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认识到，今天尤其是明天的世界不可能由两个超级大国控制：世界服从于各国人民独立和反对外来压迫的法则。
施罗德：用有弹性的优质钢做成的人
【新华社波恩1月1o日电】西德《世界报》1月10日以《周——一位用有弹性的优质钢做成的人》和《外交政治家格哈德·施罗德谈他同中国总理的历史性会谈》为题，刊登《世界报》记者同西德联邦议院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施罗德就周总理逝世进行的谈话，摘要如下：
“周恩来的去世是世界历史上一位伟人的去世”，格哈德·施罗德在同本报记者谈话时毫不隐瞒，他对以后再也不能见到这位人物感到非常沉痛。施罗德和周恩来在1972年7月19日在北京曾一致表示，决心迅速导致建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外交关系。这位反对党的政治家在外交舞台上所作的推进曾是卓有成效的。
他在数小时之久的私下会谈中对这位中国国务活动家获得哪些印象?施罗德谈起了哲理，说十分重要的经验和经历来自于同人的会晤。而周恩来呢?“他以镇定自若但给人印象深刻的方式，表现得富有经验和个人造诣，对最新的事态发展绝对有信心”。这位基督教民主联盟政治家说，周恩来是用他自己对之评价最高的材料做成的，即“有弹性的优质钢”。布里吉特·施罗德女士当时在北京的一次大型招待会上曾能够仔细观察这位如今已去世的人，她概括自己的印象说：“给人印象非常之深，温柔，举止潇洒。”
这位中国人究竟是一位做反应的人呢，还是一位行动的人呢?这位前波恩外交部长说：“在他身上两者合为一体。”他在这个巨大国家中国是政府机构的绝对的最高领导，是一个真正的政府首脑，他在一个共产党国家里杰出地担任这个角色。“令人十分感兴趣的是，他是如何通过风暴的年代坚持其路线的：一种节制和中庸的混合，讲求实效，但不是没有深刻的信念”，从施罗德以下的话中可以听出不加掩饰的尊敬：“把他说成是除毛以外的新中国的一位塑造者，这并不过分。”
周说过：“20年代初，我住在柏林的康德大街。”他非常确切地记得：这是一个位于第五层楼的单间屋子，没有电梯。施罗德向他的交谈伙伴说，他曾住在很邻近的地方即尼布尔大街，但是晚几年。这位中国政府首脑在交谈时谈到柏林、谈到万湖和当时的时代。也是他以后在谈话中谈起了科尼斯堡这个词：“我从未用过加里宁格勒这个名字，将来也不会用。”
施罗德说：“我和一个非常熟悉德国的人谈论德国，这就是这次交谈真正吸引人的地方。”他是中国一位最高领导人对之提出这样一个论点的第一个德国人，从那以后，所有从西欧去北京的高级访问者都听到这一实质上没有改变的论点。
当以较远的眼光谈到在苏联面前保障中国的安全时，周说：“中国已对一切情形都作了考虑。中国作了一切准备。如果苏联向东进击的话，如果爆发一场战争的话，那就将是一场长期的战争。苏联部队将不会活着退出中国。”然后他问施罗德：“但是西欧作了自己的准备吗?”莫斯科扩张的矛头看起来像是向着东方，实际上它是针对西方的。周当时对这个德国政治家说：“美国人了解这点。”
孟戴斯一弗朗斯；使人不能不敬重
【法新社巴黎1月8日电】题：周恩来逝世：孟戴斯一弗朗斯的反应；刚消失的人曾起过独特的作用
前总理皮埃尔·孟戴斯一弗朗斯说，刚消失的人曾在比一代人更长的时间里管理过8亿人的帝国。尽管他在长征中，接着在重建一个在深度上以及在世界变动着的关系中发生变革的国家中始终只是想成为毛泽东的忠诚的台作者，但他曾起独特的作用，这不仅是由于他担负的责任繁重，而且还由于他非凡的品格和他在最困难的挑战时所获得的经验。
他以对问题和人物少见的了解，以工作和指挥的非凡的能力，以及以坚决、顽强精神对他作为最杰出成员的班子的政治前途所受任何考验的忠诚，对付了现代中国在它的内政外交史上有时是悲剧性的变化。但与此同时，他又表现出了一种灵活、巧妙和从未缺乏的政治感。
在个人方面，这个人的品格非常高尚。他的态度和谈吐，他的与众不同、高尚、有时讥笑的态度使他具有的魅力，以及对他的国家和使命的坚定忠诚，使人不能不尊重和敬佩他。这就是为什么他占有突出的地位和对中国以及全世界即使是来自另一种思想意识的世界的人——有幸接近和评论他的人——都有影响的原因。
【法新社巴黎1月8日电】题：周恩来逝世；孟戴斯一弗朗斯的反应：刚消失的人曾起过独特的作用
又讯：周先生逝世，毛主席失去了他极受重视的助手。
周恩来作为毛泽东得力的顾问，看来是能通过谈判找到一条使中国摆脱最大困难的途径的人，无论是在革命初期，在抗日战争期间，在文化革命的动乱之中，还是在对外政策方面。周恩来作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来的总理，或许只是“伟大舵手”毛主席制定的宏图的执行者。
但是，作为一个执行者和总负责人，他发挥了组织工作和外交方面的天才和充沛的精力，而这些品质确实是了不起的。
马纳克：一个完人
【新华社巴黎1月10日电】法前驻华大使马纳克10日在《世界报》撰文，题为《穿草鞋的贵族》，深切怀念周总理，高度赞扬了周总理的革命精神道德和毅力。马纳克的文章说：“他无处不在。他同重大的事情紧密相关。如果说毛主席制订学说，周恩来则是把毛主席的学说变为历史的具体行动。”“同周恩来谈话是一种精神享受。他的精神总是闪闪发光”。“我认为，没有人怀疑这一精神的明晰。到过中国访问的著名人物，没有一个能赶得上他!”
