一名护士专门护理马老，这位护士十年如一日，尽心尽职，认真周到，为老人擦澡、按摩，十年中马老先生未患感冒，未长褥疮，延长了生命。总理知道后表扬了这名护士，并要北京医院好好总结这方面经验，推广开来，把为民主人士的服务工作做得更好。
1952年春节前夕，政务院决定对部分高级民主人士给予生活补助，拟出计划后报总理审批。总理细细审阅，在批示中提出要对其他一些民主人士的经济情况做个了解，如果家庭确有困难，也要给予补助。著名画家齐白石先生在房子搬迁时遇到一些周折，一次国务院会议上有同志提起这件事，总理很注意地听完，沉思了一会儿，就此事讲了一段很长的话。他批评有些同志缺乏认真细致的工作精神，满足于听汇报，做表面文章，工作深入不下去。总理说：“象齐白石先生这样的画家，我们在他的生活上为什么不能管得好一点，多给他一份关心。”总理发自肺腑的自我批评，使与会者深受感动。
1955年，国务院发行经济建设公债，许多民主人士倾力解囊，带头认购，数量十分可观。总理知道后，批示有关部门应力劝民主人士减少认购数额，不能让民主人士团购买公债经济上加重负担，影响家庭生活。每到春节，总理早早地到怀仁堂或政协礼堂同民主人士和夫人家属举行团拜，总理嘘寒问暖，同大家互致问候。一些民主人士去世后，总理指示国管局研究办法、规定制度解决他们的遗孀和亲属的生活安排问题，每逢年节要登门看望她们，并帮助解决生活上的困难。一直到这些工作形成制度固定下来以后，总理才放心。对于当年黄埔军校的校友们，总理也非常关心，每隔一段时间，即使工作再忙，他也要抽时间邀请大家一同到颐和国介寿堂雅聚，叙旧情，话家常，象杜幸明、李仙洲、黄维等与总理都有很深的交情。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造反逆流铺天盖地，红卫兵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为名，肆意冲击许多民主人士住宅，一时搅得人心惶惶。当时在什刹海的宋庆龄副委员长的住处受到红卫兵骚扰，消息报到中南海，总理非常焦虑，立即派人前来制止，命令红卫兵停止冲击，立刻退出宅院，并采取严密措施加以保护。虽然当时总理的处境很艰难，但他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巧妙地保护了许许多多民主人士。在造反风潮甚嚣尘上的时候，总理严格规定，凡是高级民主人士有事离家外出，都要事先报告总理办公室，以免发生意外。在危难时刻意见总理同民主人士之间的深情厚谊。
理解体谅 尊重支持
周总理深知行政事务工作的特点和难处，非常理解、体谅、尊重服务员的劳动。有个别服务人员因一时疏忽出点小事故，总理从不追究，只希望总结经验，以后把工作做好。
1952年，正逢“中苏友好月”时，苏联文化艺术代表团来华演出。演出前，总理来到剧场，台前台后地检查，借着灯光，他发现舞台地面有一处很微小的亮点，立即走上前俯身察看，原来是一颗铁钉露出台面，约有一厘米高，总理亲自动手，拿铁锤把钉子敲入木板，消除了隐患。如果不是发现得早，后果难以设想。但总理没有批评大家，只是抬起头来问：跳芭蕾舞的演员一旦踩到这颗铁钉，脚尖能否受得了？道理浅显易懂。总理的工作态度和对事反映的敏捷，使在场工作人员又惊叹又感动。
有一次怀仁堂演出文艺节目，总理提前到场，他发现紫绒帷幕上有一片灰尘，虽然台下观众很难看出来，但近看却较明显，总理拿起竹竿，将灰尘全部掸净。他还常提醒我们，在演出场所，要把所有灯泡加装防护网，以防灯泡坠地伤人。要最大限度防范事故，保证安全，这里头有许多学问。总理正是这样一位热忱宽厚的导师，把这门学问传授给每位同志。
总理的工作作风一贯是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他抓行政事务工作更是细致入微，考虑得很全面，周密深入，经常为事务工作人员补救疏漏。
1964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首场演出，我负责这场演出的会务工作。按老规矩，凡是毛主席、少奇、朱总司令和总理出席的大型文艺晚会，会场、座位、通道都要多次严格检查，以确保安全。尽管这样做了，我还是不放心。演出前，我来到二楼再次检查，发现几个小时前电影摄制组在架设机器时，曾把前排主席座位的椅座卸下，调试拍摄完毕他们随手把椅座搁在位子上未加安装便走了。没有螺丝紧固的椅座平放在位子上，稍有负荷或晃动，便会跌落地上，倘若事前没有发现，领导同志坐上去后果不堪设想。我急忙同工作人员将座位迅速恢复原状。总理这时步入二楼，当他听到发现座位没有安装现在已经修复时，点点头笑着说：“好，登榜同志，奖你一瓶茅台酒。”在场的同志全都乐了。
