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五”计划在执行中受到严重冲击
周总理非常重视中长期计划对指导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他总希望我国经济能在长期计划指导下有计划地发展。1964年，当国民经济调整工作正在顺利进行时，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第三个五年（1966~1970年）要在继续发展沿海工业的同时，突出内地工业建设的新战略方针，周总理又负责组织和审议第三个五年计划草案。这个草案后来经党中央讨论并原则通过。“三五”计划中一些重大建设项目的建设准备工作，如攀枝花铁矿石钒钦分离的科研试验工作、成都至昆明铁路的隧道工程和攀枝花钢铁厂等重大工程的厂址选点等，实际上从1964年就开始了。到1965年不少工程开始搞三通一平。1966年的年度计划，根据“三五”计划精神把一些重大建设的工程都分别列入了计划，但执行不到半年，“文化大革命”就在全国范围内发动起来，1966年的年度计划受到了严重的冲击。1967年虽然有个发展国民经济的年度计划，但中央没有审批，也无法执行。1968年则根本无法制订计划了。这两年整个国民经济处于混乱状态，全国主要铁路干线经常瘫痪，煤炭供应严重不足，多数企业处于停产和半停产状态，工业生产急剧下降，很多重点建设工程被迫停工。1968年底，周总理决定在国务院业务组领导下成立计划起草小组，负责日常生产调度和编制1969年、1970年年度计划。由于总理直接指挥经济工作，1969年和1970年工业生产逐步回升。在“文革”动乱年代极左思潮猖獗的情况下，计划起草小组在草拟1969年和1970年计划时也只能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作些大体匡算，提出一些粗线条的建议。实际上，“三五”计划草案被“文革”冲垮了，同“二五”建议因“大跃进”而天折一样，又遭到了厄运。
草拟“四五”计划纲要的经过
在“文化大革命”那种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周总理对“四五”计划草拟工作仍旧抓得很紧。1968年底他要顾明同志会同计划起草小组共同研究准备，系统地搜集和整理毛主席有关经济工作方面的指示，要求我们对毛主席的经济思想全面地、正确地理解。还指示我们在研究“四五”计划的奋斗目标时，考虑要全面，不仅要考虑工业，而且要考虑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在方针任务的提法中要写上“初步建立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他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制订详细的第四个五年计划条件还不具备，但可以先搞一个《纲要》，搞得好对指导经济发展和防止盲目性会有一定作用。计划起草小组于1970年6、7月间撤销后，这项工作即由国家计委负责进一步修订。但是，由于林彪和江青等的干扰破坏，“四五”计划纲要草案在总理主持下虽然进行了多次反复研究和修改，但始终未能定下来。林彪和江青等干扰破坏“四五”计划纲要草拟工作的事例很多，就我接触到的印象比较深的有下面两件事：
第一件事发生于1970年党中央在庐山召开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期间。9月初，周总理指示国家计委把《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送到庐山供中央会议讨论。顾明、金熙英同志和我带着文件立即乘飞机去庐山。飞机在九江降落后，我们当晚就乘车上庐山。周总理住在庐山国际旅行社二楼。为了方便工作，总理要中央办公厅安排我们住在国际旅行社三楼，以便随时召见我们。我们到达庐山时，正逢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陈伯达阴谋反党事发，周总理夜以继日地分别找几个主要有关人员谈话，做思想工作，每天只睡几个小时，有时甚至通宵达旦。警卫人员为了在周总理休息时，不让别人去惊动他，在楼梯上摆上椅子。在这种情况下，周总理仍旧惦记着“四五”计划纲要。有一天晚上，总理开完政治局会议，已是午夜12点了，他脸上虽然满是倦容，但还专门听了我们几个人关于“四五”计划纲要草案情况的汇报，并作了指示，要我们作进一步修改。在这次中央会议上，“四五”计划纲要虽然作为参考文件印发，但党中央原定讨论“四五”计划纲要的安排被打乱了，没有在会上进行正式讨论。
第二件事发生于1971年“九。一三”前夜。9月12日晚7时，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里灯火通明，玻璃窗都紧闭着，并拉上深色的帷幕，靠广场方向朝东的窗户旁边放着长形会议桌，上面铺着白色的桌布。周总理背朝广场方向，正在主持讨论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草稿。当时天安门广场上红卫兵正在紧张地列队操练，准备参加国庆游行，高音喇叭播放的进行曲隐约可闻。国家计委的顾明、段云同志和我列席了这次会议。夜间11点左右，顾明同志正在念报告中有关经济部分草稿，警卫人员请周总理去接电话。大约过了半小时总理又回到会议桌旁，继续边念边议，12点左右警卫人员又请周总理出去接电话，会议就停了下来。大约在13日凌晨一点钟，天安门广场上的高音喇叭声一下停下来了，人群开始疏散，喧哗的广场突然万籁俱寂。两点左右，总理通知我们几个列席会议的同志散会。我当时意识到出了一件紧急的重大事件，回到家中彻夜难眠。后来，我才知道是林彪叛逃。周总理接到电话报告后，就亲自在大会堂指挥和部署，以防止发生突然事件。由于林彪反革命集团和江青一伙的破坏，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草拟工作就被搁置起来了，一直到1975年，四届人大才召开。
