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67年初上海的“一月风暴”，很快就蔓延到全国各地和中央各部门，掀起了一股“夺
权”风。随后林彪、江青一伙又蓄意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所谓“二月逆流”事件，使一大批各级领导干部被打倒，总理身边的助手也有的被打倒，有的被揪斗。这时，周总理的处境更加困难。
1967年的经济形势急剧恶化。这一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是在1966年11月召开的全国计划和工交工作会议上讨论拟订，并经周总理审查同意后上报中央的。可是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的干扰，中央一直没有批准下达。为了使当年的生产建设工作不至于中断，国家计委提出分地区、分行业，甚至一个厂、一个厂地先把任务布置下去。即使这样，整个经济工作仍然处于无政府状态，到处打派仗、搞武斗，生产节节下降。从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煤炭生产和铁路运输的情况，就可以看出形势严重到什么程度。当时煤炭部直属矿务局的日产量计划为53万吨，1月份实际日产量只有45万吨，平均每天欠产8万吨，比上一年同期日产量减少5万吨。2月份以后，情况更加不妙，2月上旬日产量减到40．3万吨，中旬再减少到38．8万吨。6月开始对部直属68个矿务局实行军管，但生产下降的局面仍然控制不住。8月15日这一天，日产量只有22．8万吨。直到12月，每天的日产量仍只及正常水平的50％左右。煤炭产量大幅度下降，不但使整个工业生产和铁路运输难于运转，而且连人民生活用煤也保证不了。面对这种危急情况，为了保证北京、上海、辽宁等重点地区和一些重点企业的生产得以维持，周总理指示我们要烧一些油。1968年全国烧油515万吨，比1966年增加了1．2倍（烧油最多的1975年，全国烧油达3020万吨）。这是不得不采取的一种应急措施。当时，铁路运输的情况也很糟，1月份的运煤量比计划要求少运了380万吨；2月份的平均日装车数只有3万多车，比计划要求将近少1万车。4月份以后的日装车量更是直线下降，最少时还不到2万车。这种情况，使周总理优心如焚。5月31日他亲自向毛主席汇报，说明铁路轮船关系到全国交通命脉，决不能中断。毛主席支持总理的意见。下午，总理就召集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肖华、杨成武、谷牧等同志和我开会讨论此事，决定发布不许中断铁路轮船交通的命令。尽管总理想尽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制止生产下降，甚至自己亲自拟电文、打电话，直接抓生产、运输调度工作，但终因动乱的全局无法扭转，致使他的良好愿望还是落空了。1967年全国工业总产值为1382亿元，比上年下降了14％；煤炭产量减少4600万吨，下降将近20%；发电量减少51亿度，下降6．2％；钢产量减少503万吨，下降32，8％；化肥产量减少76．8吨，下降32％；原油产量减少67吨，下降4．6％；其他主要轻、重工业产品的产量也是下降的。这一年的全国货运量比上一年减少2亿多吨，其中铁路货运量减少1．8亿吨，下降20％以上。当年的财政收入也比1966年减少139亿元，下降25％。
进入1968年，经济形势更加严峻，工农业生产继续全面下降。如果说1967年还有一个不起多大作用的全国计划，那么1968年连制订计划的条件也不具备了。这一年无法召开计划会议订出一个计划，是“一五”计划以来唯一没有国民经济年度计划的一年。到了年底，周总理考虑，如果下一年还没有一个计划总是不行的，于是批准在12月初召开全国计划会议。由国家计委、建委军管会的同志负责召集，参加会议的有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军管会的同志和群众组织的代表。可是会议期间，很少讨论计划问题，主要是搞大批判，直到会议结束时，也没有订出一个1969年的计划。12月25日晚，周总理接见会议代表，我也参加了。原来打算通过总理接见，能把计划的盘子定下来，但接见一开始，一些地区的代表就要求本地区生产的物资少调出，而对调入的物资又要求多调入，争争吵吵，互不相让，直到凌晨也没有谈出个结果。总理感到这样谈下去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于是就站起来说：“今天是12月26日，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生日，我请大家吃一碗寿面，上午大家都要赶回去，抓革命，促生产，好不好？”大家齐声说：“好！”吃过寿面，我回家时已是凌晨两点多了，刚进家门总理就亲自打电话叫我去。我到总理处已是凌晨3点。总理疲惫至极，面带忧虑地对我说：“今年只有5天了，明年计划还没有搞出来，一些重要的生产资料和人民生活必需品安排哪里生产，往哪里调运，没有个计划怎么行呢！”我说，我找几个人先搞一个明年第一季度的计划，以便使工作有所安排。总理说：“好！你赶快回去搞吧。”我回来后顾不得休息，就找了几位同志商量，搞出了一个第一季度计划安排方案，只提出了几个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指标，立即报给了总理，总理审查同意后即报请毛主席审批。毛主席很快就批准了这个计划。这样，1969年一开头，总算有了一个可供遵循的计划。这件事，使我又一次深深感受到总理那种忧国忧民、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高度负责的伟大精神，这种精神永远值得自己学习。
