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欧阳修写过一篇著名的《朋党论》，指出有两种朋党，一种是小人之朋“所好者禄利，所领者财货”，一种是君子之朋“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而只有君于之朋才能万众一心，“周武王之臣，三千人成一大朋”，以周公为首。这就是周灭商的道理。周恩来在重庆时就被人称周公，直到晚年，他立党为公，功同周公的形象更加鲜明。“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他只不过是“一饭三吐哺”，而我们的总理在病榻上还心忧国事，“一次输液三拔针”啊。如此忧国，如此竭诚，怎么能不天下归心呢？
总理的五无是劳而无怨。
周总理是中国革命的第一吃苦人。上海工人起义、“八一”起义、万里长征、三大战役，这种真刀真枪的事他干；地下特科斗争、国统区长驻虎穴，这种生死度外的事他干；解放后政治工作、经济工作、文化工作，这种大管家的烦人杂事他干；文化革命中上下周旋，这种在夹缝中委曲求全的事他干。如果计算工作量，他真正是党内之最。周恩来是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住进医院的，而据资料统计，一至五月共一百三十九天，他每天工作十二至十四小时有九天；十四至十八小时有七十四天：十九至二十三小时有三十八天；连续二十四小时有五天。只有十三天工作在十二小时之内。而从三月中旬至五月底，两个半月，日常工作之外，他又参加中央会议二十一次，外事活动五十四次，其他会议和谈话五十七次。他像一头牛，只知道负重，没完没了地受苦，有时还要受气。一九三四年，因为王明的左倾路线和洋顾问李德的指挥之误，红军丢了苏区，血染湘江，长征北上。这时周恩来是军事三人团之一，他既要负失败之责，又要说服博古恢复毛泽东的指挥权。一九三八年，他右臂受伤，两次治疗不愈，只好远走苏联。医生说为了彻底好，治疗时间就要长一些。他却说时局危急，不能长离国内，只短住了六个月。最后还是落下个臂伸不直的残疾。而林彪也是治病，也是这个时局，却在苏联从一九三八年住到了一九四一年。文化革命中，周恩来成了救火队长，红卫兵要揪斗陈毅，周恩来苦苦说服无效，最后震怒道：我就站在大会堂门口，看你们从我身上踩过去！这时国家已经瘫痪，全国人除少数造反派大多数都成了逍遥派，就只剩下周恩来这样的苦撑派，他像扛着城门的力士，放不下，走不开。每天无休止地接见，无休止地调解。饭都来不及吃，服务员只好在茶杯里调一点面糊。文革中干部一层层地被打倒。他周围的战友，副总理、政治局委员已被打倒一大片，连国家主席刘少奇都被打倒了，但偏偏留下了他一个。他连这种“休息”的机会也得不到啊。全国到处点火，留一个周恩来东奔西跑去救火，这真是命运的悲剧。他坦然一笑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大厦将倾，只留下一根大柱。这柱子已经被压得吱吱响，已经出现裂纹，但他还是咬牙苦撑，由于他的自我牺牲，他的厚道宽容，他的任劳任怨，革命的每一个重要关头，每一次进退两难，都离不开他。许多时候他都左右逢源，稳定时局，多难、多累、多险的活，都由他去顶。他能够负起那让常人看来，无论如何也负不动的委曲。
总理的六无是死不留言。
一九七六年元旦前后总理已经到了弥留之际。这时中央领导对总理病情已是一日一问，邓颖超同志每日必到病房陪坐。可惜总理将去之时正是中央领导核心中鱼龙混杂，忠奸共处的混乱之际。好侫之徒江青、王洪文常假惺惺地慰问却又暗藏杀机。这时忠节老臣中还没有被打倒的只有叶剑英了。叶帅与总理自黄埔时期起便患难与共，又共同经历过党史上许多是非曲折。眼见总理已是一日三厥，气若游丝，而“四人帮”又趁危乱国，叶帅心乱如麻，老泪纵横。一日他取来一叠白纸，对病房值班人员说，总理一生顾全大局，严守机密，肚子里装着很多东西，死前肯定有话要说。你们要随时记下。但总理去世后，值班人员交到叶帅手里的仍然是一叠白纸。
当真是总理肚中无话吗？当然不是，在会场上，在向领袖汇报时，在对“四人帮”斗争时，在与同志谈心时，该说的都说过了，他觉得不该说的，平时不多说一字，现在并不因为要撒手而去就可以不负责任，随心所欲。总理的办公室和卧室同处一栋，邓颖超同志是他一生的革命知己，又同是中央高干，但总理工作上的事邓颖超自动回避，总理也不与她多讲一字。总理办公室有三把钥匙，他一把，秘书一把，警卫一把，邓颖超没有，她要进办公室必须先敲门。周总理把自己一劈两半，一半是公家的人，党的人，一半是他自己。他也有家私，也有个人丰富的内心世界，但是这两部分泾渭分明，决不相混。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爱可谓至纯至诚，但也不敢因私犯公。他们两人，丈夫的心可以全部掏给妻子，但决不能搭上公家的一点东西；反过来妻子对丈夫可以是十二分的关心，但决不能关心到公事里去。