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人利用三十多年前敌人制造的“伍豪事件”的谣言来整你伯伯，但这事中央当时就清楚。我们是幸存者，要想到过去的无名英雄，我们应该对烈士、先烈们给以怀念。“文革”结束后，“伍豪事件”的真相才大白于天下。
一九六八年八月下旬，我由西安请产假回北京公婆家，准备迎接我第二个孩子沈桐的出生。
一天，七妈来电话约我去，我到了西花厅，七妈看到我身体笨重的样子，还走得满脸是汗，忙让我去洗把脸，吃点西瓜，看我歇过来了，就问：
“秉德，你生了老二之后，老大沈清准备怎么安排啊？”
“我和人骅及两位老人已说好了，用老二换走老大，沈清三岁了，也该和我们在一起，让他到托儿所过过集体生活了。”
七妈听了很满意，似乎想起了三年前我临去西安时，伯伯、七妈对我的嘱咐：孩子应该自己带，放在老人身边容易娇惯，对孩子的成长不利。
接着她话锋一转，很严肃、很详细地讲了一件使我十分震惊的事情，大体是说现在有人利用三十多年前敌人制造你伯伯发表脱党声明的谣言来整你伯伯，但这事中央当时就清楚，一九四三年延安整风时，中央又有明确结论，就是“伍豪事件”，这是非常清楚的事。最后她说：“现在形势复杂，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都可能发生，你平时在外地工作，不论发生什么事情，你心里要明白你伯伯是怎么回事，这也是你伯伯让我对你讲的。”
一九七二年下半年我到北京出差时，七妈又对我说：“我前几年对你讲的‘伍豪事件’，中央又进一步搞清这问题，毛主席说这事早已清楚了，让你伯伯在中央的高级干部会上再讲清这问题，并做好录音，要给中央和各省都留一份材料和录音，存入档案，以便后人了解此事。”
对我的这些谈话，她老人家对秉钧、秉宜也都分别谈过。
我想中央对此事已有了非常清楚的结论，应该是不成问题了。特别是“四人帮”粉碎之后，十年浩劫已成为过去，我在思想上对这事已感到无需再提了，却没想到七妈在一次特别的场合，又谈起了这件事，这次我做了记录，所以可以较详细、全面地回忆起她当时的谈话。
一九七九年国庆，我那去内蒙古插队十一年的小妹秉建要结婚了。她丈夫拉苏荣是蒙古族青年歌唱家。伯伯在世时就希望秉建既然在内蒙古插队，最好找个蒙古族青年结婚，成家立业。现在虽然伯伯不在了，但秉建仍按伯伯的遗愿找了蒙古族青年为伴侣，七妈也特别高兴，说六姐弟都结婚了，都到西花厅来聚一聚吧。
我们兄弟姐妹们也都很高兴，难得都在北京凑齐了，六对夫妇共同去七妈家也不容易，又想七妈把我们从小照顾到大，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已长大成人，成家立业了，我们对她老人家的报答是怎么样也不过分的，那么我们这次就做一点小小的表示吧，我们事先讲好：十月二日我们去看望老人家之后，集体请老人家去北京饭店吃顿西餐，她欣然接受了。
十月二日那天九点钟，我和丈夫沈人骅，秉钧和妻子刘军鹰，秉宜与丈夫任长安，秉华与妻子李玉树，秉和与妻子岳五一，还有秉建和拉苏荣，就来到了西花厅。一看七妈是一身笔挺的西装，精神特别好，我们除了给新郎、新娘戴上大红花外，还给七妈左胸前也别上了朵鲜花，她高兴地与我们集体在院子里合了影，还分别与每一对夫妇都留了影。
然后，她招呼我们进到客厅，与我们谈话，她说：
“今天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十周年国庆的第二天，我心里很高兴，我们家里也很难得有这么个机会（这时她很激动），秉建结婚了，现在你们从六个人。变成十二个人了，在一起聚会，你们也很难得有这个机会。
“在这个难得的机会里，我除了祝贺新婚夫妇外，还有个重要问题，我要向你们讲一讲，让你们年轻一代，也要懂得一些老一代的历史。
“我要讲的是三十年代最初的一二年发生的事情。当时我们党内出了一个叛徒顾顺章，他与国民党特务结合起来诬陷你们的伯伯脱党，伪造了一个‘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当时党中央就了解事实真相，也妥善地处理了这事。
“但一九六七年上半年，文化大革命初期，南开大学‘八一八抓叛徒集团’，从旧报纸上发现了当时的这个启事，像得了宝，交给了戚本禹，你们伯伯知道这事了（注：当时七妈并未讲伯伯是怎么知道这事的，现从大量史料看是：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二日江青收到材料后，如获至宝，不做任何调查研究，突然于五月十七日给林彪、周恩来、康生三人写了一封信，把伪造启事的抄件摆在他们面前，信中说：‘他们查到了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要求同我面谈。’五月十九日，周恩来在江青的信上批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当时我们都明白这是伪造的，是‘四人帮’要以这个事来陷害你们伯伯，当时有人就知道是伪造的，就拿了当时的证据交给毛主席，毛主席说这是当时敌人伪造的，不能相信。