1962年，西哈努克亲王来华访问，离京时，总理到西郊机场为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送行。亲王的飞机刚一起飞，我国参加欢送的人群便自行散开，各自找车准备返回。而总理这时却仍笔直地站在原地未动，并要我们立即把那些要登车的同志请回来。这次总理发了脾气，严厉地批评说：“你们怎么搞的，没有一点礼貌。各国外交使节还在那里，飞机还没有飞远，客人还没有走，你们倒先走了。大国这样对待小国客人不是搞大国主义吗？”当天下午，总理把我和外交部礼宾司的负责同志找去，要我们立即在《礼宾工作条例》上加上一条，即今后到机场为贵宾送行，须等到飞机起飞，绕场一周，双翼摆动三次表示谢意后，送行者方可离开。
十年动乱开始的第二年，我被江青、康生等人打成“叛徒”，停止工作，投入监狱，整整关押了8年。1975年，当我从监狱里出来时，曾几次想去看望病重住院的总理。总理知道后，委托他身边的何谦同志找到我在新街口一条小胡同里的临时安身之处，带话给我：“你何时出来，我都知道。你的心情我理解。我现在病重，你不要来看我。”当时“反击右倾翻案风”浊流滚滚，总理生命垂危，处境非常困难，却仍在继续关心他人。听了总理这一番话，我不禁潸然泪下。
敬爱的周总理几十年如一日，在领导机关行政事务的工作中，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他亲自培育的这支队伍在不断成长壮大，大有作为。他倾注于行政事务工作的心血，如同熊熊不灭的火炬，照亮前程，将永远给人以温暖和启示。
强晓初：愿把点滴回忆汇入人民思念的大海
一次难忘的教诲
1935年12月，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在安定县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为促成中央这一策略方针的实施，必须有武装斗争作后盾。在毛主席、周副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统帅下，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地进行了东征。当时前线捷报不断传来，人们欢呼雀跃。红军东征胜利归来不久，中央又决定进行西征，作出准备交部分老苏区为游击区，向西发展新苏区的重大决策。当时的干部特别是老苏区地方干部对中央的这一决策还不理解或不够理解，思想上存在着不少问题，情绪十分不稳。为了帮助干部理解中央的决策，周副主席专程来到陕北省委的驻地作了一个非常鼓舞人心的长篇报告。
1936年7月的一天，当时驻在安塞谭家营和张家山的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的干部集中在一块朝南的荒山坡上，大家正七嘴八舌地议论红军西征和陕北的革命形势，不少人担心会离乡背井，不知何日才能返回？当然也还有其他各种顾虑和想法，都以非常急切的心情等待着周副主席的到来，聆听他的讲话。我当时的心情是很激动很兴奋的，作为一个参加革命时间不长的小青年马上能听到闻名中外、德高望重的周副主席的报告，当然最荣幸不过了。就在这时，人们随着由远而近的马蹄声朝坡下小路望去，只见两位身着灰色军装、头戴红星八角帽的军人，骑着大青骡朝山坡上走来，走在前面的是一位浓眉大眼，胸前飘着长长的美髯的英武军人，他在离大家还有一段距离的地方，跃身而下朝大家走来。这就是人们仰慕的周副主席。周副主席脱下军帽，露出乌黑的头发，仪表堂堂，神采奕奕。他亲切地向大家问好，并同主持会议的马明方同志握手，大家热烈地鼓起掌来。待大家席地坐好，周副主席就站在凹凸不平的山坡上作起报告来。他讲话虽然没有稿子，但条理清晰，针对性很强，似乎他已经了解到当地干部们的思想问题，讲得深入浅出，既有吸引力，又解决问题。他用极精辟的语言先讲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接着阐述了中央决策的战略意义和必要性。他说，现在变一部分老苏区为游击区，正是为了向西发展更大的新苏区，而且变为游击区的人民有经验配合游击队的斗争，最终也要成为巩固的根据地。他号召大家勿失良机，为革命做出新贡献，迎接革命和抗日新高潮的到来。他还十分生动、形象地介绍了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的经过，详细地讲了冲破前四次“围剿”的胜利经验和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利的沉痛教训。他说，我们红军之所以能够取得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主要是毛主席“诱敌深入”待机歼敌的战略方针英明。由于我军上下一致，认真地贯彻了这个战略方针，并采取了运用大兵团伏击，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法，从而保证了我军能够胜利地粉碎敌人的前四次“围剿”。第五次反“围剿”之所以遭到重大损失，主要是红军失去了毛主席的指挥而代之以错误的军事路线的缘故。他结合上述经验教训讲了“左”倾机会主义和军事上保守主义、冒险主义的危害，同时讲了中央和红军离开瑞金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历史背景和原因。