周恩来总理在“文革”的动乱年代里，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他一方面要同林彪反革命集团和“四人帮”作斗争，保护老干部；一方面想尽各种办法使国家机器正常运转起来，维持生产，安定人民生活，尽最大努力减少经济损失。他白天要处理“文革”中的各种复杂问题，晚上还常常拖着疲惫的身躯处理有关经济事务。我们看到周总理一天天消瘦下去，真为他的健康担忧。1972年周总理患癌症以后，仍一直坚持工作，继续关心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1975年初，周总理在重病中向四届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他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中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再一次向全国人民提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报告，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信心和志气。对于周总理这种胸怀祖国，毕生勤奋，忘我工作的精神，我们深受感动。
周恩来总理的光辉形象和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将继续激励我们更好地执行党在新时期的基本路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杨 波：共产党人的崇高风范
初次见到总理
周恩来这个名字，在我参加革命以前就以十分敬佩的心情铭记在心。但我亲眼见到周恩来并有机会直接聆听他的指示，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事。
建国初期，由于多年的战争破坏，国民经济满目疮痍；国民党统治留下的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更加剧了国家财政经济的困难。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迅速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安定和改善人民生活，尽快统一管理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制止通货膨胀，稳定市场物价，繁荣城乡经济，就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首先要解决的一项重要任务。这件关系全局的大事，主要由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同志负责统筹研究解决，但重大决策周总理也亲自过问。
当时，我在财经委员会计划局工作，由于工作的关系，开始有机会接触周总理。1950年初的一天晚上，周总理召开会议讨论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和稳定市场物价的问题，会前总理办公室通知要整理一份京、津、沪等八大城市的主要物资库存和主要商品价格等方面的材料。当时财经委员会分管这方面工作的中央财经计划局局长宋劭文同志，把这件事交我来办，并要我把材料整理好经他审核后直接送给周总理。
我接受这一任务后，心情很激动，既想很快见到周总理，又不知见到总理以后说什么话好。当我把材料送到总理面前时，紧张的心情立即消失了。总理亲切和蔼的谈话和询问，平易近人的作风和对工作一丝不苟的精神，使我非常感动，深受教育。更使我难忘的是，总理还鼓励我多做些有关物价问题的宣传解释工作。这是我第一次直接受到周总理的教育。1953年我调到国家统计局工作以后，总理经常使用和查问统计资料，我受到总理教育的机会也就更多了。
生活在群众中
周总理始终生活在群众之中，在国内是这样，在国外也是如此。1956年11月，周总理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越南、柬埔寨、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尼泊尔、阿富汗等东南亚七国时，我有幸作为代表团的工作人员随同周总理出访，接受总理交办的工作，受到总理的身教言教。
总理这次出访，是建国初期我国对外交往中的一次极为重要的外事活动，取得了圆满成功：明确阐述了我国政府奉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了我国人民同这七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加强了相互间的了解和友好合作。总理的访问，受到这些国家的政府和人民非常热烈的欢迎，得到了一致的好评。
