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甜蜜地微笑了。
“您有什么批评意见?我很感兴趣。”他说。
“要批评很困难，”我说，“在很短时间里我们看了很多东西，我们认为是正常的水平。”
周恩来指着我们会见大厅地上铺的淡咖啡色的大约100平方米的地毯说：“这个地毯很珍贵，但是您看，那边上，那里有一块黑斑。人一看见这块黑斑就应该指出来。友谊需要这样做。”
我曾这样考虑，中国革命的第二号人物想用欧洲的方式表现自由，大概我错了，这次他批评了。
谈话展开了，我对他谈到了由于土耳其与中国开始建立了外交关系我们感到的高兴……
“是的，”他说，“我们愿意同所有的人做朋友，特别是古老的丝绸之路从土耳其经过。土耳其的长处和处于那样的一个地理位置，她的强大，甚至在这里还影响到我们。”
“请向埃里姆阁下转达我的敬意。”他说，“他为建立中土之间的桥梁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我们谈到了乒乓球。在中国长城附近，他要我们访问一个石油化工企业，在那里用石油制造橡胶，净化提炼用水，再送到田里灌溉农作物。这是中国独特的发明……周恩来也接见了我们后面的代表团。
中国早该发生变化。纸是它发明的，但是报纸是别人出的。皇朝被推翻了，但别的皇朝又来取代了它。有了这样的不幸，在中国干什么都会半途而废，任何东西都是别人所有，而中国不能利用这些。有时在边远省份镇压了反抗的省长，但是没有什么能够代替被推翻了的东西。
今天的中国，填补它（旧中国）所留下来的空白，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一个进行反帝斗争的中国人，胸前上衣上戴着写有《为人民服务》的纪念章……他有胸中岩浆沸腾的精神，幽默而温和，这是他具有的本质特征。他从容安详，从不匆忙。
毫无疑问，他是本世纪的伟大人物。中国将感到少了他，尤其是在毛去世后，将会更加痛切感到周恩来的空缺。全世界也将感到少了周恩来。
罗斯·特里尔：钢铁般的坚固，杨柳般的柔软
【香港《七十年代》1976年4月号报道】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澳大利亚友人谭若思（即罗斯·特里尔）在美国波士顿各界举行的周总理纪念会上发表讲话，题为《忆一位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家》，摘要如下；
朋友们，今天晚上我能参加这个纪念会，觉得很光荣。我认为这个纪念会很重要。
我们今晚的目的，是要追忆周总理的成就。周总理的成就，基本上来说，就是中国革命的成就。这个题目是一个很广泛的题日。我的看法很有限，我的看法只是一个局外人和一个外国人的看法。
我在1971年见过周总理。那个时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时期。在中美关系上，在林彪问题上，在中澳关系上，那个时期都有很重要的发展。
1971年6月，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澳大利亚工党领导人惠特拉姆到中国去访问；同时，中国在加拿大的大使馆也欢迎我去访问中国，他们并且建议我比惠特拉姆早几个星期去。
我是在人民大会堂的一间小房间里见到周总理的。
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周总理身上。他的目光很锐利，可是有时候，他的钢铁似的眼睛却充满了笑意。在灰色的中山装上，周总理戴了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徽章。
他的态度有时候比较严肃，可是他很容易接受新的看法和意见，使人觉得他平易近人。
周总理谢谢我帮助建立中国政府跟澳大利亚工党的联系，他管我叫“澳大利亚赴中国代表团的先锋”。他还谢谢我帮助中国政府更进一步的了解美国情况。“我没去过美国，”他说，“现在你这个住在美国的澳大利亚人给了我们很多我们从前没有的关于美国的材料与知识。”
我觉得周总理这种由私人公民取得材料及当众感谢这个私人公民，很可以表现他的坦白作风，也很可以表现他所领导的政府的作风。
周总理嘱我好好地阅读报纸上跟杂志上关于中国共产党建党50周年的社论。几个月以后——就是说，我们知道林彪死了以后——我才发现为什么周总理对我如此建议。他大概希望我能注意这些社论常提到的“党要指挥军队”这一点。他跟我谈话的时候，正是他跟林彪斗争的时候。
他跟我谈话的那天晚上，我又参加了他和惠特拉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会谈。外交部长姬鹏飞和对外贸易部长白相国也在场。那时，姬先生和白先生已经跟澳大利亚访问团商谈过了。
周总理手里没有笔记，可是他提出了姬先生、白先生跟澳大利亚访问团讨论中所包括的所有重要事项。周总理处处以事实做出发点，从来不发表没有事实做根据的意见。他那晚还提出了很多有关历史潮流的观念。这一点，一般的忙碌的政客是做不到的。惠特拉姆问他问题，他都回答了。意见不同的地方，他并没有掩饰过去。可是，他所注意的是大的、重要的、双方同意的地方，而不是小的、不重要的、不同意的地方。
周总理说话很直爽。那天晚上会谈结束的时候，他跟惠特拉姆说：“你们工党在下次竞选的时候一定要胜利，胜利以后，一定要实现你现在的各种诺言。一个政治家跟一个政党一定得把他们的诺言具体实现出来。”