总理与邓大姐这对权高德重的伴侣堪称是正确处理家事国事的楷模。诗言志，为说心里话而写。总理年轻时还有诗作，现在东瀛岛的诗碑上就刻着他那首著名的《雨中岚山》。皖南事变骤起，他愤怒地以诗惩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但解放后，他除了公文报告，却很少有诗。当真他的内心情感之门关闭了吗？没有。工作人员回忆，总理工作之余也写诗，用毛笔写在信笺上，反复改。但写好后又撕成碎片，碎碎的，投入纸篓，宛如一群梦中的蝴蝶。除了工作，除了按照党的决定和纪律所做的事，他不愿再表白什么，留下什么。瞿秋白在临终前留下一篇《多余的话》将一个真实的我剖析得淋漓尽致，然后昂然就义，舍身成仁，坦白是一种崇高。周恩来在临终前只留下一叠白纸。“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就无我，我复何言哉？”不必再说，又是一种崇高。
周恩来的六个“大无”，说到底是一个无私。公私之分古来有之，但真正的大公无私自共产党始。一九九八年是周恩来诞辰百周年，也是划时代的《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五十周年。是这个宣言公开提出要消灭私有制，要求每个党员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我敢大胆说一句，一百五十年来，实践《宣言》精神，将公私关系处理得这样彻底、完美，达到如此绝妙之境者，当数周恩来。因为即使如马恩、列宁也没有他这样长期处于手握党权、政权的诱惑和身处各种矛盾的煎熬。总理在甩脱自我，真正实现“大无”的同时却得到了别人没有的“大有”。有大智、大勇、大才和大貌——那种倾城倾国，倾倒联合国的风貌，特别是他的大爱大德。
他爱心博大，覆盖国家、人民及整个世界。你看他大至处理国际关系，小至处理人际关系，无不充满浓浓的，厚厚的爱心。美帝国主义和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曾是积怨如山的，但是战争结束后，一九五四年周恩来第一次与美国代表团在日内瓦见面时就发出友好的表示，虽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拒绝了，或者是不敢接受，但周恩来还是满脸的宽厚与自信，就是这种宽厚与自信，终于吸引尼克松在我们立国二十一年后，横跨太平洋到中国来与周恩来握手。国共两党是曾有血海深仇的，蒋介石曾以巨额大洋悬赏要周恩来的头。但是当“西安事变”，蒋介石已成阶下囚，国人皆曰可杀，连曾经向蒋介石右倾过的陈独秀都高兴地连呼打酒来，蒋介石必死无疑。但是周恩来只带了十个人，进到刀枪如林的西安城去与蒋介石握手。周恩来长期代表中共与国民党谈判，在重庆，南京，在北平，到最后。这些敌方代表竟为他的魅力所吸引，投向了中共。只有团长张治中说别人可以留下，从手续上讲他应回去复命。周却坚决挽留，说“西安事变”已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张学良），这次不能重演悲剧，并立即通过地下党将张的家属也接到了北平。他的爱心征服了多少人，温暖了多少人，甚至连敌人也不得不叹服。宋美龄连问蒋介石，为什么我们就没有这样的人。美方与他长期打交道后，甚至后悔当初不该去扶植蒋介石。至于他对人们的爱，革命队伍内同志的爱，更是如雨润田，如土载物般地浑厚深沉。曾任党的总书记犯左倾路线错误的博古，可说是经周恩来亲手“颠覆”下台的，但后来他们相处得很好，在重庆博古成了周的得力助手。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讲话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这话移来评价周恩来最合适不过。当周恩来去世时，无论东方西方同声悲泣，整个地球都载不动这许多遗憾许多愁。
他的大德，再造了党，再造了共和国，并且将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无私和儒家传统的仁义忠信糅合成一种新的美德，为中华文明提供了新的典范。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周恩来则是党和国家的养护人。他硬是让各方面的压力，各种矛盾将自己压成了粉，挤成了油，润滑着党和共和国这架机器，维持着它的正常运行。五十年来他亲手托起党的两任领袖，又拯救过共和国的三次危机。遵义会议他扶起了毛泽东，“文革”后期他托出邓小平。作为两代领袖，毛邓之功彪炳史册，而周恩来却静静地化作了那六个“无”。建国后他首治战争创伤，国家复苏；二治大跃进灾难，国又中兴；三抗林彪江青集团，铲除妖孽。而他在举国狂庆的前夜却先悄悄地走了，走时连一点骨灰也没有留。
