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二年四月十八日下午，相隔整整十六年，爸爸、妈妈才又一次走进西花厅。此时，伯伯离世已经整整六年，可是十八年前的夏天，伯伯给全家人讲话时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
一九八二年四月十八日下午，是个星期天。我们在北京的姐弟五人和配偶，有说有笑地陪着爸爸、妈妈一块走进西花厅。头一天晚上，我接到七妈亲自打来的电话：
“秉德，这两天我的身体好些，明天请上爸爸、妈妈，再通知在京的弟弟、妹妹和各自的那一位，一块到西花厅，我们全家见面谈谈，晚上一块吃个便饭。”
“好啊！七妈放心，这事我一定落实好。”
我开始挨个通知，第一个当然是爸爸、妈妈。电话里就听出爸爸的激动，他连声说：“好，好！”
我扶着老态龙钟的爸爸，一迈进西花厅后院，他身体微微发颤，脚步更慢了，混浊的泪水盈满眼眶。嘴里喃喃道：“十六年了，十六年了！哥哥，我看你来了！”
我心里猛地一震：可不是，虽说同住北京城，因为“文化大革命”，因为爸爸被抓和问题迟迟没做结论，爸爸和妈妈已经有十六年没有进西花厅了！
“看，七妈已经站在门口等了！”走在前面的小六眼尖。可不是，七妈穿戴整齐，披着一条花围巾，站在会客厅门口正招手呢！弟弟、妹妹拉着妈妈快步走上前，爸爸脚步不利落，我和爸爸落在后面，爸爸轻声问道：“秉德，伯伯那次召开的家庭会是哪年，还记得吗？”
“怎么不记得！是一九六四年八月二日，是个星期天，我做的记录嘛！”
多快！算算已经是十八年前的事了，可仿佛就是昨天！
那天中午，西花厅好不热闹，后客厅里坐了周家三辈十五六口人，沙发上坐着伯伯、七妈、八妈陶华和爸爸、妈妈几位高辈份的，我们姐弟五人（大弟秉钧当兵在外地）和堂哥周尔辉夫妇、周尔萃，堂侄周国盛、周国镇，搬来椅子、高背竹椅围坐成一圈。仿佛已经成了惯例：我找了个合适记录的位置坐定。可能是职业习惯，也可能是当大姐的责任感，每次伯伯、七妈的谈话，都是我记录，我的笔快，回去再整理出来，抄给每个弟弟、妹妹。
七妈邓颖超笑吟吟地先开口了：
“今天，我们利用礼拜天开个家庭会议，我先讲几个问题，然后恩来向你们多谈些内容。
“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是家庭中的关系问题。我们这个家，有各种关系：有父子关系、母女关系、婆媳关系、兄弟姐妹关系等；还有党团员之间的关系，党员与非党员的关系等等。这样多的各种关系，如何相处呢？
“大家都是新中国的主人，都有远大目标，不要纠缠于小家庭之间的关系上，应该建立新型的关系，家庭也首先是平等、民主、和睦、团结的家庭。为什么要平等？我对秉德、小咪（秉宜）来讲是你们的七妈，或者对国镇来讲，是奶奶，我对你们就要讲民主，不能一切都是我说了你们就得听，这是老辈对小辈的民主。反过来说，年轻的对老年人也要尊重，老年人讲得对的，就要听；讲得不对时，不应吵架、顶嘴，要把是非弄清楚。平等、民主不等于对老一辈不要尊重、不要孝敬了，对我们碰到的各种问题，都要有个民主气氛，家庭才能和睦。兄弟之间，父子之间的认识，会有矛盾，但都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我们对待这些矛盾，要先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不是吵嘴，是讲道理，进行批评或自我批评要用新的关系去处理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要讲我们老一代人对下一代人要强调劳动，党员、团员、非党团员，都要在劳动中进行改造、锻炼，要懂得劳动创造世界的道理。
“第三个问题，党团员和非党团员的关系，党团员对家庭中非党团员要团结，既要有原则，又要把关系处理好。不能认为自己是党员，是团员，就光荣，就了不起，根本看不起非党群众，不向人家做工作，只给人家扣帽子，嫌人家落后，这样不对。党团员更应起模范作用，你先进，不帮别人进步，只你光杆一人能干什么？中国革命成功，不是只靠党员才能成功的，不能瞧不起别人。小四儿（秉华）是好的，应该帮他进步，从善意出发，不应放弃党团员的责任。
“关系要处理好，还要有原则，要从根本上分清是与非，分清好事与坏事，然后要用说服的方式，不能强加于人，要一次、两次、三次地说服，不要认为说服不了，就不耐心了。
