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周恩来同志是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的杰出人物，参加和领导了党的历史上许多重要的革命活动，经验丰富，才识过人，功业卓著。抗日战争初期，恩来同志在全国民众中已有很高的威望。当时，许多国统区和沦陷区的年轻知识分子就是在共产党和周恩来等同志的影响下毅然投身革命，来到延安的。我于1940年到延安，在中央党校学习3个月后调到中央组织部工作。在那里工作的几年中，我经常接待由南方局介绍来延安的同志，从他们那里听到了许多有关恩来同志在重庆，进行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动人事迹，内心充满了对恩来同志的崇敬和仰慕，只是一直未能见到他。直到1943年底，恩来同志从重庆回到延安，我才第一次见到他。1944年春，我和几位在延安的北大同学，按照恩来同志的嘱托，巧妙地揭露了一个混入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国民党骨干分子的真实身份，达到了既斗争又团结的目的。恩来同志在布置任务时，对我们要求明确又大胆放手的工作方法，给我很大的启发和教育。党的七大期间，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周恩来同志作了《论统一战线》的报告，他从世界形势讲到国内形势，讲了党的抗日统一战线，对国民党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等，他的报告结构严谨，逻辑性强，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和说服力。我聆听了这次报告，顿觉眼界开阔，对争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更加充满了信心。
二
全国解放后，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我被调到国家经济部门工作，和周总理的接触增多了，恩来同志处在总揽全局的关键岗位上，党务政务，内政外交，日理万机。但在繁忙的领导工作中，他始终把经济工作放在重要地位。他曾说：政府工作的重点，就是组织经济建设。他对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做出了重要贡献。周总理对每一件事情都考虑得很周到，对同志和下属也能设身处地地着想，使人感到在他领导下工作十分亲切、愉快。周总理思维敏捷，处理问题果断，不管多么复杂的问题，到了他那里，都能理出头绪，找出突破口，给干部指出方向，使问题顺利解决。特别是他的一切从实际出发，注重实效，严格要求，一丝不苟的精神，更为新中国第一代经济工作干部树立了光辉榜样。
1952年8月，周总理率领我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谈判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援建项目问题。当时我是东北工业部秘书长，作为随员随团前往苏联。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草稿，在北京时总理就进行过多次修改。抵苏后，他又抓紧时间，把大家集中起来逐字逐句进行讨论修改，连标点符号也不放过。定稿付印前，总理又专门叮嘱一位同志负责进行最后核核，以免出错。当总理发现校对后的稿件仍有差错时，并未直接批评他。但这位同志知道后仍感到很惭愧。第二天，总理到代表团住地与大家共进午餐时，特意和这位同志碰了杯，笑着说罚酒一杯吧。总理对干部在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既严肃又亲切的态度，是对我们每个在场的同志的一次深刻教育。
总理对待干部，特别是各部门的领导干部，是很尊重的，工作中严格要求、充分信任，思想上关心爱护、循循善诱，很少有发脾气的时候。但对于一些同志工作中的缺点，尤其是对不实事求是的作风，总理绝不容忍，发现问题，总是及时给予严厉的批评和真诚的帮助。我记得1960年10月中央书记处在居仁堂开会，会议内容是研究第四季度工业生产，中心是1960年1800万吨钢的指标能否完成。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无论是钢厂的能力、煤炭的供应，还是交通运输情况，完成这样高的指标都是困难的。但由于受1958年以来在经济建设中产生的“左”倾冒进思想的严重影响，一些干部包括一些高级干部，对当时出现的经济困难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对进行国民经济调整的必要性也认识不够，或许是对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心有余悸，以致在一段时间内对实行调整的方针在思想上还转不过弯子。因此都不愿首先提出调整指标的意见，而是强调客观，互相推诿。总理听了几个部门的发言，对这种不实事求是、不面对现实的作风很不满意。早在1956年，总理就提出反冒进，虽在以后受到错误的批评，为了维护党内团结也做过检讨，但他对于以后几年中一些不切实际的做法一直是不赞成的。他认为到了1960年末，中央已经下决心进行调整，部门的领导同志还不能采取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是不应该的。在这次会上总理对一些部门的领导同志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使他们受到很大震动，解除了他们的思想包袱，从而对促进这些部门贯彻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实现我国经济工作的重点转移起了重要作用。