“这事是在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八日左右，在上海的几个大报纸上都陆续刊登了‘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下款是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但没有第二个人名。
“其实，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你伯伯已到了江西的中央苏区，这个声明是叛徒顾顺章和国民党特务共同假造的，他知道伍豪这名字在人民群众中不知道，而在共产党内是知道的，他要制造混乱，给人们一个共产党内出现了大批叛徒的假象，达到煽动党内同志动摇的目的。而且他还要报复，为什么他要报复？顾顺章这人原来在党内是做情报保卫工作的，为了掩护工作的需要，他的很多家人都知道我们党内的组织、人员等机密。一次他去汉口办事，不注意隐蔽，还去变魔术，被国民党C.C.特务抓了，被捕后他叛变，一定要见蒋介石才讲出我党机密，这事当时就被我党中央知道了，中央机关和人员立即转移，但他的家属都认识我们的人，为了免于后患，防止我中央机关被全部破获，我们对他的家人都进行了处置，灭了口，中央的局势才得以转危为安。但顾顺章为了报复，在报上登了悬赏捉拿周恩来的启事，想用金钱收买叛徒告密，都未能达到目的，这样又与国民党特务想办法登了‘伍豪脱党’的启事。
“对这份在各大报上都刊登的启事，怎么向社会说明是假的呢？当时在上海的中央同志很费了周折，采取了侧面说明的办法，在上海《申报》登了报馆广告部的启事：‘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十八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保人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用这办法来公开讲明原来的启事是假的。
“接着，党还采取了更加明确有力的公开辟谣的办法，用你伯伯另一个别名周少山的名义，请法国律师巴和代登启事，以否认伪造的启事。一九三二年三月四日的《申报》上刊出了《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启事说：‘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好友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做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二百四十三人同时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事关个人名誉，易滋误会，更恐有不肖之徒颠倒是非借端生事，特委请贵律师代为声明，并答谢戚友之函电存问者云云。’这第二个声明，在党内外又进一步澄清了问题。
“一九六七年五月，你伯伯为了要抓紧时间澄清问题，让西花厅的所有工作人员通通翻阅三十年代的报纸，找到了当时伯伯已不在上海，顾顺章叛变、报复，党中央安排的《申报》广告部刊登的不能给伍豪刊登启事的声明以及巴和律师的声明等资料，就充分说明问题了。
“你伯伯写了非常详细的信给毛主席，还附了当时报纸合订本。
“一九七二年六月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毛主席告诉周恩来最好向会上的二三百名高级干部说清楚这件事，会上你伯伯讲话，还有三十年代我们党中央在上海的领导人陈云同志也有讲话证实了这问题。在这个会上决定：根据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主席的意见，把这个讲话录音和根据录音的记录稿以及有关的文献材料，都作为档案，保存在中央档案局。同时，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保存一份，以便党内都知道这个问题的真相，避免今后有人利用它制造事端。但是这决定后来根本未做到。
“现在‘四人帮’已经粉碎了，组织上要搞一套材料，详细说明这件事。
“你们如今都已长大成人，也该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我们现在革命取得成功，‘四人帮’也粉碎了，我们还要纪念那些为建立新中国而献身的无名英雄们，在顾顺章叛变后，我们怎么能很快得到消息，迅速转移，挽救了中央的？是因为我们有地下党员在国民党C.C.特务机构做机要员，就是现在的电影导演钱江的父亲钱壮飞同志，他得到消息，马上赶到上海去向党中央报告，后又去了中央苏区，对革命做了很大贡献。可惜长征途中，在贵阳大休息时，再也未得到他的消息，牺牲了。我们纪念他，我们应该对烈士、先烈们给以怀念。
