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不仅非常关心干部，在工作中严格要求干部，而且对干部子弟，也从关心和爱护出发，提出严格的要求。他不赞成解放后还办干部子弟学校，他指出：那是战争年代的需要，在和平环境如果还办，势必使干部子弟脱离群众，特殊化。他主张干部子弟上普通学校，与群众的子弟打成一片。他交代要取消干部子弟学校。他说，我无子女，但我要对子孙后代负责，我不怕得罪人。他还反对干部子弟享受特殊待遇，如看戏时与首长一样，坐在前排，他看到时总要提出批评。
三、外事干部要牢记自己首先是个中国人
周总理领导外事工作几十年，他不仅为开拓和发展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建立了丰功伟绩，而且亲自组建和培养了我国的外事队伍。他为我国的外事干部制定了十六字守则，要求一切外事干部必须做到“站稳立场，掌握政策，钻研业务，遵守纪律。”他说：外事干部要牢记自己首先是一个中国人，要懂中国历史，要热爱自己的祖国，维护国家的主权，要执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不学西太后、袁世凯、蒋介石跪着办外交。”“我们反对失掉民族自尊心”。他说；“加强我们的自信，发扬革命的爱国主义，对我们外事工作者是非常重要的。”“爱国主义能增强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它与国际主义是结合着的，是国际主义指导下的爱国主义，爱国主义基础上的国际主义。”
总理1963年勉励在国外工作的同志说：入污泥而不染，不受资产阶级思想侵蚀，是最难能可贵的革命品质。总理一向反对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要求外事人员做到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
总理要求驻外使节向驻在国学习，指出一个民族能存在到今天，一定有其长处，有值得学习的地方。还要学习驻在国语言，尊重驻在国的风俗习惯，熟悉驻在国情况。总理特别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思想，1952年召开使节会议时，发现有的大使有大国主义的思想表现，便抓住这个问题，大讲大国沙文主义的危害，提倡对外平等待人。他说，对亚非国家，我们应当有“以大事小”的胸怀，要尊重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感情。例如，1954年夏，总理访问印度就交代在机场的讲话要先译印地文，后译英文。在万隆会议时，总理同阿拉伯人谈话，强调要用阿拉伯语。当时我国很少人懂阿拉伯语，他指示要培养阿语人才。他还说，到阿拉伯国家的留学生要学《古兰经》，了解宗教情况，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学吃牛羊肉。有一次总理率代表团出访，有的同志不习惯吃当地口味的饭菜，就从使馆拿饼干吃。总理知道后批评说，应当尊重人家的款待。总理自己就与主人一起吃当地的饭菜，主人很高兴。总理的这些言行使驻外人员受到很大教育。
周总理对外事人员的业务学习抓得很紧，并千方百计地提高大家的学习自觉性。有时他利用分析研究国际形势的机会，向在场的同志询问国际上和各方面的情况。如果属于重要情况，主管的同志答不上来，总理就要责备，然后他会耐心地讲解学习业务知识的重要性，外事干部应具备的知识范围和怎样提高业务知识的水平等，引导大家钻研业务。他还要求外事干部政治上、业务上都要练基本功。他有时还考问一些中外古今的地理历史和文化科学等各方面的问题，引导大家注意掌握必要的广博的知识。
建国初期，从部队调来一批干部，总理为他们开办外交业务学习班，还亲自参加讲课，手把手地教，使他们逐渐学会办外交。那时驻外使节出国前，回国述职，总理都热情接见，对工作做得好的表扬，不好的批评。他还要求使节到农村工作参观，了解国内生产情况和人民生活。要使节列席一些重要会议，使他们开阔眼界，了解全局，以便更好地代表国家出使国外。
总理对翻译工作人员的要求是严格的：要求翻译练政治思想的基本功、语言的基本功和文化知识的基本功；还要求翻译加强形势政策学习，看有关的文件资料，不要当传声筒，而要参与业务。做口译的则要对领导同志所谈的问题、外宾可能提出的问题预作准备；要熟悉领导同志的意见，领会精神，要能当好领导同志的参谋，帮助把关。他还不止一次地讲过，一个好的翻译不仅要译得准确，而且要译出领导同志的口气和感情。重要的词句怎样译，总理是很注意的。遇有译得不妥之处，当即提出纠正。例如，有的翻译把“毛泽东思想”译成“毛泽东的思想”，总理就耐心地讲解毛泽东思想不能有个“的”字，应当译成“毛泽东思想”。翻译把珠穆朗玛峰的高度译成“大约为9000米”。总理批评说，不能“大约”，要准确。
总理对翻译的理解、体贴感人至深。他对翻译说：“我俩是互相合作的关系。”在会谈前，他常常事先就让翻译知道大体内容，让他们看到有关文件或讲话稿，预作准备。总理最理解和体会翻译工作的重要性和艰苦性，他说：“不让翻译参加政治业务学习是最残酷的。”总理深知翻译工作很辛苦，常常在内部聚餐时向翻译同志敬酒慰问。他看到翻译在宴会上顾不上吃饭，就故意与中国人说话，让翻译抽空吃饭。他看到翻译迟疑时，就主动重复一遍，非常体贴。有一位朝鲜族翻译听不懂上海话，周总理就反过来为这位翻译做上海话的翻译，并说：“你要注意学方言。”总理理解口译工作受年龄限制，就事先物色培养接班的年轻翻译，让老翻译向自己擅长的方面发展；而对初任他的口译的同志则有意用通俗的语言，把讲话的段落缩短。真是体贴入微，关怀备至。
四、亲自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