三
1962年开始，我负责国家物资总局工作。1964年国务院决定成立物资管理部，我担任部长。在那一段时间内，周总理和少奇、小平同志一起，对改革物资工作精心指导，花费了大量精力，做出了巨大贡献。
周总理很关心物资部门的建设。他多次强调要搞好物资的节约、回收，搞好清仓查库。他说：人要整风，物要清仓，仓库每隔5年就应该清理一次。他认为建立供应站、服务队是一件好事，强调物资部门要搞服务。他告诫我们，物资部容易见物不见人，要抓紧对干部的教育，加强思想工作，不然就会产生贪污受贿行为。
周总理还非常关心物资部干部的学习和进步，期望他们成为通晓本行的专家。有件事，给我印象十分深刻。物资部在组建初期，为了克服“大跃进”造成的物资流通领域的混乱现象，中央决定由物资部对地方物资部门实行人、财、物三垂直领导，以便更好地发挥物资部门调节重要物资供求的蓄水池作用。由于进行调整，当时一些重要物资出现暂时多余，全国有50万吨优质钢材，200万吨生铁，需要国家收购、储备。任务要完成，而初建的物资部缺乏资金，于是，我向少奇同志汇报工作时，提出给物资部无息贷款的请求。财政部的同志不同意，说，中外银行贷款，哪有不付利息的。周总理知道后很挂念这件事，他对我说，你怎么会提出无息贷款的要求？对这个问题，不应该事先未搞清楚就向少奇同志汇报。周总理考虑了物资部门刚刚组建的实际情况，决定给物资部门贷款，贷款利息由财政部门给予补贴，解决了物资工作中的一大难题，同时也给我以深刻教育。
四
周总理对于工作中的官僚主义现象，从来是毫不留情地反对的。1963年5月，他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对官僚主义产生的根源、危害及其在现实生活中的二十种表现进行了深刻剖析，给全党很大震动和教育。周总理历来反对文山会海，对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一些部门召开的没有实际效果的会议，多次给予严厉批评。1970年，他在国务院反映各部门会议多的报告上指出：“消耗人力、物力、财力，已是很大浪费，而更重要的是这种领导方法，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大长官僚主义作风，把检查工作，总结经验，变成走过场。”同年总理还在一次会议上，对一些部长频繁出国，劳而无功，进行了批评。他说：“有的部长上任没有几年，出国去的地方比我还要多，但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出国考察要注重实际效果，不要搞形式主义，不要搞无效劳动，造成浪费。”1973年，他在一个派代表团出国考察的报告上批示：“一定要精选能够学习考察一些知识，把经验、先进技术带回来的人去，不要来去空空，专门讲排场，无所获而回。”周总理这些批评和教导，不仅在当时是对我们所有领导干部敲了一次警钟，而且在今天开放搞活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形势下，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五
我作为国务院下属的一个部门的负责人，也多次受到周总理的关怀和爱护。1959年的庐山会议，本来是要纠正当时经济工作中存在的“左”倾错误。可是后来会议主题发生了完全相反的变化，发展到集中地批判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当时许多同志思想是没有准备的，也是想不通的。那时我在冶金部工作，国务院通知我上山汇报全国钢材平衡情况，上山后的当天晚上就参加了国务院各部门到会人员的会议，周总理及时向我们讲了会议发展的情况，给我们打了招呼，使我们避免了在那样一个政治风浪中犯“错误”。“文革”初期，我在物资部受到了群众组织的审查和批判。周总理当时处境很困难，工作很繁忙，但仍不忘对我的关怀。他亲自对物资部军管会主住交代，“组织三结合专案小组赶快审查做出正确结论”。在总理的督促下仅过了两个月我的问题就顺利解决了，靠边站时间只有一年半。不然象我这样的情况，拖个三年五载在当时来说是常见的。
周总理对干部的爱护还表现在他部署任务时，总是设身处地地体谅经办同志的困难，给这些同志完成任务创造条件。“文革”开始后，在“四人帮”鼓动下，各地兴起了制做毛主席像章的高潮，消耗着我国十分紧缺的铝。当时毛主席对这种做法也是不赞成的，曾说“还我飞机”。1969年初物资部迫于专项拨出5000吨铝给各地造像章用。周总理知道此事后很生气，批示要物资部设法收回这批铝。这在当时是很难处理的问题。我多次与物资部军管会的负责人商量，大家都觉得很难办。周总理非常体谅我们的处境。他在当年2月的全国计划会议上有意地用责问的口气问我：“让你们收回做像章的铝，为什么还不收？传播毛泽东思想要讲实效。像章越做越大，毛主席就不赞成。物资部批出的5000吨铝，要立即全部收回来。”周总理这么一说，实际上是直接对各地下了命令，有力地支持了我们的工作。我们连夜发出了通知，不久基本上收回了这些铝，完成了这一任务。
“文革”中，周总理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不仅想方设法保护了一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学方面的骨干人才，而且还千方百计地创造条件使他们早日站出来继续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工作。我在计委生产组工作的那一段时间里就接触到几件事情。“文革”初期，在如何对待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同志的问题上群众组织存有争议。1970年周总理指示召开全国地质工作会议，请李四光同志出席并讲话。周总理亲自参加了会议，在大会讲话中充分肯定了李四光同志对我国地质工作的功绩以及他在地质科学中的地位。这样就促成了两派意见的统一，大大改善了李四光同志的处境。又如，康世恩同志在石油部虽然已经“解放”，但有些人借口“群众不谅解”一直不让他工作。1969年初，渤海结冰危及钻井平台，急需组织抢救。在一次已经开到午夜的会议上讨论到这个问题时，总理点名要康世恩同志去处理，并嘱军代表要对群众做工作。当时就通知康世恩同志到会接受任务，立即前往，并要康把处理结果及时向他报告。这样康世恩同志也就很自然地出来工作了。
