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有什么好哭的，我是开个玩笑，就是真的这样子也是应该想象得到的，共产党员应该是辩证唯物论者，人总有那么一天。活了七十七岁了，还不够吗？天有不测风云嘛！”伯伯分明在开导我，也在给我打预防针，让我有这种思想准备。
“不够，不够！这是党和国家的需要，伯伯还应为革命多做贡献！”当时我感到只有用工作需要最能提起伯伯对自己生命的珍惜。
“我是在努力了，但不能对我要求过急，我自从去年六月一日住进医院，已快一年了，一直不见风雨。现在我成了温室里的花儿了，生命力就不强，只有在大草原，在广阔天地里的花朵，才长得壮，活得好。”
“那伯伯就不要住在医院里了，回到家里来住吧！”
“这你可得问七妈，这事由不得我呀！再说家里的温度也不一定适合我。”
“那伯伯就走得远些，到南方去疗养一段不好吗？现在整天接触的都是医生、护士，总是想着病的事，心情怎么能好呢？”我真是太天真了！其实后来我才知道，伯伯在住院的一年中，已经做了四五次手术，他的身体一天也不能离开医院、医生和护士！
“现在疗养不一定对我合适。”伯伯又耐心地对我解释：“医生、护士也没有总用病的事来缠着我。但你说的周围都是医生、护士，这倒说对了，现在就是医生、护士太多了，我反而要做他们的工作了，要想着如何去对付他们！”
“我希望伯伯从两方面做做努力，好吗？一个是希望伯伯能在晚上睡觉，白天活动活动，见见阳光。”从我十二岁住进西花厅，就知道伯伯为了工作，一直是夜晚办公，经常天亮了才上床，就是吃上安眠药，充其量只能睡几个小时；中午，他和吃午餐的七妈一桌，吃他的早餐；然后，伯伯的汽车开出西花厅，开会、见外宾，不到夜半，他不会回来。
“我这里的房子你也不了解，有个走廊，房里冬天还可见到太阳，现在慢慢地也见不到太阳了。我还不能一下子就到露天去见太阳，一年没到室外了，还得慢慢适应才行。这房子就是不透气，密闭，因此换空气的事麻烦一点。”
“我的第二点，是希望伯伯能适当地做点体操锻炼，七妈坚持做体操，身体就很有好转嘛！”
“体操适合她的身体，她的病。”
“那您也可以根据病情，做些相应的体操运动呀！”我还是这样不开窍地瞎出主意。
伯伯只能无可奈何地应付我：“这可以努力。”然后他又开导我：“你看，我的一句玩笑话，我想他们几个人都向我问过好，我去北京医院，有机会就见见他们，见了后就随便脱口而出。我想着以后不知什么时候见面，就随便问了小郑一句，其实小郑又不了解我的病，我问她干什么？就是开个玩笑，这有什么？随便一句话，就引起了一阵小风波。”
我立即更正伯伯：“是大风波，不是小风波！”
“不就是你们几个人吗？别再传了呀！”
“人数是不多，但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是大风波！”
伯伯的语调一下严肃起来：“你们不应该这样嘛！你们是共产党员，你们是唯物主义者，人总要有那么一天嘛！你总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
我忍不住呜咽着说：“伯伯，这样的思想准备太残酷了！你还要为人民做好多事情呢，咱们国家还有好多事情需要你做呢。”
伯伯口气和缓了些，说：“秉德，你应该明白，任何人都有这么一天，我也一样。我要是没有了，总会有人代替我的，而且会比我做得还要好。”
我仍然不能接受：“伯伯，当然不是光从工作需要呀！我们从亲属的角度，从家人的角度，也是不愿意，不能让你这样子，你一定要把身体养好。”
伯伯继续耐心地解释：“对家人、对亲人也不要这样，要想得开点嘛！人都总要有那一天，怕什么！”
按说，伯伯的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但我就是脑子不转弯，仍然相信伯伯在开玩笑，认定伯伯说的“那一天”还十分遥远，仍然担心现在伯伯有这样的思想负担，就会影响他的身体和治疗，就我行我素，再一次恳求道：“伯伯，你一定要自己注意身体，做好治疗，那句话也千万别随便说了，这种玩笑。别人经受不住，这心情对您健康也不利，好吗？现在您累了，我不忍再多占您的时间了，您休息吧，人骅问您好！”
我用余光看看表，已经讲了近二十几分钟了，虽然七妈静静坐在一边并没催我，可我担心伯伯太累，再说，我要表达的意思已经都讲清楚了，还是让他快休息吧。
“好，你问他好，他工作忙吗？”伯伯仿佛并没有想结束的意思，又问起家常。
“他还好，就是工作忙。”
“你爸爸、妈妈都好吗？现在家里来人多吗？”伯伯关切的语气使我的心又一次被震动了，伯伯一定知道爸爸被放出来了，他并不因为爸爸被审查而不再理会他，而且这么多年了，他依然熟悉爸爸的习惯：不甘寂寞，喜欢交朋友！