“我们过去革命时，只想如何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统治，要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一切，直至生命。根本没有想过能活着看到新中国的建立，更没想到做什么官，比起那些为革命献身的同志，我们只是幸存者，是从死人堆里爬过来的幸存者，只有认真工作的责任，没有享受特权的权力。所以你们也同样应该认真工作，不争名，不争利，要想到过去的无名英雄，更要向千千万万个先烈们学习！”
七妈谈了这一事件后，我们似乎又成熟了一些，对有关“伍豪事件”也更加关注，也不断地翻阅了一些文献资料。
对这一事件，伯伯一直放心不下，因为一九七二年六月中央会议上关于将伯伯的讲话录音及录音记录稿存入中央档案局，并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保存一份的决定，一直被“四人帮”一伙拖延搁置起来不办。他们还继续派人在上海寻找所谓“伍豪事件”的材料。他们还大搞所谓“批林批孔批周公”、“评《水浒》，批投降派”，等等，矛头都指向了伯伯。
一九七五年，伯伯病情加重，九月二十日准备进行手术治疗。伯伯却迟迟不肯进手术室，他惟恐“四人帮”还会在这个问题上兴风作浪。他要来了讲话录音记录稿，用他颤抖的手，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和报告日期，并写上了当时签字的时间和环境是“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于进入手术室之前”。这说明伯伯对此事十分关切。在进入手术室时，他又大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我想他是担心自己万一下不来手术床，他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向人们发出自己发自内心的呐喊，捍卫自己历史的圣洁！但直到他与世长辞时，这件事竟成了他生前未了的遗愿！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一些党史工作者对“伍豪事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获得了大量确凿的证据，才使这一事件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我对伯伯一九七二年已确诊膀胱癌的实情全然不知。一九七四年五月三十一日我在西花厅与伯伯、七妈共进午餐，知道他要去住院，我的心情真像少年儿童过节，由衷高兴：伯伯难得肯抽时间去住院，他只要好好睡觉“充充电”，过十天半月正常人的生活，他便能够精神焕发，夜以继日地工作。
这两张伯伯和七妈在大寨虎头山上的照片，是在我与伯伯倒数第二次见面时，伯伯亲自送给我的纪念，我常恨自己太傻太憨，竟然一点不知道死神已经逼近伯伯，他心里非常清楚地在与我作别！
一九七四年五月三十一日上午，刚从外地随军调到北京的我，在家接到电话，听筒里传来七妈亲切的声音：“秉德，你中午回家来吃饭吧，我和伯伯等你！”
“好啊！”我爽声答应，望着桌上的台历，搁下电话的我心如鹿撞：今天是星期五，离周日还有两天，为什么叫我回西花厅吃饭？是不是爸爸那里有了什么消息，出了什么事？
记得一九七三年六月，我曾为爸爸的事，给伯伯、七妈写过一封信谈过自己的思想：
这些年来，我们对爸爸的态度，一直按伯伯的话办：“他犯了杀头罪，也不要吭一声。”从开始我和弟弟妹妹们就能正确对待，坚决拥护组织采取的措施，与他划清界限，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毫不动摇。几年来也未再过问此事，而且不断严格要求自己，加强对自己世界观的改造，努力搞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但最近几年来，阶级、路线斗争的复杂表现，特别是这次回京从一些听到的现象中，逐步在我脑中考虑了另一些问题，想到对他的处理是否会另有目的，甚至是否企图从他口中得到伯伯的一些历史、家庭、生活、社会关系等一些材料，而至今五年已过，仍无结论又不放出，是否怕他出来就暴露了他们审讯的内容？
这样的猜测纯属主观的想法，纯属猜测，限于我了解的情况太少，心中无数，想大胆向您们谈谈心，可参考的您们参考，完全不对就请您们批评、教育我，我是毫无恶意的，更不想翻案，只是想有些具体人是否还未挖清？这个想法所根据的现象是：
