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从不通信，又几乎不见面，只怕伯伯对爷爷的这份情，还一点也不知道吧？”我不禁喃喃自语道。
“也未必！你伯伯又何尝不惦念你爷爷呢！抗战开始后国共合作，你伯伯在武汉有了合法的公开身份，生活相对稳定。一九三八年一月，便写信到天津，要你爷爷到武汉去与他一道生活。你爷爷毫不犹豫，立即乘车南下。那以后的四年多，恐怕是你爷爷一生中与自己长子相处最久的日子。虽说从武汉到重庆后，红岩村的生活也十分艰苦，但我相信，你爷爷能天天看着儿子忙着干革命却也平安，他的心境一定是舒畅的。”
听了爸爸这席话，我很感动。我从来只知道母爱是无价的，比大海宽，比大洋深，却从没想到父爱也会如此痴迷，如此深厚。
老舍先生当年在《抗战文艺》一九三八年第六期的一篇文章《会务报告》中曾谈到我爷爷到达武汉那天，伯伯正出席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上的一些情景：
轮到周恩来先生说话了，他非常的高兴能与这么些文人坐在一处吃饭。不，不只是为吃饭而高兴，而是为大家能够这么亲密、这么协力同心地在一块工作。……最后（他眼中含着泪）他说他“要失陪了，因为老父亲今晚十时到汉口。（大家鼓掌）暴敌使我们受了损失，遭了不幸，暴敌也使我的老父亲被迫南来。生死离合，全出于暴敌的侵略。生死离合，更增强了我们的团结！告辞了！”（掌声送他下楼）与会的人为他真挚的父子之情而鼓掌，也为他们父子团聚而鼓掌。
六十年后我看到老舍先生的记载，感到又进一步走进伯伯一段父子情深的内心世界。
爷爷去世前没能与我伯伯见上最后一面，伯伯恸哭不已，悲痛欲绝，竟然对我七妈大发雷霆。
事实证明，许多事情都不可以想当然。
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四日，我下班后没有回家，乘一○三路电车到府右街，去西花厅看望七妈。
自从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二岁的我被伯伯接进中南海，在西花厅这个院落出出进进已经二十六个春秋，对西花厅十分熟悉。若说院内的景色，今天仍然是绿草青青，绿树成荫，鲜花盛开，只是失去了伯伯，这里的一切仿佛都失去了往日的魅力。我不愿多看，更不敢多想，因为那海棠树、芍药花和园中小径，分明都有伯伯的身影，都回荡着伯伯朗朗的笑声。想到这些永远地失去，我就伤心，就要落泪，可是从理智上说，我现在不应该显露出悲伤，我是来看望和宽慰七妈的，我不能再增添老人的痛苦。
七妈坐在屋里，手里拿着一个黑色的皮夹子在沉思。见我进来，伸出双手拉着我，要我靠在自己身边坐下。好一会儿，她才缓缓地说：
“秉德，这是你伯伯的一件遗物，抗战时期，我们在国统区工作，你伯伯如果拿公文包上街目标太大，只好把党的重要文件放在这个小皮夹里。那时工作环境险恶，特务横行，所以这个小皮夹一直贴身放在你伯伯身上，十几年如一日。进城后，就一直放在你伯伯的保险箱里，现在我把它交给你，做个纪念吧。”
这时，我又不由得想起伯伯刚去世时，我就向七妈提出要一件伯伯的旧衣服作纪念，只要是伯伯的遗物，越旧的越好，越破的越好！因为伯伯一生俭朴，衣服越旧，就是跟随他的年代越久，我就越感到亲切，越感到离伯伯更近些。半个月前，细心周到的七妈让工作人员整理出十份伯伯的遗物，给了我的父母及六姐弟和几位堂兄一人一份，我分到的有伯伯生前常穿的几身中山装和那件补丁摞补丁的毛巾睡袍。第一天，我睡觉前手捧着伯伯的睡袍，眼睛潮润，仿佛又像过去那样生活在伯伯的身边。转念一想，千万别弄坏这份珍贵的纪念物品，我又细心包扎叠放整齐，珍藏在箱子里。当心里难过时，便取出来看一看，摸一摸，说说自己的痛苦和思念。一九七七年，革命博物馆办伯伯的展览，七妈动员我将这件毛巾睡袍捐出来，同时七妈又补给我一件补丁稍微少一点的睡袍。一九九七年底，我又将这件睡袍捐给了天津市正在筹建的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以使广大人民群众更真切地了解他、怀念他。
七妈从皮夹子里掏出伯伯三十多年前写给她的三封亲笔信，一封一封给我解释信的背景和内容：这是你伯伯在莫斯科治疗手臂时写的，这两封是转战陕北的途中写的……然后，把那个边已经磨损了的旧皮夹子递给我。