周副主席还特别讲到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的情况。他说，遵义会议的伟大功绩就是纠正了当时军事路线的错误，结束了“左”倾路线的统治，在组织上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周副主席的报告虽然很长，但大家都目不转睛地望着他，一个个都听得入了神。这是陕北的干部第一次聆听中央领导同志作这样系统的报告。周副主席的报告使同志们开阔了眼界，提高了认识，增强了信心，解除了思想顾虑，受到一次生动、深刻的教育。对我来说，也是一次终生难忘的教诲。
帮助东北人民度过难关
60年代初，我国国民经济处于三年困难时期，周总理十分关心东北的工作。那时，东北是全国建设的重点，如果说当时全国处于非常困难时期，那么可以说东北就更为困难。东北局财委算了三笔帐，一是市场供应和需求矛盾突出，二是货币发行和回笼矛盾突出，三是财政收入和支出矛盾突出。东北局领导为解决这些矛盾十分着急，委派马明方同志和我到北京向中央汇报。刘少奇和周恩来同志听了我们的汇报后，非常体谅东北的困难，决定想办法优先解决一些突出的问题。在全国都处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中央决定拨给东北价值上亿元的物资和设备，周总理还指定专人进行落实。这对东北人民度过难关，对东北的建设起了很大作用。
为了使东北顺利度过困难时期，周总理每年至少两次亲临东北视察指导工作，每次都要解决一些重要问题，给了东北干部和群众以极大的鼓舞。有一次，当他了解到东北能源十分紧张，致使生产受到很大影响时，便代表国务院首先承担责任，并提出保重点、保关键性产品的要求，然后和大家一起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对下级部署工作，总是先给创造条件，然后再给任务，从不强人所难。1961年2月周总理到沈阳视察，当他得知东北生活用煤得不到保障，公共场所和一些室内气温很低，有的演员手脚被冻麻木影响演出时，十分关心，除保证正常的煤炭运输外，还亲自动员沈阳军区用汽车帮助运落地煤和煤泥，保证了生活用煤的最低需要。周总理这种关心群众、体谅下级组织和干部的崇高品德，使我们东北局的同志深受感动。
严于律己 为人表率
周总理一贯严于律己、宽厚待人。他每到一地，都要先打招呼不准迎送，更反对前呼后拥，而且说到做到。即使由秘书长到机场、车站迎接，也要受到他的批评。由于他态度诚恳而且坚决，我们也就习惯地按照他的要求去做。事实证明，这样做既体现了党的优良作风，也比那种前呼后拥更有利于保证安全。
周总理到各地，都不住高级宾馆，而住普通宾馆。记得有一次他到沈阳，我们安排他住当时最高级的北陵休养所（即现在的迎宾馆），他坚持要住辽宁大厦，我们以大厦住外宾、客人比较杂、不安全为理由劝他不要变动原来的安排，他还是不同意。宋任穷、黄火青同志也说服不了他，结果硬是住了辽宁大厦。在他去鞍山视察工作时，正好赶上鞍山建了一座比较高级的房子，鞍山的同志高兴地想让周总理作为第一位客人住这座房子。不料，周总理不仅没有住，反而严肃地说，现在是困难时期，我不能为你们开张，应该是关闭。从此，别的领导同志也就不好意思进住了。直到人民生活条件得到改善后这座高级的房子才开始启用。
周总理在生活上从来是以身作则、艰苦朴素的。他到东北就象到了家，常常点名要吃高粱米干饭、玉米面饼和玉米碴子粥。有的同志问他，为啥要吃高粱米？他亲切地说，我青少年时代在东北读书时就吃高粱米，现在东北的工人农民不都经常吃它吗？一句话说得大家心里热乎乎的。有时接待的同志考虑到周总理工作十分紧张、劳累、提出多做一两个菜，他就语重心长地说，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我们大家都要节衣缩食、共度难关。
周总理从来不让为他安排专场演出，他看节目都要自己花钱买票，并且总是以普通观众的身份出现在人民群众之中。有一次，他同警卫人员和司机去看戏，为了不惊动观众，戏开演后他才进场，演出快要结束时，他就悄悄离场了。铁岭小学是周总理小时读过书的地方，他曾以普通一员身份去参观这所学校，是一位小学生首先惊讶地认出了周总理，大家才兴高采烈地围上来。
周总理没有一点官架子，待人诚恳、和蔼，乐意同大家商量事情，倾听各种意见。即使对方意见有错误，他也从不横加指责，而是耐心听完，然后循循善诱，用事实和道理阐明自己的观点。因此，大家同他在一起，毫无拘束之感，总觉得格外亲切。有位犯过错误的同志要求见见周总理，经我转给周总理一封信，总理尽管工作很忙，还是挤出时间接见了他，并对他提出了要求和希望。
