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开始的“大跃进”，我成为参建密云水库二十万水利大军中的一员，在热火朝天的工地上，我天天兴高采烈，斗志昂扬，只是纳闷：伯伯和七妈为何一年之中竟有大半年不在西花厅？
如今一提一九五八年，人们立即想起的是一场劳民伤财的灾难！也确实，那是浮夸之风上了天的年代，但是我相信，当时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恐怕都像我一样，“不识庐山真面目”，理由也很简单：“只缘身在此山中”嘛！
不知别人怎样，反正一九五八年，是我最兴奋激动的一年。那时才二十岁出头的我，虽说已经有三年党龄，参加工作也已经三年，但论思想，可以说简单纯真之极。我真相信“人定胜天”，“十五年赶超英国”，也特爱念那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痛快民谣，举双手拥护党中央提出来“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我每天像生活在充满神奇和诗意的时代，仿佛“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共产主义社会，就在不远的前方，向我们微笑和招手呢！
我相信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和我一样的普通人，我们区委的同志，整个北京市，乃至全中国的工农商学兵，恐怕那时绝大多数人都坚信这一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党中央的决定和号召肯定全都正确，我们只要跟着走，一定会很快进入共产主义，过上幸福生活了！对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主席，我也同广大的人民群众一样由衷地敬仰和热爱！
我至今并不以当时的那种种感受为耻，当然不排除其中不乏可笑可悲的成分，但也绝非全部！因为凡是从旧中国走过来的人，尤其是广大劳动人民，在一九五八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九岁生日之际，依然能不断感受到中国人从此站起来的自豪！确实，旧中国的近代史，是一部翻过去的书，但又是一部不容忘却的书，因为它始终肩负着告诉今天和未来的重任。
北京西郊圆明园旧址上石质极品雕刻精美的残墙断壁，是清朝政府的耻辱柱。每当我走进圆明园，徘徊在这片曾经是亭台楼阁如今残垣荒凉的地方，总是浮想联翩，思绪穿过一百年的时空，看见那掩住了北京上空的冲天火光和滚滚浓烟。是八国联军点燃的一把大火，把清朝政府历经一百五十年、耗白银无数、有万国园美称的圆明园烧毁，然而，抢尽宝物烧毁建筑的各国强盗，还能狂笑着从膝下无金只会跪跪跪的清朝“老佛爷”们手中，拿到了更丰厚的割地、租界和赔款。可悲可叹，有过五千年灿烂文化的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只占着“东亚病夫”的卑微地位。
然而，在这即将结束的二十世纪的最后的一百年，放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也只是短暂一瞬的一百年，在中国大地上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
百折不挠的孙中山，创立国民党，高举“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大旗，推翻帝制，终于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了数千年的封建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在为巩固民国、统一中国的奋斗中，制定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正确国策！只可惜，壮志未酬身先死。
在上海被追捕，转移到嘉兴南湖小船上才开完成立大会的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七月起，就立志为中国独立繁荣富强，为中华民族昂首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而不屈不挠地斗争！整整二十八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鲜红党旗的指引下，一批批甘洒热血，前赴后继的共产党员、红军、八路军和解放军战士，无论是面对完全违背孙中山教诲，对共产党“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人”的国民党的血腥围剿；无论是面对侵占了大半个中国的日本侵略军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无论是面对以美式飞机大炮武装到牙齿坚持打内战的国民党八百万军队，他们都是英勇斗争，宁死不屈，以自己的青春、家庭乃至人生最宝贵的生命，凝聚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石！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数百年来一直受屈辱的中国人民，终于挺直腰板站起来了！
英国作家韩素音女士曾很激动地对我说过：我真弄不明白你们有些人，怎么说新中国成立后就闭关锁国呢？你伯伯从来就很开放，从来没有闭关锁国，倒一直是美国人在闭你们的关，锁你们的国嘛！为什么不尊重历史？难道他们忘记了游弋在台湾海峡的美国第七舰队，忘记了因为封锁，中国民航只有一条飞向世界的航线？
