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在总理的一再过问下，当时的黑龙江主要领导人只得让我出来工作。但由于我对他奉行的极左路线极为不满，对“文革”也没有真正地“理解”，经常与他发生顶撞。他便处心积虑地对我进行排挤、打击。1967年成立省“文革”核心组时，他将我甩在一旁，靠边站了。一次，他找我们几个省委的老同志谈话，将我们训了一通，话不投机，我一气之下，拂袖而去。不久，造反派就把我第二次关进“牛棚”。过了一段时间，我又被送到柳河“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总理对黑龙江省的形势和我的问题一直十分关注。1971年5月，中央召开会议讨论黑龙江省的问题，总理在会上严厉批评了那位领导人的错误做法，总理说：现在黑龙江都被你搞乱了，你还容不得对你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杨易辰是支持你工作的，但是你把他甩开了，群众能服吗？杨易辰这个人比较爽快，有什么想法就公开讲出来，不背后搞鬼，争论起问题来，在我面前也敢吵，但中央定了以后，他是坚决照办的，这种干部你不喜欢，你就喜欢说你好话的人。在总理的直接干预下，这次会议后不久，我第二次被“解放”，结束了“劳动改造”。但是在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得到彻底纠正的情况下，我仍然不能出来工作。不久，有人要我在一份犯了“走资派”错误的结论上签字，并且表示如果签字，马上就可以进省委领导班子做原来的工作，如果不签字就再回去接受改造。对此，我十分愤慨，坚决拒绝签字。我觉得自己为党和人民工作了几十年，缺点错误肯定是有的，但是说我犯了“走资派”的错误，我不能承认，不能接受，我不能为了一介官职而丧失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特别是总理如此关怀我，信任我，保护我出来工作，我更要立得稳，行得正，决不辜负总理的期望和重托。由于我坚持拒不签字，很快被发配到哈尔滨的一个工厂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直到1976年，我才第三次被“解放”。
也就是在这一年的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离开了我们。噩耗传来，我和家人悲痛欲绝，茶饭不思，整天守着电视机，想多看一眼总理的遗容，且每看必哭。在家里挂上了总理的遗像，全家人一起动手，精心做了一个小花圈，摆在遗像前。全家人都换上素装，两岁的外孙女没有素装，老伴临时找来块蓝布赶做了一件给她穿上。28岁的儿子原定在1月份结婚，也因为总理逝世推迟了半年婚期。当时，“四人帮”一伙不让追悼总理，不许戴白花、黑纱。在总理追悼会那天，省委常委都集中到常委会议室，我和任仲夷同志提议，每人都应戴上白花，并给总理的遗像披上黑纱。但是，当时省委的主要负责人坚决反对这样做。我们的心情十分沉痛，有的满含泪水，有的失声痛哭。人民的总理人民爱，人民对总理的感情是任何人也禁锢不了的。在北京，十里长街泪落倾盆雨，纪念碑前白花成海洋。当时，哈尔滨市最繁华的第七百货商店门前也出现了从报纸上剪下来的总理遗像，遗像前摆着一个小白花圈，成为轰动一时的“小白花事件”。在追查这件事时，尽管搞这件事的人所在单位派性严重，情况比较复杂，有人知道是谁干的，但没有一个人说出去，可见人心所向。正是周总理的伟大形象和崇高品德，把当时不同观点、不同派别的人们联在一起，共同抗争“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在家中，我和家人把白花缝在内衣上，黑纱带在内衣袖上。在那个年代里，我们全家只能用这些无声的语言，表达对总理的无限热爱和崇敬之情，寄托对总理不尽的哀思。
敬爱的周总理离开我们已有13年了，但人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他，总理的崇高思想和高尚情操永存人心。这些年来，总理对我的教育和关怀一直在激励我奋发工作，不敢懈怠。现在，我已经离开了工作第一线，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以总理为榜样，活到老，学到老，革命到老，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贡献自己的余生和余热。
卢绪章：你要象八月风行出污泥而不染
光阴似箭，转眼之间，周恩来总理离开我们已有13个年头了。但这些年来，不论我到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心里总萦回着总理对我的亲切教诲。
想当年，在重庆初见恩来同志时，我正届而立之年，恩来同志也不过40岁，那可真是风华正茂的年龄呀！而今，周总理已成故人，我亦垂垂老矣。可一回想起当年聆听恩来同志教诲的情景，印象仍是那么清晰……。
你要当好一个“资本家”！