1972年12月，惠特拉姆果然当选为澳大利亚总理。中国跟澳大利亚立刻建立邦交。周总理那晚对中澳关系所作的诺言也完全实现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中国政府人员对周总理多么尊敬。
周总理训练和指导了很多政府人员。这些人员尊敬他是因为他完全大公无私。他把毕生精力都贡献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就是在中国，这种精神也很杰出。中国共产党也不时有自私的人出现。
大公无私的精神，使周总理什么都不怕。他身临过最大的危险。
毛主席在《纪念白求恩》那篇文章里，谈到国际主义精神。
这种精神在日常生活中很不容易表现，周总理就是能够表现这种精神的一个代表。
在北京住的外国人，有几个跟我提到1974年召开的外国专家会议，周总理曾在那次会议上演讲。他对外国专家们所做的工作表示谢意，他为了文革对外国专家所犯的错误道歉。他再次肯定共产主义是一个国际目标，种族和国家的区别会因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消失。
在中国政治方面，周总理有极大的耐心，别人会用行政压力解决的问题，他用劝导的方法解决。
这一点使中国社会所有的因素都爱戴他。
我刚才已经提过，周总理一方面要求很严格，可是又很能接受别人的意见。他有钢铁般的坚固，也有杨柳般的柔软。这是他的秘密：他相信国际主义，但决不是只注意外表而不注意内容的人。他善于协调，可是他并不是没有自己的立场。
只有在你自己有坚定的立场的时候。只有在你有自信心的时候·只有在你什么都不怕的时候，你才能在民族革命中做一个国际主义者，在共产党里做一个协调者。这是周总理的特长。
对台湾问题，周总理说在时间和方法上可以再作考虑，可是他绝对坚持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对帝国主义，他当初以为是最有侵略野心的国家，却并不是他最后认为是最有侵略野心的国家。他对有些帝国的看法有些改变了，可是他对帝国主义是使世界大乱的最主要原因这个看法绝对没有改变。
另外一个观念他也从未改变过，那就是中国必须支持世界上中小国家的独立。
在今晚这么动人的纪念会上，我只提出了周总理杰出事业上的三个优点：他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他的不牺牲原则的协调能力和他大公无私的精神。
无疑，周总理使所有的中国人觉得骄傲。以我的眼光来看，我觉得他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他对中国的贡献给予我们大家不少鼓励和启发。
马杰德：亲切、慈祥、友好的光辉典范
【新华社开罗1月20日航讯】1月15日出版的埃及《图画周刊》杂志上登载了该刊编辑部主任萨布里·阿布·马杰德的文章，标题是：《我所知道的周恩来：世界上最强劲、最亲切的政治家——没有发表过的谈话的余尾》详细摘要如下：
我相信在我的政治生涯中，受中国的伟大政治家周恩来的影响比受世界上任何政治家的影响都大。我曾有幸几次见到他，而每次同他会晤我都能得到许多教益。他正如萨达特总统所形容的，是当代最优秀的领袖，是第一流的国家领导人。他也正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所说的，是本世纪很少几位在世界上留下了清晰影响的人物之一，他（即尼克松）没有发现谁在智慧、哲理和知识方面超过他。当你同周恩来坐在一起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你是同一位亲切、温和的诗人坐在一起。他的声音很低很低，他的话语是那么亲切和体贴人，总是充满着香甜。他是亲切、慈祥和友好的光辉典范。他的能力就集中在他的一双眼睛里，那里有别人所未曾有过的迷人的、洞察一切的魅力。而关于他的渊博的学问和超凡的生活，则可以随便说到哪一方面。他是一位以智慧和政治天才领导着历史上人口最多的民族的人，他的双肩肩负着8亿中国人当天就要等待着解决的8亿多难题。但他在同你确定会晤时间时，只确定开始时间而不规定何时结束。他在第一次接见你时，也同接见一位极为亲密的旧友一样，在你入座之前，他如果能帮你脱下大衣那他是很乐意的。在同他会晤的第一分钟起就会使你感到你是这个房间的主人，而他是你的客人。他一次也没抬高过声调，他一生在同别人进行任何讨论时都没有发怒过，即使那个人是他最敌对的敌人。即使在他发表最重要、最果断的讲话时，也总是用充满亲切和甜蜜的语言。在最重大的问题上，周恩来所与之谈判过的世界政治家们没有一个人能说他可以激怒这位在中国居于毛泽东之后的最强有力的人物——也是中国几千年里最强有力的人物。
我第一次见周恩来是在1955年12月，最后一次是在1965年5月。当时他许诺说，如果我们的寿数能够达到的话，1975年再会，否则……。当时他很恳切地邀请我在1975年再次访华：“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每十年来访问一次嘛。”在我们第一次和最后一次会晤之间，有一些在北京之外进行的迅速和短暂的会晤，一次是在开罗，一次是在雅加达，等等。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第一次同他的会晤尽管已经过去20多年了，但是他的每一句话我都牢记在心。而长达3个半小时的最后一次会晤，我更是每一分每一秒都很好地记着。过去20年的任何一次重大国际事件发生时，我都会马上说：这是周恩来曾经预料到的。他的渊博的学识，对于人民运动的深刻的研究，对于未来的远见卓识，对于世界上一切政治、经济问题的全面理解和不让感情冲动影响他的思路的无比的从容、安然，所有这些使得他在同你谈论未来时，就像在谈论一本摆在他面前的神话书籍一样。我们在谈论越南问题时，美国的干涉还刚在开始，他当时对我说：美国将更加陷入越南，越南将成为美国扩张主义政策的一个坟墓。美国人民陷入越南战争之后将被迫撤离，河内和西贡将在统一的领导之下。