我郑重地接过皮夹子，从心底在想：是的，伯伯的皮夹子里没有一分钱，可是对于我来说，却是无以估价的珍宝。我打开皮夹子，意外地发现，里面还夹着一张发黄的照片，不觉脱口而出：“这不是我爷爷的照片吗！”
我轻轻地抽出来看看背面，发现还有伯伯亲笔写的“爹爹遗像”四个字，现在仍然清晰可见。
伯伯为什么曾经天天贴身放着爷爷的照片？我心在颤动，我相信，伯伯的这一举动，一定内涵着父子情深的动人故事。我多想更多地了解爷爷和伯伯的感情世界！
后来，我找过当时在重庆工作时见过我爷爷的同志，也从许多文献资料中了解了那些往事。
原来，跟着伯伯到重庆的爷爷晚年也很孤独：伯伯、七妈总是忙，尤其是伯伯，为处理国共合作中不断出现的摩擦，他夜以继日，成天连睡觉的时间都挤到最少最少，即便是钻防空洞躲敌机，他也要在副官挂起的马灯旁，专注地看文件看电报，常常爷爷就坐在很近的灯影里，伯伯也没时间没心境陪父亲聊聊家常。当然伯伯也知道爷爷寂寞，他也觉着心里不安。
一天上午，爷爷手握一本唐诗，正独自在红岩村的小果园里散步。
“周老爷子，你好啊！”招呼爷爷的是位年轻姑娘，她没像其他人那样打个招呼就匆匆赶着出去办事，而是陪着老人边走边聊。爷爷的两眼有神，满脸春风，真开心极了，闷在肚里的话像开闸的洪水。他与姑娘吟诵唐诗，朗朗上口，说起家常，有滋有味，久违的笑容一直挂在眉梢。时间转眼就到中午，爷爷仍然谈兴不减：
“姑娘，真高兴你陪我说一上午话，还没问你尊姓大名？”
“我叫张颖，是在周副主席身边工作的。这两天身体不好，让我到红岩村休息两天。临走前周副主席把我叫去说：小张啊，我有件私事想麻烦你一下。我工作忙，没空陪老父亲，他一个人一定很闷，你到红岩村如果身体许可，就帮我多陪陪老爷子。”
一听是儿子委托姑娘来的，爷爷立即生出许多感慨：“恩来那么忙，还能想到我，这就不易了。想我这个当父亲的，对他也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心觉有愧。他是工作忙不能来看我，我也不会怪他的。”
“当然，你不是外人，我也给你说句实心的话，哎，我这儿子什么都好，就是不让我喝酒这一条，我没法接受。他说我血压高，怕我一人生活，喝多了摔着，或是下山走迷了路，让特务抓走。儿子真没少劝我，不过他劝一次，我就对他说一次：我也是花甲之年的人了，也没有别的喜好，绍兴酒乡的人嘛，就是好这么口酒，说句难听的，没有这点酒，我这几十年孤身在外漂泊，如何苦熬得下来呢？我伙食差点没关系，不喝酒可不行。等你回到他身边，千万别提喝酒这件事，就帮我带个话：我都好，让他别担心……”
一九四二年六月下旬，伯伯的小肠疝气发作，住在重庆歌乐山医院手术。大家怕爷爷着急，没敢告诉他。七月五日爷爷高烧不止，又住进了另一家医院。七妈去看他，老人反复只问一句话：我儿子为什么不来看我？
起初，七妈没有把爷爷生病的消息告诉伯伯，她六日那天没去看伯伯，一直守在爷爷身边照顾。去医院看伯伯的办事处同志带回了一封伯伯写给七妈的亲笔信：
本星期六出院的计划打破了，因为开刀起十九天，应该是七号或十一号，再过两三天出院，也须是下星期三了。所以我请你和爹爹商量一下，如果他愿意二十八号（指阴历，阳历就为七月十一日）本天请人吃面，那就不必等我回来，免得他老人家不高兴。如果他希望我在家补做，那就等我回来，不过据我所知，他的思想是很迷信的，过生日总愿当天过，儿子在不在跟前倒是次要问题呢。因此，希望你还是将就他一点罢！
接到伯伯的这封信，七妈想到伯伯在医院还惦着我爷爷的生日，而我爷爷的病情恶化得这么快，她决定不再瞒着伯伯。她在爷爷床边写了封信给伯伯，告知爷爷先发冷，继之发热，体温四日未退，医生诊断为疟疾。这里有她照顾，让伯伯放心。
谁能料到，十日那天，爷爷永远闭上眼睛之时，七妈又收到一封伯伯的来信，一读他的信，一向十分坚强的七妈也再忍不住呜咽出声。
董必武同志接过信，轻轻念道：
我对他的病，不很放心，望你转禀他好好精养。我在这里默祷他的康宁。爹爹的病状，除疟疾外，还宜注意他的年事已高，体力虽好，但他过分喜欢饮酒，难免没有内亏。所以主治他的办法，必须先清内火，消积食，安睡眠。东西愈少吃愈好，吃的东西亦须注意消化与营养，如牛乳、豆浆、米汤、饼干之类，挂面万不可吃。假如热再不退，大便又不通，则宜进行清胃灌肠，勿专当疟疾医。
董必武含泪仰天长叹，与大家商量说：恩来对父亲一向很孝敬，他又极重感情，如让他现在知道老人病故，精神受刺激，对养病不利。于是大家一致同意，暂时不告诉他父亲去世的消息，等他出院后再说。老人家的灵柩暂停在红岩沟内，待恩来回来再出殡。