“第四个问题，要求我们家庭成员中的党、团员要有组织性、纪律性，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伯伯星期五晚上要给应届大学毕业生作报告。之前，国镇听说了，打来电话要票。我接了电话，告诉他要按自己的工作岗位。能有票就听，不能拿到票，就不去听，反正不能走家庭路线。小咪（注：指秉宜）、尔辉、桂云都要求去，成元功叔叔告诉我，还为他们几个说话，说总理办公室的人都可以去，也让他们几个孩子跟着去听吧。我说这不一样，办公室的人去，是组织上的决定，但小咪、尔辉、国镇几个，不能因为他们的伯伯或爷爷去作报告，他们就可以去听，这是政治性的活动，不应该不按组织关系办。如果是戏票、游园票等文化娱乐活动，可能时，可以给他们票去看。
“所以，我要求我们的家庭成员，不要因为咱们家中有个国务院总理，就任何活动都想参加。你们有困难，我们的工资可以帮助你们，毫不吝惜，但我们从来不利用工作职权来帮助你们解决什么问题。你们也不要有任何特权思想。我们要把家庭关系和组织性、原则性区别开，不要搞乱，搞乱了势必犯错误。家庭内的关系，要服从组织性、原则性，要公私分清。
“今天是请家里人自己吃饭，不是工作上关系来吃饭，不好意思让公家的公务员为我们服务。今天我带队，组织年轻人、孩子们到厨房去端饭菜过来。吃好了饭，大家坐下来，听伯伯为你们讲家史，讲讲如何认识和对待周家这个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好，现在孩子们跟我一块儿到厨房端菜！”
偌大的一张饭桌坐得满满当当，什么菜已经记不清了，但吃得很香，伯伯、七妈不断招呼大家：多吃菜，别客气。不到半小时，大家饭饱汤足，知道伯伯事情太忙，很快又回到客厅刚才落座的位置上，等伯伯讲话。
伯伯习惯动作：双臂抱在胸前，在客厅里踱着步，走到秉宜面前停下来，对着秉宜以清亮的淮安口音发问，以此开始了他的讲话，一下就把大家的注意力抓住了：
“小咪，你说说我们国家有多大面积？”
周尔辉的爱人孙桂云脱口而出：“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
“你是小学教师，当然应该知道！”伯伯转脸对着孙桂云接着问：“你再说说每平方公里有多少亩？”
“这……”孙桂云的脸一下红了。
看得出，伯伯并不想为难孙桂云，他又收回自己的目光继续问秉宜：“小咪，你知道你和国镇是怎样的关系？到上边哪一辈是一个人？”
“不知道。”小咪摇摇头。
伯伯又转身问秉华：“小四儿，你知道不知道你和尔辉、尔萃是什么关系？是同一个什么祖？我和你父亲是不是同一个父亲？”
“我不知道。”秉华老实地回答。
“这个都不知道？这个应该了解嘛！”伯伯有些意外，他转过身，坐在身边的一张高靠背的小竹椅上，很耐心地对着大家侃侃而谈：
“我、同宇和尔辉的父亲（潘宇，号恩硕）是同一个祖父，我们这辈人按大排行就算不清了，人太多了。我们这同一个祖父名攀龙、字云门，这名字有封建思想，想中科举，结果是秀才还是举人，不清楚了。他下面只有四个儿子，没有女儿，儿子按大排行是四、七、八、十一。我的四伯贻赓（字曼青）无子嗣，行七的劭纲（字懋臣）生有我们三个，就是我、博宇、同宇，我们的八叔贻奎生了潘宇一个，十一叔贻淦也没有孩子。
“我们的曾祖父光勋公，号樵水，这个名字还好些，还有个务农之意，他是地道的绍兴人，绍兴有他的坟（到我们祖父攀龙就迁到淮安，也埋在淮安）。前几年，绍兴县写信给我，问对光勋公的坟要修，还是深埋？征求家人意见。一九三九年我在新四军作战时，曾路过绍兴，公开回老家去看看，我们老家的地址是在绍兴保佑桥，百岁堂（前十代的一位祖先活到百岁，建了此堂，现在还在，他们想重修）。一九三九年那次，一位本家（我记不清是谁了）拿出了家谱给我看，上面有我的名字，还有我们的四哥恩夔的名字，我知道一定是我的六伯嵩尧回绍兴时写上去的。那位本家带我撑一条小船，看了这位曾祖的坟和本家其他十几个人的坟，坟在外凰山上，我还上了坟，那时已讲统一战线，如果不上坟，人家会说你共产党不认祖宗。
“土地问题一定要解决，中国有六七亿人口，只有十六亿亩耕地，平均一人二亩三分地，将来人口越多，每人平均土地越少，这只有两条出路：一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一是城市个人增产，利用城市可利用的土地为自己补充食品，为国家减轻粮食负担，但绝不许走私，高价出卖。尔辉、孙桂云你们两个共产党员要做榜样。曾祖樵水的坟，人家来信问，已破烂不堪了，准备重修，人家不肯深埋。我告诉他们不准修坟，要平坟，起码不准修。如果他们修，我一是要付钱，二是仍要平掉。当然对平坟的问题，也不能由我一个人决定，以后如有机会到绍兴，我要找本家开个会，共同研究把坟平了。