总理在会见外宾时，总是抓住时机，了解世界各国的情况，做调查研究。如总理会见韩丁时就仔细向他询问美国的情况。有时只是礼节性的会见外宾，时间很短，他也要抓住这点时间，了解情况。他曾说：“接见外宾，不只是做工作的好机会，也是调查研究，向人家多方面学习的好机会，这是送上门来的学习机会，不要放过。”
他过问一件他不熟悉的事情时，总要反复地向专家请教，从不自作主张。在处理涉外问题时，他总是坚持对有关的历史和现状亲自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他很重视来自基层的经验，写得好的工作汇报，他都看得很仔细。平时较长的报告，我们为他做出摘要；但我们发现遇有特别重要的报告，他看完摘要，还要看全文，有时还圈圈点点。他也注意听主管科员介绍情况。总理说；“我要先恭恭敬敬地当学生，特别是要听主管同志的意见，然后才能提出指导性意见。”他总是坚持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慎重地做出决策。
总理有惊人的记忆力，但他从不轻信自己的记忆，遇到问题常常要戴着老花镜查阅原著、资料、地图或《康熙字典》、《辞源》等工具书；遇有不熟悉的地名，总要从地图上找出来才放心。如有引语，一定要查到原出处。有时还要查清某事发生的年月日。批阅文件时需要弄清某一情况，就叫秘书马上查资料，必要时向有关部门查询或请主管部门负责查清。遇到有关理论问题，常常要翻阅马列义主著作或毛主席著作的有关章节，看得非常认真仔细，反复领会思索。
正是这样长期勤奋积累，不倦地钻研，他才能在处理重大问题时，对很多具体情况，了如指掌。他掌握的一些细节，有时连主管人员都说不上来。中印、中缅边界谈判时，总理看了大量材料，向许多专家、教授请教。有一次，送呈文件所附的地图上少了一个对方的据点，有一段边界线划弯了，下面各级负责人看过，都未发现，送给总理审阅才发现这个问题。在中缅边界谈判期间，总理除仔细查看中外历史资料和地图外，还召集有关人员进行多次研究。在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总理为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我国同邻国之间十分复杂的边界问题，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原则，并且通过中缅边界条约的签订，为我国解决同其他邻国的边界问题树立了样板。
有一次总理陪一位外国元首参观三门峡枢纽工程，他给外宾详细讲解黄河沉沙淤积给工程设计施工带来的困难，还讲到陕西河南等邻省在处理沉沙淤积问题上的利害矛盾等。外宾听了很钦佩。
还有一次，总理得知淮河闹水灾，就在西花厅一连召开了20多次会议，调查研究上游、中游、下游三段不同的问题，一再强调要顾全大局，统筹兼顾，统一领导，坚持储蓄排放并重的方针。经过总理的调解和协调，合理地解决了上、中、下游的矛盾。
五、虚怀若谷，满腔热情地倾听意见
总理一贯相信群众，尊重群众。他在谈到如何解决工作中的困难时说，“群众比我们强，比我们智慧多，办法多”。他处理问题经常注意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真正做到发扬民主，依靠集体的力量，集思广益。他每次写政府工作报告都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并虚心考虑这些意见，正确的就采纳。在研究重大问题时，他特别注意征求有关方面专家的意见，对外国朋友提出的合理化建议，他也能听取。
总理很注意征求一般人的意见和所谓“后排议员”小人物的意见。他经常鼓励秘书们和翻译们提意见，甚至他自己已定稿的文件，如果还有人提出修改意见，不管是谁，只要提得好，他就欣然接受，不因人废言。
凡外交重大问题，总理常召集有关同志详细了解情况，征询意见，讨论研究，意见成熟后才请示中央决策。这种会议有时是一竿子插到底，从部长副部长、有关司长处长，直到主管科员都找来，听取意见，特别注意找第一线工作的同志来共同研究。1973年某国发生政变，总理深夜开会讨论对策。当总理听到有一位同志刚从驻该国使馆回来时，不论其级别，马上派人接到会场，让他坐到自己身边来，谈该国的最新情况。
总理主持讨论会，从不唱独角戏，总是鼓励、启发大家提意见，特别是提不同意见，他经常说：“不怕提不同意见，真理越辩越明嘛！”如果听不到不同意见，他就说：“要你们来就是提意见，不提意见来干什么？”“都让我一人拿意见，还讨论什么？”如果有人提出了好意见，他就采纳。事后还讲这个意见是谁提的，他说这叫“不能掠人之美”。
总理一向都是满腔热情地倾听同志们的讲话，很耐心地听人家把话讲完，从不打断人家的话或把人家想说的话堵回去，更不是盛气凌人，拒人于千里之外。有这种十分民主的气氛，使很多同志在他面前都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如果提错了受到批评，也感到受教育，心悦诚服。
总理常说，要打破封建的等级观念，在他眼里干部从来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他对各行各业的各级干部一视同仁，对一般干部和工人提出的意见，一样重视。
总理真正做到了虚怀若谷，对不同意见、批评意见，能听得进去，并尽量吸取其积极成分，以利工作。
六、领导者应该经常反省自己的缺点
