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伯没有固定的舞伴，但他有自己的挑选。他事忙，常常是舞会开始一会儿了他才赶到。一进会场，他总是先请舞会上的“大姐”们跳，然后再与舞场内的年轻文工团员们跳。无论请谁跳舞，他总边跳边聊，笑声不断。我挤在人群中排队，好不容易轮上我，伯伯微笑着揽住我的背，迈着轻松轻快的舞步融入舞池，“乐感挺强，跳得还行”，伯伯在我耳边轻轻地夸奖了一句，只是还没等我飘飘然，另一句话又跳进我的耳朵：“转到那边你就下去吧，让别的同志与我跳。”我懂事地点点头，心里却觉得太不过瘾，可也没有办法。
越到舞会的后半段，希望与伯伯跳舞的年轻姑娘们越多越着急，常常排起了长长的队伍。看看快到结束时间了，排队等候的人还很多，伯伯便带上一个姑娘在舞池内转一圈，送回原位，再与下一个姑娘跳一圈，如此一人一圈，保证每一个姑娘不失望空等。
有回一位身材苗条的年轻文工团员等了很久，好不容易轮上与伯伯跳舞，不知是因为太兴奋还是太紧张，平时舞步轻盈的她，上去便脚步慌乱，不断踩伯伯的脚。伯伯越说没事，她心里越紧张，脚下越找不到点儿。她羞红了脸，只跳了大半圈，便对伯伯说：总理，我实在跳不了。正好有位心急的姑娘迎了上前，她紧咬嘴唇，落荒而逃！
伯伯又与几个姑娘跳了几圈，我注意到，每回舞曲间隙，伯伯的目光都在人群中寻觅，终于，他离开排队等候与他跳舞的姑娘们，自己走到一个角落，请出一位姑娘。正好是“快三”的曲子，毛伯伯、朱爹爹、少奇伯伯等许多人都坐下休息，舞池里的人数顿减，舞场显得宽敞了许多。只见那位姑娘随着伯伯的舞步，时而如春风般轻快旋转，时而如湖面上起伏荡漾，两人配合默契，舞姿优美，吸引了众多赞叹的目光。我跟着叔叔随着舞曲，正好转到伯伯近处，只听伯伯笑着对自己的舞伴说：小同志，我就知道你会跳好的！
我不认识这位姑娘，但我注意到她清秀的大眼睛里闪动着晶亮的泪光，噢，我突然认出来了，她就是刚才跟伯伯跳了大半圈便离开舞场的那位年轻姑娘！只不过此时她的神态与刚才判若两人，刚才那样沮丧，可现在，漂亮的脸蛋上挂满了灿烂自信的笑容……
这是发生在伯伯五十多岁时的一件小事，十多岁的我记住了，但是，只是在四十六年之后，在伯伯百年诞辰前夕，我才真正明白了这件小事的深刻意义：
为纪念伯伯的百年诞辰，由我们亲属和伯伯身边的工作人员发起拍摄了一部大型艺术专题片《百年恩来》。为了加强编导力量，剧组从八一电影制片厂请来一位十分擅长拍摄专题片、在国际上也拿过大奖的著名导演李娴娟，听说她原本手头片约有好几个，只要愿意出马，稿酬十分优厚。可她一听说拍《百年恩来》，连片酬多少都没问，立即投入剧本的研究和分镜头本的编写。我与她不认识，却也奇怪，不知为什么，总有点一见如故的感觉。那天午饭后，剧组的几位编剧、顾问一块聊天，有人问及李导，为何高报酬不去到这来？
李娴娟眼里闪烁着泪光，很真诚动情地说：“说实话，我是为自己来的，是为我自己还一个多年的心愿。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曾在紫光阁与总理跳过一次舞，平时我跳得挺好，可等我排队轮上与总理跳舞时，心里像揣了一窝小兔，老踩总理的脚，只跳了一会儿，我脸涨得通红，再没勇气跳下去了，跟总理说了声对不起，赶快逃下舞场。我躲进一个灯影里，真想大哭一场。我垂头丧气，沮丧极了，不断在心里责骂自己没出息，太无能，多不容易有一次与总理跳舞的机会，却这样大煞风景！不知过了多久，我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小同志，我请你跳舞。’我抬头一看，是周总理站在面前！可能是因为放松了，这次我与总理跳得十分流畅，再没踩总理的脚，总理还夸我：‘小同志，我知道你是会跳好的！’……”