1969年第一季度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召开了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讨论年度计划纲要。纲要草稿印出后，总理亲自审查修改。记得在医疗卫生工作方面，总理亲自加上了这样一句话：“要以上海为中心重新组织南方12个省市消灭血吸虫病的预防和医疗工作。”这说明总理时刻关心人民的疾苦，在这种时候仍然不忘对危害人民健康的地方病的防治工作。3月24日，周总理又亲自到会作报告。他在报告中全面地阐述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强调了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重要性，严肃批评了许多地方铺张浪费的错误思想。这里，特别值得说到的是，总理针对林彪、江青一伙为了迷惑群众大搞形式主义那一套所造成的浪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城里有些人有上百个像章，有很多毛主席著作，这不是浪费吗？”“现在毛主席像章越做越大，铝材用得很多，物资部一发就是5000吨，现在收回没有？应由物资部下命令收回。”“今年计划出版的主席语录，可以考虑少出一些，节省一些原料转产别的东西，如节约纸张就能节约一些碱搞肥皂。”他还强调：“做计划要实事求是，把困难摆出来，让工人讨沦………有缺口，要千方百计地清仓库，搞挖潜。”总理的这篇讲话，对我们的计划工作是极大的支持，也是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一种斗争。
三
周总理领导经济工作，从来都重视抓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即使在十年动乱中，他也从未放松对农业的领导。
1966年2月，正当林彪、江青一伙在上海进行阴谋活动，以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名义进行反革命舆论准备的时候，周总理在北京主持召开北方抗旱会议，研究如何缓解当时北方面临的严重旱情，保持农业的稳定增长。会后，总理接着就召开国务院会议，指出：北方抗旱是长期的任务，要做长期打算，要持续不断地把抗旱工作抓下去，以抗旱推动整个农业的发展，解决北方的粮食问题，逐步扭转“南粮北调”的局面。为了落实会议的精神，总理提出要组织几个抗旱工作组，分头下去调查研究，督促检查，并具体建议李富春同志任辽宁组组长，李先念同志任河南组组长，谭震林同志任山西组组长，林乎加同志任山东组组长，要我去陕西，总理自己则亲自担任北京和河北（当时天津市属河北省）两组的组长。3月7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成立北方8省（市、区）农业小组的通知》，确定把山西、河北、山东、河南、陕西、内蒙古、辽宁、北京8个省、市、自治区的农业作为农业战线上的一个战略主攻方向。同时，决定成立中央北方8省、市、自治区农业小组，周总理亲自担任组长，副组长为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李雪峰、薄一波同志，我也被指定任副组长。3月8日邢台发生大地震，总理亲赴地震现场慰问受灾群众，布置救灾工作，同时视察了河北的旱情。总理万万没有想到，正当他亲自抓华北抗旱救灾工作的时候，一场灾难性的动乱爆发了，他的工作部署完全被打乱了。
人民要吃饭，农业要上去，这是周总理时时刻刻挂念的问题。他多次对我们讲：要按照毛主席提出的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抓农业是不能一日放松的。我们搞计划，一定要把农业这个口子管起来。这是个基础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他那样日理万机，又要疲于应付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制造的一个个事件的情况下，也始终没有放松抓农业。他一方面及时纠正一度出现的农村“平调”现象，稳定当时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挤出时间亲自召开北方农业会议、全国棉花生产会议等一系列会议，部署农业生产，落实各项支援农业的措施。1968年，在周总理亲自主持下，国务院全面部署了华北地区打机井的工作，并把这件事当作改变华北地区农业落后面貌的一项重大战略措施来对待。此后，不管局势多么混乱，周总理和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的李先念副总理，一有机会就要讲支援农业的问题，指示国家计委每年在计划中必须作出支农的具体安排，在资金、物资上支持逐步改变农业的生产条件。总理1968年3月24日在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上的报告中，再次明确指出：不管材料多么紧张，“给农业的160万吨钢材一定要照拨”，“水利建设不能放松”。1968年以后，华北地区打机井的工作，每年以30多万眼的速度持续前进。这项宏大的农田基本建设工程，得到了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现在华北大地上已有近200万眼机电井，1亿多亩耕地提取地下水灌溉，大大改变了历史上十年九旱的生产条件。这是周总理20年前所作的正确决策结下的丰硕成果。“饮水不忘掘井人”，全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周总理对改变我国农业生产条件所做的巨大贡献。
周总理对黄河、淮河、海河、长江等大江大河的治理一直十分关心，许多重要兴利除弊水利工程的建设，都是总理亲自过问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开工兴建的葛洲坝工程，从项目的审定到设计方案的重大修改等关键问题，都是总理亲自召开会议讨论决定的。记得1972年11月21日总理在听取葛洲坝工程中存在的问题的汇报时曾说：“解放后20年我关心两件事，一个水利，一个上天（指导弹、卫星）。”
