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妈妈能工作，大弟秉钧和大妹秉宜都住进了西花厅。爸爸的历史问题成了我心里久久不能治愈的隐痛。
每当翻看这张五十年代伯伯七妈与我爸爸妈妈的合影，我总觉得笑得最幸福最灿烂的就数我妈妈！照片上的妈妈，没像在哈尔滨或在天津时那样穿花旗袍、烫头发，更没擦脂粉画口红，只梳着一头齐耳短发，没戴任何头饰，穿的只是当年最普通的式样——一套藏青色扎腰带的列宁装；可是她眉眼无不洋溢着内心的自豪和愉快之情，人显得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更年轻，更有韵味。为什么？当时只有我最明白，是她胸前多了那个红色校徽。妈妈终于结束了家庭妇女的日子，有了自己的工作和事业——当上一名中学的俄语教师。
记得一九四九年末的一个星期六，我从北京师大女附中放假回到西花厅，刚进院门，随着一粗一细“姐姐，姐姐”的欢叫声，七岁的弟弟秉钧、五岁的妹妹秉宜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
“大驹（弟弟秉钧）、小咪（妹妹秉宜），你们什么时候来的？……妈呢？”我高兴地揽过弟弟，抱起妹妹，笑不够，亲不够。
“我们一起来的。”妈妈笑盈盈地出现在后面。
“妈妈！您也来了，太好了！是不是家从天津搬过来了？新家在哪儿？小四儿呢？我什么时候也搬过去住？……”我偎到妈妈的身边，说话像放连珠炮。因为我知道爸爸已经从华北革命大学毕业，在北京分配了工作，要是把家从天津搬过来，我们一家又可以团圆了！是呀，住在伯伯这里虽然不错，可毕竟不是自己的家，人常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孩子总是应该住在自己的父母身边的。
“秉德，你伯伯和你七妈已经说了，你还住在这里，大驹和小咪也留下。如果不是小四儿太小，生活还不能自立，你伯伯也要把他留下。”
“为什么？爸爸不是有工作了吗？我们的家不是搬到北京来了吗？”我不解地反问着。远处，弟弟妹妹正在花园里你追我赶地捉迷藏，一脸阳光，一脸欢笑，我却怎么也笑不出来。
妈妈揽着我在沙发里坐下，细细给我讲起了缘由。原来一九四九年四月，爸爸妈妈一起到北京香山看望伯伯时，伯伯太忙，直等到半夜才有空见他们。在谈了时局和家庭后，伯伯问我爸爸今后怎么打算。爸爸向伯伯表示，他今年四十五岁，虽然二十多年前离开过革命，但也一直向往着革命，现在希望能从头做起，为革命做些工作。伯伯很严肃地说：你脱离革命那么多年了，你知道怎么才能为革命工作？我看你应先去上华北革命大学，学习后才能为革命工作。
“什么？爸爸脱离过革命？”我不禁脱口而出。经过中学的学习，革命已经在我脑子里占据了极神圣的地位。我几乎不能承受这个事实。这一瞬间，爸爸在我的心目中形象暗淡了许多。是的，那是个革命高于一切的时代，我心里并不否认爸爸对我的爱，可我不知为什么感到一种失落，一种深深的失落，直到我十八岁入党时，我都甚至想到，如果爸爸没有离开革命，坚持和伯伯走过来，哪怕他牺牲，哪怕爸爸没有机会认识妈妈，因而这个世界上没有我，我也不觉得后悔！而如今的局面，尽管有了我，尽管我有个当总理的伯伯，但想到爸爸当年的退却，我总觉得心里难受。
“别看你伯伯、七妈都是大干部，却特能理解体谅人心！”妈妈没有注意我神情的变化，继续自己的感慨：“我对他们说，同宇该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我全没有意见，只是我打心眼里想工作，想了多少年了。自从一九三七年有了你，孩子一个接一个地生，我就只能留在家里，再没有机会工作。现在新中国成立了，我真希望有机会出来做点儿工作。那天你爸爸在旁边直说：‘不要想得不实际，孩子还小，你当妈妈的不管，谁管？’你伯伯却说：‘士琴想工作是好事嘛，她俄语很好，组建外贸部非常需要她这样人！至于孩子，不用发愁。同宇，你我不都是四伯养大的吗？’说着，你伯伯看了你七妈一眼。你七妈立即意会，接着说：‘新社会就是要妇女解放嘛，你们的孩子，就是我们的孩子。秉德、秉钧过来上学，小咪到这来上幼儿园，秉华还小，送到北海幼儿园全托，总之，我们支持士琴出来工作。’”
妈妈眼睛里放着光，我从她脸上看到了久违的喜气，青春气息，仿佛一下年轻了十岁！
“妈，那你可以当女翻译官了，多棒！”我由衷地为妈妈感到高兴。