此外，还有一大批党外民主人士得到了总理的关怀。有些人从全国看名望不大，但在地方上有一定影响，本人或者父辈对民主事业做出过贡献，总理知道后也都热情给予帮助。如20年代反对北洋军阀的知名人物、国民军首领胡景翼的儿子胡希仲，早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与恩来同志相识，新中国成立后任陕西省政协委员。“文革”中胡希仲被扫地出门，靠捡破烂度日。他从报上看到我的名字，误认为我是他留法时的同学，来信要我向总理反映他的情况。我把此事报告总理后，总理说：“我认识这个人，他应该得到照顾，把信给我，我来处理吧！”事隔不久，胡就调来北京，得到了妥善安置。他非常感激周总理，感激党。在“文革”中得到总理关怀的这类人物何止胡希仲一个！
周总理的一生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对待革命工作忠心耿耿，鞠躬尽瘁，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品格。周恩来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中华民族奋斗的一生，是为祖国人民奉献的一生，他的伟大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宋劭文；周总理和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
全国解放后，周总理和陈云同志具体负责组织领导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工作。我在中央财经计划局工作期间，有幸参与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轮廓（草案）的编制和赴苏谈判工作，亲身感受到周恩来同志对工作一丝不苟，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高度认真负责的精神，以及平易近人、深入细致、实事求是的优良工作作风。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之际，仅借个人经历，对周恩来总理在制定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过程中的活动，做一简要回顾，以此纪念这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杰出组织者和我国现代化事业的奠基人。
1951年2月，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决定自1953年起，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要求立即着手进行编制五年计划的各项准备工作，争取在22个月（即1951～1952年）的时间内完成试编工作。经周恩来同志提议，成立了一个6人领导小组加强领导。小组成员有：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宋助文。当时，周恩来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全面主持我国的内政外交工作，陈云同志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主任，薄一波和李富春同志任副主任，聂荣臻同志任代总参谋长，我任中央财经计划局局长。
1952年5月，抗美援朝战争还在继续进行，党中央根据中财委提出的建议，确定了“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并积极组织力量着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中央指出，今后的五年，即1953～1957年，是我国长期建设的第一阶段，其基本任务是：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以巩固国防，提高人民的物质与文化生活，并保证我国经济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根据毛泽东以重工业为中心的意见，明确五年建设的方针为：（1）工业建设以重工业为主，轻工业为辅。重工业优先建设钢铁、煤炭、电力、石油、机械制造、军事工业、有色金属及基本化学工业。轻工业优先发展纺织、造纸和制药工业。（2）工业的建设速度，在可能的条件下，力求迅速发展。（3）工业的地区分布，应有利于国防和长期建设，并且结合实际情况，充分发挥东北及上海原有工业基地的作用，继续培养与利用已有工业基础与技术条件，为建设新厂矿、新工业基地创造条件。（4）铁路建设以沟通西南、西北和中南为主要任务，以适应在国防安全条件下，长期建设的需要。当时，中财委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总的指导思想是：（1）经济建设要确实保证重点。（2）建设的规模和速度，要按实际需要和财力、物力、人力条件的可能进行安排，并且配套建设。（3）第一个五年计划应同第二个五年计划相衔接。