“祖坟在绍兴，绍兴的家谱上又有我的名字，我不能不承认是绍兴人。但我生长在淮安，满嘴的淮安口音，也不能不承认是淮安人。所以我说我是‘原籍绍兴，淮安生人，江浙人也。’为这个籍贯问题还很费了些脑筋呢！
“说是绍兴人，不仅是因祖坟和家谱，更重要的是我们封建家庭的根子在绍兴。封建家庭的老底子可厉害了，影响思想，影响生活习惯，封建根子不挖清，思想认识不到，你的思想觉悟就提高不了。
“我们家没有土地，为什么说是封建家庭呢？过去绍兴人靠什么为生？一靠土地，二靠当绍兴师爷。师爷很厉害的，给县官出主意的，现在叫‘秘书’，县官都用两个师爷，一个管收税，多数是沧州师爷，一个管判案子，多数是绍兴师爷，都可以剥削人。绍兴师爷的行会，把持、垄断师爷职业，全国两千多个县，多是绍兴师爷，上一级的府也是，哪个县的案子如果不是绍兴师爷办的，到上一级就不能让你打赢。做师爷的没有不贪污的，所谓‘清廉’，只是少拿些钱就是了。绍兴人大部分在外面当师爷，有了钱就回家置地，进行封建剥削，有人到外边办南货庄，进行商业剥削。
“我的曾祖父下有五个兄弟，都搬到了苏北，大、二、三、四都做过县知事，老五没做过。我祖父是老四，从绍兴师爷升到县知事，做官还不是剥削人？也可能不太大，因为他没买下土地，只留下了一处房子，在淮安驸马巷，还是我二祖父和我祖父合买的。
“我们上一代，还都去拜绍兴师爷，给人家做徒弟，但没学好，只有二伯、六伯学得较好。六伯中了举人，做了师爷，后来还曾给袁世凯做过秘书，在中南海办过公，他赚了不少钱，娶了两个妾，他的儿子恩夔，从小不读书，不学好，整天打闹、骂人、欺负人，生了十个儿女，自己没能力供养，靠他父亲供养。封建家庭，上一代钱来得容易，就不会教育出好子弟来。
“我父亲这一辈有兄弟四人，按大排行是四、七、八、十一。八叔腿瘫了，十一叔刚结婚一年就死了，十一叔、婶都属虎，才二十岁，我刚一岁，就把我抱过来，过继给了十一婶。只有四伯到东北做了科长，我父亲老七能力不行，老实得很，不会扒钱，家里就破落了。从我记事时，家里就破落了。
“具体地说，我们这个家是个破落的封建官僚家庭。没土地，只有房子，也不出租。”
“说实话，长到那么大，我还是第一次知道我们周家是个这么庞大的家族。”
伯伯喝口水润润嗓子，又接着自己的思路说下去：
“我外祖父姓万。江西人张勋的参谋长与我外祖父是一家人。我外祖父万青选在淮阴（清河）县做知事及淮安知府三十年，没有出过错，没有被裁下来。一般人都称赞他。他只有一个姨太太，共生有十八个儿子，十四个女儿。他身体非常好，活到九十多岁，他最喜欢我们的妈妈——第十二个女儿，人称万十二姑，小名叫冬儿。她从小开朗活泼，虽身为贵族小姐，却不像大家闺秀，不肯缠足，外公经常带着她到处走，参加各种活动、礼仪等，所以她以后很会处事，很会应酬。她一直到十一二岁才缠足。
“万家在淮阴河北石版十里长街有所大房子，有九十间房子、几进院子。
“我的父母两方面都是封建官僚家庭，我生下来时，两家生活都在下降、破落。
“我上一代的四个兄弟中，十一叔死得早，我父亲和四伯父到外边去做事，家里的男人只有八叔一个，但他腿瘸，不管事。我七岁时，四妈死了，我九岁时，我妈和十一婶也死了，只有一个八妈带着我们这一辈兄弟四人，家中生活靠把房子押出去、到当铺去当东西，或者借钱过日子，有时四伯寄钱回来，还一笔账。但就是这样，还要装门面。
“小时候在家里，有两件事我最看不惯，一是破落下来还要装门面；一是搞彩票。彩票太坏了，助长人的侥幸心理和不劳而获的思想，一提彩票我就烦，所以现在我把彩票废了，我要报复旧社会的彩票。
“我父亲和十八舅舅合起来买了一张彩票，头彩是一万元，彩票摆在我母亲手里，号码被一个亲戚知道了，开彩号码登出来后，他知道父亲他们得了头彩，想骗过去，对我父亲说他要帮助查号，要把彩票拿过去。我母亲精明，不肯给那个亲戚，怕他给调了包，一定要自己对，一对，正得头彩！真是高兴得头都昏了，首先想到玩，要大讲排场。彩票在武汉，要坐船去兑，一路上到处玩。我母亲就要给这个送东西，给那个送礼物，又要买皮衣，又要买留声机，她是从小看惯了讲排场，爱面子的，这五千块钱，光是玩、送东西就不在一半以下。债主们听说，又都来讨债，亲友们又纷纷来祝贺，住下来要吃要喝，还要拿，母亲压力沉重，想躲一躲，决定暂时搬到她的娘家淮阴。只有父亲、母亲、我们兄弟三人和十一婶我们六人搬去了，是住在外祖母家（我刚出生时外祖父就去世了），但人家人多，我们刚发了财，长住人家也不好，就搬到西头的陈家花园住了一年多，这所房子有十四间屋子。但父亲做事一个月只有十六元，钱很快就花完了，别人给他介绍到湖北做事，家里就借钱过日子。