严于律己是周总理的一个重要特点。他常说：“要有点自知之明。”他不只一次地讲：“我只能作毛主席的助手，在毛主席领导下做具体工作。”正如人们所说：他从不争权，甘当“第二提琴手”。他从来不谈他个人的功绩，从不讲他历史上做出的贡献，也不让别人宣传他自己。在重庆时，他坚决不让在《新华日报》上登他的照片。他坚决不许开放他在淮安的故居，后来，还交代让群众住进去。他很少答应外国记者谈他个人的历史（据我所知，只在1946年在南京与美国记者谈过一次）。1963年他在审查赴阿尔巴尼亚的一个大型展览时，看到有他的特写镜头，立即指示取下来。在向外宾介绍党的“七大”时，周总理只介绍毛主席、朱总司令在“七大”的报告。客人问及他的讲话，他回答说，同代表们一样只发了一次言。总理最不喜欢听吹捧和赞扬的话。正如法国总统德斯坦称周恩来是一个“从不希望为他自己树立纪念碑的人”。
总理做自我批评是一贯的，广泛而深刻的。从20年代到70年代，在半个世纪的革命征途中，凡是他认识到自己有错误的地方，总是严于责己，公开地反复多次地检查那些错误，以及犯错误的原因。他深刻地剖析自己，从不文过饰非。他做自我批评的范围广泛，不论是政治原则问题，还是具体工作问题；不论是历史上的问题，还是当前的现实工作中的问题，他都毫不含糊做出由衷的自我批评。如果下面的同志犯了错误，他也主动承担领导责任，而不是单纯责备下面。他批评别人时，也讲自己的责任。他发现自己对别人的批评有误或过头时，就及时作自我批评，向人家道歉，使人感到一种革命挚情，感到温暖。
总理还公开向外国人承认错误。例如，“文革”中，造反派于1967年火烧了英国代办处。事后，他为了挽回政治影响，指示外交部要在招待会上告诉英代办：火烧英国代办处不是我们的政策，中国政府是反对的。当时有关同志觉得在招待会上有很多外国使节在场，不好开口。他就亲自召见英国代办，讲了这个意思，挽回了政治影响。
1973年在一次招待会上，周总理当着“四人帮”的面，公开向“文革”中受冲击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外国专家们道歉。并举例说，新华社外国专家史密斯在“文革”中被迫离开中国一事就是工作上的错误，我们不应该让史密斯同志回去，虽然在那个时候，那个环境下，她也住不下去了。这个事情从头到尾，我们是有责任的，我作为政府的责负人，应该负更多的责任。我现在向她再次表示歉意。
他常说：“一个领导者应当经常反省自己的缺点，努力克服。如果说我还有什么可以向大家贡献的话，这就是一条，就是要克服缺点。”
周总理常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一真理最能启发青年人去投身革命，我们年轻时就受这一革命思想的很大鼓舞，是我们参加革命的动力。”他在病危时还满怀信心地唱《国际歌》“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他象从容就义的革命先烈一样，在弥留之际，还坚定地相信他为之奋斗终生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一定要实现。他临终时嘱咐把他的骨灰撒在祖国的大地和江河里，与祖国的大好河山融为一体。
正是为了实现这个崇高的理想，他把革命工作当成生命的第一需要，一心一意为革命，全心全意为人民。革命第一，工作第一是他考虑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出发点。他几十年来日日夜夜为国操劳，紧张工作，不知疲倦。他为革命赤胆忠心，历尽艰险，英勇奋斗，鞠躬尽瘁。他胸中装着全中国和全世界千千万万人民群众，从不考虑个人的安乐。
他为人民奉献的最多，为自己索取的最少。
他严格要求自己，经常解剖自己，真正实践了他自己所说的：“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永远保持了革命的青春。
从他身上，我看到了“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的伟大的共产主义者的高大形象。
张文健：周总理关心我们学习的往事
周恩来总理有句名言：“活到老，学到老”。他经常用这句话鞭策自己，鼓励别人。他常说：人是要进步的，要进步就得学习，学习是进步的动力。周总理非常关心身边工作人员的学习和进步，经常教导我们要为党的事业不断努力学习。60年代初，周总理曾两次指示我组织工作人员学习。遵照总理指示，我们坚持学习六年之久，取得了显著成绩。至今，每当回想起他对我们的深切关怀和谆谆教诲，仍然感到激动和温暖。
一
1960年的春天，正是“三年困难”最严重的时期。中央领导同志为克服困难日夜不停地操劳着。
5月的一天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西楼大厅召开会议。院子里停放着许多小轿车，司机和警卫人员三人一伙、五人一群，有的下象棋，有的打扑克。这种情景被因参加外事活动来晚了的周总理看在眼里，记在心中。
散会后，周总理把我叫到跟前，对我说，中央负责同志都很忙，我也很忙，未能及时过问你们的学习。你看刚才那情景，负责同志在里边开会，你们在外面玩耍，这很不协调嘛！毛主席那么大年纪还在学习英文，你们还年轻，为什么不抓紧时间学习呢！从今天起，中央在中南海开会时，你就负责织组司机和警卫人员学习，你不在时要指定别人代为组织。这是给你的一个任务，你要把这件事办好。说到这里，周总理稍一停顿，好象在考虑是否把意见讲完了。他接着又说：你们都是在中央负责同志身边工作的，对你们要求要严格。如果领导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犯了错误，那影响就大啦！我们要防止“灯下黑”。所以，你们的学习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当然，学习不仅是为了避免或少犯错误，更主要的是使自己得到进步，学到更多的本领为党的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他指示我们：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学习时事政洽，学习与你们的业务有关的材料，并且要形成制度，长期坚持，持之以恒，活到老学到老嘛！还说：你们这样做了，起个带头作用，在外面也会产生很好的影响。周总理讲完后，我表示坚决照办。