“那一夜，我第一次失眠了，我第一次懂得了什么叫尊重人格：一个大国的总理，却想到爱护一个普通人的自尊和自信，不让一个年轻人带着自责和遗憾离开，这是一种多么真诚宽厚的胸怀。于是，我永远记住了这次与总理的共舞，我带着感激和自信，更加发奋地努力，最后走上了电影导演事业。我时常想，如果那次总理没来请我跳舞，可能那种失败会成为我自信心的一个最大杀手，想起来就会懊悔和沮丧，也可能就不会有今天的导演李娴娟……”
我心里十分激动，难道她就是当年我见到的那位年轻姑娘？不，那位姑娘好像比李导个子高些，年龄还要大些，如果推算，现在应该七十左右，再说，那次我是在春藕斋看见的，而李导说的是紫光阁……其实我一细想，李导是不是我看见的那位姑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体味到了伯伯做的这样一件小事，可对一个年轻人的成长起到了那么巨大的作用！而他一生做过这样类似的事，真像满天的星星，数不胜数，这恐怕正是为什么“人民的总理人民爱，人民的总理爱人民”这句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大白话，却能引起巨大的共鸣，广为流传，催人泪下，有这么强的生命力的真正原因。
我在师大女附中上学时，每次周六我先回中南海西花厅看伯伯、七妈，向他们谈谈学校里的事。第二天早饭后就去东城遂安伯胡同和后来的西城区机织卫胡同自己的家看望爸爸妈妈。一九五五年工作以后，我还是这个习惯。可能是因为我最大，父母之间的一些谈话常常也不避讳我。
那是一九五九年的一个星期天，我跟爸爸前后脚回到家里，立即发现爸爸平常紧皱着的眉头舒展了，满脸春风喜气。我忍不住问道：“爸，一定有什么事让你高兴？”
“到底是我的大女儿，一眼看穿了爸爸的心！”爸爸呵呵笑着：“我刚想告诉你妈妈呢！我调动工作的命令已经下了，下周就去内务部上班！”
“好呀！”妈妈也显得挺高兴，可我依然一头雾水。
“秉德，你爸爸身体不太好，当那个仓库管理科科长又太忙，他也吃不消，现在调到内务部机关，离家近些，工作轻松，这不好吗？”妈妈一边整理手边学生的作业本一边说。
“内务部是管什么的？”我奇怪地问：“爸爸你能干什么工作呢？”
“这是你陈赓伯伯出的点子！”爸爸一边翻着报纸一边解释：“你知道我和你陈赓伯伯是黄埔四期的同学，他为人正派仗义。是他找了内务部的曾山部长，说：周同宇对革命是有过贡献的，身体又不太好，把他调到内务部，你给他安排个合适的工作吧。”
“爸爸，你不是一九二七年就脱离了革命嘛，还有什么贡献可言？”我那时还不了解爸爸当年脱离革命的真实情况，话说得不客气。也不怪，我此时已经入党，在我的入党志愿书上，我清清楚楚写着：“爸爸当年离开革命脱离共产党的原因是对革命缺乏信心，有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找借口离开革命。说句心里话，我思想上宁肯爸爸能坚持革命，为革命多做贡献，哪怕因此这个世界上没有我！”
“秉德，你怎么这样和爸爸说话？”妈妈提高了声音：“你陈赓伯伯都说，不是只有在党内才能对革命做贡献的，一九二八年，你伯伯和七妈去莫斯科参加党的六大，到大连被特务跟踪，是你爸爸在吉林和哈尔滨掩护，才脱险。能保护住你伯伯，保住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就如同保护了革命的灵魂和火种，这不是对革命的很大贡献吗？再说，在天津时，你爸爸开的那家货栈，是叶剑英元帅让地下党拨给的经费，由你爸爸经营，专门为地下党采购药品货物的。为此，你爸爸还被国民党抓去关了半年牢，他除了承认是周恩来的弟弟，没有出卖过一个地下党员。因为敌人抓不到证据，又有你伯伯的同学常策欧等人奔走营救，你爸爸才被放出来，出来后，他没有犹豫，立即又找地下党接上关系……”