“如果退回去十年，我一定去当翻译！可你弟弟还小，我当真能一点不管吗？所以，你伯伯说学校也特别缺俄语教师，我便提出去当中学俄语教师。你伯伯同意了！秉德，你知道妈妈的个性，你爸爸当官不当官，我并不怎么看重，一切听你伯伯安排，家里房子大小如何，我也不太在意，‘室雅不在大，花香不在多’嘛！如今，你伯伯成全了我的心愿，支持我自食其力，总算能为新社会出点力了，我怎么不高兴呢！”
爸爸从华大培训出来后分配工作，在钢铁工业局当个普通干部。妈妈到北京第四女子中学当了俄语老师。然而，爸爸的历史问题却成了我心里久久不能治愈的隐痛，直到一九八五年爸爸去世后，我才渐渐地了解到爸爸那次脱离革命队伍的经过。
我的爸爸并非对革命没有丁点儿贡献，但正因为他是周恩来的弟弟，他心甘情愿一切听从哥哥的安排，哪怕在自己的一生中留下永远的遗憾。
爸爸一九二四年春就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冬天就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受党组织派遣，以入北平宏达学院学习为掩护，做党的地下交通和宣传工作。一九二五年十月，爸爸送七妈的母亲去广州，后经党组织决定，他在一九二六年一月考进了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学习，这年六月毕业。后来他参加过北伐，在攻打武昌城时还挂了彩。这点，伯伯见面时曾对我妈妈说：“同宇的确为革命流过血，他这点比我强。”
郭沫若先生在他的《革命春秋》一书中提到我父亲的一段经历：
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来到，（在武昌城外）敌人的炮接二连三从我们头上的空中响过，我每听见一次炮声，心里总要冷一下，头是不知不觉地总要低一下的。……我自己便也尽力地镇静着，想不让我的脖子动，但到了炮声一响，颈部的筋肉就像是成了不随意筋的一样，又一齐都收缩了起来。自己太不好意思，回头去看看德甫和德谟两人，他们也和我一样也在把颈子缩动。我自己暗地叹息着：“没有实战的经验究竟是不行的。”
……
到武昌城外，第一天晚上没有动静，第二天上午也没有动静，军事上的人们有些焦躁起来了。攻城的大炮没有，飞机也没有。对着一座封建时代的古城简直没有办法。决定组织敢死队，在当晚乘着夜阴去爬城。本来是没有工兵队的革命军，政治部在这时候又成了临时工兵队。政治部派了许多人到四乡去征发梯子和麻绳。梯子是两块钱一架，由政治部发出征发券，被征发了的人家可以凭券到政治部来领钱。爬城的地点选定在宾阳门的东北角上一段小丘上，那儿的城墙比较低，只有一丈五六尺高的光景。……部里留下的工作人员和勤务兵，便一同在那儿绑扎起来。绑扎好了，又抬到学校门外去。
结果是敢死队走到城近处时，天已经发白，敌人已经有了准备了。有不少伤兵送到了政治部。到九点钟，邓演达主任和俄国顾问都还不见回来。同他们一道去的十位宣传员也都没有一个影子，我便决心和宣传大队长胡公冕同到前线上去视察，同时也带了一位宣传员同路。那便是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是一位很敏活的短小精悍的少年，在那时在做着小队长。
……
我走在前头，恩寿走在中间，公冕走在后边。走不好远，走到了那段全无掩蔽的地面来了。从对面有一大队夫役挑着担子走来，是送稀饭到前线去的。那些夫役没有军事上的人指挥，走得异常密接。走到那段地面的中央处和他们接了头，轰充的一声一个大炮打来了。这第一炮没有打拢，离我们有八九尺远的光景，落在了那干燥着的小春地里，起了一阵土烟，没有爆发。
公冕在后面叫着：“大家赶快走，把队伍空开来，每人离过五尺远的光景。”
大家都很匆匆忙忙地抢着往前走，对于他的命令如像马耳东风。他又更加大声地叫出第二次时，话还没有说完，又是轰充的一声飞到了。这第二炮又打过了一些，超过我们有五六尺远的光景，在地里又起了一阵土烟，也没有爆发。接着，又是轰充的一声。这一炮正落在我背后的路上，爆发了，夫役的队尾子混乱了一下。
公冕立在后面的一座农家外面的草墩上向着我叫：“有人受了伤，快转来，快转来！”
待我走到公冕所立着的地方时，看见恩寿躺在那草墩下，也在呻唤，左脚的脚背在流着血。农家的人跑了好些出来围着。
“恩寿也受了伤吗？那边番薯地里还躺着一个呢。”
“我已经叫同来的夫役们去叫担架去了。恩寿也是不能走路的，怎么办呢？让我回部去叫人来抬吧。”公冕这样说。
“用不着回去叫人，”我说，“我们就在这儿找一扇门来，不可以抬回去吗？”
公冕赞成了我的说法，结果是在农家里找了一张杨妃椅，四脚朝天地翻过来，在底子上敷了好些稻草，便成了一台担架。