在第一次同周恩来会面时，我是第一个访华的记者和其他人员组成的代表团成员之一。当时开罗同北京还未建交，北京同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首都都未建交。当时的代表团成员是阿卜杜·穆奈姆·萨伟，阿里·哈姆迪·贾马尔，伊斯梅尔·哈卜鲁克（已故），阿卜杜·阿齐兹·阿卜杜勒，伊斯梅尔·沙菲和我。当时，代表团所从事的工作就是探险家们探索陌生土地的工作。当时还没有一本关于中国的阿拉伯文书籍，在我们之前也没有人访问过中国，中国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未知的大洲；当时所有关于中国的外文书籍也都是反华作家们撰写的。因此，我们当时都估计——正如我在我的一本书中所说过的，埃及人在人民中国将经历一个危险时期，我们所到的任何地方和我们所坐的任何凳子上都会有窃听器，我们的任何过失都将导致死亡。但是当我们刚一踏上广州——我们最先到达的中国城市——的土地时，这些幻想就消失了。我们每个人都发现有一名像花朵一样的小姑娘在列车的车厢里迎接自己，并把我们引向已经等在那里的汽车旁边。
在我们同周恩来会见之前，我注意阅读了很多关于他的介绍，从19世纪结束前的两年他刚迈出生活的第一步开始，到他作为一个革命学生为殖民主义和鸦片控制下的国家担忧+然后到他在青年时期领导学生和工人进行反对殖民主义的最初斗争。当时，他的照片到处都有，不论是报纸、杂志还是警察所的门上以及很多街道上。在他的照片下边写着一句固定不变的话是：不论生死定要捉拿此人。后来他在上海的监狱里渡过了整整一年，然后又转到“内森”监狱，在那里他爱上了他的一位同学，此后她就成了他的妻子！（原文如此——编者注）后来他又到巴黎去寻求科学和知识，在那里他遇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革命者。4年后他从巴黎回国，成为最卓越的解放领导人之一。
马坚教授出席了我们的第一次会晤，他当时承担阿拉伯文翻译的任务。马坚曾在埃及渡过很多年，后来他成为人大代表，他能把周恩来的话翻给我们真是最幸福的人：中国人民支持埃及人民实现自己的独立。埃及有悠久的历史和特殊的地位，它对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国家有很大影响。因此，我们把埃及信守万隆会议的原则，看作是在世界这个重要地区内的和平事业的伟大胜利。埃及依靠它自己的意愿、它所遭遇的苦难和亲身的实践所实现的复兴，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不论这种力量有多大。埃中两国都受过帝国主义的压迫，受过殖民主义的苦难，现在两国都摆脱了殖民主义，都开始快速向前迈进。殖民主义影响了我们这两个有着悠久文明和高度文化的古国。如果说两国在物质上都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从而使两国更增加了新的负担，那么两国都在作出更大的努力来克服殖民主义所造成的这种落后状况。
埃及和中国之间相互支援仅仅是一种复兴的意愿，是弥补过去那些岁月里的损失的愿望，也是实现埃中两国人民富裕的愿望，即使信仰和意见有分歧。这里周恩来集中谈论了一些他认为每时每地都适用的真理：宣战的人总要在战争中失败，胜利是属于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因此，第三次世界大战在今后10年内决不会发生。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合作是可以的，其条件就是资本主义国家放弃侵略政策，不要干涉小国的事务，也不得剥削和虐待它们，不要用武力、强制和侵略的方式来推行它的政策，让人民按照自己的愿望来决定，让他们自己来建设他们所向往的生活。说殖民主义在发展变化是不正确的，殖民主义就是殖民主义，它的实质就是一个，它的宗旨也就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是殖民主义用来在中东地区制造事端和动乱的工具。
1965年4月，我们在雅加达和万隆会见时，正值出席万隆会议召开10周年庆祝活动之际。周恩来是那次庆典中最杰出的明星。当时同周恩来的全部对话，或者说对话的基本部分是关于越南。当时越南的问题是亚非人民和第三世界的首要问题。我们还谈了当时还没有在国际舞台上突出的柬埔寨问题。周恩来以他的远见卓识估计到美国的干涉，并在此以前就向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发出了警告！
周恩来对反对亚非首脑会议的新阴谋有他特殊的见解，他没有隐讳自己的看法，他当时所能做的只能是提醒注意，他提醒过所有同他会晤的亚非元首，在我记忆中，周恩来对我谈到：由于苏美外来干涉的加强，中东将更加动乱。他还预计美国将施加在东南亚的干涉，他不时对这样或那样的干涉提出警告!