马纳克的文章指出，“他无疑是一位出众的、特别的人物。
戴高乐将军希望他到法国来访问，并邀请他在60年代中期到法国进行正式访问。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在他辞职的前5天，共和国总统还一直坚持这一方案，要求我尽一切可能予以实现。我可以作证，不是总理缺乏愿望。他对法国革命和巴黎公社的首都巴黎保存着深刻的回忆。”“不，不是因为缺乏到法国来朝圣的意愿。完全是因为，希望访问中国的戴高乐将军去世了，事情完全不一样了。另外，在危急的时刻中国的担子是很重的。周恩来要在一个差不多有5亿不满25岁的青年人的国家准备接班。可以说，他在毛泽东领导下，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完成了这一艰巨任务。”
马纳克说，“遗产在那里：中国屹立着，而且不会躺倒。她的人民是地球上最觉醒的人民之一，而且不会再昏昏入睡。她的社会主义，她那不依靠什么样板的发明创造，是一种不间断的探讨”。
马纳克的文章最后说，“刚刚去世的人是一个完人。他的事业充满了生活的各种困难和无数令人惊叹不已的危险与不安，但是这一冒险不是被遭受到的，而是被寻求、被选择，就像为人类的更高命运而前进，而生活一样。榜样超出了中国的边界。
全世界，特别是贫穷而自豪的人们，都只能为这个朴实而情长谊深的高大影子哭泣。”
儒尔盖：简朴，谦虚，能够迅速抓住主要问题
【新华社巴黎1月10日电】法《人民日报》1月1O日11日刊登法共（马列）总书记雅克·儒尔盖写的一篇文章，题为《周对欧洲问题无所不知》，全文如下：
与20世纪的伟人之一周恩来会晤是一种特权，我作为来自法国共产党的一位普通党员，从来没有想到能享受这种特权。然而1970年初，我同另外几个法国共产主义战士一起享有了这种特权。在观看一次现代革命京戏时，我们碰到了周恩来副主席。
在休息时，我们的代表团在一间大休息厅里被介绍给周恩来，我们都对周恩来的简朴印象非常深刻，他对我们说了几句法语，立刻就使我们感到轻松了。但接着，他通过翻译向我们说明，他不再能说我们的语言了，因为到现在他有很长时间不说法语了。
他通过翻译，特别对我们说；“现在，我们老了，我们将消失，要由年轻人接过火炬继续革命斗争。”在以后的几分钟里，他同我们交谈了法国共产党的修正主义蜕变。
1971年9月，我们进行了第二次会晤，这一次更为重要。这次会晤是政治性的，它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和法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的一个代表团之间进行的。在几小时里，我们不仅谈到了政治，我们也谈到了他在法国时的情况，那是老早以前的事了，当我们告诉他法国报纸对他在雷诺工厂的情况所作的一些轰动一时的透露时，他放开嗓子大笑起来。他夫人也在场，对这些追忆也笑了。那时他气色很好，非常松快，我们知道，那时，就像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样，他一天工作18—20个小时，实际上只是在清晨五六点钟左右睡觉。在这次谈话中，他向我们解释了欧洲将成为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争夺的关键地方。他提出了一种以对欧洲和两个超级大国的各种经济和政治问题了解非常全面、非常深刻为基础的政治性论据。我们在22点或凌晨3点钟才离去。那时，我们感到他在同我们会谈中从头到尾始终没有倦意。以后不久我得知，在我们会晤（我想这次会晤是在9月7日进行的）之后三四天，发生了林彪逃往苏联的可鄙事件。从周恩来的态度和讲话中，丝毫没有使我们想到、猜到那时中国共产党内进行的斗争的严重性。
最后，我们进行了第三次会晤，这是在1973年，时间更短一些，我激动地回忆起的正是这一次会晤。这一次，我们发现周恩来有点瘦了，面容更疲倦了，在他庄严的脸上出现了老年斑。在他眼里还保持着我们在前两次会晤中已经注意到的充满非凡活力的目光。然而，在他为我们举行的便宴之前，我们没有交谈多长时间，在便宴上，他只是用嘴唇碰一碰盛着茅台酒的小杯子，喝酒祝愿彼此的友谊是个传统。从那时起，大概甚至肯定病情损害了周恩来的健康，但是他尽一切努力进行工作，因此他接待了我们。他给我们这种荣幸，不仅因为我们是共产党人，而且因为我们是法国人，因为他说，我们是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巴黎公社的国家的代表。恰恰在最近几天，法国共产党通过其总书记之口，刚刚公开否认了巴黎公社。