周总理在抓兴修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的同时，还用了很多心血抓化肥、农业机械等支农工业的建设。1971年，总理提出，我们要从很有限的外汇中尽一切可能挤出一部分，抓紧进口一批国外的大化肥技术设备，发展自己的先进化肥工业。国家计委1972年1月提出进口计划方案，经李先念副总理审查同意后即报请周总理批准，先后从国外引进13套大化肥技术设备。这3套大化肥设备建成投产后，每年可以生产标准化肥1300多万吨。与此同时，总理还亲自布置上海市制造上百套的小化肥设备，支持发展各地的小化肥工业。可以说，我国化肥工业的生产建设能取得今天这样的巨大成就，是浸透了周总理的心血的。
周总理时时处处都在关心农业。这里我再讲一件使我受到深刻教育的事情。总理1973年5月14日看到《参考消息》刊登的世界气象变化的报道后，当天就给李先念等同志和我写了如下一封亲笔信：“请你们好好读一下五月十四日的《参考消息》（五二五一期）四版下栏关于世界气象变化的两篇报道，并要气象局好好研究一下这个问题。今年我们可能还会遇到南涝北旱的局面，请告农林部多多提醒各地坚持实行防涝抗旱的措施，不要丝毫松懈。”
“文革”10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前前后后施展了无数的阴谋诡计，进行了大量的破坏活动，妄图把农村也搞得大乱，以便于他们篡党夺权。但是，由于广大农民和农村干部进行了多方面的抵制，由于周总理与他们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斗争，全国农业生产虽然受到了严重干扰，但还是缓慢地发展，维持了城乡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
四
1971年林彪叛逃、自我爆炸的“9·13”事件发生以后，周总理在毛主席的支持下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情况开始有了转机。当时，周总理集中主要精力抓批判极左思潮，清算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抓解放干部的工作；同时，着手整顿经济秩序。全国的经济在1967、1968两年连续下降以后，1969年开始回升，1970、1971年也是增长的，但这种增长包含着很多不正常的因素，潜伏着危机。由于当时对国际形势估计的错误，在计划安排中林彪一伙一再宣扬“什么比例不比例，打仗就是比例”，不顾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要求，盲目大上军工项目，不断扩大基本建设规模。1969年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201亿元，1970年猛增到313亿元，增加了112亿元，增长55．6％；1971年又在1970年的基础上增加28亿元，总规模达到341亿元，从而使国民收入使用中的积累率由1969年的23．2％猛增到1971年的34．1％。由于基建规模膨胀，职工人数也急剧增加，1970、1971两年，原计划全民所有制单位增加职工306万人，实际却增加了983万人，突破计划2倍多。职工人数猛增，就使全国工资总额和粮食销售量也控制不住，都大大突破了原订的计划。上述情况，使1971年出现了“三个突破”，即职工人数突破5000万人，工资总额突破300亿元，粮食销售量突破800亿斤。
“三个突破”是周总理首先发现的，他在1972年初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讲话中指出：“‘三个突破’对国民经济各方面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不注意解决，就会犯错误。”根据总理的指示，1972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对解决“三个突破”的问题作了安排，但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还有发展。这一年，职工人数又增加了292万人，工资总额增加了38亿元，粮食销售量增加了43亿斤。总理对经济工作中的这种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无政府状态，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在准备召开1973年全国计划会议的时候，总理指示我们：“要按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的规律办事，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离开统一计划，离开各级综合平衡，积极性就变成盲目性，就会把事情搞乱。”为了克服当时经济工作中的混乱现象，总理要我们抓紧起草一个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若干规定，以利于统一思想，下发各地执行。国家计委遵照总理的指示，拟订了1973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草案，起草了《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的草稿。这个草稿提出了坚持社会主义经济的统一计划，搞好综合平衡；基本建设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提高投资效果；严格控制增加职工，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强资金管理，严格财金纪律；搞好企业管理，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坚持按劳分配，反对平均主义；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全面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等十条规定。