要瞒住细心的伯伯真不容易，爷爷去世的消息只瞒了三天，当伯伯在医院知道自己的父亲已经去世三日，顿时惊得脸色苍白，术后虚弱的病体不支，一下跌坐在地上泪如雨下，恸哭不已，决定立即出院。然后，他是在大家的搀扶下回到办事处的，他泪流满面，完全不能控制自己悲痛欲绝的心情，大声责问办事处处长钱之光，为什么不通知他！钱之光不敢回答。伯伯转而向七妈大发雷霆：“老爷子过世这么大的事你为什么要瞒着我？你跟我这么多年还不知道我？”责问得七妈直掉眼泪，无言以对。这一夜，谁劝也不行，伯伯执意单独坐在灵堂，为父亲守灵，直到东方欲晓，鸡叫天明……
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公元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五日，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的广告栏中有一则伯伯为其父亲去世登载的讣告。全文如下：
讣告
显考懋巨公讳劭纲府君，痛于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七月十日骤因数日微恙突患心脏衰弱，脾胃涨大急症，经医治无效，延至当晚十一时逝世，享年六十九岁。男恩来适因病割治于中央医院，仅闻先父患症，比于昨（十三日）日遄归，方知已弃养三日。悲痛之极，抱恨终天。媳颖超随侍在侧，亲视含殓。兹业于今（十四）日清晨安葬于陪都小龙坎之阳，哀此讣告。至一切奠礼赙仪概不敢受。伏乞矜鉴
男周恩来、媳邓颖超
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七月十四日于重庆
据说，伯伯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中惟一一位为自己父亲去世而登报发布“讣告”的人。
我爷爷的丧事在报上公布后，蒋介石等国民党政府要人致函或到红岩村吊唁。伯伯在拍给毛泽东主席的电报时仍不能克制自己悲痛的心情：“归后始知我父已病故，悲痛之极，抱恨终天，当于次日安葬。”毛泽东主席立即复电：“尊翁逝世，政治局同人均深切哀悼，尚望节哀，重病新愈，望多休息，并注意以后在工作中节劳为盼。”表达了对我的伯伯的战友深情和对我爷爷的真情哀悼。
读到了伯伯所写的信和电报的内容，听当时在场的童小鹏、张颖详细介绍，我才真正清楚并且体味到，即便做了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伯伯也从没改变他对父亲的一片孝心。他天天把“爹爹遗像”装在贴身衣袋，一装就是七八年之久，他一定想用这样的行动告诉爷爷：虽然生离死别之时他们父子没有见上最后一面，但没能为爹爹送行的儿子心里是永远想念爹爹的，他对父亲的思念是由衷的。
许多外国友人回忆起与伯伯的交往，都难忘他“吃水不忘掘井人”，从不过河拆桥，从不忘老朋友的真诚交友之道！其实在家事上，在为人子侄上，伯伯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对自己的长辈，他永远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把养老送终，当成自己天经地义的责任。
平时伯伯与我们姐弟的谈话，极少谈到我们的爷爷。只是在一九六四年八月，他对亲属们讲话时，说过一句：“我对父亲是同情的。”
到了一九七四年四月底，我大弟秉钧到北京出差，抽空去西花厅看望两位老人家，秉钧见到伯伯穿着那件补丁摞补丁的睡袍，不像平时衣着整齐、忙于公务，而是有空与他坐下来谈天。这时的秉钧哪里知道伯伯已经得了不治之症，被医生们要求得有些许的休息。不！只是些许的不那么特别忙而已。使秉钧感到意外的是，在这次谈话中，伯伯竟主动谈了自己对父亲的思念之情，他说：“我对你爷爷是很同情的。他本事不大，为人老实，一生的月工资没有超过三十块钱。但是他一辈子没做过一件坏事。而且他还掩护过我。”这些话，秉钧至今记忆犹新。这是伯伯在不久于人世前的肺腑之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