恩寿被移进了那架临时担架里，我和公冕便把他抬回了南湖。
……
看来，革命的确不是请客吃饭，爸爸也确实是为革命流过血。我对革命的艰苦和复杂性也多了一分了解。
一九二七年爸爸在北伐军中担任了武汉邮电检查委员会主任。那时才二十三岁的他正在和一个姑娘谈恋爱，然而不知为什么忽然有一天那个姑娘没有和爸爸打招呼就跟着一个男人去了四川，痴心的爸爸一下子被这件事情打懵住了，他不知道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他一定要去找那个姑娘问个清楚，他得去一趟四川。
当时共产党在北伐军的最高代表是伯伯，但伯伯正在上海组织工人武装起义，爸爸便向另一位负责同志请假，得允许后立即直奔了四川。
爸爸在四川找到了那个姑娘，才知姑娘早已移情别恋，不肯再和他交往了。爸爸内心十分痛苦，一连几天只能借酒消愁。正在这时，国共两党分裂的形势波及到四川，国民党和四川的军阀联合起来大肆逮捕枪杀共产党人，爸爸清醒起来，急急忙忙地赶回武汉去找组织报到。却偏偏一头撞在了伯伯的面前。原来伯伯也已经从上海赶到武汉，并且听说了爸爸去四川的事。伯伯觉得爸爸为了一个女孩子竟一口气追到四川去实在荒唐之极，他大发雷霆，厉声叱责爸爸为什么擅离职守，不请假就去四川，不配做个革命军人。那个准许爸爸请假的领导正好不在武汉，没有人能为爸爸作证，爸爸也没有为自己申辩，他怕连累那位领导同志。爸爸越不说话，伯伯越生气，最后干脆亲笔写下文件，说爸爸擅离职守要对他“撤职查办”，“关禁闭”。
爸爸本来满心的委屈，这会儿听说伯伯要处分他，还要关他禁闭，也不禁动了气，他不想和这个正在大发脾气的哥哥论理了，他说既然你认为我不配做革命军人，那我还不做了呢。爸爸一转身跑出了北伐军总部的大门，搬到他在黄埔军校结识的好朋友文强所在的湖南会馆。文强劝爸爸不要和自己的哥哥闹意见了就去认个错吧，怎奈爸爸也正在火头上，说什么也不肯去认错。哥俩儿就这么僵持着。最终爸爸还是决定离开伯伯北上回家，回到四爷爷身边去了。
一九二七年底国民党已控制了中国大部分的省市，共产党损失惨重，被迫转入地下。爸爸想到了处境维艰的伯伯，一路南下上海寻找组织，寻找伯伯，伯伯当时不在上海，共产党组织经过残酷的打击破坏，人数骤减，形势极为严峻，对凡是隔了一段时间没有接触过的老同志，都不敢随便地给予信任了。所以爸爸去上海，党组织并没有接纳他，他只好又重新回到了东北。在四爷爷的帮助下，找了一份小差事，过起了老百姓的日子。
这件事当然是影响了爸爸一生的命运，但这能怪谁呢？谁让爸爸太忠厚、忍让，不向伯伯报告实情呢？直到几十年以后有人曾向伯伯谈起这件事，伯伯知道真相后，也坦诚地说：“我那时年轻，火气大，是我对他帮助不够。”表现了他对弟弟的负疚和惋惜。
夫妻情深数十载，七妈当年痛失爱子，身临险境，伯伯机警救她脱险。
我从十二岁来到伯伯周恩来、伯母身边，就知道两位老人没有儿女，只有一位义女——我的维世姐姐。我和弟弟妹妹们来到中南海西花厅他们的家中，两位老人家对我们都是谆谆教诲，严格要求，同时又关怀备至，疼爱有加，就像是亲生父母。
一九六二年四月的一个周末，我又照例回到西花厅，只见庭院里几株海棠树，盛开着一簇簇白色、粉色的花朵，使这古朴的院落增添了热烈、欢快、繁荣的气氛，一片生机盎然。
伯伯从来没有什么周末休息，他有太多做不完的工作要做，现仍在外面办事，尚未回家。七妈见到我，很高兴地听我谈了些工作、生活及我的父、母、弟、妹的近况外，又不无伤感地对我谈起了一些我从未听说、而又非常遗憾的往事：
“秉德，你一直以为我和你伯伯从来没有自己的亲生孩子，是吧？其实一九二七年四月我在广州时，生过一个男孩，因为这孩子体重太大，有十磅，超出正常标准，我在医院难产，三天三夜生不下来。虽然是德国的教会医院，条件算是好的，但当时的技术还没法进行剖腹产手术，只能用产钳帮助，因用力过大，孩子头部受到严重损伤，没能成活！不然到现在也有三十五岁了，比你整整大十岁呀！”
听了这话我实在非常惋惜，不然我这位大哥，在伯伯、七妈的培育下，如今一定会是位刚毅、果敢、英俊、热情、足智多谋的好大哥，他会在艰苦的工作岗位上勤奋地工作……
想着就不由得大叫：“太可惜了，太遗憾了！那当时伯伯见到自己这大胖儿子了吗！”
七妈从容地说道：“那是大革命的年代，你伯伯已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由广州调到上海的党中央去工作了。我在医院的生产过程由我的母亲陪同。”接着七妈又严肃的回忆起这之后的往事：