我出身在贫苦家庭，我的小学老师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因此，我自小便接受了一些爱国思想和无神论教育。后因家境实在艰难，被迫辍学，离宁波老家去上海谋生。在上海，我怀着修身养性的念头参加了上海市商会社会童子军团。1932年爆发了中国军民反抗日本侵略军的淞沪抗战，我随童子军团参加战地救护。由于我在战地发现自己的上司童子军团副团长贪生怕死、生活腐化，因此怀着失望的心惰离开了这个组织。此后，又经过几年摸索，终于在1937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我积极地投入地下党组织的各种革命活动，游行示威，散发传单，还参加了华联同乐会，任党小组长等。后因上海英租界当局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下，更加严格审查、监视社会团体，政治环境进一步恶化。1939年下半年，组织上要我到新四军去工作。正当我满怀喜悦地准备启程时，不料由于痔疮动手术后感染，三个月未愈，耽误了行期。这时，江苏省委的刘晓同志派王尧山同志找我谈话。他告诉我组织上决定把“广大华行”作为党的一个秘密机关，在公开职业的掩护下开展工作。组织上要我立即去重庆，以“资本家”的公开身份，在大后方的工商界中活动。
这时候，我们办的“广大华行”的总部已迁至昆明，生意也有了一定基础。6月底，我从上海出发，经海防到昆明再转赴重庆。我到重庆时刘晓同志已在重庆了，他仍是我的直接领导，我第一次见恩来同志就是跟他一道去的。我们先坐人力车到化龙桥，后从红岩村的后山进入八路军办事处。我们到时周副主席已在等着了。我看到他面容清瘦，目光炯炯。我有点紧张，但他微笑着和我握握手，就开门见山地说：卢绪章同志，从今天开始，你们办的“广大华行”由红岩村单线领导。“广大华行”内的党员由你单线领导，不许同重庆地下党发生横的联系。
接着，周副主席仔细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他说：最近中央制定了当前白区工作的方针，中心内容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一定要做到社会化、职业化、合法化。“广大华行”作为党的第三线机构之一，只有在第一二线遭到破坏后才能动用，所以今后要做到不与左派人物往来，不再发展组织，即使在自己妻子面前也不许暴露身份。对外要广交朋友，交各方面的朋友，包括国民党方面的朋友，参加社会公开的社团活动，提高“广大华行”和个人的社会地位。要充分利用各方面的关系作掩护，使这个机关长期保存下去，完成党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由于当时环境险恶，这些指示是不能笔录的，因此我只能全神贯注地倾听，并努力将它刻印在脑海里。
远处传来公鸡啼鸣声，黎明即将来临。为了安全，我们必须在天亮前离开红岩村。周副主席站起来把我送到门口，用力握着我的手又一次叮嘱道：“卢绪章同志，工作环境险恶，你这个‘资本家’可一定要当得象呀。你要象八月风荷，出污泥而不染，与各方面打交道，交朋友，一定要记住同流而不合污呀！”
周副主席的这些指示，象明灯一样一直照亮我的心田。此后，我除了定期秘密地到红岩村看文件之外，在社会上真的就象模象样地当起“资本家”来了。到1941年我已在成都、西安等地开设了分行，有力地支持了地下党的经费开支。当时国外华侨的很多捐款是美元现钞，我们通过合法身份在交易所卖出美元换成法币支票，再通过在中央银行工作的一位朋友把支票换成法币现钞，交给党组织使用。那时动辄几万美元，换成法币是成包成箱地堆在家里，这自然会引起人家怀疑，我就以做生意为由，很容易地搪塞过去了。
为了在蒋管区站稳脚跟，我们不得不和国民党上层人士和要害部门的人员打交道。在重庆，我与中央航空公司译电员搭上了勾，很快就打通了重庆--昆明--西安的空中通道，使这些地方的人员往来和货物运输畅通无阻。
但要当好一个红色“资本家”可不是件容易的事，环境险恶，危机四伏，随时要准备应付各种情况；时局混乱，交通封锁，增加了我们工作的困难。明里我以“国民党特别党员、第二十五集团军少将参议”的合法身份，周旋于国民党上层人士之间，称兄道弟，灯红酒绿，私下里要为党输送人才，运送大批钱粮药物。当年的情景正如以我为原型创作的故事影片《与魔鬼打交道的人》中所描写的，表面上，我是住洋房、坐汽车、开宴会、穿西服的大老板，应酬各方，轻松自在，但内心的压力和苦恼是少为人知的。我们既要防国民党鹰犬的跟踪，又要受不明真相的自己人的冷嘲热讽。但一想到这一切都是按照周副主席的指示做的，是为了配合八路军对敌斗争的，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对敌斗争，个人的安危与一点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呢！
为了贯彻周副主席的“不再发展组织，即使在自己妻子面前也不许暴露身份”的指示，我自己也付出了很大的感情代价。