“他们都挺好，家里没有多少人来！”是啊，爸爸被放出来后，身体不好，再说又没做结论，不要说他身体不好出不去，就是能出去交朋友，别人知道他还有“历史问题”的尾巴，又有谁敢找麻烦呢！
“你去看他们时，替我带个好！你两个孩子好吗？不要把他们养娇了，你要注意这个问题。你现在在哪儿工作？”我一九七四年初从外地随军回到北京，到伯伯住院时，我的工作安排还未最后落实，所以虽然当时我已工作近一年了，他还不清楚我在哪个单位。
“我被分配到北京首饰进出口公司工作，属北京市外贸局。”
“那你要研究哪些东西出口，成本又低，换取外汇又高？要利用农村的东西多出口，又增加农民收入，又给国家创造外汇。你要在工作中好好学习呀！”
“我记住了。伯伯休息吧，我谈的时间太长，您累了。”
“我马上要见外宾，不公开的。”
“我七妈马上要去看您的。”
“我等她，让她快来，好，再见。”
我搀着七妈上了汽车，车出西花厅，出中南海西北门，顺府右街向北走到丁字路口，司机老杨把车停了，我与七妈道别后下车，又目送着黑色轿车驶向三○五医院。站在那里，我很久没动，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一方面我向伯伯说出了自己想说的话，心情轻松了些；但另一方面也觉得揪心和不平，西花厅与三○五医院，严格说只隔着一条马路，两道高墙，直线距离不到五百米，可谓近在咫尺，我是伯伯的亲侄女，却不能探视，这不是太不讲人情了嘛！
世界上本没有后悔药，可是有几件事，只要一回想起来我就自责，就后悔。伯伯住院后曾两次回西花厅，第一次我去见了他，却没拍成照片；第二次我因家里有事没去西花厅，结果竟成永别！
在我与伯伯通电话后不到两个星期，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日，我接到七妈的电话，她说：“你不是想看望伯伯吗？伯伯今天下午从医院回家，你回家来吧！”
“太好了！”我兴奋极了，算起来，伯伯住院快一年了，只通过一次电话，真想他！
快步走进西花厅，一眼看过去，庭院里花香树绿，小鸟欢唱，熟悉的一切好像都因为伯伯的回家变得更美好！走进里院，就听到会客室里传出一阵阵笑声。进门一看，伯伯一脸微笑坐在东面的小沙发上，两只脚搁在面前的一个矮墩上。伯伯的脸仿佛比一年前消瘦些，老年斑更多些，但神情依然从容。七妈靠近伯伯坐着，客厅四周的沙发上、小竹椅上坐着的人还真不少，好几位过去在伯伯身边工作过的老秘书、老护士都回来了。吸引着伯伯注意力也是场内最活跃的是一个年轻女孩子，她十分投入地跳着舞，仿佛是模仿着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吴琼花的舞姿，跳着跳着，突然收住舞步问：“邓妈妈，有没有红绸子？”
“有，我去找！”七妈兴致很高地站起身，抬头看见我们，便大声招呼：“秉德、人骅来了，到伯伯身边去坐！”然后就进里屋，不一会找出一条大红绸被面递给那个女孩子，那女孩立即往腰上一扎，落落大方地说：“我再给周伯伯扭个东北大秧歌吧！”说完哼唱着秧歌调又兴致勃勃地扭起来，伯伯笑吟吟地轻轻拍着手。那女孩子跳完舞往伯伯身边一蹲，顽皮地问：“周伯伯，我跳得好不好？”
“不错！”
“该不该奖励？”
“可以！”
“伯伯，我喜欢你院子里的那几株牡丹花！”
“你挖去，凡是我院子里的东西，你看上了什么都可以拿去！”
“真的？！谢谢周伯伯！”说完，她真的跑出客厅，指挥卫士们帮她去挖花了！
“伯伯，您好！”这时，我和人骅才有机会走近伯伯身边坐下问候。
“你们好，怎么孩子没带来？”伯伯声音仍然那么洪亮有力。
“我们担心影响您的身体，放在爷爷奶奶家里了。”
“应该带来嘛！我好久没见到他们了。”伯伯的口气中不无惋惜，他扳着指头算道：“沈清是一九六五年出生的，今年该上三年级了，沈桐是一九六八年出生的，今年也该上学了吧？”
我眼睛一下湿润了，心里直埋怨自己太拘谨，如果有刚才那个姑娘一半的洒脱，也会把两个儿子带来，让伯伯享享当爷爷的乐趣！人骅在与伯伯聊家常，我忍不住问身边的七妈：“刚才那个姑娘是谁？”
“是谢富治同志的女儿。你伯伯住进三○五医院后，她妈妈是卫生部长刘湘平，就也把办公室搬进了三○五医院里，调集全国最好的医生专家，你伯伯需要什么器械、药品，她都立即调来，国内如果没有，就设法去国外买来。”
难怪一向待人处事“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伯伯对那个姑娘特别迁就。说实话，此时我心里有一种不知是自责、自悲还是内疚的感觉，虽说自己是伯伯的亲侄女，却不能为伯伯治疗的事贡献一点力量，哪怕是微薄之力！不过，对那个姑娘总是围着伯伯转，使我们无法与伯伯静静谈谈话，尤其她真去挖伯伯庭院里牡丹花的做法，多少有些反感。