其实，只要伯伯不干预，我相信按爸爸的资历和能力，在内务部安排个好一点的职务，不说高官，干一些轻松的工作，级别高一点的工作，这恐怕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伯伯决不会容许这样的事发生。伯伯去世后，一位知情人告诉我，当时伯伯找曾山部长去，再三明确交待：“周同宇的工作，要安排得职务尽量低，工资级别尽量低，因为他是我弟弟。”
于是，换到内务部工作的爸爸，职务仍然是很一般的。
六十年代初，爸爸胃溃疡越来越厉害，伯伯和七妈都劝他开刀，他就是不敢。因为胃痛时常发作，爸爸经常请假在家休息，伯伯还安排他到外地疗养了几次，还请我七妈联系当时协和医院外科名医吴蔚然大夫为他开刀，希望他的病尽快好起来，但他的病仍不能正常上班。当然，像他这样身体不好需要治疗休息的也大有人在，但是在伯伯那里，只有他成了问题。一九六三年一次开会后，伯伯留下了曾山部长，向他交待说：我弟弟身体不好，不能坚持正常上班，请你让他提前退休。
曾山部长开始只是口头答应着，并没有去办。因为按照正常情况，退休后，工资再没有机会调整，许多在职时的待遇都会取消，一般人都不愿意退休，有些到了退休年龄的尚且希望推迟办理手续，何况爸爸还没到退休年龄。他猜想我伯伯工作忙，一定不会老记住这件事。
然而，只要爸爸与伯伯是亲兄弟的关系不变，伯伯就不会忘记这件事。
还是在伯伯的办公室里，伯伯的表情十分严肃，口吻十分严肃：“曾山同志，我弟弟退休手续的事我已经交待你几次了，为什么还不办？”
“总理，最近比较忙……”
“不要找理由！你回去立即办，你再拖着不办，我就要给你处分了！他是我的弟弟，怎么能拿着全工资不上班呢？！”
于是，一九六三年六月，爸爸提前一年办理了退休手续。
提前退休以后，爸爸的工资明显地减少，可是家中六个孩子，除了我和当飞行学员的秉钧外，家里四个孩子都上学，负担很重。
那是个星期天的中午，我回到西花厅，工作了一夜的伯伯正好起床，在客厅他对我说：“秉德，你爸爸退休手续办了吗？”
见我点点头，伯伯继续问：“我坚持让他提前退休，你爸爸想得通吗？”
“爸爸还好，倒是妈妈有点想法。”对伯伯我历来是实话实说。
“噢！”伯伯双臂抱在胸前，头略一歪问道：“说给伯伯听听。”
“反正，爸爸的一贯态度就是这样，‘我一切听哥哥的，哥哥怎么说，我就照办。’妈妈却想到实际问题，她说，如果征求她的意见，她就要说说自己的想法，现在四个孩子读书，正是需要用钱的时候。”
“秉德，你有没有补贴你妈妈？”
“我每月六十二块钱，交给妈妈二十块。这不是你和七妈交待我这样做的吗？”
“你这样做是对的，儿女应该从小懂得为爸爸妈妈分忧。我让你爸爸退休，你想得通吗？”
“当然想得通，你不是常说，封建主义时代是一人做官，全家享福，一人做官，鸡犬升天。我们是共产党，是人民的勤务员，是人民的公仆，决不能延续封建主义的那一套，正因为爸爸是你的亲弟弟，所以应该更严格，不能坚持正常工作，就不应该从人民那里拿全额工资。你是总理，你如果连自己的亲弟弟都管不了，又怎么能去管理别人！爸爸退休后工资是减少了，可是这么多年来，不都是伯伯供给我们学费的嘛，如果没有伯伯的帮助，就是爸爸工作，我们六姐弟上学，早就要向学校申请助学金，伯伯帮了我们这么大忙，妈妈真不该有什么想不通了！”