“母亲又劳累，又愁闷，得了肺结核，半年就死了，父亲都没来得及见上她一面。她死后，十一婶对我说：‘我也活不长了。’不久她也死了。这一年内死了两个母亲，给我打击太大，印象深刻，当时我只有九岁，母亲死时，棺材是借钱买的，是楠木的，已经很好了，但外祖母还一定要搞什么七层漆，五层麻，逼得我九岁时就要拼命想办法再去借钱。后来十一婶死时，人家问我怎么办，因是我的过继母亲，外祖母当然不会要求什么，由我做主，我只说买了棺材运回淮安与父亲（注：指十一叔）合埋。
“得彩票，完全是昙花一现，我小时看到这状况就想，为什么前后有这么大的变化，所以我最反对彩票了。
“两个母亲死后，我带着博宇和同宇从淮阴搬回淮安，一屁股债，常有人到家来要账，要利息，我就到处典当、借钱，典当时还常被人家嘲弄，所以我是从小就尝到了人间的世态炎凉。从十岁到十二岁，我当了两年家，在墙上有张纸，要把亲戚们的生日、祭日都记下来，到时候还要借钱去送礼。东家西家都要去，还要到处磕头。到外婆家要走三十里地，还要坐船过河，连吃饭都困难，还要搞这种虚排场，就想这家真难当！
“我十二岁，四伯把我接到东北去读书了。十二岁以前我受的完全是封建教育，家里请了先生教书，也是借钱请的，他只为自己考秀才，对我们根本不负责任。我的知识许多都是从看小说得来的。我母亲，就是十一婶，认字，会写诗，她总教我读诗，还让我看小说。小时，博宇很顽皮，虽然比我小一岁，我常受他欺负，一次他玩刀子，掉在我眼睛下面，险些伤我眼睛，母亲就把我关在屋子里看书，背诗，总跟着她，所以娇生惯养，身体不好。
“我身体好，是到东北以后跟四伯父住在一起。到东北有两个好处：上学，冬天夏天每天都要有室外的体育锻炼，把身体锻炼好了；吃高粱米，生活习惯改变了。另外学会了交朋友，我由南方到了东北，说话口音重，同学们骂我是‘南蛮子’，每天打我，欺负我，大同学还扒下我的裤子打我，我被打了两个月，被逼得想出办法，我就交朋友，他们再打我，我们就对打，他们就不敢再打我了。东北的几年对我很有好处呢！
“我是经过封建教育、资产阶级教育的。对封建教育我是反感的，那时代，到处讲面子，不劳而食，借钱过日子，还死要面子，完全是一派虚假，现在看来，封建家庭一无是处。只有母亲养育我，还是有感情的。另外是四伯接我出来念书，念中学时，先供我一年，后来因我成绩好，就公费了。到‘五四’时，对家庭有认识了，想脱离家庭。后来到日本、法国去学习，都靠同学、老师的帮助和自己的奋斗。以后加入了党，与家不通信，怕我加入了党，连累了家庭。所以一九二八年去莫斯科参加‘六大’路过大连被日本宪兵盘查时，我就说来东北是去吉林找舅父周曼青的，没说是伯父。
“我在二十四岁入党以前，是受资产阶级教育的爱国思想，知道旧家庭是没法奋斗出来，对家庭没有留恋，但我对伯伯没有反感，对父亲也很同情。所以我敢去吉林找四伯，相信他不会出卖我。我对家庭这样的认识，是一步步来的。
“好，对我们周家情况就先讲到这里。下星期天再来，我们接着谈。”
“伯伯，下星期主要谈什么？”我放下笔记本忙着问。
“听你们七妈说，你们都想去听我给大学生作的过‘五关’的报告，七妈没答应是对的，凡事应按组织原则办。下星期，我专门为家里人讲一次，你们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我则是尽义务吧！”
“太好了！”大家一片叫好声，真为有这样的荣幸感到自豪和骄傲！确实，在那个时代，我们从没想过因为有个当总理的伯伯可以开什么后门，生活、工作上得到什么特殊照顾，但很看重政治上能得到伯伯直接的关怀和帮助！因为他太忙，像这样一两个小时地与家人谈话的机会实在也是太少了。
第二个星期天，也就是一九六四年八月九日，还是十四个人，全家人自己照顾自己吃完午饭后，一点二十分，又都落座在西花厅的后客厅里。
穿着白色短袖衣的伯伯，两眼炯炯有神，没有什么开场白，他直插主题：
“上次讲了些家庭历史，今天不讲了，讲讲过五关。老的过五关，关公的过五关，不去谈它了，我们现在讲过五关是借用这个词。
“第一，讲思想关。思想，就是人的脑筋里想什么，想什么这里问题就大了，有人想的不对，思想方法不对头，怎么办？要自己一件事、一件事去实践，你去经历一件事，对这件事才能懂，有的也不一定马上就懂。人的思想想的什么，也不一样，就是共产党员和共产党员想的也不完全一样，周秉德和周恩来的思想想的都一样？都不一样。人的世界观也不一样，现在问你天外是什么？秉德回答，回答不出嘛！那是个未知数，人们还不知道。但是要问陶华（伯伯的堂弟潘宇之妻），她就可能说是菩萨、天老爷、玉皇大帝。这就是思想认识的不同。世界上总有许多未知数，不是一切事物都已被认识了的。天外是什么？是个未知数，现在坐宇宙飞船也达不到，我们要不断地去了解，但有些人图省事，又迷信，就说天上有上帝，有玉皇大帝，那是唯心的。这些未知数到底是什么？我们解决不了的，就要下一代去解决，我们总是尽可能解决一些，解决不完，认识不完的，就一代、一代、子子孙孙传下去，世界是无穷的，永远也解决不完，认识不完的，所以我们就总有工作要做，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