在第一次组织学习时，我原原本本地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大家听了很高兴，表示一定要努力学习。周总理的指示，如同春风送暖，使我们的精神为之一振，一改过去那种散漫的作风。打那以后，每逢中央在中南海西楼、怀仁堂或勤政殿开会，我就组织司机和警卫人员学习。我不在时就由周总理的司机杨金铭同志等人组织，一直坚持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这个学习才被迫停止了。经过六年的学习，我们不仅克服了散漫作风，还养成了学习的习惯。通过学习，我们增强了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勇气，看到了前途和光明，顺利地度过了“三年困难”时期；通过学习我们丰富了知识，开阔了视野，提高了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提起组织司机和警卫人员学习这件事，还有个故事哩。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批判我是“走资派”，毛主席的司机周西林同志为我说话，他说：张文健长期组织司机和警卫人员学习毛主席著作是有成绩的。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得到很大安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又恢复了这个学习制度。中央在中南海召开会议时，我们经常组织司机和警卫人员学习，一直坚持到现在。不过参加学习的人换了。60年代初参加学习的警卫人员，现在有不少已经担任了处、司、局级的领导职务。他们的进步同周总理指示织组学习是分不开的。
二
1961年4月，周恩来总理到河北邯郸调查社教运动、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情况。在坐火车返回北京的路上，周总理要我把随车去的铁道部专运处李书记等负责同志请到他的公务车上。见面后，周总理招呼他们坐下，无拘束地交谈起来。这次谈话，既亲切，又活跃，既提出问题，又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当专运处的同志汇报到他们一个处600多人，出车多时大家就忙一阵子，出车少时就比较轻闲时，周总理批评说，人浮于事，应该实行精简。他说：兵不在多，而在于精。要教育干部职工学习多种本领，做到一专多能。当专运处的同志汇报职工中有些思想问题，有的人不安心工作，女青年服务员有后顾之忧时，周总理说：你们党委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安排她们学技术、学文化，以后不做服务员了，安排工作也有出路。还要教育女青年实行晚婚晚育和计划生育。专运处的同志汇报完了，周总理指示说：你们要教育职工提高思想觉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要充分利用业余时间，组织职工学政治，学业务，学文化，学外语。他说：学习是为了进一步做好你们为中央和中央的外宾服务的工作，同时也是为了提高职工队伍素质，使他们有更多的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周总理最后交代：这件事由张文健同你们联系，如果你们在教学设备、教材、教员等方面有困难就找他，由他报告我帮你们解决。
回到北京后，我同铁道部客运局的张局长、专运处的负责同志一起开会，座谈周总理的指示。大家信心很大，一致说：“借周总理指示这股东风准灵。”我们向专运处的全体职工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并进行了讨论。在讨论中广大职工都为周总理的亲切关怀所感动，女青年特别振奋，激动得热泪盈眶。大家一致拥护周总理的指示，决心搞好学习。我们据根周总理的指示和专运处的实际情况，制订了学习计划。学习内容分：政治思想教育、业务技术知识、文化知识和英语。主要措施是加强领导，建立制度，作到两个全力以赴：有专列任务时全力以赴地工作，没有专列任务时，全力以赴地学习，只要不出车就要坚持学习。这个计划报告了铁道部领导和周恩来总理，得到了铁道部领导的大力支持，帮助解决了教材、教员等问题。从此以后，专运处的职工开始了有计划的业余学习活动。
在学习中，大家情绪很高，积极出主意想办法，群众自己提出：“技术学习要做到雷打不动，文化学习要做到风雨无阻。”出乘时职工带书本，教员上车，停留期间教文化，缺课的回来补上。大家努力学习列车业务，大练基本功，学习电器设备知识和管理使用技术，学习快速修车法，自己动手改装车辆设备，在国内领先在列车上安装了空调器。他们在提高业务技术和工作积极性的基础上，实行了“列车承包负责制”，自己办起了厨师培训班，培训出20多名厨师，还编写了一本《餐车食谱》。由于他们学习努力，普遍地提高了文化水平，大部分职工从原有小学程度达到初中，一部分初中程度的达到高中水平，有的职工还考入了电大。英语学习也取得了可喜成绩，列车服务员学了不少英语会话。由于职工素质的提高，达到了精简的目的，从600余人减到500余人。总之，专运处的职工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坚持有计划的学习达五年之久，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可惜这个学习后来被“文化大革命”打断了。