1952年6月，中财委汇总各大区和工业部门上报的经济建设指标，试编出按部门和行业划分的《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计划轮廓（草案）》及其《总说明》。这个计划轮廓（草案），实际上只有国营工业（特别是重工业）、铁路运输、重大水利工程是直接计划，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都是间接计划，也就是说直接计划在“一五”计划中大约只占40％左右。在这个草案中，对我国钢铁、机械、煤炭、石油、电力、化学、电器制造、轻纺、航空、坦克、汽车、造船等工业，提出了具体建设指标和要求，对重大水利、铁路、桥梁建设也做出总体规划。通过“一五”计划，拟扩（改）建与新建若干个重工业区：即以钢铁和机器制造工业为中心的鞍山、武汉、包头三个区域，以石油化工、有色金属和机器制造工业为中心的兰州区域，以动力设备、重型机械制造工业为中心的哈尔滨、沈阳、齐齐哈尔、西安区域，以化学工业为中心的吉林区域，以煤炭和采矿设备制造为中心的抚顺、大同区域，以及以机器制造工业为中心的洛阳、成都区域，以初步形成我国工业建设的新框架与大致合理的布局。“一五”计划轮廓（草案）尽管比较粗略，但做为我国第一个中长期经济发展计划的雏形，不仅为我国政府与苏联政府谈判援助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项目提供了基本依据，而且也为我国即将展开的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勾画出一幅宏伟的蓝图。
1952年8月下旬，以周恩来为团长，陈云、李富春同志为副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应邀前往莫斯科，与苏联政府商谈援助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问题。组成代表团的团员有王鹤寿、吕东、陈郁、宋劭文、柴树藩、罗瑞卿、邱创成、刘亚楼等，工作人员有沈鸿、钱志道、钱应做、郑汉涛、李苏、袁宝华、陈平等。代表团阵容庞大，包括政府很多部，如工业、农业、林业、军事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当时因我国还没有自己的民航飞机，苏联政府特意派遣了三架军用飞机和一架民航飞机，专供接载中国政府代表团。飞机途经依尔库茨克和新西伯利亚，飞往莫斯科。去依尔库茨克的路上，我和周总理同乘一架军用飞机，飞机很小，只能乘坐5、6个人，同机的还有装甲兵副司令员邱创成、海军副司令员罗舜初等几位同志。飞机一起飞，罗舜初就掏出刮胡刀刮胡子，我好奇地问他：“一会就到达目的地了，你急着刮胡子干啥？”罗舜初回答说：“我这胡子长得很快，一天不刮都不行！”当时我半信半疑地又追问了一句：“有你说的那么厉害吗？”这时周总理接过话题，亲切地插话：“是的，我的胡子也是那样！”我这才信服地点了点头。一路上，总理与大家谈笑风生，我们无拘无束，机舱里的气氛十分融洽。代表团在依尔库茨克住了一夜，第二天换乘飞机，继续赶路。离开宾馆时，周总理按照以往的习惯，与宾馆服务人员一一握手告别，感谢他们向中国政府代表团提供的热情周到的服务。这些服务人员很受感动，他们没有料想到中国的总理是这样一位平易近人、通情达理、和蔼可亲的人。
周总理对工作非常认真负责，重大事情，事必躬亲。抵达莫斯科以后，总理又将准备提交苏联政府讨论的“一五”计划轮廓（草案）及总说明等几本小册子，详细地重新审阅了一遍，逐字逐句，甚至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凡有错误的地方，都圈圈点点做了改正。审阅当中，发现林业采伐、造林和木材蓄积量计划数字核对不上，总理当即在电话中，严厉地批评了代表团成员中负责计划综合工作的同志。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第二天周总理来到中国政府代表团团员下榻的宾馆，与大家共进午餐。餐厅服务员给总理送来一瓶白兰地酒。周总理亲自斟满两杯，站起身走到一天前批评过的那位同志面前，递给他一杯，并微笑着说：“昨天我批评了你，以后要细心一些嘛！不要把这么重要的数字搞错！来，现在我敬你一杯酒，祝你今后工作得更好！”就这样，经周总理简单自然的一席话、一杯酒，一下子就缓和了一天前那件不愉快的事情造成的紧张沉闷的气氛。大家深为总理严谨的工作作风和高超的领导艺术所折服。
到莫斯科后过了两三天，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设晚宴招待了以周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维辛斯基（当时的苏联外长）代表斯大林起立敬酒。散席后，斯大林陪同周总理看了电影，边漫谈，边吃糕点水果，晚宴举行了约3个小时。其后，苏方安排中国代表团在莫斯科参观了一个汽车制造厂，乘船游览了伏尔加--顿河运河，到斯大林格勒参观了一个拖拉机制造厂。每到一地，周总理都向陪同人员很详细地询问了有关生产和建设情况。我们所到之处，仍然能够看到战争遗留下来的废墟和痕迹。9月中旬，斯大林会见周恩来、陈云和李富春同志，就援助中国的“一五”计划问题，谈了三点意见：（1）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应当能够制造汽车、飞机、军舰。（2）中国工业的发展速度一定很快，但是做计划应留有余地，要有后备。（3）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价格便宜，技术也是头等的。斯大林的意见，实际上表达了苏联政府援助我国“一五”计划的总方针。现在看来，在当时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对我封锁禁运，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不久，苏联的重建工作任务很重，再加上苏联还从来没有搞过这样大规模的对外援助的历史条件下，他们对我国的援助，确实是尽了努力的。