乔冠华外长也亲口对访问过他九次的我的一个挚友动情地说过：是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使中国人民真正站直了腰，毛主席在外交方面是不欠中国人民的账的！
确实，从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激动地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那天起，中国人在外国人面前再不用低三下四，仰人鼻息，更不用看人眼色行事！
建国之初，面对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的美国侵略军，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纷纷出来说话：千万不能出兵，现在与美国人打仗，那是老虎头上拍苍蝇！可是，在延安时就敢说“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毛泽东主席，此刻依然是不怕鬼不信邪，中国共产党一声令下，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江去，与朝鲜人民军共同奋战，一直把号称不败之军狂妄至极的美国人打到了谈判桌上！
一九五六年艾森豪威尔同蒋介石签订了《台美共同防御条约》，使美国在台湾和台湾海峡的军事存在“合法化”。毛泽东主席一眼看透：敌视、监控、遏制、禁锢最终达到窒息新中国，这是美国政府的战略企图！包括美国藏在内心深处的那句潜台词，毛主席也看得清清楚楚：长期分裂大陆和台湾，让你们互相仇视、争斗，对美国而言，岂不是比对付一个团结统一的中国更容易办得到！
有美国老板的支持，败到台湾的蒋介石仿佛不断注射强心剂，反共气焰愈加嚣张。他不断命令海空军向大陆沿岸炮击、投炸弹；不断派遣小股部队向大陆武装偷袭、破坏。在《台美共同防御条约》签订后，他顿觉自己财大气粗，更加公开狂妄地叫嚣反攻大陆，卷土重来！
面对美国的强大压力，面对蒋介石的蠢蠢欲动，毛主席依然是针锋相对！一九五七年，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金碧辉煌的会议大厅里，毛主席用他永远不改的湖南口音，声音洪亮地向在场的几百名各国记者发表了他让世界为之一震的论断：东风压倒西风！时隔一年的一九五八年，随着毛主席在中央军委紧急扩大会上宣布了政治局所作“炮击金门”的决定，福建沿海成了前线，一车车炮弹源源不断地运来，国民党占领下的金门马祖岛上炮火连天！西方人也看得清楚，中国共产党的板子打在蒋介石身上，战略牵制的却是美国！
多少年来总被外国人侵略，总比白人低一头的中国人，如何不扬眉吐气！多少年受国民党黑暗统治，如今当家做了主人的老百姓，如何不为新中国自豪！我感觉，一九五八年，全社会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情怀是十分浓烈的！况且我一点不知道伯伯被毛主席点名批评的事——这也正是那个时代党内才有的保密水平，所以，无论谁提起那个时代，我的感情从不是单色调的，脑海里至今总会浮现很多美好的回忆！
当然，更重要的，也是最值得庆幸的，是我在一九五八年，没有去烧小高炉炼铁，也没去农村搞虚报瞒产，没有身陷于假大空的旋涡中，而是随朝阳区数千名水利大军来到离北京一百公里的密云县，参加修建密云水库，一干就是两年！
我在工地很忙很累，可能这是我第一次长时间离开家，总是十分惦记爸爸、妈妈、弟弟、妹妹，尤其更惦记伯伯、七妈，晚上稍微有点时间，就在煤油灯下给爸爸、妈妈和伯伯、七妈写信。可能是当秘书当习惯了，也是怕自己写的太乱耽误伯伯、七妈的时间，所以给伯伯、七妈写信，还常常是先打个草稿。也是鬼使神差，四十年过去了，我从一个人到结婚成立了真正的家，从北京搬到西安再到贵州再重返北京，转了西边半个中国，那些信纸已经发黄，字迹已经变淡，却没有丢失，把个修水库的事记得清清楚楚！那时我惟一感到奇怪的是：那两年里，我写给伯伯、七妈的信经常接不到回音，不是别的原因，常常是他们人不在北京。好不容易我办事或休假回趟北京，偏偏伯伯、七妈又不在西花厅！我当时一点不知道南宁会议伯伯挨批的事，只隐约觉得西花厅少了往日那种人来车往的繁忙，多了些冷清。
三十年后我才知道，那年的上半年，西花厅门庭冷落，“离右派只剩了五十米”的伯伯，内心寂寞痛苦，在共产党内历来以自我批评最多的伯伯，写检讨竟久久踱步，语塞字穷。
自从一九五五年底我调到朝阳区委宣传部工作后，学习党中央的文件也比较多，我记住伯伯的嘱咐，作为宣传教育群众的干部，自己一定要注意学好党的方针政策，除了学习文件，也要认真学习《人民日报》的社论，中央在当前的许多方针政策，都会体现在其中，所以，我阅读中央文件和《人民日报》社论总是非常认真，并不断地做些抄录。当然。对于伯伯的报告、讲话，我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只要能看到的，我都细细读，力求读懂。
一九五六年一月初，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我自认为是“小知识分子”，故而对伯伯在会上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读得十分仔细，记得他说过：“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他还说过：“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在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虽然那时我读，其实并不知道这种提法的真正意义，更不知道伯伯的这种提法在党内是第一个。一月底，在全国政协举行二届二次会议期间。