这里，我讲一件当时受到印度人民热烈称赞同时也使我深受教育的小事情：总理结束对印度的友好访问，在1956年12月9日晚上于加尔各答举行完记者招待会以后，陪同总理访问的印度记者和工作人员，要求同周总理一起照一张相留作纪念。总理欣然同意。当时，在准备合影的宾馆大厅里，事先摆好了6把坐椅，计划安排周总理和陪同访问的贺龙副总理、中国驻印度大使和夫人、印度驻中国大使和夫人坐着，其他人员站着合影。总理来到大厅以后，印度外交部的礼宾官说明了他们的安排意见，并请总理和贺龙副总理就座。总理没有同意这种安排，笑容满面地对礼宾官说：“请把椅子拿走，我们一起站着照吧。”总理的意见出乎礼宾官的意料，他不同意让周总理站着照相，坚持请总理就座。正在“争执”之中，总理和贺龙副总理笑呵呵地席地而坐，并要两位大使和夫人坐在椅子上。总理这种打破常规、与普通工作人员平等相待的政治家风度，使在场的礼宾官、记者和工作人员不少人激动得流出了眼泪，再次请总理坐到椅子上，两位大使和夫人也恳请总理就座，但总理还是不肯，并亲自拉着两位大使和他们的夫人就座，自己仍席地而坐。大家说服不了总理，也就只好按照总理的安排合影留念了。
这件事，使参加合影的人都十分感动，在印度的舆论界引起很大反响。第二天印度的报纸刊登了中国总理、副总理坐在地毯上与记者和工作人员的合影照片，并发表了赞扬周总理亲切接近普通工作人员的评论。周总理这种密切联系群众，始终生活在群众之中的优良作风，使我受到深刻的教育，每当我看到这张保存至今的珍贵照片，都引起我对敬爱的周总理的无限思念。
一丝不苟的工作精神
1958年“大跃进”中出现的“高指标”风，在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中仍然表现得很突出。这一计划实施了半年，就明显地暴露出很多问题，不能不进行调整。据此，中共中央于8月中旬提出了调整当年经济计划指标的建议，并要国务院研究后向二届人大五次常委会提出报告，请求审批。
周总理于8月25日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调整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建议和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意见，同时指示国家计委再提供两张计划调整表，作为报告的附件一并报送人大常委会审批。当天下午和晚上，总理再一次审查修改准备于26日上午向人大常委会所作的报告稿。
总理办公室的同志要我负责对总理报告中所用统计数字进行核对，看还有什么差错没有。我于下午7时核对完毕后就回家了。回到家中不大一会儿，刚要准备吃晚饭，电话铃嘟嘟地响起来了，我拿起话机一听，是周总理亲自打来的，只听电话里讲：“你是杨波吗？我是周恩来，你们的数字怎么算的，百分比都弄错了。”我听了总理的问话，心情顿时紧张起来，心想我校对了好几遍，不至于出错呀，故立即向总理报告说：“报告稿中的统计数字我都反复核对过，我马上再去复核一遍。”总理说：“不是报告中的统计数字，是所附的计划表中的计划数字算错了。”我一听说是计划数字，就向总理报告说：“我只负责核对了统计数字，没有看到计划表，那是国家计委报送的，不是统计局提供的。”总理说：“不管统计数字、计划数字，出了差错我都找你，你吃了饭就通知计委的同志到我这里来。”接完总理的电话，我顾不上吃饭，就去找计委的两位有关负责同志，说明了刚才总理来电话的情况，并一同于当晚10时赶到西花厅，我们去了以后，总理因临时有别的急事要处理，我们就在那里等候。到11点多钟，总理通知我们到他的办公室去。我进去以后，看到在总理办公桌上摆着的那张计划表上，每一行计划数字的备注栏里，总理都用红蓝两色铅笔计算了一个百分比数字，蓝色的表示数字无误，红色的表示算错了。总理见了我们，就指着那张计划表提出了严肃的批评，说：“你们工作这样粗心大意，百分比算错了也不核对，就往上送，只是划圈，不负责任，这样工作怎么行呢！我如果不再仔细看一遍，就象你们那样马马虎虎送到人大常委会去，明天一报告，公布出去，那不出大笑话吗？！”我们听了总理的批评，深感内疚，立即向总理作了检讨，并当场把表中的数字又全部复算一次，把总理发现的错误全部纠正过来。临走时总理又亲切地说：“你们作为富春同志的助手，要认真负起责来，对工作要一丝不苟，切实当好助手。”
我离开总理办公室回到家中，已近凌晨1时，心情很不平静，反复想着刚才总理的批评和教导，想着由于我们的工作没有尽到责任，浪费了总理的宝贵时间和精力，实在太不应该了。同时，也深深感到，总理工作那么忙，日理万机，还亲自用笔算核对计划数字，纠正错误，这种对工作高度负责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倡导说真话鼓真劲
1962年“七千人大会”期间，我受到的周总理的教育，也是永生难忘的。“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给我国的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困难，也使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和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受到很大损害。为了纠正这种“左”的错误，总结1958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统一全党思想，加强民主集中制，进一步贯彻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中共中央于1962年1月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