9月底，周恩来和陈云同志先期回国，留李富春领导中国代表团继续与苏联政府谈判。离开苏联以前，周总理亲自将他经手办理的与苏方往来的有关文件逐一清点，移交给富春同志的秘书吴俊扬同志。苏联对中国政府代表团的接待工作，转由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国家计委主席萨布洛夫负责。苏联国家计委极为重视，曾组织人员，集中力量，着重审查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和要求援助的项目。中国代表团团员则分头向苏联有关部、局介绍情况，交换意见。苏联方面，详细地审查了全部的地质资料，为此，总理和陈云同志于1952年10~11月间特地派遣地质部副部长宋应同志到莫斯科接受咨询，并再度让柴树藩同志到莫斯科协助沈鸿等同志参与谈判。1952年冬季，富春同志去海滨疗养期间，由我负责收集中苏双方会谈情况，向富春汇报，并转达他的意见。当时还成立了以李富春、苏联国家计委主席、第一副主席、外贸部代理部长和总顾问五人组成的中心组，负责审查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轮廓（草案）中的问题。中苏双方进行过多次小组会谈和高级磋商，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予以落实，凡是重大问题富春同志都直接打电报请示党中央。每次周总理都仔细地阅读这些电报，并与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研究后，及时做出答复。
1953年3月8日，周恩来专程赶赴莫斯科，代表中国党和政府参加斯大林的葬礼。周总理利用工作间隙，抽出时间，听取了富春同志关于同苏方商谈“一五”计划轮廓（草案）的情况汇报和意见。总理听得非常认真，亲自做记录，回国后又整理成文，分送有关领导同志征求意见。
3月中下旬，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会同卡冈诺维奇、科西钦科、郭维尔等人，两次约见李富春，中方陪见的有我和袁宝华。米高扬代表苏联政府，对中国政府的《一九五三年--一九五七年计划轮廓（草案）》，提出了如下意见：（1）关于工业发展速度，原定每年递增20％，但由于建设时期与恢复时期情况不同，速度定高了，摊子就铺得很大，力量分散。因此，计划每年递增14％或15％就可以了。（2）中国工业发展的主要障碍，是缺乏自己的专家和地质资料。这两项工作，必须做在其他工作之前。苏联的帮助可以减轻中国建设的负担，但毕竟很多工作要中国自己去做。设备不能完全依赖进口，能生产的要自己生产，这样，既可节省资金，又培养了技术力量。（3）中国“一五”计划，需要大力发展手工业、小工业。手工业是增加财政收入和国民经济积累的来源之一。（4）要注意考虑农业。过去三年，中国实行土改，农业收获很大。但今后这样的重要条件没有了，就要另想办法保证农业的继续发展。要保证肥料，注意发展城乡交流。（5）铁路建设意义重大。（6）五年计划在财政、金融、商品流通方面，还要花力量研究，因计划缺少财政和物资平衡。
4月初，李富春给毛泽东写信，汇报同米高扬会谈的主要内容，并决定派我和钱志道回国汇报，请中央对“一五”建设方针、规模及苏联援助总协定主要内容作指示。
4月中旬，我奉命回国。一天，周总理约我晚上10点钟汇报。到总理办公室以后，因总理正忙于处理公务，一时抽不出身来，我就在外边等候，与总理办公室的李琦、刘昂、马列、许明等同志漫谈。一直等到晚上12点，总理办完手上的急事，才叫我进去汇报。他详细询问了苏联方面对我国“一五”计划的全部意见，并问道：“去苏联谈判为什么拖了这么长时间？”我回答说：“这是因为苏联方面对计划的平衡工作要求很高，对我国地质资料、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询问得很详细，而我们在这些方面的准备工作不足，使项目选址、施工设计、设备分交、技术人员的培训等计划内容的落实，花费了不少时间。”总理说：“是啊！确定100多个援助项目，并要守约按期交付使用，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了使总理对情况了解得更清晰，我将我们绘制的七八幅我国“一五”计划受援项目进度曲线图，交给总理，他看了以后很高兴。从图上可以对建设项目的厂址选择、投资规模、开工日期、施工进度、交付日期、生产能力等参数，一目了然。图表表明，我们的建设进度和投资安排，是逐年根据实际可能逐步地增长，而不是集中在几年内跳跃式地增长。后来陈云同志看了这些曲线图，也非常满意。汇报时，我还讲了请苏联专家给中国政府代表团讲课的一些情况。周总理对苏联经济专家讲的一段话很感兴趣，让我重复了两遍。这段话是：“总产值的增长速度，要大于职工人数的增长速度，这样才能保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要大于工资的增加速度，这样才能保证国家的积累；技术人员的增加速度，要大于工人的增加速度，这样才能保证技术水平的提高。”周总理很赞赏这几个观点，认为应以这些观点指导我们今后的经济工作。我还向总理汇报了苏联计委管综合的同志说过的一句话：“平衡法是编制计划的基本方法，要从需要算起，充分考虑可能，经过平衡，使计划建筑在可靠的基础之上。”总理对这句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把这种观点运用在我国建设实践中，并在“一五”时期形成他对经济建设工作的一种指导思想，即：既要反对保守主义，又要反对急躁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最后，我们还谈到偿还苏联援助的方式和费用问题，总理意见：待找有关部门计算、商量并报中央审批后，再作答复。过了两天，我又向中央政治局作了汇报，中央表示同意苏联政府对我国“一五”计划所提建议，赞成苏联援助项目清单中砍掉的三类项目：（1）没有地质资料的；（2）中国自己办得了的；（3）过几年才能办的。同意《协定（草案）》拟定的偿还援助费用的方式和数量；并授权李富春代表中国政府在《协定》上签字。随后，我即带着中央写给富春同志的复信，返回了莫斯科。