人们都知道，周总理一生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为人民呕心沥血。白天，他除了开会研究解决重要问题外，还要深入到工厂、农村、机关、学校视察指导，晚上，还要处理许多有关党和国家的重要事情，一直工作到深夜以至翌日凌晨。在夜间，周总理需要找别人了解情况时，总是先要关切地问一下被找的同志休息了没有，如休息了就不让惊动。他总是这样想着别人，唯独不考虑自己。看到他这样不知疲倦的工作，我们既十分敬佩，又为他的健康担心！难怪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在他办公室的门上贴过这样一张大字报：“周恩来同志：我们要造你一点反，就是请求你改变现在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才能适应你的身体变化情况，从而你才能够为党工作得长久一些更多一些。这是我们从党和革命的最高的长远的利益出发，所以强烈请求你接受我们的请求。”
每当我回忆起和周总理一次次的接触，想起从周总理那里所受到的教益，心情都非常激动。他是世界上最忙的总理，也是世界上最好的总理！他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严于律己，堪称全党全国人民的楷模。他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鞠躬尽瘁，功盖日月。尽管我所提及的只是沧海之一粟，但我愿把亲身感受的二三事汇入全党全国人民对周总理回忆的大海，与大家一起永远怀念他，学习他。
刘三源：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日子里
我从1930年5月参加革命到现在将近60年了，这当中我有六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周恩来同志身边度过的。10年中有多少难忘的往事啊，这里仅记下其中的几件，以寄托我对周恩来同志的深切怀念。
一、长征途中带病坚持工作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长征期间，周恩来同志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担负着极其重要而又艰巨的任务。他既要随队伍行军，又要夜以继日地工作。过度地劳累损坏了他的健康。在过雪山草地之前，周恩来同志病倒了，患了肝脓疡。当我们到达四川西北部的毛儿盖时，周恩来同志病情突然恶化，高烧39°Ｃ多，有时昏迷不醒，病情十分严重。毛泽东、朱德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都经常去看望他。为了让周恩来同志能安静地养病，组织上指示我们搞译电工作的同志，译出来的电报暂时不要送给他看。但是，只要他病情稍有好转，就叫我们把电报送去。他顽强地支撑着病弱的身体坐起来看电报，有时还亲自起草电报。
从毛儿盖出发后，周恩来同志没有完全恢复健康，但他一直带病坚持工作，协助毛泽东起草敌情通报、作战命令，分析研究敌情，布置部队行军，有时还亲临战场指挥作战。但有这样一件事志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在长征途中，为了保证中央领导同的健康，使他们有更多的精力工作，当时的军事顾问李德和毛泽东、周恩来等几位领导同志都配备了担架。开始，周恩来同志执意不肯接受这样的安排，最后还是在其他领导同志的再三劝说下，才勉强同意。在我的记忆中，周恩来同志只有在身体实在难以支撑的情况下，才迫不得已地躺在担架上，稍好些，就坚持自己走，叫抬担架的同志去收容后面部队的伤病员。当时周恩来同志还有一匹马，但他也很少骑，经常把马让给伤病员，而自己却拄着拐棍，迈着艰难的步履，同普通的红军战士并肩前进。
二、我党我军机要通讯工作的卓越组织者和领导者
周恩来同志非常重视、关心和支持机要通讯工作。早在大革命失败后，他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就预料到，为了中国革命迅速发展的需要，必须改变以交通员进行通讯联络的办法。因为这种办法既缓慢，又不安全，常常延误时机，容易被敌特破坏和利用，造成失密。为此，周恩来同志研制成取名为“豪密”的密码。周恩来同志成为我党我军高级密码的创始人。1928年，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举办了无线电报务员训练班，专门培训这方面的人才。1928年末至1930年初，上海党组织首先采用无线电报同中央苏区和莫斯科进行机要通讯联络，取得成功。从此，结束了我党我军长期以来利用交通站、交通员传递信息进行联络的办法，使我党我军的机要通讯工作进入了运用无线电报技术的新阶段。
1932年12月1日，朱德和周恩来同志发布了关于无线电报务人员的密令，指出：无线电已成为苏区红军的主要通讯工具，在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中，必须加强和健全无线电队伍的组织与工作。对来自敌军的无线电技术人员必须在政治上争取、物质上优待。译电人员必须经过政治部门负责审查，切勿以其为技术人员而加以丝毫的忽略。遵照这一重要指示精神，我们加强了机要通讯工作及其组织建设。