我和妻子毛梅影是由父母作主在家乡成亲的。她心地善良，勤劳正直。我每次为八路军办事处兑法币、装药品，不便让旁人搭手，就让她帮我搬运、保管。象她这样的人，如果再对她进行一些教育是能够成为一名坚强的共产党员的，那样她既是妻子又是同志，就能更自觉地为我分担工作，也能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误会。但是，一想起周副主席的指示，我就自觉地用理智控制住自己的感情，把这些想法压了下去，没有向妻子透露半点机密。
有一次，我在红岩村呆了一夜，清晨才回家。妻子发火了，查问这一夜在外做什么？我只能象往常一样胡编一套，想搪塞过去，不料她说：“你不用骗我，你的几个朋友家我都找遍了，根本就没你的人影！”说着就掉下了眼泪。看到她那样难过，我虽然很心疼，却什么也不能讲，只有无可奈何地叹气，一股委屈情绪袭上心头。但一想到周副主席的指示，心里马上又觉得热乎乎的，没有一点委屈了。
为了党的工作需要，受点委屈就办不到了？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了，举国一片欢腾。我的内心也激起了层层波澜。这些年来，自己隐蔽身份，在敌后为党做了些工作，但这毕竟不是我所最渴望的斗争方式呀！抗战虽然胜利了，但同蒋介石的斗争还远非短期所能结束。我多想立即脱掉“资本家”这张皮，到延安去，到自己的“家里”去呀！怀着这样的想法，我去见周副主席。
记得那天傍晚，我到周副主席住处时他还没回来。一个穿着朴素，面容温和的干部陪我聊了一会天（后来才知道是王若飞同志）。直到晚上12点，周副主席才回来，他先是精神专注地听我汇报。我向周副主席着重汇报了三项内容：
1．舒自清同志已在纽约成立了“广大华行”的分行，且与美国施贵宝药厂建立了为其在中国销售西药的总代理关系，今后“广大华行”的总部移到上海就能大做西药生意了；
2．“广大华行”已在美国买了一批药，并已运抵印度的加尔各答，原拟再运到重庆，现形势变化，想干脆直运上海，以尽快占领上海的西药市场；
3．通过包玉刚的关系，已获准“广大华行”人员可乘国民党第一批军用飞机回上海，我们准备趁机及早派员去沪建立总行，以树起美国西药总代理的牌子。
我汇报的这三项内容，最终归结点都在上海。周副主席很快听出了其中意思，除了表示同意外还问道：“那么打算让谁跟第一批飞机去上海呢？是你吗？”对此我是早有准备的。我说：“不，是杨延修同志。他经验丰富，办事稳重，况且他还有国民党上校的委任状。”周副主席听后微微一笑，看着我问：“卢绪章同志，你自己今后怎么打算呢？”终于接触到问题的实质了。我当即站了起来，无比激动地说：“周副主席，对这个问题我想了多少年了，我要回延安去，要不是我那倒霉的痔疮，1940年我就进了新四军了。我……”周副主席看着我那激动的样子，似乎也被感染了，但他很快冷静了下来，还没容我进一步解释，就向我宣布了组织决定，要我继续做地下工作，随“广大华行”一起迁回上海。
希望破灭了，我还得继续去当讨厌的“资本家”。我实在承受不了这心理负荷了，当着周副主席的面，我眼里涌出了热泪。我说：“周副主席，当‘资本家’真比要我的命还难受呀！我从青年时代起就立志救国，入党后，我更渴望做一个堂堂正正的战士，但这些年我却成天和那些双手沾满我们同志鲜血的特务周旋，碰杯送礼，我心里受不了呀。老朋友骂我，妻子不理解我，我满腹冤屈向谁说呀，‘资本家’的日子我真过够了。”
周副主席没有批评我，见我这样激动，他默默地为我倒了一杯茶，然后抱起双臂在房中慢慢踱步。后来站在我面前，亲切地说：“卢给章同志，你的痛苦我完全理解，你迫切希望去延安的心情我能体会。我也听说过你过去的上海朋友曾当面骂你财迷心窍、与豺狼为伍。我这里也收到过一些民主人士的告状信，说你丧失了良心和正义感，只知道赚钱发财。你是一个耿直、嫉恶如仇的人，却要长期和那些人周旋，被朋友误解指责，内心怎能不痛苦呢！”
他的话使我渐渐冷静下来。我擦干眼泪，继续聆听他的教诲。“但是，别忘记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我们曾向党旗宣誓，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现在党的工作需要我们受点委屈就办不到了？你到前方去放几炮也就是消灭几个眼前的敌人嘛；你若留在后方，却可以做许多重要工作呀！现在连陈果夫都聘你当他的医药研究所的理事了，这对今后的地下工作多么有利呀。如果现在换人，即使那人能经营好‘广大华行’，但他能那么快地取得敌人的信任吗？反之，你到解放区的消息一旦透露出去，那对整个‘广大华行’的党组织的危害就不堪设想了，这些你考虑过吗？”
我听着周副主席精辟的分析，心里完全折服了。就这样，我便到上海继续去当“资本家”了。
经济干部少，还是调卢绪章回来吧！
“广大华行”的生意愈做愈大，到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资产已达500多万美元。淮海战役结束后，百万雄师下江南。渡江就要开始，这时候我们地下党的机构也面临解散，我个人的去从也不得不有所考虑，最后是刘晓同志请示了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说：全国解放，百废待举，经济干部太少，还是调卢给章同志回来吧。
1949年5月27日下午我来到上海。
