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担任铁道部部长的吕正操伯伯说过：我看过专案组的档案，康生在上面的批示是：十恶不赦！江青的批示是：立即枪毙！到周总理的批示是：交卫戍区收监审查。于是我坐了七八年牢却留住了生命，得以看到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如果不是总理，就是有十个吕正操也都枪毙了！
七妈说：“话说回来，同宇有没有问题呢？同宇还在，同宇这一生，总是政治上、生活上不检点，总要吃，总有小辫子，有稻草给人家抓，给人家把柄，然后打在你哥哥身上。”七妈的讲话一向直率不客气：“所以六中全会决议未出来时，我又不能找你们讲，现在能把这些事讲清楚，应是个很振奋人的事情。今后怎么生活下去？孩子们不错，你们家几个，荣庆、尔辉、尔萃都不错，没有走上邪路，有的还入了党，现在你们三房是儿女满堂（我父亲是老三，我们共姐弟六人）。我劝同宇你身体不好，政协开会别去了。学习也不要去了。你总说你过去的事，现在的干部、群众的思想都进步得多了。你总说那些老话，人家会说这哪像总理的弟弟。恩来去世那几年，说什么的没有，我说什么了？我没讲过一句话。我去党校讲话谈纪检，有人递条子，我才说了一句，周恩来从未把自己当做官，就是人民的公仆。在《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关于恩来的一段，我也未讲一句话，由中央去决定。
“所以要说因果关系，辩证地看，同宇有这个弱点。你们伯伯亲自下令逮捕，恩来没有把柄，人家整不倒，不然让群众抓去，那就不得了，连彭老总都搞得那么惨。
“当然，同宇问题不大，一九七五年被释放出来。但解放后见了我们，对过去的事一点未对我们说。这次审查写了一些材料，日伪时期去了日本同文书院，我们不知道，解放前到台湾做生意，到上海卖汽车，一点未告诉我们。你们孩子们要记着，有什么事要向自己的亲人讲，你们不讲，人家会讲的。
“你们孩子们不错。你们要注意，你们做了伯伯的亲属，要为党为国家增光，为伯伯增光，以后要老老实实、实事求是地工作、生活。党员要有党性。
“你们千万别打着你们伯伯的关系，让人家照顾。现在有人用这关系照顾你们，说这是对周总理的感情问题。”
七妈在讲话中批评了我爸爸，爸爸没有做解释，因为他明白，七妈仍然在按照伯伯的意愿，带领全家向无产阶级投降：因为是周恩来的亲属，所以就只能默默无闻，不可以张扬自己和周恩来的关系，乃至不可以讲自己真实的历史和经历。
我真没有想到，七妈的心里也压着许多委屈！
七妈说：今天我倒要说说我的委屈，你们做了名伯父的侄儿、侄女，名兄的弟弟、弟媳妇，有压力；我做了名夫之妻，你们伯伯是一直压我的。
“今天我倒要说说我的委屈。你们做了名伯父的侄儿、侄女，名兄的弟弟、弟媳妇，没有沾光，反而处处受限制，是不是感到有点委屈？可你们知道吗？我做了名夫之妻，你们伯伯是一直压我的。他死后我才知道，人家老早就要提我做副委员长，他坚决反对。后来小平同志告诉我说，就是你那位老兄反对。
“解放初期，政务委员会，人家要我上，他不让。我也君子协议，我不与他在同一个部门工作。我就向主席报告去妇联工作。组织上安排我在妇联做副主席，他和人家吵架，不同意我上。定工资时，蔡大姐（蔡畅当时是妇联主席，邓颖超是副主席）是三级，我知道他的作风，我按部长级待遇不定四级而定到五级，报到他那审批时，又给压到六级。国庆十周年上主席台，他看到名单有我，又画掉了。因我是名人之妻，他一直在压我。我的工作是党分配的，不是因为他的关系，你们不要以为我现在又是副委员长，又是政治局委员、纪委书记，都是因为你伯伯的关系。这是党员选的，是我自己的工作决定的。我们党内开会，都是会上反映的意见，人家认为应提我选我，如果你伯伯在，他一定不会让我担任就是了。”
可能出自对哥哥的维护，也可能是想缓解七妈激动的心情，当时爸爸没有说起一九七五年自己就已经放出来了，只因为没最后结论，一九七六年一月便失去与亲哥哥最后诀别的权利，只能在自家设立的灵堂里，面对着哥哥的遗像肝肠寸断，痛哭失声：哥哥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又开始讲起了自己被抓后的心情：“姐姐，一九六八年抓我时，我想就是我有错误，我把所有的问题全写出来了。”