“看问题的方法不一样，我们这些人都有距离，陶华与我们的距离较大了。有人稍懂一些，但也只是那一件事、两件事懂了，也不是所有的事都懂了。大家都是一件事看对了，再去正确对待一件事。共产党员、老点的，就比较对，我算老的了，但也还是要不断改造，我常说：‘要活到老，做到老，学到老，还要改造到老。’我在观察社会现象上看不对，在政治上看错了的，也有。
“思想上完全与我们相反的，唯心的、主观的人，我们家庭中不能说没有，就是贪污的、劳改的、做坏事的也有。这是因为环境不对头，对他们有影响。这些人能不能改造过来，要靠社会，靠群众的教育和影响，更要靠自己的努力改造。
“但总希望靠近的这些人的思想较一致。在我们这个家庭里有三种类型的人：第一种人，自己不能创造环境，需要我们帮助，如陶华，不要总闷在驸马巷周家院子里和那些老太太谈旧事，要打开这个圈子，要和工人、农民、劳动者多接触，谈谈新鲜事，认识些新人。儿子、媳妇都是共产党员，要帮助她，带她到外面走走，了解些新鲜事儿。不然整天和邻居老太太在一起，只知道谈过去的事，‘好汉不提当年勇’，周家以前的事就不去提它了。
“第二种人，要自己创造环境，同宇已退休一年了，退休时我说过，现在小学二部制多，孩子一放学回来就野了，吵嚷打闹得很乱，你拿着国家发的退休金，应该为人民做点事情，你可以把一些孩子组织起来活动、学习。我们要创造出新的作风。你一天用两小时对孩子尽点义务、起点作用，不是什么大的负担嘛！你是我的亲弟弟，你要表现出模范的行动来。我希望你可以自己创造条件，应尽义务，要从一个方面、一件具体事去表现。王士琴也是要自己去创造环境，不必像陶华那样需要别人的帮助。
“第三种人，就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青年们，得不断前进，不要满足。提高思想要一件事、一件事地去认识。小咪下乡劳动回来以后，精神面貌有了改变。要经过真正实践，干活，用了心了，才能改变思想，不是读一本书就行的。对我们接近的人要帮助，要创造新的环境。青年人得不断前进，不要满足现状。
“过思想关，是从小到老，改造不完的，总要前进，思想关是用什么方法想事情就对了，用什么方法是不对的。思想问题不解决，就是对立的矛盾。要使思想方法完整、全面，要长期锻炼才能学得好。
“第二，讲政治关。我们国家是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是站在反动的立场，还是我们的立场，是反动的立场就谈不到一起了。在还赞成我们国家的人中间，也还是有怀疑的。假如在驸马巷，有人造谣，说蒋介石要打回来了，看你周家怎么办？陶华会怎么想？也许就不知该怎么办，有点担心。尔辉、桂云是共产党员，就要帮助妈妈站稳立场。
“一个人的立场是不是永远站得稳？靠不住。思想稍一歪，也可能不稳了。
“政治上我们第一要帮助别人，第二要经常检查自己是不是站稳立场了，共产党员自己要经常考验自己是否站稳立场了。
“第三，讲亲属关。我们家的亲属复杂，我们是旧家庭、旧环境、旧观念。怎么样才能拖着全家投降无产阶级？我现在就要带领你们投降无产阶级。这话听起来好像很不舒服，二十多年前在延安开展文艺整风时，文艺界的人就对‘投降’这个词想不通，朱德同志对他们说：‘我半辈子军阀，到现在才投降无产阶级。’那些人听了才想到要向无产阶级投降。
“我总是想谈封建家庭，是想批判它，否定它。要否定封建的亲属关系，不是消灭他们，是要救他们，把他们改造成新人，拖过来投降无产阶级是可以帮助改造的。旧的否定了才能创造新的，否定以后，在其中找出些好的，肯定下来。对一个人的肯定、否定，要看晚年，你过去不好，最后好了，算是好了。我们要否定旧作风，创造新风气。
“第四，讲社会关。社会环境有两类人，也要一分为二，凡是坏人就要与他断关系。另外的人也有两种：一是直接参加生产劳动的人，一是非生产劳动的人。我们碰到的人脑力劳动的多，要创造环境，多与新的、生产劳动者接近、来往，自己也要多劳动。
“第五，讲生活关。这是最难过的关，在生活实践中要劳动，就可能锻炼自己。我为什么痛恨旧社会封建家庭？没落的封建家庭，什么都败坏了，贪污、腐化，有许多坏东西，我们小时候都见过。如果认为无所谓，就会铺张、虚荣、说假话，完全是虚伪，我最痛恨这些。对这种生活方式不痛恨，就改变不了它。你们年轻一代，不要学老一代的旧的生活习惯，穿衣服要朴素。要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