简朴，谦虚，能够迅速而少有地分清会谈的主要问题，不知疲倦，同样意识到他将离去，但完全相信青年一代，周恩来给我们的印象就是这样。
他的一生和工作在半个多世纪里，是同毛泽东的一生分不开的，也就是同使人类四分之一多的人从剥削和压迫下解放出来的中国共产党革命分不开的。
范德斯图尔；多才多艺，富有洞察力
【路透社海牙1月8日电】荷兰外交大臣范德斯图尔今晚对中国周恩来总理去世表示震惊和悲痛。
范德斯图尔在一项简短的讲话中说，去年1月他和这位总理在北京举行正式会谈时，这位总理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已年迈，但是他能干、多才多艺和富有洞察力。他在国内外起了关键性作用。
范德斯图尔说：“我们获悉他去世的消息感到十分震惊和悲痛。”
廷德曼斯：他的机智、敏捷令人吃惊
【新华社布鲁塞尔1月10日电】比利时法语电视台1月9日晚播送了比利时首相廷德曼斯就他对周恩来总理的印象所作的一篇答记者问，全文如下：
“他的沉着、他的幽默感、他的才智，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这是一位伟大的人物，在一个半小时里我有机会见到了他。
他对我谈到了欧洲与苏联的关系，他也对我谈到了大陆中国和苏联的关系，以及他认为在国防部长施莱辛格和国务卿基辛格之间的龃龉。他还对我谈到了施莱辛格的报告，以此说明，这个人是确切了解当前世界形势究竟是怎样的，而基辛格则没有好的政策。在谈到苏联时，他对我谈到了阿登纳回忆录，他对我说：在这本书中，阿登纳说，在他会见赫鲁晓夫时，俄国人对他谈到了共同对付黄祸的行动。他说；看!在共产党中国和苏联之间还存在着正式友好关系的时候，他们竟然在谈黄祸。由于他有这样活跃的思想，并具有西方人的体态，我说的是这位旧官吏的儿子，我承认，他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当问及周恩来总理曾在比利时的沙勒罗瓦居留一事时，廷德曼斯说：“当人们谈到比利时和沙勒罗瓦时，他就微笑了。我相信而且感觉到，他在西方世界的逗留中是感到很愉快的。他会讲好几种外国语，德语、法语，而且在会谈中，他确实有一种伟大的西方外交家的风度。”
【新华社布鲁塞尔1月10日电】《自由比利时报》于1月10日发表了比利时首相廷德曼斯关于周恩来总理逝世的讲话摘要，以下是摘要全文：
当我去年4月在北京同周恩来会见时，他的人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认为中国和中国政府失去了周恩来这样一个非常伟大的领导人，今天世界失去了一位政治家。由于他的伟大的外交才能，他使得中国摆脱了自1949年以来的孤立状态。
这位官吏的儿子同西方文化也是完全合得来的。当我同他举行会谈时，我对他的机智和敏捷、他的幽默感、智慧和他对国际政治的了解非常吃惊。人们向我说，这位政治家即使在他长期生病期间，也始终很好地掌握着所有的部长，而且他这样做时往往很灵活和富于外交手腕。
福特：在世界舞台上留下了印记
【美新处华盛顿1月8日电】白宫1月8日公布了福特总统在听到周恩来去世消息以后发表的下列声明：
周恩来总理将作为一位杰出的领导人长久铭记在人们的心中，他不仅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上而且在世界舞台上都留下了他的印记。
我们美国人特别不会忘记他在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的新关系方面所起的作用。我们确信这种关系将会在他帮助建立的谅解和合作的基础上继续发展。
美国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表示哀悼。
尼克松：在见过的人中没有谁比得上他的才智
【美联社加利福尼亚州圣克利门蒂1月8日电】在今天宣布周恩来逝世后，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说，这位伟大的领导人的“遗产是他帮助结束了黑暗”。
尼克松在一篇声明中说：“20世纪只有少数人比得上周总理对世界历史的影响。
“在过去25年里我有幸会见过的100多位政府首脑中，没有一个人在敏锐的才智、哲理的通达和阅历带来的智慧方面超过他，这些使他成为一位伟大的领导人。”
尼克松说，他说的黑暗是出自他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期间周恩来的一次祝酒，周恩来在祝酒时说：“世界的总的趋势肯定是走向光明，而不是走向黑暗。”
尼克松说，他对周恩来的“逝世感到悲痛”。