于是，话题又扯回爸爸身上，七妈的情绪也平静些：“你倒是写材料没有乱写，你写的材料他们都拿来给我们看了。
“我希望你们仍然要谨慎谦虚。
“今天我见你们，是恩来握着我的手说，一切都拜托我的事情之一。
“我们大家要相互帮助，你们别认为七妈句句话都是对的，哪不对，我欢迎不同意见。今天讲的，你们有意见可以提出来。我想今天聚会是一个很令人振奋的会议。”
一九八二年七月十一日，七妈向我、秉钧谈自己的遗嘱；十年后的这一天——一九九二年七月十一日七妈去世。
一九八二年七月十一日上午九时，我应约与秉钧同去看望七妈，七妈临时搬到中南海游泳池去住了，因西花厅的电缆太陈旧了，如不维修一下，就容易出危险了，不得已，七妈才同意临时搬出去一下的。七妈说到今天已搬来七十天了，四月二十六日搬来的，准备九月底能搬回去住。七妈说现在住的是高级招待所。这里房屋高大、讲究、安静、空气好，又有个大花园。但她说还是喜欢原来的陈旧的西花厅。
原来这里是毛主席最后十年的住所，赵炜还带领我们看了毛主席的最后的住房，好高大呀！一个房间面积有一百多平方米，高有两层半的普通住房高。现在中央政治局开会，或有时接见外宾就在这间或隔壁一间客厅里。看完后去看七妈时，七妈说：“赵炜，这可是你给他们开的例，我还没想给他们看呢！”赵炜说：“我是为了让他们看看最后他们伯伯临终前的房子也和这个差不多的样子，因盖那房子时也是为了给毛主席用的。”
谈了些其他事以后，七妈对我和秉钧说：“现在老大、老二都来了，我得向你们俩交代几件事，现在得向你们说清楚：我已经写了遗嘱，已向组织上和赵炜交代了：
一、我死了，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也不发消息。就把我的遗嘱公布一下，说明我这个人已经不存在了，就行了。
我的骨灰，不保留，去丢到海里，去肥田。遗体如果对医务部门有作用就先解剖。
二、我死后，我原来的文件、书刊以及衣物的处理，也已写了交代。
三、这一点，我总是说，赵炜最近才接受下来，但还说不敢做，我说我给你写下来，交给你。就是我得了重病，当临死时，千万不要抢救，到那时的抢救是没有意义的，只能延缓一两天的生命，但搞得病人及医生都痛苦，何必呢？你伯伯那时候，我就看他太痛苦，但是我没权力说，那时最后一次手术的抢救，只拖了他五天的生命，但他受很大的罪，有什么意义呢？我对我周围的医生们都说了这个意思，我说这才是人道主义的。我看报上说，美国有一种叫安乐医院的，只要老人感到自己年龄太老了，该办的事都办了，进了这种医院，就可以安静地没有痛苦地死去了。我看这也是人道主义的。”
一九九二年七月十一日七妈去世后，我翻看我过去的记事本，发现刚好在十年前的这一天，她老人家对我和秉钧所做的对她自己后事问题的口头交代。
这以后，只要不是七妈住院或我出差，基本每个月我都去一次西花厅，看看七妈，陪她老人家说说话。
一九八八年八月十九日下午，七妈又把我找回西花厅后客厅，当着赵炜和高振普的面，让我看了她在一九八四年改写的遗嘱，然后，语气缓慢但十分庄重地对我们三个人说：
“在遗嘱中我委托了五个人（遗嘱中是六个人）料理我的后事，今天你们就占了三个人，我要求你们支持我，帮助我实现我的遗嘱的内容。希望在我死后，你们再帮我这一次忙，能帮我实现遗嘱，我就感激不尽了。
“现在我向秉德说说我的身体情况：
“一九八○年摔了膀子去住院。
“一九八一年底胆囊开刀住院。
“一九八二年得了肺炎，发高烧多日不退，又加上植物神经失调。这种病如常人得了就得了，而我这样的人得了这病，还要保密，不能向外讲，不过当时赵炜已对秉德略谈了此事。这个病就像蛇一样缠着我，我摆脱不了它，我只有忍受，可就没有办法，它常常要发作起来。发作时我就常想到过去为革命而死难的同志，及受到敌人严刑拷打、各种刑罚的同志，还有那些‘四人帮’时期受迫害的同志，想到他们，我还有什么受不了的吗？想到这，就可减轻我的痛苦。
“但这种病就增加了我老年性的痛苦，解脱不了，我要办什么事就紧张，下午要到大会堂开会，我头天晚上就睡不好觉，早晨、上午都紧张，中午也休息不了。心里装不下事。睡觉不好，常常夜里起夜三次，要吃三次安眠药，仍睡不好。有时两条腿冰凉像冰棍。