“我们周家没有个工人，国盛来了，就决心培养她做工人，开始她想不通，现在已经做了八年工人了，培养个工人可不容易呢！
“无产阶级家庭的本能，有无产阶级的感情。一位电车公司三十多年工龄的老司机，是个老党员，一个人养七口人，住一间屋子，用一条毛巾。你们谁曾困难到这个程度？他这么困难，每天回到家里都要给全家讲党史，讲党课。他有个女儿，学校组织劳动，她不去，问她为什么？她说怕晒黑了，将来当不了演员。他一听马上火了，说：‘今天我这只手得犯错误了。’上前就打了女儿一巴掌，说：‘你当演员我不反对。但你要演工人、农民，为人民服务，又不是让你给资产阶级当演员，要那么白干什么？黑是健康，黑才光荣！’人家无产阶级感情鲜明，如果小咪去劳动，怕把脸晒黑，你们会是这态度吗？当然，我们也就是教育教育，也不会打的。
“亲属关，也必须一分为二，要有个界限。坏的，反动的，就不与他来往，需要帮助的和自己创造条件的，都要给你们帮助。
“秉华要去农村，好，我们是支持你的。
“好了，今天就讲这么些了，思想关和生活关，一头一尾最重要。”
客厅里响起了一片掌声……
说实话，听伯伯讲如何“过五关”，比上次听家史还要投入，因太专心听了，手上的笔竟不知什么时候就停了下来，伯伯讲的远比我记录下的内容多得多。但是，伯伯要“带着全家向无产阶级投降”这句话，给我们大家的印象太深刻了，当然，如果不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我们不可能真正弄懂“向无产阶级投降”的难度！不是你愿意投降，就能够有人接受的！伯伯一生不断学习，不断改造自己，努力向无产阶级的大公无私靠近，但在中国这块封建性根深蒂固的土地上，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和毛主席的领袖地位，特别是维护国家的稳定，伯伯确实也无法做到无所顾忌的抗争。他只能面对现实，只能因势利导，而无法改变“文化大革命”中沉渣泛起的种种封建意识，如他一生中坚持如此做，也多次表白的那样：
我在对敌斗争中从不手软，但在党内斗争中，我不愿意采取断然决裂的态度，而是留在党内耐心等待时机，一旦时机成熟，大家认识一致，再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
在采访张爱萍同志时，他曾这样评价过伯伯：周恩来同志一生都在走曲折的路，因为世界上原本就没有一条笔直的路！是的，伯伯在党内历次斗争中，从来没有超脱过，他总是挨批，从未幸免，他总是检讨又不停工作，总是笑在最后，看到党向前迈出一步，又夺取了一个新的胜利！而偏偏正是伯伯这种一次又一次痛苦的亲身体验，能给许多党内和党外朋友以极大的启发和感动！这就是从某种意义上说的：身教重于言教。
朋友告诉了我这样一件事：
一九七二年七月十四日，伯伯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正在中国参观、探亲的美籍华人学者参观团和美籍华人学者访问团全体成员。这个团的团长是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应用物理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微波物理学家任之恭教授，副团长是麻省理工学院流体力学、天文物理学家林家翘教授。
这些访华的美籍华人中，多数都为中国在世界上越来越有利的地位所感动，纷纷要求回国效力，为祖国的科学事业发展施展自己的专长，也有少数的人，因为自己的亲人“文革”中受冲击，情绪上受到很大的影响。如其中一位的哥哥“文革”中被整自杀身亡，他回国后得到噩耗，心情非常压抑，情绪一直不好。总理接见时，他坐在最后一排，沉着脸听着。是的，亲人的失去，使他对当权的周恩来也有反感的情绪！
谈话中，伯伯提出应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指导下，在广泛实践的基础上，加强国内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工作。同时，再次称赞杨振宁不久前提出的关于应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和交流的意见，并对参加陪见的周培源说：你回去要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