到上海后，我与徐雪寒、吴雪之等一起承担接管官僚资本的工作。那时工作很紧张，白天去接管，晚上打地铺睡办公室。我们把原中央信托局等机构加以改造，组建了华东贸易处和对外贸易管理处。
由于美国对新中国实行禁运，当时的上海外贸实在没啥好做，仅仅管理一下私商而已。1949年底中央就把我调到北京，搞中国进出口总公司，专管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另一个是中国进口总公司，专管对苏新国家的贸易。
我们那时的外贸是一面倒，对苏贸易占80％以上。但我在那时还另有任务，就是美国采取禁运政策后，我们得设法把冻结在国外银行的存款和正在途中的数千万美元的货物抢运回来。由于这些工作环节复杂，时间紧迫，所以我每周都得向外贸部长叶季壮汇报一次工作。从此，我和周总理的接触也多起来了。1952年去莫斯科参加国际经济会议，我国贸易代表团由南汉宸当团长，我在团内分工负责同资本主义国家接触。我们经过一番努力，同西欧各国和日本等国签了不少贸易协议，同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等国家的一些民间性贸易团体也签了不少协议，给美国的禁运封锁一个沉重的打击。
有一次和锡兰谈判大米换橡胶贸易协议。初步谈妥后由叶季壮部长向总理请示，不料总理却指示说，我们可以降低点米价，多给对方点好处嘛！我开始仅从生意眼光出发，不太理解总理的意思，后来从工作实践中才体会到总理眼光的远大。为了打破美国的封锁禁运，我们应该采取些灵活的政策，以吸引更多的外商跟我们做生意。
1955年我被任命为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兼任进出口公司总经理和三局局长（专司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往来）。我到埃及、伊拉克、古巴等很多同我国建交、未建交的中近东和非洲国家去谈判贸易，如进口伊拉克蜜枣等。这时发生的一件事，使我更进一步认识了总理的英明。一次，我驻印尼商务参赞处来电，报告关于我向印尼政府出口大米和纺织品等货物的谈判情况，其中提到在要草签协议时，对方谈判代表提出要索取回扣。这在当时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在我们看来，个人代表国家搞贸易纯属公务，怎能给回扣呢？我一时拿不定主意，只得请示总理。总理听后很快就答复说：“可以嘛，人家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员，我们怎么能象要求共产党的干部那样去要求人家廉洁奉公呢。”由于总理提出这一灵活政策，使我们很容易地谈成了这笔贸易。这是为打破美国封锁禁运而签订的第一个国家之间的贸易协定。从此以后，就为我们的纺织品出口打开了市场。
我在建国以后这一段长长的外贸生涯中，经常感受到总理一贯严谨的工作作风。我们处理外贸业务，时常碰到意想不到的紧急情况需要向总理请示，他总是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些问题。凡是通过总理办公室或外交部送上去的报告，隔天总理就批回来，在他阅批的报告上，不仅有明确的答复，而且报告上的一字一句他都仔细斟酌过，连文中标点符号有不当之处都给改正过来。
应该让“五七”战士回来检查检查身体！
周总理虽然宵衣旰食，日理万机，但他还常把我们这些下属干部的生活放在心上。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总理为了照顾我们，每逢开会时总留我们在中南海吃顿便饭，或饺子，或四菜一汤。总理跟我们坐在一起，如同家人似地边吃边聊，设法让我们吃饱、吃好。我原以为这些都是公费招待的，后来才知道这都是总理自己拿钱招待我们的！
总理一生都过着极为简朴的生活。建国以后，不论是会见外宾也好，还是参加会议也好，总见他穿一双普通黑皮鞋或棕色牛皮凉鞋，一套灰色制服（有时是黑色制服）。我原以为总理特别喜欢穿这种颜色、这种式样的衣服，后来才知道，他只有这么几套衣服。这之后，我每次见到总理，看到他那朴素的穿着，一股崇敬的心情油然而生。我在想，敬爱的周总理，您做为一个泱泱大国的总理，就是穿着这么简朴的服装在为人民日夜操劳啊！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我便靠边站了。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我见到了总理，没想到，这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文革”后期，我被诬蔑为“特务头子”，下放到河南息县的干校在监督下劳动。到1973年，据说总理亲自干预了我的问题，他说，应该让这些“五七”战士回来检查检查身体嘛。就这样，我才获准乘飞机回到了北京。后来总理又说，我们应该把这一批干部保护起来，所以我再没有回干校去。
我不仅被留在北京，还获准去高干病房治病，我暗想，看样子这回问题不大了，并开始幻想重新参加工作，又可以直接聆听总理的教诲了。万万没有想到1976年1月8日，一代英豪--周总理，他竟去了。