“话不能这样说。”伯伯摇摇头，若有所思地说：“秉德，你现在已经是共产党员了，我们共产党人，应该凡事都要站在党性的立场上考虑问题，越是亲近的人，要求越严格，尤其我当总理，只有人正，才不怕影子斜！不过，从一个家庭来说，你妈妈有看法，这也是正常的，合乎情理的。她是个很自立，很自尊的女性。你爸爸就不一样了，他是我弟弟，我们从小也是依靠伯伯养大，当然他从我这儿拿钱去养你们，他不会觉得心里有什么不安，而你妈妈却不同，从她的角度上看，当然应该你爸爸自立，顶家过日子，总拿我的钱，她心里就觉不踏实，不自在。”
“秉德，你给你爸爸妈妈带个信，下星期天，让他们一起来吃饭，我再和他们谈谈我的心里话。其实，我让你爸爸退休还有一层想法，”伯伯的面部表情变得激动起来，“我们原本兄弟三人，你二伯伯早逝，现在只剩下我们两个，你奶奶去世那年，我九岁，你二伯八岁，你爸爸只有三岁，你奶奶临去世前，握着我的手，喘着粗气，断断续续地叮嘱我：你的两个弟弟还小，答应妈妈，一定好好照顾他们……我当时泪流满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拼命点头。我答应你奶奶的话，我从来也没有忘记。你奶奶去世后，我突然感到自己长大了，还想到了中国的一句古话‘长兄为父’。当时父亲在外谋生，顾不上我们，我就承担起了对两个弟弟的抚养责任。我们相依为命两年，直到我去东北。如今，我自己选定了这条路，就只能向前，不能退却，只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你爸爸不同，他身体不好，早点退休，也能平安地度过下半生，也算我对你奶奶的承诺有个交待。”
我真没想到奶奶在伯伯的心里有这么重要的位置，真没想到伯伯除了有严格的党性，对爸爸还有如海深的兄弟之情，而且他对我的妈妈，他的弟媳的心境也那么体谅，那么尊重……
“秉德，我会交待成元功他们从现在起，每月从我工资里拿出二百元，还是由你拿回去给爸爸妈妈。”
“伯伯，不要给那么多！我和秉钧都工作了嘛！”
“你们六个孩子一人二十元就一百二十元了，余下的给你爸爸吃些补养品，他胃不好，体质也太弱了。”
“不要那么多！”一向温顺的我，这次却有点儿像个刺猬。我清清楚楚记得那次在饭桌上，伯伯在讲要请乒乓球运动员回家吃饭的事，七妈半开玩笑地说：恩来，这个月你的工资可剩不几块钱了，伯伯略显意外地“噢”了一声，然后哈哈一笑，说：“行，我就对大家说，是小超大姐请你们的客。”真是说者无心，我这听者有意，心里觉得一阵内疚和难过，伯伯四百多元一个月，每个月光给我们家就将近一半，还有其他亲戚来往，给老部下补贴，总是不到月底，他已经所剩无几，落得请客都要用七妈的工资，这多让伯伯难为情！
“怎么？我这伯伯的钱不要，你准备让你爸爸妈妈向组织伸手吗？如果是这样，我心里能安吗？所以，用我的钱就可以少花人民的钱。”伯伯仿佛看穿了我的心思：“秉德，你千万不要觉得用我的钱心里愧疚，你要记住，我和你二伯，你爸爸都是你们的四爷爷养大的，我养你们也只是在尽我应尽的责任，这是我们周家上辈的好传统，希望你们这一辈、下一辈乃至永远，也都能这样有困难互相帮助，而不给国家增添负担，好不好？”
我除了点头，还能说什么呢？
几乎是从一九五○年到一九六八年，每个月，都是由我从卫士长成元功叔叔那儿签字领钱：每个孩子二十元，还有给爸爸三十元的营养费。从每月一百零五元到一百二十元，后来每月二百元，一直到一九六八年，我们六个孩子全部参加工作为止。