“一九八二年又牙痛，痛得没办法，元旦开始，一个月不能吃饭，韩大夫查出来是牙骨的多年劳损，有破损，控制不了牙齿。韩大夫给我做了牙套才好些，还常常咬了舌头、腮或嘴唇等。现在我上下牙靠不上，嘴都变形了，歪了。这个月二日下午四点咬嘴唇，到八点还不好，第二天又发现了牙神经糜烂，又要治疗。我的牙套一天要拿下来戴上去五次。
“眼睛眼压高，一天要点药四种，点九次。现在是三种药六次。三顿饭后西药吃六七次，中药两次。一天到晚忙治病忙不过来。眼睛不好就没法看报。秉德，我与报纸隔绝已经有一年了，我只能看他们谁有空时，给我念报。当然他们也都是在为我服务。
“有病、疼痛我都可忍受，但就是痛苦在不知什么时候，这植物神经的毛病在我身上什么时候作怪。
“我的泌尿系统也不好，小便常常失禁，常像小孩子一样用尿布。（我问：这是老年性肌肉松弛，扩约肌弹性差了吧？）可能是，但也是因为那个植物神经失调！
“有时我遇到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就要强压着，有时自己都感到两手或全身发抖。
“遇到事情就会紧张。
“最近十七天，小纪大夫统计我接待医生十九次。
“近来秉德对我不常让你来看我有意见，我要向你说明白。我不是不想你们，不是不让你们来，是我实在没有精力见你们。在所有亲戚中，你算来得最多的。我和你伯伯的习惯是生病住院就不要互相看望，又费精力，影响体力恢复，又互相传染。”
我忍不住说道：“七妈，看望病人，特别是住院的病人是人之常情，是一种真正的关心。”
“我看这不是个好习惯，我生病就愿意自己安心休养，不愿让人看我。”七妈依然坚持自己的意见。之后。她又谈了些对伯伯的“不但空前，也要绝后”的“牢骚”。
“最近我冠心病又常发作，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平心而论，作为伯伯和七妈最大的亲侄女，能成为七妈所指定的六个遗嘱执行人中惟一的亲属代表，我感到这是七妈对我最大信任，也是我的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一九九二年七月十八日，当我流着热泪，捧着艳丽的鲜花瓣，伴着七妈洁白的骨灰撒向海河时，心里便向两位长辈在天之灵铭下誓言：我认定伯伯和七妈一生都对祖国和人民怀有无限真挚和永恒的爱，你们对党的事业自始至终也是忠诚不二的！你们一直以言以行真诚带领我们全家向无产阶级投降的！当然，“向无产阶级投降”这并非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也不是一个简单易行的过程、单一的方式，而是一条复杂、崎岖、漫长的思想改造的历程。但是，有一条原则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我们周家世世代代要像伯伯、七妈一样，把祖国繁荣昌盛和人民生活幸福看得高于一切，永远要做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
我与丈夫沈人骅相濡以沫三十四年，他走后，我体会到了他的人生价值，也想到了在他生前我们共同的心愿：向伯伯、七妈学习，死后将骨灰撒进大海，回归自然。
我与丈夫沈人骅相濡以沫三十四年，彼此相亲相爱，心心相印，互相呵护、温存、体贴、理解、支持，从未红过脸，吵过嘴，有了矛盾总是先替对方着想，感情真挚之深切，很为周围亲友和晚辈们所羡慕。
一九九七年后，人骅身体明显衰弱，我想方设法寻医问药，到处陪他看病、住院。对他的病情、用药以及医院、医生、药物、偏方等都做详细记录，作出表来对照，相信他一定会康复起来，我们又可以一道散步、旅游、嬉笑，享受生活的种种乐趣。不料在他住院的后期，突然发现他患了绝症，又昏迷不省人事，我吓晕了。医生说：太晚了，无救了，只能千方百计拖延、维持一段时间。我尽了最大努力去护理他，孩子们也都去护理他，照料他。但他还是在一九九九年一月五日撇下我和孩子们远走了！我痛不欲生，无法接受这残酷的事实：他才六十八岁呀！他还有许多事要做，还有几部书要编写，还有许多美好时光等待我们去共享，怎么他就这么匆忙地走了呢？！
他走后，大量的人群、鲜花和泪水涌进了我家，为他悲痛，为他惋惜。我体会到了他的人生价值，也想到了在他生前，我们共同的心愿：向伯伯、七妈学习，死后将骨灰撒进大海，回归自然。我们也曾根据他父母亲的遗愿，一同两次去天津，将老人家的骨灰撒向塘沽海湾。这是最彻底、最干净、最先进的殡葬方式！
