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柏长青，精神不老；哲人已逝，风范长存。我们坚信，只要认真学习和发扬敬爱的周总理的优良品格和思想作风，并且把它一代一代传下去，我们党的事业就肯定大有希望，上海和全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就肯定会取得胜利！
张爱萍：追随麾下四十年
1925年，我在家乡参加革命活动时，就知道周恩来是第一次大革命的领导人。大革命失败后，我在上海从事地下党工作，他又是我们党中央的领导人。
1930年，我在红十四军，在一次战斗中左手腕被打断，地下党江苏省委秘密把我送到上海治伤。伤愈后，我请求到江西苏区继续参加红军，省委把我的关系转到中央军委。军委派来的联络员带走了我的请求，几天后他来对我说：“恩来同志的意见，你的手受了重伤，不宜再当红军，还是留在上海继续做地下斗争为好。”我抑制不住急切的心情，伸出手给他看：“我的伤已经好了。再说，受伤的是左手，即使左手断了，还有右手，不妨碍打枪作战。”然而中央军委领导人的意见怎么能随意改变呢！我不得不准备留在上海。
不料，一个星期后那位联络员又来对我说：“恩来同志同意了你的意见，他祝你一路顺风！”
我被深深感动了，恩来同志竟然能理解一个青年人要求到苏区红军去的迫切心情，并帮助这个与他意见相悖的青年实现意愿。这成为我以后在漫长的革命道路上能够从事军队工作的一个关键。
后来，在江西瑞金我又见到了那位军委的联络员--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欧阳钦同志。我向他打听恩来同志，希望能早日见到他。
1932年，听说恩来同志到了瑞金，我便跑去看他。映人眼帘的首先是一把大胡子。这是一张十分年轻英俊的面容。
“你就是……？”
“我是周恩来。”他握着我的手说：“请问，你是哪一位？”
“我是在上海请求你批准我到江西来的左手受伤的张爱萍。”
“噢！原来是你。”他拉起我的左手，抚摸着，打量着：“完全好了吗？”
“全好了，可以打篮球、攀单杠。”
“呢？好！”他捋着长髯，朗朗地笑了。
后来得知由于国民党反动派认识他的人很多，为了便于隐蔽留了大胡子，人称美髯公。
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我调到少年先锋队中央总队部任总队长。少先队的总党代表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兼任。从此，我和他在工作中有了直接接触，亲身受到他的教益。当时，形势紧张，恩来同志十分繁忙。我们这些年轻的同志都决心多做工作，尽可能不加重他的负担。可第一天的深夜，他就打来电话找我过去。当我来到他那座落在竹丛树林间的小屋时，他刚刚处理完军委的工作，脸上满是倦容，我想简明扼要地汇报完工作好让他早点休息，可他却一点一点问得很细，还很认真地谈他的意见。在我们结束谈话时，窗棂上已经映照了曙光。此后，我便常常在夜里他来电话后，从小山坡向他那间闪耀着熠熠灯光的小屋走去，常常在摇曳的竹影里和他一起迎来黎明。
我把恩来同志不顾疲劳，彻夜工作的情景讲给少先队的同志们听，全队同志都深深感到总党代表的关怀，并从他的工作精神中得到极大的鼓舞和力量。
按照恩来同志的意见，我们开展了“保卫苏维埃、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是每一个苏区公民的神圣职责”的思想教育，使少先队员们更加自觉地担负起全苏区的警戒和战争勤务工作，并动员队员参加红军，成为红军的后备军，积极配合红军和当地游击队作战。
同时，针对少先队员大都是贫苦青年农民、工人的特点，恩来同志指导我们掀起学习文化的热潮，广泛开展识字运动、文艺体育活动，以青年们喜闻乐见的生动活泼的形式提高他们的素养。歌咏比赛、文艺会演、体育竞赛，在苏区的青山绿水间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1933年还举行了全苏区少先队的政治、军事、文艺、体育大检阅。无论是平时还是检阅期间，恩来同志总是挤出时间来到少先队员中间，一起高歌，一道欢乐。
第五次反“围剿”时，恩来同志特别强调，少先队要动员以骨干组成的模范队，整班、整排、整连、整营加入红军。后来党中央决定赤卫队中的工人队员组成工人师，少先队的模范队员组成少共国际师。恩来同志又提出少先队整团、整师加人红军的号召，少共国际师得到发展壮大，生机勃勃，从此名闻邀迩。
恩来同志担负任何工作从来不肯只是挂个名儿，他不仅没有象我们最初想的那样少管一点少先队的工作，反而比我们都更操心更劳累。他是我们少先队崇敬、信赖的总党代表。
多少年来，那闪烁在山峦丛林中的灯光，永远点燃在我的心间。
后来，我到红军大学上级指挥科学习，毕业后分配在红三军团。驿前誓师，踏上了漫漫长征路。
1935年5月，红军主力兵分三路渡金沙江，我们三军团在前往洪门渡的进军途中接到军委急电，由于军团先遣部队的浮桥被大水冲断，军团主力改由绞平渡渡江，于是我们改后卫为前卫经过半天急行军翻上了绞平渡南岸的大山，山下渡口是千军万马渡江的一派繁忙景象。