粉碎“四人帮”后，经过党中央审查，谢富治被开除了党籍。听说他临死前曾说过：我对不起周总理！而且也风闻刘湘平如何破坏对伯伯的治疗，伯伯回家，她还派她的女儿去监视等等。这些我无法证实。我只说我自己当时亲眼看见、听见和想到的。
瞅着旁边没人，我俯在伯伯耳边小声请求道：“伯伯，我们跟你照张相，行吗？”
伯伯握着我的手，轻声回答：“你瞧，家里有那么多老同志和医生护士，咱们下次再照吧！”
我听话地点点头。回想起来，我只在一九六四年结婚以前与伯伯合过影，六十年代，包括我和人骅结婚后，我们带孩子去中南海看他，“文革”期间我也多次进中南海，与伯伯多次交谈过，但都没再拍一张照片。按当时的规矩，像伯伯这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是由新华社记者为他们拍照，底片统一归新华社存档。我从来是守规矩的人，因此我从未将伯伯送给爸爸的“卓尔基”相机拿到西花厅去与他拍照。而新华社摄影记者又并非随时都在。
一九七五年六月十五日是个星期天，上午，七妈亲自给我打来一个电话：
“秉德，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伯伯今天回来，你们又可以和伯伯见面了。”
我一想，上次与伯伯见面是五月二十日，不到一个月，伯伯又可以回来，看样子病情有好转，以后肯定可以常常回家了，就告诉七妈实情：人骅一位多年不见的老同学来了，我得给他们做饭，下次再去吧！
“那好，你通知一下小咪，她上次没有见到。”
“好，我一定通知小咪！”
我赶紧打电话找秉宜，可那天秉宜有什么事出去了，一直没找到。后来听说卫士长张树迎叔叔还专门让司机老杨开车到处找小咪，可惜也没找到。于是我们姐妹都错过了与伯伯见最后一面的机会！
等到伯伯去世后，我真是追悔莫及，特别是当我读到伯伯年谱中的那段文字，我更是泪如泉涌，永远无法原谅自己！
六月十五日回西花厅，随即返回医院。这是周恩来生前最后一次到西花厅。
六月十六日就在三月二十六日做第三次大手术后的病情及治疗情况致信毛泽东，告知这一段时间“恢复好，消化正常，无潜血，”但“膀胱出血仍未断”，癌细胞屡有发现。经与中央常委四人研究后，决定提前进行膀胱镜电烧治疗。信中提出：“我现在身体还经得起，体重还有六十一斤。一切正常，可保无虞，务请主席放心。”信中还请毛泽东“早治眼病”，以利健康和工作。毛泽东圈阅了此信。当晚到次日凌晨，做治疗手术。
七妈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可也十分看重亲情。伯伯住在医院时，她坚持按照中央的规定，不让亲属去探视，也从来没有向我透露一点伯伯病情的严重程度。（如果我知道伯伯的体重只剩六十一斤了，还要经受手术之苦，那天我无论如何都会去西花厅的）。可一有伯伯回西花厅的机会，她立刻通知伯伯在北京从小看大的两个侄女，想让伯伯得到一点亲情的安慰，也能满足我们想见伯伯的迫切心情。她那个身份，那个经历，能做到这样，实在是无可挑剔的！
可是，我却让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轻易失之交臂。我在想，看着我们两个在西花厅长大的孩子都没去看自己，伯伯的心里一定会隐痛的，如果我们去，伯伯可能会与我们拍一张最后的照片——因为上一次见他时，我提出要与伯伯合影，伯伯贴在我耳边轻轻说：今天人太多，下一次吧！这次他清楚自己的病情，也许是最后一次回西花厅了，也许会安排我们合个影。当然，这种近似永别的团聚，伯伯更可能要给我们说点什么，可能说到对爸爸问题的看法，也可能对远在边疆的秉和、秉建提出一点什么希望……即使什么也不说，我们的到来，对伯伯也是一种亲情的慰藉，一种天伦之乐的团圆。
无论我向哪个朋友提起这次与伯伯的最后见面，不是因为“四人帮”阻拦，不是因为天高地远，更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只是因为我要为丈夫的老同学做饭这件小事而失去，自责我自己是不是“太木”时，朋友无一不脱口而出：你何止是太木，简直是太浑！那时知道周总理生病，全国有多少人千方百计打听总理的病情，连我们这些没有上层消息来源的人都知道总理身患癌症，无法医治了，都渴望着一生中创造过那么多奇迹的总理，能在自己的生命中再创奇迹！你守着西花厅的七妈，却不知道你伯伯病情日趋严重？！不珍惜每一次都可能是最后一次与伯伯的见面机会？！为丈夫朋友做饭，这算什么事嘛，你去见伯伯，让两个大男人自己下碗面条，有什么困难？！只要知道你是去看伯伯，而不能七个碟子八个碗地招待他，如果真是朋友，他决不会有什么埋怨，即便当时有，事后知道真情——你是与你至亲的伯伯周恩来总理去见面、去告别，他也一定能够理解，否则他还有什么人味，更谈不上是什么好朋友！