最后一次同周恩来的会见是我的新闻会见中最重要、最关键的一次。当时确定的会见时间是在晚上9点钟，地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大厅。周恩来在宽阔的大厅里等待我，在长时间的握手之后，他邀请我照相留念，然后把我引到大厅中央。正如我当时在《图画周刊》里说过的，周恩来照他的习惯那样，总是充满着亲切、慈祥和魅力。对于他的亲切、感染力和慈祥，无论怎样形容都是不能完全表达的。我送给他一本我写的关于中国的书，他注视着封面的三张照片，这是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的照片。……他问我1965年在中国看到了什么，1955年时看到了些什么，当我说“最近10年内在中国生活的很多方面都出现了巨大发展”时，他说；但这还不是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也不是各个地方都平衡。然后，他同我谈论了越南和多米尼加的事。他当时说道：如果说美国已经在很多地方燃了火焰，那么第一个被火焚烧的就将是它自己。周恩来谈到美国人民厌恶战争，他们用各种方法逃离美国就证明了这一点。当我谈到中国时，周恩来的话语是平静、温柔的，但却像炮弹一样；“如果约翰逊打算向1400万人口的南越派遣10万士兵的话，那么他对中国怎么办呢?如果按照同一比例，他就要向7亿人口的中国派遣500万士兵，那么约翰逊怎样为这些人保证食品、装备和交通呢?我相信如果他这样宣布的话，美国人民决不会答应，他也就要垮台，这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警惕。而相反，我们应该十分警惕！!”周恩来对我说：战争的任何规律都同其他规律一样是固定的东西，不能按照人的意志来决定战争。他说：中国人民准备消灭掉500万美国兵，否则中国人民就算不上英雄的人民！我记得我曾问过他由越南战争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他对我说：这一点，那些害怕战争的好心人都在考虑，我们可以对他们说：不会因为越南战争而爆发世界大战，因为只有两个国家能使战争变成世界大战，这就是苏联和美国。它们两家不愿意这样做。我告诉你，如果战争扩展到中国，也不会发生世界大战。关于美国进行反对中国的战争的可能性，周恩来对我说：正如蒙哥马利所说的，美国能够进入这场战争，但是它就出不来了。
当我们谈到巴勒斯坦问题时，他说：我们完全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我们的这种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他还公布了一个秘密，他说：“1956年苏伊士战争期间，我们已准备派出志愿军到那里去，但是战争很快结束了。我们确实一切都准备好了。”在谈话中，苏联对中国的立场和中国对苏联的立场占了谈话很重要一部分，由于它的重要性和关键性，我想在近期内发表它的重要部分。面对事实和历史说话，这是一位极为明朗的人。他强调：如果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国和苏联将站在同一阵线上。周恩来再一次重复说；我在开罗、索马里都说过这句话，我今天仍然这样说，但是西方国家不愿相信，我们怎样才能使他们相信我们的话呢?周恩来自问道：难道我们要把这句话灌成唱片发给他们吗?周恩来对我说：过几天你就要到越南去访问，你可以到现场看看英雄的越南人民是如何战斗的，你将会相信：越南人民会胜利，会胜利，会胜利!!这句话他说了三遍！
谈话一直进行到下半夜，他没有倦意，我也不知疲倦地提出了我的全部问题和询问。当我提出告辞以后，周恩来笑着说；我有一个问题希望你坦率地回答我。我很惊讶，这对我来说是很突然的。我说：当然欢迎。周恩来说：你对这位年轻的阿拉伯文翻译有何看法?他没有用他所精通的法文提出问题，而是用中文，翻译把它一字一句地译了出来。我对他说：说老实话，这位翻译兄弟很精通阿拉伯语，他就像阿拉伯人民的一个儿子。
周恩来会心地笑了，他看看翻译，好像是祝贺他得到了证书，然后他说：我为中国的青年们而感到高兴，他们将在我们之后担当起我国人民的职责。
这位双肩担负着大国重担的领导人周恩来一直把我送到人大会堂的外边大门口，而且这位伟大的领导人一直等到汽车开动之后才离开他站的地方，他一直站在那里招手致意，表示告别……。世界在最急切需要他的和平努力的情况下失去了这位杰出人物，他的最突出特点就是谦虚、亲切、魅力和智慧!