孩子没保住，七妈的身体虚弱，但却无法安心调养。当时正赶上“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突然大量的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各大城市一片白色恐怖。伯伯在上海已经转入地下，七妈在报纸上已经看不到他的任何消息，广州也已吃紧。
这时，一位打扮入时的贵妇人，带着耳钳，涂着口红，走进七妈的病房，七妈以为她走错了房间，再定睛一看，原来是陈铁军，她和七妈都是在我们党的广东省委妇女部工作的，她平时着装简朴，现在形势紧急，为了避免暴露身份，才有意这样装扮，专门来通知七妈：现在上海、广州都发生反革命事变，党组织让我来通知你，赶快设法离开广州！随即七妈的母亲在外面刚好收到我伯伯从上海发来的电报，让她设法到上海，以岳母的名义在报纸上发寻人启事找他。
分娩时，孩子没能存活，医生和护士不仅惋惜而且内疚，七妈虽然很难过，但对医生、护士没有一句责备的话，反而安慰她们说：我知道你们尽了最大的努力，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医生护士们很受感动，对她就很同情，很尊重，关系处得非常好。这时她只好把这紧急险恶的形势告诉了医生王德馨，这位医生马上帮助想办法：医院定期派护士乘坐德国领事的船只去香港采购药品和医疗器械。到时可以把她们打扮成护士与工友，乘坐德国使馆的小电船去香港。但当时还没到日期，当前怎么办？随时可能有军警来搜捕，这位医生又把她们安排在后院的一间小屋中，反锁着门，一天三餐都是护士送进来。果然，那天七妈刚离开病房不久，就有一名军官带了几十名士兵，冲进医院，追问邓颖超在哪间病房？王德馨医生回答他们：是有位姓邓的产妇，但孩子死了，人已出院了！军官就指挥士兵搜查，这时德国院长听到吵嚷声，走过来厉声喝道：这里是德国教会办的医院，决不允许中国军队搜查！一见洋人出来，那个国民党军官带着士兵灰溜溜地走了。
几天后，七妈和母亲在巡逻军警眼皮底下，顺利离开广州，去了香港。又买船票转去上海。海上风浪大，船颠簸得厉害，七妈又身体虚弱，真的把黄水都吐出来了。
七妈又站起来，在房间里踱着步，边走边说：“我们是五月一日到的上海，马路上到处都是巡捕在巡逻，气氛很紧张。我们找到一个旅馆住下，母亲就去上海最大的《申报》登了寻人启事：伍豪（注：伯伯的这个代号、笔名，当时国民党还不知道）鉴：你久已不要你的妻子。现在，我带她到上海找你。你见报后速到某某旅馆来，岳母振德。
伯伯住在工人家的小阁楼上，仍在紧张地工作，那天他看到这则寻人启事，很高兴，认为她们总算脱险了，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但仔细一看旅馆名字，却又大吃一惊。正是前一天，就在那个旅馆里，国民党军警刚刚抓走几个外地到上海来找党中央的干部。伯伯马上派人赶到那个旅馆，把她们转移到一家日本人开的福民医院（注：当时这样会比较安全）养病。过了两个星期，伯伯找到一处隐蔽、安全的房子，她们这才跟他见了面。
这段几度脱险的经历，当时已过去整整三十五年了。七妈讲起来已经很坦然。但我听了之后却久久不能平静，至今都无法不为伯伯、七妈痛失爱子而惋惜，也为七妈几次脱险而深感慰藉。
如果不是为了革命，伯伯会在七妈身怀六甲时调离广州吗？如果伯伯在七妈临产前守在身旁，完全可以提醒医生，使用产钳时，动作轻柔些，那么我的这位大哥该给我伯伯、七妈带来多大的快慰与幸福啊！退一步说，大哥未能成活，至少伯伯可以亲眼看到自己的这肥肥胖胖的大儿子呀！
七妈在这过程中的几次遇险，如果不是她对人友善，可亲，几位医生、护士会冒着风险，为她做掩护吗？如果没有陈铁军烈士当时冒险送信，没有医生、护士的掩护，七妈在白色恐怖下，能脱离险境吗？在上海，如果不是伯伯及时发现那一旅馆的危险性，立即设法将七妈转移，她可能也同前一天的同志一样被抓捕，牺牲。
这件事固然显示了伯伯高超、丰富的敌后斗争经验，可同时也反映出了伯伯对七妈及其深厚感人的夫妻之情。
四十年过去了，伯父伯母也相继离开了我们。但老一代革命者为大家舍小家，为民族解放牺牲个人幸福的事例，常令我沉浸在对亲爱的伯父伯母的怀念中。