当时，我在中央办公厅工作，参加了大会的具体会务工作。周总理在这次大会上就国民经济的调整问题，作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报告。为准备这个报告，总理提出了报告提纲，并请有关经济部门的负责同志和起草报告稿子的同志开了多次座谈会，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在起草报告的过程中，总理反复强调要实事求是，既要看到形势好转，又要把困难说够，既要鼓真劲，树立克服困难的信心，又要明确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和具体措施。在最后定稿的时候，总理又主持开会通读一遍，一段一段地讨论，一字一句地斟酌。这次讨论，从晚上8时开始，一直工作到第二天早晨7时。工作结束时，乔冠华同志提出要总理请喝酒，总理欣然答应，立即叫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家拿来他自己的两瓶茅台酒和一包花生米，“招待”参加作文字工作的同志。总理这种对党、对人民事业的高度责任感，不知疲倦的忘我工作精神，以及对下属干部的亲切关怀，使我受到了一次既生动又具体的党的优良传统和民主作风的教育。
大会期间，总理一方面照常处理内政、外交等日常工作，另一方面又尽量挤出时间参加地方同志的小组讨论。总理在2月3日参加福建省的小组讨论会时，当听到下边同志反映强迫命令、浮夸风、讲假话等坏作风给工作和党群关系造成的危害时，讲了一篇切中时弊、感人肺腑的话。他说：“这几年来，党风不纯，产生了浮夸和说假话的现象。我们要提倡说真话。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要大家讲真话，首先要领导上喜欢听真话，反对说假话。……大家都说假话，看领导的颜色说话，那不就同旧社会的官场习气一样了吗？你们反映的情况我听起来觉得很痛心。你们说假话当然不对，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压你们。从现在起，不要乱压任务、乱戴帽子了。要提倡讲真话，即使是讲过了火的也要听。唐代皇帝李世民，能听魏征的反对意见，‘兼听则明’，把唐朝搞得兴盛起来。他们是君臣关系，还能做到这样，我们是同志关系，就更应该能听真话了。”接着，总理又强调指出，要提倡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反对强迫命令、形式主义的那一套东西。他说：“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这四句话归纳起来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一句成语，毛泽东同志做了新的解释，它代表了毛泽东同志的一个根本思想。这四个字，话虽简单，却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如何做到实事求是？首先要通过认真的调查研究。”总理又说，要搞好调查研究，就要真正联系群众，要发扬民主，要与老百姓平等相待。因此，“我们要发扬民主，恢复和加强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少奇同志在七大做的修改党章报告，小平同志在八大做的修改党章报告，都讲到党内民主生活问题，但这几年有的同志把它搁到一边去了。”“我们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要尽快恢复起来，毛泽东同志的建党思想要恢复起来，现在被搁在一边的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通通都要恢复起来。党内要有正常的民主生活，要实事求是，要按照党章办事。”
总理这一篇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讲话，引起了到会各地同志的极大反响，一致认为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反映了他们的内心要求，表示坚决拥护。时隔27年，今天再来重温周总理的这篇讲话，仍感语重心长，意义深远，值得我们铭记在心，身体力行。
民主作风的楷模
周总理一向提倡发扬民主，提倡“兼听则明”，并且以身作则，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我从1953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前的13年中，因工作的关系与周总理接触的机会比较多，受到这方面的教育也特别深刻。这里，我讲两件事：
1956年12月中旬周总理访问缅甸时，在两国政府首脑会谈中缅甸政府领导人提出，希望妥善解决两国边境的货币问题，亦即要求中国的人民币不在缅甸边境地区流通（注：当时中缅边境贸易中，双方商人和群众愿意用人民币作为交换手段，致使缅甸与中国接壤的边境地区流通着一部分人民币）。总理听了以后，表示要尽快把具体情况调查清楚，由双方妥善加以解决。