是呀，我有很长时间不敢想这件事，只要一想，内疚、自责、后悔的心情就无法控制，如万箭穿心，如刀子剜肉，尤其是这些年，从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周恩来年谱》中，从伯伯身边工作过的卫士长成元功和张树迎、卫士高振普、保健医生张佐良等几位在伯伯晚年身边工作的同志的回忆中，我才更走近了伯伯，才明白伯伯一九七四年五月三十一日叫我去吃饭，送我照片，都是在与我道别，就像他后来十几次手术那样，每次上手术台前都与大家郑重地握手告别。他心里太清楚自己的病了，他每次都做好了上手术台就再回不来的思想准备！可是，那时我全然不知，竟在生离死别的时刻那么轻松，造成一个又一个无法弥补，直至生命终结也不能原谅自己的遗憾！
吸取了这些刻骨铭心的教训，记住了这一次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所以，从一九七六年开始到一九九二年，七妈在世的最后十六年中，我再也不让自己有点滴的疏漏。七妈一个电话，无论手边有什么事我都立即丢开直奔七妈身边，尽我一个晚辈能为她做到的一切。我命令自己，绝不能把在伯伯生前的遗憾，又在七妈身上重演！
当我捧着鲜艳玫瑰花瓣随着七妈骨灰撒向波浪翻腾的海河时，我泪珠滚滚，心中在默念：七妈，如果你能见到伯伯，一定要帮我转告我永远无法自谅的悔恨，也请你告诉伯伯，如今的秉德，再不会重复过去的傻事，她会敬老爱幼，百倍地珍惜人间亲情！
我太意外了，无比坚强的伯伯曾嚎啕大哭！我太震惊了，无比镇定的伯伯曾受惊挪不动步！我太不平了，忠诚无二的伯伯竟被无情批判“迫不及待夺权”！我太惊诧了，身患癌症的伯伯的手术从第一次到最后一次，都是他自己亲笔写报告！
随着时间的不断流逝，越来越多在伯伯领导下工作过的人都已双鬓斑白，也大多步入古稀之年，住进了干休所，迈入了离休干部的行列。可是，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仍使他们无法忘记过去的日子。他们口头讲，挥笔写，使伯伯许多鲜为人知的事情公布于世，让我的心灵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震动，使我一步又一步进入到伯伯内心世界，使我受到了一次次强烈的震撼！更使我掂量出伯伯苦涩辉煌的分量。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乘飞机外逃，消息一经证实，有人立即提出用导弹打掉。毛泽东主席摇摇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而伯伯曾拿着话筒向林彪乘坐的三叉戟喊话：“林副主席无论在国内哪个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去机场迎接。”接着，为了处理这一突发事件，伯伯吃住在人民大会堂，几乎整整三天三夜没合眼。这是许多文章都回忆过的。
有一个情节鲜为人知：中国驻蒙古大使馆派人带回的照片，证实了林彪的确折戟沉沙，自取灭亡之后，不断有面色严峻的国家领导人脚步匆匆进出，弥漫着高度紧张气氛的东大厅里终于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其他人都已经如释重负地离开了，屋里只剩下周恩来、纪登奎。
突然，一阵嚎啕之声如江水崩堤猛然暴发，这是一种长久的压抑到了极限，终于无法再压抑而暴发的哭声，一种痛楚无比撕肝裂肺的痛哭。纪登奎一下呆住了：不是亲眼目睹，他压根儿不会相信，发出这种哭声不是别人，正是面对墙壁双肩颤抖的周恩来！就是刚才还和大家一样露出久违的笑容，举杯庆祝这不幸中的万幸的周恩来！
自从调到中央工作，纪登奎看到的周恩来永远是从容、镇定、乐观。是的，如果从身材长相上看，周总理只算是中等个，人偏清瘦，典型江南人的脸庞，端庄清秀，举止文雅，让人不禁联想起西湖边的杨柳。可是，从跟随他工作中的亲眼目睹，不管是外交上的剑拔弩张，还是党内错综复杂的局面，他永远应付自如，有用不完的智慧和精力！而且，他仿佛是专为克服困难来到这个世界的，往往越是困难、艰险，他越有力量和办法，仿佛世界上没有难得住他的事。又让人不禁想到扎根于绝壁陡岩上的黄山奇松——美感与力量最有机的结合。像今天这样的失控，纪登奎是第一次看见，真感到太意外了，太震动了，以至于平时反应敏捷极善言辞的他，此刻也乱了方寸，话说得结结巴巴：