记得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五日，在人民大会堂，为伯伯举行的追悼会之后，七妈在台湾厅，召集侄辈们、医务人员、身边工作人员开会，她说：
“多少年来，中国人民对死人的殡仪都是土葬，新中国成立后，由土葬改革为火葬，这是一场革命，是对中国几千年旧习俗的革命。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我和你伯伯两人共同商定、相互保证，死后把我们的骨灰撒到祖国的大好河山、水土里去，这又是一场革命。由火葬保留骨灰，到火葬不保留骨灰。这也是一场革命，这符合彻底唯物主义思想。从感情上你们难过，但用唯物主义的观点看，伯伯虽然肉体不存在了，而他的骨灰要在祖国大地河流里作为肥料，继续为人民服务。物质不灭，生生不息，那是永存的，你们要支持伯伯的这个行动。”
三天后的下午，七妈又把我和秉钧找到西花厅说：
“今天我找你们两个人来，是因为你们是伯伯直系的侄儿、侄女中最大的，其他人就不找了。”她与我们谈了些心里话，在谈到这次对伯伯的吊唁、悼念活动时，又动情地对我们说：
“骨灰的处理问题，我们早就有约定，互相保证了，他还不放心，他在病危当中，说话声音极微弱。十二月中旬有一天，声音很有力，还抬起头来对我说：‘你和我的骨灰都是不保留的哦！’‘我的后事不要超过任何人，不要特殊化。’我紧握他的手，再次向他保证，一定这样办！关于骨灰问题，我和你伯伯想得很简单，我们只是想，人死了，骨灰也没有用，是废物，不应再占（后人赖以生存的）土地去建墓、造碑，要把它撒到土地上做肥料，它又有了新的生命，这就是物质不灭，生生不息！但人民群众想得更高，老百姓听说你伯伯骨灰不保留，纷纷议论说：‘这说明总理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死后还要与人民群众在一起，说明总理爱祖国的山山水水，看到了他的伟大胸怀’，你们看人民群众多么理解你伯伯呀！”
七妈的这些讲话已经过去二十三年了。还有在三十五年前的一九六四年八月二日，伯伯在西花厅的家庭会议上的讲话：“祖坟要深埋，土地交生产队做耕地，现在人越来越多，耕地越来越少，我们不应再让死人向活人争夺土地”等观念，已深深嵌入我的脑海，流入我的血液，化作我的行动。二十三年来，我已三次去天津海河送别亲人：公公沈谦，七妈邓颖超，婆婆张绚。
现在我最亲爱的丈夫人骅也该走上这条路，也是我们事先约定好了的，但这次我要下更大的决心，才能这样做。终于我还是毅然地带着孩子们，由一些亲友陪同，租了条快艇，第四次走上送别亲人骨灰的水路！
在这之后的第三天，我在梦中忽然听到了他那熟悉的声音：“哦，秉德是你吗？”我梦中喜出望外，真以为他回来了，忙问：“你在哪儿？我去接你！”只听他微弱的声音：“我还能在哪儿呢？”我惊醒了，泪流满面。是呀，我到哪里才能找到他呢？！我的心被撕碎了，我的头也涨大了，我恨自己怎么没把他留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也好去看望他，怀念他，我这样做是不是太残酷了？我脑子在苦苦地思索着，终于我又战胜自己，明白过来了：若干年后，我也会去追随他的，追随他的父亲、母亲，追随七妈、伯伯，我们那时会相聚的。我感到我的意志更坚强了！我也感觉到，我送他入海，这是我这个凡人的一次壮举，虽然条件简陋，但意义重大：中国乃至全世界，人口越来越多，地球却不会变大，而资源、土地却越来越少，城镇高楼越多，农村耕地越少，人类一代代繁衍，死者一代代增添，墓地、坟茔不断地建造，将来再过若干代，人类能有多少土地可耕种呢？又有多少粮食可供人类生存呢？我有时会想：既然我们就要进入二十一世纪了，人类的科学知识已极大丰富，思想观念有了很大转变，生活习惯已有了深刻变化，那么殡葬习俗也同样应该有所进步、有所变化，目的只有一个，让人类的后代生活得更美好！
而我们对死者的怀念，是深深埋在心中的，绝不是表面的，更不是做给别人看的。在我想念人骅的时候，我对着他的照片，抚摸着、诉说着、亲吻着，绝不比在墓地上不动情，不庄重，不持久！亲爱的人骅：你说对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