会谈结束以后，总理当即指示要我留下来，向我驻缅甸大使姚仲明同志和使馆商务参赞了解情况，听取意见，然后专程回国向云南省委、省政府负责同志了解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再赶回北京向主管财贸工作的李先念副总理汇报，并请李先念副总理考虑解决的办法。
总理对这个问题的原则意见是：从发展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出发，要尽快想办法不使人民币出境，不在缅甸境内流通。但总理没有作决定，而是先听取有关方面负责同志的意见，把具体情况弄清楚以后，再由李先念副总理最后决定解决的具体措施。我直接经办了这件事。这件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周总理在处理问题时“兼听则明”的民主作风。
再一件事是，1961年在一次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周总理对我的教育。这次会议是总理主持的，议程中的一项内容是讨论手工业产值的计算口径和方法问题。“大跃进”中各地上报的工业统计数字，有相当大的虚伪部分，其中既有人为的浮夸成份，也有计算口径不明确和计算方法不科学的因素。这方面手工业产值数字更为突出。鉴于此，总理指示在国民经济调整中一定要把前几年的统计数字认真核实，去伪存真；同时，要明确解决并统一手工业产值的计算口径和科学方法，使统计资料和计划工作能如实地反映客观的真实情况。
当时，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意见，财政部与国家统计局不完全一致。在这次国务院会议上，财政部的负责同志讲了他们的意见以后，我即代表国家统计局发言，讲了一些不同的意见。听了双方的发言，总理表示基本上同意财政部的意见，并对我的发言略有批评之意，但未作最后的结论。于是我又站起来发言，再次申述不完全同意财政部的意见。这时，总理即指示我们会后再商量一下，尽快把意见统一起来，早日作出明确的规定，通知各地照办。
会议结束后，到会同志都留下来吃午饭。吃饭时我的心情有点不安，心想在总理讲话后不应该再站起来讲不同意见，所以我就坐在饭厅的西南角最边的一个桌上。刚刚开始就餐，忽听总理叫我的名字，我立即站来起答应，接着总理就叫我到他老人家就餐的饭桌那边去，并要我坐在他的身边，亲切地对我说：“你为什么坐得那么远？不要紧张，你敢于讲不同的意见，这好嘛！我们讨论问题就是要听不同意见，不然还讨论什么！有不同意见的争论，就可以把要决定的问题考虑得更周到些。”这时，我的心情十分激动，深为总理平等待人的民主作风所感动。饭后回到家中，就把总理对我的教育、鼓励讲了；下午到机关又向与自己一起工作的同志照述一遍，大家都同声称赞总理是民主作风的楷模。
难忘的关怀
人们都说，1966年开始的那场给中国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如果没有周总理这个中流砥柱，力挽狂澜，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那我们党和国家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结局，是很难想象的。我也一直是这样认为的。
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伟大功绩之一，就是在处境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忍辱负重，排除万难，保护了一大批党内外干部。他不仅为保护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和各界知名人士绞尽了脑汁，费尽了心血，也为保护中级干部和一般干部操尽了心。就连我这样一个普通干部（当时我任国家计委研究室副主任），总理也挂在心上，为“解放”我说话。这是我当时怎么也不敢想的事，却又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野心家、阴谋家陈伯达就点名批斗我，“罪名”是“反党分子”、“田家英的高级情报员”、“黑线人物”，等等。陈伯达1962年兼国家计委副主任，分管计委研究室的工作，从这时起我与他接触较多，我知道他不少反党言论和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所以尽管他在1966年3月已正式宣布不再管计委研究室的工作，但他作贼心虚，“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利用“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淫威，点名审查我，要我交代散布了哪些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流言蜚语，妄图堵住我的嘴，致我于死地。据我所知，陈伯达用这种卑鄙手段在“文革”中整死了不少了解他的反党言行的好同志，包括一些领导干部，如当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同志、马列主义研究院秘书长柴沫同志等。我是1966年6月30日在国家计委第一个被挂上“反党分子”的大牌子挨批斗的，直到1969年初，整整两年半的时间，没有斗出陈伯达所要求的能置我于死地的材料。但陈伯达仍不死心，还要继续管制我。