《协定（草案）》经中央批准后，1953年5月15日，由李富春和米高扬分别代表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简称“5·15”协定）。中国代表团赴苏谈判援助中国的“一五”计划，历时8个多月，取得了圆满成功。根据协议，1953年至1959年，苏联将援助我国建设与改建91个工业项目，加上1950年签约援助我国的50个项目，共141个项目。1954年10月，苏联政府接受我国政府的请求，又追加援助15个项目。这样三批加在一起，“一五”期间，苏联援助我国总共156个重点项目（简称156项）。这些项目包括：6个大型钢铁联合厂，14个有色金属冶炼加工厂，32个机器制造厂，18个动力及电力机器设备制造厂，26个国防工厂，23个煤矿，22个电站，1个炼油厂，3个制药厂，1个造纸厂。协定规定，苏联政府每年接受我国1000名实习生（包括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培训，并向我国派出5个专家组、200名设计专家、50名地质专家，帮助建设。苏联负责提供生产各项产品所需的制造特许权及技术资料，承担70—80％的设计工作，供应占总价值50—70％的设备。中国方面，负责20—30％的设计工作，承担价值30—50％的设备制造，包括项目配套所需的辅助性的半制成品和成品材料。
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是在缺乏经验和统计资料的情况下，根据毛泽东关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指示精神，在周恩来直接领导，陈云、李富春的具体指导和苏联的帮助下，编制成功的。这一工作从开始时的六人小组领导，转为后来的八人小组（1954年4月成立以陈云为组长的中央编制五年计划纲要草案工作小组）领导。经过反复酝酿，前后数易其稿，费时4年（1951年2月试编至1955年7月30日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通过），“边建、边改、边学”，终于编成，并付诸实施。由于计划是建立在大量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实行了决策的民主化，施工的程序化，经过严密组织，到1957年底，“一五”计划全面提前超额完成；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有135个项目已经施工建设，有68个项目建成或部分建成投入生产。“一五”期间，在苏联的援助下，我国迅速建立起前所未有的新兴工业部门，如飞机、汽车、重型机器、发电设备、冶金和矿山设备、精密仪表、新式机床、塑料、无线和有线电器材的制造等。我国中部地区，建立起一大批新的钢铁、煤炭、电力、机械、有色金属、化工和军工企业，构成了我国工业布局的基本框架。至今，这些重点企业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说，我国“一五”计划的提前完成，为我国打下了一个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一五”期间，我国工业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充分地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一五”建设的成功经验是多方面的，至今仍然有很多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总结和借鉴的地方。
今天，当我国向现代化迈进的时候，我们这些参加过“一五”建设的老同志，非常怀念敬爱的周总理领导我们制定和完成“一五”计划的难忘岁月，永远缅怀和铭记周总理及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为创建新中国工业基础所做出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陈 先：周总理组织和审议“二五”至“四五”计划
周恩来同志在担任人民共和国总理的二十几年间，十分重视经济建设，并始终把经济工作做为政府工作的重点。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周总理和陈云同志主持制订的。1956年9月提交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的建议》，是周总理亲自主持草拟的。第三个、第四个五年计划草案，也是总理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经过反复研究后提请党中央决策的。在草拟和审议第二、三、四等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参加了一些实际工作，有幸得到总理的直接指导，亲自感受到他不辞辛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德和科学的求实精神，聆听他许多有关经济计划工作的教诲，受益非浅，终生难忘。
“二五”计划建议的形成