军委传来命令，要我火速带领一个营和侦察排、电台立即渡江，到北岸渡江司令部领受任务。正在渡江的兄弟部队把所有的六条渡船腾给了我们，用洪亮热烈的歌声、口号声送我们踏着滔滔金沙激浪奔向北岸。在岸边等待我们的周恩来副主席和彭德怀军团长迎了上来，他俩握着我的手向设在一孔石窟的司令部走去，一路上关切地询问部队的情况。周副主席蓄着大胡子的脸更加消瘦了，但身板挺挺的，依然十分精神。不容我向他问候，他使简明地讲战局分析敌情，又严肃地说：“爱萍同志，现在交给你们一个特殊的任务。”
我们的任务是沿江北岸西进，迅速到达元谋以北的龙街渡口，阻击沿昆明通川康大道向北追击的滇军，掩护我军渡江。同时，还要沿江找到与军委失掉了无线电联络的一军团，向他们转达军委命令，让他们改变从龙街渡江的计划，火速沿江南岸赶到绞平渡去渡江。恩来同志说：“江北岸尽是山林无路，又有悬崖陡壁，但你们必须不离江边一直向西走去，只有这样才能发现江对岸的一军团并转达军委的命令。这当然是非常艰难的，但更艰难的还是你们到龙街后，要穿过北岸黔军和民团的间隙，可能要阻击滇军主力渡江。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就要靠你们孤军作战，突破敌人的圈子，北上追赶主力部队……”
我领受了任务后，立即指挥部队出发。我们追逐着太阳，迎着浪涛的轰鸣，如同一把尖刀向西挺进，战士们步伐坚实，浑身是力量，想到恩来同志的嘱托和厚望，还有什么艰险能把我们拦挡！
长征到达陕北后，我奉命到军委骑兵团工作。我们骑兵团在盐池、定边、靖边、榆林一线的长城内外驰骋，配合红军主力东渡黄河开辟抗日战场。这支铁骑在完成任务奉命调回瓦窑堡休整的行军途中，得悉我边区县政府遭国民党并岳秀部袭击，立即追击敌人，并获得胜利。不料，在原路返回时，突然遭到另一支敌军的伏击。尽管击溃了敌人，但我们也遭到不应有的损失，我自己也负了伤。
我懊恼极了。回到瓦窑堡后，周恩来副主席叫我去，我向他承认由于自己指挥上的错误，打了败仗。他对我说：“你们过去的伙都打得不错。本来，战斗中偶有失利不足为怪，但是这次由于你的鲁莽，在打胜仗的同时又吃了败仗，使部队遭受不应有的损失，这是不能原谅的。况且，这支部队的基础是陕北红军，而你则是中央派去的干部，我们对中央的干部必须更严格的要求，所以不得不对你进行严肃的处理。希望你不要背思想包袱，相信你会记住这件事，很好地吸取教训，从中增长才干，今后把事情做得稳妥。”后来中央军委给我通令撤职的处分，我完全同意这样处理。这件事我牢记终生，时时向我敲着警钟。同时，我更钦佩恩来同志在革命工作中讲求原则不徇私情，对自己熟悉的部下更加严人一等，既不姑息同志的错误，又十分体谅犯错误同志的心情，温暖地给你希望，鼓励你前进。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夏，我奉命去上海江浙省委主持军委工作，路过南京，在八路军办事处又见到恩来同志，他当时是中央代表团负责人。他对我们如何完成党中央、毛主席赋予的在京沪杭开展敌后游击战任务，开展统战工作，作了重要的指示。1937年12月，我调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又得以追随恩来同志左右。
恩来同志仍是那样一如既往地日夜工作，看到他终日劳累，我们总是想方设法减轻他一些负担。可从全国各地源源不绝涌来许多青年，几乎都非要求见见周恩来不可。为了不占他更多的时间，我们只好能推则推，能挡就挡。恩来同志知道后，对我们说：“他们投身我党，坚决要求抗日，我们理应热情相迎，我尽可能见他们。”从此，二层楼的会客厅便成了热闹的场所。恩来同志象会见亲人似的来到青年中间，解难答疑，侃侃而谈。他迎接着一批又一批的热血青年，又把他们送往为民族生存浴血奋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中去。目睹这样的场面，我不仅叹服恩来同志超越常人的充沛的精力，常常通宵彻夜不眠却毫不倦怠，更叹服他以报效国家民族为己任的博大胸怀，事无巨细都尽力去做，没有丝毫的懈怠。
在办事处这一段不平凡的日子里，我受到恩来同志亲自教诲指导，获益非浅，深深感到幸运。那时，我和一些年轻的同志初涉统一战线工作，恩来同志总是耐心细致地教我们，从整个形势的分析到对待具体人的态度，一点点地扶植。同时又放手让我们在实践中去提高能力。
1964年，原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偕夫人归来。陈毅元帅和张茜同志在四川饭店设宴招待，让我和又兰出席作陪。李宗仁先生握着我的手说：“我们很面善哪，是在什么地方会过？”我逗趣道：“总统大人是贵人多忘事呀！在台儿庄战役前……”还没等我说完，他猛然记起：“啊！对对对！你是当年周恩来主任派来的那位高参！”
事情是这样：“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不抵抗主义，使日军在中国土地上为所欲为。芦沟桥事变后，日军更是骄横不可一世，长驱直入把魔爪伸向中国的南方。恩来同志和长江局的其他领导同志认为必须打击日寇的嚣张气焰，而在东部应是李宗仁先生麾下的桂系军队担当主力。他们曾在武汉和白崇演将军议过此事，白将军应允赴前线向李宗仁先生面陈。当时津浦路的形势日趋紧迫，尚不明李宗仁先生的最后决策，蒋介石的嫡系军队置敌于不顾向南退缩以保存实力，但在他的战区里还有各色部队，他们是否能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更主要的，这些部队同武器装备精良乘胜势勇的日军对阵，是否有取胜的把握？这些他都不得不有所考虑。恩来同志和剑英同志决定派我前去再做些工作并了解情况。恩来同志把形势和我们掌握的确切情报一一向我讲了。他认为，李宗仁先生抗日爱国，桂系军队骁勇善战，担当此任是有把握取胜的。