敬爱的周总理在1969年春节期间接见国家计委两派群众组织代表时，询问了我的惰况，说：“杨波还可以工作吧！”总理的亲切关怀，使我不久就被允许可以自由行动，随后通知我参加机关办的“学习班”（当时这是“解放”干部的一部曲），并于1969年8月13日得到了“解放”。接着就下放到“五七干校”去劳动，直到1970年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揭露了陈伯达的反党罪行以后，我才有了重新工作的机会。
周总理接见国家计委两派群众组织代表时的讲话，我没有听到传达，而是几位关心我的同志私下里告诉我的。当我听到总理亲切关怀我的话，顿时泪如泉涌，思绪万千，心情怎么也平静不下来，心想：“总理啊，总理！您老人家为国操劳，为党分忧，呕心沥血，日理万机，心里还想着我这样一个干部，我和我的全家怎么能不感激万分呢？！但我不能只是流着感激的泪水，要振奋精神，遵照您老人家的教导，做到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辈子。
敬爱的周总理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全部心血无私地奉献给了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为我们树立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光辉榜样，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无限爱戴。他将世世代代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顾卓新：坚持原则和解决困难的高超领导艺术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国务活动家周恩来同志，由于长期工作劳累，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折磨摧残，终于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离开了党、人民和他的战友和同志们。哲人虽逝，风范和业绩永存。追思以往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的工作情景，更加激起我对他的深沉的崇敬和缅怀。
一
我在国家计委工作期间，曾于1955年、1958年和1961年，三次率我国政府代表团赴莫斯科。第一次是参观考察苏联的战时经济动员工作；后两次是为了重新调整和具体落实苏联援助建设的156个工程项目。这三次工作都是在周总理以及陈毅、李富春同志的直接部署和指导下进行的。1958年12月我们到达苏联不久，周恩来同志率领我党中央代表团，出席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我们得以在莫斯科直接向他汇报关于谈判进行的情况和解决方案，最后由他拍板定案。
在苏谈判期间，周总理还详尽地指示我们：对156项工程，在规模上，何者要增，何者要减；在进度上，哪个推后，哪个提前，要一项一项地具体研究落实。他主张为了减轻苏方的负担，也为了节省国家外汇和发挥我方设计与制造设备的能力，凡我国能自行承担的部分，都缩减下来。同时要求制定设计与设备分交的具体方案和完成的进度，以便双方协作和密切配合。对谈判和发生争执的问题，周总理指示我们，一要坚持原则，该争的必争；二要顾全大局，该让的就让。经过我们与苏联政府代表团（团长为阿尔希波夫）的认真而严肃的讨论协商，有的也经过一定的辩论和争执，最后全部达成协议，并向周总理汇报定案。在定案之前，他曾反复征求我代表团中各工业部门负责人以及各部驻莫斯科代表们的意见。在定案之后，他还特别指示我们，务必将协议草案经由驻苏使馆电告北京，经过中央和国务院的批准，才能正式签字。由于周恩来同志的直接指导和支持，谈判任务完成得较为顺利和圆满。
在此期间，我和中国其他代表团的团长一起，随周恩来同志出席了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听取了赫鲁晓夫的报告及苏斯洛夫等人的发言，了解了苏共代表大会的进行情况和会议气氛。会后，我又随周恩来同志参加了苏共中央在克里姆林宫大厅专门为他举行的宴会。那天的宴会，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包括赫鲁晓夫、苏斯洛夫、米高扬、柯西金等，全部到场。赫鲁晓夫祝酒，相当勉强地致词欢迎。周恩来同志仍是落落大方地致词答谢。从致词和宴会的气氛中，可以明显地感到，在还算热情的表面下，潜藏着双方的隔阂与分歧。自赫鲁晓夫前不久的中国之行，由于我方拒绝苏方关于建立共同舰队和长波电台等不合理的要求后，双方关系虽未公开对立，却也颇为紧张。从对我们代表团谈判工作的指示精神，以及参加苏共二十一大及苏共中央宴会的经过可以看出，周恩来同志不愧为伟大的政治家、外交家和解决困难的能手。他善于把坚定的原则性与足够的灵活性巧妙地结合起来，真正做到了不卑不亢，大智大勇，既进行了必要的斗争，又坚持了尽可能的团结。
二
1959年年底至1960年年初，我和国务院几个经济部委的负责同志一起，随同周总理赴哈尔滨，又转赴广州，参加东北、中南两个大区的经济协作委员会的会议，安排和规划这两个地区的长远经济发展计划，解决各项有关的具体问题。