一、王金岭经常说他的问题不严重（这次一办的人动员妈去看他也一再说问题不严重，不属敌我问题）。
二、既然“问题不严重”早已很明确，为何迟迟不定案解决？王说“案子已转至中央一办，刘少奇专案组太大，定案还排不到他头上”，他周同宇是排不上，但他不仅是个周同宇，他与伯伯的关系谁都知道，为什么不从爱护角度出发，使伯伯的亲戚更清楚呢？少给敌人钻空子呢？
三、管案子与生活照顾分开，形成王金岭只照顾生活，而不了解案情。此案原由谢富治同志总抓的，由北京卫戍区傅崇碧直接管，下面只王金岭管，傅倒后，由黄作珍领导王金岭抓此案，据王说，案子及人转至“一办”，但家庭生活的照顾仍由王来管，说他现已调离卫戍区，在京郊某部任教导员，其他工作都交待了，只“照顾周的家属”一事未交代，仍由他管。这样就形成对我们家庭生活上他很关心，他又常讲问题不严重，但他却无权管这件事，使问题一直拖下来。
四、听说周同宇一九七一——一九七二年患白内障，有些失明，也听说住院很久。这次妈去看他时，连大照片也看不清了，如不是故意搞坏他的眼睛，是他自己眼睛生病，为什么住院很久，对这种较易医治的白内障没有给他医好？
五、王金岭一九七一年以来对我们家中人见到面都说过“他年纪大了，身体不好，怕死在里面”等语。其实在他说以前我倒未想到此事，既然他们想到了此事，又迟迟不解决。“死在里面”我想这可能不是他们怕的，而正是他们所希望的，他们可能怕的是他活着出来，就把在里面审讯的内容暴露出来了，审讯的内容是否以搜集伯伯的材料为主。
我们不应轻易怀疑别人，但经过这几年的现实斗争，又觉得不能轻易相信一些人。总应将现象摆出来，经过分析得出一些看法来。我对这看法也无把握，可又想大胆地向您们谈谈心，不知有没有值得您们考虑的地方，如果不对，也恳望您们批评、教育我，指出问题所在，提高我的思想认识。我对组织上审查他毫无不满，更不想为周翻案，只是想在这样复杂情况下，有些坏人是否挖清了？是否有借机寻事者？
记得他们没有回信，等我十一月初出差北京见到伯伯时，向他汇报了我和人骅在贵州三线看到工厂生产质量差、生产水平低的情况时，看伯伯紧锁双眉，嘴唇紧绷，已经瘦削下去的脸上老人斑显得又多又大，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我心里一阵收紧，心想，伯伯也是七十多岁的人了，要操心的国家大事太多，我不能也不应该再提爸爸的事给他添烦恼了！
记得我后来回忆爸爸坐牢的事，海外的一个刊物评论说：周恩来为了保自己，连他弟弟都不救。其实，站在现在时兴的“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立场上，恐怕永远不会理解这其中的感情。周同宇是我的父亲，给我生命，从小特别疼我，把我抚养成人，要说我不关心他的命运是假的，尤其是总听说他的身体不好，总怕死在里面，我从内心来说，是希望他早日能弄清问题，早日出狱，全家团圆。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从内心来说，更关心的是伯伯的处境，尤其是爸爸被抓起来后，我总怪爸爸太不争气，就因为他当年脱离革命，退休了又惹出这些事来，给伯伯添了太多的麻烦！如果说过去每月我从伯伯处领取二百元生活费，能从四爷爷曾经抚养了伯伯、爸爸，周家有伯伯养侄儿的传统找到心里平衡的话，在爸爸被抓后，我心里再找不到平衡点，一种深深的负疚感紧紧地抓住了我，从心底为爸爸羞愧，从心底觉得对不起伯伯和七妈！只希望爸爸的问题早作结论，以免影响伯伯的声誉和正常工作，因为他的工作是为全国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在操心，为解救保护更多的老干部在努力，为全国、全党的稳定在全力苦撑。压根没想过要伯伯利用自己总理的权力，去救爸爸出来！
这天，走进西花厅，见到七妈，我赶紧问发生了什么事？七妈笑笑说：“是你伯伯让我打电话，还亲自叮嘱烧饭师傅：今天秉德来，加个菜！”
饭桌上，伯伯显得特别放松，没像往常那样快节奏，他微笑地递给我一个两头弯弯的面包：“秉德，你先尝一尝这个面包。”
我咬了一个角，又香又酥，到嘴即化！
“怎么样，好吃吗？”
“真好吃！”我又咬了一大口，连连称赞说：“几日不见，大师傅的手艺又上一层楼！”
“哈哈，这可不是大师傅做的！”伯伯乐了：“这是地道的法式羊角面包，是小平同志刚刚从法国带来送我的，他还记得我们在法国留学时，都喜欢吃这种皮酥心软的面包。”
伯伯吃得很少，放下碗筷，他没有离席，好几次为我夹菜！余光中，我发现伯伯一直在看我，那眼神显得格外温柔、亲切。这在过去是很少有的，往日他吃饭总是很快，无暇聊天，无论是家庭聚会，还是与西花厅的工作人员会餐，他也总是第一个离开，一是为让大家不拘束、多吃点，另外他也的确太忙，他总是快步走进办公室，忙他的去了。
“伯伯，您怎么又瘦了，脸色也这样苍白，最近又熬夜了吧？”饭后坐到沙发上，我忍不住问：“伯伯，您已经是七十多岁的人了，虽说没有老态龙钟，可也不是年轻小伙子了，不能再硬拼了，伯伯、七妈，您们说我的话对不对？”