伯伯在会上作政治报告时指出：“现在，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是要把各项建设事业做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以适应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我们应该努力去做那些客观上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不这样做，就要犯右倾保守的错误；我们也应该注意避免超越现实条件所许可的范围，不勉强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就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
后来，在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当前一方面存在右倾保守思想，另一方面又发生了急躁冒进的偏向。如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本来是要在五年、七年和十二年内分别加以实现的，但有些同志因为心急图快，企图在两三年内即把这些事情全部做好。有些工业生产计划在制定时，没有充分考虑材料的来源和供产销的平衡问题，计划订得不切实际，使计划的执行发生很大的困难。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
“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时候，也不应当忽略或放松了对急躁冒进倾向的反对。只有既反对了右倾保守思想，又反对了急躁冒进思想，我们才能正确地前进。”社论还指出，“在反对保守主义和急躁冒进的问题上，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有什么偏向就反对什么偏向，有多大错误，就纠正多大错误，万不可一股风，扩大化，把什么都说成保守主义，或者都说成急躁冒进，如果反得过火，就会反了一面，又造成另一方面的偏向，于工作反而有害。”
确实，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问题，伯伯作为总理，是有自己的考虑的。一则是他青年时代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期，为确立自己的信仰，曾系统学习过马克思的原著，攻读过《资本论》，二则是他一向务实的性格和实事求是的作风，所以在建国初期就清醒地指出：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要把中国由一个农业国变为工业国“道路是要我们一步一步去走的。”“我们所接受的旧中国满目疮痍，是一个破烂摊子。”应该看到，“我们决不能随随便便地在破烂摊子上建设高楼大厦，那是不稳固的，必须先打好基础才行。”实现社会主义，“需要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或者更长的时间”。看得出，伯伯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间不是一个短时期，希望经过十年到十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一些时，再说建成社会主义，不然群众一看，国家这么贫穷落后就是社会主义，会对社会主义道路失望的。
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用人民战争军事思想创造出夺取全国胜利神奇业绩的毛泽东，在建国之后，面对手握原子弹的美国，也从不弯腰低头的毛泽东，在对经济工作上，也总看重“人多热情高”，继续发挥自己指挥“人民战争”、“群众运动”的绝对优势，认为经济和军事一样，一定是听命于他的全权指挥，人定胜天！他希望经济发展快速，要求总理不断修改增加经济建设的指标。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是我伯伯和陈云亲自带领经济口的一百多位行家，经过一个多月统计计算才制定出来。
报到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还是嫌“保守”，还要求“提高”！
胡乔木同志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四日在回忆一九五六年“反冒进”情况时曾说：
“一九五六年各条战线、各省市根据毛主席一九五五年冬写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的精神，加快速度，扩大了预定计划的规模，增加了预算指标。四月下旬，毛主席在颐年堂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追加一九五六年的基建预算，受到与会同志的反对。”“会上尤以恩来同志发言最多，认为追加预算将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等等。毛泽东最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宣布散会。会后，恩来同志又亲自去找毛主席，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不久，毛主席就离开了北京。”
据《周恩来传》的记载：
因为整个国民经济在四月份以来出现日趋紧张的局面，从五月起，周恩来由防止急躁冒进进一步转到反对和纠正急躁冒进上来。