在东北协作区的会议上，东北三省的负责同志热情很高，考虑了整个地区的发展远景目标和主要要求。除了一般工农业生产建设和社会文教发展的设想外，特别提到的长远目标有两线、两港、一河。所谓“两线”，就是在现有的哈尔滨到大连和沈阳至北京的铁路干线之外，在西部由白城子至山西集宁，再修建一条沟通关内外的铁路干线。在东部由佳木斯南下到通化再修建一条沟通南北的铁路干线。所谓“两港”，就是在现有大连海港以外，再修建营口、东沟两个外运的港口。所谓“一河”，就是在松花江及辽河的分水岭地带，开通一条南北运河，引松花江水南下，增加沈阳及周围地区的生活和工农业用水的供应，并以松花江的清水，冲刷辽河河道，减少泥沙淤积。
对于这些在“大跃进”的高速度、大规模建设思想影响下提出的庞大计划，周总理表示完全理解，在原则上予以肯定和支持。因为考虑到长远发展，以及东北经济运行中严重的运输紧张和水资源不足，这些设想都是有道理的。但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总理耐心地进行了说服和解释，认为这些巨大工程，决非一个五年计划甚至更长一些时间所能办到的。因为建设规模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既考虑到需要，还要考虑到可能。在30年后的今天看，白城子到集宁这条铁路已经建成通车，营口港也已基本建成。而东沟港和松辽运河以及东线铁路，仍在开始筹建和逐步落实中。可见，当时周总理认为这些建设是必要的旭不能要求过急，急于求成，是完全正确并符合后来发展的实际的。总理当时在会议上还从另一方面提出问题，认为东北重工业多，城市多，为了满足生活供应，大力加强农业和轻工业，改进和完善商品流通，是今后一两个五年计划里要着重安排和解决的重要任务。这样便扭转和端正了东北协作区会议的方向和主题。
在广州召开的中南协作区会议，同样是在当时“大跃进”的空气之下进行的。各省提出很多关于建设重工业方面的设想，比如广州钢铁厂、湖南钢铁厂，很多大型水力发电站，以及要在广州建设万吨级至少是3000吨级的锻造水压机等。对此，总理仍是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反复地、耐心地进行说服解释。他指出，中南地区大，人口多，首先得把农业搞上去，要根据市场需要以及原料供应条件的可能，使轻工业得到进一步发展提高。至于钢铁工业等，并非不需要，而是受到矿石、煤炭、运输等条件的限制，只能逐步上马，由小而大，决不能一哄而起，齐头并进。事实上，那些重工业项目，后来有的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才逐步建设起来。当时周总理的指导思想和求实精神，是完全正确，颇为可贵的。
这个时候，周总理正在考虑青藏铁路的修建问题。为此，在中南区会议后，他特意把当时西藏自治区主要负责同志及铁道兵的一位负责同志找到广州，要我和他们两人组成一个研究小组，专门筹划此事。总理明确指示，这条铁路的建设，对发展西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文化、密切西南边疆与内地的联系，沟通与西南各友好邻邦的往来等，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总理曾和我们三人一起，按照五万分之一的地图，初步设想了这条铁路的起点、终点、走向、经过地段的城市与乡村，了解了沿线的土壤、水源、风雪和自然生态等情况。并指出此事要早做规划和准备，具体实施还得等待一定时机和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而今青藏铁路已经建成相当的一段，由西宁经大小柴旦到达格尔木，定的正是当时初步设想的选线方案。这也证明，总理胸怀全局，全面筹划国家建设，既高瞻远瞩，又时刻贯穿着求实精神。
三
由于自然灾害及主观上的失误，我国国民经济从1961年起，处于严重的困难境地。为此，党中央提出要以3年时间，放慢发展速度，进行经济调整，在八届九中全会上正式通过了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但是，当时有许多人对困难估计不足，所以对调整的决心不大。1961年过去了，调整工作收效甚微。中央于1962年5月，再次召开会议讨论进一步动员部署，要求下大力进行这项工作。政治局常委决定，由总理、几位副总理亲自下到各地，具体指导和严格督促。东北地区重工业多、城市多，情况复杂，困难尤其严重，为此总理主动提出，他负责前往东北地区。李富春同志负责华东，李先念同志负责中南。薄一波同志留在北京，除处理日常工作外，并负责华北的调整工作。
为进行充分的准备，总理派我率领包括国务院各工交部门的副部长、司局长等80余人的工作组，先行前往沈阳，经过一段准备工作后，他再亲自前去，最后审查定案。当时，东北由于农业歉收减产，城乡粮食供应全面紧张，大中城市的粮食、副食供应尤其困难。几乎全部轻工业消费品短缺，价格高涨。工交企业生产的“食粮”--煤炭、电力的供应亦十分紧张，只能间断地开工。工农业的机械动力设备严重损坏，辅机配件不足，无力修复。农村三力（人力、畜力、地力）大大减弱，生产上不去，有的田地陷于荒芜。我们工作组在东北局的直接领导下，和三省的有关同志，掌握和分析了大量的调查统计资料，根据中央精神，研究调整的具体方案。周总理在北京曾提出三项具体调整方针，要我们到东北后研究落实。这就是：（一）在整个经济布局上，要缩短工业战线，拉长农业战线；（二）在工业系统，要缩短基本建设战线，拉长生产战线；（三）在机械设备方面，要先辅机，后主机，先维修，后制造。这是非常正确的方针。我们正是据此调整和安排东北工作的。