他的声明是在电话里对《圣迭戈联合报》发表的。
【路透社加利福尼亚州圣克利门蒂1月8日电】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今天说，他对周恩来的逝世“深为悲痛”，尼克松是1972年开始的中美和解的缔造者。
尼克松说，他和他的妻子帕特里夏向周恩来夫人和中国人民表示最深切的敬意和慰问。
从他的卡萨帕西菲尔别墅发表的声明说：“主要是由于周总理和毛主席的远见和历史感使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能够在1972年冬天一起结束了一代人的对抗时期，开始了我们两国的谈判与和解的时期。”
基辛格：既有机智又有魅力
【美联社华盛顿1月9日电】亨利·基辛格国务卿就周恩来去世发表正式声明如下：
“我获悉周恩来总理去世的消息深感若有所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失去了它的伟大领导人之一，世界失去了当代杰出的政治家之一。
“当我们两国在最初建立以及在其后发展一种新的关系来取代存在了这么多年的猜疑和敌对情绪时，我曾荣幸地同周总理进行过多次会谈。
“使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致力于他本国的利益，他深刻理解世界局势，他难能可贵地既有敏锐机智又有个人魅力。
“美国势必根据周总理协助制定的原则和目标继续发展我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
布鲁斯：当代最了不起的政治家之一
【美新处布鲁塞尔1月9日电】题：布鲁斯称周是“了不起的政治家”
美国驻北京联络处第一任主任、现任美国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大使的戴维·布鲁斯，1月9日就周恩来总理去世以个人身份发表声明，全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无论用什么标准来衡量，都是当代最了不起的政治家之一。
尽管他出身于官僚家庭，但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是而且后来一直是一个具有献身精神的共产主义者。他一生忠于毛主席是毫无疑问的，他丝毫没有要篡夺他的领导者的任何权力的野心。
他在青年时代旅居欧洲时，曾组织和指导了革命的拥护者，这一革命在1949年取得了圆满成功。
他的一生是经历风险和取得成就的一生。他以勇敢而著称，曾多次在九死一生的情况下免遭于难。作为一个长征的参加者，他对军事有卓越的了解。作为一个干练的谈判者，他在蒋介石和毛泽东进行对抗的困难年代，曾一人独当外交工作。
当共产党人最后取得了正式的统治地位时，周恩来在文职政府的管理方面显示了近乎天才的能力。实际上，他掌管了国内经济和政府为他的致以亿计的同胞们所操心的事情，与此同时（始终在毛同意的情况下），他还指导对外政策。
除了他的职业上的成就之外，也许周恩来最显著的特点是他光辉的品格。访问者很少有人不对他的不可否认的魅力和渊博的知识留下深刻的印象，即使只同他进行短暂交谈的人也是如此。
埃切维里亚：争取世界和平的杰出战士
【拉丁社墨西哥城1月8日电】埃切维里亚总统对中国总理周恩来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称其为“争取世界和平的杰出战士和中国新社会的伟大建设者之一”。
埃切维里亚在书面声明中说：“墨西哥人民对失掉一位领袖深感痛心，他一向发挥他的祖国的威力和道义权威来支持第三世界人民的事业，对和平共处作出了根本的贡献，并为促进国际正义作出了贡献。”
二、知名人士的回忆
大松博文：比任何人都严于律己的人
【新华社】日本《读卖新闻》1月9日晚刊刊登了几位日本友好人士的谈话，总标题是《记忆犹新的亲切的握手》，摘要如下：
从穿带补钉的衣服看出他对自己要求的严格程度
作为排球教练曾四次访华，训练了中国女子运动员的前参议院议员大松博文说：
“这是我在第二次或第三次访华时候的事。周总理到北京体育馆来看我们练习，那时，可能是他碰巧看到我打运动员的屁股。后来他在休息室里一见到我就笑着说：‘解放后，中国有条法律，就是不准打人。身为总理的我请来的大松先生，这样对待运动员，她们要是说责任在我，那我就不好办了。’
当时，我忽然注意到他穿的衣服的袖口，在破了的地方补着一块补钉。我会见过各式各样的重要人物，但从没见过一个穿这种衣服的人。我早就有这样的印象，认为他是一位严格、卓越兼备的人，看到他穿这样的衣服，就再次使我感到，他是个比任何人都严于律己的人。”