伯伯笑了：“对，你也看出我很消瘦吗？我现在也确实有点病，要去医院住些日子。我明天就去住院！”
“真的？”
“当然！现在有小平同志主管工作，外交又打了个大胜仗！我可以放心去住院了。”
“那太好了！”我如获珍宝般兴奋地拍起手来：“伯伯，这回您可是想通了，您忙了一辈子了，也没有机会好好去休养一下，这次去住院，您就好好养养身体吧！您的身体底子好，就是缺少休息，到医院白天体检，晚上好好睡个完整的觉，如果能坚持半个月，不，最好能休息一个月，您又能像过去一样精神焕发了！”
“我争取吧！”
多少年来，我一直庆幸伯伯有个特别健康的身体！他有过人的精力，敏捷的动作，走起路来步伐又快又有力。冬天他衣服也穿得十分单薄，去机场迎接外国来宾，就是严冬，他也不戴帽子。常常伯伯在西花厅前厅站起身向外走，身后年轻卫士赶紧跟上递大衣，伯伯边走边穿，常常左手一伸，右手一套，穿大衣的工夫，人已经走出七八米迈步出门，卫士如果不小跑两步就赶不上给他开车门。
记得成元功说过：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伯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抵达罗马尼亚，二十四日参加乔治乌德治总统的葬礼。清晨，他向总理报告，今天很冷，外面气温已达零下十八度，您的中山装里一定穿上毛裤和厚毛衣。伯伯平时在国内，最冷的天也从没穿过毛裤。伯伯反问道：有这么冷吗？正巧，他的俄文秘书马列一身雪花从外面跑进来，伯伯就问：马列，外头冷不冷？还是体壮如牛的毛头小伙子的马列回答说，不冷！于是伯伯就不肯穿毛裤，成元功坚持了半天，他只在衬衣外多穿了一件毛背心。
送葬的数公里路上，大雪纷飞，寒风刺骨，队伍行进十分缓慢，再加下葬仪式，在户外呆了将近五小时！东欧许多国家首脑穿着圆圆滚滚，厚厚的皮大衣，毛绒绒的皮帽、皮手套，还一个个冻得鼻青脸肿直跺脚。而只穿一身中山装，外加一件灰呢子夹大衣，在整个队伍中独一份的单薄精干的中国总理，脸色红润，表情从容，身体笔挺，步履稳健，那份英俊和洒脱，令许多“老大哥”惊讶和羡慕，私下里真有人向翻译打听：周恩来吃了什么药，会有如此神奇的抗寒能力？
知道实情的成元功急坏了，马列也吓坏了，大家都料定回国后总理一定会大病一场！可也真神了，伯伯回来后啥病没有，照样黑天当着白日，连轴转地开会、见外宾、批文件，此时成元功和马列都松了口气，大伙都打心眼里佩服伯伯的身子骨真捧！
但是六十年代，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以后，他既要维护党的稳定与威望，又要不断地保护和“解放’老干部，更要顾及全国八九亿人口的吃、穿、用的生产组织，他太劳累了，也太伤神了，对身体健康的损伤太大。我听七妈说过，伯伯最近常发心脏病，所以听到伯伯要住院，我只想到他有时间睡觉了，只要睡觉好，伯伯的心脏就能恢复往日强劲的“力量”，压根没往坏处想，更没想到这竟是我倒数第二次与伯伯见面。
“秉德，我这次去住院，以后咱们见面机会就少了。”伯伯的话说得很平静，但望着我的眼神很凝重动情：“你自己要好好工作，教育好孩子。”说着，他把手边两张早已准备好的七寸彩色照片递过来：“这两张是我和你七妈去年在大寨虎头山上拍的，一人一张，送给你吧。”
“真的？”我真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在我记忆中，这是伯伯第二次亲自送给我照片，第一次是我结婚前，七妈拍的庐山风景照，曾刊登在《中国摄影》画报上。伯伯和七妈都非常喜欢这张照片，放大成二十二寸，装好镜框，放在柜子上。听说我要结婚，伯伯亲自送给我的。
伯伯点点头。
“谢谢！”我珍藏起照片，心里除了开心还是开心，没有任何不祥的预感！
如果那时我知道伯伯已经得了膀胱癌，知道第二天伯伯就要上手术台，我恐怕就不会那么轻松了！可是，我真的一点也不知道！
“秉德，你妈妈身体好吗？算起来，我们也已经有七八年不见面了！”伯伯的语调很有些感叹。
“妈身体还行，就是总念叨爸爸。”我本小心地避开这个可能让伯伯心烦的话题，硬压着自己内心对爸爸问题的担忧，现在伯伯提起，我就忍不住放开讲了，因为我知道伯伯的心特细也特善，爸爸被捕后，他从来没有在我爸爸和妈妈之间划等号。
记得一九六八年爸爸刚被抓时，在伯伯和七妈的教育下，我们六个姐妹都明确表了态：如果周同宇真是特务，我们就与他断绝一切关系；如果经过审查不是特务，他还是我们的爸爸！惟独妈妈想不通。她常向我们叨叨：要说你爸爸这人糊涂，嘴馋，好显示自己，好出风头，这就算了，可他怎么会跑到“特”字上去了呢？怎么陷进去的？去聚餐时他知道他们是特务吗？你们想想，他已退休，六十多岁，年纪不小了，拿着人民的退休金，好好养老多好，为什么还干那些事？我们从最坏处打算，一条一条向妈妈讲明专案组提供的爸爸的“罪状”，妈妈总是你说你的，她有一定之规：你爸爸这个人就是是非不明，就是瞎热情，对敌人也热情！他要是真的干特务，就不想想他哥哥和儿女们？你们的爸爸，你们也不是不知道，他平时讲话也很进步呀，怎么可能是这样的？