这使我更加深刻的体会到伯伯、七妈经常对我们说的一些话：我们参加革命，是随时准备牺牲的，必要时，是不能考虑个人安危的。我们这几十年的革命，牺牲了多少优秀的同志，是那些千千万万革命先烈，用他们英雄的壮举，用他们宝贵的鲜血和生命，才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和安宁。他们的光辉形象在人民革命的历史中熠熠生辉，永不磨灭！伯伯和七妈经常讲：我们能活到今天，只是革命队伍中的幸存者，我们要时刻想到那些革命先烈。这样我们还有什么权力考虑个人的得失呢？有什么权力不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全身心地为人民服务呢？
闪亮的金耳环，道出了朱大娘的“皇亲国戚”缘。妈妈翻出了四十多年前七妈写来的数张便条。
我们家由天津搬到北京后，安在了东城遂安伯胡同的两间小平房里。这是爸爸在钢铁工业局分到的宿舍。一两年后，小弟小妹陆续出世，每次爸爸都去找我七妈，请她起名字。建国初期我国还在鼓励生育，曾宣传苏联生十个孩子的英雄母亲。七妈也高兴我们周家又添了两个小孩，并结合当时形势，为五弟起了秉和，为六妹起了秉建的名字。表示了在和平时期，要努力抓好经济建设的心愿。而我妈妈在学校不仅教俄语还担任了班主任，工作离不开她，生孩子休五十六天产假后就得去上班，为此，七妈让我们家找了两个老保姆。
我们在遂安伯胡同的家是东厢房，又小又有西照日，夏天热得一岁左右的小五弟和小六妹头上、身上不断地长疮。伯伯知道后，请秘书找人在西城找了处稍大的北房，但仍然住不下我们几个大孩子。
有次星期天我回家，一进门，就觉抱着小弟的朱大娘有点变化。变在哪呢？头发没变，依然是用刨花油梳得整整齐齐的头发，在脑后绾了个松松的髻，半旧的蓝布大襟衣裳，黑布宽脚裤，白底黑布鞋；再一细看，是大娘耳朵上多了两只金灿灿的大耳环！为哄小弟睡觉，她嘴里哼着小曲，脚下迈着碎步边走边晃，于是，大娘那对金耳环不时被屋里的阳光逮住的瞬间金光灿烂，大娘整个脸上顿时亮丽了许多！
“朱大娘，我说今天你怎么这么漂亮，嗨，戴上金耳环了！”我平时与大娘感情很好，讲话十分亲近。
“哟，是大姑娘回来了。”按照老北京的习惯，朱大娘这样地称呼我。“这耳环漂亮吧，这可是我的一个宝贝，一个念物！全是托你七妈的福了！”
原来前一段时候七妈把妈和两个保姆抱着小五弟、小六妹一块请进西花厅，让她们和自己一块吃了顿便饭。桌上，七妈不断用公筷给两位保姆夹菜，说：“家里又添了两个小孩，按说，照顾两个小孩本应我这个当大妈的多承担些，可你们看，我的工作这么忙，身体又不好，所以把你们请来帮忙。以后就请你们多费心了。”
朱大娘年轻时曾经在光绪皇帝的珍妃娘家当过奶妈，是给珍妃的哥哥看孙女。
“凭良心说，珍妃娘家待我也不薄。”朱大娘一边拍着弟弟，一边轻轻说：“我一直在他们家呆了二十年，看大了几个孩子，如今最小的那个女孩子已经十八岁，自己去报名参加了志愿军，我才离开了。别看我已经五十多岁了，身体还挺好，回乡下家里呆着太闷气，这才又出来给人带孩子。看来我好像是与“皇室”有缘，如今又给总理大臣看侄子，那天你七妈还和我们一桌吃饭，给我夹菜，把我们当成一家人，瞧我这福分！”
“哈哈哈，什么总理大臣！”我忍不住笑出声，立即把学校里学到的东西搬了出来：“朱大娘，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有主席、总理，没有什么皇帝、大臣。我伯伯和七妈都是共产党员，是人民的干部，和我爸我妈和你一样，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大家都是为人民服务的！”
“还是大姑娘知书达理懂得多！”朱大娘也忍不住笑了：“你七妈与过去的那些皇亲国戚是太不一样了，没有一点架子。论说他们是那么高的地位，还没有个薪水，每月就有几个零花钱。”
“那叫津贴费。”
“对对对，就是津什么费。说我带孩子辛苦，除了管我吃管我住，还一定要给我工钱。我拿这么多工钱，还是总理大臣，不，瞧我又走嘴了，是总理家给的，做什么用也舍不得，我想来想去，还是去打一对金耳环吧，可以一辈子戴着，等我不行了，还能传给后辈，也是个念物呀！”
朱大娘一直在我们家呆了近二十年，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我们兄弟姐妹参军的参军、插队的插队，都离开北京，朱大娘也七十多了，他亲戚接她回家去了。
说实话，经过几十年的交往与了解，我和许多与伯伯、七妈接触多的叔叔阿姨有同样的感觉：七妈在家庭中更讲原则性，而伯伯与人的心灵更贴近一些，更重感情一些。但就我本身来说，我接触七妈的时间比伯伯多得多，我心目中七妈对爸爸妈妈及我们姐弟六人生活学习关心的具体和周到，远远超过了伯伯，因为伯伯更多是属于“公家”的，“大家”的。而七妈却要代伯伯具体照顾我们和经常找上门来的周家亲属。她确实从没有吝惜过目己的时间和金钱。