被坦率的性格吸引住了
作为文化界代表，曾同周先生进行过无数次促膝相谈的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评论家中岛健藏说：
“是患癌症了!?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前年的国庆节，觉得他身体很弱，此后，因再没见面，所以很是惦念……。从16年前开始，每年都能见一次面，对我来说，一生中印象最深的就是周先生。每次见面，都被他那毫无掩饰的、坦率的性格所吸引。
日本的政治家只考虑日本的事情，而周先生是考虑整个亚洲的事情，尺度不同。但是，他总是惦记着日本的事情。
深深地吸引住我的心
在访华公演话剧时曾先后8次会见过周总理的话剧演员杉村春子（文学座剧团）说：
“一句话，失去了一位那样好的人。他具有一种使人不愿离开他的吸引力。在演出《日本的幽灵》时，他对其中提到的原子弹的问题进行了非常热心的讲解。尤其是我出生在广岛，所以他反复地说，地球上可不能再发生那样的事件了。”
真山美保：了解艺术的人
【时事社东京1月9日电】题；对艺术了解的人
真山美保（作家、导演）的谈话：1957年，我作为日本话剧代表团的一员应邀访华时会见了周总理。通过这次会见，我知道了周总理很了解艺术，成了我最尊敬的人。这次听到他逝世的消息，实感悲痛。失去那样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无论对日本，还是对世界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山崎敬子：使人感到亲切
【时事社东京1月9日电】题：松山芭蕾舞团山崎敬子说；使人感到亲近的人品
在松山芭蕾舞团的《白毛女》中，扮演女主角喜儿的松山芭蕾舞团首席舞蹈演员山崎敬子，9日在东京谈了如下的话：
在迄今三次访华公演中都见到了周总理。在1964年第一次访华时，他鼓励了我们全体团员。在1971年第二次公演时，我滑倒在台上，观众席上的周总理突然站了起来，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73年公演时，在北京饭店理发室偶然相遇，然后当他到芭蕾舞团来看望的时候就亲切地对我说，“我们见过面了”。
报纸和电视报道了周总理的健康不适，我一直在担心，现在得知了这个令人悲痛的消息。由于周总理的人品使人感到亲近，因此我的心就像是撕裂了一样。
松崎君代：真像父亲、祖父那样
【日本《朝日新闻》1月9日报道】题：前世界乒乓球女子冠军松崎君代忆念周总理
周总理逝世的消息传来的9日早晨，前世界乒乓球女子冠军栗本（前姓松崎）君代（37岁），遥对着北京长空，合什致意。
由于体育交流的机会而与周总理相识的君代女士，由于其作风和比赛态度端正，就是在不再是选手之后，也受到周总理的似女儿或孙女般的爱护。
君代结婚后，周总理听说她始终未生育，表示关怀，邀请她到北京去，由医生给予检查。
君代女士含泪说道，当时还嘱咐我，如果有了孩子，早日告知啊……
她与周总理的相识，要追溯到15年前的1961年，在北京举行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时候。君代女士是前一届的女子冠军，在北京大会上也是冠军热门人物，但是，在准决赛时就败下阵来。她先取第一局，但第二、第三两局都是打到最后一分时，对方的来球不是触网而过，便是撩台而出，局势不幸逆转。
但是，君代女士处之坦然，为对方选手的胜利祝贺。
当时，北京市民观众对日感情并非很好。日本选手登场比赛的时候，常向对方声援。但是，从君代女士打败那一瞬间开始，观众反应就有了不同。大会之后举行的日中选手比赛时，君代女士也特别受到欢迎。这是因为不计胜负、不忘笑颜的君代，表现了友谊第一的姿态。
周总理在外地的电视上看到了君代女士的比赛。乒乓锦标大会后，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送别宴会上，君代女士的席位就是主人席上的周总理的紧邻。“胜不骄，败不馁，她是体育选手的榜样。中国的选手应该学习她的技术和作风，两方面都学。”
在致词时的周总理指出了君代女士的名字表示赞扬。
其后10余年，在几次会见中，君代女士都发现了从未想到的周总理的真面貌：坦然穿着洗得提了色的衬衣，在家中吃的是极其平常的膳食。这些都是极为突出的素质。
就是这位周总理，甚至对于她的生育问题也关心到了。真是像父亲、祖父那样……然而，去年在北京的时候，未能与周总理见面。
这是过去5次都没有的事。
“有了孩子，早日告知啊……”君代女士的声音哽咽住了。
松村谦三的女儿：温厚和蔼的人