总理于1973年3月26日亲自听取了我们关于这个十条规定草稿的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他说：“1969年以后，在经济管理上瞎指挥盛行。南昌把飞机厂最好的工人下放了。景德镇陶瓷窑也炸了。林彪一伙一直破坏到‘9·13’，影响到1973年，恶果逐步暴露出来了。应把九大以来林彪一伙破坏经济计划的情况编个材料，供大家批判。一定要批透，把破坏性后果消除掉。”“国民经济要按比例发展，但现在根本没有比例！”“到处搞独立经济体系是不行的”。又说：“职工人数、工资总额、粮食销售量三项都突破了计划数字。去年我讲了这个问题，但没有抓。确实没有‘王法’了。”“不只‘三个突破’，货币发行也突破了。这不是那么舒服的。”“林彪一伙破坏经济所造成的恶果这两年表现出来了。票子发多了，到了最大警戒线。‘三个突破’不如这一个突破。你们管财政、银行的也不叫，要随时提醒，这是个寒暑表嘛！”汇报中总理还指示我们：“基本建设要经常检查，全年抓。1970年基本建设大膨胀，1972年没有抓，鉴于这个教训，以后要全年抓。该停的停，停得不合适的再建。”此外，总理还讲了要贯彻执行按劳分配原则，批评了当时存在的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会干不会干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干难干易一个样等平均主义倾向。
周总理的上述一系列重要指示，得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各方面遵照总理的指示，抓经济整顿工作，调整比例关系，解决“三个突破”，严格控制基本建设规模，紧缩通货，控制货币投放等工作都取得了明显成效。1973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的结果，各项主要指标都完成或超额完成了。这一年同1972年比较，农业增长8．4％，工业增长9．5％，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开始趋向协调。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增长情况是：粮食增长489亿斤，棉花增长1208万担，煤炭增长700万吨，发电量增长144亿度，原油增长794万吨，钢增长184万吨，化肥增长89万吨，棉纱增长8．1万吨，布增长3．6亿米。这一年的财政情况也是好的，收支平衡，略有结余。
五
周总理一向强调发展我国经济要有长远打算，要作中长期计划，不能走一步说一步。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每一个五年计划都是在周总理直接领导、亲自过问下制订的。
1966年开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是在“文革”初期国民经济遭到很大破坏的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执行的。1967、1968两年全国经济连续下降，1969年刚刚开始有所回升，周总理就指示我们要抓紧研究制订第四个五年计划，以期早作准备，使全国经济走上正常轨道。他指示我们，提“四五”计划的奋斗目标一定要考虑全面，不仅要考虑工业，而且要考虑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要全国一盘棋，搞好综合平衡，不然就会互相挤”；在方针任务的提法上，要与“三五”计划所提任务相衔接，明确写上：“初步建立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考虑到当时的具体情况，制订详细的“四五”计划的条件还不具备，总理提出可先搞出一个计划纲要，以利指导经济的发展和防止盲目性。我们在1970年8月份以前提出了一个“四五”计划纲要草案，周总理亲自主持讨论了好多次，提出了很多重要的修改意见，并决定将纲要草案提交9月份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讨论。庐山会议开始以后，林彪、陈伯达就跳出来干扰破坏，把原定的会议日程打乱了，结果“四五”计划纲要未能讨论，只作为会议参考文件印发了。
前面说到，这个计划纲要在拟订过程中，由于受林彪鼓吹的“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影响，过分突出建立重工业，特别是三线的军事工业，基本建设投资规模过大，有些生产指标也定高了。“9·13”事件以后，周总理在抓经济整顿、调整的工作中及时指示我们，要根据新的情况对“四五”计划纲要进行必要的修改，压缩过大的基本建设投资规模，调整投资结构，降低一部分过高的生产指标；同时努力发展对外贸易，抓紧国际有利时机，在已经逐步打开的对西方国家的贸易中抓紧进行成套设备和新技术的引进工作。这里特别应该提到的是，1972年根据周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的指示拟定的并由总理亲自审批的“四三”引进方案，即用43亿美金在三五年内引进一批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设备，4套大化纤设备，3套石油化工设备，1个烷基苯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武纲的1．7米轧机，以及透平压缩机、燃汽轮机、工业汽轮机等的制造技术。这个方案，国家计委于1973年1月2日正式上报国务院，很快即由李先念副总理和周总理审查同意，并报毛主席批准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批大规模的引进（第一批大规模引进是“一五”计划期间的156项），也是打破多年来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封锁、禁运局面，发展我国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的重大突破。