在重庆期间，周恩来同志利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合法条件，亲自指示童小鹏和申光同志，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和海外关系，采办了大批电讯器材运往延安等地，以建立我党我军的机要通讯工作网。当时，在上海、武汉、南京、重庆、桂林、湖南、成都、江西、昆明、广东等数十个地区和游击队，先后建立起60多个电台。其中，公开设在办事处的有14个，另有半公开的6个。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仅用了短短几年时间，南方各省市就建立了一整套无线电秘密通讯网，同时，还培训和组织了一大批机要译电人员、电台报务员和技术人员。
机要通讯队伍建立起来以后，周恩来同志非常重视和关心机要通讯工作人员的思想进步，经常对他们进行政治思想、革命气节和织织纪律等方面的教育。同时，他还指示有关领导同志，为机要通讯工作制订了一整套保密制度：机要办公地点，一切闲人不得进入；密码本分为普通和核心两种，绝对不能丢失，并指定专人翻译；密码本的使用方法和暗号，只准本人知道；同事之间禁止发生横向关系，电报机密内容限制在一定范围，同事（包括夫妻）之间也不允许交谈；译电人员必须守口如瓶、心细如发，不应知的不求知，并且做到“三随”，即随收、随译、随送，等等。我记得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时候，机要办公地点设在三楼，为了保密和安全起见，童小鹏同志遵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在三楼楼梯口进门处的墙上，贴了一张显眼的画，并书写了“同志，请止步！”五个大字，以杜绝一切闲人进入三楼。当时不论是负责同志，还是一般同志，都能够自觉地遵守。
当年我们机要通讯人员，能在国统区的第二战场上，顺利地完成党组织交办的各项机要通讯工作，与周恩来同志和南方局的正确领导是分不开的。
三、皖南事变后的一席话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共两党的关系更加紧张，我们所处的环境日益恶化。国民党反动派扬言，要查封我们的办事处。面对这种险恶的时局，南方局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了应急的对策。一天，周副主席召集我们全体同志开会，详细分析了时局发展的趋势，讲解了我们的对策，向大家做了应变的具体布置。至今我还记得周副主席讲的一些话。他说：我们不希望国共合作的局面全面破裂，但是我们不能不做必要的准备，而且一定要做最坏的准备。如果国民党反动派要搞突然袭击，我们要坚决抵抗下去，直至把机要文件和密码烧毁。同志们，我们要做好坐牢的准备。要坐牢，我们一起去坐牢！男同志可以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因为我们是共产党的公开机关。女同志只承认是家属。敌人要问党的组织情况，就说我们的中央在延安，主席是毛泽东。你们还可以说，这里有支部，支部书记是周恩来。如果敌人再问还有哪些负责人，你们就说有董必武、邓颖超，别的什么也不知道，让他们去问支部书记周恩来。他还说：我们要准备牺牲’但是，我们要努力争取大家都安全地返回延安！周副主席的一席话，使到会的同志受到深刻的教育和极大的鼓舞，增强了战胜艰险的勇气和信心。这次讲话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四、人民的好总理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周恩来同志担任了政府总理。50年代，我在总理办公室秘书组工作，负责安排周总理每日活动的日程表。周总理每天的活动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忙”和“累”。他往往是一边吃早饭，一边听秘书们逐个地请示和汇报工作，并且当场答复秘书们提出来的问题。为了让他能安安稳稳地吃上一顿早饭，总理办公室的同志曾多次讨论怎样尽量避免在周总理早餐时去汇报和请示。但说是说，做起来就难了，你不去总理就叫你去。因为再也没有别的时间可以利用了，这样饭吃完了，请示和汇报工作也结束了。然后，他不是去开会，就是去接见外宾，或者参加别的什么活动。一般总要到深夜12点左右才回办公室。周总理经常强调，当天的事情当天办完。所以，尽管他回到办公室已是深夜了，还要处理当天所要处理的事情，包括阅批各方面的文件、报告和材料。有时秘书有急事来请示，他还要答复。在办公室，周总理一坐下来就要连续工作两三个小时，一直到凌晨三四点钟。