一位住在开罗的外国记者（他知道我关心中国）问我；谁将继任周恩来的职务?你估计在周恩来之后中国的外交政策会发生变化吗?在周恩来之后还会像周恩来时代那样继续对世界各国开放的政策吗?我对这位同行说：像这类很多人考虑过的问题我没有考虑，因为我很了解，中国的政策不是一个人制定的——即使是周恩来本人也是如此——而是由中国全体领导人制定的，周恩来是这些领导人中最杰出者，不论谁继承周恩来的这个重要的关键的职务，中国的政策都会继续下去，如同周恩来在世时一样。因为周恩来作为中国政策的制定人之一，他希望这种政策继续下去，对这种政策表示满意的中国人民也希望它继续下去。这方面我能够说的话仅仅如此。我希望有一天能详细的谈一谈关于周恩来的事迹。由于周恩来的逝世，中国的损失，非洲、亚洲和第三世界乃至全世界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因为像周恩来这样的历史性的领导人是罕见的，代替他们是困难的……
韩素音：一个非常诚实的人
【新华社日内瓦1月10日电】瑞士法语电视台昨晚在为周恩来总理逝世组织的一次特别节目中，著名的女作家韩素音说：“温和和实用主义这两个词，不适用于周恩来总理这位革命家。
当我说革命家时，这并不排除现实主义，正相反，据毛认为，革命家是世界上最现实的人，因为他们懂得鼓励和促进各种伟大社会潮流和创造历史的那些真理。周恩来就是这样的人。”
她说：“我同他会晤过十来次。第一次在1956年。”接着，她叙述了她1956年、1959年和1971年同周恩来总理的3次会晤。她主要说，。谁也没有、他从来也没有试图给我洗脑筋或说服我。我同他的讨论经常有我不同意他的意见的情况。”
在回答为什么周恩来在西方很知名和很有声望的问题时，韩素音说：“我认为，这是因为他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因为他说真理，因为他是平静和合乎逻辑地说出真理，因为他有无限的耐心，因为他想以理服人，而且因为当他听到没有礼貌的话时他从来不生气，而是说，那好吧，你再想一下吧。”她还说：“对大家都是这样。他非常平静地处理各种事情。他想在中印边境问题上同尼赫鲁说理……他的记忆力是非凡的。1971年当他接见我的丈夫（他是印度人）时，他谈到喜马拉雅山所有峡谷的高度和名字……他也是一个对人记忆非常好的人。10年前，他曾同一个外国人士简短地谈过话。10年后，他在一次大宴会上碰到这个外国人。总理从他的桌边站起来，并找这个人。他对这个人说，10年前我们讨论过某某事情。你是对的，我错了。
他就是这样的人。正是为此，我认为人们才对他特别敬佩。他也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他工作繁重。”
在谈到邓小平副总理时，韩素音说，我知道他过去的经历，他的经所确实是非凡和非常非常光辉的。年青时他曾和周恩来一起在法国呆过。以后，像周恩来一样，他也参加了革命。他也参加过长征。他非常勇敢……1960年，在莫斯科80个共产党会议上，正是他顶住了、驳斥了赫鲁晓夫的理论家、俄国理论家，而且从此他就被人恨了……他大概比周恩来总理更是理论家。他也非常诚实。我认为，他将继续周恩来总理已开始的东西。”
迪普兰：他的言谈中有一种来自体内的非凡力量
【新华社伯尔尼1月15日电】瑞士电通社1月8日发表该社社长乔治·迪普兰写的一篇文章，题为《忆同周恩来先生的会见》。文章描写了瑞士新闻工作者代表团1972年10月在北京会见周恩来总理的情景，其中写道：
“过了一刻钟，谈到了实际问题——你们刚才对‘和平经’和官方的恫吓鼓吹之间的差距感到惊讶。但是，我要亲自给你们介绍一下中国边界问题。”“在一个多小时里，周恩来谈到了他的国家同印度、苏联以及尼泊尔和锡金的边界关系，并强调了苏联的威胁”。
“这当然是我们访问中最重要的时刻，这不仅是由于介绍的重要性，而且也是由于一个瑞士记者在中午提出的一个问题，几小时后就可以送到这个辽阔的人民共和国和8亿中国人民的直接领导人的桌子上，这一点是绝对使人吃惊的。一位领导人在深夜不辞辛苦地接待12名瑞士记者以便回答这个问题，这几乎是不可想像的。后来人们告诉我们，周恩来主要在夜里工作，从傍晚到清晨，我们看到他接待了连续不断地到北京来的许多外国代表团的大部分。唉!要设法弄清这个使一个人能如此自由地处理问题而同时又掌握着全体8亿人民的政府机构情况，那会是轻率的……”
“谈话结束后，周恩来强调了中国人民的和平愿望和它的军队的纯防御性准备。他还说，最好的证明就是我们正在把北京埋起来：我们在挖一座地下城，挖在你们看到的这个城市的地下，以便在需要时掩护它的居民。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你们可以看一看这些工程”。