“总理，总理，林彪一伙摔死了，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应该说是最好的结局了，您该高兴，对不？！”讲完他自己才意识到，自己分明在重复着总理刚才讲的话。
周恩来回过身来，双肩依然在颤动，脸上老泪纵横，他摇着头，声音嘶哑地反复说：“你不懂，你不懂！”
确实，纪登奎也是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真正想明白周恩来的痛哭失声：为着树立和维护林彪副统帅的地位，冲击打倒了党政军那么多老干部，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全国从上到下，几乎无一幸免，国家主席刘少奇被定“叛徒、内奸、工贼”，煤炭部长张霖之被活活打死，多少老干部被投入监狱，多少群众因之划线受批判……如今，这个一直是被称为毛主席“最亲密战友”，并作为毛主席当然接班人写入党章的林彪，竟带着老婆、儿子逃往国外，落得个折戟沉沙，死无完尸！作为一个国家总理，他怎么不为“文革”以来党的一次次错误决策痛心！怎么再说以打倒刘少奇大树特树林彪为主要成就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他又怎么向全国党、政、军、民解释和交代这一切？！
毛泽东主席之气魄够大，他在延安时就笑指拥有原子弹的美国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但林彪外逃之时，毛主席已是年过古稀老人，林彪外逃之事，给他的打击是沉重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致命的。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正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集会议的伯伯，出去接了一个电话，再进门时脸色灰白，他挥挥手说：散会散会！没了往日的镇定，转身带着小跑往电梯方向赶。卫士长张树迎扶着伯伯走进电梯。他明显感到总理的全身在发颤：“到游泳池。”他的声音也微微发颤。张树迎心里一震，一定是毛主席那里出事了。果然，一进游泳池，毛主席卧室的门窗大开，平躺在床上的毛泽东主席脸色发青，嘴唇发紫，仿佛已经没了呼吸。张春桥、姚文元、江青等人已经到了，只是冷漠地远旁站着。伯伯进去后立即向紧张焦急的医生询问情况，判定病情，紧急调来了吸痰器。经过吸痰，毛主席的脸色渐渐恢复了血色，大口喘着气；又过了一段时间，毛主席的眼睛慢慢睁开了。伯伯此时如释重负，他激动地扑到主席床边，双手紧握着主席的手，泪水夺眶、语音哽咽地冲口而出：“主席，主席，大权还在你的手里！”这句话，站在伯伯身边的张树迎听得清清楚楚，他内心无限感慨：党内对毛主席心思最摸底的恐怕非总理莫属。至今张树迎还仍常对我感慨：你伯伯一直维护毛泽东主席的地位，你说他崇拜主席，尊重主席，也是为了党！一个这么大的国家，总归得有个头儿吧！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因为和基辛格的一次谈话，毛主席亲自指挥政治局扩大会议，对伯伯进行了二十多天的无情批判，批他“等不及了，急于抢班夺权”。江青大叫，“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每一次和美国人会谈，伯伯总是先到毛泽东主席那儿去请示汇报。会谈方案都是伯伯拿去，经过毛主席点头同意。独有一次，因为一切都已经谈完了，基辛格准备早晨七点钟上飞机。五点钟左右，他给西花厅来了一个电话，还要和周恩来见面，有些问题还需要讨论。伯伯立即给游泳池打电话，但回复说：主席已经睡了。伯伯考虑不见不好，反正按这次谈判的中央精神办事嘛，他便驱车去了钓鱼台。会谈的全部内容都记录下来，报到主席那里。
第二天早晨五点，正好是张树迎值班，哨兵来电话：王海蓉、唐闻生两位要见总理，张树迎赶紧报告。正在批文件的伯伯没抬头只应道：“让她们来吧，先在中间会客厅里等一下，我批完文件就出来。”她们坐下不一会，伯伯就出来了。她们拿着昨天会谈的记录稿，不同的是，在有些段落下面已经画出了红杠杠。
王海蓉、唐闻生将有杠杠之处念出来，一一询问伯伯：“您是这样讲的吗？”
伯伯一一回答：“对，这是记录稿嘛，我就是这个意思。”
谈了个把小时，她俩告辞出门。
没过两天，游泳池传来话：政治局会议多加几把椅子，外事口多出几个人，一块儿讨论讨论。但这次会议已经发生了带根本性的变化：过去凡是研究外事口事的政治局会议都是伯伯主持，这次明确指定王洪文主持会议。很明显，伯伯已经被置在了受审席上！