至今我八十六岁的老妈妈手中还留存着许多张五十年代七妈给她写的短信，每每翻开这些四十多年前的便笺，望着那熟悉的字体，读着那一行行暖心的话语，我的妈妈总会百感交集：
士琴妹：
小六的病好些吗？你两天来都没打电话告我，我时常在惦念着！兹特派谢廉珍同志来问讯。
望将小六病况告他。我为可爱的小六祝福！望你注意保重身体为盼！
另咸鱼两条送你们佐餐。
大姐
十二月三日
今晨写好此信后，值班同志才来告我，你昨晚已来电话，小六已渐好，甚欣慰。
又及
（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小六秉建生肺炎住院）
同宇：
你回来后，今、明日何时方便，请你打电话给我，打到三八八二即可通话。
今天来看你们，不在家的不在家，睡觉的睡觉，我参观了你们的居室庭院回去了。
超留
四月十八日下午四时
士琴妹：
送上明晚芭蕾舞剧票一张，请你去看，我也要去看的。祝你们一家晚安！
大姐
十月二十四日
士琴妹：
由国盛带上一些广柑给你和孩子们。上次送给你们的酒，请送一些给姥姥，作为对于长老退休的慰问。近日我的身体情况又有进步，请释念。在每日上午九点至十点半或下午四到五时之间，你只要有空，可在任何一天来我处会晤，略谈此。祝你和孩子们春节好！
大姐二月十五日
上次咪咪来时交她带回一百零五元，想已收到。同宇有信来否，休养的成绩如何？念了！
又及
士琴妹：
一日函阅悉。你和秉德对同宇拟回淮安家一行的意见，很正确，我很赞同。在便中我曾问七哥，他说回去徒惹事招烦也，这乃是由于做了他的弟弟啊。
我很想念你们一家，几次动念，去看你们，一因流感盛行，一因体力仍感不足而作罢了。希望不久能看到你们一家。望你多保重。
专复，祝好！吻五、六儿！
知名
四月五日
士琴妹：
你和孩子们好？很久不见了，常想念你们。今天你如有空，望带咪咪在上午十二时左右或下午三——六时之间来我处一晤。你如不空，就让咪咪同小瑜一同来好了。因为我一次还不能接待很多的人，几个孩子只好轮流的来吧。余留面叙。祝你和孩子们好！
大姐
二月三日上午
士琴妹：
请你今晚六时半到我们家来，可能有一张票请你一人去看舞剧。
大姐
六日中午
士琴妹：
十月革命节的次日，收读孩子们的信，我很喜慰！
今天接你的信，知你惦记着我的病况。近日已好些，只是仍不能多动，更不能看书报，睡眠时好时差，常常出汗，所以我还须安心静养，继续服药，才能争取身体彻底健好。希望你也注意身体，努力工作，孩子们已够你操劳了，请不要常念着我的病，过一会会健好起来的。
附复同宇弟的信，你写信时转去吧。
送去你改皮大衣的工资二十元，请收，另外我还给咪咪一条头巾，免她冬天放学回家时受凉；给秉钧一把小梳子（捷克产品）；小葡萄干及豆子一盒（阿富汗）给孩子们和你及二老娘吃。
愿你们
全家安好！
二位老娘好！
大姐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补给孩子们用费一百零五元，请查收。
伯伯、七妈要求我们自强自立，不能因为伯伯而有任何特殊化。
进西花厅那年，我十二岁，大弟秉钧七岁，我上初一，他读小学二年级，较早受到了正规的教育，也比较懂事，所以加入少先队，入团，入党，仿佛都是顺理成章的事，尤其是知道爸爸的过去，我们两个都认准了自己政治上必须上进，事事要以伯伯、七妈为榜样，他们讲的话，不管自己怎么想，都会立即按他们的意思去办，从不会怀疑他们。最信赖的也是他们。
那是一九五三年七月初，八一小学开始放暑假，“笃笃笃”的汽车喇叭声在校园里响成一片。同学们都收拾好自己的行李，在各自的宿舍里焦急地等着，广播里通知谁家大人来了，孩子就兴高采烈提起行李冲出门。那年秉钧上四年级，秉宜刚读一年级。第一天在焦急的等待中过去了，第二天又过去了。只有同学减少，仍不见有人接自己，刚上学的秉宜嘟起了小嘴。第三天，除了几个家住外地的同学外，家在北京的同学都走了。秉宜胖乎乎的小脸蛋上挂起了泪珠。看见妹妹哭，秉钧着急了，刚十岁的他找老师要了一个信封一张纸，趴在桌上写了一封短信：
七妈：
学校放假了，请派个车来接，因为有行李。
秉钧
然后，他在信封上写“中南海邓颖超收”，贴了张邮票，往邮筒里一扔。
那时信送得也快，当天下午，这封信就到了七妈手中。七妈拆信一看，赶紧叫一位叔叔骑上自行车赶到学校，在门口雇两辆三轮车，一个孩子一辆车，行李放在脚下，他仍骑自行车跟着。