我每每拿着这些钱送回家，心里总觉着是捧着伯伯一片慈爱的感情，日久天长，伯伯的那份真挚的亲情，那份对亲人尽责的精神，像人类不可或缺的阳光时时温暖着我的心扉。每当我在西花厅拿起笔在纸上写好“今领到生活补助费一百二十元——周秉德”之后拿到那些钱的时候；每当我背着装有那些钱的布书包离开西花厅走出中南海西门的时候；每当我拿着这钱交给妈妈的时候，我总会笑容满面，忍不住心对口，口对心地说：我真是此生有幸，竟有一位官职显赫却又充满感情的伯伯！
是的，我走在北京的大街上，是个非常不起眼的姑娘，没有人知道我是国家总理的侄女；在我工作的单位里，除了个别领导，也很少有人知道我的亲伯伯就是周恩来总理。但我却真真实实地拥有！当然，没有因此拥有什么特权，而是拥有了更高的人生的追求，更高的人格修养的标准。我总在叮嘱自己，永远以伯伯为镜子，查找自己身上的缺点，做人就要做伯伯这样光明磊落大公无私的人……
直到伯伯去世以后，我读着一篇篇抒发着内心真情的回忆文章，才知道伯伯、七妈他们的心胸多宽。
一九六○年春天，堂兄华章和他的母亲来北京，伯伯听说后，便约了时间请他们到西花厅做客。吃的是二米饭，席间上了一道红烧肘子，是淮安菜。伯伯看到，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噢，今天还有烧肘子！”七妈连忙说：“四嫂难得来，今天的菜差不多用了我们一个月肉食定量。”当时正是困难时期，他们为了招待一位故乡来的老百姓亲戚，两位老人竟然把他们一个月的肉食定量都贡献出来了。
伯伯吃着饭，又忽然想起什么似的对七妈说了一句：“华章刚有了小孩子，还有四嫂来，家里一下多了三口人。给华章点钱吧。”七妈答应着，回过头来问华章哥有没有存款。他说：“我有九十元储蓄。”于是七妈去书房拿出一百元交给华章哥哥，对他说：“这一百元你拿去用。你自己的钱就不要动了，平时还是应当有点储蓄的。”华章哥哥看看伯伯，又望望七妈，心里感动，嘴太笨，不知说什么，只答应着收下钱。
吃过饭，伯伯有事，和大家打个招呼，匆匆走了。这时，华章哥哥看七妈还在向工作人员交待：“这吃剩下的菜晚上还可以接着吃。”
一九六三年，华章哥哥有了第二个孩子，正巧我们的堂哥荣庆到北京出差，伯伯特意让荣庆去看华章一家，又给带去了四十元钱，荣庆哥还对华章哥传达了伯伯的嘱咐：“你告诉华章，两个孩子可以了，不准再要了。”
伯伯、七妈帮过的亲属又何止这一家……
王海青是伯伯办公室的一位秘书。一九五四年，国家为了培养提高干部的文化素质和科学技术水平，决定通过全国统考录取部分在职人员上大学。这时王海青的爱人侯真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但在七妈鼓励和支持下，她考取了天津医学院医疗系。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在学校读书的她突然接到父亲病故的消息。正在她悲痛之时，接到七妈委托她的秘书张元写来信。信中转达了七妈的话：“听说你的父亲去世，希望你不要太难过，把哀痛化为力量，用在学业上去。你在学习期间，经济不宽裕，现托海青转去我的工作费伍拾元，作为给你这次回家往返路费的补助，请收用，并望保重。”侯真阿姨热泪夺眶而出，她把钱寄回老家，自己全身心地投入期末考试。七妈那封充满真情的信，她一直珍藏在身边。
一九五六年八月的一天，王海青一家刚吃完中饭，七妈敲门进来说，听说你们的宝宝要进幼儿园，要花费一些钱，我给准备一下。随手七妈从衣服口袋里掏出八十元交给侯真。王海青和侯真眼含热泪目送七妈远去的身影。没有伯伯和七妈的鼓励和支持，整整五年大学她是无法坚持读下来的。
伯伯、七妈帮助过的工作人员又何止这一对？
可是对自己呢，伯伯、七妈节省了再节省，几乎到了自虐的程度：