噩耗传来时，正是漆黑的寒夜。我始而震惊，继则泪涌。我向总理的遗像鞠躬行礼后，含泪端视良久。我看到总理正微笑着，目光炯炯，似又有话要问我：卢给章同志，你对今后的工作，有什么打算？……
王世泰：我在陕北红军时见到的周恩来
建国前后我在周总理领导的部门工作过多年，特别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与周恩来同志的几次接触中，亲身领受和聆听过他的关怀和教诲，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使我终生受益，永志不忘。
一
1935年9月，我在陕北吴堡县慕家塬与晋军的战斗中左腿负了重伤。坐担架随军转战月余，伤情不断恶化，后转移到永坪红军医院养伤。由于那时药物奇缺，医疗条件太差，伤口溃烂化脓，又染上伤寒，迟迟不能恢复健康。待病好伤口愈合后，双腿肌肉萎缩，左腿不能伸直，站立时左腿离地半尺来高。在中央军委首长的关怀下，我于1936年元月转到中央军委所在地瓦窑堡，一边继续治疗，一边休养。
有一天，我正在休息，只听见几个人说说笑笑地朝我的窑洞走来，为首的一位中年男子英俊潇洒，微笑着向我伸出手来。当有人介绍说这是周恩来副主席时，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周副主席亲切地说：“王团长，我是来看你的伤治得怎么样了。”没有想到，日理万机的周副主席，竟然知道我这个基层指挥员。他是这样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这样关心爱护下级官兵，顿时使我觉得心里热乎乎的。
周副主席仔细地察看了我的伤情，询问了负伤的经过，鼓励我说：“你还很年轻，还要为革命做很多事情，你要安心养伤，争取早日痊愈。”临走时，周副主席又嘱咐我的马夫李占彪同志好好照顾我。
由于我同李德住在一个院内，每次周副主席来看望李德时，都顺便看看我。一次周副主席看望我时说：“我正在设法联系，送你去上海治疗。”接着他又说：“上海地下党现在遭到严重破坏，国民党特务十分嚣张，要去只能通过我的社会关系去。”后来，周副主席考虑到去上海要经过重重封锁线，不安全，我又是个西北人，去上海语言不方便，危险更大，所以打消了原来的设想。
去上海不行，周副主席又想让我去苏联治腿。去苏联要乘飞机才行，当时边区没有飞机场，要坐飞机需要到国民党统治区。周副主席仍然不放心，怕出不测。最后周副主席告诉我：“我想让你去苏联治腿病，看来也不行了。现在唯一的办法是一边治疗，一边加强锻炼，只要你有决心，有毅力，不怕麻烦，不怕疼痛，你的腿一定能恢复健康的。”听了周副主席语重心长的话，我激动得连声说道：“谢谢，谢谢，我一定照您的话去做，加强锻炼。”
自此以后，我一扫往常那种悲观惰绪，重新振奋起来。马夫老李会推拿按摩，我与他密切配合，加紧锻炼，终于在一年以后甩掉双拐，回到日夜思念的部队。
就在我养伤期间，1936年4月，从前线突然传来志丹同志不幸牺牲的噩耗。听到这一消息，我悲痛极了。一天晚上，周副主席派人来接我到中央军委他的住地。周副主席说：“刘志丹同志不幸牺牲，使我们党失去了一位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是个重大损失，我们大家都很悲痛，但是你的伤残还没有完全好，不能过度悲伤，要振奋精神，学习他的优秀品质和高尚情操，这才是对志丹同志最好的悼念。”
接着，周副主席说：“我找你是让你谈谈志丹同志的生平事迹，中央准备给志丹同志开追悼会。”我对周副主席谈了志丹同志在党的领导下，参加北伐战争，组织和领导渭华暴动，建立陕甘游击队和陕甘边中国工农红军，开创照金、南梁根据地，率领西北红军转战陕甘宁，打击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反动武装的战斗事迹；谈了志丹同志善于团结群众，为人忠厚，刚正不阿，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在党内外干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谈了志丹同志胸怀博大，忍辱负重，顾全大局，对党无限忠诚的高尚品德；谈了志丹同志善于调查，精于研究，运用战术机动灵活的求实精神，是一位成熟的高级军事将领；也谈了志丹同志如何教我由一个青年学生走上革命道路，成为一名战士，又把我培养成为一名指挥员的难忘的往事。谈话持续了近3个小时，周副主席不时插话询问一些细节，最后他说：“志丹同志确实是我党的好儿子，人民的英雄，他的英雄业绩，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约一周后，志丹同志的追悼会在瓦窑堡隆重举行，边区军民数千人参加，周副主席主持大会，并代表中央讲了话，号召边区青年为保卫红色政权，为烈士复仇踊跃参加红军。会后青年们纷纷报名参军，不久即扩大红军7000余人。
二
1936年12月，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了。我当时任陕北省军事部副部长，部长是钟赤兵同志，机关驻在安塞县西营村。听到双十二事变及蒋介石被扣的消息后，我们高兴极了。