一进西花厅，七妈就迎了出来。她搂过秉宜，拉着秉钧连声道歉：“孩子们，真对不起，这要怪七妈不好，怎么忘了你们放假的事。让你们多等了两天。不过，你口气还挺大，要派车。我可没有给你们派汽车，因为汽车是你们伯伯工作用的，你们小孩子不该享受，懂不懂？”
秉钧点点头。
多年后，回忆起这段往事，秉钧也觉得自己幼稚得可笑，为什么当时不请老师帮助打个电话？为什么也不写信给爸爸妈妈“求救”？当然，原因也很简单清楚：遇到困难、麻烦或难下决心的事，想到要请求伸出援手的第一人选，一定是伯伯和七妈。
记得那时秉钧因为长个快，人又瘦，班里一排队，他总是“鹤立鸡群”。他怕同学笑他，所以总爱向前弯着腰，驼着背。暑假里，最忙的伯伯最先发现，他大声招呼：
“秉钧，你小小的年纪怎么就驼背了？”
“没有啊！”秉钧下意识地挺了挺胸。可不一会儿，他坐在那里看书看入神了，又不知不觉地拱起了背。
“瞧，秉钧，你又驼背了！不行，要赶紧纠正，不然等你习惯成了自然，就像种斜了的小树苗长成大树，再想扳过来也办不到了。”伯伯想了想，果断地说：“秉钧，我看这样吧，每天吃饭前，你就肩端平，背靠墙，站立二十分钟再吃饭，我想只要整个暑假坚持下来，你驼背的习惯就能纠正，你说好不好？”
“好！那我现在就去。”秉钧爽快答应，立即自己走到客厅墙边笔直站着。
整个暑假，他一天三次，坚持靠墙站立，七妈也随时监督他。一到吃饭时间，七妈就会说：“秉钧呀，你该去靠墙了。”秉钧几十年后对秉宜说：“那会儿，你跟七妈在那边吃饭，我一个人在这儿靠墙站着，心里馋着呢。可是没办法，既然答应了伯伯的事，我就得做到，忍着吧。”
结果一个多月坚持下来，等开学后，同学都发现周秉钧无论是站、是坐，腰背总是挺得笔直！
秉宜进中南海那年才五岁，她胖乎乎的脸蛋上，一双充满灵气的大眼睛仿佛会说话，可那张原本用来说话的嘴却总是紧紧闭着。她见谁也不认生，见谁也不叫人，虽说不叫人，却总会慷慨地向所有的人送上甜甜的笑容。妈妈曾戏称是起小名小咪起坏了：猫儿就是只会叫咪咪不说话嘛！
一九四九年年底爷爷的堂哥周嵩尧来到了北京，我们叫他六爷爷。六爷爷在西花厅第一次见到小咪，马上说：“这孩子长得像她奶奶，恩来，你们就要了这孩子吧。”
爸爸妈妈也看出来伯伯和七妈都很疼爱小咪，想到过早去世的奶奶，爸爸妈妈就向伯伯提出来，把小咪过继给他，伯伯却对他们说：还是不要吧，把小咪过继给我们，其他的孩子会认为我这个做伯伯的不公平。不过继，我们也会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他们。
记得有一次，当年只有五岁的小咪，不知是为了要个什么玩具，还是不愿上幼儿园，发起了倔脾气，起先站着哭，看七妈没应允，干脆扑通一声躺在地下，在七妈的面前地板上一边踢着腿打滚，一边尖着嗓子大哭。成元功叔叔不过意了，跑过去要拉。七妈一伸手拦住他，语调严肃地说：“不要拉！秉德你回屋去，大家都不用理她，让她哭，等哭够了，哭累了，她自然就不哭了！”说完，七妈带头先回屋，成叔叔也走开了。我虽然老老实实地跟着大家出了客厅，但没回屋，而是钻进客厅旁边的水房里，悄悄伸出头看。因为秉宜毕竟是我的妹妹，而我知道她平时在家时妈妈很宠爱她，她一向比较任性，我有点担心她真哭出点儿毛病，妈妈一定会怪我。
谁知，真让七妈说准了，不到五分钟，客厅里起先很响的跺地声和哭声逐渐变小了。我贴在墙边一看，小咪捂在脸上的小手已经拿开，确定屋里确实没有人了，她便不再哭了，自己慢慢从地下爬起来，还拍拍衣服上的灰，我忍不住笑了，心想：没带过孩子的七妈还挺有办法！
可是第二天，又在大弟秉钧身上发生一件事，七妈的处理办法就完全不一样。
记得那是个星期天的傍晚，天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往外一看，门外像挂着一道半透明的雨帘，屋角流水声惊天动地。
晚饭后，上一年级的秉钧背上书包就要去学校。七妈说：“秉钧，现在雨太大了，今天就不要到学校去了，明天再去，好吗？”
“不行，老师说的，星期天晚上一定要回学校上晚自习。”
“今天是特殊情况，雨太大了嘛！”
“雨大我就打把伞！”
“打伞？衣服、鞋子也会淋湿啊，都湿了，到学校怎么办？”
“我不管，反正我要走！”秉钧拧着脖子，脖子上暴出了青筋，像头倔驴子，死拧着不回头。
“你这孩子怎么也这样倔！”七妈摇着头感叹。
我站在旁边，小声劝弟弟，他就像听不见，我猜想，七妈可能又要用对付秉宜的办法教育他了。没想到七妈叫来张永池叔叔，交待说：“你穿件雨衣，用自行车把秉钧送到学校去吧，雨大，千万小心。”