一九六○年，伯伯洗脸用的是最普通的五○五绿色彩条毛巾，一条毛巾洗一年，中间破了四个大洞。成元功给伯伯又买了一条五○五，只不过是红条条，早晨伯伯从办公室出来，准备洗脸去睡觉时发现了：“我那条毛巾呢？”
“中间破了四个大洞了，该换条新的了。”值班的卫士长成元功在旁边说。
“两头还是好的嘛！毛巾嘛又不是外衣，只要能用就行！快给我拿回来。”
“总理，那天韩大夫不是说了吗，您脸上毛囊之所以不断发炎，就是因为洗脸毛巾太破、太硬，不断摩擦引起的！”成元功叔叔以为搬出了医生“明确诊断”，一向尊重科学的伯伯就会服从的。
“有道理。”果然，伯伯点点头，只是成元功还没来得及“得胜还朝”，伯伯一扬眉一眨眼反问道：“成元功，你说纱布软不软？”
“纱布当然软。”
“好。你去请霍爱梅同志（当时我七妈身边的工作人员）找点纱布把毛巾中间的大洞补一补，这样毛巾又能继续用，而且纱布洗脸软和又不伤皮肤，既节约又保护皮肤，两全其美，对不？”
“对！”刚刚起身的七妈正好进来：“等纱布再用破，还可以当擦脚布，不能擦脚了，还可以当抹布嘛！咱们国家还很穷，就是以后富裕了，也要节约呢！”
于是，那条用纱布补了中间，已经看不清颜色的五○五毛巾，又继续“亲吻”伯伯的脸……
如果不是亲眼见到那条毛巾，谁能相信他的主人竟是掌管一个大国经济大权的总理，一个月收入四百元零八角的总理！
从伯伯身边工作人员做的一个统计中，我才知道从我手中拿去补贴我们家用的那些钱的分量：
伯伯的工资是四百元零八角。七妈的工资是三百四十七元五角。从一九五八年算起，到伯伯去世的一九七六年中，工资累积不足十七万元，伯伯、七妈拿出他们两个人工资近四分之一，即四万多元用来补助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这四万多元，从我手中送到爸爸妈妈手中的恐怕是其中的大头！我记得特清楚，伯伯、七妈在世时经常讲：他们之所以用自己的工资来补助亲属和部下，是不愿亲友因困难向国家申请补助，是为了减轻国家的负担！
那是一九八二年的一天，我和大弟秉钧被七妈找进中南海游泳池（那时西花厅在维修，七妈临时住在那里）。亲子侄中我们两个最大，她找我们去听听她的遗嘱，从遗嘱说起了往事，她说了自己“不但空前也是绝后”的牢骚：
“我在经济问题上，我手中从没拿过一元钱，我和你伯伯的钱，都是秘书、卫士们管，三人小组管理。他们有账。你伯伯死时，留下不到五千元，都交了党费。别人死都有六个月的抚恤金，我这个一分钱也没要！过去我和你伯伯在经济上对你们的帮助，不是因为亲属关系而是以一个共产党员对国家对社会应尽的一分责任来管的。管了你们一家外，还管了国盛的妈妈、荣庆的妈妈、孙桂云等，都一直管到了死。尔辉来信说有二千元债，我用妇联出版了我一本文章和诗的稿费，补了他一千元，我不能全部管他，只能帮他一部分。那次秉建结婚时欠了账，我帮她三百元。”
“你伯伯在钱上更是不管，偶尔地在散步时问问何谦、成元功他们：‘我现在有多少钱？’他连‘我们’这句话都不说，只说‘我’。他脑子里没有我，大男子主义！可见一个人的世界观改造是一辈子的事！这是一九六○年前后的事，此后我向他们交待：将我和你伯伯的钱、账分头另记，有时到月底他只剩下两毛六分钱！一次他和陈毅自费请《霓虹灯下的哨兵》剧组吃饭，只好用我的钱。一入场他就宣布：今天请客的是小超！不是我，我已没钱了！这样分头记账记了一年。我这人是不管钱的，今天我也算发发牢骚！我这样发牢骚，不但空前，也要绝后了。”
我当时说：“这太难得了！七妈在我面前发牢骚。我看该发就发，不要闷在心里。我不怕听牢骚！”话说得轻松，我心里却在流泪。七妈没有至亲，可她老人家为了伯伯和我们周家这一大家人真是没少操心啊！而她的牢骚并不是为了生活的清廉，而是伯伯的“大男子主义”！