周恩来总理关心干部、职工学习进步的事例是很多的，这里提到的只不过是无数事实中的两个例子。从回忆这两次学习当中，使我联想到，周总理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他们身边的工作人员，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是关怀备至的，关心他们的生命安全，关心他们的生活和身体健康，更关心他们的学习、进步和成长。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言传身教之下，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人才。这是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我们应该把它发扬光大。
王保成：为了中南海的今天
80年代的一个秋天，我从外地出差到京，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阔别30年的中南海。故地重游，啊，中南海变了。到处是绿树，到处是鲜花，古老的建筑在参天古柏的辉映下，显得更加宏伟。今日中南海既是党中央的工作地方，又是人民群众参观游览的场所。看到这一切，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为了中南海的今天，当年周总理领导我们修建中南海的一幅幅生动的情景又历历再现。
要为党中央、毛主席提供安静舒适的工作环境
1949年1月，北平刚一解放，中央机关从河北省西柏坡搬迁到北平的香山。同年3月，周恩来副主席和中央统战部李维汉部长带着统战部的同志，率先驻进中南海，负责筹备建国的工作。我当时在中央机关行政处修建科工作。很快我们便接受了修建中南海的任务。
我们刚到中南海，周副主席知道后，马上召集田畴局长和我们修建科的同志研究中南海的修建工作。从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人的办公室、住宅到中央各部的办公地方，从中央领导人会客开会的地方到就餐的地方，周副主席都一一提出修建意见和方案。最后，他郑重地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中央机关需要搬到中南海，这里令后就要成为党中央办公的地方。因此，要抓紧修建，争取在两个月内完成房屋修建工作。我们要为党中央、毛主席提供安静舒适的工作环境。我提供的意见作为参考，有不妥的地方，你们还可以修改。
第二天，修建科的同志到现场勘查，发现周副主席提出的规划布局合理，很便于领导同志工作和生活。后来才知道，周副主席在我们来到之前，利用工作之余，对中南海的各个角落都已经进行了考察。周副主席的工作精神，使我心中不由生起深深的敬佩之情。
在周副主席的关心指导下，我们很快制定出施工方案，聘请工人，购买建筑材料，接着，紧张的抢修工作开始了。
一天，我们正在修建颐年堂，周副主席走了进来，他微笑着向每个人打招呼，并问候同志们辛苦了。我急忙迎了上去，向周副主席汇报施工进展情况，请他看施工计划。他高兴地边看边说，你们的计划很好，想得很周到。就是嘛，中央机关搬来后，不但要有地方办公、开会，而且还要有接待客人和吃饭的地方，因此，要先修好颐年堂、春耦斋会议室和小灶、饭厅。我当即表示：“周副主席，请您放心，我们保证在一个月内完成颐年堂和春耦斋及小灶的修建任务。”周副主席听后满意地点了点头。接着，他对我和工人们说，中南海潮湿，修整房屋关键要处理好防潮问题。我说，我们采取的是“三毡两油一水泥”（即三层油毡、两层沥青、一层水泥）的防潮法，试验后效果很好，又很经济。周副主席满意地说，就要这样，不论干什么工作，既要讲效果，又要讲节约，这要形成风气，你们做得很好。周副主席又询问了我们施工有什么困难，人手够不够？特别关照我们人手不够，还可以从香山再调一些……
看着周副主席远去的背影，我眼睛湿润了：多么好的首长啊！国事当头，日理万机，每天都工作到深夜，还这样关心着我们的修建工作。
要保留中南海的固有特色
在周副主席的亲切关怀下，中南海的地面房屋修建工作进展很快，到了7月底，各部的办公室基本修完，中央首长和机关的同志陆续从香山和其他地方迁到了中南海。
这时，我们又接受了修建居仁堂和菊香书屋的任务。当我们得知菊香书屋要作为毛主席的住所时，心里甭提有多高兴了，个个干起活来有使不完的劲，更加认真仔细。通往菊香书屋的小路和院落，由于多年失修，路面上的方砖有的磨成了深坑，走起路来一高一低，容易打趔趄扭伤脚腕。许多同志建议干脆拆掉修成水泥路。周副主席听到后，特意来到菊香书屋，检查我们的施工情况。他亲切地说，中南海的建筑反映着我国近代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这里的一砖一石，一雕一刻都是劳动人民智慧和艺术的结晶，我们要保留中南海的固有特色，让劳动人民享受到自己的艺术成果。然后，周副主席转过头来，笑着对我说，小王呀，你一直在主席身边工作，了解主席的工作和生活习惯，要按主席的习惯安排住房。主席宴欢读书，书房就设计得大一些；主席要经常接见客人，客厅要布置得美观大方。主席是十分珍惜古文化和古建筑的，整修书房既要保留原有风貌，又要适合主席的生活习惯，尽量做到两全其美嘛！随后，周副主席又同我们一起研究了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我们都被周副主席那种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所感动。