“我们照这句话做了。第二天，这使我们成了第一批参观这座地下城的外国人，陪同我们的中国人也对此感到吃惊，人们那时只是用暗示谈论这座地下城”。
“在周恩来身边度过的这1小时15分钟——1小时30分钟仍然是难忘的”。
“这是一个给人印象深刻的细致的人物。他的目光和言谈中，有一种来自体内的非凡力量”。
格林：我被他迷住了
【英中了解协会机关刊物《今日中国》1976年3月号报道】英中了解协会主席格林撰写文章，题为《回忆周恩来》，摘要如下：
周恩来的逝世虽然并非出乎预料，却使整个世界受到一次悲痛的冲击。他的逝世不仅对中国人民是巨大的损失，而且到处都承认这是世界性的大事。这一点表明中国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领导下所达到的高度和产生的影响。
西方政治家在他们的唁电中把周恩来称为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毫无疑问他是当之无愧的。报上的讣告强调了周的才智，温文有礼，尤其是他的“讲究实际”。其实周恩来远不止只是一个光辉的、几乎是不知疲倦的行政管理者。
虽然他总是十分谦逊、毫无个人野心，但他仍然是一个具有首创精神的人。他是一个完全献身于中国人民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他跟毛泽东一样，坚决反对背叛社会主义革命原则，并防止中国各级领导像苏联那样蜕变成新的统治阶级。
正像《今日中国》的读者将在欣顿所写的出色的周恩来访问记中所看到的那样，周恩来对中国各方面的情况都有惊人详尽的知识，他极少忘记任何事和任何人。在我同他的谈话中我也发现他不靠笔记本而能讲出中国各省人口增长数字、工农业的统计数字以及很久以前的谈话和事情，对于其他国家的情况，他也是了如指掌。我记得有一次在谈话中（当时我住在美国），他就美国政治制度所提的问题，表明他对美国政治生活中一些最微妙的细节也十分了解。
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总理是在1960年为欢迎陆军元帅蒙哥马利举行的小型宴会上。当时我在笔记本中这样写道：“周恩来来了，我看着他，被他的姿态以及他的表情的迅速变化迷住了，他的面孔极富表情，一会儿讥讽，一会儿诙谐，一会又仰头大笑；在发表意见时马上又那样聚精会神，一丝不苟。毫无疑问，这是当代史上最杰出的人物之一。他从一开始就置身于火热的斗争中，反动派曾悬赏25万美元捉拿他，而他却在农民中间无所畏惧地活动着。从这副面孔中可以看到什么呢?顽强、幽默、足智多谋，一个完全献身于革命而毫不考虑自己的人，另外他还是一个冷静、客观、不偏不倚、善思的人。”
翻开我的笔记，我又记起另一次招待会。我离周恩来很近，这时有一位女服务员端着一大盘茶水走来，她端一杯给总理，他们就站着谈起话来，谈话是那样的随便、自然，女服务员丝毫没有一点羞怯和卑微徽之态，尊重是当然的啰，但是我感到尊重是双方面的。
这种同各种各样的人和任何国籍的人无拘束地交往的才能是周恩来的另一个突出的天赋，这使得他能够代表他的国家在国际谈判和国际会议中起重要的作用。在以后的一些谈话中，我也很欣赏周恩来的另外一些特点：这就是他认为历史是永远向前进的，他对中国人民的未来抱有绝对的信心。中国虽然贫穷，但随着历史前进。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迷恋着过去，想方设法保持现有制度。像毛泽东一样，周恩来认为西方虽然貌似强大，但其不可避免的内部矛盾终将导致西方的衰落。另外，他还是一个最大的现实主义者，他知道伟大的历史变革自有其内部规律，他总是准备抓住有利的时机采取行动。
卡罗尔：世界上最伟大的“第二号人物”
【法国《新观察家》1月12日报道】卡罗尔发表文章，题为《世界最伟大的“第二号人物”》，摘要如下：
虽然周恩来毕生为毛的“意识形态天才”鞠躬尽瘁，但这并不妨碍他在中国共产主义50年的历史上有他自己的特点。
时而是军人时而是谈判者的周恩来，感到需要有一位更有威望的高级人物的庇护。
一切都证明，周恩来总是以一位能够立即解决棘手问题并且从不否认他的讲话的最高领导人的信心进行谈话的。
我在我们的三次长谈中有机会证实这一点。首先是1963年在阿尔及尔，其次是1965年和1971年我在中国度过的6个月中。他善于在这些会见中使谈话轻松愉快，谈话时而被笑声打断，时而插进一些小故事。他从来不使用模棱两可的外交辞令。