我到了徐州，按照恩来同志的布置，向李宗仁先生转达了恩来同志的意见，并与之分析了有关此次战役的主要情况，大意有以下几点：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只想保存实力，置国土沦陷人民涂炭于不顾，失去了民心。司令长官崇尚民族气节，广西军队又以雄武善战名扬四海，其他地方军来到前线，也是为了抗日，亦可扬眉吐气，故求战心切，晓之以大义，定能同仇敌汽，协力奋战。日军如此蛮横耀武扬威，实在欺中国无人。但骄兵必败，且孤军长驱直入乃兵家所忌，正是予以打击之良机。济南徐州一线地形复杂，乃伏兵之地。据我们所知，以司令长官统率的兵力在此布阵定能获得胜利，我八路军在华北区还可作战略配合，歼敌寇扬国威振民心垂青史，万望勿失此良机。
“请转禀周主任，”李宗仁平静的颜面上泛起激奋神情，慷慨地说：“请他候我捷音！”
…………
回想起来，我从心底里生出一种意念：在艰难的革命中，含辛茹苦清贫安身的恩来原来是最富有的，他以自己的无私无畏和赤热坦诚赢得了深厚的友情和广泛的尊重。
1955年，我被调到北京，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又有了时常见到恩来同志的机会，真让人高兴。
夜半时分，劳累了一天的京城沉静了，从总参谋部大楼里欣赏与天上星群连成一片的北京灯海真是一天工作之余的享受，给人以神奇的美，给人以向往和力量。从北海隐隐的波光向南望去，我时时瞻仰中南海的灯光。
到北京后，我又时时在这个时刻接到电话，然后穿越灯群向那里赶去。当我坐在恩来同志身边的时候，我的心总是象在瑞金苏区竹丛林树间的灯光下一样激动。虽然这时我们的话题已经变了，谈的是向科学文化进军的规划，是研制战略核武器的进程，但他的热情，他的严谨，他的执著，他的坦诚，都和原来一样，从昨天到今天，又从今天向明夭，他在沟通中央大政方针与第一线同志的实践，他在编织一张从理想到现实的网络，他在谋划一件一件为国为民造福的事，一步一步去获取成功。
为了捍卫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党中央决心研制战略核武器，并将此重任放在了恩来同志肩上，他兼任起党中央专门委员会主任。他没有辜负国家和人民的殷切希望，用最快的速度在极困难的境况下取得了震撼世界的成功。
恩来同志知人善任。为了完成研制战略核武器的艰巨任务，他集中了一大批组织者和实干家，把这些领导干部和科学家们团结在中央的周围，听取他们的意见，解决他们的难题，使他们各得其用武之地，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奉献。
他对整个研制过程实行严格的领导。对各种试验他都要求做到“万无一失”，又对如何达到“万无一失”做了许多具体指示。我和刘西尧同志把恩来同志的指示提取成为一个口号，即：“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实践证明，恩来同志的这个精神深深地刻在国防科技工业战线每个人的心上，成为工作准则和从胜利到胜利的重要保证。他绝不满足仅仅是传达大政方针和布置任务，而是要亲身参与具体计划的制订，一直把工作抓到底。他要求部下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这是一种具有无比威力的领导作风。在原子弹的研制、试验过程中，他规定有很严格的保密纪律，不允许向任何人包括自己的亲属透露一点情况。在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后，邓颖超大姐欢迎我们从试验基地返京时，激动地对我说：“我真为你们取得的成功高兴。你们做这么大的事，我一点也不知道。听了广播，惊喜异常啊！”恩来同志就是这样模范地遵守纪律，自己规定的事，首先身体力行。
恩来同志最体恤下情，关心同志。他不仅是宏观的而且是微观的好领导。从大的战略规划到具体组织实施，以至同志们的吃穿住行，他都过问得非常仔细，一丝不苟。60年代初，全国都在困难中苦斗，我们在戈壁大漠里自然就更艰难一点。恩来同志听说我们的生活情况后，立即设法从各地调拨生活物资支援我们。不久，原子弹试验基地运来了大米、面粉，还有治疗浮肿病的药品，年节时，我们还吃上了云南火腿，喝上了贵州茅台酒。他在电话里嘱咐：要让科学家们、技术工人们、军队的干部战士们吃饱，不能让他们饿着肚子研制原子弹。
1964年10月16日15时，当我在试验现场用电话向恩来同志报告：“蘑菇云已经升起，原子弹试验成功！”我听到他激动的声音：国家为你们骄傲，人民感谢你们，请代表党中央毛主席，祝贺大家，慰问同志们！并说他立刻到人民大会堂向全体参加国庆演出的同志报告这一特大喜讯。
在原子弹爆炸的春雷震撼蛮荒大漠时，我们的欢呼声不仅抒发了我们胜利后的喜悦，也表达了内心对自己的领导人的由衷钦佩和尊敬。