五月十一日，他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断然提出：“反保守、右倾从去年八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倾向。”……“超过客观经济条件的可能去搞，结果不是窝工，就是粗制滥造”。“涨上去以后，收回来很费劲，我们一定要接受这个教训。”
毛泽东离开北京到南方。很快，报纸上刊登了毛泽东在南方笑容满面观看农民在水田里使用双轮双铧犁的照片，他在给一位民主人士的信中写道：我在北京备受压抑，到南方后心情舒畅。
伯伯心里清楚，这是毛主席的又一个“恼火”：双轮双铧犁是毛主席提倡各省大量生产的，发展农业机械化的愿望当然无可非议。不久，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反映出情况：这种大型农具因为在南方水田使用不方便，农民不愿买，成品在仓库已经大量积压。伯伯当即表态：既然不行，何必提倡？绝对不要强销给农民。就在那次会议上决定：双轮双铧犁的生产，有些省如果还能压缩的，还可研究再行压缩。伯伯在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特别指出：再如双轮双铧犁，要生产六百万部，显然不需要这么多，因为很多地方不可能用现在那种新的双轮双铧犁。这个问题，八大报告上已经说了，不要再详细说了。现在可以告诉大家一个数目字，双轮双铧犁今年原来设想生产五百万部，结果只生产了一百七十万部，销了多少呢？到现在为止，销了八十万部，这里头还有一部分挂犁，恐怕还没有退回来，已经退回了十五万部，这种情形各省市同志比我们清楚。六百万部是以全国都用双轮双铧犁来计算的，显然这是不实际的。凡是不实际的，主席说过，就要修改。
从实际出发，凭总理的良心，伯伯没有立即开“顺风车”，他和陈云等分管经济的领导同志，依然在已经过快过热的经济战线上坚持了“反冒进”的主张。
于是，一场党内关于建设社会主义路线之争便成了必然。
据《周恩来传》分析：
在一九五六年那场争论中。毛泽东对周恩来等主张反对急躁冒进是不满意的，但是，究竟以什么方针来进行建设，他还在思索中。到一九五七年秋天，国际上波匈事件已经过去，国内反右派斗争基本结束，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超额完成。随着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又着重考虑到建设方面的问题，观点也更加明确起来。当时，两个新的情况对毛泽东的思考也产生影响：一个是，整风运动开始后，个别人利用党内关于“反冒进”的争论，攻击新中国的经济工作搞糟了，甚至提出共产党不能领导经济等。这使毛泽东更加认定：“反冒进也促进了右派的进攻。”因此，当反右运动高潮过去后，他回过头来准备解决党内关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这场争论，用他后来的话说是：“用整风来反掉右倾保守思想。”另一个原因是，这年十一月二日至二十一日毛泽东到莫斯科参加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庆典，接着又参加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同苏共领导人会谈中，赫鲁晓夫告诉毛泽东：“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这使毛泽东十分兴奋。他回答说：“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毛泽东的依据是，他在同英国共产党负责人波立特·高兰谈话中了解到，再过十五年，英国钢的年产量可从现在的两千万吨增长到三千万吨，而中国再过十五年可能达到四千万吨。胡乔木后来回忆：“毛主席对这个会议非常满意，加上苏联的人造卫星上天，毛主席这时确实感到胜利在我们一边，提出东风压倒西风，超英赶美。”“毛主席觉得可以摸索一种更高的发展速度，把群众发动起来，而且是全国发动起来，生产一定会大跃进”。毛泽东从莫斯科给国内打电话，批评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是不对的，说以后再也不要提反冒进了，搞社会主义就要冒一点。
作为反对急躁冒进的主要代表人的周恩来，自然地成为毛泽东批评的主要对象。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是太年轻了，读报纸、读文件，总是瞎子吃肉块块好，总以为都是指导工作的方针政策，照着办就是了。哪知道在这些社论和新闻报道后面还蕴藏着深刻的矛盾和斗争。更不会想到，这一切在一九五八年的“杭州会议”、“南宁会议”上都成为伯伯“离右派只有五十米”的错误罪证。是的，周恩来是我的亲伯伯，可是，他在一九五八年上半年曾经承受过的巨大压力，他内心忍受的巨大痛苦，他忍辱负重的坚定信念，我是在三十年后才从知情的伯伯、叔叔、朋友口中和大量的文献资料中知道的！那一幕幕场景，像一幅幅重色调的油画，那么强烈地震撼、残酷地揉搓着我的心……
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周恩来传》中我读到了这样的文字：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日到四日。周恩来继续参加毛泽东召集的会议，会议讨论了党领导经济建设的方法问题。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技术革命问题等。毛泽东在会上发了脾气。周恩来等提出过的反对急躁冒进的主张受到严厉批评。毛泽东后来说：杭州会议，我在那里发火，“我是放恩来的火，有柯老（指柯庆施——编者注）为证，就在杭州，实在憋不住了。几年之气，就向薄一波发泄。我说：我不听你这一套，你讲什么呀？我几年都不看预算了，横直你是强迫签字。”毛泽东还在周恩来面前“发了一通牢骚”，说“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对全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是‘个人崇拜’‘崇拜偶像’？不管什么原因，全国各地报纸，大小刊物都登载了，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但是杭州会议并没有取得令毛泽东满意的结果。