1971年10月，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从而结束了20多年来我国被剥夺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极不公正、极不合理的现象。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双方发表了上海联合公报，确定了发展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开始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访华，中日两国政府发表了联合声明，宣告两国正式恢复邦交，开始了两国关系史上的新篇章。这是毛主席、周总理亲自制定的我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伟大胜利。根据国际关系的这种新形势、新变化，周总理高瞻远瞩，及时指示我们要采取积极措施，扩大出口，换取外汇，引进技术，推进四化。在周总理直接领导和亲切关怀下，“四五”计划期间我国的对外贸易，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有了突破性的发展，进出口贸易总额由1970年的45.9亿美元增加到1975年的147．5亿美元，五年中增长了2．2倍。为了扩大新的出口货源，总理指示我们要利用当时国际贸易的有利形势和我国已开发的石油资源，多出口一些石油，使石油的年出口量由1970年的38．5万吨，增加到1975年的1197．9万吨，五年中增长了30倍，为国家赚取了很大一笔外汇。对外贸易的迅速扩大，我国的港口设施能力和远洋运输能力明显不相适应的矛盾突出出来。为此，周总理在“9·13”事件以后不久，就及时指示我们要抓港口建设，提出港口建设计划。1973年2月，中央政治局在听取国民经济计划汇报时，又专门讨论了港口建设问题，总理指出：“交通是先行，是基础工业，必须采取非常措施，很快把它搞上去。”并发出了“三年改变港口面貌”的号召。同一期间，总理还提出要在积极发展自己造船工业的同时，利用中国银行的贷款，在有利的条件下，适当购买一批外国货船，包括仍可行驶的旧船，组成自己的远洋船队，力争在1975年基本改变主要依靠租用外轮的局面。应当说，我国能有现在的250多个万吨级以上的深水码头泊位和现代化装卸设施，能有一支将近2000万吨的远洋运输船队，是同当时周总理的远见卓识、正确决策分不开的。
出口贸易的扩大，外汇收入的增加，不但还清了当时的外债，而且使我们有可能拿出相当数量的外汇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推进我国工业的现代化。由周总理指示和亲自审定的上述“四三”引进方案，就是在这种国际国内的有利条件下，排除“四人帮”的干扰而提出和实施的。通过引进这一批成套的先进技术设备，我们兴建了26个大型骨干项目，不但增强了我国基础工业的力量，增添了新的工业门类，提高了现代化技术水平，填补了一些缺门产品，而且培养了一批能掌握现代化先进技术的工人和管理人才。这是周总理为实现“初步建立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四五”计划任务所做的巨大贡献。
这里还应当提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建设起来的胜利油田、大港油田、焦枝线铁路、成昆线铁路、刘家峡水电站、丹江口水电站、望亭电厂等许多重点工程，以及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成功等重大科学技术成就，也无一不是同林彪、“四人帮”斗争的结果，无一不浸透了周总理的心血。
六
周总理亲自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清算林彪反革命集团罪行的斗争正在全国范围内深入展开的时候，结成反党联盟的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甚为恐惧，深知这样下去，他们的罪责势难逃脱。于是他们在1973年下半年掀起了一股所谓“反右倾复辟”的逆流。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舆论工具，大造反革命舆论，把周总理主持中央工作所采取的各项正确政策、措施，诬蔑为“修正主义的黑线回潮”，坚持要批“极右”，反对批极左。到了1974年初，“四人帮”又丧心病狂地发起了“批林批孔”运动。他们不批林、假批孔，却在大批“周公”、“宰相”和所谓的“现代大儒”，把罪恶的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全国人民爱戴的周总理。这股逆流，使刚刚趋于稳定的全国局势又动乱起来，刚刚开始好转的全国经济又急剧恶化。