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执行得非常顺利。1956年年中，面对当时经济形势发展很快，第一个五年计划许多指标即将提前或超额完成的情况，党中央决定及早着手进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以适应经济建设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并要求先在即将召开的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正式审议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以便用于指导“二五”计划的具体编制工作。
1956年7月，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同志和国家计委副主任张玺同志都在莫斯科，同苏联政府谈判援助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新项目问题。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草拟，便由周总理亲自主持和组织。
周总理在组织草拟“二五”计划建议工作中，充分体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这个建议的草拟程序大体是：（1）先由国家计委提出建议初稿，报总理初审，然后根据总理初审意见修改；（2）把修改稿送交国务院各部委讨论，广泛征求意见，并根据各部委意见再作修改；（3）召开国务院会议进行讨论，听取各位副总理和有关部委负责同志对修改稿的意见；（4）报中央政治局讨论，根据政治局讨论意见再进一步修改；（5）提交党的“八大”会议审议通过。周总理非常重视各方面提出的意见，并要我们认真地、充分地加以研究，充实文件内容，提高文件质量。在文件最后定稿提交党的“八大”会议审议时，他还亲自把关，要我们把各方面的主要修改意见汇集起来送给他研究，并与修改稿一一核对，发现有的意见没有被采纳时，总理一定要问清楚是什么原因。如果我们讲不出充分理由，他就要我们再作进一步研究，有时还指示我们对文件作适当修改。与此同时，为了弄清情况，他还约请一些做实际工作、了解实际情况的同志谈话，听取他们的意见。周总理这种自下而上、自上而下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工作方法，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在审议“二五”计划建议的过程中，周总理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经济思想。这些思想既体现了他的革命胆略，又贯彻了求实精神。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强调“二五”计划的制订必须从实际出发。周总理在分析经济形势时充分肯定了在“一五”计划执行中取得的巨大成绩，也实事求是地指出工作中发生的一些缺点和错误，要求在今后工作中努力加以克服。他要我们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在总结“一五”计划执行中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方针、政策和措施，以有效地指导“二五”计划的编制工作。
二、强调计划要有明确的战略目标。鉴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胜利完成，我国将建立起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周总理提出“二五”计划期间要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争取大约经过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我国基本上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
三、强调计划指标既要积极，又要可靠。鉴于1956年上半年经济发展中已经出现了急躁冒进的倾向，周总理指出，搞计划不能只从需要出发，而应当从实际可能出发，并把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他还说，中长期计划指标要定得稳妥可靠，让年度计划在执行中超过。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精神，“二五”计划建议各项指标的测算，当时是先从国民收入计划入手的。首先研究计划期内工业、农业等物质生产部门可能达到的增长速度，计算出国民收入预期可能达到的总额，在这个基础上再合理安排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以及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然后进一步考虑投资总额和各部门的发展规划。这种计划方法，有利于把需要与可能、把重点和一般很好地结合起来，使国民经济能够统筹兼顾、全面安排，保证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生活逐步有所提高。
四、强调在继续发展重工业的同时，要突出农业的地位。周总理提出“二五”期间必须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使农业的发展同工业的发展互相协调，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并指出只有农业稳步发展，人民生活才能安定，国民经济才能健康发展。他常提醒我们，我国人口多，交通不便，粮食需要量大，主要应靠自己生产，进口一些粮食只能是临时作点调剂，如果粮食上出了大问题，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保证不了我们的需要。