在国防科技工业有长足发展的今天，我们更深深地怀念恩来同志。象他那样始终把自己赤诚的心贴着中国大地，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居高位而不骄，负重任而不躁，实在难能可贵。我为自己曾是他麾下的一名老兵而感到荣幸自豪。
“文化大革命”把整个中国都拖进了沉重的灾祸里，当时我也和许多老同志一样，受冲击，挨批斗，遭绑架，继而又被投入监狱，在四壁漆黑的四室里抗争五度春秋。
恩来同志如同保护许多同志一样竭尽全力拯我于水火。在罗瑞卿同志突遭厄运时，恩来同志派我去大西北基地指挥第三次原子弹试验，这当然是工作的需要，但也有很浓的保护色彩。在揪斗成风时，他又任命我为总理联络员在国防科技工业领域处理部院合并的事宜，这虽然也是事在必行的变革，但也有让我避开风口浪尖的意图。可是，我终于在他力不能及的情况下被投入了一个秘密监禁人的地方，被扣上了一长串置人于死地的大帽子。后来听别的同志说，他曾在一次大会上讲革命历史还提到红十四军的干部如今就剩下张爱萍、黄火青、刘瑞龙三个人了！……无论在当时还是到今天，每想到这些，我心里总是热乎乎的。出于对革命的责任心，他努力熟悉了解自己下属的同志，努力培育帮助自己的同志。回忆几十年里与他的接触，我从他那里得到的是关怀，是信任，是爱护，是支持，是深厚的情谊，是不尽的温暖。
林彪死了以后，我被准许离开国室，出来治疗被折磨跌断的腿。后来得知是叶帅把我的情况告诉了总理，总理指示立即把我送301医院治疗。我渴望能见到恩来同志，可直到被正式宣布“解放”了，才和邓颖超大姐联系。大姐说：“他病了，中央规定不让见。我替你转告，等他身体好些，你们再见面。”我只有忍下思念之情，投身于中央交付给我的新任务里，默默地决心学习他的榜样，在纷乱复杂的局势里努力为国为民多办实事，以好的成绩再去见恩来同志。
不想，1976年1月8日，传来恩来同志逝世的噩耗。我难以接受这严酷的事实，悲痛不已。在医院的病房里含着热泪低吟了一首《满江红》为他送行：
愁雾弥天，
江海水、怒号翻滚。
举世恸，
追思勋业，
马列开逡。
为国为民孺子牛，
任劳任怨绝代尹。
艰难际，大任系安危，
何驾云！
惊雷震，
天地念，
朔风烈，
泪雨淋。
四十六年前，
重军路引。
难忘少年谆教诲，
常忆征途亲指领。
提劲旅，打破核垄断，
攀万仞。
岁月并没有把人民给恩来同志的殊荣厚爱冲淡，他永远活在亿万人民的心中。
秦基伟：教诲常忆 启迪常新
在50、60年代，昆明是我国通向国外的一个重要口岸。周恩来总理因出国访问和接待外宾，多次到过云南。那时候我在昆明军区工作，有幸同总理有过一些接触，虽然每次接触的时间不长，但他那崇高的品质、优良的作风和对我们的亲切教导，都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一
1961年1月，周总理出国访问归来，在昆明停留休息。当时我们国家正处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人民的生活是相当艰苦的。总理住在招待所，名为“休息”，实则仍然日夜在为国操劳。为了总理的健康，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的领导同志想尽量把他的生活安排得好一些，都被他制止了。他一再叮嘱我们不要让他搞“特殊”，要严格执行生活标准规定。我们虽然感到过意不去，却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一切从简。
有一天，军区开文娱晚会，我去请总理参加，他欣然同意了。离开招待所时，总理邀我和他同乘一辆车。汽车缓缓行驶。总理拉开窗帘，不时把目光投向车外，向我问这问那。当车子路过东风路时，路旁一座即将落成的建筑物映入总理眼帘。他问我：“这是什么建筑？”我答：“是军区新建的一个国防教育展览馆。”他又问：“你们修这个干什么？”我说：“准备陈列战争年代的武器和战斗英雄、模范的事迹材料，让部队参观学习，加强国防观念。”他蹙了蹙眉头，态度忽然变得严肃起来，说：“北京已经有了军事博物馆，你们这里就不要再搞这类建筑了嘛！现在国家经济困难，还搞这么多楼堂馆所干什么？你们既然搞了，我看就把它交给阎红彦吧。”阎红彦同志是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总理要我们把这幢建筑交给他，也就是说要部队把它交给地方。
当时，军区和省里的关系是很好的，但毕竟各有各的财产。而且，军区修建这个展览馆，既没有向国家要钱，也没有向地方伸手，所花500万元工程费，全部是自己勒紧裤带节省下来的。要交给地方，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总理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没等我开口，就加重语气说：“全国一盘棋，要讲大局嘛！交给地方，也是支援国家建设，比你们留着它用处大。你看怎么样？”
我听到这里，深感总理把道理讲得很清楚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当即表示：“好，我们照总理的指示办。”
第二天，军区党委召开常委会，我传达了总理的指示。大家乍一听，开始也多少有点想不通，舍不得。但大家毕竟受党教育多年，懂得小道理必须服从大道理，局部利益必须服从全局利益，这是个原则问题，也是个组织纪律性问题。常委们经过短暂讨论，一致表示：坚决执行总理指示，把展览馆无条件地交给地方。