从此，我们倍加爱护珍惜中南海的一草一木，在修建中特别注意保护古物。当时，没有方砖和琉璃瓦，我们就到砖厂联系仿制，解决了急需，使一切装饰都保持了原样。清洁、园林队的工人师傅，发现有的古槐古柏的树干流“脓”腐烂，就及时用水泥将伤疤封住，还用石头或泥土把树根都圈起来，加以保护，使这些古树木焕发了“青春”。周副主席还为此事打电话表扬了我们的工人师傅。
中南海今后要逐步成为人民游乐的场所
中南海始建于辽金，历经元、明、清各朝，历来是封建帝王的行宫和宴游之地。由于旧中国多年战乱，中南海的古建筑年久失修，房屋残痕斑斑，道路凹凸不平，野草丛生，湖水污染，蚊蝇成灾，严重影响人们的健康。因此，除了整修中央在中南海的办公等用房，整个中南海的环境治理也急待解决。
我们曾建议整修中南海，但我们清楚地知道，新中国刚刚建立，国家财政开支十分紧张困难，修建中南海的资金不好解决。
正当我们为此焦急发愁的时候，周总理来到我们施工现场，向我们转告了党中央和政务院关于整修中南海的消息。他说，党中央、毛主席十分关心中南海的建设，这里住着比我们中央领导人年龄还大的各界民主人士，外国朋友也经常来此访问，我们必须为他们的健康和安全负责。因此，中央决定要彻底整修中南海。“总理，那资金问题怎么解决？”我冒昧地问了一句。总理爽朗地说，还是那句老话：“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嘛，可以动员一些社会力量，请求部队支援，开展义务抢修中南海的活动。总之，用很少的钱把整修中南海的事情办好。
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中央办公厅修建科和政务院修建科统一行动，互相协作，分工负责。由政务院修建科负责湖底的清理整修任务，我们负责岸上的房屋设施、花园、草坪的维修和管理。
1950年3月的一天，约有300多名部队干部战士和地方的工人、技术人员来到中南海。指战员们不怕脏和累，排污水，驱淤泥，日夜苦战，不到3个月就把近10万立方的淤泥清除了出去，完成了湖床清理任务。接着，他们又从山上采来条石，砌起了湖岸，建起了许多划船、钓鱼的“小码头”，很快就放进了清清的山泉水，养上了鱼……
我们也完成了剩余房屋的修理和垃圾、杂草的清除任务。在岸边建起了一块块“牡丹园”、“玫瑰园”、“绿草坪”，还栽上了许多松柏、冬青，为金碧辉煌的殿堂披上了绿纱，使它更加宏伟壮观。
山泉水流进中南海的这天，周总理也同我们一样，吃完晚饭，高兴地来到岸边观看。他兴奋地对我们说，中南海自古人民建，人民修，但人民却没有享受到它的美丽。这次修成后，我们要请人民代表来这里作客观光，今后还要逐步成为人民游乐的场所。听着总理的话，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泪水涌了出来。
30年弹指一挥间，如今中南海变了。我漫步浏览着这熟悉的金堂大殿，观赏着这可爱的鲜花异草，看到眼前一对对、一双双穿着各色衣服的游人，听着他们的欢声笑语，我仿佛看到了周总理向中南海走来，仿佛又听到了周总理在中南海的笑声……
乌兰夫：为少数民族的解放和发展呕心沥血
敬爱的周总理以他超人的智慧和非凡的才能，为中华各民族的解放和振兴无私地贡献了一生。他的不朽业绩和卓越功勋，将永远铭刻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心中。
周恩来同志是我们党的创始人之一，我有幸青年时代就结识他，以后，我主持内蒙古自治区工作和在国务院工作，又都在他直接领导下，由于他为内蒙古自治区的创建和发展，为全国民族工作的开展，为各民族干部的成长格外关心，更由于他平易近人，待人以诚，给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可敬可亲之感。他的很多往事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现在把一些印象最深的写出来，作为对敬爱的周总理的纪念。
民族干部的知心人
我第一次见周恩来同志是1928年夏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当时我在中山大学作教学翻译工作。周恩来同志是乘到莫斯科参加我党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之便，到学校来看我们的。1928年，是蒋、汪叛变，大革命失败的第二年，全国到处都是白色恐怖，革命处于低潮。我们在莫斯科，欢呼过革命军北伐的胜利，也声讨过蒋、汪叛变，大革命失败了，今后怎么办？不少人忧心仲忡，大家关心着中国今后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党在莫斯科召开六大，周恩来同志又来看我们，我们自然心情很激动。周恩来同志和我们一见面，就象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关心地问这问那。他简要地给我们讲了六大精神和国内形势，问过了我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情况以后，鼓励我们好好学习，希望我们学成回国为我国革命贡献力量。他的话虽然不多，但是给了我们很大鼓舞。在交谈中，有人告诉他，我和几个同志是蒙古族，他的目光马上集中到了我们几个蒙古族青年身上，并带着微笑说：“嗅！你们是蒙古族，好极了！好极了！”他的格外关注，使我们几个蒙古族青年有点拘谨，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过后我们都为没能给周恩来同志多说几句话而无不感到后悔。周恩来同志与我们交谈时的深沉目光和亲切关注，长久地回荡在我心底深处。我们想，周恩来同志为什么对我们几个蒙古族青年那么关注？很显然是把我们看作是少数民族的代表，着眼于整个蒙古族乃至全国各少数民族。他的关注，饱含着对我们的无限希望。此后，我经过反复思索，萌发出了请求回国，投身到国内艰苦而又炽热的革命斗争中去的想法。经过我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同意，1929年我回到国内，在内蒙古西部地区开辟和坚持地下斗争，后来又开展了建立蒙古族武装的斗争。