毛主席很快察觉了江青一伙借机进行篡权的阴谋活动，多次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1974年7月，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警告江青一伙不要搞“四人小宗派”。鉴于周总理病情严重，10月4日毛主席提议邓小平同志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这对“四人帮”的篡党夺权阴谋是一个严重障碍。他们更加疯狂地攻击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中央在10月11日发出的关于召开四届人大的通知中转达了毛主席的意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11月，毛主席又指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但是，“四人帮”一意孤行，根本不听毛主席的意见，不接受毛主席的警告、批评，加紧进行篡权组阁活动。10月17日，江青一伙在政治局会议上，蓄意制造了“风庆轮事件”*[风庆轮是国产的一条万吨级货轮。1974年，交通部派两名干部到风庆轮协助首次远航欧洲的工作。他们严词批驳了“四人帮”党羽强迫批判所谓买船是“崇洋迷外”的谬论。江青一伙以此诬蔑他们是“假洋鬼子”，诬蔑交通部是“买办资产阶级思想专政”。当风庆轮返航抵达上海后，他们被扣在上海挨批斗，并定为“反动的政治事件”，把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诬蔑周总理、邓小平同志搞“卖国主义”，“洋奴哲学”。邓小平同志针锋相对，对他们进行了严厉驳斥。
1975年1月8日至10日，周总理亲自主持召开了党的十届二中全会。这次会议上，选举邓小平同志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同时通过了四届人大人事安排方案。这使“四人帮”组阁夺权的阴谋受到沉重打击。1月13日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总理抱病在会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重申了在三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宏伟目标：“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这次会议，任命邓小平同志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2月1日，周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讲了各位副总理的分工问题；接着又主持召开了有各部部长参加的全体会议。总理在常务会议上说：“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医院是不想放我出来的，但我还是想争取每个星期来和大家见一次面……。”我听到这里，再看看总理被病魔折磨的憔悴面容，心里非常难过，衷心盼望他老人家能够康复。
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和国务院的工作，他按照毛主席关于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精神，坚定地大刀阔斧地抓各方面的整顿工作，与“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使全国的局势迅速扭转，国民经济又开始回升，赢得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
1975年2月1日第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以后，周总理的健康状况更加令人担忧，我虽然不可能再直接聆听总理的指示、教诲，但仍能从邓小平、李先念副总理那里听到总理的一些指不。
1976年初我在广州，1月7日接到主震同志的电话，告诉我总理病危，要我赶快回来见老人家一面。当天夜里我怎么也睡不着，只想赶快找到飞机飞回北京。1月8日我乘飞机回北京，原想从飞机场直接去医院看望周总理，但一下飞机就听到了周总理不幸逝世的消息。此时此刻，我满含悲痛的泪水，说不出一句话，只是想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的磨难，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绝不会这样早地离开他一生所依靠并为之服务的十亿中国人民。
周总理离开我们已经13年了。他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无私奉献；真正做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为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事业立下的丰功伟绩和他的崇高品德，将永远留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宋任穷：春蚕到死丝方尽
大革命后期参加共产党的人，大多在入党时就熟悉周恩来这个名字。恩来同志从欧洲勤工俭学回国后，在广东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担任过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为党培育了大批军事、政治英才，此后又领导了著名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当时，我们这些年轻共产党员，都是以十分敬仰的心情，谈起恩来同志的。
难忘的第一次会见