总理的工作态度是那么严肃和认真，作风是那样细致和周密，在他行将离开昆明之前，当着我和阎红彦同志的面，他又重提此事，并问我们商量的怎么样？幸亏军区党委及时讨论了这个问题，我如实地作了汇报，阎红彦同志倒有点不好意思起来，他问我：“你们真的舍得吗？”我说：“有啥舍不得的，听总理决定嘛。咱们过去打仗还不是这样，一切行动听指挥，执行命令，完成任务，不讲价钱，不打折扣。”总理听后满意地笑了。
后来，我们军区继续负责把这个建筑面积达六千多平方米的工程全部搞完，做到善始善终，连同地皮一起无偿地交给了地方。省里用这个地方建立了“云南省博物馆”。
通过这件事，我和当时在昆明军区工作的同志都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凡事要识大体，顾大局，守纪律。这一课，总理给我们上得好！
二
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疆，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周总理十分关心边疆建设，关怀各族人民的生活。他每次到昆明，不论时间多么短促，也不顾个人多么劳累，总是挤出时间，了解云南的工作情况，谆谆教导我们，要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团结各族人民，把云南建设好。他特别强调边防部队要协同地方做好民族工作，指出这是巩固边防的基础。这就使我们进一步明确了边防工作的方针和任务。
在云南省委统一领导下，昆明军区从1955年起，每年都抽出成千名优秀干部和战士，组成若干个民族工作队，分片包干边沿一线的民族工作，帮助各兄弟民族疏通关系，加强团结，发展生产，防疫治病，兴办学校，逐步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从而建立起以军队为骨干，以群众为基础的人民防线，军政、军民关系日益亲密。周总理每当听到这些情况时，都表示很高兴，勉励部队要长期坚持下去，多为边疆各族人民做好事。
总理也身体力行，利用一切机会和群众接触，把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关怀带给边疆各族人民。
1955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周总理从国外访问归来抵达昆明，听说“五一”昆明要举行群众庆祝集会和游行，他便高兴地表示要参加。公安保卫部门得知后既兴奋又担心，因为当时昆明的社会治安状况还不大好。为了保卫总理的安全，他们马上组织力量，连夜把已经搭好的主席台又向后挪了30米。
节日那天，当敬爱的周总理出现在主席台上时，全场欢声雷动。盛大的游行开始了，人们怀着幸福和光荣的心情接受总理检阅。总理也频频招手，向群众致意。但遗憾的是，主席台与群众游行队伍的距离远了些。
事后，总理得知原来是为了他的安全而往后挪了主席台，十分生气，马上找来有关同志，严厉批评说：我们来参加“五一”节，就是为了和云南各族人民一起欢度节日，也是借这个机会，同群众见见面，表达党中央、毛主席对云南各族人民的关怀。可你们把主席台往后挪，这扩大了我们和群众的距离。共产党要相信群众嘛。你们可不要让我们脱离群众啊！
周总理时刻想着群众，乐于和群众在一起，和群众打成一片，他的这种精神和作风随处可见。
在昆明，总理有时参加我们组织的舞会。舞会上，姑娘们都以能和总理跳舞为荣。总理也充分理解她们的心情，每次舞会，他都要挨个地和所有的舞伴跳个遍，边跳舞边交谈，从中了解到不少情况。有时眼看时间来不及了，他就在一支舞曲中，和这个姑娘跳几分钟，又转身去邀请另一位舞伴，从不怠慢谁。每次舞会结束时，姑娘们都皆大欢喜。
在舞会上，文工团员们穿插表演些小节目，每个节目，总理都神情专注地观看，合着乐曲击掌为演员们助兴。如果演唱的歌曲是他所熟悉的，他就跟着唱起来。60年代初，《洪湖水浪打浪》这支电影《洪湖赤卫队》的插曲风靡全国，总理竟也学会了它。每当演员们演唱这支歌曲时，总理总要走到演员们中间，和他们一起唱。演员们高兴极了，笑着，拍着，唱得更加起劲。
周总理平易近人，开朗潇洒，具有一种让群众愿意亲近他的魅力，使得每次有他参加的晚会都充满了极为亲切、欢快的气氛。这种气氛，不是亲身经历者是很难体会到的。
总理对为他服务过的人员十分尊重。每次离开昆明前，他总要和招待所的厨师、汽车司机、服务员等一一握手致谢。这些同志常常是含着泪花和总理道别。
透过这些小事，我看到了普通劳动者在一位伟人心目中的地位，也懂得了周总理具有的魅力的内涵。
三
1960年10月1日，中国和缅甸的边界条约在北京正式签订。这是中缅两国政府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从珍视两国人民传统友谊出发，互谅互让，反复协商的结果。这不仅为亚洲人民和睦相处树立了一个榜样，也为世界各国解决悬而未决的边界问题创造了一个良好范例。因为云南省和缅甸接壤，周总理特别强调，要我们严格遵守中缅边界条约的有关规定，主动积极地做好睦邻友好工作。