据该书记载：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毛泽东在南宁召开党内工作会议，周恩来因为要送也门巴德尔王太子回国，到南宁的时间推迟了两天，会议的重点本来是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和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及长远规划等问题，但是，就在南宁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又提出“反冒进”问题，把三中全会以来对“反冒进”的批评推向高潮。毛泽东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首先没有把指头认清楚，十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包，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学生），多花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当时不要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吹掉了三条：一为好快多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是属于政治，不属于业务。一个指头有了毛病，整一下就好了。原来‘库空如洗’、‘市场紧张’，过了半年就好了，变过来了。没有搞清楚六亿人口的问题，成绩主要，还是错误主要？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第二天，毛泽东从工作方法的角度继续阐述他的观点：“我们要注意，最怕的是六亿人民没有劲，抬不起头来就很不好。群众观点是从六亿人口出发。看问题要分别主流、支流，本质、现象。”“工作方法希望改良一下。这一次千里迢迢请同志们来一趟，是总理建议的，本来我不想多谈，有点灰心丧志。”他还说：“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这些措辞严厉的批评使“会议从一开始空气就非常紧张了”。
一月十三日，周恩来到机场送走也门王国巴德尔王太子的当天傍晚，乘飞机抵达南宁，据秘书和卫士们的回忆，在去南宁之前，一向沉着镇定的伯伯，这时很少有地显露出忐忑不安的神情，在办公室里紧锁双眉，来回踱步，步履失去了往日的轻快，显得迟缓沉重。
在《周恩来传》一书中我又接着看到：
一月十三日这天晚上。毛泽东约周恩来、刘少奇谈话，直到深夜。在十六日的会上，毛泽东拿出柯庆施在上海市党代会作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说：”柯文章很好，上海一百万工人，无产阶级集中的地方才能产生这篇文章。”他当众对周恩来说：“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恩来回答说：“我写不出来。”毛泽东又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听了毛泽东的批评，周恩来和到会的副总理们“坐卧不安”。当年随周恩来一起到南宁开会的他的经济秘书顾明后来回忆：“几乎每天晚上，先念、一波等都聚在总理那里讨论到夜里二三点，商议怎么检讨等等。那时。会议的形势很紧张。……”
经历了两次杭州会议的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批评不是毫无思想准备，但他没有想到毛泽东会发这么大的火，把问题提得这么严重。一月十九日，毛泽东约周恩来单独谈话。随后，继续进行大会讨论。会议从晚上八点多一直开到深夜一点多。周恩来在大会上发言，对“反冒进”问题承担了责任。他说：“反冒进”这个问题，一段时间（一九五六年夏季到冬季）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反冒进’是由于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生产关系改变后生产力将要有跃进的发展，因而在放手发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现畏缩，常常只看见物看不见人，尤其是把许多个别现象夸大成为一般现象或者主要现象，这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他表示：“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一月二十日，毛泽东说：冒进是全国人民烈焰冲起来的，是好事，部分是坏事。“反冒进”把前进放在第二位了。又说，“反冒进……把一些同志抛到（同）右派似乎相近的地位”。话说得这样重，使许多人不好再发表不同意见了。
……