周恩来为什么这样地感人至深，感人至久呢？正是这“六无”，“六有”在人们心中撞击、翻搅和掀动着大起大落、大跌大荡的波浪。他的博爱与大德拯救、温暖和护佑了太多太多的人。自古以来，爱民之君受人爱。诸葛亮治蜀二十七年，而武侯祠香火不断一千五百年。陈毅游武侯祠道：“孔明反胜昭烈（刘备）其何故也，余意孔明治蜀留有遗爱。”遗爱愈厚，念之愈切。平日常人相处尚投桃报李，有恩必报，而一个伟人再造了国家，复兴了民族，泽润了百姓，后人又怎能轻易地淡忘了他呢？鲁迅说，悲剧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撕裂给人看。是命运从总理身上一条条地撕去许多本该属于他的东西，同时也在撕裂后人的心肺肝肠。那是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这遗憾又加倍转化为深深的思念，二十二年渐渐过去了，思念又转化为人们更深的思考，于是总理的人格力量在浓缩，在定格，在突现。而人格的力量一旦形成便是超时空的。不独总理，所有历史上的伟人，中园的司马迁、文天祥，外国的马克思、列宁，我们又何曾见过呢？爱因斯坦先生将一座物理大山凿穿而得出一个哲学结论：当速度等于光速时，时间就停止；当质量足够大时它周围的空间就弯曲。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再提出一个“人格相对论”呢？当人格的力量达到一定强度时，它就会迅如光速而追附万物；穹庐空间而护佑生灵。我们与伟人当然就既无时间之差又无空间之别了。
这就是生命的哲学。
周恩来还会伴我们到永远。
……
一九九八年中，我曾一遍遍地阅读着上述文字，反复琢磨着梁衡同志的评述。说得多么好呀！伯伯的确是从死不留灰、生而无后、官而不显、党而无私、劳而无怨、终无留言的“六无”，也就是归总的“无私”，才在中国和世界文明史上留下超越时空的、别人没有的“大有”，才会给无穷尽的中华民族留下永不过时的纪念。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伯伯当年撒了骨灰，就是郑重宣告，他身后什么都不要，什么麻烦也不给人民留下，他愿意回归大自然，化为一捧泥土，变成一滴水，深埋下去，回归平凡。这当然也是十六年后去世的七妈的心愿。
我的心情也复杂变化：面对全国各地对伯伯隆重真诚的纪念，我作为人民的一员，总是内心激动，感慨“历史是人民写的”，“历史的确铁面公正”：伯伯以整个生命向党、祖国和人民表达的真诚，对新中国外交和世界和平的特殊贡献，被历史承认。然而，每当夜深人静，我单独面对自己与伯伯的合影，回到侄女的角色，书柜玻璃门内众多伯伯纪念塑像的金光一片，又让我心里有些忐忑：如果伯伯在天有灵，看到全国各地一座座耸立起的塑像，看到家乡土地上再造的“西花厅”，看到我书柜里这些金子化成的他的座像、头像，他一定不高兴；他看见自己远、近亲的晚辈，在回忆他的同时却又编造出许多不真实的细节来神化他，他一定不高兴……
我永远忘不掉伯伯生前说过的一些未曾实现的心愿：
伯伯曾说过：巴金写了长篇小说《家》，等我退休后，我要写一篇小说《房》。我想，以他从小的切身经历，以他的生动的文笔，以他性格的那份执著和毅力，如果他能正常退休，他一定给后世留下这本不敢说一定超过巴金的《家》，但一定是入木三分的带自传体的长篇小说《房》。
伯伯还曾说过：“以后我要退休了，我就去演戏，谁说总理退休不能演戏？我就要开创一个！”“我演戏还行，学导演向你学习（对孙维世讲）。”这绝非杜撰，有信为证！
我妈妈喜欢收藏东西。最近她老人家交给我一些几十年前我写的信件，其中一封是四十二年前，即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一日我给在无锡疗养的爸爸写的信，白纸黑字，是真实往事的记载：
亲爱的爸爸：
……
伯伯的身体还很好，我已看到他，见他脸被晒得成了褐色了。他告诉我他长了两公斤呢。他还风趣地说，这两次到了十一个国家，走了十万八千里，孙悟空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我也是孙悟空了！温度是零下四十度到零上五十度，上下九十度。这是一次多么伟大、艰苦的旅行啊！而他完成的使命是多么高贵、在国际上起的影响作用是多么伟大啊！