伯伯讲完形势，与大家亲切地聊起天来：每一个人的家庭出身是无法选择的，但自己的道路却可以选择。像我参加了革命，我弟弟也曾参加了革命，但在大革命时代，为了追求自己的爱情，又离开了革命。新中国成立，他在华北革命大学学习后，参加了工作，当一个普通的科员。“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打成了反革命，关进监狱。可不久，他到延安插队的小儿子和到内蒙当牧民的女儿都参军了。按照规定只有“红五类”，即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职员的孩子才可以参军，而“黑五类”即地、富、反、坏、右的子女是不能参军的。我弟弟被打成反革命（虽然尚未定性），他的儿子、女儿当然不能算红五类，他两人已经穿上军装了，我还是动员他俩一个回延安当农民，一个回边疆当牧民去了。他们不能选择自己的父亲，但他们自己的道路可以选择嘛！
那位科学家眼里涌出泪花，心灵被震动了，也更感动了！他感慨地说周总理太理解人了，也太会讲道理了。“文化大革命”，总理的弟弟都无法幸免于难，我又有什么可说的。他不能说因此理解和赞成“文化大革命”，但他感慨有这样与人民共患难的总理，严于律己的总理，中国结束“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之后，一定能有新的发展，一定能对世界的文明、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当我听完这个故事时，感慨万千：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之所以受人民爱戴，那么有人缘，那么有魅力，正因为他食人间烟火，是个总有错误，总挨批判的伟人，同时又是个与所有人一样的凡人！许多时候，不是他的话多正确，多艺术，多生动，而是他的行动，他真诚的近乎虔诚的带领全家向无产阶级投降的行动！
今天你们来，是因为你伯伯病危时握着我的手说：“一切都拜托你啦！”我要把这些事办好，那时同宇的事情尚未处理。他拜托我的事，我处理得都比他想象的要好，有的出乎他的意料。
四月的西花厅后院，伯伯生前喜欢的八株海棠花正在盛开，花团锦簇，清香扑面，春色满园。午后的阳光给伫立在门边的七妈披上一身温馨的色彩。
“同宇，你好！”七妈大声招呼着。
“姐姐！”爸爸两手紧紧握住七妈的手，泪水夺眶，声音也有些发颤：“我听说姐姐生病，做了手术，不放心，早想看看姐姐。”
“他们告诉我你要来看我。”七妈拉着爸爸一同缓缓地走向客厅，边走边说：“但那时我正在医院，这五块石头（胆结石）和我和平共处十五年，现在拿出来了。”
客厅里，人一边落座，谈话已经在进行着。
爸爸说：“姐姐，于树德原来住在二百零二病房，您住二百零一。”
七妈有点奇怪地反问道：“我的隔壁没人住呀？”
妈妈接口解释道：“您住院前把他搬走了。”
“他去世前十天我们看了他。”爸爸说：“他是糖尿病，到后期全身都包着，只留两只眼睛，很痛苦。头脑很清醒，他准备死后献身。”
七妈点点头：“噢，他要献身。你们说到这里，现在很多人的思想比我们更先进，不但不保留骨灰，而且献身医学事业。我也是这样，已经交代了，我的哪个器官可对医学有用，都可以贡献，而且我讲了，到我病危时，不要抢救。恩来最后两个月，我看那简直是让病人活受罪，健康人也受罪。
“今天我们见了面。我与孩子们常见，有来往，对同宇、士琴十五六年未见。我也想让你们来，上次同宇来电话时，我正在病中。”
七妈又对着我们说：“今天你们来，是因为你们的伯伯病危时握着我的手说：‘一切都拜托你啦！’我要把这些事办好，那时同宇的事情尚未处理。他拜托我的事，我处理得都比他想象的要好，有的出乎他的意料。打倒‘四人帮’后，我仍不能见同宇，我要等‘六中全会’后有这个聚会。但我又病了，我做了五个月的室内人。
“六中全会对我党建国以来三十二年的历史作了全面总结，对‘文化大革命’作了结论，现在叫‘十年动乱’，好多人受冲击、迫害，有的伤残，有的死去，有的人搞错了，受了冤枉。在这个问题上，我想应该讲一讲，同宇是什么样的问题。这时期士琴背着这么重的包袱，一直坚持劳动、教书。”
妈妈说：“大姐，同宇七五年出来后偏瘫了，我才退休的。”
七妈感慨万千：“是很不容易的。同宇就不必讲了，关了这么多年，你们这些孩子，承受着党的政策的阳光，没受到你们爸爸的牵连，也没受到你们伯伯的牵连。你们当时哪里知道，你们伯伯是众矢之的，林彪、‘四人帮’他们有总理的专案，是林彪、‘四人帮’要打倒的对象。不过未打倒就是了。那时很多人因同你们伯伯有关系而挨整。所以，‘文化大革命’中我就宣布‘三不’。我对有些人来，我就不见，是为了保护他们。可见你们伯伯的处境。秉华一九六七年初从四川来，我不见，后来秉华复员回来，对我有意见。见到我第一句话就讲：你主观主义。我说：你就不是主观主义吗？他当时完全不能理解我。第二，我与谁也不通信。第三，要我写什么材料，也不写。实行三不。