当时小妹秉建才十六岁，思想太单纯，她看妈妈总不能与爸爸划清界线，便觉得妈妈不革命，常当面顶撞妈妈，经常争吵。
我从西安回来生孩子，去西花厅看伯伯和七妈时，他们问到家里情况，我便把妈的“活思想”和盘托出。讲妈的情况时，伯伯一直静静地听，没有任何表示。但当我讲到小妹看不起妈，说她不是党员，太落后，至今与爸爸划不清界限时，伯伯一下提高了声音：“怎么能连自己妈妈都看不起！你当姐姐的，一定要教育她们，妈妈不是党员怎么了？她是你爸爸的妻子，对问题认识不足，这不奇怪，可以帮助她嘛，但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记住，是妈妈把你们送到了这个世界上！
“秉德，我知道你妈妈对我不理解，哥哥当总理，却不为亲弟弟说话。其实，平心而论，你爸爸被隔离审查已经六年多了，难道我这当哥哥的是铁石心肠毫不关心？当然，如果是国民党，可能不用开口，也有人看面子赶紧放人了，可我们是共产党，是有组织原则的！我不分管刘少奇专案组，我就无权过问你爸爸的问题，只能依靠组织，耐心等待。我看过去年你写的信，秉德，你比过去成熟多了，也知道党内斗争的复杂性，你是老大，要和秉钧把兄弟姐妹团结好，也要多多劝慰、关心妈妈，我想，你爸爸的问题在我有生之年，应该能解决的。”
坦白地说，我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动：这是伯伯最后一次单独与我谈心，而且是以对同志的态度而非长辈教育晚辈的口吻。我郑重地点头承诺。是的，只有在旧中国，在封建王朝和国民党里才会官官相护，一人当官，鸡犬升天。我们是共产党，当然不应该做违反党性原则的事情！
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我才知道伯伯当时的险境。
陈毅在“文革”初期就曾一针见血地说过：说什么“文化大革命”是新文革和旧政权的矛盾，说到底，“文化大革命”第一要打倒刘少奇，第二要打倒周恩来。在刘少奇被打倒后，周恩来就成了“四人帮”的眼中钉，而“伍豪启事”就是“四人帮”黑白颠倒，企图把伯伯置于死地的一把毒剑。他们利用手中篡夺的权力，把一个明明是早有结论的事，既有当年江西苏维埃政府发布的公告在：“伍豪启事”是敌人造谣，周恩来早已到达苏区，也有当年《申报》上律师发表的辟谣声明在，更有当年留在上海的党内同志在，可“四人帮”依然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不断地在社会上散布“周恩来是叛徒”的舆论，妄图达到“谎话说一千遍就能成为真理”的目的，从而把周恩来打倒！
从张颖阿姨回忆中，我更了解了伯伯的苦衷。
“文革”期间，原来的体委主任荣高棠也在被隔离审查，他的儿子小乐天心脏病发作，生命危在旦夕，在半昏迷状态中，嘴里一直在喊着爸爸。守在一边的妈妈以泪洗面，心都要碎了，万般无奈，只有给总理写一封信了。她知道张颖曾经给总理当过秘书，便恳请张颖把信送到西花厅，希望总理批准荣高棠去医院一趟，让父子见上最后一面。第一封信送去，毫无音讯；第二封信送去，石沉大海，不忍心看着小乐天不停地呼唤，张颖又第三次走进西花厅，那天，正巧总理在家。
“我已经批了两次了，怎么还没让荣高棠去医院？”伯伯吃惊地反问，立即提笔在信上批了同意的字样，按铃让秘书取走时叮嘱：“事不宜迟，不能按常规办了，你拿着这封信，直接去荣高棠关押处，说我已经批准了，立即让荣高棠到医院去！”秘书走了，好长一段时间里，伯伯一直没有开口，他眉头紧皱，双臂抱在胸前，在办公室踱步，以此平静自己激动的心情。好一会，他才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张颖，为了小乐天，让你接连给我送了三次信，你知不知道，对这些被审查的老干部的事，要政治局七个人签字才能生效啊！”
张颖阿姨非常熟悉我伯伯的组织纪律性，遇事他总是自己承担责任，作为他的下级，她从没听我伯伯谈论过领导层的事，这真是惟一的例外！
至此，我更明白了，在外人看，尤其是林彪垮台后，伯伯地位显赫，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仿佛应该说怎么，就能怎么！所以，有些“文革”中被关押数年的老干部也不免埋怨说：“我是什么人，你周恩来能不了解？关我一年、两年，说你出于无奈，可你为什么关我七年、八年？”殊不知，一向不会搞阴谋诡计，更不会拉帮结派的伯伯，充其量只是政治局七票中的一票，他没有决定权。他总是在等候时机，利用时机，抓住时机，争取毛主席的同意，分期分批地解放干部！说实话，荣高棠最终与儿子见上了最后一面，与其说是伯伯的权力所致，倒不如说是他在解放军中的威信和声望所致更合适！