周总理经常是一天工作十七八个小时，有时甚至通宵达旦。他把全部心血都献给了党，献给了人民！我们这些在总理身边工作的同志看到他这样不知疲倦地日夜操劳，都为他的身体健康而着急！这样长年累月地下去，身体怎么能受得了呢！同志们轮流向总理提意见，甚至联合起来给他写大字报，请邓大姐劝说等，要求周总理注意休息。但是都没有收到太大的效果。周总理总是说接受同志们的好意，但又总改不了。他常常对同志们说，要做的工作实在太多，不能老休息呀！
周总理从不顾及个人，但他对同志却是关怀备至。我在他身边工作有很深的体会。有一次，我患了病，总理知道后，把外宾赠送给他的鹿茸膏拿给我，让我保养身体。还有一次，我息病初期被医院误诊，总理知道后，在一次国务会议上以此为例，强调应提高医疗工作质量，防止误诊，并当面指示卫生部，要定期给干部检查身体。后来，这就成为一条制度。“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老干部，借口疏散，要把我们这些老同志赶出北京。当时，支左人员找我谈话，叫我回江西老家，或者投亲靠友。逼得实在没办法，我只好给总理写了封信，谈了这个情况。总理看到信，很关心这件事，说中央没有这样的决定，并且让秘书给中央统战部的支左人员打电话，叫他们不要逼我下放。这样，我才脱离了困境。
五、一位普通的观众
1957年夏季，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工团来到北京，在人民剧场向首都人民汇报演出歌剧《刘三姐》。
一天，总理办公室收到了几张人民剧场的入场券。我当时想，周总理长年累月地为国操劳，很少休息，如果这一次能去看《刘三姐》，一来对广西文工团和广西人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二来也可以利用看戏的机会得到短时间的休息。于是，我去征求周总理的意见，还向他讲了一些关于《刘三姐》怎么好，在广西甚至在全国的反响大和受欢迎之类的话。周总理愉快地答应了。但是，他又给我们提了几条要求：不要和广西文工团打招呼，也不要和主办单位打招呼，只允许我和卫士两个人随同前往，等等。我爽快地答应了总理的要求。
那天晚上，我和卫士随同周总理来到人民剧场。开演前几分钟我们按照入场券的排号入座了。入场的时候，大概由于人多或者由于检票时精神过于集中的缘故，人们没有发现周总理。入座后片刻歌剧就开演了，剧场的灯光都暗了下来，所以周围的观众也没有发现周总理。就这样，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以一位普通观众的身份，坐在观众席上观看歌剧《刘三姐》。当剧中演到刘三姐与财主对歌，并且机智地取得胜利的时候，周总理开心地笑了。
中间休息时，剧场里的灯光亮了起来。不大一会儿，主办单位的同志发现了周总理。一位领导同志来到周总理跟前，有点儿不大自然，十分抱歉地说：“总理，我们不知道您来，实在对不起……。”周总理没有等他说完，抢过话头，微笑着说：“是我叫他们不要打招呼的，我来看戏，和大家一样，都是观众，再惊动你们就不好了嘛！”那位同志接着说：“总理，请您到后台或者休息室休息一下，喝点儿水。”周总理坐着没有动，用手指了指座位说：“就这里坐坐很好嘛，谢谢你们啦！”坐在周总理附近的观众这时也都发现了周总理。许多人站了起来，向周总理投来敬仰的目光，有的还热情地跟周总理打招呼、握手。此时此刻，此情此景，领袖与人民之间的那种水乳交融的感情多么激动人心啊！
演出结束，广西文工团和主办单位的同志请周总理到台上去接见演员。这时，整个剧场的观众都知道周总理来看戏了。顷刻间，台上台下沸腾起来，整个剧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周总理一边向观众招手示意，一边稳健地走上舞台。他向演员们表示祝贺，同演员们一一握手。他说：“这个剧剧情好，演唱得也很成功，我向你们表示祝贺！”还说：“如果拍成电影，让更多的观众都能看到《刘三姐》，那就更好了！”望着总理慈祥的笑脸，听着他亲切的话语，大家沉浸在欢乐中……
这天，我们度过了一个愉快而难忘的夜晚。
陈 浩：一片公心 永鉴青史
在周恩来同志波澜壮阔的伟大一生中，处处体现了他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忠诚，事事贯注了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精神。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革命工作第一，是他考虑和处理一切问题的出发点。
我曾有幸跟随周总理工作十来年，深为他的一心为公，奋不顾身的高尚品德和优良作风所感动。从他的一言一行中受到终生难忘的教益。这里，仅就回忆所及，记下他无数感人至深的事迹的点滴，与大家同温他的谆谆教诲，共同缅怀他的伟大品格。
一、争取一分钟时间，就多做一分钟工作