“在决议上，讲到你们伯伯一段，来，秉德，你把这段念一念。”
“行。”我接过七妈递过来的决议，她已经在那段话下面画了红杠：“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来同志逝世。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同年四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
七妈接着说：“是呀，在‘文化大革命’中，恩来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进行工作的，林彪、‘四人帮’想方设法整他，就要抓他的辫子。第一就抓了个‘伍豪启事’，闹得多厉害，要把你们的伯伯当叛徒打倒。上次已有材料，但他在批陈整风时讲的这个问题还不够清楚。现在党中央又收集了更全面的材料。这是关系到党的历史、你们伯伯的历史，也关系到你们下一代的问题。毛主席对这件事是清楚的，但当时林彪、‘四人帮’拿这个材料当宝贝。林彪还对清华、北大的学生说，总理的弟弟在坐班房。同宇怎么会坐班房？当时是世界知识出版社送来了一大叠材料，说有一个五个人的聚餐会。”
爸爸叹口气说：“姐姐，其实我没有搞什么聚餐会，只是几个人有时见见面，吃吃饭。”
七妈问道：“你是这几个人的召集人？”
“召集人是王光琦，他发通知约会，总把我的名字也加上，用两个人的名义发。”爸爸解释说。
“戚本禹拿来一大堆材料，找到恩来这里，话中有话地说：‘牵扯这案子的五个人，其中两个人自杀了，一个跑了，一个是王光美的哥哥，另一个是周同宇，是你弟弟，请你办。’送来叫恩来处理。你伯伯亲自下命令把同宇逮捕。当时秉钧正好在北京，我们叫他不要回家住了。住在我们这里。我现在才知道，为什么当天晚上恩来让卫戍区立即把同宇逮捕。现在才明白，他不处理，群众组织会处理，那更不得了，那是非常惨的，要逼供。又怕同宇软弱，走了下策。（妈妈插话说：那就死无对证。）死无对证，自己死了，更得不到什么证明，搞不清是非了，其实，在那种非常时期，凡抓到卫戍区的人，生命能受到保护的。”
爸爸感慨地说：“确实，卫戍区的人的态度都好，就是专案组的人凶。”
七妈说：“管你的专案组就是专审刘少奇同志的‘一办’。今天是让大家把是非搞清楚，两代人都搞清楚。为什么你伯伯要这样做。要是交群众组织去搞清，那可是……”
爸爸摇着头脱口而出：“那可是不堪设想，不堪设想！”
七妈点点头：“对，同宇自己说不堪设想。在那种非常时期，你伯伯只能采取这样的措施来保护了广大干部。”
确实，在那种无法无天的特殊年代，伯伯不仅是对自己的亲弟弟采取这样的非常手段，对许多被造反派审查的省、部级高级干部，伯伯都亲笔批准卫戍区采用了逮捕的办法，目的只有一个，先把人保护下来，免遭毒手。这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无可奈何才出的下策，而被事实证明十分有效的下策！
曾担任卫生部部长的钱信忠亲口说过自己的一段经历：
一九六七年上海“一月夺权”后，造反派更是无法无天，有恃无恐，我被百般批斗折磨之后扔进了地下室。一个星期过去了，恐怕是忙于夺权斗争，造反派几乎忘了我这只“死老虎”，数九寒天，又冻又饿，我已经是奄奄一息。于是，我求了一个看管我的好心人给西花厅送了个信。周总理立即赶到卫生部造反派的司令部，铁青着脸对造反派说：我看了你们报上来的揭发钱信忠材料，如果都是事实，那真是罪大恶极！把钱信忠给我押过来！
我很快被造反派架去了。只见周总理迎上来，紧皱浓眉，怒火冲天，劈头盖脑地对我训斥道：钱信忠，你执行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真是罪大恶极，来人，立即押送卫戍区关押审查！
我是在造反派的掌声和欢呼的口号声中被卫戍区的两名战士架出造反派的司令部的。汽车七拐八拐，呼啸着开进了中南海。这时，跟着我一块上车的同志扶我下车，轻轻在我耳边说：总理让您在中南海先休息几天再说。当然，当年的中南海也不是世外桃源，我吃了睡，睡了吃，一周后，我身体基本恢复，确实被送进了卫戍区。可是，如果不是总理下令关押，只怕我早像煤炭部部长张霖之那样冤死在造反派的地下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