五、强调推进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特别要重视重工业的技术改造。周总理提出要迅速提高工业技术水平，把我国的经济逐步推进到现代化技术的轨道上，以提高效益，促进经济的发展。
六、强调扩大对外经济联系。周总理指出，要加快我国经济发展，必须加强对外经济联系，既要加强同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国际协作，又要发展同不同社会制度各国的国际协作，扩大相互间的经济、文化、技术交流和贸易往来，以加速国民经济的发展。
七、强调搞好计划的综合乎衡。周总理指出，随着我国建设规模的扩大和人民生活的提高，我们在财力、物力和技术力量等方面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在搞计划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搞好各方面的综合平衡，特别是要搞好财政、信贷、物资三大平衡，并要考虑留有必要的物力、财力储备，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
八、强调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周总理提出要正确处理和调整中央同地方的关系，充分发挥各地方、各业务部门和各基层单位的积极性，并广泛动员群众的力量，以尽可能快一些发展社会主义建设。
此外，周总理还要求，文件要写得简明扼要，思路清晰，重点突出。国家计委原来提出的建议草稿，共有两万多字，经过几次讨论修改，最后提交党的“八大”会议审议通过的建议，文字压缩到一万字左右。
周总理的这些经济思想，后来都成了“二五”计划建议的主要内容。重温这个文件，倍感亲切。这些思想不仅对当时的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
周总理深入细致的作风和忘我的工作精神早已有口皆碑。在跟随他审议“二五”计划建议的工作中，我体会更深了，更感到由衷的敬佩。周总理审议“二五”计划建议是7月下旬在北戴河开始的，8月份回到北京后又集中反复研究审议、修改。周总理日理万机，白天要处理国务院的重大事务，每天晚上还在中南海西花厅他的办公室里，听我们的汇报。审议“二五”计划建议草稿，边念边议，讲思路，研究方针政策，审定重要计划指标，常常搞到第二天凌晨一二点钟，有时还搞个通宵。总理总是精力充沛，不怕疲劳，但他非常关心和照顾我们，12点后，总让我们吃些点心再继续搞。我们边议边记，第二天再根据总理的意见，核实情况，订正数字，并作文字修改，晚上再把重印出来的修改稿送到周总理办公室。就这样，连续搞了20天左右，我们虽然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的觉，但精神振奋，心情愉快，能够亲自聆听周总理的教诲，机会难得，感到非常欣慰和荣幸。周总理工作作风十分严谨，一丝不苟，考虑问题非常周密细致。他喜欢用毛笔阅改稿件，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对每个数字、百分比和标点符号，他都不轻易放过。有些重要指标，他还亲自核算，检验是否可靠，有没有算错。我们工作中的疏忽，如有些数字有出入，常常是他发现和纠正的。周总理这种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是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凝结了周总理的心血，集中了许多同志的意见形成的，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个建议是比较符合当时实际的，可惜，后来经济的实际运行没有按照建议的精神办。1958年的年度计划原是按照这个建议精神安排的，当时定的钢的计划年产量为600多万吨。但到下半年，“大跃进”运动开始，要求当年全国钢产量达到1070万吨，比1957年翻一番。于是，各地纷纷追加计划指标，瞎指挥和浮夸风盛行起来。“大跃进”搞乱了整个国民经济，打乱了1958年的年度计划，“二五”计划建议事实上也被抛弃了。1959年和1960年，在“大跃进”的冲击下，经济工作继续出现高指标，经济运行处于无计划状态，导致了严重的经济困难。鉴于“大跃进”的教训，1960年冬，党中央决定从1961年起，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并调整了1961年的年度计划指标。这是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十年中的重要转变。1962年3月28日周总理在向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为了改变国民经济的“不协调的现象，为了巩固已有的成绩，为了给以后的国民经济的新的大发展创造条件，就必须用一个较长的时间，即用几年的时间，通过综合平衡、全面安排，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4月，在中央财经小组讨论调整1962年计划的会议上，总理分析了当时的财政经济形势后强调指出：“1962年计划必须作大幅度调整。”因此，又制订了1962年更具体的调整经济的规划。现在看来，如果当时按旬八大”所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执行，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肯定会顺利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