“中国共产党要这样。”“党将这样做。”他表达的方式使人对他作决定的权力之大没有任何怀疑。然而，周恩来在谈到更加理论性的问题时，或在加重他的讲话分量时，总是提到中国共产党主席的名字，他常常用这种严肃的说法：“毛泽东主席亲自指示我们”或“毛泽东主席教导我们”。
在大辩论的浪潮落下去之后。在中国设法巩固前几年的政治成果的时候，1971年“五一”节时，我看到周恩来在距毛泽东之后很远地谦虚地走上天安门。但是，在放礼花时，当气氛变得更加欢乐时，人们正是在他的周围感到最大的乐观和快乐。
这正是中国进入世界舞台的时刻，是她恢复同外界关系、其中包括同美国关系的时候，是她胜利地进入联合国和第三世界的时刻。整个这一事业，正是周恩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并以他个人的活跃性利落地领导的。这种个人活跃性使所有的人把他推崇为本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推崇为外交艺术的无与伦比的大师。
他铁一般的坚定地相信世界革命，相信中国在本世纪末会成为一个强大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为此，他满怀信心地和非常谦虚地跟随他的主席和朋友毛泽东到底。代替他将不是很容易的。今天，所有那些业绩忘不了应该归功于这个人——四分之一人类社会解放和标志着我们大家命运的革命的最伟大的创始人之一——的人们，都在分担共产党中国的悲哀。
伊文斯：关心每个人
【法国《世界报》1月10日报道】荷兰电影工作者伊文斯撰文，谈他和周恩来总理的会见情况，文中说：
我第一次会见周恩来，是1938年在汉口，当时他正负责与蒋介石政府联系。我那时刚刚拍摄了《西班牙的土地》并想反映反法西斯战斗的另一个方面：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和革命者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周恩来长时间地向我询问了有关西班牙战争和人民参加反对佛朗哥分子和他的盟军的斗争。他对我谈长征谈得很少，而是热心地向我叙述他们国家的形势。我相信，决定性的行动是从延安开始，因而我决定刊延安去。蒋介石的特务们对我进行阻拦。然而，我终于秘密地拍摄了有周恩来参加的八路军首长们在一所教会学校举行的会议。我们的关系从有保留的关系变得友好了。我们一起唱歌，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谈及个人的问题。
20年以后，我又看到了总理周恩来。他关心每个人的健康，井要求对看护、药物和大夫作明确说明。他继续向他的对话者了解情况。因此，有一天我不得不就1968年的五月风暴和法国出现的新的政治派别的一系列问题作了答复。
周恩来对电影也感兴趣。人们知道他欣赏卓别林的电影，特别是《大独裁者》。关于中国电影工作者，他认为“他们拍摄领导人太多，而拍摄人民不足”：农民和工人被描绘成默不作声。他花了很多力气，以便使中国的电影能采用现代技术。
当我在1971年又到中国时，他责怪我没有带机子来。我们采纳了这个建议。然而，他坚持不要把中国拍成“十全十美”，而是如实地拍摄它有矛盾的现实。他认为，只有这样的观点才是革命的。
索尔兹伯里：具有强烈的现实感
【新华社联合国1月11日电】美《纽约时报》1月11日发表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发自巴黎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对周的回忆；他的思想开朗，他的心忠于毛》，全文如下：
表明周恩来的特点的莫过于这样一点：他对于与亨利·基辛格在外交上斗智感到公开的、差不多是孩子气的高兴。
周先生至少在他的最后几年，并不想掩饰这一事实：没有什么外交会谈真正考验了他的技能，基辛格先生是一个极大的例外。这两个人都对自己的才智、老练、口头和脑筋的灵敏感到自豪。
在与基辛格举行最后几次会议中的一次会议之前，周先生有两天在晚上与一批美国记者谈话，向他们询问关于他将与他的美国对手讨论的问题。他经常高兴得笑起来，并且拍手。
他会说，“哦，这很好。这是我可以对基辛格使用的一种东西。”
这就是周恩来的风格。在他的性格中，香槟多于茅台——中国的一种烈性酒。他热情洋溢。
1954年，在他参加了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返回北京的途中在莫斯科停留时，他作了一次更加引人注目的表演。
参加日内瓦会议是他在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10月当权以后，首次在国际外交舞台上露面。