同年12月31日，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率领一个400人之多的大型代表团去缅甸进行友好访问，参加缅甸独立节和互换中缅边界条约批准书的活动。我作为军事代表团的成员也随同前往。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有幸跟随周总理出国访问，耳闻目睹，受到很多深刻的教育。
周总理为增进中缅“胞波”情谊，处处以身垂范，开创外交新风。在缅甸，他总是以热情、友好、平等的态度出现在各种场合，从不以大国使者自居。有时我们认为是小事，他却十分重视，亲自把它安排处理好。记得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随团访问的我国足球队要同缅甸足球队开场比赛，引起了仰光足球爱好者们的极大兴趣和关注。周总理找来我国足球队的领队，向他强调说：我们是来进行友好访问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增进中缅“胞波”情谊，球赛也是一样。所以，我希望这场球赛，你们要体现这个精神。为了实现总理的愿望，足球队认真地进行了讨论。结果，这场球赛踢得很好，受到了包括缅甸总统在内的广大观众的称赞，都说这是一场体现了中缅友好的比赛。
1961年4月，缅甸总理吴努借夫人来我国云南访问。当时，周总理刚动过一次手术，医生不让他参加过多的活动，但他以国家利益为重，还是和陈毅副总理一道，从北京乘飞机赶到昆明，迎候吴努总理。两国领导人又一次进行了亲切会晤。
按照访问日程，缅甸贵宾到昆明后，要去西双版纳参加傣族人民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泼水节。吴努总理知道周总理刚动过手术，劝他不要去，诚恳地说：“为了总理阁下的健康，我们都要听医生的话。”但周总理执意要去，他说他去只是看一看，将不参加群众的泼水活动。这样，周总理乘汽车颠簸两天，到了西双版纳首府景洪。我作为全程陪同贵宾的人员，也到了景洪。
4月，是西双版纳很热的季节，气温高达摄氏三十七、八度。泼水节那天，阳光洒满景洪大地。当一群美丽的傣族姑娘向两国领导人洒水祝福时，全场欢声鼎沸。接着，在悠扬的乐曲声中，群众性的泼水活动开始了。起初，周总理还站在台上观看陈毅陪着吴努和群众互相泼水的热闹场景，可是不久，我们就发现周总理不在台上了，不知从啥时候起他也加入到了欢腾的人群中，向傣族男女老幼连连泼水，以示祝福。当他发现吴努和陈毅被好客的群众包围了起来，泼得浑身透湿时，便赶过去帮助他们解围。谁知，这一来，他也被群众泼得衣衫淋漓。中缅两国领导人相互瞧着，不由得都会心地大笑起来。
事后，吴努总理非常感动，一再询问周总理的身体情况。我们也都很关心总理的健康。可总理毫不在意，他又向大家回忆起一年前他和陈总在缅甸欢度泼水节的情景来，情深意浓，谈笑风生。
岁月流逝，世事变迁。当我追思这些往事的时候，总理的音容笑貌又浮现在眼前。他的亲切教诲我永志难忘。
杨易辰：深情的怀念
敬爱的周总理离开我们已经13年了。尽管岁月流逝，世事变迁，但是总理一生为党为人民的事业勤勤恳恳、呕心沥血的革命精神，光明磊落、无私无畏的高尚品德，平易近人、豁达大度的伟人风范却永远留在全国人民的心中。在我的心目中，总理德高望重，是最可敬、可亲、可近的人，是中华民族的杰出代表，共产党人的楷模。总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把一切都献给了他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事业，献给了中国人民，真正做到了他说过的“春蚕不死，吐丝不尽，我要象春蚕一样，将最后一根丝吐出来，献给人民”。因此，周总理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拥有崇高的威望，得到了人民的衷心爱戴。总理生前，我曾经多次聆听他老人家的教诲。在十年动乱中，总理还多次直接关怀、过问我的情况。13年来，总理的音容笑貌和他同我谈话的情景，时常萦绕心头，历历如昨，犹在眼前。想起总理的亲切教导和深情关怀，我的心情就难以平静。谨献上这篇短文，以寄托我对总理的无限崇敬和缅怀之情。
一
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同志，是在1938年。当时，我们北平学生移动剧团南下到河南信阳、洛阳一带，准备到延安去，由我先行到武汉找关系，办手续。我来到汉口。一天，当时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同志，要在武昌开大会作报告，组织上通知我去参加。我就从汉口赶到武昌，第一次见到了恩来同志，听了他的报告。后来到了延安，我进入马列主义学院学习，又曾经几次见过周恩来同志，听到很多关于他的事迹。那时，他给我的印象是，办事多谋善断，待人和蔼可亲，是毛主席的得力助手。同许多从大城市到延安来的青年学生一样，我对周恩来同志是非常尊敬和爱戴的。1939年，我离开延安，先到冀南后来到东北工作，直至全国解放，再也没有见到恩来同志。