【《日本经济新闻》1月9日报道】题：日本各界人士回忆周总理的谈话
已故松村谦三的次女小堀治子：从1959年父亲带我访问中国以来，我7次见到了周先生。每次他都说“一定再来呀”，他慈祥地眯着眼睛挥手同我们告别的形象，我是忘却不了的。
他是领导那样一个大国的人，可是我得到的印象是温厚而且非常和蔼的人。无论什么人说话，他都顺着你的意思，认真地听你讲完，并且亲切地讲话，直到说服你。父亲最后一次访问中国时，他亲自手扶父亲坐着的轮椅，领到自己的房间里，表现出了无微不至的关心。我们父女都非常感激。
“饮水不忘掘井人”。日中交流扩大以后，周先生每次相见都这样说，赞扬松村和其他故人，以告诫今后。就是这位周先生现在也是已故的“掘井人”了。我正在重新领会他说的这句话。
早稻田大学教授安藤彦太郎：在日本，有一种通俗的说法，称周总理为实际业务家。但是，我读了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看到他巧妙地引用中国的古诗，可以说是一种哲学论文。他和毛泽东主席一道是创立了新的中国思想的思想家。
1971年，我作为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代表团的一员访问中国时，在宴会上，周总理突然向我说：“请你谈一谈日本的学生运动。”我就扼要地讲了。恰巧有学生在座，我便给周总理介绍了。
这位学生因为事出突然，口吃了。
周总理看到这样的情况，就笑着向他说；“日本的青年见了我，都和我展开争论。你也大胆讲吧!”话就这样谈起来了。这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他是既严肃又幽默的人。
对日本的了解也不是表面的，而是非常深刻的，自从新中国建立以来，周总理一贯把恢复日中邦交列为外交政策的重要课题。周总理的想法已深入中国人民的心里，所以他的逝世不会改变中国的对日感情。
高木健夫：紧紧握满别人的手
【日本《读卖新闻》1月10日晚刊报道】评论家高木健夫发表文章，题为《外交上的超人周恩来》，摘要如下：
对周恩来总理的印象，至今仍鲜明地留在我记忆里的有两次。一次是1955年我作为日本文化界访华团的一员同他会见的时候，另一次是我作为孙文诞辰百周年纪念访华团团长1966年秋在人民大会堂同他会见的时候。
1955年是第一次见到他。那时他握着访华团的铃木恒志的手对他说：
“你哥哥好吗?请问候他。同时你要告诉他，在中国还有两三只苍蝇。”
谁也没介绍铃木恒志就是社会党委员长铃木茂三郎的弟弟，可是周总理却完全了解，而且知道铃木茂三郎说过“在新中国没有一只苍蝇。”
同周总理会见是在中南海紫光阁进行的。
在这次会见时。周总理说：
“因为是日本国民选出来的政府，所以和自民党的无论哪一位都可以进行和平谈判。当然，中国人民不提出要求，但是，希望要想到，中国人民是有权对日本要求赔偿的。”可以说这真正是巧妙的外交上的惊人的才干。在临别时，他同我们握了手。握手时，他紧紧握满别人的手，直视着对方的眼睛。这样的握手就好像是在说，我的握手可不是敷衍了事的。
第二次见到周总理是在人民大会堂，是在1966年11月12日举行孙中山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时，周总理在接见室接见了各代表团团长。当时有国家副主席宋庆龄和邓小平、陈毅等领导人在座。
周总理作为勤工俭学学生中的一员到巴黎留学之前，曾在早稻田大学法政系学习过一年或一年半。七八年前，当我乘出租汽车通过牛込大曲附近的时候，司机告诉我说：“乘客先生，从这前面的一条街往左拐的地方。就是现在中国的周恩来总理居住过的宿舍。”传闻周总理当时的宿舍是在牛込山吹町，不过，司机告诉我的地方当时（1928、1929年）可能是中国革命派的机关报的发行所的所在地。
但无论怎么说，周恩来的所到之处，连出租汽车司机都知道并成为东京的一个新的名胜地，这个事实，我感到是意义深远的。
松冈洋子：我被他征服了
【日本《每日新闻》1月12日报道】评论家松冈洋子发表文章，题为《死得重于泰山，缅怀周恩来总理》。详细摘要如下：
5年前的元旦那天，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用日语说“晚安”来欢迎我们“在基地斗争的日本妇女代表团”一行。
我看到他的衬衣袖子，已经洗得褪了色。他笑容满面，充满了对亲密友人的深厚情谊。
谈话从前一天晚上欢迎英国马列主义党代表团，英国和日本的帝国主义历史的类似性开始，谈到了牺牲农业的经济畸形发展和对外侵略的关系。看了当时的笔记，我注意到，据说在这前一年春天的中朝领导人会谈中指出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危险性，同时对于苏联的帝国主义扩张政策，他已经使用了“霸权”这个词。顺便说一句，《人民日报》在社论中首次向国内外号召打倒霸权主义，是在这三周以后。