苏联东道主给周以盛大的外交接待。在一个内屋，周坐下与斯大林死后的政治局委员们——当时以马林科夫为首，包括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和米高扬一共进晚餐。出席的还有与中国建交的非共产党国家的首席外交官即英国、瑞典和印度等国的大使。
当两名西方记者在门口探头往里看时，他们看到周先生逐个向各位客人敬酒。但是，使他们感到惊奇的是，他讲的是英语，这是记者们懂、西方外交官懂、但俄国人都不懂的语言。
当周先生走到米高扬面前时，这位亚美尼亚人以阴沉的声调用俄语说；“周，你为什么不讲俄语?你的俄语很好嘛。”
周先生用英语回答说：“米高扬，现在是你学习讲中国话的时候了。”
米高扬说，“中文是很难学的语文。”
周先生高兴地说：“不要紧，每天上午到我们大使馆来，我们将高兴教你。”
周先生的讽刺性讲话是表明后来为人们所熟知的情况——即中国共产党人与他们的盟友交恶——的第一个公开征兆。
周先生喜欢谈——他机智，会讽刺，难对付，思想开阔。在国民党中国首都重庆度过战争年代的美国记者非常了解这一点。周先生作为共产党政权的代表驻在那里，差不多每天晚上都进行谈话，特别是与美国人谈话。
在其后的岁月里，他毫不掩饰这样一点；这些年曾是他最开心的年月。从1971年开始，直到他的病使他不得不放弃这个习惯时为止，他在北京在同一个又一个美国代表团进行愉快、幽默、但常常是非常严肃的谈话中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夜晚。他好像老也谈不够。当会谈变得越来越轻松自如的时候，他一次又一次地说：“这很好。就像过去一样。”
但是，他所说的过去，指的是在重庆或延安度过的战争年代。在这两个地方，许许多多的美国人首次会见了他。
周先生的精力在1971年和1972年的时候似乎是用不完的，但是，在许多人看来，他也是在抢时间，就好像一天或一夜内的小时数、一周内的天数或者一个月内的周数，不够他完成摆在他面前的任务所用似的。
这并非完全出于热情。他知道他需要知道什么。他使自己了解美国及其政治情况，了解世界。就好像他对西方在中国与世隔绝的漫长年月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都要钻个透似的。
周先生及其非凡的风度何以能适应中华人民共和国，适应毛泽东及其著名的红书，适应文化革命，适应中国农民大众，适应阴谋手法、对地位的争夺以及林彪事件这样的罕见情况的呢?
了解周的人，甚至是对中国有很透彻了解的人，谁都无法完全理解这一点。但是，有一点是周先生从不含糊的：他完全地、彻底地献身于毛主席。他在谈到这位主席的时候，一再以一种毋庸置疑的真诚态度说：“我们所知道的一切都是他教给我们的。”
周先生的老练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同五七学校所体现的那种平等主张——即从事艰苦的农业劳动并用毛主席思想重新教育——融为一体的。周先生从未表现过这个党的农民干部的作风。
他的举止表明他是温文有礼、富有智慧和善动脑筋的人。但是，谁都不怀疑他是柔中有刚的人。
和红卫兵较量
他在文化革命的第一年就显示出了这一点。1966年夏末，周先生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大会堂被一百万、可能还多一些的红卫兵围住（原文如此——编者注）。当时没有人能为他解围，毛主席和林彪（当时的军队首脑）都不在北京，这大概是出于巧合。周同那些把他看作是世界性的革命叛徒的情绪激烈的红卫兵辩论了48小时。48小时后，他辩论赢了。人群散开了，周先生也被放开了。这可能是他的漫长生涯中的最大一次考验。但绝不是第一次考验。作为共产党军队的革命领导人，他曾进行过冲杀。毛主席和周先生之间在个性方面的差别是再大不过的了，但是，在某个时候，他们两人却结成了联盟，岁月的流逝、对手的争斗和政策的改变都没有使这一联盟破裂。
周先生何以能做到这一点?一个答案肯定是他具有强烈的现实感。他总是准备以现实态度衡量中国及其对手。当一些怀有善意的美国同情者力图把中美多年的敌对归咎于华盛顿的时候，他温和地、但是坚决地反驳了他们。他坚持说，中国方面也表现了敌对情绪。这是表明周恩来的注重实际精神和他的远见卓识的一个典型例子。
（原编者注：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最近已经退休，不再担任《纽约时报》副主编了。他在一个很长时期内很熟悉周恩来。他们最后一次会见是在两年半以前。）