二月二十二日，周恩来结束对朝鲜的访问回到北京。这时，北京正在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南宁会议精神，继续批评“反冒进”问题，不过，同南宁会议相比，会议的气氛缓和了许多，因为，一些搞经济的同志“睡不着觉，吃安眠药”，毛泽东认为：“我们还是靠这些人办事，此外没有人。”关于“反冒进”的性质，毛泽东在十八日的会上说：“一九五六年‘反冒进’这是个什么事情呢？这是总路线，大家都在正确的之下，在个别问题上意见不一致这么一种性质。”“以后‘反冒进’的口号不要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要提。”“冒是有一点冒，而不应该提什么‘反冒进’的口号。”“今年下半年，你们就看到要有一个大冒就是了，我看是比那一年冒还要厉害。”
这时，像周恩来这样受到严厉批评的一些领导人，不能再发表什么不同的意见。他们必须顾全大局，不能不郑重地考虑毛泽东不久后所说：“搞得不好，我们党会分裂，一分为二。”
往日车来人往，十分繁忙的西花厅，陡然冷清起来。没有外事活动时，伯伯就独自坐在办公室里写检讨。平时只有晚上九点后，伯伯才能回到西花厅办公室。那张普通的办公椅，仿佛有万能胶，他只要往上一坐，翻开文件、报告，埋头阅读批示，两眼放光，全神贯注，常常忘了时间，忘了一切，甚至忘了上厕所这样正常的生理需要。如今，周恩来提起笔，写几个字，便无奈地停下了，紧皱着眉头苦思苦想，往日炯炯的目光完全消失了，眼神像注入了铅，沉重、痛楚和迷茫，实在写不下去，便搁笔起身，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沿着会议桌，从西踱到东，从东踱到西，步履缓慢沉重。经久不停的脚步声，搅乱了外面秘书的心，他们都品味到了我伯伯太沉重太压抑的心情。他们无法替代，只能想点办法暂时打断一下“沉重”。他们把原来放置在外院水榭里的乒乓球台搬进了伯伯办公室旁边的活动室里。大家都熟悉我伯伯有尊重女同志、对身边工作的女同志也比较客气的特点。女秘书许明经常在我伯伯沿桌边久久踱步之时，及时敲开办公室的门，她故意语气轻松地说：“总理，我们来一场乒乓球男女混合单打比赛吧。我未必会输给你！”其实，真正开场比赛时，她总是努力把球打在台子正中，不断给我伯伯发去“和平球”，让活动的愉快和赢球的笑声，暂时放松一下我伯伯紧绷的心情……
中央党校派来了范若愚同志帮助我伯伯周恩来执笔写检讨。像往常一样，我伯伯口授，范若愚坐在桌边记录。一向办法最多，出口成章的伯伯，常常默坐在办公桌前，半天想不出一个词。熬至半夜，范若愚担心我伯伯着急，便起身告退到秘书办公室等候，不觉困倦睡着了。我伯伯在办公室一直踱步的声音，惊起了我的七妈，她摇醒已经酣睡的范若愚，不无惆怅地说：天都快亮了，若愚同志，你瞧恩来那么苦恼，你进去帮帮他啊！
范若愚起草的我伯伯周恩来检讨中用了这样一句话：“几十年来，我与毛主席风雨同舟。”伯伯摇着头说：“你不懂党史！我过去犯过很多错误，只能说遵义会议之后与毛主席风雨同舟！”
白天，秘书已经按照我伯伯的吩咐清理他的藏书，自己的留下扎好，从外面借的分头还去。大家心里也猜到几分，不当总理的话，周恩来一定会搬出西花厅，因为国务院办公室与西花厅只是一墙之隔，他要给新总理让地方……
叶飞是陈毅元帅手下的一员战将，两人情谊深厚。那是个星期天，他到中南海找老首长“摆龙门阵”，因为陈毅随我伯伯周恩来去朝鲜访问刚回到北京，他便随便问起在朝鲜志愿军的情况。一向心直口快的陈毅突然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这次到朝鲜，总理白天神采奕奕，谈笑如常，一到晚上，他关上门，就独自一个人喝闷酒，也没有菜，一杯接着一杯。我心里最清楚，他是以酒浇愁啊！我就去劝他：总理，古人云，以酒浇愁愁更愁，酒喝多了要伤身体的。你想开一点，历史总是公正的！
“文革”后谈起这段往事，叶飞的眼睛还有些湿润地说：周恩来当时检讨自己“反冒进”错误的报告他已经听了，总理检讨完后，满场掌声，他也热烈地鼓掌。他敬重周恩来是党内“老犯错误老检讨”的一位好领袖。听了陈毅讲周恩来喝闷酒的事，他心里对周恩来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噢，总理也是有自己的独立思考的，而并非上面说什么是什么的！于是，对周恩来又增加了几分敬重。他知道周恩来的检讨是为了顾全大局。
到了三月，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没再发大脾气，一方面也讲关于“反冒进”的问题，在《周恩来传》中这样写道：
为了巩固反“反冒进”的“成果”，一九五八年二月，毛泽东提出再到成都开一次会。
……
当然，成都会议的中心还是讨论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这个问题。三月九日，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又提出“反冒进”问题，他说，建设社会主义有两种方法的比较，“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应采取‘冒进’，很多问题都可以这样提”。从三月九日至二十六日的十八天会议中，“毛泽东始终处于兴奋状态”，除插话外，一连发表了六次长篇讲话。他也谈到，在建设速度上要留有余地，“不要公开去挡，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但是他更多地谈的是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并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毛泽东认为：“过去八年的经验，应加总结，‘反冒进’是个方针问题，南宁会议谈了这个问题，谈清楚的目的是使大家有共同语言，好做工作。”
周恩来在会上作了两次发言，一次是总结外交工作，一次是继续对“反冒进”问题进行检讨。但周恩来的检讨还没有使毛泽东感到满意。
……