当然，作为伯伯亲弟弟的爸爸，为了哥哥，他也心甘情愿地做出了自己感情上的一些牺牲，留下了无法补偿的遗憾。
树高千尺，叶落归根。爸爸也是个十分怀念家乡的人，尤其是到了老年，特别是退休以后，我经常听他在叨念：十五岁离开淮安老家，转眼已经四五十年了，真想回家看看！解放后，他也不止一次地向伯伯提出回家看看的愿望。有一回，那是个西花厅海棠花盛开的日子，我们一家被伯伯叫到西花厅看花。那天，春风拂面，阳光灿烂，伯伯兴致很高，一家人在院里合影后，妈妈和七妈在廊前说话，伯伯和爸爸在前庭的花间散步，我牵着小妹妹秉建的手紧随其后。
“哥哥，听尔辉来信说，驸马巷老家的房子太破旧了，尤其是你住过的房子，再不修就要倒塌了，淮安县委已经说了，要帮着把房子修葺一次，先把住在里面的几户人家搬出来，要不要我回去一次，看看怎么修？”
“不用了，淮安县委来人，我已经给他们讲过了，院子里的住户不许搬迁，我们的房子，尤其层我住过的房子，要塌就让他塌掉，塌平了最好，不许翻盖维修，更不允许搞什么纪念馆组织群众参观，我平生最恨的就是封建主义的那一套：衣锦还乡，光宗耀祖。只要我活着，就不许搞。”伯伯讲得十分坚决，毫无商量的余地。
“哎，人生苦短，屈指一算，我十五岁离开老家，到今天已经快四十年了，哥哥你比我早离开八年，没回故土已近五十年了，你难道一点不想家吗？”爸爸的声音有些发颤，听得出，他有些动情了。
“故土难离，我也是人，我也有感情，怎么会不想老家！那里还埋着我们的爷爷、奶奶、娘和十一婶，几十年没回去了，也不知坟头的那几棵树长得多高了！”
“哥哥，那你就不打算回家看看？”
“没打算！”伯伯的回答依然是斩钉截铁。“一个是忙，再一个是不愿打扰地方的同志。前些天淮安县委书记来，我们谈了好久。他告诉我，老家前面的文渠还在，现在还能划船呢！”
“哥哥，你是总理，你回去有光宗耀祖之嫌，我平民百姓一个，难道也不能回家去看看吗？”爸爸的声音已经有点呜咽。
“就因为你是周恩来的弟弟！”伯伯的语气十分肯定：“你想想，如果你回去，县委能不派人接待你、陪同你吗？明摆着要给地方同志增加负担，添麻烦的事，你又何必去做呢？！”
爸爸点点头，深深地叹了口气，话语无奈且有些凄凉：“可能真是老了，我总是想起老家，总爱回忆当年我们兄弟三人一块苦熬的日子，也真想给妈妈坟上添把土。哎，看来，只有等我死了以后，把骨灰送回去，埋在我们老家后院小时候种过菜的地方，以了却思乡之情了……”
伯伯没再接茬，爸爸也没再坚持。现在回忆起来，若说遗憾，爸爸最大的遗憾之一，就是有生之年没能回淮安老家看看。伯伯在时，是伯伯不准；伯伯去世后，在“文革”中坐牢八年的爸爸身体不好，也无法再回淮安。爸爸临终前曾动情地对妈妈说：我死以后，你们要把我的骨灰送回淮安去，在我老家的后院小时种过菜的地方深埋，让我回到家乡去看看……
我爸爸对童年时的故乡故土真是魂牵梦萦啊！
伯伯身为国家总理，仍不忘过去的老战友、老部下，更不忘在他投身革命前的老同学、老朋友。席间对老同学张鸿诰说：“士琴叫你大姨夫，我可怎么称呼你呀？”“大江歌罢掉头东”一诗，是一九七七年由珍藏了五十八年的张鸿诰老先生奉献出来的。
我在西花厅的成长过程中，深深体会到的其中一条，是伯伯身为国家总理，却很念旧，讲情义。五六十年代时，尽管他工作繁忙，日理万机，仍经常抽空约见一些过去的老战友、老部下，以及他们的子女。还有几次将他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时的一些老同学如李福景、潘述庵、李愚如、张鸿诰等请到西花厅相聚，并由我父、母去作陪，共同叙旧又谈新。