1933年在红一方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我第一次见到恩来同志，这次会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民党反动派从1930年底开始对苏区进行的四次“围剿”均遭失败之后，蒋介石于1933年夏秋亲自指挥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大规模“围剿”，用兵达50万之多。那时候，我在五军团十三师任政治委员，师长是陈伯钧同志。我师奉命同三师、十五师一起向资溪桥、潭头市发动攻击，牵制敌人，以配合一、三军团主力同敌军决战。上级命令陈伯钧和我：为了大局，必要时十三师要准备作出最大的牺牲，甚至全部牺牲，包括你们师长、政委两个人在内。我师苦战数日，按期完成了牵制敌人的任务，但部队伤亡很大。就在此时，我专程从部队驻地赶到瑞金，向中央军委请求补充子弹、手榴弹和迫击炮弹等，恩来同志接见了我。我向他详细汇报了十三师的作战情况，并提出了要求补充弹药的数量。恩来同志耐心地听完我的汇报之后，向我分析了当时的严峻形势，他说：现在，整个中央苏区的武器弹药都很紧张，你们要的数量太多，不可能按你们的要求拨给你们。恩来同志沉思片刻后又说：我记得在这以前已经给十三师补充过几次了。接着他便具体讲了第一次是什么时候，给了多少；第二次是什么时候，给了多少；第三次……。时间和数字都说得十分准确，丝毫不差，我听后连连点头。恩来同志惊人的记忆力，把我怔住了。作为中央军委的副主席，掌管整个红军的全局，对于一个师的历次给养竟记得如此清楚，真令人惊叹不已。恩来同志这种非凡的记忆力，是他对革命的高度责任感、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与超群智慧的结晶。最后，周副主席还是同意为十三师补充一部分弹药。我望着恩来同志坚定沉着的神态，亲切而又炯炯有神的目光，怀着敬仰和钦佩的心情，离开了他的住处。
长征路上最辛劳的领导者
在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途中，我和恩来同志接触的机会就比较多了。长征开始时，中央军委决定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四所红军学校合并组成红军干部团，任命陈赓同志为团长，我为政治委员，主要任务是警卫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保卫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并负责储备、培训和为部队输送于部。陈赓同志在白区时就长期在恩来同志领导下工作，彼此交往甚密。他不时向我讲起在恩来同志领导下工作的情景，称赞恩来同志为人正直，品德高尚，才智过人。干部团随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行动，陈赓同志和我经常到恩来同志处汇报情况，接受任务。恩来同志是长征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特别是在遵义会议以后，他坚决贯彻执行遵义会议决定的军事路线，积极协助毛泽东同志组织和指挥红军，打破蒋介石几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经过一天的紧张行军，部队到达宿营地以后，大家休息了，恩来同志还要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一起听取汇报，详细了解敌我双方的情况，研究下一步的军事部署和行动。为此，他经常拖着疲惫的身体，以惊人的毅力，忘我地工作到深夜，有时甚至通宵达旦。陈康同志和我在恩来同志处不止一次地目睹这样的情景：恩来同志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实在支持不住了，在批阅文件或听汇报时不由自主地合上了眼睛，睡着了，这时我们不约而同，屏息着呼吸，默默地坐在一边，不敢发出一点声响，希望他能够尽可能多休息一会儿。几秒钟或分把钟后，恩来同志便猛然醒来，继续同我们谈话，交代任务或写行动命令，至于边吃饭边处理公务的情况就更常见不鲜了。
遵义会议后，几乎每一个重大行动都是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经集体研究作出决策，交由恩来同志具体组织实施的。1935年4月，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作出了抢渡金沙江的决策，以使红军跳出数十万敌军的包围圈，实现北上抗日的战略意图。这一重大行动，就是由恩来同志亲自部署和统一指挥的。红军干部团受命抢占位于四川会理县和云南元谋县交界处的绞平渡。记得我们刚刚赶到云南禄劝县北部的一个小山村，恩来同志便同刘伯承总参谋长一起来到干部团，非常详细、具体地部署我团抢占绞平渡的计划。恩来同志考虑问题十分周密审慎，他强调了各种有利条件，勉励我们尽最大努力抢渡成功，同时也指出了种种困难，并估计到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假如在抢占渡口后，一部分部队过了江，我军后续部队跟不上，渡口又被敌人占去，那么渡过江去的先头部队就会被切断，那时你们就要独立作战，打一段时间游击，以后再设法取得联系。为加强对抢渡金沙江的领导，当即决定刘伯承同志任先遣司令，直接指挥干部团。在干部团抢渡金沙江和奔袭对岸通安州的战斗胜利以后，恩来同志又同渡江指挥部司令员陈云同志等一起亲临绞平渡，指挥全军彻夜抢渡金沙江。
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以后，恩来同志同毛泽东等同志一起采取坚决措施，及时纠正了陕北的错误肃反，为刘志丹等一大批蒙受冤屈的干部恢复名誉，对志丹等同志给予完全信任，立即分配工作，决定志丹同志担任由陕北红军组成的红二十八军军长。同时，又任命志丹同志为北路军司令员，下辖二十八军、由二十六军改编的七十八师和陕北骑兵团，并给了攻打吴家坡、响水、横山一带的战斗任务。我被派到红二十八军和北路军任政治委员以前，恩来同志亲自找我谈话，嘱咐我到任之后，要充分尊重刘志丹同志，充分尊重地方红军，要互相学习，加强团结。并指示我，可以从一方面军选调少数几个人到二十八军工作，但人数一定不要多，主要要依靠原陕北红军的同志。我们几个由中央派去的干部都认真遵照恩来同志的指示办事，同刘志丹同志和陕北红军的同志们相处得很融洽，没有丝毫芥蒂。恩来同志考虑问题、使用干部的着眼点和出发点，由此清晰可见。他不愧为执行党的政策的模范，顾全大局的模范，党内团结的模范。