弟弟挂着泪珠的脸上又浮起了笑容。望着消失在雨中的弟弟，七妈说：“秉德，我从你的眼神里能读懂你心中的疑问，为什么昨天不理秉宜，而为什么今天又依了秉钧。是不是有点重男轻女？其实不是的，孩子当然不会像大人一样成熟。当他固执发脾气时，一定要弄清是正当的理由还是无理取闹。秉钧今天发脾气，他是想当遵守纪律的好学生，这是好事，就应该支持，而小咪无理取闹，就不能惯她，相反要制约她，让她知道什么是错，什么是对，无理取闹是坚决不能容许的！”
刚上中学的我点点头。多少年后，等我当了妈妈，又当了奶奶时，也一直用这种办法教育孩子，绝不一味地惯孩子。
当然，五岁的小咪多数时间很乖巧，很可爱，有时在伯伯那里许多工作人员无法完成的事，甚至七妈无法完成的事，便派她去，一定马到成功！
建国初，真是万事开头难，国家百废待兴，恢复经济生产，建立外交关系，美国又发动了侵朝战争。抗美援朝的志愿军作战方案及整个后勤供应，几乎都由伯伯主管，他经常是一连工作十四五个小时，有时还会连轴转，连续一两天不睡觉，没时间吃饭。谁叫也不听，连七妈去劝也不行！这时，咪咪便成了最有效的“武器”：“她像只小猫一样没点声音地走进办公室，她一句话也不说，拉着伯伯的手就使劲往外走。伯伯非常熟悉这个“无言”小侄女的威力，她太小，讲革命道理，她不懂，她微笑，你发脾气也不忍心，惟一的出路，只有乖乖地跟着她起身。可以说是“百战百胜”。我听护士王力阿姨说过，最叫绝的一次，还有一张照片为证。
那是一九五一年五月，朝鲜战场的事十分紧急，伯伯连续工作了整整二十多小时。天将拂晓，七妈起床来到伯伯的办公室前，见他还没有休息。长时间地在室内伏案工作，对已经年过半百的伯伯身体太不利了！七妈灵机一动，让值班的王力阿姨去搬“救兵”小咪。王阿姨走进了孩子们的房间，小咪可是睡得正香呢！
“小咪，好孩子，快起床，公园里的芍药花开了，阿姨带你去看花！”
小咪闭着眼睛直摇头，嘴里嘟哝着：“我困，我要睡！”
“哎呀，不光你一个人去，你伯伯也去，快醒醒，阿姨给你扎个大蝴蝶结。”
一听伯伯也去，小咪仿佛立即明白了自己还有“抓俘虏”的责任，也不再往床上赖，顺从地让阿姨给自己穿上衣服，还乖乖地让阿姨给自己扎上一个粉红色的绸布蝴蝶结，只是“瞌睡虫”还黏在她的身上，眼角上还有颗白色的小眼屎。
小咪一边打着哈欠一边让王阿姨牵着小手到了伯伯办公室的门前。“小咪，你去跟伯伯说你要到中山公园去看花，去吧。”王力阿姨说着把小咪推进办公室。
小咪进门不用敲，走路没声响，她走到伯伯身边，也不看伯伯在忙什么，拉起伯伯的手就往外走。“伯伯，咱们去中山公园看花吧。”小咪央求道。
“小咪，我还有工作没搞完，再等半小时。”
小咪毫无商量余地，执意往外拉。
瞧着穿戴整齐的孩子，头上扎得十分精美的蝴蝶结，却眼泡略肿，神态木讷，直打哈欠，伯伯明白事情的真相了。他走出办公室，在回廊里问道：“小咪，就在院里走走，好吗？”
小咪摇头，拉着伯伯直往大门口走，出了里院大门，汽车已经发动，卫士长、护士都含笑迎了过来。伯伯伸出手点着王阿姨带着笑说：“小鬼，你点子真多！”
望着远去的汽车，七妈心里总算松了一口气。
中山公园盛开的芍药花旁，伯伯拉着小咪的手，一边赏花，一边讲牡丹花和芍药花的故事，小咪眨着眼睛直点头，第一次分清了牡丹花与芍药花的不同。随行的一位摄影师，不记得是侯波还是谁，抓时机立即按动了快门，把这一瞬间凝固成永恒。
我与妹妹小咪相差七岁，刚进中南海时，我十二，她才五岁。一九四九年因为刚进城，中南海里还没分什么甲区乙区，我开始又是住在丰泽园，与李敏李讷等孩子一起，在中南海里到处跑着玩时，小咪还未来北京。有时星期六晚上春藕斋开舞会，我们这帮孩子也跑进去玩。我们看许多姑娘排着队等候与毛泽东伯伯、朱德爹爹、刘少奇伯伯和我伯伯跳舞，于是，我们几个小姑娘就在白天找有空的叔叔阿姨学跳舞，到星期六晚上的舞会时，也去排队凑热闹，大着胆子下舞场了。记得我与毛泽东伯伯跳舞，别管是三步四步的舞曲，总是被身材高大的他揽在怀中来回晃呀晃，像乘上大船，在音乐声中随波荡漾；我与朱德爹爹跳舞，却总有当了“白军”的感觉，朱爹爹到底是总司令，音乐一起，他便笑吟吟地大踏步前进，而我只有后退再后退的权力，无法发挥自己学来的花步；刘少奇伯伯的舞姿很优雅，舞步准确轻快，但是他仿佛不太会笑，话也不太多，脸上总是严肃的慈祥，让人有点距离感。不是我偏心，如果在这些国家领导人中选交谊舞“冠军”的话，恐怕非伯伯莫属！我始终认为，我伯伯的舞姿最叫棒，只要伯伯一到场，他几乎再没法在场外落座。他笑容可掬，风度翩翩，舞步娴熟流畅，舞姿优雅大方，尤其是跳“快三”时，他能带起舞伴轻快旋转，满场飞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