一九六○年，伯伯在南开学校读书时的多年同窗好友，并同一寝室住了两年多的张鸿诰，刚从东北调到北京，在水电部电科院任高级工程师。这次请几位老同学相聚，是几十年后第一次见到张鸿诰，席间，伯伯举筷为张鸿诰布菜时，手一停，问张鸿诰：“纶扉（注：张鸿诰之号），士琴叫你大姨夫，我可怎么称呼你呀？”
“各论各叫吧，你还叫我大哥，同宇可得随士琴叫我大姨夫了！”张鸿诰似乎事先有了思想准备地立即回答。
原来，年轻时，一九一七年伯伯南开学校毕业后，与一些同学同去日本留学。伯伯在一九一九年的四五月间回到国内并参加了“五四运动”。而张鸿诰仍留在日本学电机，学成回国后在哈尔滨电业局做工程师。三十年代我父亲在哈尔滨谋生，就常常去看望这位自己哥哥的老同学，张大哥。
而张鸿诰是我妈妈的大姨夫。我爸和我妈已经相识后，才又互相知道了这层关系，双方都因张鸿诰而加深了彼此的信任和感情，也促成了他们的婚姻。从此我爸当然要随着我妈对张大哥改口称为大姨夫了。
在多年的交往中，有时张鸿诰对我爸、妈谈到他与我伯伯在南开学校读书时的情形，我妈至今记忆犹新：
“恩来的学习非常勤奋、努力，家中清贫，他就想出为学校刻蜡版的办法，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一年后，因他的学习成绩好，人品好，校长很赏识他，他成为了校内为数不多的免费生。”
“恩来在学校还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十六岁时与两个同学发起组织了“敬业乐群会”，创办了会刊，组织会员阅读进步书籍、报刊，开时事讨论会、讲演会等。他不愿当头，让别人做会长，可大量的实事都是他干。他从来不计名分，同学关系、师生关系都处得很好。”
这次席间，张鸿诰还对我伯伯说：“你离开日本前写给我的诗，我还保存着，将来我要拿出来交给博物馆。”
“我那首诗交到博物馆？不够格，不够格！”伯伯立即想到四十年前的那首诗，忙真诚且谦虚地回答。
聚会临别时，伯伯送给每家一包花生米，这在当时的经济困难时期，可真是一份极受欢迎的礼物呢！
一九七七年初，为了悼念我伯父去世一周年，也为了慰藉我伯母邓颖超，张鸿诰把我妈妈找到他家中，给我妈看这件他历经战乱、精心珍藏了五十八年的伯伯的一首诗的手迹，请她转交给伯母。我妈打开这幅字体娴熟的诗，诗中写道：
大江歌罢掉头东，
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
难酬蹈海亦英雄。
当时张老先生回忆说：“一九一九年初，恩来在日本要回国前，我们几个同学为他饯行，事前准备好了笔墨纸张，席后互相提笔留言，这时恩来想起他一九一七年九月在天津登轮前往日本时做的一首七言诗，题写下来赠送给我。”
张鸿诰还特意介绍了一段经历：“恩来的这首诗，我一直珍藏着。回国后在日伪时期和国民党统治时代，时常有被军警突然搜查的危险，我为了保存这首诗，实在没办法，只好忍痛把恩来的签名部分裁掉，再裱糊起来，把它和其他字画混在一起。并准备好如果军警问到这是谁写的，就回答说：我不知是谁写的，这是我在字画摊上看到，认为这字体好，买下来的。手迹这样才保存下来。”
我想，如果没有张鸿诰老先生冒着危险精心珍藏，我们现在也就看不到这首表达伯伯少年壮志的诗篇了。可想而知，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变迁，不知伯伯还有多少文章、诗赋等手稿失散世间，未被人们发现，现在想起就深感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