那天，伯伯仿佛很愿意继续谈下去，倒是我担心伯伯身体不好，应该休息了，就主动告辞了。离开西花厅，我心情轻松极了，嘴里情不自禁哼唱起《洪湖水浪打浪》的老歌，仿佛回到十几年前，我按七妈的“布置”，在大门口迎到伯伯，陪他一块散步回家——心情放松的伯伯，总爱用受过伤的右手打拍子，字正腔圆地唱起《洪湖赤卫队》的插曲，我挽着伯伯胳膊，和着伯伯的节拍边走边唱……
是呀，我从小就认为伯伯能休息下来，就能身体好，所以一九七四年我才会认为伯伯肯住院就好了！因为伯伯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时间休息，没有时间治疗，只要能住院，能休息下来，就没有治不好的病！我从来没有把伯伯与可怕的癌症联系起来，总认为癌症是痛苦、忧郁的人才会得，而我的伯伯，永远那样精神抖擞，神采奕奕，充满乐观、信心和力量！他与癌症应该无缘！
二十几年后，当我读到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周恩来年谱》一九七四年五月这一页时，竟不觉泪流满面：伯伯二十九日陪同毛主席会见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随后，在身体极度虚弱、医护人员随时准备抢救的情况下，仍坚持按原计划同拉扎克就中马两国建交问题举行会谈。这是伯伯最后一次与外国首脑举行正式会谈。
伯伯身患癌症已经是第三个年头了，此时伯伯膀胱癌已经恶化，他每次小便都是血尿，一次失血就是四百－五百毫升！用伯伯的老保健医生卞志强主任的话说：“坐在外面守候的医生、护士个个悬着心，周总理一上卫生间，我们就心惊肉跳，他的血压已经随时可能因为失血过多而掉到零！”
跟随伯伯多年的张树迎叔叔更害怕回顾那痛苦的一刻：“总理不断尿血，可常常因为凝固的血块堵住了尿道口，总理尿憋得难受，可怎么也排不出来！痛得他在地上翻过来滚过去，我们站在旁边，急得掉泪，却一点帮不上忙！谁知歪打正着，因为翻动，血块移位，总理倒能排出尿来了。于是，我们干脆在总理经常接待外宾的福建厅旁总理的办公室里摆上一张床，总理不能排尿时，就让他躺在床上左右翻滚，以达到能排出血尿。到一九七四年五月，总理的病情更恶化了，用翻滚的办法已经无济于事，是总理自己向毛主席递上了要求手术的报告，才决定六月一日住院的……”
“一－五月，根据有关记录统计，周恩来在五个月共计一百三十九天的实际工作量为：每日工作十二到十四小时有九天，十四到十八小时有七十四天，十九至二十三小时有三十八天，连续工作二十四小时有五天，只有十三天的工作量在十二小时以内。此外，从三月中旬到五月底的两个半月内，除日常工作外，周恩来共计参加中央各种会议二十一次，外事活动五十四次，其他会议和谈话五十七次。”
文献研究室的精确的统计，对别人可能是无血无肉的阿拉伯数字，对我而言，则是又一次走进了伯伯的心灵通道，我取文献统计的数字计算起来，伯伯在这病情日趋严重的五个月中，平均每天工作时间竟达十七一十八小时之久！伯伯是用他的行动在写自己对生命意义的诠释：活着的意义，就是能够为党为祖国和人民努力工作。伯伯的一生，尤其是晚年，他在努力地与日趋逼近的死神抢时间，顽强地向生命的极限宣战！
后来，我听医生说，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医疗组又发现他便中有潜血，怀疑有肠癌发生，急需立即进行检查治疗，而伯伯坚持飞赴长沙，向毛主席汇报四届人大各项工作筹备情况。因为他已经知道，王洪文要代表“四人帮”去长沙向毛泽东告他和邓小平、叶帅的状，他们一心想夺权。伯伯更明白，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和部长由谁担当，这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建设、人民的生活，这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他不能不争！他当时对医生说：“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连平时最关心我伯伯身体情况的叶剑英元帅，也只是再三叮嘱随同我伯伯前往的医护人员：要想尽一切办法无论如何一定要保证周总理安全回来。
确实，他在“完成历史任务”和“延长自己生命”这两个无法两全的问题上，选择了前者。如果他有一点点自私，他只要完全放开工作，以他的医疗条件，延长自己的生命，并不是一件办不到的事！但他宁愿浓缩生命，工作至死，也决不想着为自己，为七妈，乃至为我们子侄活着而放弃工作！生命等于工作，在伯伯来说不是一句空话、大话。一九五八年挨批判，受委屈时，他不能放弃的是工作；一九七二年身患绝症后，他不能停止的还是工作！
如果我当时就知道这一切，知道伯伯每天工作时间达十七八个小时，知道他那么痛苦的病情，我就不会与伯伯分别得那么轻松，也不会干出在电话中“声讨”伯伯的傻事！
我见不到伯伯，却在电话中对伯伯发出“声讨”，伯伯坦然地提到：“就是有这一天也是正常的。”可我仍然没有往这方面想，因为伯伯的声音仍然充满着活力！