12月15日，我们带领部队从安塞赶到延安城北十余华里的杨家湾准备解放延安城。这天傍晚，周副主席一行十七八人从中央住地保安县赶到杨家湾，钟赤兵同志和我急忙到门口迎接。周副主席一见面就对我们说：“你们两个怎么跑到这里来了？这儿离城这么近，敌人一反攻把你们俘虏去怎么办？”当时我腿伤未痊愈，赤兵右腿已截肢，一对残疾人跑到前线，难怪周副主席要批评我们了。周副主席关切地说：“你们的心情可以理解，积极求战也是好的，只是要注意安全。”接着周副主席简要地给我们讲了西安事变的情况及党中央对事变的对策，告诉我们党中央已经研究并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以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他们这次赴西安，正是为了完成中央这一重托。
晚饭后，我们向周副主席汇报解放延安城的作战部署。周副主席告诉我们，国民党嫡系汤恩伯部占领了绥德、清涧县城，其先头部队已进至蟋龙镇。他指示我们一定要设法阻止汤恩伯部前进，并在两三天内攻克延安城。他命令钟赤兵同志迅速返回安塞坐阵指挥全面工作；命令我赶赴蟠龙地区，组织游击队、赤卫军等地方武装，阻击汤恩伯部队，以保证延安攻城的胜利。周副主席还指出，汤恩伯部是国民党的精锐部队，要避其锋芒，以游击战术对付他们，让他们白天走不成，晚上睡不好，最少要拖住他们3天时间。
当我们汇报到当天中午曾有架飞机在延安上空盘旋了一阵，又飞走了的时候，周副主席焦急地说：“糟糕，我们来迟了一步，这正是来接我们去西安的飞机，因为没有发现约定的标志--白色十字，没有降落。飞机会不会再来就很难说了。”他沉思了一会说：我们要做两手准备。你们布置一下，让部队明天一早在飞机场上用白布摆好十字标志，并加强机场的警戒；同时再研究一下如果飞机不来怎么走法。他把目光转向我，问骑马3天能不能到西安。我说：“延安到西安700多华里，有时还得绕道走，骑马3天可到不了，要7天时间。”周副主席又问：“3天到不了，4天、5天行不行？”我想了想说：“如果一天能走150多里路，5天可以到西安。”我向周副主席建议：精简人员和行李，沿途争取在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的帮助下，尽量加速前进，力争尽早赶到目的地。
在工作人员动手给沿途各地党组织和游击队起草介绍信时，周副主席说：“现在情况紧急，绝不能延误时间，有些小游击队可能不知道我们。再说，人家要是不相信我是周恩来怎么办？”他又对着我说：“你在这里打了多年仗，基层的干部和游击队的同志都知道你，我看信就用你的名义写吧。”大家听了无不叹服周副主席考虑问题真是缜密周到。于是，给沿途各点负责人及地方政府的介绍信上都署上了“陕北省军事部副部长王世泰”的名字。这件事对我的印象太深刻了。周恩来同志以超人的大智大勇，不仅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出生入死，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而且在每一件具体工作上都体察入微，处置得当，使党的事业尽可能地避免或减少失误。
12月17日上午9时，空中传来嗡嗡的马达声，不久一架飞机降落在延安东关机场。这时周副主席一行已走出去一段路了，但他们发现飞机后，又折返回来。经过交涉，赶往机场。随即，周副主席等乘上飞机向南飞去。
周副主席飞赴西安后，我们按照周副主席的周密部署，顺利地完成了解放延安的任务。
和周副主席接触的这段难忘的往事，成为我永存的记忆。
张化东：崇高形象 永照汗青
1936年西安事变时，我就认识了周恩来同志；开国以后在我从事外事工作的日子里，又多次受到总理的教诲；十年动乱中，又由于总理的及时关怀，我才得以少受摧残和折磨，早日恢复自由。这些往事都深深留在我的记忆中。
一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了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张、杨两将军迅速派飞机到延安迎接以周恩来副主席为团长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前来西安，共商大计。当时，我是张学良将军卫队营副营长。听说周副主席即将莅临西安，全国联合抗日的局面指日可待，我非常高兴。鉴于西安环境极其复杂，为了保证周副主席的绝对安全，张学良将军特将其金家巷公馆的第三幢楼房让出来，供周副主席下榻，并命令我负责布置和安排周副主席的警卫工作。12月17日周副主席偕罗瑞卿、许建国等九人飞抵西安，住进金家巷公馆。
由于奉命负责周副主席的警卫工作，使我得以直接与他接触。周副主席那胸怀祖国、远瞻世界的宏伟政治家气魄和平易近人的风度，令我由衷的崇敬和钦佩。当他了解我们的身份后，亲切地对我们说：“你们遵守张将军的命令，我理解；但是在警卫工作上不要以我为重，你们要把精力集中于蒋介石、陈诚这些人，不要使他们发生意外，才有利于我们进行工作。”