全国解放以后，我一直在东北工作。从1954年到“文革”以前，我担任黑龙江省主管财贸工作的省委书记。由于工作的关系，在这个时期我同总理有过多次的接触。有时是我来中央开会，有时是总理到黑龙江视察。因此，我对总理的领导才能和高尚品德有了亲身的感受，总理对我也有了较深的了解。特别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我与总理的接触更多一些，经常得到总理的谆谆教诲，耳提面命，所受教益颇深。总理那种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使我从思想上更坚定了对他的衷心拥戴。
1959年至1962年三年困难时期，全国的经济形势异常恶劣，各地都程度不同地发生了饥荒，饿死了很多人。粮食成为当时最突出的问题。为了渡过难关，党中央要求各地以大局为重，支持国家统一调拨粮食。周总理为了全国人民的生活安排，日夜操劳，亲自与各省领导同志谈话，做工作。那是在1962年，中央给黑龙江省下达了调拨28亿斤粮食的任务。黑龙江虽说是全国重要的产粮基地，比有些省稍微好过一点，但当时的经济状况也已经十分困难，粮食非常紧张。人吃马料，马代人死，不少人全身浮肿，患肝炎的相当普遍。我主管财贸工作，负责安排全省人民的生活，既感到责任重大，也感到压力很大。1962年3月，总理到辽宁召集东北三省领导同志开会，调粮问题是一个主要议题。黑龙江省是欧阳钦同志和我参加的。会上，当总理向我提出要黑龙江省再增拨2亿斤粮食支援外地时，我就有些想不通了。觉得黑龙江已经调出了不少粮食，为国家作出很大贡献，再要多调出2忆斤粮食，实在困难太大，如果因为粮食出了问题，也无法向全省人民交代。我是个直性子，想不通的事就不容易转弯。因此，就同总理争了起来，表示对再调拨2亿斤粮食有意见，要求中央考虑黑龙江的实际困难。总理表现出高度民主的作风，他并不打断我的话，也没有强迫我执行命令，而是耐心地听我讲完，然后循循善诱地与我谈，要树立全局观念，服从大局。黑龙江有困难，但其他省份更困难，很多省死了不少人，国家要拿出粮食来帮助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同心同德，才能渡过难关。每一个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一定要顾全大局，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坚决支持和执行中央的统一部署。总理的一席话，使我深受教育。我感到自己确实是考虑本地区的利益多了，想整体的利益少了。思想通了，在行动上我坚决执行了中央的调粮计划，想办法做好各方面的工作，与全省人民一道完成了调粮30亿斤的任务。
还有一次，那是关于大豆贸易问题。黑龙江是国家大豆主要产地，省里每年用大豆与苏联进行边境贸易，为省财政创收一些外汇，这对黑龙江的经济发展很重要。但当时国家经济很困难，国家更需要创汇以支持经济发展。中央要求黑龙江增加调拨给国家的大豆数量，用以增加出口创汇，这自然就影响了黑龙江的外贸收入。在这件事上，我又和总理顶过一次“牛”，但在总理的教育下，我还是服从了大局，执行了中央的决定。象这种情况还有几次，总理都是十分耐心地晓之以理，最后我都接受了总理的意见，完成了中央交给的任务。
当前，我国在改革的过程中，总的经济形势是好的，但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也不少。要渡过难关，全面深化改革，我想，当年总理要求干部要顾全大局的教导，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要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并特别强调提出了要维护党中央、国务院权威。这确实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总理当年就十分重视，并经常教育我们要有全局观念，要支持中央的工作，维护中央的权威。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始终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同心同德，团结奋斗的优良传统在任何时候都是克服困难、争取胜利的法宝，这个政治优势和法宝是千万不能丢掉的。
二
周总理非常关心和爱护干部，这是总理的一大美德。在我同总理的接触中，也有深切的感受。记得就是1962年在辽宁开会时，总理开始住在辽宁宾馆的三楼，欧阳钦同志住在他的楼下。总理日理万机，工作非常辛苦和紧张，每天都有很多人来谈话，汇报工作。当总理得知欧阳钦住在楼下后，几次提出自己要换一个地方住。大家不了解是怎么回事，总理解释说，欧阳钦是老同志，又患有神经衰弱症，大家到我这里来进进出出谈事情，会影响他的休息。这虽是一件小事，但于细微处见精神，总理这种关心和爱护干部，时时为他人着想的高尚品德，使我们深受感动，十分敬佩。“文化大革命”时，总理在那种人妖颠倒、人人自危的情况下，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想尽一切办法，保护了大批干部。要知道，在那个年代里，保护一名干部是多么不容易啊！直至今天，许多老同志谈起这些，常常是潸然泪下，激动不已。我当时不在中央工作，但是作为一个地方干部，也同样得到了总理的关怀和保护。正是总理对我的深情关怀，给了我无穷的力量，激励着我从逆境中奋起，也对我此后的思想、工作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对这些，我铭心刻骨，永志难忘。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黑龙江省遭受严重破坏，一大批为党的事业奋战多年的领导干部被揪斗、关押。我也遭到严重迫害，三进三出，几经反复。在这期间，总理对解决我的问题多次作过指示，支持我出来工作。如果没有总理的保护，我肯定会遭受更加严重的迫害。