星期天我和维世姐都来看他了。他谈到在重庆时，与老朋友去吃饭馆。到一家小饭馆，楼上只有三桌，正好闲一桌，他们占用了。别桌人们都去看他，他与那两桌的人都握了手。他说：我和他们都握了手，都满足了，我又告诉他们请他们不要下去嚷，惹得很多人来。结果他们也都不嚷出去。我们说：你在北京就不行了，人这么多！他一听，立刻说：为什么不行？今天我就可以请你们到外边去吃午饭。我们有些不敢，他说，没什么关系。我们就商量了到个较小的僻静一些的小馆子去吃。我们坐车到了东单新开路的一家“康乐”，据维世姐和张元阿姨都说那里不坏。但那里满座，还有人站着等着呢。我们又出来，伯伯临时想起灯市口西口的“萃华楼”。他说一九四六年三人小组谈判时，与马歇尔等到这里吃过一次，有了印象。去年吴努来，他说“请你去吃饭馆”，就请他到这儿来了。今天他又想到了这儿。说，我第三次在这儿吃是请你们！我们吃的是简单的菜饭，五个人五菜一汤，米饭、馒头一共是十元零二角。他说：这可比重庆贵，重庆六人，六菜一汤有酒，菜还较好，只有三块四角六分，物价是低。我们回来，小虎（注：伯伯在抗战时期的副官龙飞虎之子）站在门口。他有趣地问小虎：“你猜我们一人吃了多少钱？”这天可真不容易，他说：“今天陪你们玩了三个钟头！”是呀，他的时间很少如此。回来他马上又开会了。
在谈话中，他说他发奋读《家》。已读了三十六页了！大家都笑了。他发奋读只读了三十六页，他的时间太少呀！他准备先读巴金的原著，再读剧本。伯伯很爱好艺术，他对文艺界的很多人、剧目都认识、都懂得。他看了《家》电影，说：“演三少爷的就是过去演连长的，他没有生活。他说，我要去演觉新，也要比他演得好。”（这时七妈提出说：“让周同宇去演觉新才好呢，一定好。”）他又说：“以后我要退休了，我就去演戏，谁说总理退休不能演戏？我就要开创一个！”“我演戏还行，学导演向你学习（对孙维世讲）”他是很活泼的，他现在也仍注意运动，身体真算健康的！他的身体好是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的幸福！我首先非常高兴，您也一定高兴吧？爸在那很闷，我平常也没故事讲给爸听，今天的故事，我想爸是愿知道这些内容的。
……
女儿秉德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可惜，用伯伯的话说：“‘文化大革命’让我少活十年！”直至去世，他没能正常退休，没有一个休闲幸福的晚年，当然就没有写长篇小说《房》和演戏的机会，为了整个国家和民族，他实践了自己的人生准则：“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我不入地狱准入地狱”，“党让我活多久我就活多久”，死在了总理的岗位上。只是我用常人的眼光看，他毕竟也有属于自己的一个个小小的心愿未了……
我不知道伯伯能不能听到我的这些话，更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猜透了伯伯的心声！但是我凭我一个共产党员又是伯伯亲人的良心，我真诚地希望在今后纪念伯伯诞辰之时，多寻找他的一生对整个民族的精神启示，少搞一些有形的纪念品！让伯伯如中秋的明月，永远温馨着人间！
后记
周恩来是我的至亲的伯伯，可是从某种意义上说，伯伯的战友、部下和身边工作人员与他更亲！因为他生命的绝大部分属于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乃至这个世界！如果没有他们的回忆，我无法更全面、更准确、更真实地了解伯伯的生平和精神。
我十二岁住进西花厅，曾与伯伯一个庭院住，也有过无数的直接交谈，但是，伯伯对公私极端分明，连七妈都不例外。我一个后辈，对他一生不平坦更不平凡的革命经历以及他对党的贡献，我又能了解多少呢？所幸还有以二十多年时间来努力阅读与研究了大量档案、采访数千名与伯伯共经风雨的当事人。中央文献研究室李琦、金冲及、力平、廖心文及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李海文等许多同志，以极大的热情、严谨的态度、持久的恒心对伯伯一生进行研究，出版了许多极具权威性的书籍和文章供我参考。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我无法如此靠近伯伯的心灵！
特别是南京军区的作家铁竹伟同志，她为这部书的撰写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她冒着严寒，顶着酷暑，找人采访，查阅资料，并且带病坚持写作。我们两人多次交谈，反复修改书稿，合作得非常默契、愉快。借此机会，我代表我们全家，向他们以及全国研究周恩来生平的学者、作家表示感谢！
在此基础上，我八易其稿，增添了许多章节，终于完成了此书。
伯伯的一生已经完全贡献给了中华民族和世界，伯伯的人格力量已汇入世界文明的遗产，化为一道超越国界、政见、时空的绚丽永恒的风景线，永驻人间！
周秉德
二○○○年五月于北京
校订说明
《我的伯父周恩来》，周秉德著，铁竹伟执笔，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2001年9月再版。周恩来档案网站（）根据这些版本进行了校订。
第十章“一位九十四岁的老人……”及小标题下的文字内容，只有2000年10月版中有，仍予以保留。
“听鸟鹂馆”2处，均校订为“听鹂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