时隔14年，也就是1942年，在延安又同周恩来同志见面了。这时，我在中央党校学习，周恩来同志是从重庆回延安来参加整风的。这次相见同第一次见面时比较，14年的艰苦岁月，使周恩来同志看上去老了一些，但他炯炯有神的双眼显得更加深沉，明快而有吸引力的谈话，表现出了随着阅历的加深，他更富有经验，更成熟了。见面后他就说：“云泽同志，你的情况王若飞同志已经给我讲过，我都知道了。”又说：“你回国后，在绥远地区做群众工作，做军队工作，还搞了百灵庙暴动和武装斗争，特别是在斗争中培养出了一批蒙古族干部，干得很好嘛！”我说：“这些事都是按照党的指示做的，特别是王若飞同志在绥远（内蒙古西部地区）期间，代表中央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很多重要指示和具体指导，过去工作中取得的这些成绩，是蒙、汉族同志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奋斗的结果。我的工作还做得很不够，同党的要求还有很大距离。”后来周恩来同志又说：“赢得抗战胜利还要进行艰苦斗争，中华民族在危难中，我们肩上的任务还很重，要努力学习，努力工作，把工作做得更好。”在谈话中，周恩来同志提到一些内蒙古地区的人物，而且对他们的政治倾向和基本情况都很了解。这说明周恩来同志很关心少数民族工作，很注意研究内蒙古的问题。
回想起来，周恩来同志对我一直是非常关心的。早年的不必说，仅就50年代在一些重要会议上他总促我发表意见，并很重视我的意见，就足以说明了这个问题。记得1957年在青岛开全国民族工作座谈会时，他已全面透彻地讲了我党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和政策，我不准备再讲什么了，可是他一定要我再讲一讲。于是我就讲了讲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几个关键问题。还有一次是研究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行政区域问题时，周恩来同志从历史到现实，从全国到广西，作了入情入理，令人信服的讲话，可是他还是要我再讲一讲。在他的促使下，我就按照中央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方针和政策，集中讲了把原广西省的行政区域全部划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行政区域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周恩来同志对我这两次发言都说了很多鼓励的话。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所以能为人民做些事，都是党培养的结果，这当中周恩来同志对我的帮助和支持是个重要原因。
还有一件事使我很受感动，终生难忘。“文化大革命”中，我长期被“监护”，1973年党的十大召开前，经过周恩来同志多方努力，解除了对我的“监护”，恢复了自由，让我回到了北京。事后我了解到，周恩来同志为了让我参加十大并选为十届中委，曾据理力争，纠正和批判了说我“反党叛国”、“搞分裂”等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他特意把1945年10月中央派我去苏尼特右旗解决那里搞起的一个所谓“内蒙古共和国临时政府”的问题，说成是“单刀赴会”。并说：“在抗日战争刚刚胜利，国内国际形势十分复杂的情况下，他敢于只带几个人去同那个搞分裂活动的‘政府’斗争，并取得了胜利，这是很不容易的，很了不起的事。”那时“四人帮”还在台上，周恩来同志是冒着很大风险伸张正义的。“四人帮”给我强加了“反党叛国”的罪名，本欲置于死地。如果不是周恩来同志的保护，还不知葬身何地，更谈不上重新出来工作了。周恩来同志为了保护我，与“四人帮”针锋相对作斗争。这是对一个民族干部的信任和爱护，充分表现了周恩来同志坚持党的原则，无私无畏、不顾个人安危的高尚品德。每想到这件事，我都感到对周总理有一种无法报答的感激之情。周恩来同志对我的这种关心和爱护，远远超出了我个人，而是对所有民族干部和少数民族的关心和爱护。
执行民族政策的楷模
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党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这一基本政策是经过长时期探索、酝酿才形成的。我党充分考虑了我们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特点，深刻分析了我国各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思想感情上的密切关系，特别是在近代革命中，中华各民族为反对共同敌人，更是团结一致，生死与共，各自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实际情况。从既维护国家的统一又让少数民族在各自的地区当家做主出发，英明地提出了在统一国家中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政策。在制定和实施这一政策中，周恩来同志是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内蒙古自治区的建立，是党的这一基本政策的第一次实践，而1947年3月23日中央批准建立内蒙古自治区的电报指示，正是周恩来同志根据中央集体决定精神亲自起草的。