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轮流在外等候的张树迎、高振普明显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原来开政治局会，都是总理第一个到会议厅，看看会场布置情况，最后一个离开会场，与会场里的服务员聊会儿家常。这次则不同：是会场都坐好了，才让总理进去；会议结束，第一个让总理出来，可会议还继续进行，是研究下一次怎么继续批判。再则，会场外其他等候首长的卫士、医生，原本与张树迎、高振普熟悉且十分客气，这时都仿佛不认识，“惟恐避之不及”，连续二十多天，警卫人员不准进会议室，只有服务员能进去倒水。有一回，服务员大刘从会议室里出来，正碰上张树迎在水房里打水，大刘再忍不住强压的痛苦，泪如泉涌反复念叨：“他们怎么能这样对总理！他们怎么能这样对总理！”
有一次，会议开得很长，伯伯该吃治疗心脏病的药了，张树迎管不了什么规定了，他拿着药推门走进会场，会场里的紧张气氛一下把他的心揪紧了：真难以置信和忍受，总理单独坐在大厅的一个角上，前面搁个茶几，一人孤零零地坐在一张单人沙发中。其他人围成一个圈，完全是一个批斗的架势。虽只听了只言半句发言，张树迎便血向上涌，心脏“砰砰”乱跳，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却又不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似乎众口一致，声色俱厉，都在批总理和叶剑英“丧权辱国，投降主义”，“迫不及待抢班夺权”！江青、姚文元还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伯伯每次走出会议厅，总是面色灰白，紧抿双唇，眼神悲凉，步履踉跄，有好多次都是张树迎和高振普迎过去，赶紧用双手插进他的腋下，几乎用尽全力架着他挪步上电梯。成天守在伯伯身边的张树迎和高振普真是心如刀绞：为着国家日夜操劳，功劳都是毛主席、党中央的，错误总是自己揽着的人还被批为迫不及待要“抢班夺权”，还有什么天理！如此黑白颠倒，还有什么真理可言！他们两人私下里已经做好了精神准备：跟着总理一起去蹲大狱！
“文革”初期，在老干部纷纷被抓被斗的时候，伯伯在门厅里挂着一个包，里面放着简单的洗漱用具。他肯定是有过这样的思想准备：真被抓走再无法回来时，就提上这只小包。到了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已经身患绝症的伯伯更有心理准备：有人利用“伍豪事件”，像对刘少奇一样把他打成叛徒，因为一切工作上的错误，哪怕是路线错误，也还是认识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而只有被打成叛徒，才可能定为势不两立的敌我矛盾！所以，一向不爱争名争利的他，在一九七四年一次进手术室前，吃完术前药，又在病房里给中央写信，并在进手术室的前一刻，用颤抖的手在所有有关“伍豪事件”的史料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周恩来”及当天的日期！
后来我还听一位与会者说过，当时已经身患癌症的总理身体虚弱，右手发颤。他曾向那位常去西花厅的小姐提出：我手颤记不下来，你能不能帮我记一下？那位平时谦和笑容可掬的小姐，此刻杏眼圆睁，板脸怒斥：“怎么，你想秋后算账？是批你还是批我？自己记！”多少年后的今天，我一闭眼睛，仿佛还能看到伯伯那一刻痛楚的眼神，还能体味伯伯以病体承受的千钧压力！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在批判周恩来二十多天后，十二月九日，毛泽东先后同周恩来、王洪文谈话，提出这次会开得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对江青所提增补常委的意见，毛泽东表示“增补常委，不要”。这样才算未让江青一伙进一步得逞。
粉碎“四人帮”之后，张树迎最少接受记者采访，尤其不愿谈及“文化大革命”。我很能理解他的心情：他跟随我伯伯将近二十八年，近在咫尺地守护在我伯伯身边。他跟着我伯伯一起辛苦、一起快乐；“文革”中又跟着我伯伯一起苦撑，一起痛苦。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五日，是他代表西花厅党支部捧着“人民的好总理”的骨灰盒走进人民大会堂。当夜，又在高空严寒的飞机上，滚着热泪一捧捧把人民的总理的骨灰洒向祖国大地。他过去胸闷揪心，总认为是太累，送走我的伯伯周恩来后，他才知道自己已经得了心脏病。