周总理曾对身边工作的人员说：“我们老了，为党工作的时间不多了，争取一分钟时间，就多做一分钟工作，要抢时间工作才行啊！”他不仅晚年在争分夺秒、忘我工作中度过，而且一生都是这样工作的。一年365天，周总理的工作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往往一项工作没完，约谈别的工作的同志已经在等着他了。他夜以继日，日以继夜，一天要精神高度集中地工作十七、八个小时。
总理常常晚上十一、二点钟才开完会或接见完外宾，回到办公室，还有很多文件，有些是特急件等着他审批。虽然他已很疲倦旭还是以高度的责任感和惊人的毅力坚持工作，发困时就擦点清凉油提提精神，实在太困乏了，就用温毛巾擦擦脸。身边的同志劝他早点休息，他却说：“有那么多工作等着我办，我怎能去休息呢！”有一次，他在夜间见外宾，结束时外宾问他：“该休息了吧？”他说：“我的工作才开始呢。”几十年来，总理保持夜晚工作的习惯，因此晒太阳的时间比一般人少得多，长期下来怎能不有损健康呢，可是他好象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而是只讲夜间工作的好处：安静、效率高，可以与白天工作的人流水作业，处理问题及时。他很少能睡上五、六小时的整党，就是这样短的睡眠时间还常常因为一些紧急工作而被打断，真是“三更未眠五更起”。听说1968年胡志明主席来中国治病，向总理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希望他能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每天多睡两小时。总理回答说：“我做不到。”胡主席说：“打一半折扣，每天多睡一小时吧。”总理说：“尽量做到。”后来事实证明他并未做到。
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周总理的工作日程总是排得那么满，工作效率总是那么高。1954年，他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了新中国成立后参加的第一个重大的国际会议--日内瓦会议。我做为代表团的工作人员随同前往，帮助总理做秘书工作。由于当时会内会外的斗争极为复杂，中国代表团的每次发言，每个细小的反映都为各国代表团和世界舆论所关注。因此，在整个会议期间，周总理每天都要亲自掌握会议进展情况，大量阅读外电报道，了解世界舆论的反映，及时召集代表团的内部会议，汇报情况，分析形势，讨论和制定对策，一切大事他都要亲自决策，并在每天夜间亲自口授电文向中央汇报请示。电文由我整理出来送他审改批发，常常要忙到凌晨三、四点钟。同时，会议期间他还要频繁地开展会外活动，与各国代表团广泛接触，进行耐心的交谈。他不仅同一些大国代表团进行了交往，还拜访了几个小国代表团，甚至找了南越的保大代表团成员谈话做工作。总理在会议期间广交朋友，把统战工作与外交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收到很好的效果，《华盛顿邮报》反映说：“周总理通过日内瓦会议会内会外的大量工作，消除了当时国外一些人头脑中一个‘好战的’中国的印象。”此外，总理与英国外交大臣兼副首相艾登举行了多次谈判，达成了中英两国在北京和伦敦互派代办的协议，创造性地建立了半外交关系。总理还会见了一些国际知名人士，如电影艺术家卓别林和加拿大友好人士朗宁等。请卓别林观看《梁山伯与祝英台》，征求他对该片的意见。
6月下旬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别国代表团团长休假去了，周总理却抓紧时机，冒着酷暑，风尘仆仆地访问了印度和缅甸，签订了中印、中缅联合声明，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然后又赶回国内，与当时在我国休假的胡志明主席讨论印支问题。
7月下旬总理从日内瓦开完会回国途中，顺道访问了民主德国。在柏林，为起草接受洪堡大学的荣誉博士的讲话稿等忙得一夜未睡，上午10时又去接受荣誉学位。
他出席日内瓦会议前后近3个月，从未抽空去游览有“世界公园”之称的瑞士的名胜古迹，不在因公外出时游玩是他的一贯作风。他说过，他早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始终没顾上去游览巴黎的埃菲尔铁塔。
1963年底到1964年初总理进行了历史性的亚、非、欧十四国之行。1963年的除夕，计划到阿尔巴尼亚休息，但到达后，又不顾长期旅途疲劳，参加了当晚的宴会、晚会和会见工人代表等五项大型活动，直到次日凌晨两点才结束。一清早总理又起来同正在干活的阿方清洁工、警卫战士、司机亲切握手，祝贺新年了。在这次出访中，他不慎摔伤了右手，本应上药包扎，但他考虑到访问工作的需要，不让包扎，一直忍着手疼与外国朋友握手，只在临离开阿尔巴尼亚时，才告诉我使馆的同志们，因手伤不能与大家握手告别了。