我除负责周副主席的警卫工作外，还和王一平同志共同参加对被拘人员的宣传教育工作。周副主席曾指点我们说，事事都要从大局出发，对于被拘留的陈诚等国民党军政大员，要善于进行政治宣传，做好他们的工作，把他们不正确的观点转变过来，促其团结抗日。
周副主席在西安期间，日以继夜地进行工作。他向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阐明中共中央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取得他们的密切合作。他还在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广大官兵，和以西安为中心的广大群众中进行宣传，使中共中央的方针成为强大的物质力量，从而为和平解决事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2月下旬，经过蒋介石私人顾问端纳的奔走，宋子文、宋美龄飞抵西安。周副主席不仅和张、杨两将军一起反复做宋氏兄妹的工作，而且还由张学良将军陪同会见蒋介石，说服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宋氏兄妹经过周副主席深入细致的说服工作，也努力劝说蒋介石改弦更张，放弃“剿共”政策，采纳联合抗日的主张。蒋介石迫于内外强大的压力，终于接受张、杨两将军团结抗日的要求，接受了中共中央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从而结束了十年内战的局面，走上了国共合作抗日的道路。
二
1949年12月中旬，毛主席以国家全权代表先期到达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东北局副书记李富春同志找我谈话（我当时任东北贸易部副部长），说中央要我参加周总理率领的政府代表团，赴苏谈判关于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中苏政府贸易条约的问题。富春同志还要叶季壮、吕东和我准备有关经济建设项目贸易交往的资料，以备会谈时参考。
1950年1月20日，我们随周总理率领的政府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会谈工作很快就开始了。周总理直接领导并亲自动手对条约草案进行研究和修改，逐字逐句地推敲斟酌，非常认真、细致。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正式签订，同时签订的还有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归还中国的协定，以及《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等文件。至于中苏经济贸易协定，因为其中关于贸易条件、价格、经济建设项目、派遣专家、交货进度以及各种交接手续等问题，还需进一步详细商谈，因此未能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同时签字。
在谈判过程中，为了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我们同苏方代表发生过多次争论，有时往往争执不下。周总理总是耐心地向我们讲解形势，教育我们一切要从大局出发。他说：在国际问题上我们须一边倒，这是毛主席的意见，即倒在苏联这一边。因为帝国主义在封锁我们，千方百计要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但是在经济贸易问题上，我们不能不讲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具体问题必须采取具体解决的办法。总之，要在中苏友好的大前提下求得团结。
周总理因国事在身，于2月中旬先行回国。临行前，他指示由李富春同志全面领导，叶季壮和我参加，代表中国政府就经济贸易留下继续同苏联商谈和签字，经过双方会谈，于3月下旬中苏签订了《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协定》、《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协定》、《关于创办中苏民用航空股份公司协定》。
此次随总理赴苏联谈判，不论在日常工作上，还是在谈判桌上，他那坚持原则的态度，远大的战略眼光和细致的工作作风，都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三
1956年9月初，李富春同志通知我，周总理拟派我前去接替李强同志，担任驻苏联大使馆的首席商务参赞。并告诉我中央已经决定任命我为对外贸易部副部长，以便和苏方驻我国的经济代表阿尔希波夫的副部长身份相对等，此事已通知叶季壮部长和李强副部长。临行前总理又亲自找我谈话，向我布置了担任首席商务参赞的重要任务。总理说：第一，对1949年12月以来开始谈判的所有项目，从重工业到轻工业，包括军事工业、运输工业、化学工业、原子能工业和科学技术等，进行一次全面审查核定，然后我亲自赴苏签字。第二，按人民币和卢布的比价，搞清楚我们究竟欠苏联多少债，需多少年才能偿还完。第三，把中苏间真正友好平等的关系建立起来。总理还嘱咐我：你这次赴苏任务很重，对一切问题都要从全局出发，具体着手，和国内国外的关系都要协调，重大问题需向中央请示。