伯伯住院后，我每隔一两周就去西花厅看望七妈，并提出要到医院看望伯伯。七妈却说：“不行呀，中央有规定，为了保证他的治疗，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外，只有我可以去看他，我会把你的关心和问候带给他的。”
我奇怪，我去看望一下，会影响对伯伯的治疗吗？可是七妈既然这样说了，我也不能非去不可。好在报上不断登出伯伯在医院接待外宾的消息，虽说黑白照片看不清伯伯的面容，可他依然笔挺的身姿、从容的神态，就足以让我放心了。这时，我爸爸周同宇也放出来了，虽说还未作最后结论，但我内心是轻松了许多，起码不会再有人借爸爸的历史问题找伯伯的麻烦了！加上邓小平伯伯已经大抓“整顿”，多年颠倒的是非，开始有了说法，人们仿佛已经闻到了春天的气息，看到了幸福生活的远景。
记得是一九七五年的五月十二日下午，我接到曾担任伯伯保健护士的王力的电话，说有急事找我。我下午一下班就赶到她在北京医院宿舍的家中。一见面，我就觉着不对劲，怎么她的眼睛又红又肿？还没等我开口问，王力的眼泪已经滚落下来，她拉着我的手，抽泣着说：
“秉德，你一定要想想办法！你一定要想想办法！”
“你快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心急如焚地追问。
“昨天，总理到北京医院来看病人，事先就通知了我和周尚珏、郑淑云、焦纪仕几个曾在他身边工作过，现在北京医院上班的医生、护士，在他要路过的走廊里见见面。我们几个都特高兴，你想，他是总理，我们都是普通医生护士，而且离开十多年了，可你伯伯还想着我们。我们怎么能不感动、不高兴呢！于是，我们都提前在约好的走廊处等你伯伯。总理来了，我们大家都高兴地与他握手，陪他边走边交谈，总理一点没变，关心地问我们的家人、工作，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聊得很轻松。我们一再请他多多保重，在医院里安心养好身体。走着走着，总理突然回过头来问郑淑云：‘你说我还能活一年吗？’大家都愣住了！”
“我伯伯的病真那么严重？”伯伯的问话对我也太突然了，真仿佛五雷轰顶，我的眼泪也忍不住哗哗地流了下来。
“秉德，你也不要太着急。”王力忙安慰道：“当时瞧总理转身的动作快而有力，一点不像身患重病的样子，但总理一向实事求是，又不会无缘无故说出这样的话来，当时我们都忍不住哭了起来，倒是总理反过来安慰我们。哎，这一夜我们都没睡，心里真急死了，总理有病，要积极治疗，但有这种情绪会影响治疗效果，对身体非常不利呀！想来想去，只有找你了，你一定要想办法见到总理，好好劝劝他才行！”
“好，我马上去西花厅！”我立即奔出王力家，挤上公共汽车，直奔中南海。此时我横下一条心，今天不见到伯伯，我决不回家了！
客厅里，我神情激动，话语像放开闸门的潮水，我复述了王力所说的内容，最后说：“七妈，我应该去看看伯伯，我不能让伯伯这样子说话。他这样的想法对他的治疗不利，对咱们大家的情绪也很不好。这场风波是很大的，在北京医院的那些老的医务工作者当中的风波是很大的，大家都受不了。”
七妈平静地说：“这是有规定啊，你还是去不成啊！”
“那怎么行！我一定要和伯伯讲一讲。七妈，请您帮我联系一下，我今天一定要去见伯伯，我一定要去批评他说的错话！”一向随和的我，完全失去了控制，变得固执且不容商量。
七妈见我这样急，又要遵守中央的规定，她想了想，拿起了红机子：“请接三○五医院周恩来病房。”然后回身对我说：“秉德，你就在电话里与你伯伯好好谈谈吧！”
“是秉德吗？”伯伯在电话里的声音仍然亲切从容。
“是我，伯伯您好！”
“你工作单位定了吗？孩子们好不好？跟你们住吗？最近回家去看看了吗？你爸爸、妈妈都好吗？”听伯伯一连提出了这么多问题，都是惦着我和家人，如果我不曾到过北京医院，不知道他曾说过“我还能活一年吗？”这句话，我会非常开心地一一回答伯伯的问话，可是今天我心急如焚，没有一点好心情，又担心影响伯伯体力，话不能讲得太长，只应了句“他们都好”便直插自己要说的主题：“伯伯，我今天打电话给您，是为了纠正伯伯的一句错话和错误想法的。”
伯伯是我最敬仰、最崇拜的人，他的话我从来都认为是正确和智慧的，从未有过任何怀疑，今天忽然要来“纠正他的错话”，伯伯也着实没有想到，忙着问：“怎么了？”
我理直气壮而又非常心疼地说：“伯伯昨天去北京医院见到几位医生、护士说了一句什么话？”
伯伯当然立即就想到了昨天的情景，却依然轻松地说：“开了个玩笑嘛，有什么！”
我急不可待地告诉他：“唉呀！伯伯你不知道这句‘玩笑’的后果！”
伯伯却反问我：“你从哪儿听到这句话？谁讲的？”他这问话本身就说明确有其事了。
我顾不得正面回答他，而只是告诉他：“我知道了这话，而且知道小王、小郑、小焦几个都哭了，－夜未睡，今天告诉了我，我一听也急得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