伯伯对自己的病始终是了如指掌，从第一次检查到后来的每一次手术，都是他自己亲自给毛主席打的报告！
伯伯被确诊膀胱癌的准确日期是一九七二年五月十八日。按照惯例，病情真实情况立即报告到“游泳池”。毛主席亲笔批示很快退回到西花厅办公室：第一不治疗，第二不要告诉周、邓，第三搞好营养。据后来汪东兴解释：批示的“不治疗”就是不手术，毛主席说：陈毅得癌症手术，死了，谢富治得癌症手术，也死了嘛！言下之意得了这种病，只能吃点好的，等着。
保健医生张佐良大夫了解和熟悉我伯伯的坚强，为着我伯伯能注意休息和配合药物治疗，他“抗旨不遵”，把真实的病情向我伯伯和盘托出：已患膀胱癌。当然，在中央工作几年的张大夫也有经验，他只字不曾向我伯伯提及毛主席的三条批示。
正逢“九一三事件”之后，得了病的伯伯，依然全身心地投入领导批林、解放干部、外事迎来送往、谈判签字，直至当年八月四日尿血，他曾到北京西郊玉泉山边工作边休息五天。繁重的工作日复一日，伯伯每天几次血尿，痛得在床上打滚，医生真焦心，血压随时可能掉到零！然而接待外宾的任务一直不停，最多时一天还安排两三次。张佐良大夫急了，他找到张春桥冲口而出：“总理有个三长两短，你负得了责吗？”张春桥嘴一撇，恶狠狠地说：“周恩来不出来接待外宾，造成的恶果你能负吗！”其实，张大夫很清楚他们平时处理问题时对总理的意见的态度——即便不当面顶撞，也是阳奉阴违！现在这样强调总理作用，分明以此拖延伯伯的治疗，让病魔充当他们的打手，以达到扫除他们政治障碍的目的！张大夫惟一能做到的事，是如实向伯伯汇报。
伯伯听完张大夫的话，脸上丝毫看不出慌乱和愤怒。他平静地让张大夫详细讲述了膀胱癌的发展和治疗方法，就像他平时了解其他领导人患病情况那样，问得十分细。谈完，他又请张大夫把所谈内容写下来，“我需要真正弄懂再想办法”。
一九七三年三月二日，伯伯约来了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谈了自己病情的发展及检查治疗的问题。三天后，叶帅陪同毛主席接见外宾，送走客人后，叶帅讲了总理病情的严重，并拿出了装着总理血尿的瓶子让毛主席看。毛主席也吃惊问题的严重，当即批准先检查、后治疗。三月六日。伯伯去“游泳池”开会，会前，伯伯又将自己的病情及检查治疗安排等向毛主席作了简要报告。终于，伯伯以他特有的方式争取到三月十日检查治疗的机会。
翻开《周恩来年谱》第五百八十二页，伯伯去玉泉山检查病的前一天，即三月九日，做了两件大事：
第一，致信毛泽东主席，汇报中共中央政治局几次讨论关于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情况，提出：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以便各级党委向党内外群众解释。并告：现在小平同志已回北京。毛泽东当日批示“同意”后，周恩来即批告汪东兴，将中央关于邓小平复职的文件及其附件送邓小平本人阅，并对有关内容提出意见。十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第二，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向政治局简要说明自年初以来病情发展情况。为防止病情恶化，提出检查治疗的具体的步骤，为此，正式向政治局请假两周。提议：在自己离开的两周内，政治局会议和报告由叶剑英主持和签署；组织、宣传工作由江青、张春桥批办或上报；中央军委事务由叶剑英处理或上报；国务院事务由李先念和国务院业务组处理或上报。关于落实干部政策及干部处理问题由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等提出先易后难的方案，送交政治局会议讨论后报毛泽东批准。次日，将政治局会议研究各事报告毛泽东，毛阅批“同意”。
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是伯伯自从一九七二年五月十八日被确诊为膀胱癌整整十个月后第一次被批准进行对症检查治疗。从这次开始，伯伯先后进行过十三次手术治疗，每一次都是他亲自给毛泽东主席打报告，每一次被批准手术后，他总要把中央的工作先安排交代一番，每次都准备永远不能回来，不能延误中央政治局的工作。
我永远感激吴阶平、卞志强和张佐良三位大夫：为了我伯伯，为了人民的好总理，他们将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进手术室时他们已经定下了“攻守同盟”：只要电镜检查时有用激光烧掉癌症原发病灶的可能，不再请示，立即烧。因为治疗癌症，最重要的是抢时间，越早发现、早治疗，效果越好！伯伯确诊膀胱癌已经十个月了，原本发现是最早期，拖到如今，已经是耽误太久，再耽误不起了！为了总理的生命，他们再不能随便放弃这“第一次”。