此项谈判经过两年多的时间，在周总理亲切关怀下，于1959年初最后核定为156项。周总理在1959年2月7日亲自赴苏在进一步扩大两国间经济合作的协定上签了字。在谈判过程中，总理既有对重要方针的明确指示，又有对具体工作方法细致周到的交代，正是由于有总理的卓越领导，我才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任务。
1960年，苏联政府撕毁了协议，撤走了所有专家。周总理说，你要撤就撤，你撤了，我们自己搞。周总理还教导我们，我们不能看到一点小利就屈膝投降。我们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应有自己的风格、国格。周总理这种不为高压屈服，勇于捍卫国家尊严、维护国家利益的精神和气概，永远值得我们敬仰和学习。
四
十年动乱期间，我担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席。1967年初，我被机关的造反派打成“走资派”，停职反省靠边站。但当时贸促会的外事活动并没有完全停止。1967年3月，日本友好贸易团体来华访问，5月份瑞士仪器钟表业来华办展览会，都必须由我出面接待。所以1968年2月23、24日李先念与陈毅副总理根据贸促会和外贸部的报告，联名批示撤销造反派对我的靠边站、停职反省的处分，重新主管贸促会的工作。
3月6日下午，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日本代表团，我陪同代表团前往。接见后，我刚回到办公室，周总理便打电话给我，以非常关怀的口气问我：谁叫你恢复工作的？我将原委汇报后，总理说：为什么我不知道？我要问一问先念同志和陈老总。你不知道，现在情况很复杂，你有可能再被拉下马靠边站，到那时情况可能更加残酷！放下电话，我的心很久无法平静，想到总理工作那么繁重，日理万机，竟然还关心我个人的处境，使我激动万分，热泪夺眶而出。随后，总理又让秘书打来电话，问我一个人主持工作有无困难，如有困难，可再派一位同志来协助我工作。我表示欢迎来人协助工作，十分感谢总理的关怀，同时也反映了工作不好做，从形势上看，我在贸促会最多还能主持半年工作的情况。但是我这种估计还是偏于乐观了。形势的发展果然不出总理所料，我的处境很快就恶化了。5月20日我主持瑞士仪器钟表业来华展览会之后不久，7月12日就被贸促会军代表和造反派监禁在贸促会和外贸部大楼里，一切待遇都和监狱囚犯一样，时间长达两年之久。后外贸部军代表又串通国家公安部门，以特务嫌疑罪名将我逮捕，关进泰城监狱。
1972年初秋，我爱人曹宏恩给周总理写信，请求寻找我的下落和了解我的问题性质。总理见信后，立即批示外贸部军代表和负责人，应准予我爱人到监狱探视。在周总理的关怀下，我爱人得以到狱中探视，她是医生，经她给我体检，发现我已患高血压症，心律也不齐，并伴有轻度半身不遂，必须迅速出狱治疗。于是她再次上书总理，说明病情，请求批准我出狱就医。总理得悉后，非常气愤，命令外贸部负责人和军代表立即将我释放出狱。经总理干预，1972年10月份我终于结束了前后长达四年半的牢狱生活。
在十年动乱中，敬爱的周总理想方设法保护许许多多老同志，使他们免遭迫害和残酷折磨。尤其令人感动的是总理已身息重病，还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作为受到总理保护的幸存者之一，每当我回忆及此，感激之情，难以描述。唯有不断鞭策自己，以周总理为榜样，为党为人民努力工作，一息尚存，此志不渝。
五
1976年总理逝世后，我于悲痛之余，赋诗一首，寄托我的哀思，诗中追述了总理光辉的一生，题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今录于后，以纪念总理诞辰91周年。
少年壮志，远走天涯；
许将热血，洒遍中华。
宏愿济世，东去扶桑；
寻求真理，西渡重洋。
北伐军兴，公为砥柱；
工人怒潮，威震湘沪。
南昌起义，红旗高擎；
万里长征，指挥若定。
西安事变，一发千钧；
逼蒋抗日，公建殊勋。
抗战八载，风云变幻；
身居虎穴，正气凛然。
樽阳折冲，智勇绝伦；
日寇覆灭，又启战氛。
运筹帷幄，决胜疆场；
开国元勋，举世景仰。
总揽国事，日理万机；
深谋远虑，巨细不遗。
光明磊落，忠心耿耿；
崇高形象，永照汗青。
呕心沥血，从不为己；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袁宝华：周恩来同志领导我们搞经济工作的几件往事
我从40年代延安时期，到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文革”时期，有机会多次直接和恩来同志接触，得到他的教诲，有些事使我永远难以忘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