1966年9月，奉行极左路线的当时黑龙江省主要领导人，为了达到揽权的目的，制造事端，分裂省委，迫害同他持不同意见的其他省委领导同志。我被扣上“挑动工人斗学生”，“给文化大革命泼冷水，把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压下去”等罪名，被造反派关押起来。在遭毒打、戴高帽、游斗12天后，一个造反派头头宣布我被解放了。我开始时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是总理了解到我的处境，保护了我。总理在一次有当时省委主要负责人和三派造反派头头参加的会上说，杨易辰是干工作的，是顾全大局的，困难时期支持中央，应该让他出来抓生产。我知道这个情况后，对总理的感激之情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10月初，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这是一次打通思想的会，要求各省来两名领导干部参加，一名是支持“文革”的，一名是对“文革”不理解的。我自然是不理解的代表，也是参加这次工作会议的人中最早戴高帽、游街的领导干部。当时的形势很乱，全国一片狂热，各色各样的造反派组织蜂拥而起，红卫兵到处揪斗所谓的“走资派”。象我这样公开表示对“文革”不理解的干部更是在劫难逃。总理知道我心直口快，不说违心的话，对我尤为关切，关心我在这种混乱局势下的遭遇。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又能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呢？一次大会散后，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在门口递给我一张条子，上面是总理亲笔写的几个字：“易辰同志，散会后你留一下，我有事情和你谈。”一会儿，总理就来了，陶铸和李先念同志也参加了这次谈话。总理谈话的主要内容是，黑龙江的国防地位很重要，千万不能乱。×××才到黑龙江不久，你是老省委的人，要支持他的工作，不要把关系搞得太紧张了，不能眼看着生产垮下来。现在黑龙江抓生产的人很少，你应该出来抓工作，不要因为在对“文革”的态度上想不通而被造反派揪住不放，要创造条件，集中精力抓好生产。总理的意思，我是明白的，他是为了稳定黑龙江省的局势，不使生产垮下来，尽可能减少“文革”造成的损失；同时也是为了保护我，要我振奋精神，不悲观失望，学会在当时那种特殊情况下，保住为党和人民工作的机会。从感情上说，我对总理的话是深信不疑的，但也有一种不满足的感觉。特别是对总理要我支持执行极左路线的×××的工作有些想不通，觉得总理应该更加旗帜鲜明地对“文革”进行抵制。只是到了后来，通过对“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冷静思考和观察，我才真正理解到总理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和高超的斗争艺术。我当时的想法可谓是感情深，认识浅。总理才真是想得深，看得远，他无时无事不在为我们的党和中华民族的命运和前途着想啊！十年动乱中，在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纷纷被打倒的严峻形势下，正是周总理利用自己起作用的地位，忍辱负重，力撑危局，同林彪、“四人帮”的篡党夺权阴谋进行了特殊形式的斗争，保护了一大批党、国家和军队的重要干部，尽力减少了“文化大革命”给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的损失。我当时对“文革”的复杂性和斗争的艰巨性，确实认识不足。现在看来，可以说是有勇无谋。如果当时总理也象我那样，恐怕早就被打倒了，也就难以起到保护干部、稳定局势的作用了。小平同志在谈到总理时曾经说过：“‘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邓小平同志的这段话，是非常实事求是的，是十分正确的。经过“文化大革命”，我对总理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度，觉得在思想感情上同周总理贴得更近了。在我心目中，总理的崇高威望和我对总理的衷心拥戴从来没有动摇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