194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时，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我国大部分地区尚控制在国民党反动派手里，内蒙古也只是解放了东部大部和中部的部分地区。在这样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确立和实施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建立内蒙古自治区，对增加我国革命力量，推进解放战争，扩大解放区，加强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都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个问题上充分表现了我们党的政治远见，和革命胆识。而周恩来同志起草的中央电报指示，就是这种精神的具体体现。电文中，除表示同意建立内蒙古统一的民族自治政府外，并明确指出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并非独立政府，内蒙古自治区仍属中国版图。它所反对的是蒋介石国民党独裁政府，及其取消民族自治权利的伪宪法和卖国内战的反动政策。同时，对内蒙古自治区与各解放区的关系、党的工作、政权建设、军事斗争，以及有关民族区域自治的其他问题，都做了明确指示。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后，根据这一电报指示精神，制定了自治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它不仅在解决内蒙古的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我国革命发展中解决全国的少数民族问题取得了经验。历史已经证明，周恩来同志亲自起草的这一电报指示，为后来不断充实完善的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奠定了基础。周恩来同志被誉为这一基本政策的奠基者之一是当之无愧的。
周恩来同志一向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在划定内蒙古自治区行政区域时，他的作用是具有重要意义的。1947年5月建立内蒙古自治区时，虽然中央对其辖区已有总的设想，但那时我们只控制着内蒙古东部和中部的部分地区，客观上还不可能形成真正完整的内蒙古自治区。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内蒙古地区陆续解放，明确内蒙古行政区域的问题就提到了日程上。早在1949年初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期间，党中央就议论了这个问题。当时，周恩来同志曾把我整理的一个内蒙古基本情况的材料批发给与会同志。毛主席提出恢复内蒙古历史上的本来面貌，逐步实现内蒙古东西部的统一。自治区领导机关先由乌兰浩特搬到张家口，待绥远解放后移归绥。按照毛主席这一意图，中央确定了内蒙古的行政区域。这一意图的含义很明确，就是撤销热、察、绥三省，形成东西部统一的内蒙古自治区，以彻底改变国民党反动派及历代统治者对内蒙古实行分割统治的状况。这样做既符合内蒙古的历史情况，也符合内蒙占地区蒙古民族和有关地区各民族的利益，深受蒙古族和其他各族人民的拥护。但是，当时也有少数人不理解，以种种借口拖延这一问题的解决。周恩来同志深知各族人民的心情，坚定地贯彻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意图，并为贯彻实施这一意图，耐心细致地做了大量思想工作。记得有一次我去看毛主席，一见面他就问我，你搬家了没有？我说还没有搬。毛主席听了感到奇怪地说：“怎么！你们还住在张家口！？”我说还有人不理解，需再做做工作。毛主席对此非常坚定。我也把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说：这个问题是中央已经定了的，毛主席也说过了，按中央定的，毛主席说的办，我再做做工作。经过周恩来同志多次耐心的谈话，做通了有关同志的工作，这个问题才得到了圆满解决。1952年夏天，内蒙古自治区领导机关由张家口迁到了归绥（呼和浩特）。后来又在周恩来同志的关心和主持下，经过几次区划调整，内蒙古自治区的行政区域才形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做到了毛主席说的“恢复内蒙古历史上的本来面貌”。十年浩劫中，林彪和“四人帮”倒行逆施，把一个好端端的自治区划了个七零八落，破坏了已经恢复的“本来面貌”。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后，要我就此给中央写了个专题报告，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拨乱反正中，“本来面貌”才又恢复。这个问题的解决显然不单纯是个区划问题，它标志着我们党在民族问题上的基本态度，为全国各少数民族所注目，其影响远远超过了内蒙古自治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