日理万机，精心治国
抗日战争时期我受一二九师的委派在冀南革命根据地工作8年，没有到过延安，解放战争时期在第二野战军任职，之后在南京和云南工作，十余年一直没有机会同恩来同志见面。直到1950年到北京参加七届三中全会，才见到恩来同志。1954年底，第一次撤销大区和中央局，我从西南局调到北京任军委总干部部副部长，从这以后，同恩来同志接触的时间就多一些了。当时的总干部部，部长是罗荣桓同志，除了日常的军队干部任免以外，花很大的精力评军衔。授衔在我国还是第一次，没有经验，遇到重大问题时，经常向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同志，向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常委同志汇报。
1956年，毛主席经过调查研究并听了中央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34个部门的汇报后，写了《论十大关系》的文章，提出了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不久，总理对我讲，主席下决心要从军队抽调干部，最好是中央委员，加强地质部门的工作，让总干部部提出人选。过了几天，我便向总理毛遂自荐，表示愿意到地质部工作。总理说，此事要请示主席。不久，他告诉我，中央决定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以后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即原子能事业部，让我当部长，刘杰、刘伟、钱三强、雷荣天同志为副部长，具体负责实施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工作。从此，我作为国务院的一个部长，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三机部从成立之日起，就得到总理的全面关怀，他亲自责成有关部门解决选调干部、调集和培养科学技术人员、引进和制造设备以及组织协调等方面的问题，为我们开展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1957年，总理抓住有利时机，派聂荣臻同志为团长、陈赓和我为副团长的代表团赴苏访问，签订了苏联援助中国研制核武器的协定。并指示我们不能无限期地依赖苏联专家，要抓紧对先进技术进行最有效的学习。三机部党组遵照总理指示，积极组织科技人员努力消化吸收先进技术，把先进技术学到手，努力做到“边干边学，建成学会”。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关于援助中国研制核武器的协定。同年7月，总理在庐山会议上向我和刘杰同志传达了中央的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在中央的关怀和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在各部门和各地区的大力支持下，核工业战线的同志们团结奋战，有效地克服了各种困难，比较快地实现了自力更生的大转变，终于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建立和健全了我国独立的完整的核科技工业体系。1964年10月，比中央的要求提前3年，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总理是我国原子能事业发展的主要决策者和组织者之一。
作为一个大国的总理和一个大党的中央副主席，恩来同志工作之繁忙是可想而知的。从党内到党外，从内政到外交，工农商学兵，工、青、妇和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以及文艺、体育、卫生、科技等等，凡是重大问题，总理几乎都亲自过问，有些事情还要亲自出面协调和解决。我国各条战线所取得的成就，无不倾注了总理的心血。总理平易近人，不仅能耐心地听取各种意见，而且能够体谅下级的困难，我们向他汇报请示工作，他总是给我们以支持，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因此，大家都愿意找总理。可是，总理实在太忙了，他每天的工作日程都排得满满的。有些同志便趁总理周末跳舞的机会，向他汇报工作，请求指示，总理在每次舞会上都能了解到不少情况，并相机处理一部分公务。陈赓同志同总理特别熟，有时甚至抓住总理入厕的时间谈一点问题。总理日理万机，实在太辛劳了。
1960年，中央调我到东北局工作。我在长春召集第一次东北局全体委员会议，会议还没有开，中央要我们东北局的四名书记马上到北京开会。会后总理找我谈话，指示东北局除抓好农业生产外，一定要把钢铁和煤炭搞上去，并让我立即坐飞机去鞍钢布置。以后，总理对东北的工作经常有指示。三年困难时期最严重的还是农业问题，特别是粮食问题。当时，除了工作中“左”的错误外，又遇上严重的自然灾害，全国粮食紧缺，不少地方闹粮荒。为了从产粮省上调粮食，总理操碎了心。在中央召集的会议期间，他找有关省的负责同志一个一个地谈，耐心地做工作，有时为从一个省多调几千万斤粮食要反复商量多次。在党中央和毛主席开始纠正工作中“左”的错误，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之后，恩来同志同少奇、陈云、小平等同志一起，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主持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决策和果断的措施，使国民经济从1962年到1966年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