调整工作中最困难的任务是精减工矿职工，压缩城市人口。根据中央的要求，东北地区需要精减职工200万，压缩城市人口300万。精减职工，压缩城市人口，必然牵涉到职工生活、家属安排以及到农村后的住房等问题，这些问题都很棘手。当时为确保鞍钢、大庆油田等重点大企业的充分开工，对于地方所有的几千个小型企业，包括“大跃进”中新建的小钢铁、小纺织等所谓“小土群”、“小洋群”一类的企业，分别情况，实行“关、停、并、转”。对此，一些地方同志感到痛惜，舍不得。这样一来，精减工作就更难进行了。虽然调整方案已研究拟定，但经过大约一个月的工作仍未落实。这时，周总理带领工交系统的几位部长，亲自来到沈阳。他立即听取我的详细汇报。在长达7个小时的汇报中，总理始终精神饱满边听边问，一面记笔记，一面思考。总理充分肯定了我们的准备工作，随即和东北局及三个省的负责同志，进一步研讨克服困难进行调整的办法。他耐心地进行说服解释，并对照全国的情况，分析东北的问题。他说，除坚决调整外，别无出路。他提醒大家，难道让鞍钢、大庆、三大动力制造、汽车和飞机制造等都停止生产，以保证那些“小土群”、“小洋群”吗？难道我们对工矿企业和大中城市的粮食、副食及日用消费品供应严重不足束手无策吗？总理经过两三个星期的工作，才说服了大家，落实了调整方案，并要求立即付诸行动。回北京后，我将这次东北地区的全部调整工作，写出一个详尽系统的报告，经总理和富春同志转报中央常委，得到肯定和赞许。
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工作，上述各项调整任务和要求全部完成。自1964年起，东北经济情况大为好转，城市、农村又有了欣欣向荣的气象。1965年春节，沈阳车站堆的白条猪肉象一座小山。当然，从后来事实看，这次调整也有一定的副作用和后遗症。比如一些小工矿、小设备遭到搁置和损坏，有些职工下放后的工资补贴等纠缠多年，难以解决。但是，扭转那样困难的局面，转危为安，不调整、不精减下放是不行的。
四
从1963年起，我被调到东北局工作。1966年12月和1967年4月，我曾两次来京，受到周恩来同志的接见。1966年12月，我和沈阳的一批红卫兵“造反派”来京，解决他们要查阅东北局的全部档案问题。开始时，我代表东北局说服他们，决不能砸档案库，看档案也得经过中央批准。他们听不进去。到京后，周恩来同志接见了他们，反复地耐心地进行了解释工作，既表示支持他们的“造反”行动，又要求他们不要越格，更不要采取暴力手段。最后决定回沈阳后，由我负责，挑出一部分有关的档案，允许他们派代表去查阅，不许带出库外，不许乱翻乱抄。1967年4月，东北局及沈阳军区的领导，为解决东北地区“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来京，受到周总理接见。他反复细致地分析了全国及东北地区的“文革”形势，指出东北局和沈阳军区必须团结合作，不能搞分裂，以免影响群众，造成对立和武斗。军区要支持东北局继续领导“文革”运动，并抓好工农业生产。他的谆谆教导，不能不使人深深感动。可惜他的话，不幸而言中。到7月初，由于林彪、“四人帮”的蛊惑煽动，终于造成双方分裂，使东北局步全国各中央局之后，也陷于瘫痪。自此，全东北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混乱和武斗，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破坏。
1966年12月，在人民大会堂我还单独受到过周总理的一次接见。当时，他暂住在大会堂。他边吃饭边和我谈话，要我当场挂长途电话，向东北局领导同志传达他的意见，并要得到回话。当时，总理因睡眠不足，过度疲劳，已消瘦很多，声音嘶哑。他吃的是糙米饭，几片腊肉炒青菜、一碗豆芽汤。看到这些，我内心十分感动和不安，象这样子，他还能支持多久！到“文革”后期，他果然患了不洽之症，但仍然日理万机，支撑大局。他为了稳定局势，尽量减少损失，尽可能保护党和国家的利益、保护革命干部和群众，不惜委曲求全忍受着林彪、“四人帮”对他的诬蔑和折磨，坚持工作、坚持斗争，直到最后一口气。他真称得上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我是1975年6月，在邓小平同志主持党中央工作期间，批准我的请求，解除流放和监管、恢复人身自由的。但因“四人帮”分子刁难，一直拖到1975年12月底，我才辗转回到北京。可是，没过几天，总理就逝世了。我竟未能在这最后的日子里再见总理一面，甚至还不许我瞻仰他的遗容，向他最后告别，至今想起，仍旧非常痛心和遗憾。
周恩来同志那种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善于把原则性与灵活性巧妙结合的领导艺术，那种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优良作风，那种伟大的革命精神和气魄、高尚的党性和品德，他一生的光辉业绩，将永垂不朽，永留芳香。
柴树藩：周恩来与新技术引进
转眼之间，周恩来总理离开我们13年了。周总理担任我国政府总理近30年，每天处理着那么多的党和国家大事，但他对我国从国外引进新技术，一贯十分重视，亲自过问，具体指导，倾注了大量心血。我把工作中与周总理接触，聆听周总理教诲的几件往事，追记下来，以寄托我的哀思。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