三月二十七日，周恩来和邓小平、陈云一起回到北京，应该说，周恩来从南宁会议以来一直处在痛苦的思想斗争中，他需要有一个安静的环境，坐下来认真地总结一下这几年来的经济工作，如果错了，究竟错在哪里；认真思考一下南宁会议以来毛泽东一次又一次的批评。但是回到北京后，繁忙的外事活动，特别是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中出现的问题，占据了他很多时间。一位当年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同志回忆说：“现在回想起来，那是周总理最痛苦的一段时间。但是，在工作面前、在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面前，他从来没有表现出来，对工作依然是那么认真，那么投入。”
……
五月五日至二十三日，经过充分酝酿和准备的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中，对国内主要矛盾作出这样的分析：“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在某些范围内表现为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这就继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之后，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结论。……报告中强调。“建设速度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有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还保存一些所谓‘右比左好’、‘慢比快好’，小脚走路比大步前进好的陈腐观念”，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从五月八日开始，陆续进行了十天的大会发言，发言中，“解放思想，敢想敢做的呼声压倒一切”。
周恩来和陈云在大会上对“反冒进”问题再一次作了检讨。事前，毛泽东在五月十五日，分别约陈云、周恩来进行了长时间谈话，究竟怎样来作这次检讨，周恩来经历了痛苦的思想斗争。……当年帮助他整理检讨发言的秘书范若愚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有一天。周恩来同志对我说，他这次发言，主要是作‘检讨’，因为‘犯了反冒进的错误’，在南宁会议上已经被提出来了。……他还说，关于他这次‘犯错误’的问题，他已和毛泽东同志当面谈过了，主要原因在于他的思想跟不上毛泽东同志。这说明必须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这之后就开始起草发言稿的开头部分，他说一句，我记一句。他说得很慢，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的内心有矛盾，因而他找不到恰当语句表达他想说的话……
最后，他逐字逐句地自己动笔修改一遍，又亲自补充了几段，才打印出来，送交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传阅。后来稿子退回，周恩来同志让我誊写清楚，再打印一次。我看到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提的意见，把‘检讨’部分中的一些话删掉了，有些话改得分量较轻了。我看了之后，心里的紧张情绪才缓和下来。但是我发现周恩来同志在起草这个发言稿的十多天内，两鬓的白发又增添了。”
周恩来在大会上所作检讨中，谈到“反冒进”的错误时说：“我是这个错误的主要负责人。”……他又谈到这一阶段中的思想变化说：自己对毛泽东指出的“反冒进”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模和速度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这一点，“在相当时间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
这时，人们还没有经历“大跃进”所带来的种种严重后果，许多问题还看不太清楚。周恩来尽管陷入巨大的痛苦中，仍力求把问题想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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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二次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的问题。与此同时，彭德怀也向中央提出“不担任国防部长的工作”。六月九日，毛泽东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他们提出的请求，会议决定：“他们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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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周恩来的处境是困难的。然而，他服从党的决定，继续挑起这副担子，艰难地前进。