无影灯下，吴阶平教授从电镜中看清了：总理膀胱内癌症原发病灶只有绿豆大，烧灼方便也有绝对把握。三人无言地交换了一下目光，吴教授果断拿起激光枪，在电子显微镜下，迅速消灭了伯伯膀胱内癌症病灶！
我经常设想，如果不是他们三位医生的无私和对我伯伯的真挚感情、果断处理，恐怕伯伯的生命是无法再支撑近三年的！
伯伯十分相信科学，尤其对专家里手的意见，总是十分尊重。就像上了飞机，伯伯就一切听机长指挥，对治病，他都是仔细听取专家的意见。伯伯在发现身患癌症的三年七个月零二十天中，前后进行过大小十三次的手术治疗，都是根据医生的意见。医生从来不向伯伯隐瞒病情，所以伯伯给毛主席的报告，总是写得十分准确和具体，那种冷静镇定的口吻，仿佛不是在说自己的病情而是说的别人。
当然也有例外。
一九七四年底，医务人员发现伯伯便中有潜血，需要立即进行检查治疗，那时“四届人大”在即，为着不被“四人帮”夺权，他必须立即飞往长沙向毛主席汇报，当时他无法对医生说明内情，只感慨道：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康生病逝。从来没有对伯伯隐瞒病情的医生和张树迎、高振普相约，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向总理隐瞒了真相：他们为伯伯专门印制了《人民日报》的第一版，替代了当天第一版上康生病逝的消息。因为伯伯每天都要看《人民日报》，病情沉重时，他总要让值班的张树迎叔叔、高振普或张佐良大夫给他念报纸，而伯伯与康生患的同是膀胱癌，伯伯对康生病情的每一步发展可谓了如指掌，大家担心伯伯看了这条消息，产生联想和刺激。其实，那天伯伯一直在昏睡，并没有要求听读报……
伯伯去世后，七妈也亲口对我说过：“你伯伯是很坚强的，大无畏的。他对自己的病情一直了解得很清楚。对他的病情分析、医疗报告、治疗方案，向主席报告的病情，他都要亲自过目、修改，才送主席，哪里不确切，他要修改。到九月二十日手术（一九七五年），发现癌症全面转移了。为了避免他受太大的刺激，才不给他看报告了。”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底，伯伯生命最后的活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周恩来年谱》有着详尽的记录，也成了我永远的纪念：
得知给自己理发多年的北京饭店职工朱殿华几次捎信请求来给理发后，嘱托身边工作人员：朱师傅给我理发二十几年了，看我现在病成这个样子，他会难受的。还是不要让他来了，谢谢他了！
在同叶剑英谈话中嘱咐：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到“他们”（指“四人帮”）手里。
在病痛中，同守候在身边的邓颖超低声吟唱《国际歌》，“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在病重期间，曾专门交代医务人员：现在对癌症的治疗还没有好办法，我一旦死去，你们要彻底解剖检查一下，好好研究研究，能为国家的医学发展做出一点贡献，我是很高兴的。
根据五十年代与邓颖超共同商定、相互保证，死后将两人骨灰全部撒到祖国的江河和土地上。关于丧事，对邓说：葬仪要从简，规格不要超过中央任何人，一定不要特殊化。在此之前，周恩来还向邓颖超表示，他心里还有很多话没有说出来。
在与病痛作顽强的、最后的斗争之际，多次询问毛泽东的身体情况，询问中央其他领导人的健康，并对一些回忆得起来的党内领导干部、民主党派人士、高级知识分子、文艺界人士和过去身边工作人员的处境、下落等，表示关切。
自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住院到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逝世，共做大小手术十三次，约四十天左右要动一次手术。只要身体尚能支持，仍继续坚持工作。除了批阅、处理一些文件外，同中央负责人谈话一百六十一次，与中央部门及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话五十五次，接见外宾六十三批，在接见外宾前后与陪见人谈话十七次，在医院召开会议二十次，出医院开会二十次，外出看望人或找人谈话七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