当时作为日本军国主义抬头的例证，自然谈到了当时引起了公众注意的《军阀》和《山本五十六》等影片。据说，为此，总理曾在那天清晨一时半看了放映两个小时的《军阀》。本来，像周总理那样的人是没有必要为了同我们10名日本妇女谈军国主义而进行如此周到的准备的，可是他做了，这是多么令人感动啊!而且，他是世界上最忙的人。周总理完全平等地对待我们，我被征服了。我当时感到，刚要真正决一胜负，胜负就定了。
在这些影片中，多次出现日军杀害中国人的镜头。总理问道。“你们知道我们是以怎样的心情来看”这样的镜头的吗?我不得不作出回答。要说知道吧，他一定要问我一些什么。
于是我就拼命地说；“不知道。”
总理说：“你们以为我们是不进行抵抗就被杀的吗?”
这些情节，我的笔记中没有记录。但是，在我的记忆中，关于这一点没有进行更多的谈话。而仅仅这几句话，就具有使我动弹不得的分量。
据说，中国在战争中的牺牲者少说也有1000万，其中有名副其实不能抵抗的婴儿和直不起腰的老人。但是，这1000万人被杀的根本原因是抵抗。这是历史的主流。正因为进行了抵抗，所以才诞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才能够是今天的中国。
平等，这是一件何等无情的严肃的事情。在有过很多完全相反的体验的日本，这是无法想像的。
周总理对我们每个人都很了解。他同我们一行中的学生谈学生运动，掺杂着谈他学生时代的体验，说不同工人、农民的运动相结合，就不可能坚持斗争。
总理也谈到了死。他援引了毛主席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话，说不允许为侵略而死，要为革命而死。
这不是生与死的方法问题。这是在我的心灵中点亮了永不熄灭的明灯的一个晚上。
込康吾：最受中国人敬爱的人
【日本《经济学人》周刊1月20日报道】每日新闻国际部记者込康吾撰文，题为《坚持革命路线的地位稳固的人》，摘要如下：
听到周恩来总理逝世噩耗的时候，首先浮现在我脑海里的是，在这一刹那，大多数中国人将是无限的沉痛和悲伤。
我跟随着首相田中访问中国时（1972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中国人对毛泽东主席的崇敬心和对周总理的敬爱心。田中首相和毛主席会谈的晚上，中国的记者、翻译、饭店的服务员都庄重地低声向我们这些从记者招待会回来的日本记者询问：“主席身体好吧?”这种表情令人感到充满着崇敬的心情。
我在北京逗留期间，曾多次看到周总理在接近中国民众的时候，人们眼望着周总理，充满了喜悦和光荣。
在中国，说主席就是指毛主席，说总理就是指周总理。对于几乎整个一生都在革命中度过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有毛主席和周总理两人在，大概就是他们最期望和最理想的领导人了。
因此，周总理的逝世，无疑，对中国人来说是不堪忍受的。
也许只有日本，在周总理生前，使日本人联想到宰相的形象。统治人民的历代王朝的宰相同革命家周总理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但是，就像中国农民把毛主席看成“大救星”一样，爱好中国古典的日本人对周总理抱有像诸葛亮那样“名宰相”的印象，也许是很自然的联想。我在这里要说的是，中国人今天满怀敬爱之情叫总理的时候，同日本人联想到宰相时的心情是一样的，都是在颂扬现时政策执行者周总理的无与伦比的能力。
总之，同毛主席一道，列为20世纪伟大政治家的周总理是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及革命造成的。回顾他的一生，不仅是悼念周总理，也指引我们理解中国革命对这个时代的人提出了多么严峻的要求。
关于周总理，已经发表了相当多的传记、言论集和研究书。
这些书都是浓厚地反映着笔者的态度的。
已故的梨本祐平写的《周恩来》一书中写道：“周恩来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在多次的出生入死中炼就了钢铁意志，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人，在他从昆明的电讯中得知闻一多去世时也居然愕然失神。连长年同周恩来一道行动、最了解周恩来的叶剑英后来谈到周恩来，也总是说，我是第一次看见周恩来面色苍白，抑制不住内心的悲伤而痛哭。”