从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内关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争论，到这个时候告一段落，周恩来、陈云等从实际出发提出的反对急躁冒进、尊重经济建设规律的正确意见受到严重挫折。毛泽东对“反冒进”的过火的严厉批评，造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压力，使得和他不同的意见一时难以再提出，集体领导受到损害，党内生活出现不正常的状况。党的干部中又有相当多的人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这样“左”的错误不可避免地迅速发展起来，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不顾客观经济规律、急于求成的“大跃进”狂潮，谁也无法阻挡它的发生了。
我伯伯周恩来顾全大局，立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全力贯彻中央会议的精神。整个一九五八年下半年，他除了留在北京处理必要的外交事务外，其余时间，他便到广东，去上海，飞黄河，下工地，深入农村、工厂、工地第一线进行调查研究。
烈日炎炎的七月，伯伯要到广东去调查，罗青长同志劝他：这么热的天，不到北戴河休息，到北方农村调查也好嘛！伯伯执意地摇摇头：就到广东！火热的天气，火热的心怀，火热的调查嘛！他带了一位科学家飞到广州，来到广东新会县调查水稻育种情况。
伯伯坚决不住县委安排好的招待所，就在临街的县委二楼办公室里搭了张床。一住就是七天！天热，新会县城的居民都爱光脚穿木板拖鞋上街，木拖鞋走在石板路上，“踢踏踢踏”的脚步声，在夜里，清脆刺耳，常常是响到后半夜才停，天还没亮又响。这不要说睡觉很轻的伯伯，连平时入睡很快的卫士长成元功，也常常被仿佛响在枕头边的木拖鞋声吵得睡不着。屋里又闷又热，没有电风扇，无论是我伯伯还是随从的工作人员，人人只靠一把芭蕉扇，不扇就流汗，直至夜深了，太困了，扇累了，才在朦胧中入睡，无奈天不亮，那清脆的“踢踏踢踏”声又把人惊醒，一睁眼就一身一脸的汗！伯伯全身长满了痱子，眼角也布满了血丝，然而，他总是精神抖擞，看工厂，看农村，与见到的群众亲切交谈。到新会农场视察，他兴致勃勃地为“新会劳动大学”题写校名，临别时，用毛笔把自己对新会农场的希望留在雪白的纸上：“工农结合城乡结合，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结合。”
伯伯参观新会县废物利用展览会，感触万千，挥笔写下了自己的心声：
“全国商业部门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应该向新会学习，抓紧废物利用这一环节，实行收购废品，变无用为有用，扩大加工，变一用为多用，勤俭节约，变破旧为崭新，把工农商学兵联成一片，密切协作，为全面地发展生产服务，以便更好地实现勤俭建国、改造社会的任务。”
一星期后，伯伯又出现在上海第三、第一钢铁厂、矽钢厂的车间和工地上，看望工人、技术人员和干部，召开座谈会，听取汇报，了解生产情况。厂里为他准备了招待餐，他却走进工人食堂，自己排队，花二分钱买了二两饭，五分钱买了一个炒包心菜，一分钱打了一份汤，与工人师傅边吃边聊天。在上海市郊马桥镇看高产田，听说一亩地种了十二万穴后指出：要合理密植，还要关心社员群众的生活，要让社员吃好休息好！
突然得知黄河花园口出现特大洪峰，伯伯立即登机飞临黄河视察，找黄河水利委员会的领导来汇报，晚上冒雨在广场上给铁路职工讲话，与干部、技术人员研究修复铁桥的办法，又是一直到深夜……
接触到我伯伯周恩来的干部、技术人员和工农兵群众，都忘不掉人民总理的平易、深入和关切，压根想不到他在党内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严厉批评。
只要是中央的号召，我伯伯周恩来都努力去身体力行。毛主席在“成都会议”时谈的最后一个问题：“不大不小。我们这回印了一些诗，净是古董。我想搞一点新的民歌，对立统一。是不是请各位同志负个责任，回去之后，机关、学校、部队、人民团体，甚至于工厂，开头搞几个点试办，其办法就是发纸，比如一个人发三张纸，请你写民歌，一个星期交卷，或者两个星期都可以。有纸在手，想出来就写，不要花多少时间……民歌就是一种诗……”
伯伯也做过两首诗，在参观广东新会县粮食局工具改革展览会时，他诗兴大发写道：
“厂仓当战场，创造新刀枪，一天当十天，夜间出太阳。”他可能还挺满意，回到北京，他便拿给陈毅看。陈毅对总理如同对兄长，讲话从不拐弯抹角：
“哎啊，世界上能当诗人的人，未必能当总理，你能当总理，也未必一定能成诗人嘛！”
伯伯笑了，他接过陈毅递回来的诗稿，三下两下撕成了碎片，扔进纸篓中了事。其实，比他早离开人世的陈毅恐怕从没读过我伯伯年轻时代的律诗，不知道他曾是挺有诗才的人吧！
说实话，听到这些四十年前发生可我一点不知道的事，我心里仍然激动，也常常想不通，忍不住反问那些有过亲身经历的人们：
当时伯伯真的认为自己完全错了吗？他的检讨是由衷的吗？
为什么伯伯明明知道自己是没有错，却不与毛主席展开辩论，还拼命地检讨自己，你们没觉得他虚伪胆小，为保自己的官职吗？
为什么只要毛主席一说话，大家都不敢反驳了？如果大家都起来坚持正确的意见，毛主席不是也只能服从嘛？
记得张劲夫同志的回答曾使我眼前猛地一亮：
你以为我们这些人对毛主席的信任，也像红卫兵那样被林彪“大树特树”起来的吗？也是个人迷信吗？不！我们自从参加革命后，从土地革命五次反“围剿”开始，到长征，到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八年抗战，到三年解放战争，每次我们认为一定是毛主席错了，共产国际对了，可铁的事实却一次次证明，又是毛主席对了！于是，在我们的头脑里便扎根了这样的观念，毛泽东是战略家，他总站得比我们高，看得比我们远，只要意见不同，就认为是自己水平不如毛主席高，相信一定是自己错了，跟着主席走，一定没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