在国外工作是如此紧张，但总理说，“出国对我来说是个休息”，因为只干这一件事。平时在国内，要操劳几亿人口大国的方方面面的大事，更费心血。他曾说：“我是总理，要负全面的责任，上对中央，下对群众，不多管一些怎么行呢？”
新中国刚成立的最初几年，总理兼任外交部长，他每周有一个晚上到外交部去办公，与各司处长以上骨干开会，分析形势，研讨政策，有时还传达中央的指示。由于太忙，常常要夜晚十一、二点或更迟才能到外交部，一直谈到夜里两、三点钟，甚至天亮。周总理就是这样争分夺秒地为人民工作了一生，正象他自己常说的：“我们要象蚕一样，尽力吐丝，直到生命止息，春蚕到死丝方尽嘛！”
二、绝不能不负责任，草率从事
周总理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具有高度的责任心。他总是站在全党全国的高度，从全局、从整体利益来考虑问题，对工作极端负责任，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容不得任何粗枝大叶、拖拉推诿的工作态度，对那种“大而化之”的作法，他多次提出评批说“这是不许可的”。他经常告诫身边工作的同志“绝不能不负责任草率从事”。他不仅以身示范，为我们做出表率，还时刻对我们提出严格的要求。
为了一刻也不耽误党和国家的大事，他常对我们秘书说：“不要怕我忙嘛，有急事就随时找我。”他要求有急事必须立即向他报告，即使在他休息或接见外宾时，也得写条子报告，秘书报来的急事他总是马上就看，必要时当场批示处理。因此，他掌握情况和处理问题都非常及时，有时掌握情况比主管部门领导还快。
有一次，我收到一份急电，没有立即送去。总理晚上批阅文件时看到这份电报，马上把我叫去，问为什么没有立即送他阅。我答：电报来时总理正在休息。他不满地问：“是革命工作重要，还是休息重要？”他总是以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去争取时间，掌握工作的主动权和最有利的时机。
如果由于秘书疏忽、懒散，没有及时办好交办的事，他就和善而严肃地问我们：“你们比我还忙啊？”“你们只管一方面的事，为什么还办得不及时呢？”
对于办案，他要求抓住重点，掌握案件的重要情节，弄清来龙去脉和问题的实质，找出解决问题的关键，做出简明扼要的汇报。如果由于我们没有认真加工就把文件送他批，一经发现，常常是把文件打回去重办，甚至把主办部门找来，当面告诫：绝不能不负责任，草率从事。如果由于我们想当然，不去查清，甚至想打马虎眼，把文件送给他，也绝逃不过他的眼睛，他会说：“这点你为什么不查清？赶快去查！”我们向他汇报工作，回答问题，如果说：“不知道，”他不责备；如果说“也许”、“大概”之类的话，就要挨批评。他要求能向他提供最新的准确情况，并能及时无误地传达他的指示，办完后一定要向他回报：此事已办妥无误。这样，他才放心。
总理要求秘书在经手办案时，能发现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如果我们没写什么意见，他就问：“你的意见呢？”他要求我们多动脑筋，做造创性劳动，不要只做技术性事务性工作，要能帮他出主意，提政治性、政策方针性意见。他有时故意反驳我们的意见，启发我们思考问题。这样既训练培养了干部，也使问题经过讨论得以妥善处理。
总理发现工作受到较大损失时，十分痛心，对有关同志提出严厉批评时，总是讲清所犯错误给工作带来的损失。受过他批评的人都能感受到：他的批评是出于对工作高度负责，为了维护革命原则和人民利益，使人受到深刻的教育。
总理批评人总是当面批评，从不背后议论。他的批评是直率的，有时是尖锐的，但态度是诚恳亲切的，与人为善的，肝胆照人。受批评的同志感受到的是他对干部的爱护而不是打击，因而在他面前没有顾虑，没有戒心。
总理关心爱护知识分子干部，但要求也是严格的，常常针对他们的弱点提醒说：知识分子不要翘尾巴，如果把你关在屋子里，让你几个月看不到报纸和文件资料，听不到报告，接触不到群众，你能写出好文章吗？写文章只是开加工厂，如果没有组织上为你创造各种条件，没有广大群众的实践，你能凭空写出东西来吗？应该看到自己的成长是由于党的教育和培养。他举例说：“日内瓦会议的成功不是代表团了不起，而是由于全国人民的胜利，抗美援朝的胜利。代表团只是依据党的政策做了一些工作。”
对于少数有名利思想，向组织争名要利的人，总理既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又毫不迁就他们的个人要求。他说：凡是自己向党伸手的人都不能同意其要求。他从来不迁就那些伸手要官的人。
总理对干部政治上是关怀的，思想上、工作上是严格要求的，使用上是任人唯贤的，他坚持搞五湖四海，不搞山头。1949年11月总理在政务会议上指出：“要敢于提拔人才”，但不能“滥用私人”，不能“凭主观喜怒来评定和提升干部”。用人的标准是“要看他的历史、工作态度、经验和能力”以及“群众对他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