这是无须加以评论的插话。
毛主席和周总理两位首脑一致形成了党中央的核心。使人感到，毛周两首脑一致领导着党所要求的斗争和团结、革命和生产、集中以及民主的各个方面，而周总理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这似乎只能说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尽最大的努力来做好工作。
可以推测，周总理逝世的冲击不是分裂集体领导制，而是朝着加强的方向前进。
沙米·科亨：改变了中国对外关系的人
【土耳其《国民报》1月10日报道】国际部主任沙米·科亨发表评论，题为《周“后的中国》，摘要如下：
1971年10月，我参加了在北京人大会堂举行的庆祝中国加入联合国的招待会。很多外国外交官首先排队问候招待会的主人周恩来。轮到我，译员把我介绍给周。
他一听介绍，立即热情地握住我的手，用英语说：“啊哈，土耳其记者?……我非常高兴能在北京见到一位土耳其记者。”
周自从在巴黎参加共产主义运动以来，一直在毛的身边。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成了国家元首、中国共产主义思想家、理论家和舵手，而周则成了实践毛的观点的、管理国家和控制所有机构的第1号领导人。
周是一位按毛的路线行事的总理。同时，在对内和对外政策上起了主要作用，特别是，他改变了对外关系。
哈特·巴班：全世界都将感到缺少了他
【新华社讯】土耳其《国民报》1月16日一18日在国际版头条位置，以《周恩来与中国》为题，连载土耳其著名记者吉哈特·巴班的文章，摘要如下：
在尼哈特·埃里姆政府作出土耳其与大陆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决定之后不久，我于1971年10月初率领一个19人组成的代表团去北京。
在19天的访问中，我们曾会见了久病后于1976年1月初与世长辞的周恩来。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叙述访华观感和周恩来在接见我们时的谈话，并尽力介绍这位中国历史上仅次于毛的人。
周恩来是一位非常1解本国及其人民的领导人
和毛一起左右8亿人口的中国命运的周恩来……这颗以自己的才华光彩耀眼的明星也在共产党世界光芒四射。他在政治上，之所以能够长寿，是因为他任何时候都和毛站在一起。周恩来最了解他自己的国家。他通过整个历史进程知道，西方国家及新老沙俄如何想剥削他的这个伟大的国家。正如他以他的全部力量和本能了解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他也非常了解西方。他身上的这些高贵品质，使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了延安政府的外交部长，并于1949年成了总理，同时负责外交工作。
中国历史充满同俄国人持续不断的冲突
海尔·塞拉西到中国访问的第二天，在北京体育馆举行了一场内容丰富的表演。坐在塞拉西旁边，不时俯身向坐在他们中间的翻译耳语介绍这次盛大表演的内容的周恩来，就是我们在前边介绍的人。我们在供来宾坐的主席台上，从近处看到了他。
这天晚上，有一个人从他身边站起来向我们走来，告诉我们第二天晚上11点，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将接见我们，他说：“总理由于埃塞俄比亚皇帝来访和国事特别忙，他对把接见时间安排在晚上11点表示歉意，但是请你们相信再没有其他时间了。比如，你们就会在那里看到总理接见你们之后还要接见的其他代表团。”
坚定的人
在发生所有这些事件的过程中，周恩来没有离开过毛。他说话不多，他的立场和行动证明他是一个坚定的人。周恩来知道，中国深受俄帝压迫之苦，尽管俄国的制度变了，但帝国主义野心没有改变，周恩来看到这些感到痛心。因为他曾是中国共产党内最相信苏联革命的人之一，他每天都通过新的事件看到苏联正在变质。
他从没离开过毛。毛依靠了不会带来任何危险的周恩来。确切地说，周恩来的去世，使80高龄的毛失去了伟大的朋友和巨大的支持。
周恩来是一个坚定的人，他不喜欢阴谋诡计。在国家大事上，他坚如磐石。他和蔼可亲，谈吐直率。
深夜11时，他在接见我们时问道：
“您认为中国怎么样?”
作为客人能说什么呢?况且由于我们是和领导人一起游览，没有和人民接触，我们没有更多的东西可说。
“中国的进步很大，”我回答说，“每个人都有工作，每个人都有饭吃，中国取得了民族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